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婚配大全！申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82bcb7001016mhe.html?tj=1
次吉还有狗兔牛， 疾病困苦遇亥猪，
灾难灭殃逢蛇虎， 无刑无克配鼠龙。
申猴与巳蛇六合，因此最宜找个属蛇的对象，此乃上上等婚配。
其次是与子鼠辰龙三合，故也宜找个属鼠属龙的，此乃上等婚配。
申猴与寅虎相冲，因此最忌找属虎的，此乃下下等婚配。
申猴又与巳蛇寅虎构成三刑，三口人之间不宜虎、蛇、猴这种配合。
申猴又与亥猪相害，因此也不宜找属猪的，此乃中下等婚配。
今 日 看 点：2013-11–06▲◆★●■☆
如果消除腐败，中国GDP还可以再翻2番原创 ★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5/44/85/6_1.html
中央军委主席为何不穿军装？★
http://club.mil.news.sohu.com/shilin/thread/1vr29w8mvkc
全军和武警部队整风：军职干部的秘书一律清退★★
http://military.cntv.cn/2013/11/06/ARTI1383698785756206.shtml
1994年北京悍匪枪杀32人：致1中将降职1少将撤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1/04/2767250.htm
毛主席当年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1/04/2765637.html
日本没资本与华开战 只要开战日政府必输★★★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3_11/05/30962114_0.shtml
如果消除腐败，中国GDP还可以再翻2番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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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6 作者:孟德
世界银行的关于“腐败成本”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每年被用于贿赂和腐败行为的金额高达当年全球GDP的3.3%，2012年度全球 GDP 71.7万亿美元，腐败金额达到惊人的2.3万亿美元。
“中国在这方面的数字可能是10%左右。”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同意10%的判断。而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隐形经济学家黄苇町则认为，“5%~7%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PS：记住这是2004年的数字，今年是2013年，腐败程度可能发生大变化）
按报告主持人、世界银行学院治理局局长丹尼尔·考夫曼的说法，腐败成本包括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实际行贿数额的估计值。并且还不包括被挪用的公共资金或被盗用的公共资产。
这次报告衡量的重点是从私营部门（企业和个人）流向公共部门的贿赂规模。如果将贪污和盗用的公款计算在内，实际的经济损失就会更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教研室主任程文浩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惊的，但关于腐败成本的估计数字很多，涉及估算的话，我一般很谨慎，通常这些估算没有足够的根据。”
程文浩博士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考夫曼的报告中也指出，计算出的全部腐败交易值不过是总腐败成本的一部分，而未计算在内的贪污和盗用公款才是新兴经济中减轻贫困、减少不平等和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的一个主要障碍。
这份报告还估计，如果各国能够消除腐败现象，GDP就可以翻4番，全球儿童死亡率可以下降75%%。考夫曼评论说：“我们发现了被我们称为‘400%的治理收益’。”
所谓“400%”的治理收益是指，一个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的国家，如果采取遏制腐败的措施，改善治理和法制状况，就可以预期其人均收入将在长期内上升到8000美元。
（PS:400%应该是翻2番)
黄苇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GDP翻4番就太多了，如果没有腐败的话，如果各国市场化运作公开、透明的话，那么GDP增长200%是有可能的。”考夫曼在报告中还谈到，数据使治理腐败和制度变化非神秘化、非感情化和非轰动化了，使更深入和冷静的对话成为可能，它使人们能够对从证据中得出的经验教训进行计量研究，从而推动该领域的进步。
制度监督专家钟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们现在也最需要量化的研究。马克思说，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数学量化的东西，反腐败走向制度化科学化，那么肯定需要很多量化的基础研究做支撑才行。”我国腐败黑洞有多大
黄苇町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腐败是最可怕的，我们国家大概比3.3%这个数字略高一点，也可能差不多，总之不会比这个数字低。”
黄苇町表示，“比较起来，国际倒数的头20名不是我们，5%~7%就很不低了。”
对比2004和2011年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透露，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CPI排在2004年第66位3.4分，2011年第75位3.6分。用CPI“10分制”的指数看，中国处于“腐败比较严重（2.5-5.0）”区。
胡鞍钢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用数字来量化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在《腐败黑洞》一文中说，腐败使中国每年蒙受的损失（人民币）数以千亿元计！（2004年）
胡鞍钢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曾正色指出，腐败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污染、最大的政治挑战”。
根据胡鞍钢教授2000年9月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若扣除一部分重复计算，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占GDP总量比重的14.5%~14.9%。
“尽管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腐败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腐败已经是吞噬人民和国家财富的巨大‘黑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党和政府采取旨在防治腐败的制度性措施时，腐败的经济损失会明显减少，仅取消各种乱收费在1997~2001年间就使老百姓和企业减少经济损失达1700多亿元。”胡鞍钢说。
据了解，中纪委辖下的《国风》杂志最近透露，省部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涉及私营企业的占77%，经济类涉刑案件和私营企业主有关的占86%。
有学者针对这个数字提出，不能说这些腐败案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存在造成的，关键是公共权力的建设要到位。黄苇町在表示担心的同时，对反腐败也表示出了足够的信心，他说，为什么权钱交易这么明显，就是一些政府行为没有退出市场，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监督制约制度的完善，腐败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中央军委主席为何不穿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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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军委主席穿得是“军便服”
百度百科的回答：军便服：男式服装的一种。由军服演变而成的一种便服。立翻领(似中山装领型)，前身上下左右有四只带袋盖的挖袋。特点是袋盖表面不露钮洞，在里面装钮攀，外观端庄、大方，且富有生气。多用卡其类或粗毛呢制作。
十年“文革”，开始了“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文革时期，最时尚的装束莫过于穿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胸前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除红卫兵外，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穿起了军便服。服装市场也开始出售草绿色上衣和裤子。在原有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思想风尚中，又增添了浓烈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
全军和武警部队整风：军职干部的秘书一律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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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06日 新华网 作者：李宣良 毛俊
召开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
[提要]：各大单位党委围绕军委明确的9个方面问题，采取“说清楚”“交明白账”的办法，即知即改、立说立行，对超占的住房都作出腾退承诺，对固定使用的越野车实行集中统管，对军职领导干部实际使用的秘书全部清退，并向军委提交自查自纠情况报告。
资料图：解放军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
新华网北京电：召开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集中查摆纠治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安排，全军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党委近期相继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
各大单位党委坚决贯彻落实“标准更高、走在前列”指示要求，认真学习对照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借鉴贯彻河北经验和体现整风精神，聚焦“四风”查摆问题，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制定深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委班子建设的措施办法，取得重要认识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
——各项准备工作扎实充分。会前听取意见既面对面又背靠背，既请进来又走出去；思想动员深入及时，查摆问题联系个人实际，各大单位党委常委认真撰写检查材料；谈心交心敞开心扉、坦诚相见，深入沟通思想、交换意见，为开好会议奠定了基础。
——会前解决问题见底见效。各大单位党委围绕军委明确的9个方面问题，采取“说清楚”“交明白账”的办法，即知即改、立说立行，对超占的住房都作出腾退承诺，对固定使用的越野车实行集中统管，对军职领导干部实际使用的秘书全部清退，并向军委提交自查自纠情况报告。▲◆★●■☆
1994年北京悍匪枪杀32人：致1中将降职1少将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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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快乐老人报 于 2013-11-04
核心提示：“田明建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何道泉中将遭到降职处理，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宝康少将被撤职，两个副司令员也遭免职。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10月31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1982年天安门广场驾车撞人事件》
1982年1月，天安门广场曾发生一起驾车冲撞事件，致使5人死亡、19人受伤。
惨案：广场留下100多米血路
1982年1月10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照相的人很多。11时，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一厂动物园车队23岁的女司机姚锦云，驾驶一辆华沙牌出租车闯入天安门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她加大油门，从国旗杆西侧照相摊位密集的游人中穿过，冲向金水桥的中桥。在接连的碰撞声与惊恐的尖叫声中，汽车爆发出“咔嚓”一声巨响，卡在金水桥的汉白玉桥栏上。“轿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至金水桥之间，留下100多米的血路。”2003年发表在《人民公安》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拼命追赶轿车的两名交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车前，车内的司机正用头狠命地碰撞方向盘和车窗玻璃。”
面部受轻伤的姚锦云，被交警送往医院。有5人因她的行为而惨别人世，19人受伤。很快公布的事故原因，并没有当时外国媒体所猜测的那样复杂。这起最初在报纸上以“反革命”面目出现的事件，仅源于一次罚款后的沟通不畅——4天前，姚锦云因未完成车队调度任务被罚30。6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生活费。
探因：到天安门自杀制造影响
据公开材料，1981年12月，姚锦云只完成15次调度任务，距公司规定的52次差距甚大。车队领导强调，如果姚锦云下月能完成或基本完成调度任务，罚款可以不扣。
姚锦云对这个处理结果非常不满，她的委屈在于：“今年1月份才定的新规定，为什么要反过头扣上月的？你们是存心整我，欺负我！”1月8日早上，队长靳景义、副队长孙堂一同找她谈话，姚锦云动怒，靳、孙二人当即决定暂不让她出车。她在事后的口供中透露：“本来急于挽回损失，争取下月不被扣工资，得知领导不让出车后很生气。”1月8日下午，车队宣布姚锦云正式停班，此后的领导谈话仍未能化解矛盾。10日，姚锦云来到车队要求出车，孙堂对她说：“等队长回来再谈，你带着思想情绪开车不利于安全。”她双手揪住孙堂的衣服前襟，被旁人拉开。10点多，一名司机驾驶华沙牌轿车回队，把车钥匙放在办公室桌子上，姚锦云抄起钥匙就把车开走了。姚锦云被捕后交代，她原本想到公司告状，在想到当日是星期天不上班后，“没地方说理去，干脆不活了，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撞桥自杀算了！撞不死，掉到金水河里也会淹死，而且可以制造影响，让领导重视我的问题，追究车队领导责任，我死了他们也好受不了！”
结局：姚锦云被执行死刑
1982年1月30日，姚锦云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2月19日，她被执行死刑。此时，距案发40天，距她24岁生日仅3天。姚锦云1958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曾是冯玉祥的秘书，后到北京铁路二中教书，母亲是西直门第一小学的数学教师。“文革”期间，姚家经历过多次抄家，姚锦云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嫂子分别自杀。姚锦云11岁时，父母被送到乡下，房子被没收，她和哥哥另搬他处。父母回城后，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里挤了一家4口人。1977年，姚锦云到顺义县赵全营公社红铜营大队下乡插队。1979年底，姚锦云被调回北京，据说是姚父动用了关系，才使她可以提前回城。
老邻居周荣彦回忆，姚锦云被捕后，姚家并没有表现出异常，“一直很平静”。当时周在煤厂上班，厂子里让他在家歇班几天，“看着姚家，看都有什么人来”。事后，周得知这是当时公安局的安排，“出这样的事，政府很紧张，国外都盯着，刚开始以为是什么政治事件”。周荣彦还记得，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后来大概是姚锦云父亲动用了在司法系统的关系，第二次见报的时候抹去了反革命的字眼”。
姚锦云被枪决后没多久，有人注意到广场上竖起很多栅栏和隔离墩，“以前的广场是没有遮拦的，道路和广场连成一片”。（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法律与生活》）
田明建：
疯狂枪杀32人
事情发生在1994年9月。田明建是驻守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中尉副连长，因往日工作中的矛盾，由对上级领导产生不满情绪，发展到建国45周年国庆前屠杀战友，到天安门广场制造影响的地步。那天早上6时40分，趁部队出操训练的机会，他手持事先准备好的81式冲锋枪，打死了包括团政委等领导在内的23名官兵后，一路杀往市中心，在建国门立交桥至雅宝路之间遇到警察阻击，又打死9名过往行人。
当时杀手田明建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由于警方拼死阻挡，最后他被击毙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田明建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何道泉中将遭到降职处理，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宝康少将被撤职，两个副司令员也遭免职。 ▲◆★●■☆
毛主席当年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1/04/2765637.html
人民网 2013-11-04：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近日在京首发。该书由1998年拍摄电视文献片《百年恩来》主要采访记录整理而成。原采访200余人，本书选取有重要价值的34人的采访记录，这些讲述人均为与周恩来有亲密交往者。选题内容生动感人，再现了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全书基本保持了被采访人的个性和语言特点，使读者能从书中共同体验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与最真挚的情感。书中的许多被采访者已经故去，因此本书所记录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更加弥足珍贵。
《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封面 资料图
本文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主编：邓在军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9
新的开端：周恩来亲自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林丽韫（全国人大原常委，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972年9月25日中午时分，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高云淡风轻。首都机场上，少先队员们高举鲜花，载歌载舞，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的到来。我紧随在周总理身后。对于年仅39岁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牢记的日子。当田中角荣走下舷梯时，周总理说：“欢迎你来！”他和田中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那一刻，中日双方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田中自己后来也说，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就紧跟着后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尼克松同中国进行秘密外交，它的这些盟国也都看着呢。当时的说法是：不要赶不上最后一趟班车。
日本的舆论有个形象的比喻：有的首相是“鸭子戏水”。但田中不是，从田中上台前的讲话中就看出他极有可能迈出这一步。于是，周总理就派出孙平化、萧向前当先锋，到日本去做准备工作。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国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表示： “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到了一定阶段要实现政府首脑访华。这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日方正在为此做准备，如去北京，一定要有丰硕的成果。”还说：“因为田中首相和我都是政治家，这是有关我们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日本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日中两国也均事关重大”。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田中访华一事完全确定了下来。
9月25日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天气特别的好。机场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周总理陪同田中一行到钓鱼台宾馆，一坐下来田中就问周总理：“这个钓鱼台宾馆什么时候盖的，这么好的宾馆。”周总理说，“这是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么一来宾主就打开话题，谈笑风生了。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我有幸全程担任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翻译，并参加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翻译错将田中谈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伤害译成“添了麻烦”
在抵达北京的当晚，田中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生了一个曲折。那天，我和唐闻生分别担任周总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译。按惯例，领导人的讲话由本国的译员来翻译。田中的随身翻译是在台北学的中文，他将田中在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地译成了“添了麻烦”。这时，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总理一侧的唐闻生立时表示不满：“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周总理听到了小唐的话。我知道这句话日文的原词，也觉得翻译得不好。日文的那句话，如果翻译的时候在词汇的选择上更贴切些，更符合原意些，在词汇上带有道歉的成分，就是将道歉的意思表达得更好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翻译却选择了轻飘飘的“添了麻烦”的表达方式。周总理当时很平静，是在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才提了出来。当天，款待客人的礼节还是顾及到了。
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我就想过，翻译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声的机器。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老人家对我们翻译工作要求是很严谨的，他鼓励我们要做到博学多才，要努力学习，扩大知识面。对工作对象要做到十分了解。他自己更是做在了前面。田中来访前，周总理就特别要求我们看田中1972年6月担任首相前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里面有田中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方针。他还嘱咐我们，尤其是谈判时的翻译更要严谨，特别是条约性的译文，一点也马虎不得。他在日本留学过，我在翻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听。他很体谅翻译。我在翻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第一条还没有翻译完，他就小声地帮我提示第二条，当时我特别地感动。
田中评价周恩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在家的时候有自己的豪宅，有院子，还养了锦鲤，他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活动，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将我的生活习惯调整得跟他比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送简报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尽管周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谈判期间10点之后不要再送简报了，可实际上还在送，他看材料还是看到很晚，有时候三更半夜要材料的情况都有。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
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对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周恩来解答：毛主席当年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当时周总理拿了一张纸，将这几个字写了出来，很平和地交给了田中。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日本外相险醉酒失态 周恩来不露声色维护其面子
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大平外相显得异常高兴，在酒宴上频频敬酒。这时，我听到田中用很惊讶的口气说：“哟，大平君，不得了，这么能喝酒啊？大平君今天大功告成，太高兴了，开怀畅饮，从没看到他这么喝酒的，他酒量如此之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我跟着周总理，一向是什么都要翻给他听，要把场面上的情况让老人家知道，于是，我就将田中的话翻给他听。田中这很普通的一段话，周总理就听进去了。
不一会儿，他就对我说：小林，你跟我走。我当时还没有体会到老人家的意思，他就拿着酒杯，站起来走过去。走过去以后就陪着大平向那一桌的主人、客人敬酒，说了一些为中日友好、为客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然后，周总理十分巧妙地对大平说：“大平先生，请同我们一起回座位吧。”大平那时的酒也差不多了，但还没到喝醉失态的地步。周总理就很自然、很体面地在别人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将大平请回了座位，没让他再喝下去。
别人都没注意到田中的一句话，偏偏周总理就注意到了，就细心到这个程度。当听到田中说“大平这么开怀畅饮，我是第一次看到”时，周总理就立即采取了措施。处于兴奋状态的大平外长如果那样喝下去，肯定会醉酒失态的。而周总理考虑到一国的外长，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欢迎宴会上，失态后总是有失于这个国家的体面。所以就主动把他请回到座位上。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真巧妙，不露声色。他就是特别为别人着想，这么大的场面，维护了大平的面子，没让他失态。外长喝醉了酒，那不是成了大笑话了吗？
周总理高度评价田中角荣：他比尼克松勇敢
周总理在大会堂东大厅会见日本客人，合影完毕，日本记者还在那里不停地照。这时，就有礼宾官让客人们入座，并请记者离开。结果呢，周总理就走向大厅外，他的一步差不多等于我的一步半，我就跑步紧跟着他。他出去，干吗呢？他去跟记者打招呼了。他说：“刚才没来得及跟你们握握手，没跟你们致意啊。” 日本的记者都很高兴，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周总理会是这样的。他所做的诸如种种“小事”，每一个细节，都一次次打动着日本客人，也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小事，汇集成促进中日友好的力量。
就这样，在谈判期间，周总理还细心地安排了田中的饮食起居。对田中的生活细节，事先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包括国宴上的音乐，也是把田中家乡的音乐给奏出来了。田中听了很意外也很高兴，老家的音乐都出来了能不高兴吗？最后周总理还陪着他，到为田中演奏的我国军乐队那里去答谢。
送别田中时，周总理这样说：“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 周总理十分欣赏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事后，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讲，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有勇气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就会名垂青史，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说田中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别人当首相不一定有这个勇气，敢超在美国之前跟中国建交。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
日本没资本与华开战 只要开战日政府必输 ★★★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3_11/05/30962114_0.shtml
2013年11月05日环球时报：日本野心大胆子小，行动软嘴很硬
中日会在钓鱼岛“擦枪走火”，并进而爆发一场局部战争吗？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分析认为不会，基本理由是：日本不敢打，中国不想打。
中国不想打的原因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挑衅很愤怒，巴不得好好教训它一顿。但中国社会总体是理性的，真正认为一场战争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国人并不多，人们更希望能在钓鱼岛问题上压制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态。实际支持通过非战争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的中国人更多。
日本不敢打，是很多中国从事对日外交和研究工作者相当坚定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根本没有资本同中国开战，一旦两国打响，无论打成什么样，日本社会将陷入惊慌，政府在政治上必输。安倍对华强硬并渲染紧张的意图是要推动修宪扩军。不仅他本人，整个日本没有与核大国中国迎头猛撞的意志。
然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日本作为区区岛国，历史上同中俄美三大国都发生过战争，它有时的冒险几乎就是自杀式的。东北亚风云变幻，现在无法预测今后中国的“不想”同日本的“不敢”将如何互动，以及产生什么变化。
但至少在目前的“不想”和“不敢”之间，中国事实上历史性地处于对日关系的战略主动地位上。日本这些年一直扮演了挑衅者角色，但无论在靖国神社，还是在东海，日本的瞎折腾都无力对其地缘政治困境做出改善，日本的对华被动逐年增加。
比如在钓鱼岛，日本搞“国有化”导致中国的猛烈反击，中国执法船在该海域的常态化巡逻打破了日本之前的所谓“实际控制”，日本实际有所退让，但嘴变得更硬。
中国这些年军费持续增长，海军力量通过宫古海峡走向太平洋，这会让日本方面感到不小压力。日本不得不接受逐渐适应中国海军力量崛起这一虽不舒服、但却是唯一的选择。
日本对华的担心和不满主要发泄到靖国神社冲突上，这是日本能够相对主动的擂台。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施加的压力同样是强大的，加上与韩国联手，有部分西方舆论支持，靖国神社并不能给日本对华战略加分。
中日目前陷入密集的相互示威，一来一往，掩盖了大局。中国社会需要拽紧大势的主要线索，始终看清中日间的态势，不做误判。
时下的日本是有野心、胆子小、不敢大动作却又忍不住挑衅的对手。中国在钓鱼岛维权和海军走向太平洋等方面都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我国的部分神圣权利。同时我们需知道日本的感受非常沮丧和不安，它处于对华战略守势。我们宜保持节奏，给日本的适应留出时间和空间，不让日本右翼利用其社会上的“对华恐惧”，煽动悲情。
钓鱼岛是中国给日本挑衅以教训的地方，我们开创了维护该岛主权的新空间。但我们也需清楚，钓鱼岛问题短时间内无法彻底解决，中日即使围绕钓鱼岛开战，它也一定是没有胜负的战争，而是中日各自表达不放弃该岛意志、摸索下一步和平解决的一个昂贵环节。
今天的中国根本没理由怕日本，我们所要计算的是在经营中国全球战略的关键时刻，陷在与日本的纠缠里值不值。日本现在与中国对抗得很专心，而我们实际只能对它采取“三心二意”的态度。
然而我们不是中日关系的唯一决定者，日本有可能利用我们的犹豫而提高对华政策要价。这一切对我们构成做全球大国极不熟悉的挑战。又要能镇住日本，又不使我们的反击进一步刺激它的敏感和各种变态的情绪，对其胡萝卜加大棒，驾驭它，而不是降低自己做它的平等对手。难。崛起的中国，的确需要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