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有关世界杯50个不应被忽略的常识(1-5)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117

2014-6-10:

  1. 世界杯并非一直是现在这样的世界杯。从1930年到1970年,头九届世界杯冠军拿到的都是后来被称为“雷米特杯”(Jules Rimet)的奖杯。

  2. 国际足联(FIFA)要求世界杯东道主至少拥有八个球场。多数体育场项目都曾遭遇长时间延迟的巴西决定建设12个球场。

  3. 1950年世界杯决赛前夕,所有人都相信巴西将会夺冠,以至于国际足联主席都准备了一份祝贺演讲稿……一份葡萄牙语讲稿。结果巴西以1:2的比分输给了乌拉圭。

  4. 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成功卫冕世界杯。它们分别是1934年和1938年夺冠的意大利,以及1958年、1962年夺冠的巴西。

  5. 只有巴西一个国家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包括本届在内,巴西队已经连续20届入围。

今 日 看 点:2014-06-21▲◆★●■☆

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http://news.ifeng.com/a/20140619/40809178_0.shtml
中南海着急:中国官场十字路口 官员一片迷茫★★★★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19/3367181.html
央视“大管家”在红色“权力”斗争中跌落★★★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19/3367344.html
中国式休假越休越累★★
http://health.stnn.cc/health_QJ/2014/0526/99690.shtml
深改组第三次会议解决什么问题?★★★★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4/0616/106237.shtml
民企腐败应引起更大重视★★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4/0618/106952.shtml
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应是怎样的党★★★★★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4/0618/106978.shtml

 
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http://news.ifeng.com/a/20140619/40809178_0.shtml

2014年06月19日 来源:大公网

核心提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6月13日播出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画面。习近平循例接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大公网6月19日刊载评论文章《北京观察: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文章称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由上至下的身体力行。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

原标题:北京观察: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陈国栋

中国官方媒体6月13日首次披露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的消息。有香港媒体解读为这是习近平“再添新职”,其实这是较长时间以来外界的误读。从1987年开始,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总书记担任。

习近平循例接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在目前由总书记担任组长或主席的多个机构当中,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由此前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更名而来,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是历史久远。

现在的财经小组,至少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它是当时的最高财经决策机构。1980年,国务院财经委改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年以后,总书记担任财经小组组长职务、总理任副组长成为惯例。此次官方在时隔近20年后首度披露该小组组长具体信息,则可看作是自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国官方信息更趋公开化。

其实,一直以来,习近平对经济工作的介入就很深入、具体。习近平曾专门在地方召开过“经济工作座谈会”,其本人对经济工作的论述也非常丰富。在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全年经济工作进行总结,是其全面接掌对经济工作总结权和评判权的标志。

分析人士称,发展经济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习近平循例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并不意外。习近平一手主导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经济改革则是各项改革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出任该小组组长,也印证了经济改革将是遇到问题最多、触动利益集团最直接最根本的领域。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统抓经济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证执行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冲破各种既有利益格局的禁锢和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职位的责任意味远大于权力意味。尤其在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最高领导人不可能置身事外,需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另外,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考量,设立财经领导小组正是“党抓中心工作”也即“党管经济”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国务院总理抓经济则是“本职”,若再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就显得叠床架屋,没有意义。

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成为新一届中央高层的施政主轴。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筹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改革蓝图,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历时7个月,倾力构建出这一决定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熟知中国国情的人深知,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相当“纠结”: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期仍远未结束,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是一些官员依旧抱着过去十多年发展经济的惯有思路,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正在深化的经济改革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若没有总书记的强力“操刀”,经济改革难于落实,难有推进,进而直接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

从目前所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上也能发现,此前中国多年未有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在习近平视察北京后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有望很快出台。由此可见,在处理涉及到各方核心利益的棘手问题上,习作为总书记的政治影响力是最核心的因素。
分析人士还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由上至下的身体力行。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依靠的正是邓小平的超强政治影响力。邓小平之所以能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极大成功,除了个人的远见卓识之外,还因为邓能以其一言九鼎的政治影响力确保改革进程不容阻断。

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其国安委主席、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使其不仅执掌了宪法赋予的最高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国家安全、外事、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便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

至此,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

 
中南海着急:中国官场十字路口 官员一片迷茫★★★★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19/3367181.html

多维 2014-06-19:目前中国官场正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在中央,从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对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几次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

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解读,试图解答今天高层究竟想要怎样的官场文化,想用怎样的官员,而地方官员,又要有什么样的素质,才能走过这段“迷茫期”,成为习近平眼中“合格”的中共干部。

地方官员陷入迷茫

说今天中国地方官员陷入迷茫,不知道在中共提倡“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为官,实际上并不为过。通过与一些地方官员的交流以及综合媒体报道,可以将当下中国基层官员的心态总结为以下几个表现。

表现一:因反腐、整风怕出头

当媒体报道习近平、俞正声等人在第二轮群众路线活动中深入县级常委中开展座谈会,县委官员互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各种“夸张”语言和场景,已经表明整风正在实现习王此举的初衷——“要对党内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对此舆论也是予以了肯定。至于另一个让中共第五代建立威信的动作——反腐,更是被媒体和民众冠以了“空前”的名号。且不论周永康、徐才厚何时公之于众,仅是副国级的前政协副主席苏荣的落马,就更加展现出习近平“救党救国”的决心。

但是反腐、整风的不断加码,让地方上的一些官员不敢多做事,束手束脚,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出风头”。尤其是有些时候,一些可能平时还比较负责的官员,因为在处理某些事情如对待上访人员的过程中措施不当,就有可能因此遭到严重的处理。正像陆媒在采访中部某省政府一位官员时所说的那样,“现在这种气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目前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一些地方的官员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做事,而是怎么做才不出事,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太重而忘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为何李克强会说出“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来说,越是这种时刻,越需要有担当的官员。例如2014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2014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讲话中就强调了“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领导就是责任,领导就要担当。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多大的事业,尽多大的责任才会有多大的成就”。发生在最近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6月10日,湖北省某小学发生人质劫持案,该镇党委书记替换女老师当人质的事情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党媒予以褒奖,大幅报道。在这些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党媒眼中,像该党委书记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有担当”,这位党委书记也就成为“有担当”的官员代表。

表现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的庸政

外界解读此次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述职会议的新闻,认为从省份、召集时间点以及谈论内容,可以粗略判断出此次会议是在地方的财力紧张和人事变动频繁的客观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主观地把中央推动的微刺激简单理解成了不刺激,结果导致改革和调结构推不下去,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

例如在此次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黑龙江、河北和山西的省长都应邀出席,而这三个省份的一季度GDP增速排在全国末尾;其中,黑龙江从去年一季度的9%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4.1%,河北由9.1%下降到4.2%,分别降了4.9个百分点。山西则由9.5%下降到5.5%,下降幅度也达4个百分点。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增速“刹车”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共有27个省市区的GDP增速回落。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原本对GDP数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面对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落实不力,最终导致了GDP数据下滑,这也是为什么李会怒而拍桌。

这种猜测也得到了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证实,在6月5日,新华社连续播发三条“世说中国策”系列电稿,均以“刺激与改革之辩”冠名,分别是《“微刺激”不等于“缓改革”》、《“微刺激”凸显“妙调控”》、《“微刺激”助益“稳增长”》。文章指出,刺激和改革并不对立,部分刺激措施同时也是改革的措施。“微刺激”的目的在于夯实促改革的宏观经济基础,在于为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告诫各地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发展,不能用“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自己“庸政”的挡箭牌。这或许就是目前中南海在通过这次八省长进京向各级官员传达的最重要的信号。

表现三:个人利益受损后的懒政

反腐和整风,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减少了,这恰恰是以往最能激起民愤的一点。且不说反腐成果让官员不敢再无所畏惧地“伸手”,就是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也让一些官员曾经认为的某种“不算事”的“小偷小摸”被严厉禁止,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补贴、津贴以及福利分房、优厚的养老待遇等也渐渐不复存在。例如在2013年5月,王岐山就亲自出面,督促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而以往官员收取“会员卡”,即使在一些民众眼中,也并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却一样被中央明令禁止。

再列举一组数据,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数据,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截至2013年12月底,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

这种直接把准脉络的动作,让很多地方官员产生了一种“不拿也不干”的“报复性心态”。不能吃请了、不敢收礼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了,于是在一些官员心中,不断滋生“没什么意思”、“情绪低迷”、“满腹牢骚”的心态,自然对工作也就是得过且过,坐混其日遑论“热情”与“干劲”,懒政之风骤起。

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分析的那样,中共今天希望在中国打造出一种“精英治国”的方式。在中共的概念中,未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将会出现两个层面的分级。首先是中高层,将是一大批具有人文或技术背景的精英领导,他们的晋升凭借的是与数不清的同僚竞争,在晋升高位之前需要在无数管理岗位上接受类似经济发展、社会维稳、外交手段等方面的考核。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要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如果他们连“会员卡”这种小利益都抛弃不了的话,那他们在掌握更大权力之后,必然走向贪腐之路。

表现四:用公务员队伍不稳定作挡箭牌

(谁)在与一些地方官员交谈时,听到他们抱怨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务员队伍很不稳定”。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整风之后,不仅是官员,很多普通公务员的隐性福利被取消,基层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导致目前公务员队伍里人心不稳,很难高效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身庞大的机构和臃肿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作为,在目前中央严格要求地方要有执行力的背景下,自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觉得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啦,甚至萌生去意。

虽然这些公务员可能只是中国政治的最小构成单位,而以往海外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政治时多将注意力放到了高层人事布局、领导者政治动作甚至各派系权斗之上,甚少关注中国基层官场。但是正是这1,300万、占据中国总人口数量百分之一的基层公务员,构筑了中共执政的基础,也是中共领导层包括习近平最为关心的人群。对于今天公务员群体心态的变化,中共不会毫不知情。

可是对于习来说,公务员队伍的动摇,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更不希望地方官员以此作为“要挟”,成为自己的庸政懒政的借口。毕竟对于今天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来说,再出现一次下海潮,也许并非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前文所说,在中共眼里,“官”和“吏”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广大基层公务员,即“吏”。如果说官员负责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是这个国家的领航人,那负责具体执行数量更为庞大的公务员就是船员。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忧国忧民”,但是必须要有属于这个岗位的职业道德,其中当然包括廉洁、奉公等要求。这两者并非完全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官都是从吏的职位上升迁起来的,任何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公务员都可能成为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无这样的愿望,那只要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国家就会保证其生活水准和以后的养老,自然也不应需要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收入”。

习、李、王想要有执行力的官员

以上的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地方省长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

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民间盛传的一句俗语,意在指出由于执行难度、利益保护等问题,中央政策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在地方得到执行的情况,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贯彻到地方之上。这种情况一直是困扰中共的问题,不仅让李克强拍了桌子,也曾让朱镕基和温家宝头疼不已。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温家宝赴灾区指挥救灾。5月13日,温家宝接到电话,得知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民众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线时,救灾部队却以天气不佳、有泥石流等藉口,拒绝运送救灾物资。温家宝对着电话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然而直到地震5天后,才有部队进入彭州。5月14日,面对灾区空投伞兵一再延后的救援行动,温家宝对伞兵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而这些都在当时被中国媒体报道。即使有“铁面”之称的朱镕基,也曾承认,他刚开始经常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的问题给地方领导作指示,要求整改,刚开始地方领导也很买账,但慢慢地发现批示不管用了,他对批示也从此兴味索然。

对于李克强而言,这并非首次让他感觉到中国政府官员的执行力堪忧的情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会公报公布“单独可生两孩”,对此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省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时间。关于高考改革话题,教育部网站12月7日披露了已经制定完成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部分细节,总体方案和高考改革等配套实施意见将于明年上半年出台。针对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精神,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要分步走,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平滑过渡。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据统计,在三中决定中所公布的改革各项措施中,有54项官方进行了回应,其中超过七成的回应都是诸如这种“逐步”、“渐进”、“会同”、“协商”,像王岐山所执掌的中纪委那种在规定中措辞严厉,令行禁止的“禁止”、“严禁”、“执行”等词少之又少。

这种在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的下级政府对高层部署推三阻四、一拖再拖的情况,也曾经让习近平不得不“御驾亲征”。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对于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群众路线”再加一把火,提出要在各省级常委中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被认为明显带有“毛式色彩”的运动。当时便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用4天半的时间如此高调参加一个省级常委会议,一方面说明他对自己的“群众路线”的确很重视,另一方也表明了习所推行的措施在党内尤其是省一级中间推行得并不顺畅,因此习不得不“御驾亲征”。当然最后结果是整风运动在中共党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延续至今。

或许这些还不能引起地方官员的警觉和重视,那就再将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就能够对当前中共如何重视“官员执行力”有新的认识。

2014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以异常严厉的语气强调“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

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讲话的高频词是“抓落实”。“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李克强说到这儿加重了语气,“说的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2014年6月3日,据陆媒报道,一名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李克强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已经“拍了桌子”,并多次强调要下大力气整治。

2014年6月6日,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在中南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报道称,李克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为官不为”。这是李克强10天之内第二次提到“守土有责”。

2014年6月10日,大陆多家媒体报道,从6月25日起,国务院派出的督查组将赶赴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实地督察其政策执行情况,伴随这个督查组的还有媒体记者,各媒体和网站将公布督查组工作进展。据悉,李这次派出8个督察组,其中4个前往部委机关,4个到地方政府,预计将用两周的时间(从6月25日到7月5日),检查李所强调的政策落地的“最近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可以说,中共要求官员最基本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就是执行力,是那些有担当、有能力且务实官员的执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风而不敢担责;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庸政,放缓经济增长;不因个人利益受损而懒政,有报复心态;更不拿公务员队伍不稳作为挡箭牌,对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如今的官场风气在变化,官员心态也多迷茫,如果能清晰地看到中共高层的意图,或许能让这些官员对于自身地位有一个新的认知。▲◆★●■☆

 

 

央视“大管家”在红色“权力”斗争中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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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14-06-19:本月初,被称为央视“大管家”的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涉嫌受贿被查,其后另外三名工作人员也被带走。评论人士认为,官媒籍助政治权力衍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据包括财新网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报道,6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官网公布,检方以涉嫌受贿罪,对官媒央视财经频道(CCTV2)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现年49年的郭振玺,已在央视工作22年,2005年7月起担任央视财经频道总监、广告中心主任,这两个部门被视作央视的”钱袋子”,而郭振玺也被认为是央视的”大管家。”

6月6日,央视财经频道制片人王世杰被检方从央视办公室带走。除制片人工作外,王世杰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既财经频道的财务总管,分析人士认为他参与或了解郭振玺受贿的一些事实。其后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活动总导演鄢闻余,及一位出生于1987年的年轻女主持人欧阳智薇也被带走,未知两人是被调查对象还是协助调查?知情人士透露,央视内部已经对此事下达封口令。

“一手是’红色’企业圈,一手是’黑色’企业圈”

郭振玺也是继去年12月20日中国官方公布前央视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 李东生被调查后,又一央视举足轻重的高层人物被查。财新网引述分析人士预测,郭振玺长期担任央视广告部和财经频道两大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其落马后,所涉问题无疑将引起更大涟漪。

媒体指郭振玺在任财经频道8年多间时间里捞钱20亿元人民币。央视财经频道的经济年度人物评选、 “3.15晚会”等都是”生财有道”的节目。《环球人物》杂志解密郭振玺籍助央视平台,建立了”红”与”黑”两个企业圈,红圈企业为和央视合作密切,长期在央视赞助节目和做广告的企业,如中国乳品企业蒙牛即为郭振玺掌舵的广告中心大客户;与之相对就的是”黑”系企业圈,每年的3.15晚会,一些大型企业都会动用各种手段对该晚会严防死守,其中一种方式既是主动成为央视的广告客户。 该杂志认为:”这些出现在广告中的企业就是交了’保护费’的,不可能出现在晚会中,央视再怎么权威也不可能扇自己’金主’的耳光。

而郭振玺的个人利益空间在哪里?报道称,郭振玺实际掌控着十几家公关公司。被拉黑的企业会向这些公司交出紧急公关费,而捧红的企业则会感恩戴德地主动交广告费及股权,郭振玺实现了个人财富和央视广告的”双丰收”。

央视财经频道许多节目都被认为”生财有道”

“当局给喉舌媒体经济空间,是收买行为”

中国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和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都在微博上发表评论,指向央视在管理上出现的问题,认为央视安排郭振玺同时任广告部负责人和财经频道总监,这是一个极具寻租风险和管理漏洞的人事安排。

对此中国作家野渡向德国之声表示:”像央视这样的官媒,一方面是党的喉舌,为党发声,这是由它们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官媒一部分转向市场后,他们也会利用他们的垄断地位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而官媒如果因为不会在政治上对政府形成威胁,官方也会默许他们在经济获得庞大利益,这不仅是央视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所有官媒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实际是一种收买行为,就是说你负责在言论上不报道真实,就默许你的利益空间存在。”

央视自宣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正是出现在郭振玺掌控实权的鼎盛期,野渡认为官媒籍助权力获利,而官媒相关人等拓展其中的利益空间也就不为奇,在没有制度约束时”贪欲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不是郭振玺涉及李东生案,他的舞台还可能更大。▲◆★●■☆

 
中国式休假越休越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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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 健康时报

核心提示: “虽然日本人工作压力很大,但他们的节假日比中国还多,他们也很重视,譬如元旦、五一黄金周、庆祝秋收的盂兰盆节。节日里,他们会把时间完全奉献给自己的家人。”

理性休假是一种能力。

欧洲很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每年可以享受二三十个工作日的带薪假,可以灵活选择休假旅行时间,因此,不会出现道路拥堵、景点爆满的现象。有人把中国节假日的拥堵归结于“集中式”的休假模式,但更多人则表示,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理念和认识。

“很多中国人为了工作业绩,会放弃休假,或者在休假时也得处理工作事务,但美国人很少会为了工作而放弃假期,休假期间也不会处理任何工作事务,这样才能完全放松。”常住美国的郑帅说。

在参加第七届心理学家大会时,台湾自杀预防协会林昆辉秘书长曾婉拒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是周末,如果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最好周一采访,周末听听同行的讲座,是种放松和享受。”

四川大学得觉文化中心主任格桑泽仁认为,虽然不少购物者感到“购物确实能带来快乐”,但也可以尝试其他方式,如参与慈善捐助、公益活动等,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将更加积极长久。实在想给家人朋友选购礼物,自己动手更显得真诚,现在有很多手工小玩意儿,精致实用又独特,比商场随处可见的礼品更会让人记忆犹新。

无论去哪里旅游,把心静下来,用心去感受,或许在家门口的小花园里都能发现美景。即便要去景点,也应该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对“人挤车多”的情况要保持冷静,才能让旅游充满情趣。

别太把假日病当回事,包里突然有了钱,就要靠花钱感受新鲜事物,获得心理上的自我认同,美国、日本都经过这样的阶段,当我们度假的理念渐趋理性、成熟时,假期才可能真正地成为一种享受。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中国式“人山人海”旅游的场景仍像往年一样重现着。小长假第一天,京藏高速出现史上最长拥堵,堵车范围达55公里;各大景点也在超负荷承受着假期出游大军,很多地方都是只见人潮不见景,南京的网友吐槽,动物园里人满为患,99%的动物都是人。国人扎堆休假,导致的结果就是黄金周变成黄金粥,休假日衍生为休闲病。

最近这两年,休假成了热议的话题,针对此现象,健康时报曾刊发过两篇评论文章(详见本报2013-10-17头版《放假算经济账很扯》、2014-02-10头版《我们需要健康的休息观》)。原本再简单不过的“歇歇”,为何让人又爱又恨?刚过完五一假期,从公众自身的休假生活上谈谈,或许也有价值。

外出旅游一个字是挤,两个字是拥堵,三个字是很疲劳

小长假,很多人选择用购物、狂欢等方式度过,购物成为假日的重要内容,光是河北省石家庄的主流商家,小长假三天入账就达到了5.45亿元。专门赴港购物的旅游团增加了两成,金银珠宝、服装、数码产品和家电等成为假期消费的热点商品。

四川大学得觉文化中心格桑泽仁主任分析,一些名牌商品满足了某些人的虚荣心,加之商场在假日的营销策略,打折、酬宾,“奢侈消费”的潜移默化,人所共有的从众心理,都会让人们在购物中欲罢不能,商场拥挤不堪。

“这个假期,中国哪里都过得不轻松,游客们嫌主人没有待他们宾至如归,本地人则嫌游客不懂入乡随俗、没个规矩。这既是文化冲突,也是素质展示。”香港作家廖伟棠一语中的描述,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式休假”的另一个特色,网友戏称:不是“挤”在景点,就是“堵”在去景点的路上。

去年国庆期间,四川九寨沟发生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网上广泛传播的几张现场照片显示,不少游客席地而坐,或是爬上车顶休息,甚至有人在路边搭起灶台做饭。堵和挤的结果就是,大家脾气都很大,稍有火星即被点燃。

“这也可以理解,”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鲍枫主任医师这样说,人们带着期待的心兴冲冲去景点,满眼看到的却是人山人海,难免会心烦气躁。

旅游的本质是什么?走马观花还是静心体会?廖伟棠在《旅游何必这么累》一文中说:古人“行万里路”的目的与“读万卷书”一样,更多是为了见贤思齐,见美思效。旅游当如读书,是去发现自身平素生存以外那个陌生世界的美丽,放开自己的审美桎梏,“我”才会变得更大更开阔。这大概是对旅游最好的诠释,但在假日里不少人对欣赏美景的行为或许有些“跑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让他们变得十分急躁,一窝蜂似的拥向各个景点,照完相急忙就走,因堵生急,因急生事。

宅在家里上网、看电视、狂补觉,也是越歇越累

除了商场和景点,很多餐馆也被挤爆了。据武汉市餐饮服务管理处统计,五一小长假三天,武汉十大品牌酒楼销售额达到3000万,比去年增长10%,婚宴和聚会成为五一餐饮市场主力。

在国人特有的文化中,用应酬饭局拉关系成为职场的灰色法则,在饭桌上“喝酒喝到倒”才能交到有用的朋友,在此逻辑下,吃饭被赋予了某种含义,暴饮暴食也不足为怪。

饮食极度不规律,导致假日里医院的消化科和急诊室也是人满为患。专家介绍,暴饮暴食导致的急性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占到门诊量的30%以上。而假日聚餐常常是暴饮暴食的罪魁祸首。既然哪儿哪儿人都多,宅在家里也许是最健康的休息方式,而大家却选择了最不健康的方式:上网、看电视、狂睡。

“北京市2008居民时间利用调查”结果显示,一天之中,北京城镇居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为4小时21分钟。在此期间,人们用了近两个小时来看电视,还有33分钟用来上网。“这种休息方式很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和沟通能力的缺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心身疾病会诊中心主任姜凤英教授格外担心,在网上跟陌生的网友聊得热火朝天,和身边的人反而无话可说,这可能会逐渐丧失对生活的乐趣。

而睡觉是很好的休息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人口卫生部门的慢性病流行病一项调查显示:45岁以上的成年人睡眠时间太长,如10个小时或更多与他们患上慢性疾病(包括冠心病、糖尿病、焦虑症和肥胖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应该学学欧美人的休假方式,做减法,把头脑清空,让身心放松

“在美国度假,印度人会待在科技博物馆里、欧洲人穿梭在现代艺术馆中,美国人则在自家后院烧烤或在沙滩上晒太阳,而中国人都喜欢在各大名牌折扣店里疯狂购物。”郑帅在美国待了近十年,她的这段描述反映了不同国家的人迥异的休闲和旅游习惯。

“虽然日本人工作压力很大,但他们的节假日比中国还多,他们也很重视,譬如元旦、五一黄金周、庆祝秋收的盂兰盆节。节日里,他们会把时间完全奉献给自己的家人。”在东京生活了四年的左君感慨地说,节日是她最孤单的时候,街道很冷清,日本人都和家人一起过节。

与美国、日本相比,欧洲人的假期要长得多,法国更是世界节假日冠军。法国人一年能歇5个月,工作满一年就可以享受30天带薪假期。他们的《劳动法》规定,商店周日不能开门(除非是文化、旅游等商店),否则就属于非法营业。

对此,鲍枫深有体会,年初他去丹麦学习一段时间,刚去时课程忙,没时间买零碎东西,原想像国内那样周末去大采购,等到了日子傻了眼,商店全都关门了,人们都和家人或朋友呆在一起,聊天、看球、晒太阳。而去年十一期间,鲍枫主任去河南的太行大峡谷游玩,“想着那里知道的人不多,应该相对轻松,没料到住宿的地方整整找了一天。”后来一打听,原本常驻人口五千左右,假日流动人口达到九万。

欧美人把放假休闲当成再平常不过的一种生活习惯,他们只是和家人在游泳、嬉戏、享受日光,或者和朋友在家里一起喝瓶啤酒、看场球赛。而国人则对休假的心理预期过高,而落差大,失落感自然强一些。▲◆★●■☆

 

 

深改组第三次会议解决什么问题?★★★★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4/0616/106237.shtml

2014-06-16 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6月16日发表题为“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的评论文章,作者:姜志勇 青年学者,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文章如下:

中国新一轮改革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以来,经过中央深改组前两次会议的部署和推动,已经在各地有条不紊的展开,不过自从今年3月两会之后,中国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给改革带来了新挑战,民众有了新疑虑。

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周召开,这次会议从议题安排到时间选择上都非常巧妙,从行动和内容两个方面,有力的回答了国外挑衅和国内发展、改革和稳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次序、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改革动力、行政干预和司法独立、民众疑虑与改革信心等问题,并预设了下一步的重点改革方向。

6月6日,中央深改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再次把各界的关注焦点聚集到了改革上,掀起了一股深思改革的热潮。这次会议从议题安排到时间选择上都非常巧妙,相对于前两次会议来说,在时间上,中国的国内外安全稳定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议题上,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司法改革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战略、方向和动力等问题,充分展示了改革者的智慧。可以说,这次会议集中回答和解决了国内外关注的若干改革重大问题。

改革疑虑和改革挑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同时改革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不断面临新问题,可以说改革和问题是相伴而生,不存在完全解决问题的改革。中国新一轮改革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以来,经过中央深改组前两次会议的部署和推动,已经在各地有条不紊的展开,不过自从今年3月两会之后,中国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给改革带来了新挑战,民众有了新疑虑。

在国际方面,随着南海形势的进一步紧张,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等都更加严峻,紧张的周边关系也必然会牵扯领导人的更多精力,必然会吸引民众的更多关注。国际势力是否认为中国要专注于国内改革,不会在国际上有新的动作,或者对于其他国家的挑衅会忍气吞声?他们是否会进一步认为如果中国积极应对国际挑衅,和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想利用挑衅来干扰中国的改革步伐。

在国内方面,暴恐事件频发使得国内安全形势也紧张起来,安全问题成了民众关注的热点,各地也将反恐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国内安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改革者是否会更加重视稳定问题?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改革者是否会更倾向于关注后者?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会在短期内激发各方利益矛盾,在安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改革者是否会暂缓改革步伐?这些问题是民众比较关注的,也是他们对改革存在疑虑的地方。此外,中央对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但地方落实的时候是否会打折扣,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对于进入传统国企垄断领域顾虑更多。

在地方政府方面,从这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在改革方面表现中规中矩。各地深改组建立之后,陆续配齐了人员,目前大多处于调研摸情况之中,同时他们也在观望和等待,期望中央能进一步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进一步给予指导。中央进行指导,地方再改革,这符合改革逻辑,但改革创新往往在中央计划之外,往往由地方主动出击,就象当年的分田到户、乡镇企业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改革要敢作敢为,不要怕犯错。未来的改革,各地要胆子再大一些,在敢作敢为中创新出改革的好做法。

解决了七大改革问题

针对以上改革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和疑虑,改革者必须给出有力的回答,而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召开正临其时,用行动对一系列的改革问题进行了回答,对改革的目标、战略、方向和动力给予了进一步的明确。

第一,国外挑衅和国内发展问题。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召开改革会议,本身就是一种回应。这次会议让国内外都进一步看到,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进行改革的决心不会变化,中国在有效应对国际挑衅的情况下,也能同时做好国内改革问题。企图通过挑衅来影响、干扰,甚至打断国内改革步伐的美好愿望,注定要落空。中国坚定的改革步伐也能进一步给在华国际企业以信心。

第二,改革和稳定关系问题。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的基本战略,在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上,改革需要稳定的环境,在稳定中改革,改革也能促进稳定。但不同时期,对改革和稳定的侧重点不一样,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稳定曾经是比改革更为值得重视和关注的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大局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又是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今年暴恐事件频发,严峻的反恐形势使得安全和稳定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稳定是否又会成为首要关注的话题?这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有力的回答,改革的步伐不会受影响,但会更加稳健,改革会更加注重保护民众权益和法治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还特别强调,“要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第三,改革目标和改革次序问题。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就已经定好了,但改革如何开展?各类改革之间时间次序如何安排?这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着力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往前排。”这为未来各地各部门现行开展哪些方面的改革定下了方向。从这次会议安排的三个议题来看,也是最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关乎激发地方改革动力,户籍和住房、教育、医疗、城镇化等民生事项联系在一起,要保障民生必先改革户籍制度,司法问题关乎未来中国法治建设和反腐败。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关乎政府治理能力问题,户籍问题关乎如何促进民生问题,也和政府解决民生的治理能力联系在一起。

第四,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改革动力问题。改革开发三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在激发地方改革积极性上有两大好的做法,一是考核上的GDP数据,通过可以量化的数据来考核官员,既简单易操作,又能给予各地官员以有效压力,二是财税体制上,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都有效的激发了各地官员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有新问题,主要是地方有钱了就乱花。而财税制度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就是要约束地方乱花钱,同时又能更好激励地方去赚钱、去充实自己的财政税收。通过改革财税制度,中央地方税收分配更加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承担的责任大,公共事务多,自然就占的份额多,通过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制度,能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加他们改革的动力。

第五,行政干预和司法独立问题。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同时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改革硬骨头,这次会议公布的举措,有利于增加司法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对司法的干预,对于未来中国法治建设,尤其是反腐败方面,将会有可见的推动作用。同时,法治和改革的关系问题社会较关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明确,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对于这一点如何在现实中做到?地方行政官员权力过大,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按照现行制度,一把手可以领导司法,如果他要干涉司法的话,法院如何抵挡得住?这次会议确定的改革方向提出了解决办法。在改革启航之初,选择司法改革作为优先的突破口,彰显了改革者对改革的深思、忧思和智慧。

第六,民众疑虑与信心问题。民众的心理对于改革更多处于等待之中,等待中央更多改革举措的出台,更多改革实惠能早日享受,同时等待之中的人难免有所焦虑、疑问,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如果等待时间较长,民众的心理就可能更加失落、更加不自信,并有可能进而对改革产生疑虑。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相距第二次会议只有3个多月时间,不算长,又处于6月年中,在这时召开,明确改革的战略和方向无疑会强化民众对改革的信心,民众能从会议的节奏和改革的步伐中,看到中央一直在努力推动改革,改革步伐从来不曾放缓过,改革优先选择的也是民众关注的、和他们利益切身相关的主题。

第七,预设了下一步重点改革方向。从这次会议的议题选择来看,今年下半年,未来的改革在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司法改革启动之后,将会侧重于民生方面、约束政府预算方面、约束政府权力行使方面。同时,从中央深改组三次会议召开的时间间隔来看,不出现重大情况的话,下半年深改组最少还会召开两次会议,对改革进行部署和推动。▲◆★●■☆

 
民企腐败应引起更大重视★★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4/0618/106952.shtml

2014-06-18 09:45 环球时报 字号:
《环球时报》6月18日发表题为“民企腐败应引起更大重视”的评论文章,作者:郭松民 《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文章如下:

不久前,一家调查机构发布2014中国商业报告,其中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受访的企业高管认为民企比国企更腐败。

这项调查似乎和我们的“常识”不符,因为我们在媒体上更经常看到的报道是国企腐败。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民企腐败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可能都超过了国企。如《法人》月刊进行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显示,2009年国企高管与民企高管的犯罪占比是35:49,到2013年,这一比例竟飙升至87:270,并且民企高管所涉罪名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譬如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挪用资金罪等等,这些都可以归为腐败的范畴。

民企腐败可以简单地归为两类,即“作为企业家的腐败”和“企业内部的腐败”。其中“作为企业家的腐败”是指企业高管在处理企业外部事务时出现的腐败,除了前述的经济犯罪行为外,主要犯罪形式是“花钱买市场”,也就是行贿犯罪;而“企业内部的腐败”和国企相类,包括各种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

目前,公众对民企腐败存在两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营企业家不可能成为腐败犯罪的主体。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腐败就是滥用公权力,必须以担任公职为前提。同时由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淡化了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行贿者作为腐败犯罪主体的身份。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滥用公权力牟取私利是腐败,通过贿赂等手段腐蚀公权力牟取私利也是腐败。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之所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既有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有针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对民企腐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民企反正是“自负盈亏”,花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这个观点同样大错特错。民营企业家的腐败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在市场上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降低社会的总效率,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有时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比如有些民营企业家通过贿赂或欺骗的手段承包工程,然后再层层转包出去,形成“豆腐渣工程”。

而民企“企业内部的腐败”与公共利益同样息息相关,无论是企业内部员工还是和企业形成各种合法利益关系的其他公民,他们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经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民企腐败的受害者。

民企的腐败犯罪应引起重视。首先要切实树立在刑法面前公私平等的法治理念,改变“重受贿轻行贿”不正常状况,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同时还应该考虑通过修订法律法规和发布司法解释等途径,将现有法律法规中惩治国有企业腐败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展到整个民营企业,把民企反腐纳入到整个国家反腐系统中。

从根本上说,只有加强对民企腐败的打击,才是对民企真正的爱护,有利于民企的大发展。▲◆★●■☆

 

 

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应是怎样的党★★★★★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4/0618/106978.shtml

2014-06-18 10:59 俄罗斯之声 字号:

俄罗斯之声17日发表题为“回到未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应是怎样的党?”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中国共产党入党新规开始施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久前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据中国媒体报道,入党新规可保证党更有效地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卡尔涅耶夫就中共发展党员新规的意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就在国外媒体几个月来接连报道早已成为习近平一张明片的反腐斗争的同时,中共高层又酝酿出一个重要的决策:宣布必须大改党建方针。也就是说,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党应该由哪些人组成以及它该如何扩大自己的队伍。

一些观察家曾匆忙下结论说,中共领导层首先关注的是如何阻止党的逐渐官僚主义化。为此应当还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传统面孔。同样建议提高工人、农民党员比例,加强党纪建设,提倡自我牺牲和斗争精神。从这一角度看,的确包含这些任务的《细则》被看成是整个党建工作的“猛回头”。应当“慎重发展、均衡发展”党员是新规中的一个重要要求。《细则》中的新方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向后转、重拾老一套?

2001年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当时中共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挥,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功,最初的“无产阶级”政党队伍的社会阶级成分应当发生改变。基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党应当吸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社会阶层成员入党,例如, 企业家,包括大企业家。难道这次《细则》的出台意味着上面下令要走回头路吗?

在现阶段很难对党建改革的深度做出客观判断。当然,致力于重拾中共传统的原则和口号以及所有与在中国被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关的内容,构成了习近平旨在思想上康复国家整个管理体制的努力的重要部分。然而,把《细则》的出台看成是走回头路、恢复经典社会主义时代旧秩序,显然是过于简单化。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似乎不仅关注党的纯洁性以及对鲜红旗帜的忠诚,而且同样关注人们对执政党做出的业绩评价。很有可能,是他们从纯粹的实用角度出发,认为有必要提高这个世界上最大政治组织的可操作性以及它作为整个社会前进的“火车头”的效率。

近几个月来中国专家一直在热议该问题,并非偶然。讨论中指出了中共现存的各种现实痛点,提出了不能无限扩大党员数量的建议,即需要更加关注党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另一方面,现在的任务之一是要吸引年轻人以及像打工族这类中国国内相对新又在不断增加的社会成员入党。

怀疑者们可能会说,所有这些努力都要注定失败。没有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缺乏中共自身的运作机制,就不可能根除习近平希望借助重拾“党的光荣传统”而要医治的全部“疾病”。一些专家认为,无论如何这些都迟早会让中共陷入苏共的结局。然而难道不是现在的中共总书记自己呼吁要从苏联悲剧中吸取教训并及时推行必要的改革吗?难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没有证明中国党和国家机器有能力与时俱进吗?不排除,就像在经济领域一样,中国将能逐渐为自己摸索到适应全球化趋势的政治体制公式。它将类似西方模式,但却符合目前不仅在中国流行的“善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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