中联办郝铁川否定香港属三权分立政体

2013年8月30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作为掌握苏联党、政、军大权的苏共特权阶层，虽然有同居高位、共享特权这一共同点，但并非铁板一块，其相互关系也远非夫妻可比。因此，在苏联解体这一既关系国家及民族的命运，又关系个人前途的历史巨变中，苏共特权阶层成员根据个人理念和对局势发展的判断及对个人未来利益的考量，自然分化为改革派、中间派、顽固派三个派别，或顺天应人、勇立潮头，积极动历史的车轮；或观望中立、被动适应，待机而动；或昧于大势、逆天而行，试图挽大厦于将倾。

    　　一、勇者，改革派

    　　改革派属于苏共特权阶层中的“异类”，人数很少，其领军人物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主要成员还有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俄联邦总理雷日科夫等人。其特点有三：

    　　一是拥有不贪恋特权、不追求个人权力的胸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处在特权阶层的顶端，他们本可以在权力的高位上安享合法特权带给他的“共产主义”生活，而无需冒险推进改革。如戈尔巴乔夫在其54岁时（1985年3月）就当上了苏共总书记，“拥有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权力”。他完全可以象勃烈日涅夫那样，置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面临的巨大困境于不顾，在巩固自身权力后对党和国家作一些不痛不痒的 “完善”，然后在“龙椅”上呆个二三十年。可是，他却傻瓜似地上台就向自已的权力基础发起了进攻。而且把最具风险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首选，以推行公开性为突破口，继而大力推进民主化改革。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改掉了自已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苏军最高统帅的职务，近乎狼狈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而1985年8月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同样拥有享用豪华别墅、在高干特供商店“购买”特供商品等特殊生活待遇。如果他积极适应党内“潜规则”，凭其个人能力和已有的突出政绩，日后不愁飞黄腾达。但是，叶利钦执掌京畿重地莫斯科后却首先实施了反对特权的改革。他不单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大肆揭露苏共上层的特权腐败，泄露“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这些党的高层“机密”，而且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让他的妻子奈娜同普通市民一样上街排队购物。甚至为了促进苏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惜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打破高层政治生活惯例、挑战“一言堂规矩”，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改革迟缓，并提出要退出政治局。结果遭到所有政治局委员和部分中委的大批判，被革除了党内所有领导职务。

    　　二是具有推进历史变革的非凡胆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遭到党内特权阶层中许多人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但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他采取“不换脑袋就换人”的严厉组织措施，到1987年初将政治局委员更换70%，各州党的书记更换60%，苏共中央委员更换了40%，搬掉了一大批改革的“绊脚石”。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善于使用媒体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使个人威望直线上升，掌握了改革初期的主导权。

    　　而叶利钦在莫斯科当政期间，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部署，改革指施也是大刀阔斧。数月内，莫斯科市33个区委书记中，就被他撤换了23个。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撤职后，其因倡导改革、反对特权而受难的“殉道者”角色，使其声名鹊起，成为苏联政坛上民主势力的实际领袖。此后，他携如日中天的声威参加1989年3月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1990年5月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1991年6月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均以绝对优势高票当选。1991年8月19日，特权阶层中的顽固派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禁锢的情况下，身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挺身而出，毅然扛起反对、平息政变的大旗。他犯险赴难登上白宫广场的坦克，慷慨激昂地向苏联人民和苏军官兵发表反政变演讲……。苏联解体后，作为平息“8·19”政变英雄的叶利钦成功入主克里姆林宫，并在此后连任两届俄罗斯总统，成为一名世界级政治人物。

    　　三是具有洞察时势、把握历史机遇的大智。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侥幸问鼎一国权力宝座的人能遇到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历史机遇也许全靠上天的垂青。但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到来时，能够把握机遇、施展抱负、果断作为的少之又少。许多当权者在高位上抱残守缺、尸位素餐，甚至“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以路易十五的心态执政，沦为政治庸人和历史的匆匆过客。

    　　如果苏共执政74年真的是历史的宿命，那么上天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确实是格外眷顾。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抓住了历史机遇，顺应世界民主宪政的潮流，果断在苏联推进民主化改革，使自已成为改变历史的政治伟人。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尽管至今还有人把戈尔巴乔夫看作是苏共的叛徒和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说他联手叶利钦搞垮了苏共，搞掉了苏联。但独立后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过上自由民主生活，俄罗斯GDP升至全球第五、以人均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人民决不愿意重回苏联时代的事实，充分证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改革派所作的选择的正确性。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3月2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之际专门致电祝贺，并向他颁发了代表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鲁勋章，以表彰其在国家艰难时刻作出的贡献。而叶利钦则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的“给了俄罗斯民众自由”的崇高评价。

    　　二、智者，中间派
   < br />    　　中间派在特权阶层中人数有多少当然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根据在引起苏联解体的大变革中，特权阶层中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是少数、公然跳出来反对改革的特权阶层成员也是少数的事实，可以判定特权阶层的大多数成员属于中间派。其特点有五：

    　　一是人数虽多，但无核心、头面人物，也没有什么组织。特权阶层成员固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这种共同利益仰仗的是体制。因为特权阶层的成员都是苏联党政系统的中高级官员，属于“体制内”人。在改革尚未危及苏共执政时，在苏共特权阶层内只能有党组织，不可能有别的组织。尽管1989年后党内出现了“民主纲领派”和“团结、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全苏协会”等派别。但加入这些派别的毕竟是少数。而对多数只想维护现有特权利益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依靠的最好的组织就是苏共。

    　　二是态度两面，心态徬偟。对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来说，维护现有体制的稳定，将现有体制固化、延续下去，最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因此，特权阶层从自身利益考量，会本能地反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

    　　但是，他们对改革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又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可以说在不自觉的支持。究其原因，首先改革是由党的总书记发动的、以党中央决定甚至是以法律的形式布署的。如公开化的改革有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的《新闻出版法》；民主选举和多党制方面有1988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党政分开的决议，1988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1990年2月中央全会作出的放弃一党专政的决议，及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六条的修改。这些大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拔的高级官员，即使不考虑感恩，也要按组织原则与总书记、党中央“保持一致”。

    　　其次，公开化、真正的民主选举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获得舆论一边倒支持和民众的强烈拥护。就连铁杆的强硬派、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也只是抱怨“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其他人更不会愚蠢地引火烧身，跳出来公开反对改革。

    　　第三，改革暂时还没危及苏共的统治和自己的官位，没有危机他们的特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选举改革，暂时还只是在苏维埃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中进行，尚未推进到党内民主选举的地步。苏共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也并不等于立即失去执政地位。如果不是“8.19”政变失败后苏共自行解散、苏联很快解体， 1990年1月才成立的“民主俄罗斯”，恐怕在三五年内也难以通过民主选举取代苏共执政。特权依赖于专制。只要苏共不倒、他们的官位不丢，特权阶层享用免费别墅和交通工具、在特供商店用象征性的价格购买各种生活用品等合法利益就可以继续。在“8.19”政变中，戈尔巴乔夫就是在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度假中被禁锢的。

    　　三是骑墙观望，行动投机。正是由于中立派们对改革的两面态度，决定了他们在行动上的被动保守和小心谨慎。他们在改革中骑墙观望，随时窥测“买大买小”、“选边站”的时机，以图“双保险”。当改革尚未发展到危及苏共执政地位、导致苏联解体，危及自己的官位和特权时，他们被动适应、消极应付；当他们察觉到不可逆转的改革将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就会“弃暗投明”，放弃苏共和苏联这艘“沉船”，转而积极支持和参加民主派活动，积极支持和投身自己所属民族的争取独立活动。如俄罗斯的一些党政官员，发现叶利钦在苏联人民代表、俄罗斯苏维埃主席、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声望日隆，有可能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苏俄的“真命天子”后，纷纷转投叶利钦麾下，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的成员。而波罗的海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如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等，从1988年起就开始领导和推动独立运动。立陶宛共产党则在1989年12月就宣布脱离苏共，宣布立陶宛独立。

    　　四是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具有巨大作用。中间派的态度对改革派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在特权阶层内部改革派、中间派、顽固派势力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下，改革派借助民众力量就可改变力量对比。后期中间派的转变和加入，则使改革更加不可逆转，进程大大加快。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不是骑墙、观望，而是坚决反对和抵制改革，他们未尝不可象搞掉赫鲁晓夫那样搞掉戈尔巴乔夫，或者在中央全会上投票否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如果真是那样，尽管民主化大潮不可阻挡，苏共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不可避免，但变革的历程势必拖长，甚至会一路腥风血雨，所有社会成员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虽然从人品上看，中间派的骑墙摇摆、看风使舵、投机取巧似乎显得不那么高尚，但其在苏联历史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选择也是理性、明智的。

    　　五是整体在苏联解体中获利最大。中间派不具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胸怀和胆略，自然不会象叶利钦那样得到最大的利益，也不会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历史地位。但总体上来说，他们是从苏联解体中获利最多的一群。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高级官员“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继续担任着高层领导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还有一些前苏共高官在后来俄罗斯实行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中，利用自己官场积累的人脉和管理经验率先致富，甚至成为俄罗斯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大享。对此，有些人愤愤不平，并以此作为苏联解体是整个特权阶层“自我政变”的铁证。

    　　其实，这一切并不奇怪，也没多少不合理因素。首先，苏联的解体是和平转型，没有进行所谓的“清算”。苏联解体后，当初俄罗斯也有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没能得逞。叶利钦于1991年11月6日签署了《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决定“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其次，中间派中的不少人提前“觉悟”，积极投身民主化和民族独立运动，成了各个新国家的功臣，也应当“论功行赏”。第三，原苏共特权阶层中的多数成员毕竟是苏共网罗的精通业务的专家，以及科学、艺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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