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张学良“16字密信”的三大秘密

★周恩来给张学良“16字密信”的三大秘密
★中国海军外向性转型向第二岛链突破
★路透社专访陈水扁全文
★日本在第三轮东海问题谈判中漫天要价
★看中国政府在东海问题上的可能态度
★欧盟军火商巧妙绕过对华军售禁令
★我军已经建成世界先进的战争模拟实验室


★周恩来给张学良“16字密信”的三大秘密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16字密信,全文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10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多年来,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16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
  
  秘密一: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计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等不同的说法,就是1961年说又有1961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思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留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
  
  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撰写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
  
  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总理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
  
  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时间证明,这份档案全文如下: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这份档案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总理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做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秘密二: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
  
  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众望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据同样作为知情人的罗青长回忆,明确提到张学铭夫妇是密信传递人之一。
  
  这样说来,至少张学铭夫妇、朱五三人曾参与了密信的传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铭夫妇不具备到台湾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将周恩来的密信亲手转交张学良?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走访了张学铭的儿媳吴量绩女士,却意外地获知,其实参与密信传递的人除了张学铭夫妇、朱五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参与了此事,而且就是这个人最终将总理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她就是现居台湾的朱浣筠。
  
  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携同妻儿到西欧、美国游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学铭由香港被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张学铭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铭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深得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
  
  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第六个女儿。朱启钤先生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的敬重和关照。朱洛筠不仅是张学良的弟媳,而且和赵一荻是中学时代的同学。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打油诗,讽刺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张学良遭到幽禁后,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书,当时住在美国,朱湄筠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个妹妹,当时住在台湾,她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朱浣筠夫妇都信奉基督教,跟蒋介石、张学良同在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朱浣筠有和张学良接触最为便利的条件,是能够与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最佳人选。
  
  据吴量绩女士回忆,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16个字。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行事严谨的总理并没有在上面署名。总理把这封寄托着他对张学良无限思念与关切情感的短信郑重地交给了张学铭,希望张学铭设法尽快将信转到张学良的手中。
  
  此后,张学铭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妹妹朱浣筠,最后由朱浣筠将信安全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秘密三:密信是怎样传递的
  
  罗青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做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这一说法似乎跟以前大多数学者引用童小鹏的回忆如出一辙。此说认定郭增恺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的手中。但是,这一说法却被吴量绩女士否定了。
  
  据吴女士介绍,从总理写信,到信送往台湾,期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张学铭夫妇接受周恩来的重托后,即以探亲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联络。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为谨慎起见,张学铭夫妇几次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他们夫妇都要当面向总理详细汇报香港、台湾方面的情况,当时朱湄筠在香港因经营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张学铭夫妇每次到香港都带去很多钱,作为朱湄筠的活动经费。
  
  经过充分的运作和筹备,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妹妹朱浣筠。5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里,带到了张学良、赵一荻经常去做礼拜的凯歌堂。在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张学良,将事先准备好的《圣经》快速地递给张学良,在圣歌声中,张学良打开《圣经》,周恩来写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16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体,关切的话语,加上特有的灵犀相通,使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封未署名的短信,一定出自周恩来之笔。张学良与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中国海军外向性转型向第二岛链突破
中国海军正在转向更加“外向性”的性格,正逐步向“近海防御”型海军的第二阶段转变。海上势力的扩展正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突破。
  转型的基本特征是海军的活动范围大大加大了。由“近岸防御”型向“近海防御”型的转变,使中国海军在理论上成为与日 本、北约、俄罗斯相同类别的海军。这样,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与同样推行“近海防御”战略的周边国家诸如日 本、韩国海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加大。因为推行“近海防御”、“近海进攻”的海军,在防御、进攻区域划定方面难免重叠。
  基于上述转型,中国海军的水面舰、战略核潜水舰的制造吨位正在逐步加大,这样开始具备很强的“攻防兼备”的性格。
  转型的理论依据何在?前海军司令刘华清上将的回忆录非常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首次提出了确立“海军战略”的问题,认为“海军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刘华清认为,近海防御的属性是“区域防御”类别。海军的作战区域,“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主要将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沿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刘提出,“随着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增强,海军力量进一步壮大,中国的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在‘积极防御’的战役战术上,将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思想,即敌人向我沿海区进攻,我也向敌后发起进攻。”
  这一论点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海军的攻防兼备性质。战术运用上就是敌进我进,并且到敌人后方去。在理解了这段文字之后,就不难领会中国“汉”级核动力潜水舰为何到“敌人”后方去(台海东岸、日 本领海、关岛)的用意。过去10年,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从第一岛链更多地向第二岛链推进。刘华清认为这种作战海区概念的扩大,有利于战时在主要方向组织海上防御作战。事实上,这里指出的“海上防御”之说,就是向“敌后发起进攻”的意思,以便在整体上打乱对手的战略布局。因此,“汉”在台海东岸的活动,首先是企图战时以进攻的态势切断台日之间的海上补给线,同时,还可能直接对南下护航、增援的美日舰队发起进攻。
  既然要到敌人后方去,就必须发展大型水面舰。因此,在1987年《海军2000年前装备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刘华清认为水面舰的发展思路,是以驱逐舰、护卫舰为骨干基础,形成三大体系:第一类是驱逐舰,排水量从3000吨发展到5000-6000吨以上;第二类是护卫舰,排水量2000-3000吨左右;第三类是兼顾近海巡逻、导弹攻击或反潜的约500吨至1000吨左右的导弹护卫艇。
  由此可见,海军今日发展的“中华神盾”、“中华俄式神盾”、052B“中华现代”驱逐舰等都体现了上述《规划》的思路。
  刘华清回忆录还谈到了中国海军在重视核潜发展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航 空 母 舰的预研工作。
  西方一直有说法认为,中国海军内部存在航母派和核潜派两大集团,而在整个1990年代,“核潜派”取得了优势(从1994年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开始新一代核潜的研制工作)。刘华清回忆录显示,至少在他做海军司令任内,对于航 空 母 舰的研制工作也是高度重视的,发展步伐之所以缓慢,主要原因是技术力量而不是决心。他认为:防御也需要航母。首先是外线海上作战需要空中掩护,其次台海军事斗争使用岸基飞机非常浪费,因为滞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就要很多。但至今依然未上型号的主要原因,笔者分析认为是台湾海峡问题激化之后,美国航 空 母 舰战斗群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即使生产一、二艘轻型航 空 母 舰,战时也不能形成对美日的非对称优势。因此,航母在2000年以后再度让位于核潜。
  任何国家的海军“近海防御”学说,自然也包含了“近海进攻”的思想。而潜水舰,尤其是核动力潜水舰是最好的攻防兼备武器,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海军水面舰队的防空、反潜火力依然较弱的情况下。这也是为何更多地派遣“汉”,而不是水面舰进入台海东海岸的主要原因。
  鉴于核潜水舰的噪声问题,前苏联海军核潜水舰的运用一直在追求高速、大深度下潜,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加大美国反潜系统的探测、攻击难度。同时,从Zolotaya Ryba(Arfa)开始使用液体金属作为热交换媒介,其通常活动在600米深海,最大下潜深度915米,水下航速43- 45节,当然这是西方在冷战年代对Arfa的评估。中国海军一度希望获得的Akula核动力攻击潜水舰最大允许下潜600米深度。
  2000年以后,“汉”级核潜的改良包括加涂新的声纳反射吸收涂料,可能换装了新的螺旋桨,对核反应堆的基本结构也许进行了某些改良以便增加安全性。由“汉”近年来的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海军的转型已经从理论探讨走向实际行动。▲[小凤仙]
★路透社专访陈水扁全文
凤凰卫视10月8日消息: 综合海外媒体报道,陈水扁7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明,现阶段并不急于打开与对岸的政治僵局,他针对当前两岸关系发表的最新说法是「争取拖,不怕谈」,不急于和对岸展开对话,一改先前所述的「争取谈,不怕拖」立场。
以下为陈水扁接受「路透社」专访答问全文原文,未经删改,敬请鉴别,仅供参考:
问:之前北京曾多次忽略您所表达的善意,关于这方面,阁下是否有进一步的作为?有人认为,北京宁可等到2008年当台湾政府或许会由其它政党执政时再进行协商,也不愿让民进党政府获得该项功劳,您是否同意此种看法?
答:也许是这样,但北京当局不会如愿。因为在2000年,本人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北京当局一直期待本人不会做到2004年,甚至可能就在2000年年底,因为所谓的罢免风暴而提早下台一鞠躬。后来由于台湾人民不支持,罢免不成,北京当局又把希望寄托在2004年国亲的合作,希望连宋的搭挡能够夺回政权,但最后也没有如愿。
如果现在又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2008年马主席能为泛蓝阵营夺回政权,我也必须非常清楚告诉北京当局,不可能成功的。从过去几次大选经验,凡是北京当局所不支持、所反对的总统候选人,最后都当选。反过来讲,只要是北京当局支持的,不管是明助或暗助的总统候选人,最后都没办法胜选。所以,除非北京当局真的有心改善两岸关系,拉近与2300万台湾人民的距离,否则一味干涉台湾内政,介入台湾选举,最后一定都不会如愿。
问:中国在这些事情上不是拥有更多的筹码吗?他们现在崛起,力量很大,这方面您认为如何?
答:很清楚的,台湾是一民主国家,不像中国不民主、不透明、甚至以党领政,他们无法了解台湾的国家领导人是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选择、自己作决定,不是北京当局、中南海那批人所能代为决定选择。在过去几次的选举,中国一直希望能透过庞大的台商力量,来影响台湾内部的选举,但是并没有成功。
2005年,美国国防部所提有关中国军力报告书,也特别提到其中的一段,是2004年要阻挡本人的连任,最后是失败的。今年5月14日,台湾进行任务型国大选举,因为我们要进行修宪政治工程,废除国民大会,以公投入宪取代原先国民大会对宪法修正案的复决。
对中国来讲,他们认为这是走向所谓的法理台独,所以竭尽各种可能要介入台湾这次的修宪,所以事先安排连宋两位在野党主席到北京,目的就是要影响台湾的选举,并且希望阻挡这次的修宪,让废除国大及公投入宪不会成功。很清楚,选举结果,我们还是赢了,且6月7日修宪也成功了。
换句话说,北京当局为了燃烧所谓的中国热,到5月14日任务型国大选举前夕,提前安排两位在野党主席到北京,当时一股中国热充斥着台湾所有媒体,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们两位的访问是成功的,但是中国热很快就退烧,所以,当大家冷静下来后,纵使经过胡锦涛的加持,最后,他们两位也没有因为这样而带来选举的好处,特别是亲民党选得更不理想。
问:事实上连宋两位已到过中国,并有机会与胡锦涛面对面沟通,但您无法前往。总统阁下身为台湾领导者,将采取何种进一步的作为来打破现在的僵局呢?
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北京当局曾经说过,对于台湾问题,要「争取谈,不怕拖」。但今天我要说,对2300万台湾人民,什么是最有利的思维与抉择,我要将这句话作修正,那就是「争取拖,不怕谈」。因为你愈急、愈怕,那对台湾是最不利的。
就像两位在野党主席,为赶搭「中国热」这部列车,所以他们必须接受北京当局所提出的前提与条件,必须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必须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如果说我们急着要谈,但中国还坚持所谓谈的前提与条件的话,那我们接受前提,就是等于接受结论。所以本人才说处理两岸问题,必须要坚持「和解不退缩,坚定不对立」的原则。
况且「九二共识」根本不存在。这四个字是在2000年5月20日本人就职前,即4月底时,由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陆委会苏起主任委员所创造出来的名词。连战主席此次到北京,他所谓的「九二共识」说法,中国也不同意,中国所谓的「九二共识」是指「一个中国」原则。对中国而言,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并无各自表述的空间。所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等于放弃台湾的主权,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方行省或特别行政区。这不是和解、这不是对话,这是投降。
问:但这地区有许多人是接受此一原则,他们还认为阁下对此地区造成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纵使有些国家接受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不等同于接受中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等于要把台湾葬送给中国,把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或第二个澳门。我相信所谓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也绝对无此意思。就以美国为例,主张「一个中国」政策,但并没有接受北京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所以,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宣示,台海现状不应该被片面改变。所谓台海现状不应该被片面改变,不是只针对台湾而说,也是针对北京当局而说。
所谓台海现状是什么?当然是指台湾目前的现状,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样的事实,不应该受到片面的改变。虽然有那么多国家与台湾无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并不影响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事实。何况还有26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问:美国与中国现在是世界强权,而他们均不希望台湾独立,总统阁下您想要的是什么?是看到台湾独立或台湾保持现状?有时总统阁下在这议题上的说词,似乎有不一致的地方,请说明这一点。
答:我们非常清楚,而且前后一致,就如同民主进步党的全代会在1999年提出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所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做中华民国,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改变,都必须经过2300万台湾人民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不管是叫台湾或叫中华民国,我们是一主权独立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过三天,就是10月10日,中华民国94年国庆日,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怎么会有国庆日,怎么会有中华民国第11任总统叫阿扁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要素,包括主权、政府、人民与领土,台湾无一不备,我们就是一个国家,我们当然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问:总统刚才是否在本人面前宣示了台湾独立?因为在国际法上,台湾并非一具独立主权的国家。
答:谁说的?
问:台湾现在不被联合国所承认,而中国也一再强调总统此一语言具挑衅意味,并将造成两岸争端或军事冲突。总统是否认为此系具挑衅意味的举动?不知您的看法为何?
答:我所说的是事实,这是现状。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我们自己对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都没信心,如何吁请全世界来支持台湾?不要忘记,还有26个国家承认台湾,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不是国家,与其参不参加联合国并无必然关系,有很多国家过去还没有进入联合国之前,他们仍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只是解决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而未解决2300万台湾人民代表权的问题。2300万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到目前无法获得妥善解决,这不是台湾人民的不对,而是联合国的不对。
现在国际社会存有这样的迷思:凡是中国所说的、所做的,好象都是对的。但我们要反问:中国通过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企图以非和平及武力手段来对付台湾,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了超过700枚以上战术导弹瞄准台湾,难道这些也是对的吗?就像有人倡议欧盟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我们也要请问:把武器卖给一个不民主的中国来对付一个民主的台湾,难道这也应该被鼓励吗?
问:但是,目前中国的军事武力非常强大,这是一个事实,而他们对台政策的原则也是一个事实,因此,总统是否认为您的某些作为与言语是非常冒险的举动?
答:当中国武力强大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能不更重视台海的和平吗?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今年的大会要提出有关台海和平议案,其实这才是严肃的课题。最重要的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声音难道可以不被重视?大家可以装聋作哑,当作没有听到吗?作为台湾的总统,作为2300万台湾人民所选出的国家领导人,我必须要忠实表达台湾人民的真正声音,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没办法接受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所谓「九二共识」以及所谓「一国两制」。2300万台湾人民绝大多数没办法接受所谓「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一样地,2300万台湾人民也没办法接受把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变成第二个香港、变成她的地方行省或者特别行政区。
所以,我非常赞成、肯定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9月21日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所做的公开演讲,他特别提到,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作一个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何谓「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那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必须要伴随着和平的觉醒与民主的开展。
问:您表达您可以慢慢等对岸开启一些新的进展,那在货运包机部分,有没有任何开展的迹象?
答:我们在前不久提出双方可以优先协商的三大项目,其中包括台湾农产品销往中国、包括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也包括货运、客运包机的议题。由于这三大议题都涉及到政府公权力,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由双方政府或双方政府所委托、所授权的团体或单位,进行对话、协商、谈判。而台湾政府所委托或授权的团体或单位,不是北京当局所能片面指定。
问:在这方面有任何进展吗?协商是否已经开展?
答:当然一直在接触中,最近我们了解,中国方面观光主管单位的负责人也要来台湾进行访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希望大家多接触、多对话、多协商。就像今年年初农历春节包机直航,原先大家并不看好,但是只要有诚意,经过政府委托授权的单位或个人,就可以来进一步磋商,后来不但谈成,也完成春节两岸包机直航,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展,原本以为两岸从此春暖花开,没想到最后却飘过来一片乌云,就是「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
问:您是否认为您一些强烈的用词或说法,会使得这些小幅度的进展因而淡化?
答::个人不认为如此,「和解不退缩,坚定不对立」,和解不是要去投降,也不是要放弃主权,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自己忘掉自己是什么,而跟对岸展开所谓的协商、对话或谈话,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我们要非常清楚,要非常坚定,不能有任何含混或模糊,可以不明说,但不能不清楚,不坚定。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非常地清楚、非常地坚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在今年年初达成两岸春节包机直航历史性的工作,并未受到影响。
问:您有如此的想法与原则,但立法院迟迟无法通过军购预算案,您是否会担心?
答:立法院迟迟无法通过预算案原因很多,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三项军购案,包括潜舰、P3C反潜机爱国者三型飞弹,都不是我在二000年就任总统后所作的政策决定,我未上任之前,在九四年、九七年、九八年就分别做了三大项军购案的政策决定,基于政府是连续性的,政党轮替并非革命,也不是变天,所以对于过去政府所作的有关军购决定,攸关国家安全及两岸和平,这是全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国军与全民的共同语言,作为总统及政府的领导人,我们必须要贯彻、不能推翻,也不宜改变,我的总统任期只到二00八年,但这些军购、武器能够运到台湾并成军,将是本人卸任以后的事,为了台湾的国家安全、两岸的和平,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也是应该的,这就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但是非常遗憾,有些政党换个位子就换个脑袋,执政时向美方提出这么多的军事需求,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今天作为在野党结果为反对而反对,昨是今非,令人不可思议。
在二000年以前就有这样的需求,何况根据美国国防部所提到的二00五年中国军力报告,两岸军力的优势已经逐渐向中国倾斜的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有这些军购。
他们之所以反对,一方面是因为反扁、反对本人,所以就反对一切;第二是因为他们要讨好中国,为了要到北京去,中国反对台湾的军购,他们也跟着中国的音乐起舞,也跟着反对;第三,国民党非常清楚,国民党目前几位当家者也非常清楚,军购案一定要付委,一定要讨论,甚至要通过。但是没想到宋楚瑜一回国,一句话就把它绑架,宋楚瑜主席要胁国民党,如果敢让军购案付委,他就要让不当取得党产条例付委。
如果国民党就因为这样而被亲民党、被宋楚瑜所绑架,那很清楚地,国民党为了确保他们这些不公不义而来的党产而牺牲了全民的利益、国家的安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绝对不会原谅。
所以在三合一年底选前,这一、两个月,由于有选举的利益,国民党要与亲民党作充分的合作,所以很难在选前军购案会有正式的讨论与通过,但我们没有放弃各种的可能,我们私底下也作各种的接触与磋商,希望能取得一个为大家所能接受的折衷方案,让军购案早日付委,能有充份的讨论与理性辩论,最后能完成相关的立法、通过。
问:军购案的通过,您认为是在今年还是明年?
答:应该是在年底选后。
问:总统阁下您在2008年卸任之后,你想要留给台湾的是什么样的记忆,是什么样的政绩?
答:我曾经说过三个不变的坚持:第一,坚持民主改革的理想,绝对不变;第二,坚持台湾优先主体意识的主流路线,也绝对不会改变;第三,坚持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完整、进步、美丽而又伟大的国家,这样的愿景及理念也绝对不变。
所以,基于这三个不变的坚持,我希望在2008年卸任之后能够留给台湾的是:第一,我们是一个改革进步的政府,除了贯彻军队国家化、情治单位法治化、中立化之外,我们必须持续改革进步,其中包括我们要完成二次金改,我们要完成税制的改革,我们要完成包括长期以来为大家所诟病非议的军公教人员退抚制度18%利率的不合理的存在。
换句话讲,我们要完成很多过去政府所不敢碰触及改革的一些不可能任务。第二,我们必须坚持台湾优先、台湾主体意识,所以我们希望让国际社会更了解台湾与中国的不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是分立、分治,互不隶属。第三,我们希望在2008年本人卸任之后,能够正式催生并实施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台湾新宪法。▲
★日本在第三轮东海问题谈判中漫天要价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亲赴东京,代表中国参加了这次谈判。日本方面的参加人员则有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佐佐江贤一郎和日本资源能源厅长官小平信因。会谈结束后,佐佐江贤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会谈始终是坦率、认真、严肃并具有建设性的。在会谈中,针对燃眉之急的(东海)开发问题,我们一直要求中国停止开发,并提供有关资料。同时,我们还提出了日中共同开发方案。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会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并在下次北京会谈中给出答复。”10月2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向《读卖新闻》透露,日方提出的共同开发范围包括在东海中间线以西、中方正在采掘的春晓、断桥、天外天和龙井四个油气田,并提出中日间召开部长级会谈,敲定中日的共同开发。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对外披露合作计划的具体内容,舆论为之哗然。
  实际要插足中方油气田
  中方在谈判中表示,“共同开发”的范围应是东海中间线以东的区域,不包括中国正在开采的几大油气田。更何况,中国一向坚持东海划界应遵循大陆架原则,中日间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应该在冲绳海槽。所谓中间线是日方片面划定的,中国并没有承认。但中国为避免争端,所建油气田均在中间线西侧,这部分地区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从2005年3月起,中日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进行了三次协商。前两次局长级谈判,日本方面都要求中国停止单方面的开采,并向日本提供东海油气田的地质资料以及其他与油气开采相关的数据,但中方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在第二次协商中,中方首次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方案。但双方均坚持既有立场,没有汇合点。这次会谈,日方也提出了“共同开发”,但和中方的共同开发范围却大相径庭。日方所谓的共同开发案,实际上还是要插足中方的油气田,“分一杯羹”。
  日本掀起“东海辩论”
  东海问题如箭在弦,日本各大媒体也给予高度重视。朝日电视台还在10月2日举办了专题讨论,节目邀请中川昭一及有关著名专家进行座谈,争论十分激烈。主张对华温和派提出,对一个地区的海洋资源进行勘探,是要经过多年的努力,花费很大的资金和精力的,因此,勘探资料属于机密中的机密,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提交有关东海的资源资料是“十分失礼”,也是有悖常识的。主张对华强硬派则称,中国既然不承认中间线的划分,那么东海还是属于有争议地区,所以咬定,如果中国真有谈判诚意,就必须中止开发。
  中川昭一在电视节目中还说,中国军队在东海地区不仅派遣了驱逐舰,还出现过一次“将炮口朝向日本”的事件;并称这是一种“恐吓行为”,让日本受到了威压。实际上,中国军舰只是在进行正常的军事演习;出现在东海油气田附近,也只是一种巧合。
  不过,日本多数媒体对谈判寄予积极评价,以日中致力“共同开发”为主题进行报道。《读卖新闻》还提出:“日中是否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将东海地区由‘对立之海’变成‘协力之海’?”
  解读日本的强硬和“积极”
  从此次谈判看出,日本的强硬立场没有多大变化,但姿态却变得相对“积极”,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开发”的建议,中川昭一还主动提议进行部长级会谈。这里包含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10月春晓油气田将正式投产,日本急于有所“突破”。日本在东海开采油气资源,若输往本土,费用将极其庞大,所以,对日本而言,与中国共同开采,将生产的油气运往中国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但双方的合作开发一直提不上日程,眼看着中国的东海油气田即将投产,日本陷入了焦虑状态,因此针对中国的开发案抛出了自己的“对案”。
  其二,中川昭一想有所成就。日方在东海问题上“一路强硬”,其中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但也有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的“私心”。据称,中川昭一对安倍晋三凭借对朝鲜强硬,在民众中支持率直线上升非常羡慕,因此在东海问题上也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迎合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为其政治前途捞分。对中川而言,眼下的政治目标就是争取成为小泉的接班人。小泉将在明年秋天正式交班,并放话说接班人“有五六个选择对象。”谁会雀屏中选,很可能在11月的内阁改组中初见端倪。因此中川就是想借东海问题增加他的声望,为其最终“中选”增添砝码。
  其三,日本习惯以强硬的举措作为谈判的先声。9月24日,日本政府提出委托帝国石油公司进行东海开采的方案,向该公司提供财政支援,并且派出海上保安厅舰只保护帝国石油公司的试开采。同时日本渲染中国军舰出现在东海油田等,都是为了制造紧张气氛,为抬高要价做准备。
  东海不仅仅意味着能源
  东海在前几年并不是中日双方的关注焦点,日本有官方背景的银行还曾出资帮助中国公司进行石油勘探。但在具有防卫厅背景的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的鼓动下,东海问题竟一路扩展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这其中突显日本某些人的战略野心。
  第一,投棋布子,构筑阻碍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线”。日本的外交如同下围棋,在几个看似不相联系的动作的背后,实际上往往潜藏着重要的目的。近几年,日本加强了对钓鱼岛的控制,通过美日“2+2”安保声明暴露其干涉台湾问题的野心,在东海挑起事端,都是为了构筑一道自台湾至其本岛的封锁线,“困龙于浅滩”,谋求遏制中国影响力突破近海。第二,以“合作”求划界,谋求在东海的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日本一开始并没有把能源放在第一位,而是将战略利益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在东海划界问题上,除了双方坚持的“大陆架”原则和“中间线原则”之间的差异,钓鱼岛问题更是矛盾的焦点。日本幻想着能通过东海划界,一并将钓鱼岛占为己有,这显然比区区几个油田的利益要大得多了。
  中川昭一10月4日表示,日本已提议于10月19日重开中日东海问题谈判。由于中日双方坚持的“共同开发案”主张迥异,可以预计这第四次谈判将又是一场“唇枪舌剑”。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指出,现在正是日本改善对亚洲外交,多倾听中韩声音的时候了。在东海问题上,日本应该放弃不现实的强硬立场,和中国进行真诚的对话,谋求问题的解决。▲
★看中国政府在东海问题上的可能态度
对于政府在第二轮谈判结束的表态看,政府多半会采用拖的战略,边开发边谈,时间越长越好。政府已经没有余地再做让步,在有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已经是唯一可行方案,是不可能承认中间线而在中间线两侧进行开采。
主权问题上做让步,只能激化国内矛盾。但如果谈判破裂,引发战争也是两败俱伤。所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拖延战争爆发时间,让日方单方面去开采,在舆论上占据主动。表面上谈判,实际上做好迎战准备。让日方挑起战争,才是最好办法。▲
★汉和:欧盟军火商巧妙绕过对华军售禁令
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报道,虽然欧盟理事会在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方面仍存在巨大障碍,但若干欧洲军工集团却已经表现出与中国加强军事技术合作的热情,某些项目甚至开始了先期准备,中欧之间持续16年的武器销售中断局面正从细微处发生变化。
等待禁运解除
法国军工业向《汉和防务评论》透露,法国一些公司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目前进入“咨询、磋商和等待”阶段,等待的就是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解除
这些项目中,最有希望成功的当属一种名为“FELIN”的未来战士系统。该系统并非纯军事用途,还可在反恐怖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法国估计遭遇欧盟法律约束的可能性并不大。法国萨吉姆公司介绍说,FELIN系统采用人类工程学制造的防护服,以便士兵快速灵活地机动。系统核心是一部用于控制数据传输和通信链路的穿戴式计算机,装备FELIN系统的21世纪步兵将不再孤立于战场,而是在分队指挥官的战术决策中扮演积极角色,步兵也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昼夜瞄准和射击
萨吉姆公司认为,FELIN系统不仅能够帮助陆军部队提高快速作战能力,而且也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实施针对武装恐怖分子的“定点清除”行动。为了对付恐怖主义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法国向中国提供这方面的技术,仍然符合现有的欧盟法律的相关条文。另外,法国军火商还希望在坦克火控技术、热成像夜视技术以及惯性制导系统方面与中国做生意,不过这都属于非杀伤性武器系统。
欧洲军火商还意识到,如果对华出售的军事技术不是直接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么武器禁运措施就不应该产生效力,比如欧洲在帮助中巴联合研制的FC-1“枭龙”战斗机项目上起到关键性作用。这种以出口为目的的新式战机主要供巴基斯坦空军使用。它由中国成都飞机制造公司负责研制,配装了英国的弹射椅、意大利的火控雷达和法国的导弹系统,其性能可以与美国的F-16战斗机相媲美,但价格却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欧洲国家曾与美国、以色列在中国武器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其中以英法为首,其次是意大利和德国,它们主要提供军民两用产品。欧洲国家在80年代对华提供军事技术主要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法国在传统上是向中国出售武器技术最积极的西欧国家。80年代,这种合作一度达到高峰,法国GIAT集团、DCN造船局和马特拉公司就向中国出售了有关系统。瑞典曾向解放军提供少量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的BV-206牵引式军用运输车。
但1989年以后,欧洲对中国采取集体性武器禁运措施,导致一系列合作中断。不过在90年代中期以后,英、法、意和西班牙重新解释了对制裁政策的理解,允许对华出售“双重用途技术”,欧洲国家据此向中国出口了防御性电子设备和直升机技术.
中欧军事合作规模不会太大
《汉和防务评论》认为,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规定尽管还遭到来自美国的反对之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不合时宜的歧视性政策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同欧盟之间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就会全面展开。
中国在采购欧洲EF-2000战斗机、豹-2主战坦克等重大武器装备方面依然存在体制和经费问题。因此,中国与欧盟之间在单一、小型军事技术层次的交流可能率先获得进展,尤其在与一些欧盟小国的合作可能更有成效,像一些保持中立政策的欧洲国家的公司。有报道称,奥地利、瑞士就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
★我军已经建成世界先进的战争模拟实验室
  中新网10月7日电:历时5年、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高度评价的国防大学战争模拟实验室建设工程,近日在北京通过鉴定。光明日报的报道称,这个实验室的建成,标志着国防大学的信息化建设在战争模拟和战争实验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国防大学战争模拟实验室是中国军队第一个能够在战略、战役层次上进行战争分析、作战训练和武器装备研究综合模拟仿真的实验室,可从战争和联合作战的层面研究信息化战争的规律和高层决策,训练中国军队高中级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研究武器装备体系的运用与发展。
  
  鉴定委员会认为 该项目突破作战、训练与武器装备研究相互独立的传统方法,建设了能够支持战争分析、联合作战训练、武器装备研究的仿真模拟综合性实验环境,闯出一条中国军队高层作战实验室建设的新路子。系统规模大,研究难度高,设计思想新,技术创新强。整体上属国内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防大学结合长期作战模拟的实践,创新战争模拟实验室体系,满足了作战训练、战争分析和武器装备发展综合仿真模拟的需要。其战略模拟理论及方法、公共实验平台体系、网上导控中心建设等均属国内首创。
  
  国防大学战争模拟实验室开发的各类模型可以支持在联合战役、军种战役层次进行指挥训练、作战分析、武器装备仿真的不同需求;该实验室为战略、战役模拟仿真系统的开发提供开发平台和技术支撑,可支持总部、大军区级的重大演习,全军数千名高中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训练;曾被多个军队科研单位及院校采用或移植,并为部队广泛应用,为训练模拟化、分析定量化、决策科学化、指挥自动化做出重要贡献。▲(刘德茂 温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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