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立秘密情报部门 中国是重点搜集对象

★日本成立秘密情报部门 中国是重点搜集对象
★中国资深外交官熊向晖背后充满传奇
★前苏联克格勃崩溃分解揭秘
★禁足孤岛56年后 李敖重回大陆内幕
★中国海军的“外向性”转型
★中国和越南为何反目成仇


★日本成立秘密情报部门 中国是重点搜集对象
新华网(2005-09-23)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沈慨
中国媒体发表的公开信息和政府部门内部信息都将成为日本新情报部门搜集和分析的对象,甚至一些日本学者、记者、商人都可能担负有情报任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提起“特高课”,是一个中国观众并不陌生的机构。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而广之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特高课”为日军发动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战线上与美军作战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支持。
尽管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军方的“特高课”作为侵略机关之一被取消,其指挥人员也受到了审判,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军方重建情报机关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近日,日本决定效仿英国赫赫有名的军事情报第六处,设立秘密情报部门。
设立对外秘密情报机关
日本的这个“特殊对外情报机关”,是在由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今年4月所设立的咨询机构“对外情报机能强化恳谈会”( 简称“外情恳”)的建议中提出的。町村信孝认为,目前日本的对外情报部门工作范围和深度都不足以与日本的大国外交使命相匹配,因此应当效仿英国军情六处(MI6),设立一个能够足以进行日本对外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的秘密部门。
事实上,日本的情报体系已相当完备,除内阁情报调查局、法务省保安调查厅和防卫厅情报总部3家主要情报机构外,还有几家较大的情报机构,如外务省国际情报局负责搜集外交情报,贸易振兴会负责搜集商业情报。
目前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工作,是由“国际情报统括官”为首的组织,以各国大使馆为中心,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与分析、调查。但“外情恳”认为这样的情报能力非常不充分,必须在大使馆另外设置有接受过专门教育与训练的“情报担当官”,来加强情报能力。而这样的职位在美国和英国的驻外使领馆中一直都存在。
因此,日本计划组建的这个特殊对外情报机关,主要职能是为制订国家的外交方针搜集必要的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并形成对外务省领导人的建议,不但负责处理日本驻外使馆主要通过公开渠道搜集到的情报,也负责处理秘密情报方面的事宜。
“外情恳”还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情报活动与平常的外交活动性质不同,因此需要设立特殊情报机关,直接向外相负责。
搜集情报途径方式变化
目前日本情报机构的发展方向,越来越重视学术界、商界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在日本的情报思想中,搜集情报的人士应当是多种类型的,其中包括了学者、记者、商人和军人。而除了军人的情报搜集职责相对公开以外,学者、记者和商人的情报搜集身份都是极为秘密的。在冷战时期,日本派往国外的许多记者、学者和商人都要向日本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提交报告。
日本还邀请大量学术部门介入情报研究工作,例如“对外情报机能恳谈会”作为日本的咨询机构,是由有JCIA(Japanese CIA)之称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前室长大森义夫(现职NEC顾问)主持,成员有拓殖大学海外情势研究所所长森本敏与客座教授江畑谦介、东京大学客座教授茂田宏、三菱商事顾问野中光男。
而搜集情报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加深,各国在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反谍报工作,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难度也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情报部门越来越希望驻外的情报人员把搜集工作的重点同时放在公开信息的分析上,尤其是对于媒体报道的所在国事件的分析,成为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情报分析能力强的人员比情报搜集能力强的人员,更受到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视。
另一方面,日本正在逐渐突破以文献资料为主要来源的情报收集方式,而更加重视与国外要人直接接触等方式收集现场最新情报。这一点日本军方走在了外务省的前头,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说,日本防卫厅“中央情报队”,内部将新设立4支各10人的专门小组,负责与自卫队海外驻扎国的高官要人打交道,以期待提高情报水平。
自日本的情报工作开始至今,中国一直都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原来就曾发生过日本使馆武官渗入中国军事禁区被发现的实践。新部门设立后,日本外务省必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中国资深外交官熊向晖背后充满传奇
2005年9月14日记者综合报道/据英文“中国日报”报导说,70年代曾任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助理、长期从事中美外交工作并被中国视为与美建交功臣的熊向晖,9月9日癌症病逝北京,享寿86嵗,中国官方9月13日在八宝山公墓为其举行葬礼。报导以“多采多姿的人物”形容熊向晖,熊早年以间谍身分潜伏胡宗南左右。
毛泽东:“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他一个人能抵几个师的军人”,毛泽东这么形容他。而周恩来也说:“他在1936年加入中共党,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因为他,蒋介石的命令还没到军长那里,毛泽东主席就已先看到了。”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特务熊向晖。他在收集国民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中,发挥了杰出的表现。在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身边潜伏了12年,熊向晖获得他的信任,能够预闻机密,向中共中央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做出重大的贡献。
因七七事变,身为清华大学生的熊向晖因为迁校而赶到长沙报到,就在那一刻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他隐藏党员的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胡宗南当时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甚获蒋介石的器重,所以中共地下组织暗中支持许多青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的部队去。
在胡宗南接见熊向晖的服务团,熊向晖的故意违例,加上他的出色观点和对答,获得胡宗南的赏识,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培养成国民党栋梁之才。
再加上,熊向晖一次又一次的功劳以及把事情都处理得妥妥当当,让胡宗南对他完全的信任,许多重要的文件和重要事物,都会让熊向晖过目和与他商量。
不过,胡宗南一直都不知道,他一向十分信赖的人,才是他最大的敌人。藉着胡宗南对他的信任,熊向晖轻易的获取国民党的情报,并以最短的时间传到共产党手中。
到了1947年10月,国民党军统特务破坏了西安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共产党员被捕。军统特务在所查获的资料中恍然知道熊向晖的真实身份,胡宗南大吃一惊之外,脸都气得发青。
有监于此事非同小可,如果被传出去,蒋介石肯定饶不了他,为了保护自己,胡宗南借用军统特务的关系,要求军统不要再过问该事,由他个人去处理,而且嘱咐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该事情。
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
据《中国秘密战》一书透披露,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受委起草作战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熊向晖三次报军情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打算奇袭延安,一举打掉中共的首脑机关。因接受了过去两次偷袭计划都遭泄密的教训,胡宗南这次决心严加保密,连心腹大将都不通气。不过再保密也要有人干事,胡宗南只能倚重能干的熊向晖。
熊向晖是周恩来于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非到关键时刻不轻易使用。1943年7月,熊向晖曾向延安密报胡宗南企图偷袭边区的消息,仓促之间,为保卫延安,中共中央断然使用情报材料,公开通电予以揭露。胡宗南一怒之下,严格追查,当时就有人检举熊向晖,但熊向晖处变不惊。幸好,同时查出有两个国民党机关公开要求中共解散,这才转移了胡宗南的视线。
按照情报工作的惯例,应该立即通知熊向晖转移。可是毛泽东说过,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作用顶得上几个师。周恩来反复思考,判定马歇尔不会将这个材料报告国民党,即布置熊向晖再隐蔽半月观察动向。半个月后没有任何动静,熊向晖便继续办理出国手续。9月底,熊向晖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到西安向胡宗南辞行。就是这个顺便的辞行,让他知道了胡宗南又在与蒋介石商议突袭延安的事,熊向晖立即密报延安。毛泽东得知情报马上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由于胡宗南的计划被蒋介石下令暂缓,毛泽东的指示才没有下发。
1947年1月,熊向晖在出国前成婚,蒋经国亲自担任证婚人。好不容易订到3月下旬去美国的船票,熊向晖在上海等待出行。3月1日,保密局突然有人来上海找熊向晖,说胡宗南有要事要他去南京。熊向晖估计自己身份可能已经暴露,匆匆回家与妻子谌筱华诀别。到了南京,却见胡宗南哈哈大笑道:推迟出国三个月,打下延安再走!原来2月28日蒋介石召见了他,下令3月10日攻打延安。那天,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召开会议,重提中国问题,蒋介石要在国际上造成既成事实。胡宗南得到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十分兴奋。
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到西安,当晚将情报转给王石坚。毛泽东、周恩来见到这份攻略方案的时候,连国民党部队的军长、师长、旅长还都不知道。3月8日延安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此时熊向晖正陪同胡宗南在洛川指挥所收听延安电台广播。胡宗南看完朱德、周恩来的演讲记录,兴奋地说:共产党毫无准备,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我出敌不意,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得意之余,胡宗南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席大会?是不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
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
中共情报界向来有“龙潭三杰”之说: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潜伏在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及时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拯救了党中央机关。而现在,中共情报界又有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潜伏在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大将胡宗南身边,及时截获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再次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他们被周恩来赞为“后三杰”。除了后三杰之外,还有其他多条渠道不断送来军事情报。毛培春报来胡宗南的作战计划。陈汝杰、刘良骥送来国民党部队内部颁发的《地对空联络信号》,这证实胡宗南不但计划轰炸延安,而且可能在延安机场空投伞兵,直袭解放军总部。毛泽东立即进行部署。叶剑英总参谋长则急令延安卫戍区派兵到机场警戒并破坏机场跑道。保卫延安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西北野战军也高度重视军事情报工作。司令员彭德怀固然以打硬仗着名,可他在陕北只有3万兵力,要想打败胡宗南的23万大军,一是靠陕北的老百姓;二是靠情报工作掌握敌军动向。
周恩来的得力助理
中共建政后,熊向晖先后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驻墨西哥大使等职,并曾赴美深造取得硕士学位。1970年,熊向晖曾短暂任共军总参二部副部长,1971年为首次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1978年担任统战部副部长,1983到1987年担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暨党组书记。
而在中国与美建交过程中,熊向晖也扮演吃重角色。由于熊向晖曾留美,对外交军事涉猎颇深,70年代初期曾协助几位老帅集体建议中共中央「联美制苏」,防止苏联可能的入侵。
其后,做为当时总理周恩来的助理,熊向晖亲自参与及协助策划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那是1971年的事;隔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中国之旅及签署“八一七公报”,也是在熊向晖的策划下完成。
★前苏联克格勃崩溃分解揭秘
雅虎文化2005-09-23: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前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KGB)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时期改组为俄罗斯安全部。对于上世纪九十代俄罗斯总理盖达尔激进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安全部持反对态度。最终,这次经济改革导致俄罗斯国力空乏,而且前苏联解体和经济改革也导致曾显赫一时的克格勃面目全非。
9年前,前任俄罗斯安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克夫于1995年7月底死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维克托一直忠诚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但在1993年9月,他突然背叛叶利钦并试图推翻俄罗斯政府,他竟然指挥坦克向俄罗斯国会开炮。对于前苏联的克格勃在苏联解体期间如何改组,以及曾享有盛名的克格勃情报机构如何崩溃分解,俄罗斯《真理报》记者带着诸多疑问,采访了克塞诺特-伊普利托夫。据悉,克塞诺特是前克格勃情报分析部门主管。
记者:俄罗斯前安全部长维克托出任前,当时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是什么样的状况?
克塞诺特:维克托出任俄罗斯安全部长前,正值前苏联解体时期,很显而易见,前苏联克格勃正面临着改组问题。这个时期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变化,对俄罗斯情报安全实力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当时对于克格勃来说,有关改革措施没有必要完全破坏克格勃的组织结构,更没有必要解散那些专业情报人员。前克格勃最后一任领导人瓦迪姆-巴卡汀营造着一种完全破坏克格勃结构的灰色气氛。
记者:是不是前克格勃领导人瓦迪姆摧毁了克格勃的所有情报网络?是不是瓦迪姆向驻莫斯科美国大使泄露情报机密,将克格勃的机密文档出卖给任何人,甚至是前苏联的敌人?维克托上任俄罗斯安全部长之后,情报机构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克塞诺特:事实上是这样子的,瓦迪姆已使克格勃支离破碎。克格勃改组建立俄罗斯安全部,当维克托出任安全部长之后,维克托的上任使下属十分失望,其原因在于情报机构人员都不希望警察部门官员担任情报机构的领导人,情报人员内心对警界官员产生排斥心理,而维克托就是警察官员出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苏联许多政客试图挑起情报机构与警察部门之间的纷争。维克托上任之后,随着下属们与维克托的接触加深,对他也产生了了解和信任。维克托是一位实干型领导,他工作十分认真,明白自己的职位意味着什么。当时,情报人员都十分欣赏维克托将工作重点落在实处。维克托经常组织各阶层官员召开会议,细心听取他们不同观点的建议,他还能够采纳与自己观点不一的建议。但是,对于国家安全部门来说,他将大方向定位于恢复国家安全,以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安全问题为出发点。他的政策与前克格勃有所差异,维克托认为国际情报侦察和安全问题已不是当前重点。前克格勃情报人员主要任务是负责外交安全和国际情报侦察工作,面对新经济条件下重组的安全部门工作,则表现得毫无经验。他们的国际情报侦察经验对本国经济安全建设没有用武之地。
记者: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概念是指什么?
克塞诺特:当时的俄罗斯经济安全概念是指对商业技术的保护措施、制定执行推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行政规章。这与前苏联克格勃的职责已完全不同,前克格勃的制度和体系已完全消失。
作者:(天石/悠悠)
★禁足孤岛56年后 李敖重回大陆内幕
2000年参选台湾“总统”的5位候选人中,除了民进党陈水扁、无党派许信良之外,代表国民党的连战、代表亲民党的宋楚瑜都已于今年应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访问大陆,现在,又来了当初代表新党的李敖。
李敖不是第一位来北大演讲的台北学者,1984年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曾来北大讲学;他也不是第一位来访的“立委”,1988年台湾“立委”胡秋原冒台湾当局之大不韪,参访大陆,访问途中即被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当然更不是第一位来大陆的作家,琼瑶、三毛、龙应台……早已留下各自的大陆故事。只不过,包括这些先行者在内的几乎所有被大陆人知名的台湾人,都曾被李敖笑骂,甚或气到把李敖告上公堂。
李敖坐镇岛内56年,不出半步论天下,骂尽闻人,突然放话要来大陆。据悉,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的邀请,李敖将于9月19日出发,访问大陆和本港。这趟李敖之行被定名为“神州文化之旅”,途经本港、上海、北京三座城市,进行民间性质的文化访问和交流,并将在北大、清华、复旦演讲,行程11天。
  
禁足56年的不同政见者,做出了和老对手国民党一样的选择
台湾岛内开禁“登陆”后,却有几个特殊人物怎么也不肯离岛,到大陆去。第一名是张学良将军,第二名是李敖。
从2000年至今,本刊记者多次采访李敖。谈及是否“登陆”,他总说,“一开始安全部门不让我离岛啊,后来我发现,我们不需要像航天员登月那样去了解月亮,也不需要像登山家登山那样去了解喜玛拉雅山。”“再说,我觉得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
现在,这位曾与国民党斗争了大半辈子的不同政见者,终于和其老对手国民党,做出同样的选择:到北京去。
其间,凤凰卫视成功邀请到李“登陆”不过是个偶然事件,李和连宋同为中国人的共识应是根本原因。正如李在“李敖有话说”里所说:“像连战、像宋楚瑜,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不是,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他,在这种关键性的大原则上面,他们始终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1935年,李敖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那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多,中国东北已是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李敖的爸爸李鼎彝于1920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学习,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
2岁到13岁,李敖随全家迁至北京居住。李后来在自传中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1948年冬天,李全家南迁上海,住在提篮桥监狱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1949年5月,李随父亲搭乘难民船中兴轮到达台湾。
此后56年间,李敖再没有离开台湾,但其上百本尖锐犀利的评论尤其是各类“骂作”,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在大陆知识界广为流传。近一年多来,李敖更通过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约400期政论节目,在大陆拥有大批观众,成为极个别闻名两岸的时评家。
56年的岛内生活,李敖一刻不得闲。先是向《文星》杂志投稿,大力提倡“全盘西化”,鼓吹自由主义思潮,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努力;1965年《文星》遭查禁次年,李的作品也开始被封杀;1969年,李因帮助台湾异议人士彭明敏偷渡,被官方指为“台独分子”遭软禁;1971年被正式逮捕,5年后释放;1981年,李因被人诬告,再度入狱半年;2000年,李代表新党参加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却宣布支持另一个候选人宋楚瑜;2004年,李再度进军政坛,以无党籍身份当选立法委员。
  
李敖将讲述为“自由与民主”奋战的经历?
对于其现在的言论阵地凤凰卫视及其老板刘长乐,李敖曾在节目中评说:“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做刘长乐,因为我的言论一定给他惹来很多麻烦。”但他又说,“可是告诉大家,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李敖最初确定访问大陆的意向,便是缘于他和刘长乐在2005年2月中下旬的一顿饭局。
据凤凰卫视台北记者站首席记者及“李敖有话说”制片人游本嘉介绍,那时刘长乐到台湾给李敖提前祝寿,席间邀请李敖去大陆看看,刚开始遭到李敖的婉拒,并称怕坐飞机。但刘长乐坚持游说,说于右任、张大千、林语堂等来到台湾的文化名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最终却都带着没有叶落归根的遗憾客死他乡,李敖应该实现这一代人对祖国大陆的拳拳之心和未了的遗愿。当下,李敖听了颇为动容,试探性问了一句话:如果他访问大陆,凤凰是否操办?刘当场答应。此后因军购案,身为“立委”的李一时走不了,但其出岛的决心渐定。
游本嘉表示,约400集的“李敖有话说”在凤凰卫视播出后,颇受大陆观众欢迎,加上此前李敖大陆版书籍的读者群体,李敖在大陆已有相当规模的拥趸;趁着精神体力还好,李敖也很想和大陆民众接触,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大陆的历史文化。因此,作为历史学家、作家、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和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李敖,将其大陆行定位为“神州文化之旅”。
此前,台湾三个政党的访问团将其大陆行定位为“经贸之旅”、“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并受到大陆官方高规格接待。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认为:“连宋大陆行是两岸整个政治格局突破性的发展;而李敖主要是文化交流,影响主要在民间。”游本嘉称:“李敖更希望强调此行的民间性、学术性和文化性,不会主动接触大陆官方,但如果大陆官方欢迎他,他也会持友好态度。”
只是,以李敖惯有的不同政见立场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他会满足于“历史文化”范畴而不触及敏感议题吗?或许,连李敖自己也没有既定答案。据李敖在上海的二姐李王旬对记者表示:“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想点适合在大陆演讲的题目,他似乎有点难以把握。”李王旬说,“我认为,他跟连宋不一样,他的困难在于难以定位,以及如何和大陆官方打交道。但我很放心他,他的长处就是饱读诗书,政治上赞成‘一国两制’,这就行了。”
李敖抨击连宋不会演讲,自称在北大、清华、复旦的演讲绝对会比连宋精彩。港媒谑称李敖来大陆是来跟连宋“演讲比赛”。据李敖透露,他将在主题演讲中夹杂着谈一些自己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威权体制中,为“自由与民主”奋战的经历。本刊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大陆三所著名大学不一定会接受如此敏感的言论,但其接待规格将比照连宋。
李敖在大陆发展的女儿李文则对《凤凰周刊》表示:“如果因为不能讲什么而不讲,那就不是我爸爸李敖了。”
  
李敖的“反对史”,亦是台湾民主进程的历史
正如李文所说,李敖总会在合适的时候爆出“猛料”,令台湾政坛及媒体一次次大跌眼镜,而他自己似乎热衷于这样的“游戏”—他宣誓就任立法委员时,其他立委都面对孙中山遗像,他却把自己的相片摆出来,对着自己的相片宣誓;因为军购案,台“国防部长”李杰给李送生日礼物,结果,李在“立法院”里当众抖出了李杰赠送给他的价值1.2万台币的万宝隆钢笔。
本港《亚洲周刊》曾评判,李敖“要在假话连篇的政坛上,以知识及史实为武器,揭穿皇帝新衣式的谎言,扮演永远的侠盗。”很多人认为他十分狂妄,但即便不满李敖的人,也都认为他十分仗义。早年,他自己还经济困难却全力帮助亦师亦友的殷海光纾困,直至完成其身后事。1997年,他曾经公开义卖自己多年收藏品,为台湾慰安妇筹款。
而李敖对自己的描述是,“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
2005年2月的“扁宋会”,或许被视为台湾“朝野”和解的第一步,但在李敖看来,在野党反对执政党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应该上演“朝野”和解的戏。
李敖认定自己是不折不扣“永远的反对派”
两蒋时代,李敖写了大约百余部书,批蒋专集是重头戏。两蒋时代过去,他还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对派:痛骂李登辉,“不能以正常人的观点来看李登辉,因为他是一个混蛋。”抨击陈水扁“造型酷似希特勒,性格危险,假民主之名,做尽不民主的事。”质问连战“不知民间疾苦的‘封建贵族’,适合当领导人吗?”批评宋楚瑜“在新闻局长任内,打压国民党外人士不遗余力”。
2000年岛内大选时,有评论称,李以参选方式“直击李登辉两国论,削薄陈水扁的台独民意基础,横劈连战的党机器,挑开宋楚瑜‘大内高手’的政治盔甲。”
两蒋时代的李敖曾被扣上“台独”的帽子,被国民党以“台独”的罪名下狱。陈水扁和李敖也曾是朋友,陈水扁坐牢的时候,李敖还胆敢去看望他。在党外时代,李敖带头以言论围杀国民党,带出大量的党外刊物前仆后继,其所办周刊即由李敖挂帅做总监、陈水扁做社长,每周都在封底上印出“争取100%自由”的红框大字,并附加标题“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在骨子里,这位“台独囚犯”原是一位统派大将。他看到陈水扁“做了大官以后抛弃党外理想,一路堕落,实在令人看不起他”,表示“由于民进党一建党就背离了党外的理想,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对这种堕落,我也不得不严予批评。”
两蒋时代,李主要以言论、著述抗争;李陈主政时期,李敖更多以行动对抗,通过参选“总统”、当选“立委”,借助媒体力量,参与台湾的民主进程。某种程度上,李敖的“反对史”也折射出一部完整的1949年后台湾史。
  
对中共,李敖认为其带领中国强大实属不易
目前,李敖“爆料”的主要平台是台湾的“立法院”和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栏目。
近期最引人注目的“爆料”莫过于“骂”鲁迅。2005年8月4日、5日、8日连续三期节目,他都在“骂”:“你鲁迅对当时的坏政府没有展现出你的批评、你的抗议、你的攻击、你的谴责,那么换句话说,你是闪躲的,真正的革命家可以这样闪躲吗?鲁迅骂胡适他们其软如棉,那么你就其硬如钢给我们看嘛!很抱歉,我查了所有的资料,看不到。”李敖认为,鲁迅先生在解放前,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不如胡适胆量大,在国统区只有胡适敢骂国民党,鲁迅不敢,说他根本算不上革命家。
对此一“骂”,激起了大陆“鲁迷”的不满,一些人认为,这是李敖对鲁迅先生的人格、思想、所处的环境认识不够。另外,对于革命先驱孙中山,以及大陆公认的“文化泰斗”巴金,李敖也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并著之于书。
虽然如此抨击大陆主流认可的精神偶像,但李敖对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却多有赞誉之词,并称熟读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共,李敖一直颇多欣赏。李认为,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了,能炸掉的全炸掉了,留给中国大陆的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后来,“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带领中国一步步强大了起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再也不想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马在北京的街头耀武扬威了”。
李敖也是岛内第一个公开支持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人。李敖说:“我支持‘一国两制’,在‘五十年不变’的前提下,两岸制度可以互相竞争。两地比制度,难道我们会输给他们吗?”
2000年,李敖在参选中提出“出卖台湾,买回大陆”的口号。
人未登陆,言已登陆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绝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来到大陆的最大好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作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此时,李敖并非真的来了,来大陆的是他狂放不羁、入骨三分的白话文。上世纪末大陆学者庄礼伟以这篇名为《岛上的李敖》的文章,道出李敖的文字一入大陆风靡一时的气派。
大陆去台或出生在台的“外省籍”台湾文化名人,因其作品思想的易于传播,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开禁之后,琼瑶、三毛的作品伴随着校园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的年轻人,而许多大陆人也正是因为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对台湾的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的温柔世界;其后,对于大陆去台的胡适、张大千、钱穆、林语堂、梁实秋、白先勇等文化大家,大陆知识界也陆续掀起研究热潮,至今未艾。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陆知识界开始关注台湾的李敖和龙应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坚定不移的求真斗志,加上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龙应台曾在岛内文化部门担任官员,其特殊的“官方身份”和广阔交游,使其自多次访问大陆后,颇受大陆知识界瞩目。去年,龙应台在港大设计了一个论坛,取名“思索香港”,并邀请台北马英九市长来港大演讲。但马英九的来访被香港政府所拒,由此龙应台不禁怀疑北京和香港处理两岸政策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本港议员也遗憾就此让马英九失去了一次了解“一国两制”的机会。
大陆的友谊出版社曾出版李敖的多部研究著作和自传,出版时对内容略有删节,如李敖批评孙中山先生的部分基本予以删除。其中,《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以及李敖的两本自传颇受好评,特别是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相当畅销。此后,大陆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李敖的综述,如《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
与此同时,大陆媒体也开始专访李敖,除避开李敖对一些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批评,大陆媒体一般将他定位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2000年李敖参选台湾“总统”时,大陆媒体开始将他作为岛内的政坛人物加以报道。迄今为止,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外,中央电视台也几次专访了李敖,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年两次刊登记者对李的专访,其中一篇专稿的题目是:《李敖自曝“真面目”,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繁荣富强》。
  
此次大陆行,宁做赏景的雅士,不做斗士
李敖说:“这一次忽然时来运转,国民党的党主席连战,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忽然向北京去了,并且还是大张旗鼓地去了。”“我们这些反对党忍不住了,我们出来要修桥,要铺路,要拉拢两岸的关系。”
相对于中共胡总邀连宋访问大陆创立的党对党对话机制新模式,北京对台专家李家泉认为,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可以说是政党交流的补充,具有政党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家泉接受采访时说:“由于李敖本身具有多重身份,可以做出多种解读,而且他见解独到,知识面广,亲朋故旧多,其大陆之行将具有政党交流无法涵盖的拾遗补缺的作用。”何况,连宋所具的优势,李敖可能没有;但李敖所具的长处,连宋可能也没有。李家泉评论,“两岸越来越多元化的沟通交流,将进一步对台联党、民进党形成压力。”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李敖大陆行之后,今天挑战台北的作家,将来是否会影响更多李敖式人物挑战北京?李敖经历中的绚丽之处,就在于他主持下的《文星》杂志继雷震的《自由中国》后,竭力推动自由主义思想在华人世界的传播,成为当时台湾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由此他也被称为台湾继胡适、殷海光之后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
大陆知识界关注李敖的人也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如果李敖活在大陆会是什么样?”对此,李敖曾在一篇读后感中称:“并非人人都是死劫,还是有挥洒的空间,要看你有没有本领?”现在,他已经临近这个挑战,大陆行让人们对他“挥洒的空间”倍感兴趣:李敖这次来到大陆会怎么样?
李敖的女儿李文或可作一参照。2002年底,李文到北京定居,两年半的时间就把北京搞得满城风雨,因其维权涉及到了好多有背景者的利益,有人恐吓要挖出她的眼睛,她的住所经常被停水停电,但她对本刊记者称:“我会学爸爸,用口才和证据,加上‘秀’的技巧,去争取自由,维护权益。”其所著《我和李敖一起骂》,让人们看到李文与其父一脉相承、“一剑封喉”的大侠性格。她声称,“言论自由是争取来的,而真理,也是慢慢地一步步地发掘出来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此次大陆行,70岁的李敖更宁愿做一个欣赏风景的雅士,而不是“斗士”。他用宋朝诗人的一句诗来形容他的大陆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并称这将是一次“相看两不厌之旅”:“我的意思是,我到北京看看,大家看到我很高兴,我看到大家也很高兴。”
★中国海军的“外向性”转型
中国海军正在转向更加“外向性”的性格,正逐步向“近海防御”型海军的第二阶段转变。海上势力的扩展正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突破。
转型的基本特征是海军的活动范围大大加大了。由“近岸防御”型向“近海防御”型的转变,使中国海军在理论上成为与日本、北约、俄罗斯相同类别的海军。这样,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与同样推行“近海防御”战略的周边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海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加大。因为推行“近海防御”、“近海进攻”的海军,在防御、进攻区域划定方面难免重叠。
基于上述转型,中国海军的水面舰、战略核潜水舰的制造吨位正在逐步加大,这样开始具备很强的“攻防兼备”的性格。
转型的理论依据何在?前海军司令刘华清上将的回忆录非常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首次提出了确立“海军战略”的问题,认为“海军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刘华清认为,近海防御的属性是“区域防御”类别。海军的作战区域,“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主要将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沿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刘提出,“随着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增强,海军力量进一步壮大,中国的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在‘积极防御’的战役战术上,将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思想,即敌人向我沿海区进攻,我也向敌后发起进攻。”
这一论点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海军的攻防兼备性质。战术运用上就是敌进我进,并且到敌人后方去。在理解了这段文字之后,就不难领会中国“汉”级核动力潜水舰为何到“敌人”后方去(台海东岸、日本领海、关岛)的用意。过去10年,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从第一岛链更多地向第二岛链推进。刘华清认为这种作战海区概念的扩大,有利于战时在主要方向组织海上防御作战。事实上,这里指出的“海上防御”之说,就是向“敌后发起进攻”的意思,以便在整体上打乱对手的战略布局。因此,“汉”在台海东岸的活动,首先是企图战时以进攻的态势切断台日之间的海上补给线,同时,还可能直接对南下护航、增援的美日舰队发起进攻。
既然要到敌人后方去,就必须发展大型水面舰。因此,在1987年《海军2000年前装备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刘华清认为水面舰的发展思路,是以驱逐舰、护卫舰为骨干基础,形成三大体系:第一类是驱逐舰,排水量从3000吨发展到5000-6000吨以上;第二类是护卫舰,排水量2000-3000吨左右;第三类是兼顾近海巡逻、导弹攻击或反潜的约500吨至1000吨左右的导弹护卫艇。
由此可见,海军今日发展的“中华神盾”、“中华俄式神盾”、052B“中华现代”驱逐舰等都体现了上述《规划》的思路。
刘华清回忆录还谈到了中国海军在重视核潜发展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航空母舰的预研工作。
西方一直有说法认为,中国海军内部存在航母派和核潜派两大集团,而在整个1990年代,“核潜派”取得了优势(从1994年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开始新一代核潜的研制工作)。刘华清回忆录显示,至少在他做海军司令任内,对于航空母舰的研制工作也是高度重视的,发展步伐之所以缓慢,主要原因是技术力量而不是决心。他认为:防御也需要航母。首先是外线海上作战需要空中掩护,其次台海军事斗争使用岸基飞机非常浪费,因为滞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就要很多。但至今依然未上型号的主要原因,笔者分析认为是台湾海峡问题激化之后,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即使生产一、二艘轻型航空母舰,战时也不能形成对美日的非对称优势。因此,航母在 2000年以后再度让位于核潜。
任何国家的海军“近海防御”学说,自然也包含了“近海进攻”的思想。而潜水舰,尤其是核动力潜水舰是最好的攻防兼备武器,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海军水面舰队的防空、反潜火力依然较弱的情况下。这也是为何更多地派遣“汉”,而不是水面舰进入台海东海岸的主要原因。
鉴于核潜水舰的噪声问题,前苏联海军核潜水舰的运用一直在追求高速、大深度下潜,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加大美国反潜系统的探测、攻击难度。同时,从Zolotaya Ryba(Arfa)开始使用液体金属作为热交换媒介,其通常活动在600米深海,最大下潜深度915米,水下航速43- 45节,当然这是西方在冷战年代对Arfa的评估。中国海军一度希望获得的Akula核动力攻击潜水舰最大允许下潜600米深度。
2000年以后,“汉”级核潜的改良包括加涂新的声纳反射吸收涂料,可能换装了新的螺旋桨,对核反应堆的基本结构也许进行了某些改良以便增加安全性。由“汉”近年来的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海军的转型已经从理论探讨走向实际行动。
★中国和越南为何反目成仇
  日内瓦会议的初次亮相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岛局势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共产党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挟带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西方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握手来表示敌意。公开地说,杜勒斯此举实在缺乏基本教养,显得太小家子气,堪称自我出丑。难得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对越南问题的处理。
  越南、老挝(寮国)、柬埔寨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随后也相继建立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收复失地,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日内瓦会议的后半部份,就是由中、苏、英、法、北越(共)、南越(法兰西联邦)、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谈判讨论这个地区的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议题则是前两项:停火和划区。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劝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大林那里讨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打道回府,经常秘密访问和住在苏联的北越领袖胡志明同乘专列经北京回国,路上胡请求毛泽东派一员战将支援越共部队。毛欣然应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奠边府大破法军,歼敌一万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国的军事顾问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韦国清也因而建功甚伟。一九五六年回国镇守广西,文革期间尽力推行极左政策,胡作非为,官至政治局委员,──此为后话。
  话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自到波恩,与会议期间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佛朗斯会晤,态度诚恳坦率。孟戴斯·佛朗斯与主战派的前任总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个月之内结束印支冲突,否则将辞职以谢国人。周恩来以法语与之交谈了半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叹:“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协的思虑”。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两个越南”的安排。
  当时的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总理顺应民意参加和平谈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的硬话,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两个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划分由来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论,既然北越吞并南越已成定势,再迫使其属守波茨坦协定,难怪人家不服。
  中国被拖入越战的泥潭
  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安排北越总理范文同与之会面。为了避免“第三方影响会谈”之嫌,当天他就飞往印度。接着去缅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广州,特别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几个星期在那里养病,接受中国的草药治疗。
  周恩来与他讨论了三天,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自认大功告成,在中国代表团住所宴请北越、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进酒,一连干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称为“海量”。
  越南该不该分成两个,能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究竟对谁有利,历史已作出结论。事实上,对谁都没有利。
  对于越南来说,国土一分为二,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之中,以刀枪矛椿为伴,南北双方穷兵黩武,国家元气大伤,大好河山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实验场,其创伤至今未能恢复。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终。
  对美国来说,卷入旷废日久的越战,劳民伤财,牺牲了大量的人员物力,最后一无所获,是其建国以来唯一被打败的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形像大受伤害,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责为“战争贩子”,群起而攻之;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当年反越战、逃避兵役的克林顿后来居然能当选并连任总统,可见美国人民对战争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沦陷后,大量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亦只好尽力收容。越战带给美国人的创伤和阴影,就如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
  对苏联集团来说,为了和中国争夺越南这个“难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分散了在欧洲与北约组织对抗的实力,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与美国争霸的架势,骑虎难下,是为导致其国库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对于中国,就更加如此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同年九月,美国操纵成立“东南亚公约组织”,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各签约国有权协助被攻击的国家。
   周恩来大为吃惊和后悔:“我们在日内瓦被骗了。这是我的错,美国欺骗了我们。但是最后他们终将发现,他们欺骗的是他们自己。我敢保证,他们的损失会比我们更大”。
  至此,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条件地支援北越,帮他们统一国家,因为周恩来曾对越共领导人做出过承诺,也是他劝说人家放弃有利的形势,退守十七度线以北。
   于是,中国被迫卷入越战,再次为别人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宣战,──应该算不宣而战。“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十年如一日地将无数的大米、被服、武器弹药、各种工业用品无偿运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除了物资支援,中国军队还直接投入越战前线作战,作出重大而无名的牺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国家“本来”是可以统一的,现在要打这么久的战争,都怪他周恩来一手造成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他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这就解开了一个藏在中国人心中多年的疑团:为什么越南人那么“讨厌”,跑上门来要东西,就像不争气的儿子回家向爹妈要钱一样,那么理直气壮、没完没了、予取予求!
   我们看一段周恩来被北越领导人逼着要东西的场景: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的周恩来,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了中国…..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周恩来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越南从“可靠后方”索取了难以计数的财物,打赢美国统一南越之后,竟公开跟中国翻脸,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中越之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爆发战争。
   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内瓦协定种下的远因,真教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作者:古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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