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声明”看中国如何操控—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从“共同声明”看中国如何操控—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中南海算定中美裂痕
★金正日再次出手敲诈 平壤又使中共难堪
★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
★周总理在越南战争时对美国的四句话
★美刊预测35年后世界巨变
★曾经充当日伪情报员 陈永贵是怎样走红的


★中南海算定中美裂痕
9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私下会晤。当此中美关系多事之秋,胡布峰会自然备受世人关注,各种分析、预测此前早已出笼。概言之,没有人不预言中美之间因美国新一轮“反华潮”与“中国威胁论”所导致的关系紧张将随此次峰会而有所缓解,但也没有人因此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预期乐观。胡布峰会的实际情形并未出乎观察家们的预料,唯一出人意料的是胡锦涛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柔软身段。但是,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这种个人的柔软表演,终究是有限的。
  这十年也是冷战终结后美国的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正式成形,自我定位日渐清晰的十年。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定位不但主导着世界政治格局,也主导着各国对美国的态度、主导着包括中美在内的各种国际关系。这是一个一切都被打上美国意志烙印的时代,其它国家与人民对美国的态度取决于美国本身的行为与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代美国有能力主导它与任何一国的关系;但从全局利益出发,美国必然有所取舍。美国所交好的,总是它珍视的;美国所交恶的,即是它放弃的。
  对改善中美关系,中方态度无疑是积极甚至迫切的。中美关系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美国优先追求的目标;美国的优先目标不是改善中美关系,而是遏制中国。在全球资源约束现状下,致力于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中国与美国所追求主导的全球秩序颇不相容,因此中美在根本战略目标上存在严重冲突。作为强势一方,美国并不准备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让步;在它看来,需要让步的只是中国,否则中美关系的改善得不偿失。
  本文试图剖析中美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
  一,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目的在建立全球政经等级序列
  由于需要面对不同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需要,当代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被西方极力推崇的“自由、民主”价值,虽然在其它文明中也能找到若干因子,但并没有居于核心位置。自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即不遗余力推广这一从古希腊、罗马,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演变而来的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如果冷战时这种努力是为了战胜对手,那么在冷战后美国已无可抗衡的情况下,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正当化、合法化的价值基础。
  价值观的作用主要是为社会利益分配提供指导原则及评价标准,通过得到人们认同来减轻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可能引发的对抗。因此,一种价值观背后必然对应一种现实的等级序列及利益分配格局。当西方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形态就成为得到普遍最高认同的社会形态而居于各国顶端。站在这种居高临下位置上,美国可依据自身需要设计最有利于己的世界政经新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普世利益。
  美国利益等同于普世利益,这在观念世界的推演中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加入经验世界的若干参量后,却成了普世价值观推演下之必然。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明知美国许多做法损害了中国利益仍然支持美国?因为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所决定的评价体系中,“自由、民主”是第一需要,其它都可先放到一边。由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满足这种普世价值观所定义的“自由、民主”,“反体制”就成为政治正确。虽然美国许多做法具有霸权主义特征,但由于美国既是践行这种普世价值的世俗榜样,又是这种普世价值在世俗扩张的最大依恃,因此美国利益的霸权主义扩张被视为有利于普世价值的扩张,可以谅解。虽然美国遏制中国必然给中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损失,但这种压力有利于促进普世价值在中国实现,具体利益损失可待普世价值实现后再寻求弥补–在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推演下,即便是战略利益与美国冲突严重的中国,其知识精英也相当普遍地无条件支持美国,更遑论其它国家。
  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成了当今全球意识形态的主流,这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体现,也是美国“软权力”登峰造极的表现。凭借这一软权力,美国可在把一己私利正当化、合法化的同时,将异己利益妖魔化、非法化。当许多国家的人都认同:凡合符美国利益的,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凡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邪恶的、不合理的;凡站在美国一起的,就是文明国家、负责任国家,凡被美国敌视的,就是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时,美国可以无往不利。美国无往不利正是当代普世价值观信奉者们的普遍愿望,因为这意味着这种普世价值能得到最快扩展。为此,他们可以忽略或容忍美国的种种自私之恶,因为在这些人头脑中,延误普世价值的扩展才是最大的恶。
  价值体系规制着评价标准、等级序列与利益分配格局,构成与“硬权力”相辅相成的“软权力”。由于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被普遍认同为最高价值,美国在掌握最大“硬权力”同时又执掌了最大“软权力”。“软权力”对美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它可以以自己利益为中心设计、构筑、推广世界新秩序,在普世价值的圆说下,新秩序只会遭遇较少阻力,被它欺侮的人往往没脾气,被它出卖的人经常还帮着数钱;2,一旦出现桀傲不训的挑战者,美国可以普世价值之名斥其为“邪恶”、“无赖”,轻易分化、瓦解对手,使对手国的国民也起而反对自己的政权,不战屈人之兵。   
  二,为什么中国不能屈从于美国主导的等级秩序?
  人类社会从来是不平等的,强者总要占据更多利益资源。既然美国在当代一强独大,它要推广、维持一种有利于自己、貌似公平、实质不平等的全球“新秩序”,又有何不可?其它国家望风影从,还可以避免流血冲突;如不从对抗,只会徒增流血牺牲,最终结果可能还一样。规则服从力量,实力对比决定何去何从。
  不断有人举例说,某某国家因甘于服从美国制订的游戏规则,结果实现了与美国的“双赢”。这种成功例子确实不少,但故事的主角不是蕞尔小国就是夹在大国冷战夹缝中的特殊国家,不能类比于今日中国。如果美国仍然要面对类似前苏联那样强大的对手,那么中美可以继续结盟,争取“双赢”;前苏联的崩溃,是中国国际处境恶化的转折点。
  所谓“双赢”,实质是当你的存在无足轻重、你的壮大不会改变总体格局时,人家允许你尝一杯羹;一旦你强大到足以与对方抗衡,“双赢”就变成“零和”,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全球利益资源总量是固定的。猎人养猎犬是希望它可以帮自己俘获更多猎物,但他绝不会养一头猛虎;不仅如此,“狡兔死、走狗烹”也是普遍现象。
  中美难以共赢是因为中国是当前最有可能挑战美国战略利益的潜在对手。在全球资源、利益总量难有实质突破的背景下,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崛起”对所有既得利益国家(传统强国)都是噩梦,对美国“保持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战略目标更足以致命。中美两国的战略冲突根源于“中国崛起”与“美国保持独霸世界”这两个谁都不可能放弃的根本性战略目标的冲突,其实质是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在既定资源利益格局下的必然冲突。它既不会因中国“积极融入主流国际社会”而化解,也不会因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而消失。无论中国怎么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化解美方的警惕与敌意。美国对中国敌意的收敛,只会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会伴随着中国的低姿态或民主化。
  在美方视中国为“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背景下,针对中国的弱点,美国必然在加强军事、政治、经济遏制的同时,频频吹响“普世价值”的魔咒,直击中国软肋–西方价值观背景下的国内政治认同。宾服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自由派知识精英成了美国施展“软权力”的尖兵与内应,起到了美国自己起不到的作用。其中自觉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这样做只是在忠实于自己的价值信念。
  中国为什么不能主动实施政治转型,变软肋为硬骨?从前苏东诸国政治转型经验看,条件不成熟的政治转型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愈甚,这也是美国极力诱促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因。如果政治民主化真是一副补药,美国未必会如此热衷推介给自己的“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正因为它对中国这种体质的国家是泻剂而非补药,美国才会铺天盖地打广告促销,催促中国服用,其目的是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自废武功,阻止中国崛起,使中国无力挑战美国。但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基本生存丧失保障,造成大量难民,这是当前中国社会越来越多人认同“渐进”的原因。
  即算将来条件成熟时中国能顺利完成政治转型,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等级秩序中也只能敬陪末座。道理很简单,在人均利益资源有限的具体约束下,除非实行平均主义,否则只能满足部分人需要;在效率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全球化背景下,它必然趋向优先充分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要维持这种利益格局的稳定,唯一方法是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令大多数人处于塔底,极少数人居于顶端。一国之内如此,全球也一样。如果不能将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排挤在金字塔底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新秩序”不可能有效运行。
  隐藏在价值评价体系与国际等级序列背后的是实际利益,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如果中国人成了美国新秩序下的劣等公民或边缘群体,就只能长期满足于类似在美国被圈养的印第安人、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生活状况。一些被普世价值驯服的自由派精英与接受了他们 “启蒙”的大众,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又幻想着用接受与顺从换取对方的尊重与平等,这只是一厢情愿。西方普世价值观背后所对应的世界图景绝非普世平等,而只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新秩序驾临中国也必然是居高临下的,正如它当年驾临俄罗斯、今天驾临伊拉克一样。奢望新秩序普世后的平等与尊重,这说明许多人对普世价值在经验世界所必然对应的等级秩序还没有充分认识;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仅止于观念世界,但他们却支持它普行于经验世界–这是这种理想主义最终必然幻灭的根由;遗憾的是,等这些人一觉醒来,可能一切都已来不及改变。
  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即意味着接受其背后的价值评价标准与国际等级序列,接受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与利益格局。俄罗斯是前车之鉴,证明其间能够实现鸡犬升天梦想的只是极少数买办精英。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天真浪漫后,俄罗斯终于回归到到普京的现实理性。中国人要避免劣等化、边缘化命运,只有在今天起即凝聚在这个叫做“中国”的共同体旗下,对抗国际强权,抗拒美国单边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首先应该对必然导致真实等级序列的价值评价体系“自由主义”保持清醒认识。
  三,五虎斗恶龙:中国可以这么做
  虽然中美裂痕难以从根本上弥合,但两国交恶并不符合现阶段两国利益的最大化;鹬蚌相争,真正得利的只会是渔翁。不但中方极不愿见中美直接对抗,美方也不愿见中国现在即成为它势不两立的敌人,迄今为止国际形势还不允许它倾全力对付中国,只不过它比中国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已。根本利益的难以调和与当下行为的各有顾忌,构成中美关系不冷不热、时冷时热的主格调。
  因应这种形势,中国在中美关系上既要有足够的坚定,又要有足够的柔软,外柔内刚。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应该坚持“渐进”不动摇,不屈从外部压力盲目躁进,一切从中国实际需要与现实可能出发。同时,必须对已居于国内学界民间主流的自由主义价值有清醒认识,明确其局限性与负面性。不是要把自由主义一棒子打死,而是应该改变思想界目前自由主义一强独大的局面,尽力发展本土思想资源,努力形成多水分流、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由主义在其中可作为重要一支发挥有益作用。
  在国际方面,应该集中力量重点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多极化是包括中国在内、除美国外其它大国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中国应与俄、法、德、日、印共同努力。
  要有效推动多极化,中国首先应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保存自己是第一需要。毕竟现在美国一强独大,有能力对付任何对手。中国已被美国视为“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但要避免成为象前苏联那样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敌人。世界并非只有中美两国,只要中国不成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就会有所顾忌,不会倾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就可以在压力的夹缝中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
  要避免成为美国眼中死盯不放的目标,中国就要与其它大国一起成长,减少“一枝独秀”的表现,韬光养晦。只有当世界几大力量同时增长,美国难以抑制时,它最终才会不得不接受一种多极化的秩序安排,中国与世界才能真正拥有和平与安全。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只能力争“共赢”的时代,中国应尽可能改善与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尽管中国与俄、日、印都存在历史恩怨与现实地缘利益冲突,但美国的一强独大及其谋求单极格局改变了一切。多极与单极的较量才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当下历史演进的主旋律,其它都沦为次要。如果中国的地区优势被俄、日、印取代,中国不过发展慢一点而已,到那时美国可能又会反过来拉拢中国,帮助中国免于被其它国家压垮;但如果中国被美国视为现实对手而压垮,就可能重蹈前苏联国家分裂、经济倒退五十年、货币贬值六万倍的覆辙。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经此一劫不但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而且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再回头又是百年身。
  对于当前局势下中美矛盾的难以调和,内心最难接受的是中国的自由派精英,他们时刻企盼着国内一切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那才是他们理想的生存方式。除非中美能够避免直接对抗,否则他们极可能成为中美对抗中不利于中国的因素。
  世事无绝对,在中美之外,其它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如果美国对单极秩序的构建已有心无力,它就不得不接受一种多极化的秩序安排。就象三十年前中美曾经化敌为友一样,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能再一次促使中美关系发生实质变化–国际关系的最强法则毕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鉴于此,世人对中美关系改善既不必寄望过多,也仍然可以有所期待。
★从“共同声明”看中国如何操控—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江程浩 二00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9月19日,历经两年多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终于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突然取得了达成“共同声明”的成果。世人一时间大为振奋,纷纷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其对中国在其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评价极高。但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文件签字的第二天,朝鲜方面就突然在其中央通讯社朝中社就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发表发言人谈话,朝方称: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是解决核问题的关键,朝鲜将在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之后才能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监督。该发言人最后说:“如果不提供轻水反应堆,就不可能期待朝鲜会放弃业已拥有的核遏制力,这是朝鲜坚如磐石的正当而一贯的立场。朝鲜已经而且今后也将针对美国的强硬派制定政策,朝鲜将关注美国在‘行动对行动’阶段的所作所为。如果美国继续坚持朝鲜先行弃核后再提供轻水反应堆的主张,那么朝美核问题就将毫无进展,并会产生十分严重而复杂的后果。”
而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谈到共同文件时:就文件中“朝鲜方面声明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尊重,并同意在适当的时机讨论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这一段话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想,如果你们读了共同声明,你们会发现,我们达成的一致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讨论……讨论……轻水反应堆。”她一再强调“适当的时机”和“讨论”这两个词。美国人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朝鲜方面必须先行弃核,并通过核查落实后美国才会提供轻水反应堆。这是美国人认为的“适当的时机”;而朝鲜方面解释的“适当的时机”就是现在,也就是说美国必须立即先行提供轻水反应堆,朝鲜方面才会弃核。朝美两家的要求正好相反。六方达成的“共同声明”怎么会留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几乎可以让朝美双方作完全不同的解释?从表面上看,中国花了两年时间撮合六方好不容易达成的这个“共同声明”仿佛又成了一张废纸,让世人寄予厚望的六方会谈又将无果而终?中国人又做了一次无用功?
一、中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来建设国家,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在国际上使用武力。中国撮合六方参与会谈,完全是为了在国际上创造一种全新的解决争端的新模式,以取代美国人喜欢的武力解决方式,因为如果美国人这种方式一旦让世界屈服,中国需要的和平环境就将荡然无存,中国将不得不为用战争手段保卫国家利益作好准备。
二、恰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和对伊朗核问题左右为难之时,朝鲜又“及时地”爆出了核问题。朝鲜这个国家与中国近在咫尺,而且中国在朝鲜有着战胜美国的先例,朝鲜是中国的利益范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发言权,在这一系列有关朝鲜的问题上,美国人有着很深的体会。美国人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对抗,更不想面对在伊拉克问题还没脱手,伊朗核问题尚未着手解决,朝鲜核问题又摆到了桌面上这一窘境,美国虽然有钱有势,但同时面对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这几大棘手难题,美国人纵使再有力量,也是忙不过来的,况且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人单纯用武力是摆不平的,因此才有了美国人不厌其烦地参加六方会谈,才有了在六方会谈上面对朝鲜的强硬态度,美国人一再忍让的现象出现。最近在美国国内又出现了“卡特琳娜”飓风灾难,美国确实有了力不从心的感受。
三、台湾问题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也是事关中国前途和发展的关键点。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长期无视中国的立场,屡屡用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和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来阻止中国的统一大业,当然还有其他 一些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好象没有很有效的应对办法。对此,中国政府深感焦虑。朝鲜核问题“及时”地自爆出来,这确实给美国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在这个不可多得的时机下,中国利用朝核问题制约一下美国,或者与美国作一下利益交换,又为尝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我的理解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思路是:一方面要让朝核六方会谈得以继续下去不要中断,另一方面又不要让六方会谈很快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直到美国人明白过来,并满足中国的条件为止。也许美国人是明白的,但只是还想再拖一下,看看中国人的要价有多高,看看中国人底线在哪里。
四、我记得在前不久达成协议的中欧纺织品压港问题谈判中,有位欧洲记者说过一句很趣的话,他说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就象是在打桥牌,都在揣摩对方手里牌的力量,而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手里却抓着一手好牌,不论对方出什么牌,中国都有应对之法(此问题在此不多说)。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中国人手里也抓着一手好牌,这一手好牌是什么呢?首先是美国人不希望朝核问题走向激化,一旦走向激化,美国人是要丢脸的。二是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美国必须依靠中国的力量,必须看中国的脸色行事。三是美国自认为是自己盟友的韩国正在奉行与朝鲜修好的策略,韩国最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最不希望朝鲜人因大国的利益冲突而再次受到伤害;最希望朝核问题和平解决;而且也最希望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四是倭国人想法是不希望朝核问题得到解决,这样倭国就可以借此也进入核发展行列中去,达到其走向核大国的目的,这种现象是美国很不希望看到的。从倭国人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一开始就绕开正题,提出人质问题可以看出,倭国人纯粹是在其中无理取闹。五是俄罗斯在朝核问题的想法与中国高度一致。这就是说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几乎是以美国为一方,以其他五方为另一方的谈判,美国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这就是中国手上抓着的牌,中国人打出哪一张牌,美国人都不好对付。
五、第四轮六方会谈之所以会达成“共同声明”,那是会谈延续下去的必要,文件中之所以出现可以作出完全不同解释的内容只是一种策略,是让美国不得安心所必要的内容。而并不是什么“疏漏”。现在美国面临的处境是:要么让中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由中国去说服朝鲜尽快作出实质性的弃核;要么让朝核问题走向激化而美国束手无策。让其总统在国人面前丢脸,让美国在盟友面前丧失信誉和威望。让世界其他与美国不和的小国都强硬起来与美国作对。
我的预测是:第五轮六方会谈也许会在第四轮中规定的今年十一月如期举行,也许还会改在其他某一个时候举行,但中国要想在美国人手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必须拿出高超的技巧来。六方会谈的思路是绝对正确的,只是手段和操作的问题。一手好牌不一定打出好的结果,但确实有一种最好的结果,还有几种次一点的结果,当然也有很差的结果。中国如何用这手好牌打出最好的结果来呢?这就要看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家的水平了。但我相信中国人有这个智慧和能力。
★金正日再次出手敲诈 平壤又使中共难堪
第四轮六方会谈的第二阶段会谈本星期一(9月19日)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朝鲜和美国承诺将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
但是共同声明发表后不到24个小时,朝鲜又突然变卦,朝鲜要求美国先提供轻水反应堆,才会完全放弃核武计划和项目。朝鲜称,美国“做梦也不别想”让朝鲜在得到轻水反应堆之前就放弃核武器项目。
这为朝鲜是否将遵守刚刚达成的突破性协议划上了巨大的问号。
朝鲜要轻水反应堆
朝鲜周二(9月20日)提出,除非能得到一座用于民用发电的核反应堆,否则将不放弃该国的核计划。
这是朝鲜广播电台周二(20日)一早播出的消息。广播中,朝方重申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如果认为不提供轻水反应堆就能让朝鲜放弃所有核计划,那是在做梦”。
在前一天(19日)达成的《共同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
对于朝鲜声明该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参加会谈的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尊重,并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华盛顿说,适当的时间将是在朝鲜放弃其核武器项目之后。
美日不接受北韩的要求
对于朝鲜周二提出的这个新要求,美国认为违反了刚刚在北京签署的共同文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考马克9月20日说,朝鲜宣称在美国提供民用核子反应炉前不放弃核武的声明,与19日在北京签署的协定不符。麦考马克说:“这项声明显然与他们所签署的协议不符,我们将看未来几个星期情势的发展。”
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则表示,朝鲜的声明令人无法接受。他说:“我认为此类声明不会被接受。”他接着说,这项声明“似乎显示第二阶段的谈判已经开始”。
不过韩国方面则认为,朝鲜的要求在意料之中,不会完全破坏协议。
平壤给北京难堪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履行承诺”。他说,毫无疑问,朝鲜在同意发表星期一的共同声明时,完全知道他们所同意的内容。
分析人士说,由于朝鲜突然变卦,其最亲密的盟友中共再次面临压力。胡锦涛上周刚刚和布什在纽约会面重点谈了北韩核武问题,本周一达成的共同声明使北京面子上得分。但不到一天,朝鲜又提出要求美国立即无偿提供轻水反应堆,无疑是让北京难堪。
中国是北韩的主要食品和燃料供应国。过去中共一直能够通过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来对平壤施加影响,而金正日也一贯是敲诈的老手。这一次,中共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金援来摆平北韩,目前还有待观察。
★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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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2005年09月27日
在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要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
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个深刻的背景。这就是:伴随着市场化趋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和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巨大变动,出现了多样化、动态化、社会化等特点,并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化的考验。
因此,中国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能仅仅讨论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研究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用社会和谐的方法来处理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矛盾。这种利益协调机制,毫无疑问,包括利益引导机制、约束机制、调节机制和补偿机制,等等。
我认为,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并发挥其对社会利益的协调和整合作用。
问题是,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发展政治文明等等一直是国内外许多人关注的热门话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从来没有含糊过。
问题是,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而又慎重地讨论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问题并不是能够主观设定的,而是要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奋斗中逐步形成的。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当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设计,建立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多党合作的民主的“联合政府”,那么,今天中国民主政治可能采用的是另一种形式了。但是,当年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要消灭共产党,打内战,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历史的路径,引导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事实上,考察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民主形式,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美国的南北战争形成了美国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形式;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的不同特点最后也都体现在两国民主制度形式的差异上。因此,今天美国的民主形式不同于法国的,法国的民主形式又不同于英国的。所以,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
  从世界三大基本民主形式看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回顾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的民主是从1949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步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解放战争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以后,没有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共商国是,采用政治协商的形式,形成了“共同纲领”。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里重提这段历史,是希望大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确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尤其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全国人民广泛讨论,制定了宪法,并依宪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具有了合法基础。这是历史造就的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民主形式。
如果对世界上各种民主形式加以具体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选举民主,这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同我们讨论得最多的一种民主形式,其特点是通过公正的投票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按照多数参选人的利益要求形成决议、法律或选出治理国家的人选及其政党;二是谈判民主,这是国际政治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常见的一种民主形式,其特点是通过谈判分配利益,以使各方都能对自己的利益要求得到相对满足;三是协商民主,其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由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共识或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即共同利益,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
我们注意到,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是西方政治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这种理论的兴起,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缺陷的回应,是为了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决原则的不足。因为,根据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实行的选举民主,对于大多数没有金钱实力的公民来讲只有投票上的平等,而没有参与集体决策的平等;选举民主对于多元社会中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的道德争端,常常也显得无能为力。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西方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和在协商民主理论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大家谈的较多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的主张。进行这样的研究和借鉴,显然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强调的就是进行“政治协商”,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同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不是代议制的上院(参议院)这样的国家权力机构,也不是政府这样的国家机关,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别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显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不是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协商民主,但它又是由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民组织和公民直接地平等地参与的协商民主。可以这样说,这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长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实行这样的协商民主,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政协委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而且能把“民主”与“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民族和谐、界别和谐、海内外同(侨)胞和谐,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整合。也就是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尤其是在我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向多样化、动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化考验的形势下,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在和谐发展中,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整合。
要把选举民主、谈判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三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
我们这几年已经明确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选举民主、谈判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三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
第一,应该进一步完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形成党内的协商民主机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二,应该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在政协内部(适当时候也可以在政协外部)通过执政党主持的协商民主,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选举和立法内容进行事先协商。
第三,应该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协商中形成的建议,进行审议、选择和表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形成这样具有鲜明的民主法治特征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就能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地维护安定团结,就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和谐发展中,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
★史海钩沉:周总理在越南战争时对美国的四句话
人民日报2005-09-27: 1965年春以后,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针对这种情况,1965年4月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1966年4月10日他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重申了这个政策,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美刊预测35年后世界巨变
【大公报讯】2005-9-27): 据美国《外交政策》期刊二十六日消息﹕卅五年后的世界风貌将迥异于今日:「政党地位渐趋式微」、「宗教组织解体转型」、「欧元统合终将退潮」、「日本摆脱美国重新站起」、「英国王室走入历史」、「反毒战争落幕」,同时「绝对主权概念不再」。著名的《外交政策》期刊为纪念创刊卅五周年,特邀请全球十六位精英放眼未来,分析哪些今天被视为当然之事物,到了二○四○年将已不复存在。
未来卅五年将消逝的还包括﹕生命神圣的观念、一夫一妻制、汽车废气、公共领域、医生诊所、自由生育、小儿麻痹与匿名作为。
《外交政策》在引言中指出,这十六项观念、价值与制度,有些也许大家很高兴会见到其消逝无踪,有些则让人缅怀不已,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已经对我们现在与未来的生活,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曾经充当日伪情报员 陈永贵是怎样走红的
  组织“晋中野战军”,对武斗不管不问,志在震动山西,震动全国
  1967年9月11日至17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实则为批斗会。刘格平、陈永贵等一干人马坐在主席台上,将原山西省委领导,原晋中地委领导,原昔阳县委领导都拉到台下集中批斗。在昔阳县,这些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数万群众面前受尽凌辱,如扭胳膊,按脑袋,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铁牌子,挨拳打脚踢。有的被踢成重伤后致死,有的胳膊被拧脱臼,有的被斗得尿了裤。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对这种武斗不管不问,并任其恶劣发展下去。
  陈永贵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大讲大寨如何同走资派斗争。陈永贵还踌躇满志地说:要通过昔阳的夺权,震动晋中,震动山西,震动全国。就这样,昔阳县成为山西省在“文革”中开武斗之先的地方。            
  陈永贵等把自己的造反组织封为“晋中野战军”,又叫“晋中一把火”,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代号叫“六十八军”。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一直对此极为反感。作为支“左”的解放军,他不愿意看到两派无辜的群众发生残酷的武斗,更不愿意看到解放军卷入派性斗争中去。
  1967年9月5日,刘格平、陈永贵指使杨成效指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开枪打死女学生孟玲玲,打伤学生数百人,震动整个昔阳大地,由此爆发了抬着孟玲玲的棺木游行的悲壮场面。
  11月初,陈永贵出马到太谷县视察。他策划了樊村事件,造成群众死伤数百人。接着,他又组织“晋中野战军”搞武装游行示威。途经榆社县红花岭村时,与“总司派”的下属组织“兵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死伤数人。但“晋中野战军”人多势众,枪多弹多,压迫“兵团”撤出红花岭。尔后占领该村,抓捕群众数十人,当场枪毙5人。红花岭战斗结束后,“晋中野战军”继续游行到和顺县。在城关镇又与和顺的群众打了一仗,双方各死5人,各伤50余人。山西武斗不止,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于是,1967年12月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1968年2月22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考虑到谈判的危险和复杂,谢振华要求部队在候机室外重兵布防,楼顶四个角上架起四挺机枪,枪口对着四外的旷野,以防两派武装冲击会场。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双方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老村长为陈永贵说话,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3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
  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周恩来: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要维护大寨红旗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
  在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迫不及待想当党的“九大”代表,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主动找谢司令交待罪行,以求宽大,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泪水涟涟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低眉顺眼地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人证、物证俱在,陈永贵本人也承认确已变节过,还当上了特务情报员,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毛泽东倡导“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受宠若惊
  作为陈永贵的上级,谢振华没有“戴有色眼镜”,只是想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而且对陈永贵的褒大于贬,还时常想着陈永贵带群众创业致富的事迹。
  1946年,大寨开始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办互助组。陈永贵是全村较好的种地把式,他带领劳动力比较差的互助组取得了好成绩,并自称他的“老少组”战胜了村里的“好汉组”。由于他干得好,1948年初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1952年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1963年8月,河北、山西发生特大洪水,大寨也与许多乡村一样,被冲得一塌糊涂。已是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立即带领村里人在村头的大柳树下支起大锅,把集体的粮食拿出来,集体开伙吃饭,全力以赴抢着扶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加工追肥,千方百计保住当年待收的庄稼。然后拿出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昼夜奋战,很快在村中心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秋收时,庄稼的收成也不错。
  1964年春,毛泽东视察河北等地,分别听取了谢振华率六十九军部队战洪水,保天津,保津浦、京广铁路的英雄事迹和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自己动手,拯救家园的动人事迹。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看见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抢险救灾;看见钢强的工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事业的斗志;看见朴实的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不能不为之动容。于是,在他的倡导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成为凝炼的号召应运而生。
  陈永贵作为一个历史上曾有过污点的人,对荣誉的降临有着受宠若惊的感受。以至后来,随着外来荣誉与自身素质的比重失调,他渐渐变得头重脚轻了。
  蔡梗民摘自《松原日报》
  陈永贵简介
  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担任农业社主任,后任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任期间带领广大群众,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艰苦创业,多次受到县、地区和山西省的奖励,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7年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在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3年、1977年分别当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3年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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