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官员出政绩就走人留下烂帐照升迁 ★★

　　但最近中共党内期刊《求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最近的权力交接制度很像其历史上的“禅让制”，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很成功，因为在过去三任领导人在位期间，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文章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制度比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位于中东、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世袭制更胜一筹。西方的民主制有缺陷，因为统治阶层更迭过于频繁，而世袭制就相当于终身制。这篇长文提到：“回顾历史，放眼世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近一百年来最成功的制度，也是世界范围内近60年来最好的制度。”中共的新闻网站cpcnews.cn和其他国有媒体，也刊登文章歌颂这种古代政治体制优点，并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统治形式。

　　“退位”一词现已引起了全国关注，引发了各界学者、媒体以及成千上万网民的激烈讨论。由于王朝统治历史悠久，有人认为中国人期待的是开明的仁君，而不是个人自由。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将皇位传给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其继承人的退位制，就自然而然被奉为上上策。

　　传说这一做法始于大约公元前2850年至公元前2070年间，尧帝将皇位传给舜帝，之后舜帝又传给了禹帝。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三位皇帝可能代表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向封建家长制过渡时期，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阶级统治制度。历史学家表示，唐朝的黄金时代（618-907）和宋朝的鼎盛时期（960-1297）也曾采用退位制。这两个时期是中国的复兴时期，当时的中土之国以其飞速的经济发展，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名震四方。

　　但很多分析家和微博用户对此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这反映出当权者的思维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古代传说将其统治合法化，而置全球的趋势于不顾。一位微博用户说：“退位就是一国之君，如皇帝让位。这一封建制度怎么能够应用到现代社会呢？”

　　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刘康说，退位或在统治精英阶层内部的权力交接“反映出中国领导的想法，他们既是古代中国帝王制的接班人，又是实际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共同拥有者和管理者”。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喜根称，这种说法“实在太有创意了”，文章作者居然将中国的领导层更迭看做是某种形式的退位，可能试图重新解读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权利交接来增强其合法性。李喜根指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中国政治体制中从未出现过“退位”的迹象，“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自愿让位他人（这是字典对『退位』的定义）。”事实上，近些年的权力交接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无休止的残酷内部斗争。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换届一度历经艰难。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直至1976年逝世才退位，未在有生之年把手中职权交给他选出的三位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试图根据任期和年龄限制，推行强制退休制度，从而取代领导人终身制。邓小平的确是在辞世前离任，但由于政见不合罢免了既定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邓小平挑选了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成为第四代领导人。但在1997年逝世前，邓小平继续执行其无可争议的权力。在2002年的第十六大上，江泽民让位给胡锦涛。这是自中共成立以来首次有序顺利的权力交接，没有出现帝王般的强人。胡锦涛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十八大时让位给习近平。

　　但是尽管许多古代的制度下，皇位是通过退位传给了下一代，但历史学家称，继任者多数都是强取豪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证实了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一句话：“只有在强权的威逼下掌权者才会退位”。

　　中国领导人采纳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却直截了当地排斥西式民主。

　　在一些分析家的眼中，最近的争论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次道德与智慧的挑战。这符合习近平提倡的实现民族主义使命，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分析家称习近平想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大国在国际上寻求一席之地，从而推行中国与别不同之论。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曾锐生表示，这“与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密切相关”。过去六个月以来，习近平通过与西方划清界限、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承诺重振中华民族往日的雄风等方式，极力塑造党的新形象。分析者说，最近的这种说词也反映出，在历经了过去十年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风云变幻后，中国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自信。

　　《求是》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就把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革命不断的状况作了对比，还比较了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与西方国家经济低迷的现状。文章中还提到：“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曾锐生还说这篇文章“反映出自从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似乎屡屡受挫以来，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对于中共协商式的列宁主义充满自信。”

　　习近平在最近发表的讲话中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但中共总是有选择性地吹嘘成就，通常不会提起创造经济奇迹时所付出的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环境急剧恶化，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降，腐败现象猖獗等因素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毛主席当年执政时的美好岁月”
了。

　　刘康说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强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紧跟全球化的大趋势，那么将会动摇中共一党执政。他还说，一代“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会受到全球化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包括已被普遍接受的个人自由，权利和民主等观念。刘康说：“自吹自擂式的中国模式很可悲，反映出当权者并没有意识到并尊重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情和想法，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

　　曾锐生称《求是》中的文章缺乏理智的说服力。他说：“协商式的列宁主义优越在哪里？使用野史—不真实不客观的历史记载称为野史—毫无说服力，『最伟大的制度』绝不是『退位制』。”他还说所谓的退位制只是退休和晋升制度的基本制度化，这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是常规做法。他说：“恐怕《求是》这篇文章是无中生有罢了。”

　　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家张明说，提出“封建退位制”表明中国领导层不愿意接受普世的价值观和全球趋势。中国领导人依靠经济发展增强一党制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历史，正视创造财富和民主制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

　　哈佛大学的的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的名着《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书中总结道：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绝大多数富裕国家都采用民主制度。来源: 南华早报▲◆★●■☆

马英九王金平撕破脸台湾政坛将掀血雨腥风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9402

2013-9-9：台湾总统马英九昨日高调斥责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涉关说案，严重伤害台湾民主与法治。事件持续发酵，有媒体称之为台湾政治风暴。

　　台湾几大媒体大篇幅报道事件，并对马英九为何如此严厉批评作深入解读。

　　台湾东森新闻称，马英九和王金平二人心结已久不是政坛秘密，此次抓到王金平把柄，让当过法务部长的马英九终于有机会出手。报道认为，马英九记者会说话几乎不留情面，表明二人已“撕破脸”，国民党内部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台湾着名专栏作家郭正亮在《美丽岛电子报》以“马重登大位，王弃械投降”为题撰文。他分析称，争议并不只因为涉案三人都位高权重，更因为特侦组的处理过程备受质疑：一、特侦组事证只有对王柯监听记录，以及约谈部份当事人记录，完全没有直接证据，不但遭到涉案三人全面否认，甚至包括承办检察官林秀涛也认为特侦组扭曲她的陈述本意，形同滥权解释。二、特侦组以简讯通知，表示将召开“重大司法风纪事件结案记者会”，请媒体“切勿错过”，如此大张旗鼓，仿佛将宣布侦破重大弊案。但雷声超大，雨点却微不足道，特侦组显然自知证据不够充分，不敢直接提出诉讼，只敢移送“不敢打老虎”的监察院处理。如此曲折做法，显示用意不在真正办案，只在提出雷声超大的政治警告。

　　相比之下，截至今天下午，内地媒体对马、王之争的报道则相当低调，且少有分析。几家官方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基本只是转述台湾主流媒体的信息，新华社甚至没有把有关报道放在其网站首页：新华网首页上与台湾有关的报道中，位置最高一篇是一则民生新闻，标题为“台湾57岁作词人和17岁女友近照曝光网上默契”。

　　受内地新闻管制的影响，除少数央媒有报道台湾事务的的权利外，其他媒体都只能引用新华社报道，评论空间也不时会受限。

　　由于缺乏对台湾事务的了解，尤其不熟悉台湾的政治人物，内地网民关于此事的讨论也不算热烈。在少见的网络评论中，总部在广州的着名学术期刊《开放时代》执行主编吴铭调侃称，马、王决裂，令王有了敌人。

　　“台湾政坛过去有一种说法：马英九没有朋友，王金平没有敌人。因为前者有政治洁癖，后者一贯长袖善舞、『蓝绿通吃』。此番痛批形同摊牌，决裂已不可避免。换言之，马英九依然没有朋友，王金平终于有了敌人。”吴铭在内地最活跃的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表示。

　　发生中的台湾政治风暴也引起香港、新加坡等地华文媒体的关注。但事发突然，包括总部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内，有关报道也多以综述台湾媒体信息为主。来源: 南华早报▲◆★●■☆

失去诤友令中国腐败愈演愈烈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9404

文章提供于 2013-9-9：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日前被中纪委双规，成为首名被查处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迄今为此，十八大后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已达九人。

　　由中共十四大开始，每一届中央领导层上任后都会拿一批贪官祭旗。中国民众对此已习以为常，因此，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既打老虎，也打苍蝇”时，不少人都以为走过场而已。然而，随着省部级高官密集中箭落马，人们开始认真看待这一波反腐行动了。

　　包括蒋洁敏在内，石油系统已有五名前任或现任高层落马。这些人都与一位曾经长期在该系统工作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关系密切。今年六月落马的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也是其心腹。各条线索逐渐汇聚一点，大老虎呼之欲出。

　　人们为反腐行动的进展欢欣鼓舞时，脑海却浮现一个疑团：二十多年来，每年被整肃的贪官数以千计，其中都包括十个以上的省部级官员，迄今已有三名政治局委员身陷囹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更被处死。中央反贪可说是不遗余力，但贪官为何越反越多？

　　二十年前，每当有司局级官员被查处的消息曝光，本港各传媒都如获至宝，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而现在，即使副部级官员落马也只发三四百字的短稿，司局级官员被调查，则只会发一条几十字的短讯。贪官新闻之“贬值”，从侧面佐证贪官队伍的急速膨胀。

　　众所周知，内地官场腐败越演越烈，主因是权力缺乏制衡。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然而，设计和建造笼子却非易事。

　　事实上，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内地对权力的制衡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大大削弱了。当年各级人大常委会内有一批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党政当局不能不给面子。现在，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已退出政治舞台，再加上近年规定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主任，人大对党政机构的监察名存实亡。当年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有一批曾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诤友，他们敢于批评当局。现在诤友没有了，尽是唯唯诺诺之辈，没人会对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一些官员出政绩就走人留下烂帐照升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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