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称是否划设新防空区取决于空中威胁★★★★

　　李景田称，新华社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方面不够坚决，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在执行民主集中制、选拔任用官员方面，一些重大问题集体研究不够、选拔任用官员酝酿沟通不够、选人用人不尽合理、人事档案管理不严；在推进多元运营体制创新方面，采编系统、营销系统、市场化运营系统存在党企不分、事企不分现象，容易诱发腐败问题。

　　外界分析指，中央巡视组高调批评新华社存在腐败问题，实属罕见。

　　中共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江派的其它据点

　　前不久商务部、三峡集团也被巡视组公布问题诸多，自此江派三大阵地全部沦陷。

　　2月15日、2月17日，中央巡视组分别反馈商务部、及三峡集团的问题，原本就备受质疑的三峡工程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三峡工程问题成堆，中共高层几大家族利益集团直接在其中夺得巨大经济利益。

　　中央巡视组也点名批评商务部称，〝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行政审批、资金分配权谋取私利〞、〝单位和领导干部铺张浪费现象比较突出〞等问题。

　　同新华社一样，巡视组称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移交上面处理。外界认为，江派所掌控的三大据点，将全部沦。 ▲◆★●■☆

周永康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5616

2014-2-27 作者: 朱达志：

　　近期，围绕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腐败官员不断被挖出，海外媒体也都将中共这次反腐目标锁定在周的身上。2月27日，中国大陆具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发表标题为《周滨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文章，直接点出来周永康之子周滨，这种报道方式与点出周永康并无二致。

　　这几天，一个叫周滨的富商的腐败故事，十分地引人注目。眼下，“反腐败”可谓如火如荼。毫无疑问，它已融入了当下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但别忘了还有一个热词，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它才是主旋律中的最强音。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摸着石头走进了改革的“深水区”——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已经实现，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再也不是“只有受益人而没有受损人”的“皆大欢喜式改革”了，一只巨大的老虎横亘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障碍。“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之间，俨然已是“两只老虎的赛跑”，孰快孰慢，将决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以及“中国梦”的成败。

　　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等中央高层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和着力点。其实，早在2012年12月的广东考察中，习近平就罕见地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利益固化的藩篱”，说白了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已足够强大。那么，这“藩篱”是怎么形成的呢？现在看来，它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前三十多年的改革，理论上说是“帕累托式改革”，即几乎所有人都从改革中受了益、获了利。但这样的受益和获利，却是“不同程度”的。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双轨制”，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存在着不适当的行政性垄断等等，总有些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得月”的过程，充满了腐败。

　　从这个角度上说，政府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即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是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背后因素。而反腐败根本而言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制度性腐败。政府自觉地从资源配置的决定者身份中退出，可谓真正的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昨日，《公租房撂荒背后隐现周滨“白手套”》（《新京报》2月26日）的报道，迅速成为各大网站转载的重点报道。我注意到，人民网在转载该报道时，将标题改为“富商周滨疑染指北京公租房被曝有强大政府资源”。严格说这并不是标题党的做法，因为报道引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在房产界活跃着一些小公司，他们有强大的政府资源，能获得地产项目，但他们并不开发，而转手给专业的房产公司，从中获利颇丰”；而周滨及他的“白手套”所控制的“小公司”，正是“南口农场NC-01街区公租房”这个“北京重点保障房建设的重点项目”的土地拥有者。

　　重点公租房项目撂荒当然有多个原因。表面上看，富商周滨通过其“强大的政府资源”拿了这块宝地去转手获取暴利，其腐败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但周滨得以腐败成功，则是缘于他有个“先得月”的“近水楼台”；“楼台”上方，则撑着一把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尤其是资源配置强力干预的保护伞。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全面深化改革，最需改也是最难改的，正在于此。来源: 文摘▲◆★●■☆

中国称是否划设新防空区取决于空中威胁★★★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

2014年2月27日：中国称是否划设新的防空识别区取决于面临的空中威胁有多大。

路透社报道，中国周四（27日）说，关于是否划设新的防空识别区的任何决定，都取决于中国面临的空中威胁有多大。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周四在本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有权划设防空识别区，不过这取决于空中安全面临的威胁程度。

此前外界有广泛揣测，中国去年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后，可能会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也划设防空识别区。

中国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引起了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警觉，该识别区包括中日两国有很大争执的钓鱼岛和附近海域。

自从有推测说北京考虑在南中国海也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和亚洲各国对中国的举止越来越关注。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等在南中国海都有主权争执。

日本右翼的炒作

在周四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关于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计划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和禁飞区，不涉及领土等范围的改变。

他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划设防空识别区，但到底划不划设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安全面临的威胁程度，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考虑。”

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中国近年来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自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中国派飞机在识别区进行常态巡逻。

美国、欧洲和日本批评说，去年11月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一种挑衅行为，加剧了北京与东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杨宇军周四说，中方马上要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炒作，目的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斥之为“居心叵测”。（编译：嵇伟责编：尚清）▲◆★●■☆

习近平亲自出马主掌中国网络安全★★★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的权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多了一个头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这个网络大国打造成一个网络强国。

在周四（27日）召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逐渐收紧了对互联网的控制，对互联网信息自由的打压也日益加剧，招致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和异见人士的批评。

互联网控制

美国国务院周四发表的年度《全球人权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并加紧打压反腐示威者和其他活动人士。 ”

除此以外，中国政府还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其在世界各地展开网络攻击的指称，但北京方面强烈否认这些指称。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目前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仅2013年11月，境外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境内服务器就接近90万个主机IP。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新华社说，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目的是“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止2013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6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80%；手机用户超过12亿，国内域名总数1844万个，网站近400万家，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国占3家。

中国媒体称，成立该领导小组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

网络“大扫除”

习近平还表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中国当局在2013年展开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其中包括去年9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条文，打击通过网络散播谣言，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视为“情节严重”，或被判刑三年。

中国媒体报道，在今年有关部门将进一步集中精力、集中力量对网络谣言、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进行“大清理”、“大扫除”。

权力扩充

去年12月底，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职于一身的习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掌经济改革大权。

紧接着，习近平在今年1月又出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主管国家安全事务。

现在，习近平再次出马，主抓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其权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

而中国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除了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以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现在的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均担任副职。（撰稿/责编：尚清）▲◆★●■☆

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对本刊讲述中国军人的担当★★

http://news.ifeng.com/shendu/hqrw/detail_2014_02/27/34242493_0.shtml

2014年02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作者：许陈静李静涛等

原标题：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对本刊讲述中国军人的担当

人物简介

金一南，1952年出生，1972年入伍，现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著有《苦难辉煌》《心胜》等。党的十七大代表，曾获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新闻奖”、国防大学“刘伯承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撞击，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拼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彭德怀和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

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意志，又提供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部党史，一部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给省部级官员阅读的《苦难辉煌》。这些话很大胆，对重要人物犀利点评，将矛盾双方拉到一起比较；行文却像聊天一样直白，像散文一样优美，像随笔一样自由，像演说一样热烈。人们早习惯了党史是一张严肃的面孔，到了《苦难辉煌》这儿，变得如此鲜活和生动。

这还是党史吗？有人质疑过。但党的总书记在读它，省部级官员在读它，年轻人也在读它——得知记者要去采访此书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一名“80后”拿出自己的《苦难辉煌》，交给记者，索要金一南的签名，扉页上写着读后感：“一本每一字每一句都能触动‘萌点’的书，实在是可遇不可求，2009年8月4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书磊评价是：作者怀有对中国革命史压抑不住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从2009年出版至今，《苦难辉煌》卖了近200万册，金一南还因此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他直言想不到：“想不到能有这么多读者。想不到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会看。如果我当时知道今天的结果，也许手一哆嗦，就写不出来了。”

“共产党人绝对不能追求自己首先富起来、家族首先富起来”

金一南年过六旬，军装笔挺，身姿挺拔，一开口就像天生的演说家，语言极富感染力。眼镜后的一双笑眼，流露出学者的持重与可亲，正符合人们对儒将的想象。这天还没有开学，但他案头已堆满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他讲课，他为此写了6000多字的提纲。自从2009年7月24日走进中南海、给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讲课后，他一直是最受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欢迎的主讲人。

但金一南更愿意回顾那些平凡的日子。“动笔写《苦难辉煌》时，我是个团职干部。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就是自己想写。我一直在想，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一个党，凭什么短短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解我内心困惑的，‘我以我笔写我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书不难，出版社经常组织“剪刀+糨糊”式的写作班子。当时，有出版社找到金一南，希望他参加一部丛书的撰写，负责红军长征部分，拼够资料就行，不超过20万字，3个月交稿。当时金一南已经做了上百万字的党史、军史的笔记，但从没写过书，想借此练练笔，就应了下来。没想到一提笔就一发而不可收，长期积累的感受喷涌而出，“要求不超过20万字，可我已经写了10万字，红军在江西还没出发，这不是小学作文说的‘跑题了’嘛！”3个月期限将至，金一南拿着稿子老老实实跟出版社交底：“对不住，写跑题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写吧。”没想到编辑看完稿子激动地说：“太好了！长征我们找别人写，你就照这个思路写下去！”

今天被形容为鸿篇巨制的《苦难辉煌》，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偶然上路。

走到这一步，金一南才下决心写一部自己心中的党史。他当过机械工人，参军后在部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既非历史专业，也无文学建树，写党史的思路和别人大不一样。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视野，引入共产党、国民党、苏俄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4条主线，做了详细的年表。“年表里列出了每一天这四方力量分别在做什么，形成详尽的横向比较，光是这几个年表就有200多万字。”

紧张写作期间，金一南犯痔疮，动了手术。出院后无法坐着写稿，夫人为金一南在地上铺上被褥，他就趴在地上对着“386”电脑写。“趴着写很难受，两三分钟脖子、手肘就酸痛难忍，可我就是停不下来。那时住房很小，经常是夫人在客厅看电视，我趴在电视柜旁边写书。”看着整天趴在地上敲键盘的丈夫，从来不爱照相的金夫人竟然鬼使神差，拿起相机，留下了金一南趴在地上写作《苦难辉煌》的珍贵照片。

这种狂热的写作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很苦，我一点不觉得。和笔下人物一起神游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无比快乐”。从1994年《苦难辉煌》最初动笔时，金一南是个团职干部，到2009年最终出版时，将近15年过去了，作为军职干部的他服役期也快届满。

出版时又出现问题。“50多万字的书、没有一张插图、字还这么小、印得密密麻麻，还是写党史军史，现在能卖出去吗？”出版社找来业内“大佬”咨询。来人简单翻了翻，说了一句“这样的书，也就六七千册”。他的意见让大家面面相觑：“要不先印几千册吧？保本就行。”没想到几千册很快卖光，加印，加印，再加印，还得加印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不被看好的书就这样火了起来。不仅受到市场的好评，还获得高级干部的认可。有一次，金一南去国家发改委讲课，主持人是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介绍金一南时讲了个故事：“有位同志在机场读《苦难辉煌》，结果读得太入迷，把飞机误了，于是索性在机场休息室里看了7个小时，一口气看完。这个同志，就是敝人。”金一南在湖南、湖北、吉林、江苏等地讲课时，省里的党政领导不约而同地告诉他，习近平同志推荐他们读《苦难辉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看完书后，专门约金一南谈这本书。一位领导同志说，他是在福建一个小地方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翻开前言，就被深深吸引。听到这些，金一南也很感慨：“我真没有想到，原本为回答自己内心问题而写的书，会受到这么多领导同志认可。”

金一南认为，《苦难辉煌》能受到好评，最大原因是它对今天有借鉴意义。“一位哲学家讲过：如果对前景感到迷茫，不妨回头看看过去。今天我们就面临很多问题。回过头去看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完成的使命，就因为他最英勇、最顽强、最无私利、最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奋斗。这是他‘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力量来源和资本。虽然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对党的要求不同，但共产党有一点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南海大门口那5个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永远不能改变的宗旨。共产党绝对不能变成为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服务的政党，不能变成‘先富起来’的人。”

这正如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对《苦难辉煌》的评价：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将来。

“大时代有大挑战，更需要大担当”

《苦难辉煌》给金一南带来巨大的成功，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依然继续思考。这几年，他相继出版了《浴血荣光》《心胜》等书。现在，出版社还在翘首期盼他的《心胜2》。元宵节的前一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时代要有大担当》，再次引发关注。依然是饱含激情的笔触，讲述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和对国家未来的期待。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提出“大时代要有大担当”这个命题？

金一南：大时代也有大问题，很多问题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积压下来的历史问题，这是我提出要有大担当的出发点。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条件好到前人从来没有过的时代。从物质条件说，30年前我在连队时，一个人的伙食标准是四角五分钱。8个人一桌的午饭就是玉米面发糕配两块酱豆腐。我们连队有位身材高大的技师，他经常一筷子夹走1/3的酱豆腐。大家对他不满意，评先进从来没他的份儿。他也没办法呀，饭量大，吃不饱。再看现在，连队的战士都是分餐制，伙食条件很好。这样的物质条件，过去我们怎么敢想？

这个时代也给人们提供了非常自由的发展空间。今天的年轻人经常为自己要不要去体制内纠结。过去呢？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安排。以前常有人说自己怀才不遇，现在却是经常找不到人才。央视一位领导说过，他现在是擦亮眼睛找人才，是千里马你就放开了跑呀，是人才，谁不想用？

但这个时代也有问题。这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大家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都了解得不深，社会充满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我们今天不缺聪明人，不缺高学历者，但太多的人一见困难，马上就撤。大智若愚、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者太少。所以一个人要做到有担当，先要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具有这种担当的决心和意志，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

环球人物杂志：一个军人，一个官员又该如何担当？

金一南：现在，不论在地方还是军队，很多人认为最高标准就是听话，和中央保持一致，自己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典型的不担当。用“与中央保持一致”为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多次提出与中央不同的作战意见，却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才是担当。没有这种担当，难以想象淮海战役是如何成功的。如今有的干部只想着任内不出事就好，以乌纱帽为最高标准，一旦出了事，就是对手怎么狡猾、情况如何复杂，不愿从自身找原因。为官一任，在“take”（索取）和“give”（付出）之间，一些人只讲“take”不讲“give”，更谈不上什么担当了。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有种说法，敢担当的干部容易得罪人，被人告、被人查；不担当的老好人、和稀泥的人反而提拔得快。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金一南：这就要求干部任用不能只看档案，只看学历、经历。过于强调这些，很多人会削足适履：没有学历，我弄个假学历；没有基层经历，我想尽办法也弄个类似的经历。这种状态下，如何让干部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做实事呢？另外就是“稳定高于一切”成了硬标准，干部想的就不是做些什么，而是摁住什么、捂住什么。只要不出事，我的官位就很稳。更有甚者，在自己任内不顾后果大把花钱，一屁股烂账留给继任者去偿还，只要自己平安无事，管它今后洪水滔天。这样的人不仅不是好干部，更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通过使用一批敢于担当、目光长远、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功成不必在我”的干部，才能树起风气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军队要把钱管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就是大担当。”金一南1972年参军，在他42年的军旅生涯中，亲历了军队数次变革，十八大之后开始的新一轮军队改革和从严治军，让金一南尤为振奋：“如果说以前有的人可以在军队‘混日子’，现在就不再好混了。”

环球人物杂志：自十八大以来，军队改革是全社会关心的热点。您经历了解放军哪几次大的改革？

金一南：改革开放之前，解放军的变革多是装备层面上的。改革开放之后，解放军先后经历了3次发展思路和建军模式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是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百万裁军。从这次裁军开始，解放军改变过去依靠人数优势、进行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思路，开始走上精兵之路。

第二次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整个军队建设思路的调整就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建军模式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第三次就是十八大之后开始的这次军队改革了。

环球人物杂志：军委主席习近平主导的这次改革有什么新特点？

金一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届中央全会提出内容如此详尽具体的军队改革方案。其中“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等等，都可谓切中要害。习主席这次军队改革遵循的思路是“一切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为目标，以战斗力为根本标准”，而不是注重部门间利益与关系的平衡。这必然会触及军队一些人、一些团体的实际利益，但必须下定决心进行下去。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曾大胆预测，认为“七大军区”将改为“五大战区”。据您了解，是否有这样的改革计划？

金一南：军队改革的具体步骤不能妄加预测，而要由中央军委决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战区划分一定要符合未来战争的要求。目前七大军区的划分，大体上是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敌人从四面八方入侵，将国土切割成几块，则每个军区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战区，分区作战，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这样的安全形势一去不返了。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有能力入侵、肢解、占领中国。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改革是必然的，因为过去那套体制无法很好适应今天的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改军区为战区是向美军学习。而您曾说过，“如果只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自己，肯定要失去自己的特色”。中国军队在改革中应该保留什么特色？

金一南：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的作战模式对我们冲击非常大。我们一度大量翻译美军的作战条例、军事报告，无形中开始参照对方的模式和标准来建军。

但同时，美军却在研究我们的作战精华。美国每年会发表一本《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007年至2008年的报告中有一章专门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里面有一句很醒目的话“You fight your way，I fight my way”（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美国看来，“它颠覆了世界胜败的标准”。自古胜败标准都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占领城市”。但毛泽东的标准是：只要游击队不被消灭，就是胜利；对方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只要我还活着，敌人就失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中国定的标准，颠覆了整个世界的军事体系。

所以，军队需要借鉴最新的作战方式，但取胜之道还得靠自己。今天我们仍然要记住，我们不只是接受规则，也要制定规则。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军队改革力度很大，是哪些因素促成的？

金一南：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新情况是推动军队改革的主要原因。建设一支与我们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过去军队有句话，“经费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有人质疑解放军战斗力不高，我们可以说军队没钱，所以装备受影响；有人质疑解放军人员素质不高，我们还是说军队没钱，所以招不来人才、留不住人才。但现在，我国的军费达到11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回想当年，邓小平有个愿望，就是等国民生产总值到10000亿美元时，能够拿出100亿美元来投入国防，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军费是邓小平愿望的10倍还多。再用经费不足当借口混日子是不行了。充足的经费是军队发展的动力，也是压力。如果建立不起与投入相应的战斗力，军队上对中央下对百姓怎么交代？

环球人物杂志：从2013年起，解放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期以来部队内部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遏制。截至去年年底，全军清退了2.7万多套不合理住房，压缩公务用车2.9万多辆，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案也被公开披露。您如何看待军队腐败问题？

金一南：我们现在强调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但腐败无疑会严重腐蚀军队的战斗力。它不仅仅带来经济和装备上的损失，还会使我们已有的枪炮“生锈”，使我们已经形成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因此军队的反腐是和提升战斗力相联系的。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在建设年代辛勤付出所建立起来的声望，决不能被腐败分子毁了。

环球人物杂志：人们有一个共识，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么对军队来说，腐败问题是不是也关系到生死存亡？

金一南：军队存在腐败，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但如果因此说军队整个腐败了，那也是危言耸听。固然有谷俊山这样丢尽军队脸的败类，但更多的军人、整个军队的主流还是好的。我们周围有很多战友，都在尽心竭力地工作和奋斗。我相信，军队里纯净、光明的一面一定会战胜腐败、阴暗的一面。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解放军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军队要把钱管好。这是对我们的重大提醒。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腐败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担忧的——解放军经历的和平太久了，军人会不会变娇气了，战斗力变差了？

金一南：习近平主席曾说，军人要有些血性。军人的血性是什么？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抛洒自己的一腔热血。就像毛主席赞赏彭德怀写的那首诗一样，关键时刻看“谁敢横刀立马”。

今天的军人还有没有这样的血性？去年年底，我们带着省部级干部国防研究班的学员去湖北参观空降兵第十五军。很多省部级领导拉起空降兵战士布满老茧的手，都泪流满面。常年战略训练，他们的手像粗粝的钢铁一样！我们在山东观摩26集团军特战部队训练，是4月初，战士们在冰冷的泥浆里摸爬滚打。当天的风力已经超过安全标准，干部战士照样临空而降。能说中国军人没有血性、没有战斗力吗？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基层官兵的训练和素质，而在于高级军官的抱负、追求和精神状态。军委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今天的差距关键是领导干部的差距，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差距，不解决这些差距，强军目标实现不了。▲◆★●■☆

中国将全面敌视日本出现对日绝交呼声★★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4_02/28/34280910_0.shtml

2014年02月28日环球时报【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通过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抗战历史第一次以法定形式走入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日本媒体用“极为罕见”描述这两个纪念日带来的心理冲击，称这是中日关系整体恶化的“新火种”和让首相安倍“失信于世界的便捷途径”。韩国媒体表示，中国近期对日本一边倒地强硬，照此下去，不排除北京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大破大立”政策。安倍27日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拜鬼问题上诡辩。“日本越是否认，世界越会记住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韩国《东亚日报》的这个警告在欧洲舆论场得到呼应。法国《回声报》说，安倍拜鬼后，似乎一夜之间，国际社会开始突然发现，他鼓吹的“民族主义”实质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翻案。

中国改变“被动防御”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7日下午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香港《文汇报》以“76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为题报道说，作为第一个提出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原全国政协委员赵龙，获知他等待9年的提案终变成现实时说，“虽然迟来了一点，但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文章说，当年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前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且体弱多病。85岁的幸存者夏淑琴表示，“我没有多少文化，但以后，世界上都会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悼念活动了”。

德国“观察家”网站27日评论说，中国战胜日本侵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纪念日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意志，提醒民众不要忘记历史，维护和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纪念日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梦想。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说，中国用立法形式确立这两个纪念日，消息引来中国网络一片赞誉声，有人说这是理性爱国的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接受BBC采访时称，中国开始注重爱国主义的国家仪式，这实际上是爱国的制度化和常规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仪式的象征意义对于形成和加强国家意识至关重要。每年举行这样的仪式，会让青少年从小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奥地利《标准报》称，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正吸取教训，改变防御性的“被动角色”，更积极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负责人27日在决议通过后发表谈话，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一些势力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领导人切实正视和认真反省历史，纠正错误，改弦更张。

“这是中国外交上的又一重要举措。”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专家拉林对“俄罗斯之声”表示，中国此前同俄罗斯就2015年联合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达成一致。俄中两国在强调二战成果不可更改上立场一致，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定采取措施，不给日本为本国军国主义翻案的企图留余地，支持地区和平和稳定。拉林认为，设立两个纪念日显然是在向日本施加心理压力，提醒日本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向世界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正重新抬头。美国《商业周刊》称，中国对日本拒绝就争议岛屿谈判深感愤怒，公祭日则是激化事态的捷径。通过设立公祭日，中国政府能找到一个长期存在的正式场合，去强调日本过去的罪行乃至当前安倍及其民族主义盟友制造的威胁。

日本舆论对中国设立两个纪念日心态复杂。日本时事通讯社称，中国将日中关系“火种”的历史问题上升到纪念日层级。中国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决定采取“持久战”的做法，通过使用“历史牌”来不断动摇安倍政权。日本广播协会(NHK)评论称，中国正向国际社会强调“日本试图颠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旨在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孤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中国将中日间的历史事件发生日作为法定国家纪念日“极为罕见”。该报引用日本外交人士的话警告称，“中方要转向敌视日本整体的政策”，日中关系将会因此陷入整体恶化。《产经新闻》称，在这两个“增大反日情感”的纪念日，恐怕会对在华日本企业的经济活动和日本人有影响。

韩国《今日亚洲》27日报道称，最近中国政府对日外交可谓“强硬一边倒”，中国国内甚至出现“对日绝交”的说法。中国采取实质性行动，在历史问题上“以正视听”。26日，多名二战被日本强征的中国劳工在北京对日本相关企业提起索赔诉讼，这一做法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如此，中国还连日表示对日本储存大量武器级钚和铀的不满。3月下旬即将召开第三届世界核安保峰会，中国政府的批评声音可能在会议上达到高峰。（蒋丰李珍王刚青木甄翔玉鹏）▲◆★●■☆

俄罗斯间谍军舰意外停靠古巴游轮码头★★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4_02/28/34281441_0.shtml

2014年02月28日中国日报网：据英国《每日邮报》2月27日报道，俄罗斯一艘间谍军舰26日停靠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水域。古巴与俄罗斯都没有提及这次神秘访问，也没有向外界给出任何解释。

这艘Viktor Leonov CCB-175约91米长，14米宽，上世纪80年代建造，目前仍在服役，据报载有约200名船员。日前它在哈瓦那停靠地点通常是一处游轮码头。这艘军舰装有电子窃听设备和武器，包括AK-630速射炮和地对空导弹。之前俄罗斯军舰访问古巴，有关政府部门或官方媒体会进行报道。

英国媒体评论称，这或许与乌克兰目前的局势有些许联系。普京26日下令15万名士兵接受战备检查。而美国随即警告称，任何军事介入乌克兰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余额宝事实上推动了存款利率市场化★★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4_02/28/34269820_0.shtml

2014年02月28日人民日报：原标题：对余额宝们应该警惕什么？（经济时评）

刘先云：是市场利率推高了余额宝收益，而非余额宝抬高市场利率

但对余额宝们也不能毫无警惕。如果余额宝们聚合了过量资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银行系统的风险会骤然增加

近日有关是否该取消余额宝的争论异常热闹。余额宝等货币基金通过互联网吸纳资金，然后以协议存款形式将资金存入银行，使小额资金获得超过6%的年化收益率，受到了不少中小投资者追捧。但有人指出，余额宝们抬高了最终贷款客户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将转嫁到企业和每个人身上；余额宝们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是“金融寄生虫”，没有经过经营风险便获得暴利。

这些质疑看似有些道理，但是也要看到余额宝们的出现，促进了传统金融体系和模式的改革，事实上推动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此外，通过互联网聚合公众资金，为中小投资者提供相对简单、可靠的投资平台，更好地维护了中小投资者利益，更好地促进了资金的优化配置。

事实上，余额宝的出现不一定会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贷款的成本主要取决于市场中资金的供需状况，而不是融资成本。而余额宝们吸纳的资金基本上都回到了银行体系，本质上并没有减少银行存款。资金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市场资金需求旺盛时贷款利率较高；反之利率较低。如果市场资金需求不旺，贷款利率下行，余额宝们的收益也会随之下降。换言之，是市场利率推高了余额宝收益，而非余额宝抬高市场利率。

不可否认，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和银行资金成本的上升，的确会加大银行业的经营难度和风险，但这是银行自身和监管机构的职责。银行业本质上就是管理风险、为风险定价的行业，这既包括对客户风险的定价，也包括对自身资金成本的合理定价。

当然，对余额宝们我们也不能毫无警惕。近些年互联网巨头加紧布局移动支付系统，在通道上形成了巨大优势。他们会不会滥用自身通道优势和良好的信用？如果余额宝们聚合了过量资金，拥有了过大的谈判筹码，部分资金短缺的银行可能丧失理性定价的能力。一旦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银行系统的风险会骤然增加。此外，部分货币基金规模过大也会增加赎回风险。一旦投资者争相赎回，互联网金融企业自身将无力应对。

互联网金融作为银行业的“搅局者”出现并不可怕，它将促进银行业的变革和转型。但如何提防一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形成相对垄断的格局，也是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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