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健康的生活方式（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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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或……或…… 或淡或雅，花总在绽放；或盈或缺，月总在天上；或高兴或痛苦，日子总是在过；或期盼或失望，希望总在眼前；或见或不见，朋友永在心间。

27.心里没谱：锄禾日当午，贪官也辛苦；白银两万五，关门把钱数；白天怕督促，晚上怕搜捕；夜半敲门声，汗流把头捂；来者是何人，心里没有谱!

28.和谐才好：袜子决定离开相恋多年的裤子，转投鞋子的怀抱。裤子哭道：“鞋有什么好?”袜子答道：“你整天晃来晃去，吊儿郎当的，哪有鞋般脚踏实地，和鞋(和谐)才好。”

29.忘却尘世的累：以粗茶淡饭养养胃，用清新空气洗洗肺，让灿烂阳光晒晒背，找群朋友喝个小醉，像猫咪那样睡一睡，忘却辗转尘世的累。

30.情字了得：世上最难断的是感情，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

今 日 看 点：2014-08-08▲◆★●■☆

远超美国GPS 中国北斗后来居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183
中国人为什么反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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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从“救火”到“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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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强中纪委 王岐山注定青史留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06/3493622.html
盘点潜伏中国间谍活动:社科院学者泄密获死刑★★★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06/3493463.html
中国应报复流氓国家菲律宾 大国若软弱后果严重★★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6/41461789_0.shtm
美国网站披露美机密文件 疑有第二个“斯诺登”泄密★★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7/41473051_0.shtml

 

远超美国GPS 中国北斗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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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6：据陆媒报道，近日8个亚太国家的19名专家专程到中国接受“北斗”导航系统相关技术与应用培训的消息引发外界联想，有专家称中国“北斗”系统或成朝鲜导弹技术和无人机技术提升的催化剂。

报道称，朝鲜代表团7月参观了中国位于河北省的卫星控制中心，集中学习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的使用方法。这意味着“朝鲜技术专家组在中国接受了可以进行远程卫星发射的卫星导航装置技术教育”，这会否成为朝鲜导弹开发的催化剂正引发专家的关注。中国的“北斗”系统据说精确度达到了美国商用GPS精度的2倍以上。

而事实是，中国并非只邀请了朝鲜专家。中国为了扩大独自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实施对亚洲国家的教育项目。中国科技部主办的“2014北斗技术与应用国际培训班”共有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朝鲜、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的19名学员代表，并强调要使中国“北斗”科技加快进入东盟及亚洲国家。截至2012年10月，中国共发射了16颗“北斗”卫星，开始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并提供相关国际教育。

中国“北斗”导航卫星

报道称，此前“马航客机失踪事件”中，中国动用所有尖端科技参与搜救，其中就显示了卓越的航空航天实力。为了查找客机下落，动用了10余颗各类卫星，“北斗”系统也在为各类搜救船只提供导航服务。“北斗”以误差在1米以内的精确度而自豪。凭借自主开发的“北斗”导航系统，中国军队已经获得了在亚太地区针对任何地点的“毫无误差”精确打击能力。如果说1962年中印之战和1979年中越之战时中国火炮和短程导弹的精确打击范围只有国境以外30公里的话，那么现在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北斗”系统已经开始在国内向部分地区提供误差在1米以内的卫星导航服务，搭载该系统的车辆一旦翻覆，“北斗”系统将发现并自动报警。

报道称，中国“北斗”导航相关产业规模2020年预计将超4，00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目前，中国手机厂商纷纷准备推出安装“北斗”系统的智能手机，泰国首都曼谷的1万多辆出租车上，也已经使用“北斗”系统。

韩国媒体称，如果朝鲜在中国学习了卫星导航技术，他们很可能用在军事上，这更引发“担忧”。今年上半年，朝鲜无人机对青瓦台及白翎岛上空进行拍照时，就运用了GPS技术。

军事专家表示，理论上讲，民用版本的GPS信号完全可以进行导弹和无人机的制导与控制。中国邀请他国专家赴华考察就是一次技术交流和商业展示行为。制造方将服务出售之后，购买方将其用于什么领域是很难限制的，导航系统提供方只会在战时对信号进行干扰和屏蔽。所以中国的“北斗”系统将不仅为东亚各国提供服务，其也必将成为解放军进行各种军事行动的指路明灯。来源: 网讯▲◆★●■☆

 
中国人为什么反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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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6 作者: 刘戈

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

“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燃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五千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是一个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和这个国家发达的科技水平以及教育普及的程度完全不匹配。在欧洲，随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社会主流人群大多远离了宗教，而这一趋势在美国十分不明显。在基督教看来，自然万物是上帝缔造的。如果有人能够创造新的物种去“制造生物”，岂不是打乱了上帝对世界秩序的安排？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尊用铜制作的雕塑，两片看起来像胶片的东西呈螺旋状交织在一起，这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个双螺旋结构和原子结构被看做是科学的图腾。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编者注：应为DNA双螺旋结构），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特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楚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

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在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五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

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

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同时由于政府在决策上向来没有广泛的磋商和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程序和目的的怀疑，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怀疑意识。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前，由于对转基因技术天然的恐惧和大规模的妖魔化，美国政府开始对这一技术的研发设置重重壁垒，众多大公司停止了他们对这一突破性技术的产业化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本质上，科学就是极少数最聪明的人对绝大多数平庸之辈的超越，就是人类社会中专业分工的最高级结果和日常吃喝拉撒世俗生活的强烈反差，就是那些用实验和数字寻找自然规律的牛人对用修辞和情绪分析社会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无声嘲讽。

因此，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从网络上反转基因群体的反应看，所谓“公知”，通常是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情绪饱满、逻辑混乱的投入到反转基因的行列中，而所谓的“五毛”则因为把转基因当做是美国人毁坏我经济、颠覆我政权和灭我人种的工具。因此水火不容的两只力量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坚定的站在了一起。在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于大公司瞻前顾后的态度不同，一些商业嗅觉灵敏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看准了转基因技术未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斯万森在要求会见玻伊尔的电话里，只要求对方给自己十分钟时间，但见面他们一口气讨论了三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斯万森就下定了将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去的决心。第一笔投资是斯万森个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2.6

万美元。几个月后斯万森说服了自己的老板，从自己就职的风险投资公司融到了10万美元作为公司研究开发启动经费，投资公司获得了基因泰克25%的股份。又过了9个月，另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向基因泰克投资85万美元，同样持股25%。与上一次注资相比，每股价格从12.5美分上涨到78美分。而此时基因泰克还没有一个产品问世。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基因泰克第三轮融资，吸引了95万美元投资，但是这家风险资本公司只得到了8.6%的股份。基因泰克的价值不断上涨。最高法院裁决的生效，让基因重组技术的前景一片光明。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

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进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上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00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这种井底之蛙的阴谋论，除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转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国遭遇阻击，其实不算一个意外。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虽然已经被西方列强折腾的奄奄一息，但那个时候，在由皇室、官员、商人、地主构成的社会主流人群中，我泱泱中华帝国物华人杰、皇天后土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所以铁路会惊动大清龙脉，摄影会吸人魂魄的说法被普遍接受并不奇怪，现代科学完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范围之外的奇谈怪论、奇技淫巧。

自五四运动，中国主流社会对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了一个大逆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有水火不容、舞刀弄枪的争论，科学落后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成为共识，没有谁不把振兴教育、发展科学作为向人民许诺的强国的路径。

在几乎整个20世纪，虽然很多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并且私下里对祖上传下来的各种陈规陋习、迷信大神儿深信不疑，但表面上都把热烈拥抱科学当成思想进步、紧跟时代的象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令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伴随而来的拜金主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风行。民族自信的大幅提升和对现实人心不古的强烈忧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或明面上或骨子里对西方的膜拜，进而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而现代科学由于和西方社会天生的连带性，自然也成为一部分社会主流人群反思和质疑的对象。

这种思想潮流和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的教会势力、反全球化势力、环保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反转基因势力的背景、宗旨和行为方式显得缤纷多彩、百花齐放。

在全世界范围内，阴谋论永远是缺乏知识和耐心的普罗大众和不少人文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最简便而有趣的手段。全世界反转基因斗士们当然不会例外。有阴谋论当然要有假想敌，没有什么比设立一个假想敌更能团结同志鼓舞斗志了。现在中国的反转基因都斗士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一个是孟山都公司，另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把孟山都公司作为阴谋论的假想敌是直接从国外继承过来的，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孟山都公司是转基因最大的获益者。经过美国和欧洲反转基因人士、反战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反全球化人士几十年来共同不懈的努力，孟山都公司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家恶贯满盈的公司。

孟山都的第一宗罪是他的出身。孟山都公司在1901年由约翰·奎恩伊创建，他用自己妻子的姓氏“孟山都”（Monsanto）为公司命名。对于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这么坏挖掘的最深的一个传说是：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积累了第一桶金。而实际上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翰不过6岁，也许这个传说安排在约翰父亲的身上更符合逻辑。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为各种有关孟山都邪恶传说埋下了伏笔。

在转基因技术推广之前，化工行业是名声最差的行业。目前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PX项目运动依然不断的证明人们内心深处对化工行业的恐惧。的确，在人类历史上，由化工企业造成的环境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不胜枚举，但人们在反对化工厂建在自家门口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忽略掉没有化工工业就没有现代生活的基本。

凑巧的是孟山都的前身就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行业。

孟山都发明了糖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主业。40岁以上的中国人会对糖精带来的那种怪异的甜味有记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们靠这种化工产品让非常粗糙的玉米窝头变得容易下咽一些。对于如果愿意可以想吃多少白糖就吃多少的的年轻一代来说，糖精是一种听上去就十分让人不快的食品添加剂。孟山都靠干这一行出身，看起来很“LOW”。

孟山都的第二宗罪是环境灾难。1930年代，孟山都开始涉足农药和化肥领域。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化，对除草剂和除虫剂需求日益旺盛。1956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草毒死”和“草克死”面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减少了人工成本，但随即也带来了明显的环境问题。曾经引发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著名著作《寂静的春天》，主要反应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为了对付游击队，大量使用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橙剂”，引发当地的环境灾难和疾病，更让孟山都戴上了战争屠夫的帽子。

而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恰好是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环境问题而研发的应对方法。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带来的环境灾难，孟山都发明了号称无毒的除草剂“草甘膦”并将其命名为“农达”。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其基本原理是，如果农作物能够很好的抵抗农达的杀伤力，将大大提高农达的效力。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编辑进普通的大豆的基因中，转基因大豆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基因恰好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正是因为大规模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才缓解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带来的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才又恢复为“喧闹的春天”。否则，如果没有转基因作物，以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美国的春天将依然是“寂静的春天”。

孟山都的第三宗罪是垄断。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收购种子公司。从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总共花费80多亿美元，收购至少10家大型种子公司，控制了美国一大半农业种子市场。孟山都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他们先用优势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摧毁传统棉花种子市场，逼迫农民不得不使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孟山都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公允的说，将由于棉花价格的波动和棉农使用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印度棉农的自杀现象归结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上是偏颇的。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前并不是富裕的农民，事实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其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棉花的产量，大大改善了棉农的生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经济效益来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每亩比对照可平均增产7.5千克皮棉，按10元/千克计，每亩可增收75元；每亩减少农药投入50元、减少人工投入计工费30元，也就是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每亩可增收节支155元。

一家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公司通过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并最终垄断中国种子市场，这个看上去逻辑自洽的阴谋论是目前国内反转基因斗士们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人士则自认为站的更高而看的更远。在他们看来孟山只不过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小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政府。其耸人听闻的阴谋包括为了控制世界人口总量，通过转基因食物减少有色人种，尤其是黄种人的数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通过赞助来收买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舆论。具体到中国，执行的路径是通过将转基因饲料卖给中国，通过猪肉作用于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孕不育。专程赴美拍摄转基因的著名反转斗士前主持人崔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其表述中能看到这一说法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美国民众的反智主义倾向抬头，对科学和科学家污名化成为媒体的时髦行为。当老百姓不断被媒体煽动起的恐惧感和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而此时，必然会有人跳出来借此获取政治上的好处。当时美国麻省剑桥市的市长维路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同时坐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的这位市长，却在当时变身为一位反转基因的急先锋，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向科学家们叫板，甚至力图推动禁止转基因研究的法案，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

几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反智风潮也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而当来自现代西方的反智思潮加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传统再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混搭在一起，所形成的反转基因力量比起当年的美国更加立体。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生物技术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使中国措施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也耽误中国仅有不多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机会。来源: 基因农业网▲◆★●■☆

 
王岐山：从“救火”到“打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206

2014-8-6：1998年，在中国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起破产案时，一位老友拜访了负责处理这一破产案的中共官员王岐山，并向后者发出了警告。

这位曾与王岐山共事的老友名叫黄江南。他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试图告诉他，这些银行家势力有多大，他们与政界高层的联系有多密切。我还告诉他，如果他迫使这些人承担如此巨额的亏损，我很担心他们的反应。他叫我不要再说了，表示他必须坚持下去。他真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和坚韧的人。”

15年后，作为中国反腐“沙皇”，王岐山面对的敌手要强大得多。这位烟抽得很凶、直言不讳的前历史学家，必须集中他所有的决心和毅力全力以赴。

就在上周，他领导的机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简称中纪委)——正式启动了对周永康的调查。周永康曾主管中国国家安全事务，是1949年以来以腐败罪名被公开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

2012年下半年，当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时，许多人感到些许失望。他在处理棘手的金融、经济及外交问题上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让这些人感到，出任这一职位是对他能力的一种浪费。

至少，在政治局常委的七名成员中，现年66岁的王岐山只排在第六位。七人常委实际上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班子，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

不过，在领导了一场逾18个月的激烈的反腐运动后，王岐山的权力几乎可说仅次于习近平。这场反腐运动已导致近25万干部落马，其中包括39名副部级或更高级别官员。

自本届政府就职以来，反腐就一直是它的核心政策。这次反腐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力度之大，令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更不用说被当作主要目标的官僚阶层了。

反腐运动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各级官员，还涉及到从金融到食品生产在内的各个行业。周永康曾掌权的国安部门、四川省及能源产业——至少在运动之初——成了反腐“重灾区”。

国有企业受到反腐冲击最为严重，而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中国警方指控该公司在华业务涉嫌行贿。另外，由于中国官员不再敢接受礼品和贿赂，奢侈品品牌——包括瑞士各手表品牌、路威酩轩集团(LVMH)、人头马君度(Rémy Cointreau)和帝亚吉欧(Diageo)——在华销售都出现了大幅下滑。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被“双规”的高管如此之多，以至于该公司规定，高级别官员每天都要向部门负责人报到。

如果任何人失去了联系，就会被认为已被中纪委“双规”，第二天他的职务会被事先安排的继任者接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已上市的中石油(PetroChina)的母公司。

类似这样的安排，反映出中纪委所拥有的非同寻常的权力。这个高度保密的机构置身于司法体系之外，虽然不具有逮捕和起诉的权力，却有权羁押和调查中国8700万党员中的任何一人。

在实际操作中，中纪委经常被控蛮横执法——尤其是在对待较低级别干部时。

2013年初以来，被各级纪委调查的官员中，已有近70人自杀或在羁押期间死亡。

不过，直到王岐山执掌帅印之前，中纪委的名声都不怎么好。有人认为中纪委官员才是中国最腐败的一群官员，还有人认为中纪委是干部们在体制内清除异己的政治工具。

即便王岐山也曾暗示，必须建立更健全的体制，才能解决贪腐成风的问题。

去年晚些时候，在谈到中纪委在他领导下开展的反腐行动时，他曾表示：“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当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时，北京的一些政客曾开玩笑说，这是因为他没有子女。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都聚敛了巨额财富。

但对这一任命更严肃的一种说法是，王岐山不被视为任一派系的成员，多年来却一直与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人都保持密切关系。

他的岳父姚依林曾是实权人物，是1989年时批准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中共高级干部之一。王岐山的“驸马”地位对于他的升迁至关重要。

不过，他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中国高层的青睐，并博得中共“救火队长”的名声，主要还是因为他能力超群，且直言不讳——这在一个鼓励奉承的体制内尤其难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行长，他曾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合资成立中国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90年代末，他又在债台高筑的广东省督办过国有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的破产案，这一破产案涉及资金规模达40亿美元。

2003年，当北京遭遇非典(SARS)袭击时，王岐山曾被空降为北京市长处理这一危机。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他再次被委以重任，负责主持中国的应对方案。

在中国与欧洲或美国展开棘手谈判时，王岐山往往会成为北京方面的代表。他还曾告诉人们，他最喜欢的电视剧是《纸牌屋》(House of Cards)，这是凯文·斯贝西(Kevin Spacey)主演的一部勾心斗角的美国政治剧。

金融危机期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曾与王岐山密切合作。而其实早在1998年王岐山处理广东省的破产案期间，当时还在高盛(Goldman Sachs)任职的保尔森就曾与王岐山合作过。对于王岐山，保尔森的评价是：“一个执著的历史学家，喜欢哲学辩论，还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正是这样的个性，促使王岐山在两年前向所有中共高层同僚推荐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Ancien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王岐山的几位老友表示，王岐山选择此书是想传递出两层信号：改革可能会造成意料之外的后果，但不改革可能会让统治精英们掉脑袋。来源: 金融时报 ▲◆★●■☆

 
史上最强中纪委 王岐山注定青史留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06/3493622.html

多维 2014-08-06：中纪委和政法委作为中共政治架构中两大权力极高的组织机构，都曾在中国政治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一把手”在胡温十年都曾进入九人常委会。十八大后伴随政法委书记出常和周永康被查，“政法委削权”传言甚嚣尘上。与之相伴的是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在反腐过程中风生水起，被誉“史上最强中纪委”。8月4日的消息中，习近平更对巡视组讲话时称，“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被认为是对中纪委的最高“要求”，为其鼓气“加持”。另有报道，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首次以“法治”为主题的讨论草案将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领衔起草。中纪委、政法委一起一落之间，各归其位，尽显中国政坛大势所变，也体现着二者在不同“掌门人”领导下，风格、手段的不同。

“掌门人”的执政风格

齐桓公因为宰相管仲的辅佐才能成就霸业，清朝若是鳌拜继续专权恐怕也不会有“康干三世”的盛景。一国一朝，凡是要国运兴隆，主明臣贤，君臣一体是必要条件。若是乱世，就必然会有一群刚愎自用的“权臣”扰乱朝政。中纪委和政法委之“变”，其实也体现了其主政者王岐山与周永康的差异，尤其是二人为人为官性格上的明显不同。

此前曾有极为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媒体透露，十八大后，王岐山在与某国企老总私下交谈时，由衷地感叹“（习近平）这个老大让我心服口服，我只要踏实做事就可以了”。据悉，这句话流传出来之后，一些熟悉王岐山的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他们眼里，个性张扬的王岐山一向是个自信于自己能力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有些“自视甚高，谁也看不上”，很难对一个人心悦诚服。而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也表明习近平的政治能力确实让他折服。

不过细想也在情理之中，两个人有着相似的家庭出身，都是从底层做起，熟悉民情，喜欢单刀直入不说空话套话。习近平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就像当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那样，是一个“钢铁公司”。王岐山的脾气是雷厉风行，就像军火库。大凡中国人交往，很是讲究“对脾气”一说，习王二人无疑就极为“对脾气”，配合也自然就默契了许多。而在那些习惯用“权斗”思维来看中国的观察者来说，习、王二人无疑属于“一党”，这也足见二人的默契已经显露在外。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习近平能够在反腐问题上安心放权王岐山的重要原因。

反观周永康，即使是他在任之时，海外就广为流传他对胡锦涛、温家宝极为不敬、态度傲慢。中共一直是集体领导制度，常委会无论是七人还是九人，关系都是平等的，只有总书记可能话语权会重一些。周在当时仅仅排名第九，仅仅因为手中掌握“公检法”等国家机器，再加上胡温二人性格内敛，不愿将矛盾展露在外，周就凭此作威作福，大建“独立王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从机构到领导者所展现出的气质、性格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今天王岐山和他的中纪委誉满天下，而周永康却家破人亡，身陷囹圄。

反腐成绩显著 维稳千夫所指

中纪委与政法委在政坛地位的起伏，追根溯源，还是由于他们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所做出的成绩，而这些又都被高层和民众看在眼里。以中纪委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7月26日，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521名官员被先后点名通报，其中包括2名副国级官员和37名省部级官员。无论是反腐查贪的频率，还是落马官员的职级，中纪委今年以来的反腐力度都高于去年。仅今年4月份，就有88名官员被中纪委通报，这也创下了所有月份的通报纪录。伴随着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的“落马”，今年接受组织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已达到19人，超过了2013年的总和。不断刷新的落马高官数据、清理“腐败呆账”、“平安着陆”不再平安、政协副主席成当下高风险职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作家二月河称其为“蛟龙怒鱼鳖慌”，“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如果说中纪委发力于官吏，当年的政法委就是更多地施威于民众。尤其在维稳问题上，过去十年，上访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肿瘤”，割而不绝，频频发生。而周永康独掌公检法与武警后，不仅不考虑如何治标治本地解决“上访”问题，反而凭借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持续大幅增加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有报道称，中国的维稳经费预算一度高达每年7,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143.1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而周永康及政法系统大小头目，不仅藉此中饱私囊，而且趁机扩充实力，豢养起一只专吃“维稳饭”的大军，遍布全国，其势惊人。

以致于在中共体制内也引起反对的声音。坊间传言，在罗干之前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曾写信给胡锦涛和习近平，痛批政法委与周永康，并要求约束其权力。而在2012年5月，云南省16名老党员亦联名致书中央，要求免去周永康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两职，并交由中纪委查处。《炎黄春秋》杂志在中共十八大前更是提出废除政法委制度。仅仅这一项对比，就说明为何中纪委能够备受赞扬，而政法委一度成为批评的箭靶。

正人先正己与独立王国

前文说到，周永康在其担任政法委书记时大搞“独立王国”，媒体此前也曾分析认为这是他被调查的重要原因。在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中，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政法委“一把手”，获得了对政法系统、国安系统、武警系统的掌控权力，周永康手握“国之重器”，本应以谨慎戒惧的心态为民为国为党分忧，但是他却将其视为争权谋私的工具，对外强硬维稳、迫害民众，对内排斥异己、争权夺利，甚至携权自重，将政法系统打造成其个人地盘，俨然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形成了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山头”，其本人亦获得了“政法王”的称号。

同一时期，各地各级公安部门“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的趋势明显加强。同时在维稳的名义下，管辖警察、武警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的政法委，权力越来越大。在地方，各级政法委系统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正常的司法工作，甚至将公检法系统作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肆意逮捕体制内人士和社会民众，而且在各类社会事件和问题中往往获得了不合其本分的发言权。

再观中纪委，反腐两年之后，虽然成果颇丰，但是在7月份又突然发布通知，要求“正人先正己”。对全国范围内纪委部门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自查。与周永康十年政法系统无大贪落马的情况相比，十八大迄今，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接连被查，显示出王岐山铁面清理“内鬼”的雄心。

在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之中，申维辰、李崇禧、金道铭等三人与纪检系统有过交集。从地方层面来看，包括山西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察局对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机关党委原专职副书记黄振民、福建省烟草公司原纪检组长孙佳和、广西国土资源厅纪检组原组长罗卫国、福建省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原纪检组长黄达源等5名地方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也被通报。甚至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近日制发实施意见提出“建立纪检干部准入制度，稳妥探索淘汰退出机制”。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上，王岐山先行一步。

手段多样化与简单、粗暴

正如习近平所担忧的那样，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尚未现代化，官员施政时刻板、简单、粗暴成为常态。这在周永康时期的政法委各部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政法委不断做大统管公检法，在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出的当代中国，各地方上的政法系统以一种粗暴、蛮横、无知的态度进行弹压，尽失民心。从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开始，中国接连发生了陈光诚事件、李旺阳事件、冯正虎事件以及什邡民众示威等种种让中共感到棘手的事件，在此期间，政法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公安部及整个政法系统高层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在2013年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掌权之后，中国省、市、县3,300多名政法委书记开始在北京接受培训，随后，公安部也开始对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集中轮训。除此之外，大陆各省级公安机关近7万名基层所长、队长也将全部接受中央集中轮训。当时一位公安部人事训练局负责人称，“这一系列培训，在中国公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样一种并非继承、而是“换了人间”的大气氛中，周永康的位置自然就显得颇为尴尬，如果中央果真需要有一个人对过去5年政法系统的种种错误负责，那作为当时政法系统“一把手”的周永康，难脱其咎。

做事颇具魄力的王岐山，在执掌中纪委后一改此前陋习，反腐过程中手段多样，雷厉风行。粗略总结有四大新意：

一是加强巡视工作。本届中纪委将“巡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山西省人大原主任金道铭、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每一轮中央巡视都能查出不少贪官，目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数来自中央巡视组在地方的巡视成果。

其次是点名通报。从中纪委到地方纪委，对干部违纪行为均直接点名通报，毫不遮掩，尽显透明。在通报中，“通奸”、“行政降级”更成热门词汇，广受解读。

三是突然袭击，不给官员喘息空间，典型案例便是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在工作中被直接带走。而苏荣、令政策等此前还在考察调研工作。

四是结合整风，注重细节。八项规定、贺卡、礼品月饼，反腐配合整风，“最强中纪委”展现治贪“零容忍”。

殊途同归 各归本位

虽然前文对比甚多，尽显王岐山、周永康二人对于中纪委、政法委的正反影响，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一棒打死。中纪委之功，不是王岐山一个人的功劳，背后是习近平的强力支持，身前是大量中纪委工作人员的勤奋工作。同样也不能将周永康本人曾经的过错与政法委划上等号，中国的公检法机构，尤其是很多中基层官员，虽然经常面对领导意志，但是也在“遵守法律”的大原则下坚持立场。

中纪委不断发力，突破了“同级监督”困境，提出“两个为主”，解决了上级纪委在事权和人权上的领导问题，逐渐退出各个议事“协调机构”，正在回归“监督”本职。政法委方面，也从“大权在握”走向宏观管理，从“维稳”回归“法治”，孟建柱主导四中全会讨论案，力推法治足见此变。中纪委、政法委，十八大后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主导下，殊途同归，各归本位。 ▲◆★●■☆

 
盘点潜伏中国间谍活动:社科院学者泄密获死刑★★★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06/3493463.html

中国之声 2014-08-06：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8月4日，加拿大公民凯文·高和朱莉亚因涉嫌从事窃取我国家军事和国防科研秘密的活动，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凯文和朱莉亚是一对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夫妻，1984年起就在中国生活，夫妻俩曾在中国南方做过教师，在中国西部开过帮助孤儿的幼儿园。2008年他们把家搬到紧邻朝鲜的中国丹东，在那里开了家咖啡馆，除了提供“当地最好的咖啡”，还为想进入朝鲜的游客组织短途旅行。打开咖啡馆的窗户就能观察到鸭绿江大桥上卡车往来中朝之间的情况，可以对微妙的中朝关系做出很强的判断。

国外对我国的间谍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我国经济以及国防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各国在中国的间谍活动也是更趋频繁，出卖国家秘密的人有军队、高官、学者等不同身份：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秘书长蔡晓红，英国间谍，在我国潜伏了十多年。2003年，广州中院以向境外非法泄露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蔡晓红有期徒刑十五年；总政联络部驻日使馆王庆简大校，曾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定时打开窗子让日本的远程检测装备进来，还在大使、武官处安装窃听器，2006年，以涉嫌军事机密罪被起诉；2007年，美籍华裔科学家薛峰因为参与向美国雇主出售中国石油行业商业数据库被判刑8年；中国最高层核心智囊之一，社科院院士陆建华为美俄日韩台五家情报部门工作，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陆建华死刑；2010年，四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被审查。

另有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被列为可疑恐怖分子的全球人数高达110万，这也正好为美国监听全球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其实，美国在全球情报搜集活动中并不孤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其重要帮手。这4个国家与美国共同组成秘密的“五眼”情报联盟。

五眼情报联盟对全球的形势有着明确的分工，该联盟将全球划分为五大监听区域：英国负责欧洲和俄罗斯西部；美国负责加勒比地区、中国、俄罗斯、中东和非洲；澳大利亚负责南亚和东亚；新西兰负责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至于加拿大，负责监听俄罗斯和中国，兼顾拉丁美洲、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曾披露，新加坡和韩国也在去年底成为五眼情报联盟在亚洲的伙伴国，随后新加坡情报机构将与情报联盟展开合作，共同窃听一条特定电缆，该电缆始于日本，经新加坡、吉布提、埃及、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德国北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国际电信通道，由新加坡国有运营商新加坡电信协同铺设。另外澳门也透露，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情报合作也已持续超过30年。随着新加坡和韩国加入了五眼情报联盟，一条针对中国侦查的弧线正在形成。

从2000年到现在，保守估计被我们控制住的间谍行为超过200起，但在中国，外国人被起诉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并不多见。目前国外情报机构在中国开展活动都有哪些方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国外的一些间谍或者情报人员，在中国的境内主要从事包括军事情报、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等诸多方面的窃取，也包括一些政治情报。他们大多数是发展中国线人为他们窃取情报。一旦我们有所发现的时候，很多从事这些活动的外国人就会离境，导致很少有外国人被直接抓获。当然我们知道，以往我们破获的一些中国人为外国人从事情报工作的，都是与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有背景的，这也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种实际情况。

此次被拘捕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在辽宁丹东开设了一家咖啡馆，平日里还经常举行一些社交活动。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类隐蔽性较强的外国情报人员进行的活动呢？

李伟：因为任何国外在中国从事情报间谍工作的人，他肯定不会直接说他是从事情报或者间谍工作的，正如这一次这两名加拿大人，是以开咖啡馆或者帮助人们旅游作为一种掩护。除了这种掩护的方式，我们相信从事间谍情报工作的人还有其他诸多掩护方式。防范这一类的人员，主要是看他所从事的业务以外，他会不会被一些特别敏感或者机密的事情感兴趣。像这类从事间谍情报工作的人员，他也受到训练，他会知道在一定的情况下，目测相关的人员套取或者说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甚至设陷井、以金钱收买或者敲诈勒索这些方式，他都有可能使用。我们认为一旦发现有这类苗头要及时报告，才能防止自己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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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报复流氓国家菲律宾 大国若软弱后果严重★★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6/41461789_0.shtm

2014年08月06日 环球时报

菲律宾法院对去年4月被捕的12名中国渔民以“非法捕鱼”罪名判以重刑。据报道，菲律宾一家法院5日判处那艘渔船的船长12年刑期，其他11名船员分别获刑6至10年，另外这些渔民每人被罚款10万美元，他们的船也被没收。这12名中国渔民否认了被控的一切罪名。

这一判决显然是中方无法接受的。涉事的中国渔船是一年多前在菲律宾领土图巴塔哈群礁遭扣押的，当时这些中国渔民表示他们为躲避恶劣天气而误入该群礁。图巴塔哈群礁是世界自然遗产，但之前同一年的1月17日，美国一艘扫雷舰曾在那里搁浅，导致群礁2345平方米受损。美方开除了涉事指挥官，菲律宾提出经济索赔，并没有逮捕美国船员。前后类似两件事，菲律宾的处置方式截然不同。

此事不涉及中菲领土和主权争议，即使中方船员违反了菲律宾法律，上述判决的量刑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完全是宣泄政治情绪和不公正的。

菲律宾似要通过这一判决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再次炒热中菲领土争议。中国现在就是碰到了一个流氓国家，它的出牌没什么规矩，做事常常不计后果。

按照菲律宾法律，被判刑的渔民们还有上诉的机会，此外菲方还有允许中国船员花钱买减刑的先例。因此5日的判决还不能看成最后结果。

中国需要通过外交渠道同菲律宾方面坚决交涉，力争推翻上述荒唐判决。此外中方需考虑采取行动，向菲方发出比外交交涉更强烈的信号。对付马尼拉政权的无赖作风，光靠讲理常常是没用的，给他们讲道理有时需要用另一种语言。

如果中国对菲律宾采取某种“报复”，这在国际关系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不需要把事情挑明，我们只需采取一项让阿基诺三世很难向他的选民交代的行动，两件事的前后逻辑自会产生压力，给马尼拉政权一个沉重教训。

由于菲法院对中国渔民的重判拿到国际舆论中实在说不过去，中国对菲采取“报复”行动，西方即使不高兴，也无法完全站到菲律宾一边。菲律宾是需要一些教训的国家，中国现在给它个教训，正当其时。

中国不能给世界留下“太强硬”的印象，但如果外界认为中国“太软弱”，这对一个大国来说将会更糟。那样一来，中国将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然，由于中国渔民毕竟是在菲律宾领海被扣押的，鉴于中菲关系的现实，要想实现他们立刻无条件获释，几乎不可能做到。中国舆论不应有这样的期待，那样的话会陷中国围绕此事的外交运筹于被动。

这件事是中菲在灰色地带的一场斗争，其实国家之间的很多斗争都是这样的。双方各占一部分理，或者各有各的理，斗争的结果不是分出黑或白，而是要打击一种嚣张的态度，促进在灰色地带的讲理和妥协。菲律宾现在就是头脑发热，以为人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可以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中国要迫使菲律宾人在我们面前恢复冷静。

如果中国“报复”菲律宾，对方一定会大吵大闹，届时也会有一些西方媒体跟着炒作。但同中国国内舆论的愤怒相比，外界的什么情绪恐怕都是次要的。▲◆★●■☆

 
美国网站披露美机密文件 疑有第二个“斯诺登”泄密★★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7/41473051_0.shtml

2014年08月07日 环球网 ：美网站再披露国家机密 安全局怀疑还有“斯诺登”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这次可能不是斯诺登。”德国《明镜》周刊6日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AS)前雇员斯诺登去年6月揭露“棱镜门”震惊全球。如今一家独立网站再次披露美国机密文件。美国当局怀疑可能出现第二名揭秘者，正考虑请求司法部门对此展开调查。

报道称，事件的起因是名为“拦截”的揭秘网站近日公布的一份机密文件的部分内容。该网站是由与斯诺登紧密联系的《卫报》前记者格林沃尔德所创立。机密文件揭露了美国“恐怖分子甄别数据库”的细节。该文件显示，至少68万人被列入“已知或疑似恐怖分子”名单。其中，28万人根本就不是被列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真主党和塔利班等组织的成员。文件还称在另一数据库“恐怖分子身份数据处理环境”中储存了100万份数据。美国当局根据数据库资料将被视为危险人物者列入“禁飞名单”，禁止其搭乘进出美国的航班。“拦截”网站称，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任以来，禁飞名单人数已经扩大逾4倍至4.7万人。
“谁是这份文件的提供者？”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拦截”网站只透露，文件是由“情报界消息来源”提供。而该网站过去在发表由斯诺登所提供的信息时，并不隐瞒其身份。其次，该文件的签署日期是2013年8月。因此分析人士推测，除了2013年5月离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斯诺登外，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内应该还有一名揭秘者。

格林沃尔德此前也曾表示过另一名揭秘者的存在。今年7月，他在推特上写道，“事情发展至此，很显然还有另外一人”。而德国电视一台7月曝光了NSA新的机密文件，相关专家分析认为，文件透露者不是斯诺登，而是另有其人。

CNN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文件被新泄密者得到，也不清楚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目前为止，新泄露的都属于较低级别的保密文件。据悉，斯诺登上月已向俄罗斯当局提出延长庇护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