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凝固化易激起仇官心理★★★

耀邦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0年—1987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他年纪很小，就参加红军长征，周恩来等领导多次劝他留下，但他拒绝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冀察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后调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等战役。由于他是政工出身，加个子小，许多将领不服气他，所以他在国共内战中，经常冲在第一线，贴身警卫都阻止不住他。这几个史实，说明他气盛而不服输，为人比较倔强，这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冷藏了很长时间；万事都有两面性，也因此邓小平提拔重用他。

据海外流传的史料描述，胡耀邦被强迫退下来后，曾向国家主席杨尚昆透露，“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纪念周总理，其实是邓小平命令手下们（包括胡耀邦），到北京市各大工矿企业暗中鼓动的结果，希望以纪念周总理为由，反对四人帮。谁知群众性事件最后发展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直接导致毛泽东下令镇压”。胡耀邦因此劝告杨尚昆主席，邓小平是个过河拆桥的人，自己为邓小平立下汗马功劳，仍然被他弃之不用。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母亲所在的单位，也是一片肃哀，这天早晨，母亲带（儿童）李扬到单位，看到人们议论纷纷，原来有个职工主动带白花和周恩来像章到单位，大家赶紧劝说他，大意是单位领导接到命令，要严防坏人趁机闹事，清查公开悼念周总理的人，不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展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那个职工在大家的好心劝说、惊恐提醒下，白花扔了，并找了块石头，把周恩来纪念章砸毁了。当时许多城市，都暗中贩卖周恩来纪念章，被各地政治部门、情报组织、各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明察暗访，坚决打击，据称这是来自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

回头再来分析胡耀邦的委屈和不满。为什么邓小平决定拿下胡耀邦？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许多领导要求他下台，而是他的心直口快，得罪了许多领导，尤其得罪了邓小平。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传》透露，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

“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同年8月22日，邓小平过八十一岁生日，在北戴河摆了几桌酒席，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与香港记者陆铿交谈时，将邓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引起轩然大波。同年10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老调重谈，根本没想到对邓小平造成一次又一次伤害；邓小平初期强压怒火，毕竟自己谦虚了一下，表示要退休的，但邓的铁杆盟友，中共元老王震却被激怒，说：

“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从此，越来越多的政治元老和中央领导们，开始批评胡耀邦，讨好邓小平；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邓小平彻底退休，中共高层会群雄逐鹿，到时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天下却会大乱。89年陆四事件即是逐鹿结果。

心直口快的胡耀邦，往往说话时不经过思考，出口伤人，越来越多的领导和元老，被他得罪。例如王震与胡耀邦交恶，就不止一事了，都是胡伤王在前。也是在这次采访中，名记者陆铿问：

“王震先生三月到美国走了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吧？”

胡：“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呵！那是南北唿应。”

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此事传出，王震如何反应，可想而知。另一事，可能发生的更早，当初胡耀邦协助邓小平，斗倒华国锋势力时，得到了王震的大力配合，但当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为政治局委员，胡耀邦不同意，他说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小同乡，容易给人把柄，不严肃。这次关于胡耀邦、王震的传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让王震知道，王震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说：

“为什么我当选就不严肃了？难道否定毛主席就严肃了？支持自由化就严肃了？”

所以胡耀邦在下台前，大多数领导和元老，都批判他、要求他下台，和他说话伤人有主要关系，什么路线斗争、什么派系斗争、什么失宠邓小平，都是假的，都是表面现象。一个出口伤人的人，是没有几个盟友的。

胡耀邦和王震的交恶，不仅是说话问题，还有意识领域分歧，还有国策方面的分歧。胡耀邦有个贬义的外号“胡乱邦”，就是王震起的，被人们一直叫到今天。胡耀邦在成为总书记后，许多政策进行的时候，都是“矫枉过正”、“物极必反”，在某种角度上认为，他的民族政策，是藏独和疆独的主要起因。在海外看到一个史料，说的是有个西藏的（副省级）干部，好象是个藏族，反对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向中央写信反映，声称胡的民族政策，把拥护藏汉一家、拥护中共领导的西藏干部和势力，纷纷打击下去，却把旧社会支持政教合一、搞藏独的人和势力，强行拉进西藏统治和领导地位。可想而知，此民族干部被打击下去了，后来胡下台后，中央给这个干部平反，希望他重新进入领导层，但心灰意冷的这个干部，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好意，退隐山林。胡耀邦的民族政策，伤了一大批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干部，导致中国政府至今没缓上这口气来。

在20世纪1980年左右，少年李扬洗澡，在浴池中泡澡时（当时中国只有大澡堂子），有个退休的老工人，和一群人聊天时，高声叫骂党和政府。当时唐山市内的开滦煤矿，在解放前是世界有名的大煤矿，解放前拿着鞭子、棒子殴打煤矿工人的工头，在解放后都被镇压了，有些没枪毙，但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胡耀邦成为总书记后，这些残酷的工头们（有些甚至是勾结日伪政权的），都被平反了，个个拿上离休待遇，比退休工人们的福利还好。所以唐山开滦煤矿退休工人们，对此非常愤怒，也对党和政府不满。从少年经历此事开始，李扬就对中央政府不再愚忠和百分百信任了，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政府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其实，中国共产党也象一个人，是在不断犯错误、不断改正错误中，长大成熟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理由，是违背了人性；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被错误宣传教育洗脑的结果，如果毛泽东和文革背离了时代的需要，那么当时全国人民也不可能投入到热烈拥护中。举个例子，旧社会时，宗教在西藏和新疆，起到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所以中国政府向最广大人民揭穿了政教合一的阴暗，那么西藏和新疆最广大人民群众，马上恍然大悟，积极向党和政府靠拢，与过去的旧势力、旧思想一刀两断。现在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广大藏民和穆斯林会自愿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四旧，砸烂大量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清真寺，更不相信会批斗一些宗教头领；认为这些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极左路线，是党组织和内地的汉族青年狂热分子煽动他们和越俎代疱干的。

李扬讲一个自己的亲历，反驳这一武断、天真、幼稚、臆想的结论。少年李扬在唐山市内居住时，南面有排房中有一家住着回族，姓洪。这位洪先生是李扬母亲的同事，经常在食堂吃大肉，同事们笑他：

“你是个回族，怎么也吃这个？”

洪先生回答：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那个！”

但他的回族亲戚们却讨厌他，告诉他妻子：

“让你们家老洪离我们远点儿！”

洪先生有个女儿，比李扬小一岁，在这方面也是比较不忌讳的，至于现在如何，就不知道了。李扬知道的是，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伤害了洪先生这类少数民族人士的心，却纵容了藏独、疆独势力的发展。1980年5月，胡耀邦在视察西藏工作时明确指出：

“自治就是自主权。”

“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面，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关键的所在。”

在西藏干部会上他又说：

“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这和达赖喇嘛一个口气，而达赖喇嘛想干什么，中国人都一清二楚。胡耀邦还想解散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不仅激怒创始人王震，更是动摇国本的一大败招，读者们想想，失去生产建设兵团的新疆，恐怕汉人们早就大多逃离了。

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纵容、支持思想意识领域自由化，这也是他下台的官方理由。自由化对不对？对！如果没有自由化，现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和聊天的网民，至少有一半会被镇压，李扬也早死一万多次了；我们中国人迎来一个思想意识领域的大解放，在这种状态下，许多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为政府和国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万事万物发展都要有个规律，一定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进行，想轰轰烈烈地对社会改造，也要人民有个适应的过程；社会的承受能力既有限也无限，有限的是，无法接受瞬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无限的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对各种思潮的宽容程度、忍耐程度、接受程度，越来越成功。在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西方思想、意识、潮流全部进入中国大陆时，中国大陆人的理解和批判能力有限，这个时候，就应该在自由化上放慢脚步，等一等大多数不适应的人民，让他们有个理解和批判的过程，等一等社会的认识事物的能力，避免操之过急。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在没有完全接纳、吸收、去芜存菁的情况下，自己还没认识到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就强行要求最广大人民群众，按照潮头人的理解和思维意识，用言行来和潮头人配合，结果必然是社会大乱，人民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伴之而来的还有暴力。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对胡说：“你对华国锋始终恨不起来！”

什么意思？华国锋是毛泽东亲密追随者，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坚决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仇恨毛泽东，事事与毛泽东反着来，邓能不仇恨华国锋吗？！但华国锋亲自平反了胡耀邦，所以胡虽然配合邓小平打倒华国锋势力，但对华国锋始终存在感谢和感激之情，对退下来的华国锋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这直接导致萧规曹随，后面的中央领导们都厚待华国锋。始作俑者胡耀邦，邓小平能不有意见？在胡耀邦的问题上，中国大陆学者的认识，处于两个极端，或捧上天，或摔到地。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从历史、从辩证、从唯物角度出发，客观冷静地分析胡耀邦，讲明其功与过，对现代和后世，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当前政策和战略形势，有个更好地判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 _(网文转载) ▲◆★●■☆

高岗夫人李力群评邓小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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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0日来源：新浪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邓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你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高岗夫人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迫搬出原来的住处。

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看错了陈云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

李力群说：“1959年发生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

“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抗美援朝商量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

“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

“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

“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

毛泽东有悔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务院管理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19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她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19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胡耀邦有意平反，邓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李力群批邓对吗？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邓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19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自己错！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他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你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

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

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如果高岗不自杀，性质大概就不会那么严重。既然自杀了，让党也没有回旋余地，说他反党也确实是恰当的。▲◆★●■☆

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后决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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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7日来源：《新史记》13期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12个春秋》中，不无遗憾地回顾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邓（小平）、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

　　邓小平在1983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泽东主义半实用主义”思想本质。胡耀邦、周扬主张思想解放，是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解放。而邓小平和专政派的“思想解放”，只为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胡耀邦、周扬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思想解放的起点；而对邓小平和专政派来说，是“思想解放”的终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和专政派就亮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思想解放运动，取缔民主墙，逮捕魏京生。邓小平要的“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取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一半：“四项基本原则”；而抛弃另一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哪有什麽“准确、完整”？只能称之为“半毛泽东主义”。那另一半是“半实用主义”，对打击政敌有利时，“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形势稳定的表现”；当大字报批评到自己时，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因素”，“不但要讲，而且要专政手段”了。

邓小平与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们的分歧在经济领域，政治思想领域他们都是专政派，都比毛泽东更斯大林主义。

　　1956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批斯大林旳“左”（教条主义），邓小平、胡乔木都消极观望。等到1957年毛泽东反右，批赫鲁晓夫的右（“修正主义”），邓小平、胡乔木紧紧跟上，而且表现得比毛更“左”。

　　18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原来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准备自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适应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邓小平讲话（10月12日）把会议重心转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扬。邓小平说：“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可见理论界思想溷乱到什麽程度！”这一段是针对周扬的。还有一段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这是针对胡耀邦的。据邓力群在《自述·12个春秋》中所述，针对胡耀邦的这一段，是王鹤寿看了邓力群替邓小平起草这篇讲话后建议加进去的。可见胡耀邦的这位在延安时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准备对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会后，邓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吴冷西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宣部和电视广播系统，敦促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每天轮流三、四个省，在全国联播节目表态，声讨“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从而把“清污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迅速扩大到全国城乡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农村、部队，在社会上造成种种紧张、溷乱现象，严重冲击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对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举行，爆发了一场出乎邓小平意料的争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会议，工作人员读完决议草桉后，胡耀邦问：同志们有意见没有？

　　陆定一站起来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在起草这个决议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第14页第12行有一句话，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是1956年我们党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苏联方面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文件，题目是两个字：‘通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 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对我的，批判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证据是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对科学家、文艺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了好几个自由：批评的自由，反批评的自由，保留意见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这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文件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对于这个决议丝毫没有损害。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同那些错误的东西溷淆在一起。”

　　胡耀邦对决议稿中保留这几个字作了解释，说明是按照邓小平的定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范围。

　　接着万里发言赞成陆定一意见，主张取消这几个字。陆定一、万里发言都博得会场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然后，杨尚昆、薄一波发言，反对去掉这几个字，也博得会场另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这时邓小平说话了。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麽？现在群众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第一件做了什麽事？就是人大通过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什麽首先做这件事？就是说明现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坏我们安定团结局面的。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管什麽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

　　邓小平讲完，政治局常委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均发言主张保留。

　　胡耀邦说：“保留对我们当前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表决，一致通过。

　　邓反自由化讲话标志与胡决裂

　　邓小平这篇反“自由化”讲话导致中国政治气流的大变动。原来邓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邓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国政治气流往左拉，阻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陆定一的发言使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自由化”思潮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对“自由化”思潮的“软弱”比邓力群的“左”更危险。

　　这篇讲话也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后决裂的标志。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做了什麽事？

　　对胡耀邦来说，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标准讨论，终结“两个凡是”。纠正冤假错桉，纠正历史错误。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第一件事，变成“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如果当初真是邓小平说的那样，华国锋、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没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没有后来的西单民主墙，没有后来的纠正历史错误，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和邓小平复出掌权了。

　　1986年底的邓小平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差别只在华国锋搞毛的“凡是”，可以纠正；邓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样无法自己纠正。这就是邓小平的悲剧。

　　胡耀邦下台后，陆定一曾对他的发言产生的后果向胡耀邦表达歉意。胡耀邦对陆定一说：“我是由衷赞成你的主张的，只是在那个场合，不便多说”。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意料之外的大辩论引发出邓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讲话，改变了全党、全国的政治气流。《精神文明决议》刚一诞生，生命即告终结。一场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规模、影响更深远的“反自由化”之战，已蓄势待发。（作者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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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拒绝对高岗落井下石★★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1797

(2013年10月29日《新史记》

图片说明：林彪拒绝对高岗落井下石。

　　纵观彭德怀在此事中的作为，事情的本质要害之处是彭没有像陈云、邓小平二人那样去向毛泽东汇报。而彭后来所作的检讨与揭发，在毛泽东眼里成了马后炮，是一种投机行为。根据中共党内斗争模式，彭一旦被打倒，彭与“高饶事件”的关系必然会发酵。

　　林彪在事后也没有揭发高岗，反而对陈云说大家要为高岗分担责任。林彪还表示他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不好。这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始终如一的——关键的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贯信任。当然就高岗一事来说，林彪本来就是毛泽东特意利用的“锺馗”。

　　有材料披露，1955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讲话时说：“林彪同志很年轻，能征善战，一贯善于辨风向、插红旗，在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党中央这一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正确路线。我们应该给他以应有的政治地位，让他在党的工作中继续作出他的贡献。”从此以后，林彪的政治地位节节高升，直至最大的“锺馗”——毛泽东的“接班人”。

　　纵观整个“高饶事件”，林彪不但拒绝对高岗落井下石，反而还说要一起分担责任，这同周恩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林彪还对高岗的家人多次表示关怀，不但对高岗妻子李力群在1962年的揭发没有追究，而且也没有把李力群在“文革”之初的揭发材料抛出当作打击、迫害彭真等人的炮弹。但是林彪和高岗的关系，却被彭真等人抓住不放，一直想从中找到突破口，继而拱倒林彪。从“高饶事件”的曲折诡谲，我们当可透视林彪和毛泽东为什麽在政治上要保持一致的端倪，特别是对于理解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政治表态至关重要。

　　知情人说，林彪深受高岗之遭遇刺激，一度想隐退“政治江湖”，并向毛泽东提出到边疆偏僻省市诸如贵州省任职。但是毛泽东不允许林彪这麽做，并告诉林彪要安心养好身体再说。（《新史记》14期司马清扬）▲◆★●■☆

人生的三种困顿★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37859/201312/229.html

——读古代母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古代有位母亲叫郑淑云，是明代女作家。她曾经写给儿子这样一封信：

“阅儿信，谓一身备有三穷：用世颇殷，乃穷于遇；待人颇恕，乃穷于交；反身颇严，乃穷于行。昔司马子长云：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是穷亦未尝无益于人，吾儿当以是自励也！”

这封信，言简意赅，充满了人生哲理。郑妈妈是这样讲的：

人的这一生时常会遭遇三种困顿，千古有之，孩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种困顿，拥有卓越的才华，却遇不到好的机遇。

第二种困顿，以一颗诚挚宽厚的心待人，却没有交上值得交的好朋友。

第三种困顿，时常反省，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如此，司马迁感慨道：战国的虞卿若不是陷入人生的困顿，就不会著书立说而留名于青史了。

最后，这位妈妈抚慰儿子，即使人生的际遇如此，生活如此残酷，但也未尝没有好事。孩子你要以此自励，不要放纵自己，自甘堕落呀！

我们无法确定这封信写于何时、何种情形之下。但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在古代，读书人无非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做官，一是归隐。真正能去归隐之人极少，因为归隐无以抵挡饥寒。况且若儿子真心归隐，妈妈也就犯不上来这一番谆谆教诲了。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位妈妈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在儿子金榜题名后，即将步入仕途之时。前面宦海无涯，凶残险恶，妈妈这才决心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给儿子。

郑妈妈这样一位经过过风雨历练、看过人生百态的女人，她自己又是一位作家，对于人生悲欢、世态炎凉感受敏锐、思想透彻，有一腔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妈妈已然站在了高处，以自己的爱，给了孩子一个坚强的臂膀，达观的人生。

这位妈妈是勇敢的，她敢于一开口就把人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坏的结果直接告诉儿子。这位妈妈又是智慧的，世态炎凉既如此，那么与其在孩子面前粉饰太平，倒不如早点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这样，当忧患来临的时候，孩子才能够超越于世俗而从容置之。

所以妈妈毫不隐讳地向儿子摆出了这人生的三种困顿。说实话，遇到这三种情况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人郁闷、失落与不平。换了别的妈妈，也许会就此大书特书，陈词感慨。但是郑妈妈写到这里却戛然而止，不纠缠于此而喋喋不休。我们可以体会到郑妈妈的良苦用心，她要做的仅仅是为儿子指路，而不是感慨发泄，也不是具体支招儿。人生的路，说到底还得自己走，妈妈相信她的儿子有能力、有智慧来跨越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

妈妈的意思是说，人生虽然不会永远顺利，但却也不是重担与苦难，更何况福祸往往相依，坏事也有可能会变为好事。

这样的妈妈，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强大的内心，以及高度的智慧及悟性。她深深地爱自己的孩子，并且自信她的爱能够给孩子一个坚强的支撑。有这样的妈妈，真是福气！

一个集智慧、才华、见解，豁达的心胸于一身的女人，不用说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古代，就算放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女子也属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世上有过这样的女子、这样的母亲，有过这样自心肺中流出的爱的书信，仿佛熠熠闪烁的星光，为暗夜带来了亮色，也为人世间带来了魔力与妙趣。▲◆★●■☆

大事件风起云涌下一个大动作是甚么？★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2/01/2830146.html

苹果日报 2013-12-01：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局势可谓一波三折，先是国安会成立，习近平（图）集权受关注；接着是深化改革《决定》全文公布，中港股市暴升，习近平俨然成了改革家；然后是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受到美日韩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似乎受损。

在这三宗风起云涌的大事中，主角无疑都是习近平。国安会的炒作，很快就被提前公布的《决定》打断，而随着美、韩民用航空公司向中方提交飞行计划，美日军机不可能持续闯境，东海风云将告一段落，而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只会重弹三中全会的论调，那么，习近平下一个大动作是甚么？

其实，内地官场近期颇多聚会，但既不关改革，又不关东海，而是纪念毛泽东120岁冥寿，主办方既有官府，也有民间，已波及湖南、福建、四川、江西、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高潮自然是本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最高规格纪念大会，重头戏是习近平的话。

为纪念老毛铺路

习近平的讲话将不只涉及对毛的评价，更涉及其治党治国治军理念。但海内外对毛的评价两极化，习要重走毛威权之路，自然褒贬不一，习的智囊团的对策，一是以三中全会的《决定》，打出市场化旗号，安抚自由派，二是以东海防空识别区测试国内外反应，在内地形成强力对抗美日挑衅的声音，以此呼唤新一代政治强人。可以说，深化改革、东海风云都是烟雾弹，是为纪念老毛铺路，为习集权造势。 ▲◆★●■☆

“群众运动式”反腐败功能评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zhonggongfanfulicheng/detail_2013_12/02/31721810_0.shtml

2013年12月02日来源：方圆作者：李艳波

核心提示：如何评价我国过去反腐败的成绩和作用，这是当今中国人民仍旧很关注的，不少人谈到我国当前的严重腐败现象，总是说过去反腐败的做法好，还是要照过去的办法做才有效。因此，不在这个问题上作认真的反思，要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党的作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摘自《方圆》2003年第8期作者：李艳波原标题：“群众运动式”反腐败功能评析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反腐败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基本特点是：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勤政廉政；实行民主监督和从严治党；抓好干部的考核和选拔；群众路线是廉政建设的基本点；把阶级斗争作为反腐败的动力等。

如何评价我国过去反腐败的成绩和作用，这是当今中国人民仍旧很关注的，不少人谈到我国当前的严重腐败现象，总是说过去反腐败的做法好，还是要照过去的办法做才有效。因此，不在这个问题上作认真的反思，要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党的作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评析我国过去反腐败的社会功能呢？

我国过去反腐败确实有效，但这是以牺牲发展、降低效率为代价的。

我们过去反腐败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不少中老年人仍对五六十年代我国那种淳朴的社会风气保持美好的记忆。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那种效果的取得，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这就是牺牲了社会的发展和效率。

我们过去反腐败工作之所以要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效果，是因为我国过去反腐败的机制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惯性很大，一旦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一般很难驾驭，需要各级领导付出全部精力加以指导。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再则，群众运动的开展会因群众政治水平的不同，而造成群众运动打击对象的模糊等。

正因为群众运动有广泛性、高度的组织性、政治动员性及打击对象的模糊性等特点，不可否认对社会发展和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群众运动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政治运动上来了。政治运动对干部的冲击，使得他们无法安心组织生产，安心搞好本职工作，在运动的条件下，他们也无法去从事指挥和监督劳动的管理职能。这种状况在小生产方式或小规模经营的条件下，对社会发展和效率的影响会相对小些，但在实现了专业化、自动化、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在生产要素的配置瞬息万变的信息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这种运动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损害将是无法估价的。过去我国城市化水平低，消费水平低，生活也比较单调，对物质匮乏有一定的忍耐力。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再也不能容忍那种物质匮乏、供求失衡的现象存在。人们都希望取得反腐败的胜利，但恐怕谁也不愿意以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这恰是我们不能逆转的。

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每当反腐败群众运动高涨的年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就出现“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的问题，幸好党中央及时调整政策，才及时解决了。十年“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崩溃。可见，我们在对群众运动反腐败作用评价上，要持谨慎的态度。

当然，不能认为反腐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就一定会牺牲社会发展及其效率。当腐败已经大面积滋生，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及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时，再不采取爆发式的方式，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时，就必须靠群众运动运用疾风暴雨的方式，来扫除寄生在国家政权中的毒瘤。这恰恰是为提高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效率而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国“三反”、“五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当然，如果对腐败形势错误估计，轻率发动群众运动，必然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我国过去反腐败都比较彻底，但由此而引起的对人的伤害及不良社会后果也是不可低估的

如前所述，群众运动的惯性大，矫枉必然过正。同时，还要采用群众专政手段与之配套才能发挥作用，就必然会出现打破依靠法制管理框框的现象。这样，在反腐败过程中出现过火行为，不按政策办事的行为，处理过严、打击面过宽的行为，甚至借机报复、冤枉好人的现象都可能会在每次运动中发生。例如“三反”、“五反”运动时，就出现过群众判案宽严不均，少数干部、工商业者被逼自杀，部分群众搞逼供信，甚至进行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的问题。“四清”运动时，开始主要是肃贪反腐，后来又搞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上的“大四清”，既反“阶级异己分子”，又反腐败分子和一些不廉洁的干部，肃反与肃贪搅在一起，而且存在打击过重，打击面过宽，定性不准，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出现冤假错案的问题。至于“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折磨，给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

即使我国过去反腐败的斗争是行之有效的，但也无法将它简单照搬照抄到当代中国来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较之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就决定即使对同一社会问题的处理，也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历史。沿袭过去的旧形式、老办法。对待反腐败也是这样。

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惟有中国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弊端的基本前提。没有发展就无法深化改革，无法建设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我国过去之所以能有效地抑制腐败，但不能消除腐败，其道理也就在这里。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逐步健全，公民意识的普遍增强，使群众运动的开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清除“左”倾错误以后，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及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国家的决策体制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样由个别领导人错误发动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由于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公民的法制观念、国家和社会的依法管理意识逐步增强，人们不仅懂得了怎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也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群众运动所需要的“群众专政”方法和“矫枉过正”的运动惯性，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反抗，将会出现不少围绕法律的程序，围绕人格的尊严，围绕人的基本权利的申诉和诉讼。将使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冲突加剧，将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也就达不到反腐败的目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适用的反腐败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一定适用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控制资源的配置大权，资源的流向基本是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没有其他经济成分的并存）。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下，识别腐败者和廉洁奉公者比较容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渠道、多种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加上经营管理的独立性，使得经济活动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使腐败发生的环节复杂化，权钱交易的方式隐蔽化，腐败行为的财产分散化。这样对腐败的认定和处理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群众运动方式，就很难查证取证，很难顺利打击腐败分子。

总之，我们要充分肯定我国过去反腐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反腐败的新思路。我们在肯定过去反腐败的功能外，还要认识到新世纪给反腐败带来的新问题，要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那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防，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切实加强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社会分层凝固化易激起仇官心理★★★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02/31710363_0.shtml

2013年12月02日人民日报作者：陈希原标题：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造就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生动局面的制度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要求，对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新部署，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进一步明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总要求

《决定》提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这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总的方向、目标和思路的新概括，是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要求。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牢牢把握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确方向。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把它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局下去认识、去审视，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布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党管干部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最鲜明的政治特色，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展开，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干部工作需要充分走群众路线，进一步扩大民主，增强透明度。但必须明确，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党管干部水平，更好地为党选拔优秀人才，决不是放弃党管干部原则。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应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而不是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着眼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进一步明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习近平同志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正确回答了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新时期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的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并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深刻阐述。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这就指明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和着力点。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我们继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培养选拔更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尤其要使那些理想信念坚定、锐意改革创新、敢于负责担当的优秀干部充分涌现，使各级干部都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着力提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科学化水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都很强，必须科学设计，扎实推进，务求实效。我们要按照《决定》提出的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选人用人机制的要求，以求真务实精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管用，就是改革措施的推出要服务于选准用好干部的需要，更加注重实际效果，遵循干部人事工作规律，坚持形式服从内容、过程服从结果。简便易行，就是改革制度的设计要坚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既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此，要正确处理继承干部工作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尤其要坚持在实践中培养、发现和使用干部。要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探索结合起来，改革措施要成熟一个推出一个，重大改革举措坚持试点先行。要加强制度统筹，既着力解决制度缺失问题，又有效防止制度繁密现象。要注意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和配套，重视抓好已有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改革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抓住当前干部人事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总结，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把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与完善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保障制度结合起来，修订好干部任用条例、干部考核评价办法等，努力形成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决定》提出，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构建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关键所在。

一是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主要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提高干部工作民主质量。一方面，要改进民主推荐、测评方式和程序，增强民意表达的真实性。在干部工作中发扬民主，不仅体现在投票推荐上，而且体现在个别谈话、实地调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等各个方面，体现在酝酿动议、考察预告、沟通协商、讨论决定、任前公示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要正确分析和对待票数，把得票作为用人的重要参考。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把干部推荐得票情况与组织平时掌握的德才和实绩情况对照起来分析，综合考虑确定人选。对那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而得票相对较少的干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保护的一定要保护，坚决纠正唯票取人现象。

二是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合理确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职位、范围、规模，坚持选拔任用条件和资格，改进选拔程序和方法，严格组织考察和把关，加强纪律监督，引导干部在实干、实绩上竞争，防止把严肃的干部工作搞成选秀，坚决纠正唯分取人现象。

三是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根据选任制和委任制的不同特点，探索不同的干部人选产生方式和票数权重，避免一刀切。选任制干部即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适用选举民主。委任制干部即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领导、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适用“实绩晋升”。这一层面干部的选拔，主要是扩大提名、考察环节的民意收集和决定环节党委（党组）内部的民主，不能把竞争性选拔作为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

四是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按照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的要求，搞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总体规划。下大气力抓好培养工作，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尤其要放到基层、艰苦岗位去磨炼。注意用好各年龄段干部，既重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又合理使用其他年龄段干部，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划线，不搞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要据此改革实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完善考核办法，健全奖惩机制，形成促进科学发展导向，促进各级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实行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类考核。改进德的考核办法，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检验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主要看是否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要把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健全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从履职过程中考察干部制度，完善通过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了解干部办法，建立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分析研判制度，增强考核全面性和准确性。

完善干部管理相关制度。一是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这对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统筹干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善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促进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选人用人上，现在还存在着违背五湖四海原则的现象，有的用干部以部门、地域、单位划线，干部调不进、派不出，有的只注重安排身边的干部。客观上讲，单位、部门之间领导职数资源分配不够均衡，从制度上导致干部发展机会不平衡。因此，必须打破干部部门所有，大力推进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统筹用好各类干部资源，增强干部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三是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对干部严格考核、选拔和监督上，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规范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重新任职的条件、程序。对于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造成恶劣影响的要追究责任，而且要终身追责。四是完善公务员激励保障制度。主要是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通过这些措施，着力改变公务员队伍千军万马挤领导职务这个独木桥问题，调动广大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积极性，使他们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决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体制保证，有利于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首先要深刻分析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决定》强调，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这是人才工作重要理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趋势。这不仅不利于把大批优秀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而且易激起社会“仇官心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一些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习惯性质疑，从深层次上折射出社会公众对社会流动不畅的焦虑。因此，必须着力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大力营造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环境，让社会各阶层人员都有通过平等竞争向上发展的机会和通道。

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现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干部交流渠道不够通畅，许多社会优秀人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自由职业者中的人才，海外留学人员和普通工人农民，由于受到体制和身份限制，难以进入党政干部队伍。要探索建立由多种干部选拔方法、多条干部选拔渠道构成的干部选拔体系，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对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可推行直接引进、公开选拔、聘任、挂职等办法，畅通进入党政领导岗位和公务员队伍渠道，给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对党政机关干部向企事业单位流动也要进行一些制度性探索，打通干部在不同体制之间的流转通道，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干部队伍活力，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这种流动要严格按制度办事，增强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期权交易、权力寻租等问题发生，防止干扰正常经济秩序，防止滋生腐败。

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当前推动基层各项事业改革发展，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才缺乏，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学校、医疗卫生、农技推广等机构和艰苦岗位人才匮乏、留不住人、人员素质整体偏低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在待遇、职称、选拔任用等方面真正向基层、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岗位人才倾斜，切实解决他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进人才向缺乏人才地区聚集。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刚性制约，通过智力引进、人才创业、人才派遣等多种形式，实现高层次人才柔性流动。要大力倡导服务基层、奉献社会精神，鼓励年轻人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

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李光耀曾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人才，中国从13亿多人中选人才，而美国是从全球70亿人中选人才。此说虽不完全准确，但也有一定道理。这与我国人才引进方式单一、引才审批手续繁琐等不无关系，特别是对外国人才来华留华工作缺乏有吸引力的制度。因此，必须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敞开大门，招四方之才。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各类人才能力素质标准体系，通过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依靠实践和群众发现人才。要持之以恒抓好“千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完善人才签证、绿卡等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国家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法律，推动人才试验区建设等，大力吸引国（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要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广大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让他们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 ▲◆★●■☆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社会分层凝固化易激起仇官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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