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篪对越南发出最后通牒?★★★★

有关世界杯50个不应被忽略的常识(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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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曾有六届世界杯由东道主国家夺冠:1930年的乌拉圭,1934年的意大利,1966年的英格兰,1974年的西德,1978年的阿根廷,1998年的法国。

  12. 南美国家举办的四届世界杯(1930年、1950年、1962年、1978年)全部由南美国家夺冠。在西班牙问鼎四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之前,未曾有一个欧洲球队在欧洲以外夺冠。

  13. 本届世界杯可能是最后一届有32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国际足联正在考虑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扩大到40支。

  14. 共有83个不同的国家参加过世界杯。具体多少要看你怎么计算。其中至少七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或有了新的名字,比如苏联、扎伊尔和荷属东印度群岛。

今 日 看 点:2014-06-23▲◆★●■☆

从纸牌屋热透视西方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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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境外势力渗透”说引发激辩 官媒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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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揪住美国在伊乱局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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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洞悉官员迷茫 高层五提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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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对越南发出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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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华狱中举报 不告倒苏荣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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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由于VIE,投资阿里等有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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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牌屋热透视西方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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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17: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现象透视——从《纸牌屋》等美剧热说开去

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向来以“廉洁国家”自居,然而,《美国黑帮》、《纸牌屋》等涉腐题材美剧让许多中国观众大感意外:那些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情节是真的吗?美国真有那么腐败吗?事实上,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依然普遍,并不像他们所标榜的那么清廉。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腐败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痼疾,深深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之中,不仅其自身无力铲除,而且成为腐败问题国际化的始作俑者。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追溯一下英国和美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历程不难发现,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在社会急剧转型阶段都经历过腐败高发的阵痛,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窃国库、内部交易等五花八门的丑闻充斥着整个社会,其严重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政治机器的纽约市坦慕尼协会所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用来分配给那些帮助政党候选人获得大选胜利的人。虽然经过长期治理,英国和美国逐渐走出腐败高发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但腐败问题并未根绝,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在延续。特别是政治献金、游说交易、“旋转门”等体制性腐败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更是大行其道,被曝光的政治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游说交易在美国司空见惯

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以美国为例,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从工程建设、国防采购到教育、医疗卫生领域,腐败行为无孔不入,就连一向标榜清廉公正的司法领域也曝出丑闻。宾夕法尼亚州两位法官滥用审判权,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将2500多名少年送到私人少管中心,从中赚取回扣260多万美元。其他西方国家亦难以独善其身,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等多位政坛高层人物因贪腐被判刑,甚至素有“廉洁国家”之称的澳大利亚也被曝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等多名官员接受非法政治献金的腐败窝案。腐败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使民众对腐败现象的看法有所改变。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反腐败调查报告显示,76%的受访民众认为,腐败现象普遍存在;56%的受访民众认为,在过去的3年本国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加重。

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呈扩散之势输出到其他国家。通过贿赂他国官员,实现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惯用的手段。早在近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通过拉拢贿赂他国官员,来实现对中国、印度等国经济的掠夺和政治的控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断变换形式,通过更加隐蔽的手段贿赂他国官员。比如,从去年开始,英国的跨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连续陷入海外贿赂丑闻,波及中国、波兰、伊拉克等国家。更为复杂的是,西方情报机构将涉腐官员的资料、账户存入数据库,进而通过他们操纵其他国家,谋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另外,腐败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输出民主的附属品。纵观全球“西式”民主植入国家,如印尼、泰国等,非但没有成功遏制腐败,反而陷入了腐败的泥潭不可自拔。

透过表象,认清本质

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在很多国人眼里西方发达国家是“清廉”的象征,但现实中暴露出的腐败问题却又把他们打回原形。为什么会出现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将腐败问题“过滤”“隐藏”“漂白”的做法密不可分。

其一,有选择地把腐败局限在经济领域。比较,只有在同一个坐标体系下才有参考意义。然而,国际社会对腐败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说法,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对腐败的行为主体、客体、方式的界定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国家可能会面临不同的评价。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规定和实际做法来看,它们大多采取狭义的腐败概念,将腐败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为许多腐败行为提供了巨大的灰色空间。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更为宽泛的腐败定义,腐败范围要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

其二,将腐败问题合法化、隐蔽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处理,巧妙地为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比如,美国法律允许利益集团向政党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滋生政治腐败的游说活动本身,是得到美国宪法支持并被视为体现民主理念的政治活动,在一定条件下,议员接受说客符合规定的“好处”是合法的;相对于行政性腐败,立法腐败因距离公众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关注等等。这些做法使得腐败问题看起来没那么严重了。

 其三,主导国际舆论话语权。金钱不是言论,但金钱能够买到言论。目前,国际上有多种衡量腐败的指标,但影响力最大的恐怕非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莫属。清廉指数虽然在推动国际社会关注腐败问题、形成反腐败共识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力资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常常被借题发挥,抹黑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及媒体盲目引用清廉指数来判断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腐败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公众。另外,清廉指数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在数据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的诸多缺陷,也为美化西方发达国家腐败问题提供了技术上的“障眼法”。

英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处于跨国贿赂风波中

保持清醒,增强定力

腐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识透的,更何况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精心“包装”下,更容易让人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境地。我国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要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就得既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清醒,也应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心和定力。沿着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坚持走下去,这才是实现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建设廉洁政治的正确方式。来源: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中国官员“境外势力渗透”说引发激辩 官媒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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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17:中纪委派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大员重炮轰击社科院被境外势力渗透的讲话,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上发表之后,引发海内外网络沸腾,各派政治力量纷纷作出各种解读。目前人民网已经将这条新闻撤稿。

官媒撤稿

有北京学者称,这一报道已经造成巨大政治影响,并引发舆情震动,目前人民网已经撤稿。

记者在北京搜索人民网的这篇文章,标题还在,但文章内容不予显示。

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桥头堡和大本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被中纪委大员点出四大问题,公开提出社科院已经受到海外势力的渗透,并要求全院保持高度政治敏感性。中纪委主管反腐,宣传部主管意识形态,中纪委要员越界对社科院的批评,引发关注。

越界点出四大问题

这条消息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网站。该网站报道说,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张英伟要求社科院“应时刻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切实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这一点上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

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之后,中纪委的声誉和口碑在中国大陆民众中有了显著的提高。虽然因为政治体制原因导致周永康等大老虎久攻不下,但中纪委派工作组到各地打苍蝇,令贪官污吏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使他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因而受到民众的赞赏,同时也得到一些改革派学者给予积极的评价。

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社科院发表讲话被人民网撤稿处理

 左派喜大普奔

张英伟的讲话一出,立即受到嗅觉敏锐的中国国内“毛左派”的关注。在网络上被称为“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司马南在这条消息出台后,立刻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消息的关键在于中纪委的转型。他认为中纪委对社科院动刀,说明中纪委已经从抓“反腐”转向“抓意识形态” ,这是真正的“与时共进”。

中国军方鹰派学者戴旭大校认为,人民网的这条消息印证了他今年四月发表在《国防参考》上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国最大威胁:美国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戴旭指出,中国“社科院被敌对势力渗透”。他还在文章中强调,“绝不仅是社科院,中国很多社科类研究机构、高校,都存在敌对势力渗透的问题,看看各高校一些学者猖狂反毛、反共、反华的言行就知道”。

张英伟何许人也?这篇讲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在北京文化圈和意识形态圈以及国际舆论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科院内对这样的定性有何反应和看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

身份特殊

章立凡先生分析说,张英伟的身份特殊。他在近代史所的讲话,是因为他和所长的个人关系较好,到该所去吹风,并非正式代表王岐山的中纪委对社科院作出评判。

章立凡说:“张英伟好像编制一直在社科院,各单位都有这样一些人。比如编制在一个单位,他又受另一个部门的领导。 他们这种人关系比较复杂。他可能是一种双重身份。我没有注意到他发表什么著作,他有没有学术身份这点很重要。如果他没有学术身份,那就是一个党派驻的干部。

“(张英伟)关系还是在社科院 ,他同时又有纪检的身份。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报告只是因为所长跟他关系比较好,请他过来做一个形势报告,并不是很正式,传达某种精神似的。但是做了这个报告之后,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现在就感觉很被动,因为引发了很多说法。人民网已经删除了。”

不过章立凡认为,这篇讲话,代表部分党内学者的观点,绝非空穴来风。

“现在可能还是有这种精神的,起码他不是空穴来风。究竟代表谁的意思,是否代表中纪委,现在很难说。我觉得好像不代表中纪委,还是更多代表社科院领导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海内外的基金会和学术机构联系逐渐扩大,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资助了很多社科院的学者和研究生前往美国进修学习,这些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扩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和美中关系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少有目共睹的贡献。

合作还是渗透?

德国之声援引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楯的话说,近年来社会科学院确实曾和国外的一些基金会合作,比如美国福特基金会进入中国,就是由外经贸部批准,由社科院任主管机构。福特基金会将一大部分资金支持社科院的研究项目上,但这些项目都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尽管社科院和国外基金会等多有合作,但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点对点渗透问题。

德国之声引述李楯的话分析称,张英伟这样的言论并不为奇,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始终持有戒心。只不过张英伟清楚的把此事公开化而已。目的是透过这样敲打的方式,让官方学者更加遵守“官方规则”。

 火药味

前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所谓跨国界的歪理,是否指普世价值,现在很难说。不过社科院副院长最近传达的一份内部讲话比张英伟的吹风会火药味还要浓。

章立凡说: “现在很难说具体指什么,他也没有明说。是否指普世价值,这不能断定。但是按以往所谓七不讲那样的传达来说,普世价值也是在其中。这个东西被披露后,在社科院内部引发的震动很大,各界解读也很多。

“我想他谈的这些东西应该表明中共内部确实有这样的精神或者这样的观点。据说他这个报告远没有先前一位社科院副院长传达的中央精神厉害。那次传达不下发文件,但是口头传达。(针对)社科院所有人,包括退休的,都要传达到,能去的都要去听。”

张英伟的讲话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汹涌澎湃的舆情。不少人从他的讲话中嗅到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敌人无所不在”;“海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知识分子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等文革大批判的味道。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撤下张英伟的这篇文章,被北京观察家解读为北京政坛暗潮汹涌,各种派系明争暗斗。张英伟讲话被撤事件是否会进一步发酵,中纪委和中宣部的功能如何定位?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是走向意识形态的“说”还是实打实的接着“做”,都值得进一步关注。来源: 美国之音▲◆★●■☆

 

 

要揪住美国在伊乱局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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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18:当世界沉浸在巴西世界杯的精彩时,伊拉克上千名俘虏被叛军组织枪决的消息震惊世界。

11年前,小布什政府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联合英国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从此陷入人间炼狱的境地,无数家园被毁,无数伊拉克人丧生,但是,这一切都在西方世界对本家老大的纵容中被淡化了,以至于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时还大言不惭的宣称“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秩序的新伊拉克”。本次骇人听闻的暴行无情的戳穿了这一标准的“美式忽悠”,揭示了战后伊拉克人民真实而悲惨的生活状况,以及被掩盖的伊拉克真实的政治乱局。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不负责任的单边干涉主义给世界带来无数灾难。从上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内战,到南斯拉夫内战,直到本世纪初的中东“茉莉花革命”。美国往往不顾打破地缘政治和当事国国内政治平衡的危险,凭其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混杂着不便明说的利益动机,到处插手,四处干预,最后没有解决当事国的麻烦,却成为当事国最大的麻烦,让当事国人民承受了额外的苦难。最新例子是鼓励乌克兰脱离“独裁统治”,结果导致乌克兰丢了克里米亚,东部地区至今深陷动乱不能自拔,当波罗申科四面环顾不无凄凉的感叹“全世界没人帮助我们阻止俄罗斯的欺凌”,美国除了口头支持,又在哪里?

此次伊拉克教派屠杀中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就是对美国的无声控诉,奥巴马政府在事件曝光后居然还在犹豫要不要干预,这简直荒唐透顶,你不能把伊拉克搞成这副局面,然后自吹自擂着拍屁股走人,美国往常要求其他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道德优越感哪儿去了?

世界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除了本次事件曝光后舆论界铺天盖地的指责外,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联合俄罗斯、伊朗等国,以联合国为平台,给美国予足够的政治压力,要求美国出面平息伊拉克目前的乱局。那种认为站在一旁,看美国笑话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也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漠视。

伊拉克反叛武装处决如此多数量的战俘并大肆宣扬,是对全人类文明的挑战,中国不应该在这种挑战面前沉默。鉴于目前伊拉克乱局是美国直接侵略的后果之一,中国应该强化美国的这一责任,这不但有助于尽快稳定伊拉克局面,有利于伊拉克人民的福祉,因而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也是对美国口口声声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的一种外交反击。

中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有重大利益存在,这种重大利益的实现是以稳定的伊拉克局势为前提的。如果坐视伊乱局不管,迟早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伊拉克反叛武装如果要进一步坐大,就需要控制足够的石油资源为经济后盾,而中国恰恰是伊战后最大的石油合作方。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除了中国自己以适当的形式参与伊乱局的解决,目前最巧妙的策略就是揪住美国这个急欲脱身的“肇事者”。

从战略上来说,美国现在集中全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此急于从中东、阿富汗等地抽调资源用于布局亚太。中国除了在周边与美国进行战略周旋外,还要想方设法在全球其他地方拖住美国,现在的伊拉克乱局正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就中国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博弈而言,在亚太地区,由于美国力量的逐渐加强,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守势,但是,在美国急于脱身的地区,中国在政治上可以采取攻势。以伊拉克为例,美国急于抽身是因为其在伊的存在得不偿失,是其战略软肋,中国就是要抓住此点,尝试形成在中国周边之外的一种战略“不对称优势”。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在美国必将从阿富汗撤军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除了联手稳固各自在亚洲大陆中心的陆权,还应进一步向亚洲大陆的边缘延伸。而伊拉克所处的中东恰恰位于欧亚大陆“世界岛”的边缘,其边上的伊朗与叙利亚是美国一贯的政治对手,本次叛乱组织属于逊尼派,与伊朗和叙利亚占统治地位的什叶派是教派死敌,因此中国应该联手俄罗斯,突出伊朗在解决伊拉克乱局中的作用。同时,中国可以以“反恐”这一美国确立的政治正确标准,来应对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反弹。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求美国履行对伊拉克乱局的政治责任,可以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确立一个“利益与责任”相一致的国际政治范例。前文已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到处不顾后果的干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光凭西方国家媒体和民众的自我觉醒,形成不了对西方大国干涉主义的究责机制和政治氛围。西方国家总是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履行“国际责任”,但对自身的政治责任则漠然处之,千方百计予以淡化,这是因为缺少非西方国家力量的制约。

因此,从道义、利益、战略、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角度,中国要揪住美国在伊拉克乱局中的政治责任,同时也明白无误的告诉世界,这世界真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外部势力那些美丽的口号喊得越动听,越是靠不住。在中东、在乌克兰、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甚至在全世界,这样的声音想必会有不少的听众。来源: 沙鸥▲◆★●■☆

 

 

中南海洞悉官员迷茫 高层五提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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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19:目前中国官场正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

在中央,从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对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几次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

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解读,试图解答今天高层究竟想要怎样的官场文化,想用怎样的官员,而地方官员,又要有什么样的素质,才能走过这段“迷茫期”,成为习近平眼中“合格”的中共干部。

地方官员陷入迷茫

说今天中国地方官员陷入迷茫,不知道在中共提倡“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为官,实际上并不为过。通过与一些地方官员的交流以及综合媒体报道,可以将当下中国基层官员的心态总结为以下几个表现。

表现一:因反腐、整风怕出头

当媒体报道习近平、俞正声等人在第二轮群众路线活动中深入县级常委中开展座谈会,县委官员互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各种“夸张”语言和场景,已经表明整风正在实现习王此举的初衷——“要对党内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对此舆论也是予以了肯定。至于另一个让中共第五代建立威信的动作——反腐,更是被媒体和民众冠以了“空前”的名号。且不论周永康、徐才厚何时公之于众,仅是副国级的前政协副主席苏荣的落马,就更加展现出习近平“救党救国”的决心。

但是反腐、整风的不断加码,让地方上的一些官员不敢多做事,束手束脚,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出风头”。尤其是有些时候,一些可能平时还比较负责的官员,因为在处理某些事情如对待上访人员的过程中措施不当,就有可能因此遭到严重的处理。正像陆媒在采访中部某省政府一位官员时所说的那样,“现在这种气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目前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一些地方的官员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做事,而是怎么做才不出事,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太重而忘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为何李克强会说出“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来说,越是这种时刻,越需要有担当的官员。例如2014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2014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讲话中就强调了“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领导就是责任,领导就要担当。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多大的事业,尽多大的责任才会有多大的成就”。

发生在最近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6月10日,湖北省某小学发生人质劫持案,该镇党委书记替换女老师当人质的事情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党媒予以褒奖,大幅报道。在这些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党媒眼中,像该党委书记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有担当”,这位党委书记也就成为“有担当”的官员代表。

表现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的庸政

外界解读此次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述职会议的新闻,认为从省份、召集时间点以及谈论内容,可以粗略判断出此次会议是在地方的财力紧张和人事变动频繁的客观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主观地把中央推动的微刺激简单理解成了不刺激,结果导致改革和调结构推不下去,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

例如在此次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黑龙江、河北和山西的省长都应邀出席,而这三个省份的一季度GDP增速排在全国末尾;其中,黑龙江从去年一季度的9%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4.1%,河北由9.1%下降到4.2%,分别降了4.9个百分点。山西则由9.5%下降到5.5%,下降幅度也达4个百分点。

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增速“刹车”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共有27个省市区的GDP增速回落。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原本对GDP数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面对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落实不力,最终导致了GDP数据下滑,这也是为什么李会怒而拍桌。

这种猜测也得到了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证实,在6月5日,新华社连续播发三条“世说中国策”系列电稿,均以“刺激与改革之辩”冠名,分别是《“微刺激”不等于“缓改革”》、《“微刺激”凸显“妙调控”》、《“微刺激”助益“稳增长”》。文章指出,刺激和改革并不对立,部分刺激措施同时也是改革的措施。“微刺激”的目的在于夯实促改革的宏观经济基础,在于为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告诫各地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发展,不能用“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自己“庸政”的挡箭牌。这或许就是目前中南海在通过这次八省长进京向各级官员传达的最重要的信号。

表现三:个人利益受损后的懒政

反腐和整风,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减少了,这恰恰是以往最能激起民愤的一点。且不说反腐成果让官员不敢再无所畏惧地“伸手”,就是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也让一些官员曾经认为的某种“不算事”的“小偷小摸”被严厉禁止,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补贴、津贴以及福利分房、优厚的养老待遇等也渐渐不复存在。例如在2013年5月,王岐山就亲自出面,督促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而以往官员收取“会员卡”,即使在一些民众眼中,也并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却一样被中央明令禁止。

再列举一组数据,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数据,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截至2013年12月底,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

这种直接把准脉络的动作,让很多地方官员产生了一种“不拿也不干”的“报复性心态”。不能吃请了、不敢收礼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了,于是在一些官员心中,不断滋生“没什么意思”、“情绪低迷”、“满腹牢骚”的心态,自然对工作也就是得过且过,坐混其日遑论“热情”与“干劲”,懒政之风骤起。

中共今天希望在中国打造出一种“精英治国”的方式。在中共的概念中,未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将会出现两个层面的分级。首先是中高层,将是一大批具有人文或技术背景的精英领导,他们的晋升凭借的是与数不清的同僚竞争,在晋升高位之前需要在无数管理岗位上接受类似经济发展、社会维稳、外交手段等方面的考核。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要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如果他们连“会员卡”这种小利益都抛弃不了的话,那他们在掌握更大权力之后,必然走向贪腐之路。

表现四:用公务员队伍不稳定作挡箭牌

(谁)在与一些地方官员交谈时,听到他们抱怨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务员队伍很不稳定”。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整风之后,不仅是官员,很多普通公务员的隐性福利被取消,基层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导致目前公务员队伍里人心不稳,很难高效地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身庞大的机构和臃肿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作为,在目前中央严格要求地方要有执行力的背景下,自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觉得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啦,甚至萌生去意。

虽然这些公务员可能只是中国政治的最小构成单位,而以往海外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政治时多将注意力放到了高层人事布局、领导者政治动作甚至各派系权斗之上,甚少关注中国基层官场。但是正是这1,300万、占据中国总人口数量百分之一的基层公务员,构筑了中共执政的基础,也是中共领导层包括习近平最为关心的人群。对于今天公务员群体心态的变化,中共不会毫不知情。

可是对于习来说,公务员队伍的动摇,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更不希望地方官员以此作为“要挟”,成为自己的庸政懒政的借口。毕竟对于今天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来说,再出现一次下海潮,也许并非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前文所说,在中共眼里,“官”和“吏”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广大基层公务员,即“吏”。如果说官员负责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是这个国家的领航人,那负责具体执行数量更为庞大的公务员就是船员。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忧国忧民”,但是必须要有属于这个岗位的职业道德,其中当然包括廉洁、奉公等要求。这两者并非完全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官都是从吏的职位上升迁起来的,任何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公务员都可能成为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无这样的愿望,那只要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国家就会保证其生活水准和以后的养老,自然也不应需要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收入”。

习、李、王想要有执行力的官员

以上的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地方省长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

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民间盛传的一句俗语,意在指出由于执行难度、利益保护等问题,中央政策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在地方得到执行的情况,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贯彻到地方之上。这种情况一直是困扰中共的问题,不仅让李克强拍了桌子,也曾让朱镕基和温家宝头疼不已。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温家宝赴灾区指挥救灾。5月13日,温家宝接到电话,得知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民众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线时,救灾部队却以天气不佳、有泥石流等藉口,拒绝运送救灾物资。温家宝对着电话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然而直到地震5天后,才有部队进入彭州。5月14日,面对灾区空投伞兵一再延后的救援行动,温家宝对伞兵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而这些都在当时被中国媒体报道。即使有“铁面”之称的朱镕基,也曾承认,他刚开始经常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的问题给地方领导作指示,要求整改,刚开始地方领导也很买账,但慢慢地发现批示不管用了,他对批示也从此兴味索然。

对于李克强而言,这并非首次让他感觉到中国政府官员的执行力堪忧的情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会公报公布“单独可生两孩”,对此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省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时间。关于高考改革话题,教育部网站12月7日披露了已经制定完成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部分细节,总体方案和高考改革等配套实施意见将于明年上半年出台。针对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精神,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要分步走,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平滑过渡。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据统计,在三中决定中所公布的改革各项措施中,有54项官方进行了回应,其中超过七成的回应都是诸如这种“逐步”、“渐进”、“会同”、“协商”,像王岐山所执掌的中纪委那种在规定中措辞严厉,令行禁止的“禁止”、“严禁”、“执行”等词少之又少。

这种在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的下级政府对高层部署推三阻四、一拖再拖的情况,也曾经让习近平不得不“御驾亲征”。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对于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群众路线”再加一把火,提出要在各省级常委中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被认为明显带有“毛式色彩”的运动。当时便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用4天半的时间如此高调参加一个省级常委会议,一方面说明他对自己的“群众路线”的确很重视,另一方也表明了习所推行的措施在党内尤其是省一级中间推行得并不顺畅,因此习不得不“御驾亲征”。当然最后结果是整风运动在中共党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延续至今。

或许这些还不能引起地方官员的警觉和重视,那就再将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就能够对当前中共如何重视“官员执行力”有新的认识。

2014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以异常严厉的语气强调“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

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讲话的高频词是“抓落实”。“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李克强说到这儿加重了语气,“说的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2014年6月3日,据陆媒报道,一名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李克强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已经“拍了桌子”,并多次强调要下大力气整治。

2014年6月6日,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在中南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报道称,李克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为官不为”。这是李克强10天之内第二次提到“守土有责”。

2014年6月10日,大陆多家媒体报道,从6月25日起,国务院派出的督查组将赶赴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实地督察其政策执行情况,伴随这个督查组的还有媒体记者,各媒体和网站将公布督查组工作进展。据悉,李这次派出8个督察组,其中4个前往部委机关,4个到地方政府,预计将用两周的时间(从6月25日到7月5日),检查李所强调的政策落地的“最近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可以说,中共要求官员最基本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就是执行力,是那些有担当、有能力且务实官员的执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风而不敢担责;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庸政,放缓经济增长;不因个人利益受损而懒政,有报复心态;更不拿公务员队伍不稳作为挡箭牌,对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如今的官场风气在变化,官员心态也多迷茫,如果能清晰地看到中共高层的意图,或许能让这些官员对于自身地位有一个新的认知。来源: 多维▲◆★●■☆

 

 

杨洁篪对越南发出最后通牒?★★★★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245

2014-6-21: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日前受“党和政府”的委派,专程访问了越南,就当前复杂形势下“重启”和“恢复”中越关系的可能性与越方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

杨洁篪此行本身及其意图和结果都很有看点。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纠葛中,越南并非对华最友好者,它既与菲律宾、日本一样,在自己声称的主权海域频频与中国发生摩擦和冲突,在区域和大国中寻求合纵对抗中国,并在菲律宾之后,积极图谋将越中领土争端诉诸国际法,以使之更加国际化、复杂化,而且在越南国内还鼓噪起一股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浪潮,对中越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而不是日本或者菲律宾,中国愿意主动“俯就”,希望通过杨洁篪的访问,打破僵局,重塑新局。这是看点之一

第二个看点是,基于对越南既往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和历史的考量,中国当局应该清楚杨洁篪的访问,不会带来实质性的突破,这是一场事先知道结果的外交访问。

第三个看点是,果不其然,杨洁篪的访问没有收获鲜花和微笑。在杨与越方高层总书记、总理和副总理兼外长的会晤中,双方都没有笑容,而且即令以往在会见处所外置放会谈国旗帜的惯例也没有遵守。更重要的是,越方除了场面上的友好表态外,在领土争端的核心议题上并未有丝毫让步。杨洁篪与阮晋勇的会谈内容,中方一字未提,就可见形势依然严峻。而仿佛是配合中国的尴尬访问,越南驻菲律宾大使张兆阳近日接受菲律宾媒体的采访说,越南人挑战中国的行为是“勇敢与爱国”的,越南有今日的局面,全是因为“我们长期在保卫祖国”,菲律宾只有与越南合作对抗中国,才可以赢。可以说,无论杨洁篪说了什么,越方都将不会有什么根本改变。

在上述三个背景下,杨洁篪对越南的访问显得非常意味深长。

毫无疑问,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越关系具有特殊重要性,这是缘于双方政治上的同宗同源和相对一致性,因此,中国“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并在中越之间连续发生不利于中方的事态的情况下,仍然派出高层级人士访越。

这次访问还凸显出,中国鼓励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不能冲击中越共同的政治纽带。对中国而言,越南是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小伙伴之一。所谓唇亡齿寒,中国对此十分明了,为此不惜委曲求全,对越南苦口婆心。

只要兄弟改变激进姿态,不制造“新”的冲突点,中国愿继续区别对待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将它置于比中日、中菲等区域国家关系更高、更特殊的位置。

同时,向越方表明中国的政策底线,在不得已之下,中国将被迫放弃越南,届时将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特别是在政治上将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中国两大重量级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最近先后发表评论,对越南提出“悬崖勒马”的要求,后者特别指出,杨洁篪的访问是再次给越南“悬崖勒马”的机会。据此看来,中国有通过此访对越南进行最后通牒的意味。

如果中越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将会再次印证哲学巨擘康德提出并为当今西方国家深信不疑的一个古训,即“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而在非民主国家间则处处存在战争幽灵。来源: 丁咚▲◆★●■☆

 
周建华狱中举报 不告倒苏荣誓不罢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247

2014-6-21:苏荣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一披露,外界有声音认为是周建华在狱中通过其前妻姚敏建的持续举报而引发高层关注起到的作用。但举报者姚敏建说,我们的作用有限,有很多人反映了苏荣夫妇的问题,苏荣犯事是“自作恶”。

周建华2012年1月4日被江西省纪委“双规”,2014年1月23日被江西省宜春市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称,周建华受贿金额高达1410万元。而江西省高院在5月23日二审时因周建华及旁听公民“闹庭”未能正常进行。

周建华在其举报材料中称,他是遭构陷而入狱,起因正是向国家监察部及相关领导举报时任新余市委书记、现调任江西省发改委的李某某和苏荣夫妇违法乱纪问题遭打击报复。在二审法庭上,周建华甚至高呼“人民法院不是苏某的私家刑庭”。

记者得到的周建华向中央高层举报的多份材料显示,周建华举报的内容集中在苏荣妻子于某某插手工程项目及矿产项目谋利。

据姚敏建介绍,2011年4月,因对李某某在市政中心项目中未经政府讨论、人大审议而强行开工的行为不满,周建华以杂志挖洞夹带优盘的方式匿名向国家监察部一位副部长寄送举报材料。此材料后被转至江西省纪委。此后,周建华向江西省人大、纪委等多位领导反映李某某及苏妻于某某的问题。

2012年1月4日,周建华因受贿被江西省纪委“双规”,随后进入司法程序。结论是其受贿金额高达1410万元。2014年1月23日被江西省宜春市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周建华入狱后,多次对律师称遭构陷和迫害,同时通过律师及前妻向各级领导反映苏荣夫妇及李某某的问题。周建华说,李某某之所以大力推动各项工程,是为了向苏荣夫妇的中间输送利益而讨好苏荣谋取政治资本。

周建华在其举报材料中详细描述其受“构陷”的经过,他在狱中也通过各种方法为自己鸣冤叫屈。在努力了一年多、家人受尽牢狱之苦后,事情因苏荣离任、中央巡视组到访而出现转机。

有意思的是,官媒《人民日报》在中纪委发布苏荣调查消息的当日即发布了“班子出了事,‘班长’走不了”的微评论,称:“之前江西多位官员先后被查,主政江西七年的苏荣显然难辞其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荣上任伊始即在大会上强调要防止“项目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之后多次强调反腐。其在台前“唱红打黑”、幕后伸手谋利的两面性在江西主政期间表露无遗。

“我们感到江西正以更加猛烈而切实的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贪污腐败。”人民网2009年12月6日刊发题为《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的文章如是评论,称:“从苏荣讲话里看出,江西省委对反腐防腐是怎样地动真劲,动狠劲。”

这种“狠劲”即表现在江西省纪委查处周建华的案件上。2012年7月,苏荣带领省委班子参观江西省反腐倡廉教育馆。教育馆大厅内播放的反腐倡廉宣传片,LED大屏幕上播的正是包括周建华受贿案在内的警示内容。

姚敏建说,周建华案当时刚刚转入司法程序,尚是“犯罪嫌疑人”身份,其受贿1410万元的宣传片已经在反腐倡廉教育馆公开展出。苏荣这是未审先判,“狠”过了头。姚敏建称,正因为苏荣在“反腐”问题上太狠,她才要较真,不告倒苏荣誓不罢休。

“巡视组进驻后,我先到驻地了解情况,马上又跑出来到最近的邮局给巡视组几名负责人每人寄了一份材料,回家后又用电子版每人发了一封邮件。”姚敏建说,她就是要尽早揭露苏荣夫妇的贪腐问题。

姚敏建以“穷凶极恶”一词形容“加害”周建华之人。她说苏荣最终被中纪委调查并不是她一个人举报的结果,有更多的人在不断举报苏荣夫妇,因为苏荣在江西为官一任并没有造福一方。来源: 中国经营报▲◆★●■☆

 

 

美国国会:由于VIE,投资阿里等有大风险★★
http://tech.firefox.163.com/14/0620/19/6WX0CDZF8SR49GNJ.html

2014年06月20日 网易科技报道

据彭博社的报道,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投资者在投资类似阿里巴巴集团这样使用VIE(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时存在“重大风险”。

报告称采用VIE结构的企业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合同将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公司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的法院“很有可能”并不认可这种合同,所以针对这种结构的企业进行投资无疑将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阿里巴巴是继百度和微博之后,也使用VIE结构赴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并可能创造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IPO。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称这些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从而绕过中国当地的法律法规对外资进入企业的限制,如此操作所连带的法律复杂性让美国投资者承担风险。

“作为VIE结构基础的法律合同只能在中国地区执行,”报告说道,“随着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百度和微博相继成为‘中国的亚马逊’、‘中国的谷歌’和‘中国的Twitter’,对上述情况知之甚少的美国投资者因购买这些VIE结构公司的股票所承受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在截至到今年3月份的财年中,阿里巴巴VIE产生的营收只有61.7亿元,仅占集团总营收的12%。阿里巴巴的发言人福劳伦斯·施(Florence Shih)拒绝对上述报道发表评论。

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在今年5月审查百度VIE结构时发现,百度能够管理VIE实体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原因是“百度的创始人和顶级高管在在岸VIE和离岸实体上都持有相当大份额的股份”,此外目前百度的大部分现金流也都存放在海外。

百度日前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目前公司已经通过文件形式就公司结构向投资者进行了详细披露和解释。而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称,目前中国公司已经将VIE结构的内在风险披露给了投资者,这其中也包括阿里巴巴,因为作为IPO流程的一部分,其需要披露与VIE结构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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