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健康的生活方式（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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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对……面对玫瑰，不必浪漫；面对美女，不必多看；面对朋友，粗茶淡饭；面对家庭，出力流汗；面对老婆，朝夕相伴。

7.人之相惜：人之相惜惜于品，人之相敬敬于德，人之相交交于情，人之相拥拥于礼，人之相信信于诚，人之相伴伴于爱。

8.之最：健康是最佳的礼物，知足是最大的财富，善良是最好的品德，关心是最真挚的问候，牵挂是最无私的思念，祝福是最美好的话语!

9.路和树：爱人是路，朋友是树；人生只有一条路，一条路上多棵树；有钱的时候莫忘路，缺钱的时候靠靠树；幸福的时候别迷路，休息的时候浇浇树。

10.一张纸与一辈子：做官是一张纸，做人是一辈子；金钱是一张纸，健康是一辈子；荣誉是一张纸，爱人是一辈子!

今 日 看 点：2014-08-04▲◆★●■☆

周永康的红与黑五：四面埋伏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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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王朝最后的辉煌、先挑四川系、再破石油帮、三震政法、天涯海角也落网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你懂的”

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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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利观念：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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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权利内耗 矛盾重重★★
http://book.sohu.com/s2014/zgff/index.shtml
改革迫在眉睫：给清廉一个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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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两个尺寸看出早死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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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一年输掉760亿美元 为何中国人好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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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的红与黑五：四面埋伏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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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29：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出人意料的是，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摧毁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政治权力史无前例的“涉黑贪腐集团”

2012年7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2012年的领导干部会议选择在成都举行。时任中石油总经理、党组书记的蒋洁敏在会上指出，要努力把川渝地区建设成中国天然气工业基地。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也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表态：四川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石油在四川发展。

这是周永康旗下两大支柱——四川系和石油帮一次群贤毕至的聚会。除蒋洁敏和李春城这两位股肱之臣，来自中石油系统的还有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温青山等人；四川本地官员则包括郭永祥。他们的命运都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逆转。

2012年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七上八下”的政治局委员遴选惯例，时年已经70岁的周永康正式退休，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一中国最高领导层职务，其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两个要职，也被新进入政治局的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接手。

但作为十八大出牌手之一，周的一些爱将还是获得了提拔，蒋洁敏和李东生晋身十八大中央委员，李春城和王永春被选入候补中央委员。

历史证明，这是周氏王朝最后的辉煌。

在十八大一系列人事变动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七常委中，除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还有从国务院副总理转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之称和“铁面”形象，能力超群，更兼特立独行，在金融系统与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熟谙政府运作与财金关窍，因此，外界对其新职起初惊诧，继而体得其中深意，对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反腐肃贪期望尤殷。

2012年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年。“薄熙来事件”带来巨大震动，必须以空前力度反腐整风，成为党内共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开学礼上，发表题为《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被外界称为对官场腐蠹痼疾宣战。

“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习近平说。

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出人意料的是，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摧毁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政治权力史无前例的“涉黑贪腐集团”。

先挑四川系

2012年12月2日，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

有消息人士称，李春城当天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的，亦有人说出事时他在成都家中——那是一栋豪宅别墅，座落于浣花溪畔，一个因杜甫唐诗和古龙武侠小说闻名的风景名胜。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第一时间试图毁掉“关系网”的李春城，其最初被举报的违法违纪行为，据称与成都郊区五龙山房地产项目有关，其背后是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向北京提供的线索：来自李春城老家的商人史振华，安排亲属注册了一家名叫同泰置业的房地产公司，2010年在成都新都区五龙山低价拿下一块2000多亩的商业用地，之后与知名地产公司万科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史振华还在2007年中标了成都市政府新办公大楼（即行政中心）里会议中心和党委楼的装修工程，中标金额数千万元。成都地产界将这些商人称作“哈尔滨帮”。李春城自大学到1998年调任成都市副市长之前，一直在哈尔滨工作。

这个看似狭小的突破口，迅即引发四川政商两界大幅震荡。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排名第67位的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在李春城出事后不到两周即最先被查。会展大王邓鸿第一次被约谈也是在李春城落马后不久，原因是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曾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其中邓鸿出资约300万元。但邓鸿进去两天就出来了，一度又能够公开活动，并且通过北京的朋友替自己斡旋。2012年12月28日，云南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时，他还和当地主要官员同在主席台就座。但到2013年2月下旬，邓鸿登上了赴南太平洋雅浦岛的私人飞机，却在候飞区被警察带走。这一次，他未能恢复自由。据悉，邓鸿涉嫌三项罪名：倒卖土地、偷税漏税、骗贷，所谓倒卖土地或与新会展中心的卖地项目有关。

2013年1月14日，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被调查。成都建工集团是成都市国资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一百亿、两百亿和三百亿的市属企业，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据悉，成都市给省市领导建的浣花溪别墅就是建工集团负责的内部装修，“标准非常高”。张俊2002年38岁时即开始担任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曾经指令集团下属成都建工地产开发公司从周永康三弟之子周锋手中买下成都正恒置业有限公司50%股份，并帮助成都正恒夺得双流县兴隆镇城市改造项目。

2013年3月20日，曾经在中国富豪榜排名第32名、并于“富人慈善榜”上名列前茅的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因涉嫌窝藏、包庇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北京被警方控制。2014年2月20日，刘汉和弟弟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由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3年4月，原成都兴蓉投资董事长谭建明和董事王文全被有关部门调查。5月23日前后，原锦江公安分局局长吴涛被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因其涉嫌给李春城妻子等办理假护照，开庭审理中被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2013年11月21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吴涛被控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等三宗罪，2014年1月22日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2013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宣布，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在郭永祥被带走前不久的2013年6月8日，北京汇润阳光被郭连星、米晓东等人注销。但郭连星和米晓东亦被调查。

2013年6月30日，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被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湖北宜昌市公安局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3年底，国腾电子（300101.SZ）再发“重大事项公告”，何燕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检察院机关批准执行逮捕，最终是否涉及土地问题还不得而知。

2013年7月25日，明星电缆（603333.SH）开市前发布停牌公告，称正在就媒体所报道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李广元被调查”一事进行紧急核实，申请停牌一天。后该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也失去联系；9月，负责营销的副总经理何玉英坠楼身亡。

2013年8月初，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高新发展（000628.SZ）董事长平兴被带走，大约1个月前，高投集团旗下的成都高新置业总经理徐亮被调查。何燕、邓鸿、曹永正等与李春城交往密切的商人都涉及在成都高新区的土地和房产开发问题。尽管2013年成都高新区GDP达到1039.7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1.3亿元，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稳居全国第四，但这个曾经的“成都骄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2013年9月，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刚刚卸任的董事长毛志刚被“双规”。

11月17日，四川省委宣布，免去徐孟加雅安市委书记职务，徐涉嫌严重违纪问题遭立案检查，常务副市长蒲忠亦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12月初，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被带走。孙建成现年57岁，2005年10月至2011年11月曾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委书记，周永康三弟之子周峰2010年拿下青白江区集装箱物流园区建材城项目，即发生在孙建成该任期。

12月25日，成都市纪委宣布，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忠耘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同月，在成都市对外形象塑造中颇受官方器重的营销界人士樊剑修也被警方拘捕，樊剑修是阿佩克思奥美品牌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市政府是阿佩克思奥美的重要客户。

2014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何华章在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亦是成都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为李春城强力推行的成都城乡统筹改革模式进行舆论宣传和城市营销，立有汗马功劳。

“四川官商两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清洗。”这是很多受访人一致的感慨。“官商勾结哪里都有，但像四川这样一扯一大串，确实罕见。”一位纪检反贪部门干部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四川是周永康在中石油之后的又一个大本营，人脉很深，周永康的几员干将在这里经营十多年，涉及的枝蔓太繁杂，被攫取分肥的利益也太多。”

一直到今年春节前后，四川坊间传言还会有些人要“遭了”（四川话，倒霉的意思）、谁谁又被叫去谈话了，打不通电话了，草木皆兵持续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有余。

“去年12月初，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好几天失去联系，手机打不通，单位领导、家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查到他乘飞机，周围坐的是湖北人，就知道被带走了。”成都当地一位公职人员对财新记者称。这次周永康系列案主要以北京、湖北的公安检察机关为主，其中李春城、何燕被关押在湖北宜昌，刘汉、邓鸿则在湖北咸宁。

“特别可笑的是，邓鸿进去之后，他公司里的搭档刘杨（即前文提到的原四川省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说要去北京救他，我们说你不要自己也进去了，后来真是没回来。”四川一位官场人士称，坊间被“嘲笑”的还有李春城，“他请了风水先生还是进去了，白算了”。

成都百姓也如梦方醒，媒体曝光后才知道，上风上水的浣花溪公园旁边那3米高白色围墙里面是150栋中式别墅，别墅里住的都是省市大领导。这一领导别墅区，与莲花瓣形的成都政府行政中心大楼，被视为李春城任上的两大败笔。

“三个坐在台上的都从浣花溪别墅带走了。”一名当地公职人员感叹说。

2013年12月29日，四川官场又响起一颗炸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现年63岁的李崇禧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在四川上学，毕业后到四川省纪委摸爬滚打，外放到甘孜、阿坝，2000年回到蓉城，被周永康提拔为省委秘书长，又从排名倒数的四川省委常委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抓后，李崇禧还荣升省政协主席，晋身正部级干部。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最终没有干满一年。

到此时，调查的最终指向已昭然若揭。

再破石油帮

事后复盘，人们真正意识到要动大老虎，是从2013年8月开始的。

2013年8月4日晚，星期日，财新记者突然接到短信，“吴兵8月1日晚在西客站被抓”。

这条短信如果属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吴兵被抓，意味着调查矛头已经指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根据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将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周滨作为周永康的特定关系人，两人如有通谋行为，周滨受贿也直接构成周永康贪腐；

其二，一般犯罪嫌疑人获知败露后会选择乘飞机外逃，吴兵在北京西客站被抓，既说明他意识到机场已经危险重重，幻想通过人多且安检较松的火车站潜逃，也说明有关方面对其行踪已经严密监视，案情严重性可见一斑。

到8月末，从郭永祥、吴兵延伸下来的调查矛头终于抵达中石油。8月26日，先是中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再宣布，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601857.SH/00857.HK/NY：PTR，下称中国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之内，中石油两名集团副总经理和两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管落马，实为罕见。自2013年3月原中石油总经理兼中国石油董事长、中央委员蒋洁敏升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王永春是中石油高管中唯一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还担任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的李华林，2013年7月29日刚刚被公布获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冉新权所执掌的长庆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仅次于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王道富此前亦于2003年1月-2008年5月担任过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

“大家都蒙了。”一位中石油中层干部告诉财新记者，纷纷联想这四位各掌一方的高管之间有何交集，究竟是哪一条线把这四个人都牵扯进去，但一时都莫衷一是。中石油集团曾在8月24日组织党组成员去西柏坡参观学习，王永春、李华林都有参加，“丝毫看不出犯事的迹象”。

“有人说是卖油田和勘探开发，但李华林早就不管海外勘探业务了；有人说是招标采购，可大笔金额的采购权都上收集团，几百万的小采购对石油来说哪里算个事。”这位中石油干部说，“不是没联想到四川的事情，但大家都相信一点，‘老大’不会有问题，‘老大’没问题蒋洁敏就不会有问题，蒋是防火墙。”

当时的蒋洁敏也在强做镇定。8月27日国资委公布中石油集团李华林等高管被查时，主持会议的是国资委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张毅，而非蒋洁敏。接近国资委的消息人士称，蒋洁敏当时看过文件，但被请回避。他当日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落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会议精神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部署。8月28日的国资委网站上，还发布了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的消息。

9月1日，星期日，上午11时，新华网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宣布，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

消息人士称，蒋洁敏是头一天（8月31日）傍晚时分被带走的。有说他当时正与秘书打乒乓球，亦有说法他是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塔里木油田宾馆被带走。

这条爆炸性消息迅速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一年前。2012年8月2日，蒋洁敏在成都主持召开川渝地区石油石化企业工作汇报会后，曾有近一个月时间未公开露面，包括8月底的中石油董事会也未到会。当时即有微博网友称蒋洁敏“神秘失踪”。9月4日，中石油相关人士澄清说，蒋洁敏是因病住院。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蒋洁敏顺利当选中央委员；此后有传言，蒋洁敏将出任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副主任兼党委书记，这显然不是在中石油一言九鼎的蒋洁敏理想的去处。2013年3月，蒋洁敏就任新一届政府国资委主任这一重要职务。3月18日蒋洁敏辞去中石油职务后，3月25日国资委网站才挂出他上任的消息，其间亦有各种传言。此次落马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夯实了一个猜想，并催生更多的猜想。

“身为中石油‘一把手’，蒋洁敏的权力很大，能够调用的资金、资源甚多，但位置也颇为微妙，一些关系上找来的事情就需要他打招呼、批示，这其中可能就有不该做的事情。”一位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称。

但是，位置的微妙并不是滥用职权为腐败打开方便之门的理由。有中石油人士对财新记者称，马富才接替周永康执掌中石油期间，周滨就曾上门要求照顾生意，“马富才明确对他说，周滨，别给你爸找麻烦了”。他认为，蒋洁敏之所以不能坚持原则，一是因为蒋已经完全靠向了周永康，“脑门上打着周系臣子的符号”，更重要的还是太想向上爬，“不但不愿意得罪衙内”，还把替周滨揽财当成表忠心的砝码。

亦有消息源向财新记者透露，蒋洁敏等人不仅涉嫌滥用职权，自身也被发现有严重的贪腐问题。

蒋洁敏自中石油一把手履新国资委后，依照惯例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相关时间范围为2006-2013年，即他担任中石油总经理的七年时间。但据接近中石油的消息人士向财新网透露，对于蒋洁敏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十年，“审计时间的延长与蒋洁敏本人也沟通过，但审计涉及的范围很广”，还涉及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问题。

据财新记者所知，2013年6月，派至中石油的审计人员被召回国家审计署开会，随即审计力度和范围加大。在审计中亦发现了王永春及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四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的违纪问题。

不过直至目前，蒋洁敏与这些高管所涉的具体问题尚未披露。

7月1日，曹永正年代系的总部——北京后海北边前马厂胡同60号院被查封，在现场的北京年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被带走，银行账号也遭冻结。

此时，作为周永康“最信任的人”，曹永正正在台湾逃亡。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年代能源的获利也已被全部收缴，“不只是油田，曹永正所有项目的收益都收缴了”。

12月16日，财新网率先报道了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遭调查的消息。55岁的温青山是2013年8月以来遭调查的第三名中石油集团最高领导班子——党组成员。事实证明，这位中石油的财务大账房落马，吹响的绝不是收兵的集结号，而是发起冲锋的总攻号角。

三震政法

这场从冬天延续到冬天的围猎，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如果说2012年底由李春城落马开始的四川官场地震是第一波高潮的话，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四高管和蒋洁敏落马，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对周永康来说，可以看作防火墙的倒塌；2013年底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则是拔光了老虎最后的牙齿，从2002年11月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到2012年11月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权柄、经营十年的小集团被打破。

2013年12月20日晚19时4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突然发布一份简要消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59岁的李东生是山东诸城人，青年时从军，进入中央警卫局，1975-1978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后的22年，他从摄影记者干起，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在央视期间，李东生长期从事中共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采访任务，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工作。1993年担任新闻中心主任后，他领导创办并长期主管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当时颇具探索性的新闻评论栏目，一时领国内舆论监督之先。

在央视，李东生有着截然相反的口碑。他当年在央视新闻中心的属下们普遍非常怀念1995—2000年“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辉煌岁月。“李东生是主管领导，但对待我们这些小编导像哥们一样。”一位如今已经成长为地方卫视新闻总监的前央视员工对财新记者回忆说，李东生当时为一些具有尖锐批评性的央视调查报道提供了庇护。

“李东生没有太多新闻理论知识，但有很敏锐的新闻直觉，能直指核心，三言两语点出节目的问题。”他评价道，“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毙节目，经常骂人，但还是比较让人服气的。”

但在一位退休的央视司局级干部印象中，李东生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在拉关系方面却能力非凡，善于钻营。“因为他是从‘海子’里出来的，从到台里一开始他就瞄着跑领导人的时政新闻。”他认为，李东生为人四海，口才很好，善于张口承诺，很会博取央视基层员工的好感。

“李东生张口带脏字，他经常喝大酒，无酒不欢，酒驾很经常。”他认为，李东生不仅交际广泛，他身上还有普通新闻从业人员没有的特点：胆大，做事够狠。

2000年，李东生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此期间，李东生分管举足轻重的宣传工作，并负责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李东生的表现让原本以为他会对舆论监督网开一面的媒体负责人普遍感到失望，过去的崇拜者以“屁股决定脑袋”和“守土有责”替他辩护，但另一些人则对其工作感到满意。李东生很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擢升机会。

“2007年的十七大，本来李东生很有希望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正部级官员。”李东生的两位前同事都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两个信源分别是李的一位朋友兼前下属，和一位前上司兼批评者。但是当时有人举报了李东生，涉及他的女儿到英国留学获得非法资助，弟弟李福生开广告公司，利用李的影响力获得利益输送，以及一桩更为严重的酒驾案。

“据说是周永康帮着李东生摆平了此事。”知情人说，他无法确定周永康和李东生在此前的交情如何，包括传说甚盛的李东生将曾在央视工作的贾晓晔介绍给周永康为续弦，“李东生当时主管央视新闻频道，贾晓晔只是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一个普通记者，两人应该少有交集”。

尽管有周永康的帮助，李东生还是没能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但两年后，2009年10月，从未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李东生出人意料地调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副总警监警衔。在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统，李东生担任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正式晋升正部级高干，并成为周永康手中的一枚利器。

2011年2月起，李东生升任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2012年11月，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网站显示，李东生在公安部九名副部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有“反恐英雄”之称的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李东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3年12月16日公安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杨焕宁、李东生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四天后，李东生成为第二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天涯海角也落网

2014年2月18日傍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又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48岁的冀文林不仅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1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是继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之后第四位落马的周永康前任秘书。周永康的最后一任专职秘书余刚，亦已在2013年被带走。

冀文林在海南的政绩还是不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在周永康身边积累的人脉，以及石油系的协助。2011年春节前，他带着海口市的班子到北京“跑部”，争取资金用于海口南渡江流域的土地整理。2011年11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正式批准该重大工程实施，首笔建设资金也已到位。投资32亿、总面积42万亩、整治规模约为33万亩土地的重大工程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立项审批，创下了海南省重大工程立项审批的纪录。

海口申办2017年世界石油大会也是冀文林亲自抓的。2011年1月启动申报，2012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他当时带队来京找外交部、中石油、能源局，最后获得了国务院批复。他也和蒋洁敏谈过，蒋洁敏表示愿意给海南贷款予以支持。”海口当地一位官员称。

2011年4月，海口市政府还和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昆仑能源斥资2.5亿元与海口市共同组建公司，购买和运营LNG公交车辆及相关公交基础设施。海口将支持中石油规划的55个加气（油）站建设，并由昆仑能源保障加气站天然气的稳定供应。双方以公交领域的合作为先行，促进海南省与中石油在更多领域和更高层次的合作。时任海口市市长冀文林和时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一起出席了签约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上中旬和今年1月上中旬，冀文林都有一段20天左右的时间未公开露面，曾引起协助调查的猜测。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去年12月初，也就是周永康失去人身自由后，冀文林确实曾被召回北京，几天后回到海南，之后又有几次被问询谈话。但今年1月21日出席海南省政府的一次全体会议后，冀文林的公务活动似乎恢复正常，春节前后慰问了海口市环卫工人，全程参加了2月8日-13日召开的海南省“两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曾被看作“反腐打虎已经降温”的风向标之一。然而自2月14日出席海南省纪委六届三次全会后仅4天，这名远在天涯海角的周派“党羽”也告落网。

“你懂的”

周永康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国家机器部门拥有深厚掌控力，其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积累的三大山头更是层峦叠障，树大根深。针对这一涉黑贪腐集团的调查，极端考验决策者和执行层的决心、勇气、战略、智慧和行动能力。回顾看，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是为时一年多的打虎行动总体原则，“先外围，后核心；先地方，后中央；先石油，后政法”，步步为营，不求速战速决，但求稳扎稳打。

而对于每一个山头具体的行动方案中，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无论川帮、石油帮还是政法系，则又是“擒贼先擒王”，在获得初步证据、足以认定构成违纪违法后，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核心人物拿下，打乱贪腐集团的关系网，然后携雷霆之威，震慑失去幻想的被协助调查和约谈对象，进一步扩大证据链，深挖利益关节。李春城和李东生，都是各个小集团里最先被拿下的，只有蒋洁敏，稍晚于几名中石油副总，但也仅晚一个星期不到。

另外，可能是出于缓解周永康贪腐案对执政党声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已经失去自由，且外媒已有报道，民间猜测四起，决策者并未急于公布消息。而是一方面继续按计划加紧推动调查、做实证据，毫不掩饰自己调查的指向性；另一方面，对外媒报道无论对错都不做反应，亦有限度甚至饶有兴趣地旁观国内一些媒体由四川官商窝案和中石油腐败窝案展开自己的独立调查。

“以剥洋葱的方式，不断释放周永康一案的刺激气味”。当所有人已经消化这个信息的爆炸性冲击，转而为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而展开娱乐性猜想时，胸有成竹的决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控制了整个棋盘。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引得全场记者会心大笑。

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人早已获得暗示。2月20日，三大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高规格”报道了刘汉涉黑的官方初查结论。在新华社一篇7000字长文中，称刘汉一案是“在中共高层坚强领导下，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并透露“刘汉的关系网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水涨船高，从最先起家的广汉、德阳，辐射到绵阳、成都，乃至北京”，最后报道更留白到：“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

21日，《人民日报》配发署名“清唱”的评论文章《反腐打黑除恶务尽》，称“刘汉集团之所以能坐大成势，除了涉黑犯罪集团自身的穷凶极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一些党政和司法机关人员充当‘保护伞’。刘汉犯罪集团能让有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判，能让不按自己意思办事的县长‘下课’。透过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可见刘汉犯罪集团的‘保护伞’之大、‘关系网’之宽、淫威之高”“这也再次提醒，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就必须严打‘保护伞’……无论什么人，无论有什么样的身份，只要触犯了法律，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周氏王朝，由此已经不再是一个贪腐集团的身影，而成为一个西西里化的黑客帝国的化形。在朝的官员，游刃的商人，江湖的打手，三种身份的角色各据其位，以周永康为核心，既有周滨、周玲英等特定关系人直接仗势敛财、化公为私，又有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等心腹首领把持山头，以中石油、地方平台公司等掌握稀缺资源的国企红顶商人为二传手和坐市商，以何燕、邓鸿为代表的灰顶商人为权力租金的直接买手，以刘汉为代表的黑顶商人为“马仔”“力工”，从省部级中管干部到最底层的黑社会打手，从高层权力运作到基层社会盘剥，官、商、黑社会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在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小国之君”和盘根错节的窝案油然而生。

　尾声

2013年9月中下旬，作为某种交换，已经出境的周滨返回中国，住进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此前的8月初，他的主要白手套之一，四川商人吴兵在西客站出逃时被抓。此后不久，他的另一只白手套，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2月1日，寒风凛冽的北京深冬，周滨从困居的别墅里，看到窗外出现了三四十名警察。对这一天，周滨早有预兆。11月25日，他已经聘请了两名代理律师。两名律师目前均拒绝向财新记者透露更多细节。有消息称，周滨的妻子黄婉、岳父黄渝生亦在国内，并遭带走。

“黄家以周家开路，他们的生意可能比女婿还大。”一位知情人士称。

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拉古娜小城，惟有72岁的詹敏利在经受煎熬，她联系不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女婿。“她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国内是一二十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大股东。”一位试图与詹接触的美国记者说，詹敏利拒绝相信媒体，“她似乎也不太懂英文”。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消息人士称，周永康的次子、中石油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周涵，2013年底也已“失去联系”。有消息称，周涵目前在美国旧金山。

在老家无锡厚桥镇，周滨的两个叔父家也不安宁。二叔周元兴2013年秋天查出了癌症，女儿陪他到北京治病，但治疗并不理想。知情者称，医生跟家属讲，最多能活10-11个月。他的故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3年12月7日上午，周元兴家前夜被“抄家”的消息，震动了西前头周边村落。村民称，抄家者的说法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当晚周家被查封的财物，包括保险箱等，以及大量的茅台、五粮液。

12月18日，周家再遭抄家。消息称，这次“抄家”，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物。

无锡多个信源均证实，2013年12月，周元青全家被带往北京。

“抄家”给周元兴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财新记者在厚桥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摄像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

他们大都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遗像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100多亲友乡邻护送，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被当地百姓称为“永康大道”的厚东路，曾经不时驶来探望“周首长”祖庐的黑色轿车，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村民称，周元兴病危之时曾留悔言：“金山银山有什么用，我现在最伤心的，是见不到哥哥，见不到弟弟，打个电话都打不通，拿那么多钞票有什么用？”

2月12日下午三时许，周元兴的骨灰盒，落葬周家祖坟。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源: 财新网▲◆★●■☆

 

 

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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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需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反腐机构最多，腐败花样却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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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

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需要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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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利观念：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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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权利内耗 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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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的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改革迫在眉睫：给清廉一个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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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身体两个尺寸看出早死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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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2：医学上早已认定，体型与健康关系密切。本期，记者综合国内外研究，并采访国内相关专家，帮你解读身体尺寸里的健康密码。不妨一一对照定期测量，看看你的身体尺寸是否达标。

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

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

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

需要提醒的是，即使那些体重达标的人，如果腰上堆积太多脂肪，也同样有较高的心脏病发作风险。久坐不动、饮食不良以及遗传因素是造成水桶腰的主要原因。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

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

西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系教授苟波告诉记者，“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涉及欧洲9个国家超过35万人的研究发现，与BMI相比，腰臀比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标准。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邢小燕教授表示，中国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

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颈围——达标值：男性＜38厘米，女性＜35厘米，一般颈围与小腿肚围相等

测量方法：将皮尺水平置于颈部最细的部位进行测量，即颈后第七颈椎上缘(低头时摸到的颈后最突起处)，至前面的喉结下方。

多项研究发现，颈围是测量人体上半身脂肪的“天然方法”之一，而上半身脂肪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美国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学会专家调查了3300名平均年龄为51岁的志愿者，结果显示，男性颈围每增加3厘米，体内高密度脂蛋白(俗称“好胆固醇”)平均降低0.12mmol/L，女性降低0.15mmol/L，这将导致细胞内更多的胆固醇无法转运到肝脏进行代谢。也就是说，脖子变粗意味着血脂异常的可能性更大，患心脏病的风险更高，双下巴、脖子短粗都可能是心脏不健康的信号。

颈围还与睡眠呼吸暂停有一定关系。上海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施明告诉《生命时报》记者，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人群中，肥胖者居多，而脖子粗的人往往全身整体肥胖，如果还存在气道狭窄，那么患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几率相对更大。

专家表示，即使体重正常，也要时刻关注自己的颈围，如果感觉项链变短，或衬衫领子变紧了，就应该注意。除了保证健康的饮食，还要适度运动，减少体内脂肪，尤其是上半身的脂肪。

体脂率——达标值：男性15%～20%，女性25%～28%

测量方法：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健身场馆或医院使用专业仪器进行测量。

大部分人会通过体重来判断自己是否肥胖，其实并不准确。苟波指出，判断是否肥胖更准确的标准应该是体脂率，即身体中脂肪占总体重的百分比。脂肪对人体构成非常重要，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健康。一般来说，男性体脂高于25%，女性高于30%属于肥胖，会引发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体脂率过低，即男性低于5%，女性低于13%，可能引起身体功能失调。

苟波说，很多人一说减肥就认为是减体重，这其实是个误区。控制体脂率才是健康减肥的关键。减肥最好做全身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爬楼梯、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也可以配合仰卧起坐、哑铃等局部运动。每次运动最少持续半小时。同时，改变久坐、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

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

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生理教研室副教授汪军对《生命时报》记者，一般大腿和小腿的粗细没有统一的健康标准，只要与整体身材匀称即可，但大腿要比小腿粗一些。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

小腿围——达标值：＞33厘米

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小腿最丰满处进行测量。

法国一项研究发现，小腿围小于33厘米的女性，患有颈动脉斑块的风险相对更高，而这是中风的一个已知风险因素。如果小腿更加粗壮，那么小腿肚上的皮下脂肪就会提升并储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脂肪酸，以避免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小腿太细对健康不利，尤其是女性，应适当运动强健小腿。

来源: 生命时报▲◆★●■☆

 
国人一年输掉760亿美元 为何中国人好赌博？★★★★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02/3483180.html

大旗网 2014-08-02：2013年，中国人在赌博中输掉76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这和其向来中庸的印象相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呢?文/郑子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赌的吗?这个结论很难被证

2013年，中国人在赌博中输掉76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这和其向来中庸的印象相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呢?

文/郑子宁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赌的吗?

这个结论很难被证明，尤其是大陆禁赌，实际情况无法准确计算。不过，中国人好赌是肯定的，逢年过节，华人的家庭麻将桌每个人都不陌生，日常休闲，小赌怡情是常见的选择。

大赌伤身也屡见不鲜。2013年，中国人在赌博中输掉760亿美元，由2012年世界第9升至第2，仅次于美国。近年的海外赌场，操中国各种方言大声喧哗的赌客场景越来越常见。沿着中国边境，许多国家专为华人建立的赌场都热闹非凡，如朝鲜的罗先市、缅甸的迈扎央经济特区以及韩国济州岛的赌场，豪赌通道都十分顺畅。

澳门这个华人世界的赌城和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博营业额的对比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自2007年起，澳门赌博业的营业额就已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近年差距拉得更大。

赌博输钱总额前20强，中国高居第2位(数据来源：H2)

大陆之外，华人的好赌同样突出。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多族裔的移民国家，亚裔人口赌博上瘾的概率远大于其他民族。旧金山和洛杉矶的赌场中，八成是亚裔人口，博彩公司专门给亚裔集中的社区发广告，并派免费班车去这些社区揽客。澳大利亚最大的墨尔本皇冠赌场普客区64%是华人，贵宾区比例更高。

澳大利亚最大的赌场:墨尔本皇冠赌场

赌场只是冰山的一角。大陆官方严厉禁赌，但事实上赌博活动十分庞杂。坊间甚至传闻，中国地下博彩业规模达到“数千亿到一万亿人民币”。富豪隐秘的聚赌极少受到干扰，平民日常的赌博基本半公开化，地下博彩业近年来屡见报端。

中国人好赌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观察总结，清末大批探险家、传教士来华，在他们关于中国风俗民情的观察当中，热衷于赌博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那些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的人常令他们不可思议。

从大陆到港台，华人的赌博倾向十分明显，是什么样的魔力造成这种热情呢?

【悠久的赌博文化】

历史上，中国的赌博风气就十分普遍。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齐国人嗜赌的风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宋朝时，输红了眼的赌徒杀人，盗窃，抢劫，无恶不作，官府对此头痛不已。清末八旗子弟花样百出的赌博景观，也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

同时，中国的赌博形式非常丰富。樗蒲、骨牌、斗鸡、跑马、投壶，各阶层都有偏好的游戏。明清时代，麻将这种复杂、低廉又有趣的赌博方式征服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堪称中国赌博手段的巅峰。近代西洋扑克、彩票、赛马、赌球、老虎机等传入，使得可用于赌博的游戏品种更加丰富，各个阶层都能找到合适的形式。

晚清的番摊赌坊

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禁赌并不严厉。几乎所有的朝代都下过禁赌令，严苛者如宋太宗曾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清末，传教士汤姆逊观察到：“中国人的赌博并不限于赌场，有时在俱乐部里或私人住宅里进行;有时在路上，在街上随便什么角落里，那些体力劳动者们以此消磨他们的空闲时间”——虽然此时清政府的禁赌令仍在进行。

行政命令延续力差，效果微弱，无法与在教义上禁赌的伊斯兰世界，有限度容忍赌博的基督教文明相比。

1949年后，中国官方严厉禁止赌博，高强度的计划体制和社会管控手段极大程度地消灭了民间赌博的空间。但赌博文化的根基并未被运动式的禁赌摧毁。

以麻将为例，文革初期麻被当作破四旧的对象，但风声稍松，麻将就死灰复燃。安徽省曾有公安收缴了翡翠麻将，舍不得销毁，自己偷着玩，最终被告发。聪明的赌客还发明了纸制无声麻将以防止被他人察觉。

改革开放后，随着禁令的逐渐松弛，不但搓麻声再次响彻九州，各种地下博彩也从南方沿海兴起，传遍大江南北。

【家庭式赌博】

2005年，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宣布对少量彩头的赌博形式不再查处，这与对地下六合彩、赌场的打击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多出现在中国南方;前者，尤其以麻将为代表，跨越了地域差异，堪称是中国家庭的标配。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麻将赌博也很常见。

是什么原因让强大的政权、海内外的差异都不能阻止麻将等的延续呢?这或许与中国家庭组织方式有关。

作为一种集体性很强、权力差距很大的文化，中国文化中个体行为受到周围人，尤其是地位更高者的影响非常大。与西方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不同，中国的家庭建立在家族基础上，常举族聚居，亲戚来往频繁。家族中的族长时间宽裕，常常是老年人，需要一些具有社交功能的游戏。既能打发时间，又能更多地联络族员。

以麻将为代表的棋牌游戏既不耗费体力，又联络感情，收获刺激，很适合亲戚沟通，同时器材简单，场地要求低，无论贵贱都能举行。因此，赌博行为在中式家庭司空见惯，家长也会让小孩上桌，提前熟悉成年人的社交方式。牌桌上的少年英雄，往往会得到长辈夸赞。

东亚国家中，另两个盛产赌徒的韩国和越南也都具备集体性强、权力差距大的特征，加之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各种新鲜好玩的赌法迅速传入，嗜赌就不足为奇。

【爱冒险的华人】

虽然华人常给人谨小慎微的印象，中国文化也历来强调中庸，但根据霍夫施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国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在世界范围内偏低。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管理学上衡量某种文化中的成员面对不确定情况感到威胁的程度。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分为30(满分100)，在主要国家文化里面偏低。美国人常被认为富于冒险精神，敢于挑战未知，但美国文化不确定性规避得分为46分，比中国要高得多。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冒险倾向强于大部分国家。这是真的吗?

其实，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更强调对财产、机会的冒险程度。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早，诸多社会习俗体现着理性化的原则，多数人本能回避高风险高回报的决断，尤其当涉及投资、理财等领域时。

他们给人敢于冒险的印象，都是在户外活动之类的领域——在西方高福利社会，即使是不循常理的叛逆生活，风险也较低。而现代化、市场化仍在进程中的中国，冒险精神恰恰反过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此火爆，股市中散户比例之高，都是中国人冒险精神的很好注解。

同属东亚的日本，文化上有很多方面和中国相也当接近，但其现代化进程早，社会经济理性发达，且日本灾害频繁，国民普遍缺乏安全感，总为最坏情况做打算，因此日本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92分)。虽然日本人均收入远超过中国，但在赌博上比华人要保守得多。

这种冒险特征，让中国人在境外和地下赌场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墨尔本皇冠赌场记录显示，李先生从2011年10月19日到11月1日，共输掉689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000万)，豪放程度令人称奇。但与黄光裕公海输掉80亿的恐怖记录相比，还需要修炼。

华人对冒险的热爱，还体现在对赌博方式的选择上。很多西方人喜欢投入相对受限、可预期性强的刮刮卡或老虎机赌博，但这类游戏在华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不高。

华人喜好的骰子、纸牌、麻将、斗鸡等赌博形式都有不封顶的特点，赌注和回报可以是天文数字，刺激感十足，即使是游戏本身不确定性并不高的麻将，也可通过和牌算番的方法将赌注和回报成数倍乃至数十倍地放大，极大程度地增加了不确定性，满足了冒险者们肾上腺素上升带来的快感和欲望。

百家乐在华人中的流行，很具有代表性。百家乐起源于意大利，传入华人社会后根据英语Baccarat音译为百家乐。它规则简单，相对公平但又极度缺乏确定性。输赢都依赖牌的点数大小，几分钟内就可以决定通往天堂还是地狱。

和二十一点等可能通过数学计算提高概率不同，百家乐实质上对技巧毫无要求，预测庄闲输赢更是接近不可能。这种最符合经济理性不足，热衷冒险的华人的胃口。赌客寄希望于开牌过程细节变动，喊口号、慢揭快甩之类被华人仪式化。于是，融冒险、社交于一体的百家乐在华人中特别流行。

全澳门博彩业的85%的利润来源由百家乐产生，比其他所有博彩方式的总和还要高出6倍。想要吸引华人的赌场，都必然设置大量百家乐赌桌。

家乐三珠路打法

或许让国外赌徒看得最傻眼的赌博方式是猜单双号，即猜对面来车的车牌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这种在中国南方小城镇曾颇为流行的赌博，玩家往往只是小商贩甚至社会低层——输家输掉的小轿车或摩托车很可能是他赖以糊口的生存工具。

【爱面子的华人】

爱面子是多数华人共同的特征。相比于辛苦劳动和资本运作，赌博的收获要更气派。对于很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而言，光顾赌场是极少数能让自己重温在国内被伺候、注目和鼓励的机会。

但是，面子对赌博的影响更体现在怕丢面子上。承认自己赌技一般、因赌博给家人带来不良影响等都需要勇气，十分“丢面子”，而针对自己的赌瘾寻找专业人士帮助，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样的求助在华人眼里是非常软弱的行为，因此华人虽然赌徒多，赌瘾大，但是求助戒赌服务的反倒少。

1957年，洛杉矶出现了第一个戒赌互助会，任何困扰于赌瘾的人只要提出申请，都能获得一定的帮助。2005年，世界范围内戒赌互助会在11个国家举办已超过1000次，但不包括中国。

在中国，除电视上偶尔痛哭流涕的家人，破门而入的警察，只有零星悔过的前赌徒自费开办的“戒赌中心”能提供戒赌帮助。一些曾经的“赌王”金盆洗手后，义务为赌徒戒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接到最多的咨询却是“如何出老千”“如何赢得更快”的电话。

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戒赌就更是丢人现眼。非但如此，为了防止家丑外扬，华人家庭中其他家庭成员往往会支付亲人欠下的赌债，以避免赌徒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常这样的做法虽然能一时缓解燃眉之急，但无异于扬汤止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