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健康的生活方式（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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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或……或…… 或淡或雅，花总在绽放；或盈或缺，月总在天上；或高兴或痛苦，日子总是在过；或期盼或失望，希望总在眼前；或见或不见，朋友永在心间。

27.心里没谱：锄禾日当午，贪官也辛苦；白银两万五，关门把钱数；白天怕督促，晚上怕搜捕；夜半敲门声，汗流把头捂；来者是何人，心里没有谱!

28.和谐才好：袜子决定离开相恋多年的裤子，转投鞋子的怀抱。裤子哭道：“鞋有什么好?”袜子答道：“你整天晃来晃去，吊儿郎当的，哪有鞋般脚踏实地，和鞋(和谐)才好。”

29.忘却尘世的累：以粗茶淡饭养养胃，用清新空气洗洗肺，让灿烂阳光晒晒背，找群朋友喝个小醉，像猫咪那样睡一睡，忘却辗转尘世的累。

30.情字了得：世上最难断的是感情，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

今 日 看 点：2014-08-17▲◆★●■☆

内地知识分子屡出新汉奸：里通外国捞黑钱★★★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16/3520522.html
高铁成就再大，刘志军也平反不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344
李克强助力 中国高铁战车越开越快★★★★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351
传济南军区将整编为陆军总部★★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2587
“三个自信”勿成空谈 改革还需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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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助力 中国高铁战车越开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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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果断摧毁江泽民3个最危险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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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知识分子屡出新汉奸：里通外国捞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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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14-08-16：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图/IC

内地很多人一边替政府办事，一边里通外国，身在汉营心在曹的当代汉奸层出不穷，是当前中国各种乱象根源之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揭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谘询组成员身份，为美国高通公司提供谘询，收取六百万元，因违反工作纪律而被解聘。张昕竹对此轻描淡写，虽承认为这家公司提供谘询，却不承认收取巨额报酬，甚至认为这不涉及利益冲突。

如果张只是体制外专家，甚至是自由职业者，为外国公司提供「谘询」，替僱主说话乃天经地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张却是一边享受体制内的优厚待遇，一边替洋人出谋划策，这难道没有问题吗？难道不涉及利益冲突吗？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国防大学学者披露，国家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曾受聘为美国转基因大亨杜邦公司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为该公司在华推广转基因食品。他曾声称，在三至五年内保证转基因大米佔领十三亿人的餐桌。李在杜邦公司的职责是「帮助公司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形成自己的立场，并且负责审核、监督公司基于生物技术的新产品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过程」。原本处于监督者地位的官员，居然沦为跨国公司的推销员，何其荒谬！

李家洋并非被跨国公司收买的第一个官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学者披露，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二○○四年开始有计划地打入中国，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四处网罗人才，从企业普通员工到高管人员，从科技专家到政府官员。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出国人员中，一批受国际谘询机构、跨国公司资助的回国学者，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顺利进入政治、经济、科研决策领域的链条，为跨国公司在华攻城掠地鼓与呼。

一些高官子女亦成为跨国公司的线人。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设立离岸公司，然后从国际投行收取巨额「谘询费」，成为xf每年向该投行提供中国宏观经济的顾问。作为总理之女，掌握众多情报讯息，却为金钱驱使，为洋人服务，中国还有何机密可言？

诸如此类的事件说明，中国吏治完全失控，与清朝末年极其相似。当时的吏治「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所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在外国洋行的利诱之下，很多清朝官员被金钱收买，成为他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这些人所作的决策不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甚至也不是从清王朝利益出发，完全是替洋主子考虑，这一幕如今又在神州大地重演，中国到底是谁家天下？▲◆★●■☆

 

 

高铁成就再大，刘志军也平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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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2：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内外出现一些将高铁成就归功于刘志军、并为他因贪腐被判重刑喊冤的声音。这些声音有些是出于幼稚，有些则是在拐弯抹角表达对反腐败的不满。在早已多元化的舆论场上，这已不足为奇。但必须指出，这类声音所传达的“功能抵过”思想极其落后，它决不可能有一天占据中心位置，主导中国社会回望刘志军案的态度。

高铁是中国科技创新非常突出的成就，但如果以此神化刘志军的个人贡献，并且赋予刘志军在法律面前的豁免权，这样的思维方式散发着浓重的封建气息，它只能是我们这个步履匆匆时代的一个花絮。

我们时常看到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刘志军个人的争论。这种争论本身没多大意义，如果不是出了刘志军贪腐案，它根本就不会有。刘志军主持铁道部8年，他对铁道部的成就和问题都负有领导责任，高铁突飞猛进有他的重要贡献，各种问题他也脱不了干系，公众的这一认识一直是清晰的。

最近围绕高铁出了很多好消息，人们有时会想到刘志军的一些好处，这再正常不过了。这同出了“7·23”动车事故，以及听到一些与高铁建设有关的公司经营混乱等坏消息时，人们同样会想到他，是一样的。

如果说公众对中国铁路的总体情况满意度较高，就会多记得一些刘志军的正面作用，这个逻辑完全用不着回避。

然而这同治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的罪，对他判以重刑，完全不相干。中国在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一个人功是功，罪是罪，不能够以功赎罪。中国社会已总体上在它们之间划清了界线，能人强人可以把二者混在一起与社会讨价还价的时代结束了。

中国在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一个人功是功，罪是罪，不能够以功赎罪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法犯罪，犯法必被追究。对再有功的人，社会对他的法律约束也会铁面无情。一个官员可能对所辖领域做了些好事，甚至有重大贡献，但只要他踩了法律的红线，法律就会对他做“一票否决”。

中国越往前走，就越会是这样。依法判决刘志军经得住历史长河的考验，对其他贪官的依法判决只要证据确凿，依据的法律条文清楚，也都有能力经受未来中国社会继续变迁的洗礼。

一些依法受到惩处的贪官幻想有一天会得到“平反”，这是看错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未来中国官员头上的法律金箍只会比刘志军们所经历的更严厉，社会不可能调过头来，对这些年严重违法违纪的官员追补特殊的宽恕。

一些做过些好事的贪官，尘埃落定后，他们在民众间的名声会比做尽各种坏事的贪官总归要好些，从长远看，如果他们有一天能够重回社会，两种不同情况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善恶都有报，这是人间永恒的规律。但法律必将一步步走到中国社会各种因果关系的中心位置，影响人情世故的方向和内涵。

刘志军蹲大牢一点都不冤。为官，既要能又要廉，但他在廉上不仅低到官德线之下，而且破了法律的红线。他遭到法律制裁实属咎由自取。最后讨论几句，他真的很“能”吗？不错，在他的任内实现了高铁崛起，但他的管理不善也给铁道部造成深深的创伤，他对不起铁路部门的很多员工。至少对于铁路部门来说，他的“功”被他的许多管理过失冲得漏洞迭出，相当勉强。来源: 环球时报▲◆★●■☆

 
李克强助力 中国高铁战车越开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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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3：《花了110亿美元，美国高铁仍发展缓慢》，见诸美国《纽约时报》头版的这一标题，传至中国后很快有了另一个版本——《花了110亿美元，美国高铁仍落后中国》。当然，这也不是传播者臆造，因为正文部分在反思美国高铁发展时，确也开诚布公地谈到了“问题”和对比后的“结论”。“问题”在于，尽管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起耗巨资欲振兴美国轨道交通，但一面是奥巴马向民众描绘着无比美好的未来，另一面却是美国国内的高铁项目大部分都毫无进展。眼下，美国多条铁路老化、车辆运行速度受限，拨款机制的限制也令道路翻修进展缓慢。“结论”在于，即使最有希望的加州、佛州和得州的三个高铁项目悉数落成，“美国也不可能拥有像中国或欧洲一样的高铁网络”，美国仍将“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中国”。

早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杯期间，就有人戏谑“中国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从最初的吉祥物、围巾装饰品，到比赛用球显示屏、照明设备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制造无处不在。而将中国制造的物品、设备、技术及货物标红，一张醒目直观且极具视觉冲击力图片成为最好的“冠军”奖牌。同样地，如若将中国高铁的全球布局也标红，想必也会令观者大惊失色，且对“美国高铁落后于中国”的结论不以为然，因为中国高铁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透露，中国正在和二三十个国家洽谈高铁的合作。而早在2009年，中国已确定周边三条高铁规划战略，包括横跨亚欧大陆的欧亚高铁、中亚高铁和从昆明直抵新加坡的泛亚高铁。再加上贯穿白令海峡、横跨太平洋的亚美高铁，使欧亚美三大洲全线贯通。

为助中国高铁一臂之力，李克强主动担当起了“首席推销员”的角色。借助高铁，中国究竟意欲何为，也是很多人在追问的一个问题。一种说法是，中国意欲打破铁路殖民时代“殖民魔爪”的形象，铁路不再是殖民的手段而是友好合作的象征；一种说法是，中国从遵从规则的一方成为了制定规则的一方，这是先进生产力以及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外溢。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中国继“乒乓外交”、“熊猫外交”之后的又一外交策略，即“高铁外交”。而李克强的竭力推广，堪比临门一脚，在此之前，还需要球队整体的配合，需要其他队友的盘带、过人和助攻，等等。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毁誉也开始不间断地充斥在各个舆论场域。《证券日报》的“中国高铁布局全球是一剂良药”之论，基本上符合当局的意志和期待，也挣脱了铁路殖民的魔爪。之所以是“良药”，从国内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已经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的方向让中央选取了和以往迥然不同的“微刺激”方案，高铁的“走出去”则成了刺激经济复苏、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的“撒手锏”。从国际角度来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欧债危机对于欧洲的经济而言仍然“余波尚存”，而中东政治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动荡态势。值此关头，如果中国能够提供融资，加上其在技术上的优势，这就为中国高铁竞争提供了关键优势。概而言之，中国高铁的全球布局绝不是“拍脑袋”的想法，而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巨大工程，让中国和世界更加“水乳相融”。

如果说“良药”说属于毁誉中的“誉”，那么《纽约时报》继头版宣告美国高铁完败中国之后刊出的《借助高铁，中国影响力向东南亚延伸》，则应划归到“毁”的序列中。因为中国高铁战车滚滚向前，旨在让广袤的亚洲地区拥有更加方便的贸易通道，并将中国南疆打造成东南亚大陆的首府，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至少在一个计划穿过缅甸东北部的山区，通向印度洋沿岸平原的铁路项目中，缅甸政府就是“不希望”中的一员。所以，随着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失效，缅甸政府把这个项目搁置到了一边，没有给出重新考虑它的时间表。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开放国门的时代，都是政治与经济自信的时代。经济学家叶檀以此作为切入点，对中国高铁的全球布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中国高铁不仅是耀眼的面子工程，还试图成为融入国际的象征，但高铁是技术是物流是运输管道，承担不了开放重担，思想的开放起码与工具的开放同样重要。换言之，无论是海洋丝绸之路还是陆地丝绸之路，要成立开放的现代国家，重要的不仅是修高铁，还有支撑高效率的相对完善的体制，以及独立于开放的思维。经济体与意识是否开放，才能有效利用物流技术融入世界，否则，筑路就仅是筑路，而不能承载过于重大的改革课题。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修建高铁更需要市场理念，中国既不是活雷锋，也不是高铁殖民者，而是市场双赢理念的信奉者。所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高超的谈判技巧，务实的市场观念，专业的建设素质缺一不可。

循着叶檀的自信逻辑和市场理念进一步延伸，是否意味着中国高铁未来一片坦途？以中国普通民众之所思所想观之，可能最大的障碍是克服一场梦魇留下的心理障碍。所谓的梦魇，即是2011年的“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彼时，虽然科技部通报事故发生原因与速度无关，中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在人员伤亡惨重的事故面前，关于“高铁速度”的争论还是高烧不退。事故过去三年多，中国高铁的国内运营总长度屡屡翻新，居世界第一位，已经超出了国内外舆论当初最乐观的预期。《环球时报》的庆贺词是，“中国高铁只有靠扎实过硬的发展成绩，才能避免被口水淹死，才能有出头之日，才能将昔日的口水凝固成自己成长的年轮。中国的整体发展也是一样，只有等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那一天，对中国道路的怀疑、讽刺和否定才会大范围消失，世界将主动给中国已欢呼和掌声。”

目前来看，民族复兴大业还是一张蓝图，人们对中国道路和高铁的怀疑、讽刺和否定也还在继续。如同中共当局在各个场合宣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乐观派眼里，这是一种大国自信的表现。但怀疑论者则将其视作公权力的盲目膨胀和自信。能花钱买中国的设备和技术，可以说是海外对中国高铁最高、最真实的认可，但却无法一并抹杀掉“高铁速度”存在的瑕疵和教训，也无法彻底消解掉民众的讽刺和怀疑。

讽刺和怀疑声中，总免不了出现“跑偏”的杂音，将中国高铁今时今日的成就与刘志军捆绑在一起，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且官方避之唯恐不及的杂音之一。12日，《新京报》出面紧急辟谣，评论文章《中国高铁主要不是刘志军的贡献》在开头直接反问：如果没有刘志军，中国的高铁就不存在了吗？有没有可能效率更高、发展速度更快？虽然刘志军活学活用“以夷制夷”，逼迫合作方拿出核心技术合资是一个进步，但是在进步之外，确也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比如高铁建设的资金难题迄今未能解决，刘志军任人唯亲、管理混乱，不可扼制的贪腐加剧了中国铁路资金困境，拍类似《红楼梦》这样的片子，资金不知道去了哪条暗沟。刘志军没有给铁路公司带来现代管理，带来严格的财务控制，反而以草莽土豪的形象，加剧了市场混乱，现代公司所必须的要素铁路公司未能具备。何况一系列解困的举措，比如铁道债的发行，债券所得税的免除，以及大量廉价贷款，都是民间财富的转移，与其感谢刘志军的贡献，不如感谢“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巨大付出。

无独有偶，就在《新京报》将刘志军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次日，《环球时报》也罕见地以高规格的社评来辟谣坊间的直接嫁接。仅标题《高铁成就再大，刘志军也平反不了》，就远比前者的战斗意味浓烈。而之所以民间“功过相抵”的逻辑不成立，既违理又违情。于理，中国正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一个人功是功，罪是罪，不能够以功赎罪。中国社会已总体上在它们之间划清了界限，能人强人可以把二者混在一起与社会讨价还价的时代结束了。刘志军破了法律的红线，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于情，即便在他的任内实现了高铁崛起，但他的管理不善也给铁道部造成深深的创伤，他对不起铁路部门的很多员工。

说到底，不管是美国对于中国铁路扩张的担忧，还是中国高铁本身发展面临的瓶颈和考验，以及民间适时而起的鼓噪和质疑，无一例外都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和烦恼。中国真正的自信或在于，任尔东西南北风，高铁依旧保持既有的布局步调和节奏。而对中国高铁最好的宣传，不是耗资数千万拍一部宣传片，而是在打破殖民魔咒的基础上让世界真正实现“水乳交融”，让高铁成为和平的象征。历史先声，犹言在耳，历历在目。清末的保路运动，成为终结清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参与修建铁路的人已经意识铁路的重要作用，但产权、金融边界等基础制度失灵，以至于修路成为掘墓的开端。时过境迁，当失灵的桎梏不再，当人们的铁路意识比以往日盛，中国会否成为世界的龙头，掌舵人习近平会否成为港媒所言的中兴领袖，正在世界范围内蜿蜒盘旋的中国牌铁路或给出答案。来源: 多维▲◆★●■☆

 

 

传济南军区将整编为陆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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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据港媒《东方日报》等援引报导称，据北京方面消息，中共军队改革意向初步提出，济南军区将被整编为陆军总部，其他军区微调后改称方向战区，原济南军区人员调整内容暂未出炉。

此前8月8日，中共官媒报导题为<习近平布局军队改革：破体系壁垒，谋三军转型>一文中，曾提到陆军转型、“建设现代化陆军的核心”等问题。

去年11月28日，习近平视察济南军区时也曾说过“陆军要转型”，“贯彻统一的体系架构”等内容。

济南军区是中共7大军区之一，主要主管山东、河南两省军事事务，下辖3个集团军、1个武警机动师。现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曾任陆军第14集团军军长、第13集团军军长；2008年1月，任济南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2012年11月，升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换人 徐才厚秘书张贡献被撤职

6月3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军中最爱”、中共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后；徐才厚在军中的“秘书帮”及其“东北军”、“瓦房店系”开始被清洗。

曾任徐才厚秘书的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贡献证实被撤职，由驻守厦门的第31集团军政委姜勇少将接替。

据报，除了张贡献，还有多名徐才厚的人马获官方证实被查。

张贡献曾长期服役于中共军队总政治部，曾任总政治部办公厅副秘书长、秘书局局长；曾长期担任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秘书。

习近平军队大动作不断

据9月号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披露，在中共军方战区层面设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在最高层面设立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

报导称，中共军方最近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北部湾四大海域的大规模联合海空作战演习，就是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下进行的。

《汉和防务评论月刊》8月号曾报导，大陆继去年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后，又在军委的统筹下，跨越战区，设立了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1989年，江泽民靠腐败治国、腐败治军维系权力。江泽民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以此收买军心；另外，江泽民还纵容军队经商，致使中共军队腐败日益猖獗，军心涣散、缺乏战斗力。

江泽民在中共军中的心腹徐才厚、郭伯雄和谷俊山等人就是军队腐败的代表。继谷俊山、徐才厚落马后，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传出正被调查。

在清洗江派人马的同时，习近平不断在军中部署自己的人马，提拔自己的军官。习近平上台后已经晋升了11名上将；今年已提拔34名中将，比去年已增加了近一倍。

与习近平加强军队控制相呼应，军方已经多次在习江斗政局敏感时刻发声挺习。

中共江派军中代言人徐才厚落马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于7月29日被公布立案审查。

期间，中共军方展开三军四海域密集演习。其中，7月28日至11月20日，在废黄河口至射阳河口以东的江苏盐城部份海域将举行实弹射击。直接震慑江泽民老家江苏与老巢上海。▲◆★●■☆

 

 

传郭伯雄被调查 江泽民可能会被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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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传出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继徐才厚之后，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有评论认为，如果情况属实，作为徐才厚、郭伯雄二人后台的中共前军委主席江泽民可能会被吓死。

香港《太阳报》13日援引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称，由于中共军中是双首长制度，徐才厚受贿卖官案也牵涉到郭伯雄。报导称，郭伯雄因涉嫌收受贿赂帮助他人升职，正被中共军委专案小组的调查。

针对此消息，本台记者对旅美著名中国时政评论家伍凡先生和旅美原大陆历史学教授刘因全先生进行了电话采访，二者认为郭伯雄被调查的可能性较大。

刘因全：〝中共党内和军队确实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是双首长制的；军长是党委副书记、政委是党委书记，两个人都同意，下级官员才能晋升。郭伯雄在军中排名在徐才厚前面，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的晋升，只徐才厚一个人同意是不可能的。如果郭伯雄反对的话，这个人就会被搁浅了，放在那里了，不可能通过的。所以，要晋升的官员一定要把两个人都买通才行。〞

刘因全判断说：〝徐才厚被抓，一定会牵涉到郭伯雄，在这方面他们是一伙的，是共犯。〞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人在军中〝提拔〞的少将、中将最令习近平头痛。军中买官卖官的行情，中共高层相信都有所掌握。

6月30日，中共通报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处理。

刘因全表示，江泽民在军中的哼哈二将郭伯雄、徐才厚，从军级官员火箭式升到军委副主席，是江泽民一手提拔造成的。他们二者都是江泽民的爱将。

伍凡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郭伯雄是江泽民的人。他认为，郭伯雄可能已被放在刀板上。如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现在要拿郭伯雄开刀的话，可能因为军队还不听话，要都听话的话，他就不一定开刀。

伍凡说：〝不听话有个例子，前段时间中共军委下令，现在已经退休的和还没退休的那些将领，占用的房子、占用的汽车，超过规定的要退回来。而这些人不愿意，不服。这是一个，还有，网上有消息称，有些军区如广州军区、北京军区不完全听习近平的，而是听郭伯雄和他的那些部下。〞

伍凡认为，习近平为了整顿军队，建立他在军队的威信，有可能找不听他命令，又违反规定，又有贪污的大老虎开刀。打到郭伯雄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郭伯雄被审查 江泽民会被吓死

徐才厚落马后，海外媒体报导说，徐才厚是靠着对江泽民的〝忠心〞一路高升。徐才厚掌管中共军队人事大权长达10年，大肆受贿，买官卖官。卖官在军队中变得习以为常，甚至军中职位和军衔腐败到了公开挂牌出售的程度。如买个将军衔约三千万、校官约几百万至千万元不等。据说连基层的转士官、提职、换肥缺都是有标价的，连入党也要交至少6000元。

刘因全猜测，郭、徐二人贪污腐败很可能是与江泽民利益共享的，很可能送给江泽民，输送给江泽民这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如果把他们二人抓了，对这两个人审判，一定会牵扯出江泽民、涉及江泽民，这个毫无问题。

刘因全说：〝这两个人被清除后，江泽民就会被吓死了，因为江泽民干的坏事太多了，血债累累。〞

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对美国之音曾作过如下表示，徐才厚和郭伯雄与曾庆红、周永康以及薄熙来是政治同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亡俱亡。周永康企图发动政变而被习近平抓捕的传闻已不再是秘密，徐才厚、郭伯雄被抓捕的真正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他们是周永康政变的重要参与者，负责调动和安抚军势力量。

〝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这是一个案子，深入以后必然的一个结果。真要搞政变，没有军队支持能行吗？所以，徐才厚的问题绝不单纯是贪污的问题。他肯定跟周永康、薄熙来在政变问题上有牵连。〞辛子陵说。不过，伍凡对于郭伯雄被查消息是否准确，持保留态度。他说：〝分析中共派系斗争，没有准确信息，很困难。〞▲◆★●■☆

习近平果断摧毁江泽民3个最危险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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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3：该派别的中心人物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于1989年开始执政，他在2002年卸任时拒绝完全将控制权交给其继任者胡锦涛。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坚持参与重要决定，保护腐败官员，促成交易。无论江泽民早期支持提拔习近平时有何期待，这位新国家主席已经表明，他执政时不会受前任领导人的影响。习近平逐步摧毁了江泽民的三个最危险的门生，这场行动的巧妙、果断，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有过的。

澳大利亚悉尼——2011年12月，习近平的一位政治盟友在演讲中提到了四个汉字，预示着反腐斗争即将到来，但翻译很难表达出这四个字的原汁原味。“Life-and-death struggle”作为英文固然地道，但太显被动。“Do-or-die”则缺乏必要的意图。

“逐字直译可以更好地体现精髓，”专业翻译秦潞山(Charles Qin)说。“You die, I live.”(你死，我活。)

7月29日的一则声明说，中国政法界曾经的一把手周永康正在遭受调查，乍看之下，这算不上什么新闻。毕竟之前18个月中，周的亲信、亲戚接连消失，然后轮到了皮肤粗糙、长着一个蛤蟆似的双下巴的周永康本人，早已经引发众多的猜测。

但对于习近平和他最亲密的支持者而言，这个官方声明是在宣告胜利，因为他们的持久战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挽救在他们看来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来说，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和建立不容置疑的个人权威，这两个目标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习近平是在“你死我活”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一个领导者清除不了潜在对手，那么他冒的风险远非失去工作那么简单。斯大林用子弹来解除这种威胁。毛泽东则更喜欢当众羞辱和暗中拷打的形式。

即使备受赞誉的经济改革者邓小平，也用漫长严苛的批判活动来清除他要放弃的官员，然后把他们软禁在家，或者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活受罪。成功的领导者还发现，开展清洗是有用的手段，可以给人们灌输意识形态原则，让干部们乖乖听话。

稳定占了上风，但腐败也是如此。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帝国。领导人的家族变得富可敌国。市场机会和政治豁免权的契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盘踞了25年，直到上月末才被习近平打破。

周永康是上届政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自1989年以来，正式被清除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在他掌控中共警察、司法系统和情报机构那段时期，国内安全开支的增长超过了国防预算。而且在中国庞大的石油工业中，周永康也是一位教父式的人物。

虽然周永康是习近平反腐斗争中最大、最新的一个目标，但就在一个多月前的6月30日，曾经在解放军中不可一世的徐才厚将军被移交检察机关，面临腐败指控。直到现在，周永康和徐才厚被正式清除之后，习近平才能肯定地说，这个至今仍从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已经处在他的控制中。

徐才厚可能会因收受巨额贿赂，帮助他人晋升职衔的罪名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周永康将因涉嫌帮助家属通过内部石油交易建立庞大帝国而受审。但私下里，他们可能还被控犯有政治罪过，比如密谋保护政治局中的第一只被习近平盯上的“老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熙来去年因为腐败和滥用权力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此之前，他的政治势力不断增强，被视为对习近平的威胁。

这三个人——政法首领、军方将领及潜在的挑战者——的行为极其恶劣，能够动用政治力量满足自己的需求，这非常危险。他们是保卫裙带关系、金钱交易及潜在暴力活动体系的三只老虎，这个体系在过去25年中不断发展。

该派别的中心人物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于1989年开始执政，他在2002年卸任时拒绝完全将控制权交给其继任者胡锦涛。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坚持参与重要决定，保护腐败官员，促成交易。

无论江泽民早期支持提拔习近平时有何期待，这位新国家主席已经表明，他执政时不会受前任领导人的影响。习近平逐步摧毁了江泽民的三个最危险的门生，这场行动的巧妙、果断，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有过的。

很难想象习近平是真的在严肃对待反腐和拯救政权，而不只是为自己揽权，彭博社(Bloomberg)和《纽约时报》的调查有理有据，证明习近平的兄弟姐妹通过裙带交易积累巨额财富。但在内部人士眼里，习近平本身是有道德声誉的，因为他反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做生意，并保证他和妻子、女儿是清白的——在外界看来，是这样的。

习近平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前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已经在挽救革命的斗争中赢得了第一轮，他们的父母曾为这场革命而战。但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因为，他们像前辈一样，投入了更多精力界定敌我，而不是确定目标。

胡木英是习近平的老朋友，她在今年过年召开延安儿女联谊会团拜会时表示，“动真格的了!这股清风吹散了浑浊之气。”

胡木英警告大家，一场针对西方文化以及普遍意识形态混乱的长期斗争即将展开。

“总之，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胡木英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作者高安西(John Garnaut)，澳大利亚《世纪报》、《悉尼先驱晨报》亚太版主编，著有《薄熙来家族沉浮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Bo)一书。

来源：纽约时报▲◆★●■☆

朱德姨太太告密 邓小平险没命 部下遭毛杀害 以仇报恩
——朱德，军阀造反的故事

作者：裴毅然

1 朱德遣妾及何氏这段“革命+恋爱+叛变”，当时中共人尽皆知，但出于众所周知的“神化”，1940年代以后便是不可触碰的“红色忌讳”，久久湮没。2 毛泽东借清党肃反之手，杀了朱德湘南暴动老部下陈东日、胡世健。红四军内部曾几次闹过“拥朱反毛”、“拥毛反朱”。3 “阶级斗争”就这样轻易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义”，朱德以怨报德，心安理得，无有犹豫，不起波澜

1949年北京，朱德，右为邓颖超。

共军总司令朱德原是一名有四个老婆的滇军旅长，被中共吸引后留学德国，再回国带六千众上井冈山和只有七百人的毛会师，故称朱毛。早与毛合兵不合心。

红色大陆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朱德的扁担》，几代大陆人无一不知，似乎嘴唇厚厚的朱老总就像那根扁担一样默默负重。后读《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社1978年)，这位与朱德一同最早湘南举事的“老井冈”(头颅赏金与朱毛同价——两万大洋)，抖出不少朱德早年故事，至今对大陆读者仍有震惊度。

一、四位姨太

一九二二年，曾任滇军旅长的三十六岁朱德(1886~1976)倦勤离职，带着六万大洋与四位姨太太由川至沪，想过一段快活赛神仙的悠闲日子。不巧，朱德接触上中共人士，迷恋上马列红，认为找到救国真理，决心脱胎换骨参加革命。其时时髦留洋，朱德决定留德，看看人家到底先进在哪里。不过，革命与赴德，可是一个与原设计180度大转身的弯子，总不能带着四个老婆一齐去吧?为了处置四位姨太太，朱德与四位姨太太召开了家庭圆桌会议。朱德对她们说：现在我不想作军阀了，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一个太太;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留下两万作出国留学之用，还有三万多元，分作四份，每份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能留一个太太，谁愿意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

四位太太自然都抢着要“跟”，争闹起来，无法解决，只得采取最公平的抽签，结果最美丽的何太太抽中，其余三位各发八千大洋，予以“遣散”。

八千大洋可是一注大进帐，至少相当今天八十万，省俭一点，一辈子衣食无虞。三位太太跟了朱德这些年，也算回报颇丰，领回一笔不菲的“青春损失费”。后来，朱德在延安对范长江说自己“半生军阀半生红军”，这半生军阀可不是虚的，而是有四位姨太太及六万大洋作注脚的“实质内容”。

那位跟着朱德赴德的何芝华(贺治华)，年轻貌美又喜欢交际，加之“革命了”，接受西方现代婚恋观念，经常“自由”地与中国留德生交往起来，不久便引来众多追慕者。何芝华倒也不避不遮，毫不隐瞒地将一切告知朱德，甚至将一大包别人的情书交给朱德：“你帮我看看，判断一下哪位男朋友是真心，最可靠。”

“革命后”的朱德，看完情书，很诚恳地对何说：

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

于是，何芝华便跟一位留学生走了。不到半年，何氏花完钱，那留学生又无法维持她的生活，她还真回头来找前夫，要求重拾旧欢。朱德同意她回来，一九二五年又带她去了苏联，生下朱敏。一九二六年五月，朱德奉命先行回国，何芝华随即爱上从法国入学莫斯科东大的革命青年霍家新，与之结婚。张国焘妻杨子烈《往事如烟》中说，何芝华柳眉杏眼，妖娆有致，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干热得像团火。

一九二七年夏，霍何夫妇回国，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何芝华赴沪做了中共中央“交通”。

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上安排霍何夫妇同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一间大洋房，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与邓小平等人接头地点。其时，罗亦农的赏格为三千美金。霍何夫妇每人每月生活费仅二十五元，根本不够用，又因出入酒店舞厅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深夜不归，多次受罗亦农批评，植恨在心。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他们告密出卖罗亦农，以期领赏。只差一分钟，邓小平也将被捕。

十天后清晨，一支迎亲队伍来到霍何宅前，鞭炮声中，中共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冲入房中，迫其交出党员名单，打死霍家新，打瞎何芝华一眼。红队本拟再到医院杀何，因国府派员看守严密，没机会下手，加上夺回名单，未再追杀。何后回四川。

朱德遣妾及何氏这段“革命+恋爱+叛变”，当时中共人尽皆知，但出于众所周知的“神化”，1940年代以后便是不可触碰的“红色忌讳”，久久湮没，厚厚尘封，笔者首次与闻很是惊讶一番。

笔者多事，替朱德扳扳手指，如加上老家原配与后来井冈山的伍若兰、康克清，朱老总一生至少“七美缘”，超过风流诗人汪静之《六美缘》。

二、朱毛不和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率湘南暴动六千余众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其时，毛的实力仅七百余人。朱德一来，实力大增，毛自然十分高兴。时人合称“朱毛红军”，朱在前毛在后，并不是随便排列的。后人以为两人既然合兵，又是草创时期领导人，一定通力合作，亲密无间。其实，根据“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回忆录，与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朱毛只是合兵，远未合心。

一九二八年七月下旬，朱德率部攻彬州，“虽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张，其实是朱德有意藉此而离开井冈山，准备在湘南自行发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当时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执行攻郴州的计划。”失败后，朱德仍不愿回井冈山，留在桂东休整，毛因此骂朱德是单纯军事冒险主义。延至九月下旬，朱德回山，毛指责朱德不顾根据地，有流寇思想。

毛泽东借清党肃反之手，杀了朱德湘南暴动老部下陈东日、胡世健。红四军内部曾几次闹过“拥朱反毛”、“拥毛反朱”。1931年秋，中共中央从沪迁赣，朱德对老助手龚楚说：“现在好了，中央迁到苏区来了，一切由党来解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

朱德认为“毛泽东是个权力欲极强而又独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决定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井冈山，使朱德不满。”龚楚认为以毛泽东眦睚必报的胸怀，朱毛龃龉乃是必然。

他们两人之合作能够维持到中国大陆变色之后，此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

三、以仇报恩

南昌暴动部队南下潮汕，朱德所辖第九军(其实仅一个团)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负责对梅县方向警戒。暴动主力在汤坑失败后，朱德部在三河坝也与国军苦战四日，因伤亡过重，被迫渡过韩江退入福建九莲山区，仅剩千余人。后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不愿打游击，率三百余人离去，朱德只得率残部退至鹅形、上堡湘赣边区活动。但地瘠民贫，解决不了给养，部队官兵又冷又饿，彷徨无计，都快撑持不下去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万分困难之时，云南讲武堂同学兼结拜兄弟、驻扎韶关滇军第十六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给朱，表示愿意收编朱德部。接到这一“天外佳音”，困境中的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大喜过望，但“约法三章”：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军政治部不得干涉;三、本团械弹被服从速补给，并须先发一月经费以便开拓韶关。范石生完全接受，并先拨五千银洋给朱。

这一期间，中共广东省委派人找到朱德，命他率部参加广州暴动。朱德等人便决定藉投靠范石生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奔穗。但等朱德部十二月十九日抵达韶关以北三十里的犂巿，广州暴动已于十三日失败，朱德遂正式接受范石生收编，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王尔琢参谋长，陈毅政治指导员，林彪第一营三连长。全团一千二百余人，装备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补充步枪子弹六万发，军容甚整。

此后，范石生还救了朱德一命。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范石生由广州给朱德一封紧急密函：“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巿，自谋出路。”原来广州政局已变，反共的李济琛再度回粤主政，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严令范缴械朱部。范石生顾念与朱德的结拜之谊，暗通消息，放他一条生路。朱德遂与王尔琢、龚楚商议，决定拉部队转入湘南山区搞暴动，湘南暴动由是而起。

对这样一位大恩人，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朱德就率部进攻驻扎在郴州、耒阳、宜章一线的范石生部。攻占郴州后，朱德与前敌委员会常委龚楚(1901~1995)巡视城内范石生十六军军部，范的副官长陈尸门外血泊。龚楚评说朱范结义情深且有活朱之恩，朱德袭击范部，“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感蹙然。”龚楚打趣问朱德：“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犂巿时的事吗?”朱坚定回答：“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龚楚闻言，犹冷水盆淋，一阵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中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

“阶级斗争”就这样轻易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义”，朱德以怨报德，心安理得，无有犹豫，不起波澜。后人读之，再联想到“斗完别人斗自己”的革命铁律，不免惊恐阵阵，啧啧起声：“哦，革命?!革命?!”来源：开放网▲◆★●■☆

 
“三个自信”勿成空谈 改革还需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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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6：中共胡习两代领导集体在承前启后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概念，也即后来被宣传工作者奉若圭臬的“三个自信”。这被认为是中共在执政60余年和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评价。在其他国家纷纷发展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之际，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影响力强势崛起、“这边风独好”的态势是这种自信生成的催化剂。

但是相对来说，除了道路自信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外，理论方面的匮乏、混乱和制度方面的严重缺位、不完善，使得宣传者在向外人喊出“自信”时颇感底气不足。“三个自信”对于决策者巩固执政、稳定“军心”、为改革擂鼓助威方面确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但是如果在制度和理论创新和架构跟不上，难免有沦为种自我吹嘘、自我麻醉之虞，反受其害。在改革尚未铺展之时，中共或需降低对“三个自信”宣传的声调，把重心放在揭示体制顽疾、探索理论创新上面，为改革出谋划策、积蓄力量。

　国外动乱催生中共道路自信

中共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十分自信的政党，在早期堪称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也保持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推翻和取代国民党统治。这种乐观情绪在其执政以后也得到延续。中共在国内发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外发动抗美援朝战争，奉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无不体现了这种具有鲜明毛泽东和共产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或者说是狂想主义。这一执政风格就是一种自信的体现，既有执政者对自我权力的自信，也有执政团队对自身国家体系、道路和价值观的自信。

成长于毛泽东时期的习近平成为中共新时期领导人以来，其务实而不乏强硬的执政风格被很多人视为带有浓重的毛泽东色彩。胡锦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习近平提出的“三个自信”，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猜测。中共中央和习近平的集权，反腐整风自我动刀做“外科手术”，意识形态领域多轮次整顿，在钓鱼岛和南海军事动作渐趋强硬，四面出击“只做不说”反击美国遏制，体现出习近平式的自信。不过，中共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三方面是否真的“自信”，或者说是否应当自信，却还需另说。

“三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的并非空中楼阁，尤其是近几年在与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对比，似乎更能凸显其道路正确性。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一向为共产党国家所诟病，并被视为其优越性所在。近年来两轮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创，在不同时期建成接近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伊拉克、泰国、台湾、乌克兰等国家因不同原因纷纷陷入动荡甚至分裂，与政局极其稳定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依托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增长，崛起之势几成必然，中共内部出现对自身道路的自信或自负也有其必然性。除了这种横向对比，与中共执政初期推倒重来和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国家状况作纵向对比，也能够解释这种自信的由来。亮眼的GDP数字、规模巨大的国家财政、军事能力的不断加强、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都为这种自信的产生作出的贡献。

理论与制度“自信”底气不足

一直有观察人士表示，不仅中国官民之间，国内外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即使是在贫穷动荡的毛泽东时期，中国向外展示的强大武力和扩张性外交也征服了很多华人华侨，现在则尤甚之。然而，中国民间却始终酝酿着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多年以来，贫富分化、腐败猖獗、特权横行、阶层固化、基层执政暴力化，无不对执政党构成严峻挑战。在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是，执政者如何谈及自信？于是也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外自信、对内不自信，高层自信、基层不自信，搞理论的自信、搞实践的不自信，负责宏观决策的自信、负责补充细节的不自信的现象。

事实上，除了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实现了稳定发展之外，同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早已先行一步，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实现了公民权利、社会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架构和文化繁荣。如果说中共的自信源于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的相对“成功”，那么“亚洲四小龙”就更有理由自信。也就是说，中共的自信其实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上，因而十分片面，是一种相对“自信”。其经济总量的单兵突进源于建立在忽略政治、社会、个人和文化基础上的片面和极端追求，由此积累的问题之严重复杂，引来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接近“临界值”的争论。

寻根究底，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制度方面，尤其是政治制度层面的迟滞和不健全。“政令不出中南海”和地方诸侯问鼎中央代表的是高层权力架构失稳的危局，重庆打黑沦为“黑打”和政法系统扩权代表的是法治的严重滞后，腐败和“四风”横行代表的是官场文化的整体性堕落，唱红和频提“敌对势力”则代表了文革破坏思维旧旧根难除。诸多乱政导致失望、怨气、暴力层出不穷，执政者如何能够自信？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自信又从何而来？

不久前中纪委剑指社科院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遭到境外势力渗透。其实，社科院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走得太远，缺少管控，而恰恰在于多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管控太多而探索创新太少。观察宣传者的文章，往往会发现其用马列毛邓理论和讲话进行“乱伦式”相互论证；或是老调重弹、自说自话，令群众莫名其妙、大感无趣；或是对执政者只知歌功颂德，而对于民间关注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根本不提。部分媒体甚至采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手法，看似实现了为党说话和为人民服务的统一，实则干扰了理性务实的执政理念，激化政治和社会矛盾。

　“三个自信”勿成空谈 改革还需实干

其实，中共不仅有不该自信的方面，也有不自信的历史。例如，实干家邓小平在破除毛泽东时代旧体制旧思想，主持中国改革开放大棋的部署时就少有毛泽东式自信的显现。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到设立经济特区，再到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体现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思维显然不太符合自信的定义。另外，执政者一直压制或者说搁置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历史的重审和反思，持续至今的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也被认为是“不自信”的表现。

虽然在经历数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经验教训已然相当丰富，其“摸石头过河”思想变为既摸石头又注重顶层设计，但是在面临类似邓小平改革压力的背景下，同样不应过于强调对自身制度和理论的自信和坚守。不然将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既然对制度自信，为何又要改革？既然对理论自信，为何又要理论创新？所以，对既有制度的自信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口实”，转化为改革求变的阻力，

也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提出“三个自信”，其实是在执政党面临严重执政危机的背景下做出的临时应对手法。这是主要针对党内的目标明确的宣传，目的是回答由外而内的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质疑以稳定“军心”。日益深化的反腐行动不断揪出令人瞠目的腐败分子和行为，改革或将触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针对美国日趋激烈的反遏制反渗透，都可能使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冲击。因此中共也需提前打“预防针”，让那些被视为中共“中坚”的大多数廉洁和忠于中共的内部人士坚守立场和信仰。

即使如此，也应考虑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官场官员早已不是毛泽东时期的官员，虽然仍然服从党政组织的指导安排，但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对于“三个自信”的频繁而高调的宣传如果具有说服力尚且好说，但如果是空话连篇，说话人自己都不相信，只能使这种宣传工作出现反作用，被视为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说到底，“三个自信”只是一种态度和信仰，它不是一种观点、认识、理论、指导方针和价值观，存在的正当性有赖于足够的物质、实践、数据和逻辑的支撑。正如文革后中共过渡型领导人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一样，重要的不是应该相信什么，而在于相信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三个自信”是否应当，取决于当下的改革实践。如果于改革无利，不如适当降低宣传声调。政论者与其昂首挺胸、不厌其烦地强调“三个自信”，不如低下头来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意见。来源: 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