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青春篇：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时期，而是心灵的一种状况。－－塞涅卡
☆青春是不耐久藏的东西。－－莎士比亚
☆如果你的心灵很年青，你常常会保持许多梦想。在浓重的乌云里，你依然会抓住金黄色的阳光。－－斯沃伦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进射出来的。－－罗曼•罗兰
☆真正的快乐是内在的，它只有在人类的心灵里才能发现。－－布雷默

今 日 看 点：2014-09-25▲◆★●■☆

中共亮底线或将出台“新闻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1256
强化号令意识 习近平屡次提“听从指挥”★★★★★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9/24/3623186.html
不管多大压力 中国永不制裁俄罗斯★★★★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9/24/3623345.html
中国挑战美在亚地位无意退让 美或铸大错★★
http://news.ifeng.com/a/20140924/42068166_0.shtml
蘭德報告提美陸軍五大支柱平衡中國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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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裡巴巴　明天更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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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四中全會的兩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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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亮底线或将出台“新闻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1256

2014-9-24：新领导层上台后抡起大刀进行的官场反腐整风，其实只是对国家进行“全面整顿”的突破口，秉承“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喉舌、以“铁肩担道义”自诩的市场化媒体都未能幸免。即使是一向被舆论指责刻板僵硬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也开始走亲民路线，而市场化倾向较重者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部分左派人士所称的“南方系”则已遭受两次重创，分别是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与2014年21世纪网涉嫌新闻敲诈事件。中共对南方系“下重手”并非暂时性应激式反应，而是始终都遵循着一套既定方案。

随着中共媒体布局逐渐明显，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的“9号文件”和关于网络管理的“七条底线”，可发现其媒体和舆论管理新思路是一种类似“底线清单”的模式。亦即，执政党为媒体和舆论划定明确的底线和框架，越界者会受到严惩，但除此之外者都任由发挥。这种界限明确、制定规则后的新制度环境，对执政党也是一种约束，比之先前排除了权力肆意干预的可能性。各界呼吁甚久的“新闻法”因此有望于不久之后出台。另外，在共同规则之下，长期以来中国执政党与部分偏自由化媒体之间的争执也有望终结。

划定媒体底线 中国或出台“新闻法”

半月前由公安部直接操刀侦破的21世纪网涉嫌重大新闻敲诈事件引起的舆论震荡仍未平息，《光明日报》文章《媒体从业者必须守住该有的底线》得到体制内媒体密集转发。对执政者来说，21世纪网新闻敲诈被揭，显然是一个整顿媒体不良生态、普及法治教育的契机。也有可能，执政者对于中国媒体圈普遍的腐败违法现象早就心知肚明，并且希望通过此种主动执法达到整顿传媒生态的目的。

相似的情形发生在新领导层甫一上台之时，当时是同一家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将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招致执政党高强度干预和管控，其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至此暗淡下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遭到的这两次变故，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触犯了中共意识形态禁忌，一个是触犯了法律制度。前事激起强烈的舆论和政治纷争，而后者却并未掀起多大的风浪，概因新闻敲诈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被容忍的，这也是世界共识和普世价值。

不过，这两件事对于执政党来说却并没有大的区别，不论是触犯政治忌讳还是法律，都属于一种不应存在的行为和现象。除了这两次目标明确的行动，执政党同一时期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和制约，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思潮的挤压排斥，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波及媒体。综合来看，都在中共整顿中国社会舆论生态的范围之内。

中共对“南方系”的两次动手都堪称强硬，与官场反腐整风的烈度相差无几。官场“破”“立”并行，媒体圈的整顿其实也是如此。“南周事件”后不久传出“七不讲”，也就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或“9号文件”。而在21世纪网新闻敲诈被警方揭开之前，中国国信办还提出了“七条底线”，指出网络参与者不能触犯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社会公共秩序、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七条底线。

中共对媒体的“立”由此初现端倪。这种“立”侧重于为媒体舆论划定底线，类似于一种“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是一个经济名词，是指政府规定哪些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这种思想表现在媒体管理层面就是，只要不触及这些已经划定的底线，从业者可以自由运行和发挥。对于身处其中的媒体或个人来说，一方面有了不得进入的明确的禁区，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自由边界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其实，这种限制不仅是针对媒体或个人，也针对体制内那些“闲不住的手”。众所周知，中国市场化的媒体生存范围狭窄，时常受到权力所有者不同方式的直接和粗暴干预。而在底线制定之后，这种不在限制范围之内的干预方式都将成为对规则的挑战，媒体会发生反弹，管理者也必须出手惩治。

如果从更为宏大的层面来看，执政者对“南方系”两次下重手的真正用意，并不仅仅在于压制反对者，而在于边“破”边“立”，为原本混沌混乱的媒体生态制定规则。在这套规则之下，所有参与者都有了自己的明确位置，都必须依照规则来做。外界及部分媒体从业者、自由派指责中共侵犯新闻自由的一个“罪证”是，中国至今没有一套新闻法规，而当前这一系列的媒体生态整顿和底线规则搭建，则为中国新闻法的出台创造了条件。如此的话，中国媒体也有望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和生态环境。

　新闻自由与政治的百年争执

世界上最早的报纸的可以推算到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中国西汉初年的“邸报”，但是中国媒体的真正大发展却是源于西方文明的强势介入和刺激。在整个中国向近现代化剧烈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媒体也在发生着同步的变化。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定义，亦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要成为美式还是苏式的报纸，是中国媒体衍变中的一条主线，也是一直存在严重争议的焦点问题。

清末《申报》、民国《大公报》，都是中国媒体在学习和追赶西方时出现的旗帜性媒体，但只是当时中国各媒体百家争鸣中的一部分。1901年中国就拥有了第一份官方报纸《北洋官报》，后来的国民党有《中央日报》，共产党也有新华通讯社，当然还有一系列相关联的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媒体。这近半个世纪时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媒体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历史道路选择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不过，随着抗战胜利、国共两党成为时代主角，双方为中国提供了两个道路选项，其宣传力量进一步强化，而整个中国媒体“自由度”已经相对弱化，开始式微。在奉行一党专政的中共重建国家政权制度之后，虽然也一度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只是昙花一现，是中国市场化媒体整体让位给官方宣传媒体过程中的一部分。乃至进入“文革”时期，媒体基本已经完全政治化，其特征是市场化媒体悉数调零或被收编，而官方媒体尤其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政治地位急剧拔高，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过这三家媒体直接发号施令，几乎进入了“报纸治国”的时代。媒体借此实现了最高的地位和最大影响力，但这也是国家制度边缘化、无效化的象征。

改革开放掀起经济发展大潮，政治与媒体层面亦面临变局。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出现和成长，党报官媒在坚持自身政治地位和立场的同时迎合市场需求，于是就出现了“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后期甚至如西方般涌现出一批报业集团。最具代表性的也是第一个成立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中国官民严重分立的大背景下，倾向官方立场与坚持市场导向的两种媒体发生分野，后者与执政思路之间的严重分歧，甚至有发展成为反抗与压制的苗头。“南方系”的两次遭遇即被认为与此有关。

虽然中国报纸的产生领先西方一个世纪，中国近代媒体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大发展，但是现今中国媒体环境的形成还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30年中，绝大部分中国媒体从无到有，再现了某种程度“百家争鸣”的景象。不过，相应的制度改革并未及时搭建起来，也没有处理好政治与新闻自由的关系，没有制定新闻法，这一时期相对先前来说是更为自由的，其实也是混沌的、混乱的。不止是权力和资本得以干预新闻自由，其媒体圈自身也存在腐败、新闻敲诈等不合理现象。建规立制已然十分紧迫，而在此之前，仍然需要认清政治与新闻自由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止戈合一 媒体生态制度化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大部分官方媒体不论是发行量、经营能力、公信力还是影响力，都已经比不上一些市场化媒体，比如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麾下众媒体。与此同时，两方又同时遭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冲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一方面展开一场对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整顿行动，另一方面整饬和改革自身宣传媒体，包括宣传报道方式更亲民的群众路线、进军新媒体平台等，以图抢占意识形态宣传高地，重夺舆论话语权。《人民日报》开通新浪微博和微信官方账号，国务院、最高法随后跟进，中纪委开通官方网站，另外还有一大批地方相关党政机构纷纷搭建网络宣传平台，其在中国舆论场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确实是骤然崛起。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执政者作为中国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一环，显然不会失声，西方社会里政府独立于媒体之外的情形，在中国几乎可以确定不会出现。

在新的媒体生态下，不论体制内外，党政系统还是民间个人，都可以是媒体圈的参与者、共享者，但是都应遵循共同的底线和规则。执政者是规则制度的协调者、决定者和监督者，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同样需要接受共同规则的制约和监督。

对于“南方系”一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在受到南周新年献辞事件和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后，其脱离于执政党意愿的政治倾向和不合法的资本关联都应有所约束。在新媒体中，《人民日报》等党政媒体与“南方系”等市场化媒体，不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方式，已经没有大的区别。原先相互对立的两个行为主体的趋同迹象，或许标志着政治与新闻自由的关系这一百年难题终于得到了答案。

毛、邓、江、胡对媒体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都习惯采取较为强硬、直接的“管控”思维和操作。在新形势下，从“管控”到“治理”，标志着对媒体的定位、态度和手法都需要应时而变。即使是对媒体不当行为的治理，也应当依据法律规则。这也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借助新技术成长起来的个人、新媒体也需有所警示。言论、思想本身是自由的，是应当被法律保障的权利。但是被传播之后，也就是进入社会层面之后，会产生很多不可控影响，因此这一传播过程必须受到监督与约束。来源: 多维▲◆★●■☆

 
强化号令意识 习近平屡次提“听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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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 2014-09-24：「外交官」(The Diplomat)网站23日刊文指出，最近相继发生的中美战机南海对峙和中印军队在拉达克对峙事件表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尚未完全掌控解放军。为保证军队对他效忠，习近平在访问南亚回国后，立即对军队发表必须绝对忠诚于党的讲话，显示他对军队并不放心，在军队地位也不稳固。

这篇题为「中国军队可能仍自行其是」的文章说，近来发生的事件显示中国军队并不完全服从于党的领导。习近平最近在对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强化号令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决听从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有效贯彻落实」。

2012年11月上台后便党、政、军大权一把抓的习近平还特别指示军官们要「认真分析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内安全形势，认真研究世界新军事革命态势」。文章指出，习的讲话显示军队内部有不服从党的号令的情形，使他觉得有必要在军官面前特别强调服从指令的重要性。

今年8月19日，解放军队一架歼11战机在南海拦截美军P-8侦察机，两机异常接近，据称歼11战机还曾在美机上方作出滚筒动作。美国延迟三天才公布这一事件，是因为美方研判，解放军军机这样的接近，习近平等中共现任领导层并未参与。美国官员指中方曾在今年3至5月，最少三次派战机在同一空域异常接近美军侦察机，每次历时四至五分钟。白宫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抗议，并未公布详细情况，只是想把军机正在冒险的讯息传递给中共领导层，认为让其进行内部提醒是更为现实的做法。

日前习近平访问印度时对印度总理莫迪说，他并不清楚中印在克什米尔对峙的细节。而在从印度回国后他立即做了上述讲话，显示军方在拉达克行动事先也未与高层仔细协调。不过与前任胡锦涛不同的是，习近平此次是利用官方媒体，用直白的语言向军方传递他不满的信息。

分析指出，向外界透露中国军队在印度、东南亚和东海的行动并非出自最高领导层授意，或许有助北京减轻外国的压力。但另一面却是，这将有损习近平试图打造的强势形象。

不过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不管中国军方的行动是有意为之还是军方指挥官的自行其是，这样的消息都不会让他们舒服。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和美国的领导者和战略家们对如何破解中国领导层的黑箱操作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只想找出方法，如何有效应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行动。▲◆★●■☆

 

 

不管多大压力 中国永不制裁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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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声 2014-09-24：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提议中俄共同为维护战后秩序继续作出努力。另据俄媒消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在会面后对记者称，中国永远不会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不会参与。

据俄罗斯之声23日消息，马特维延科称，“习近平指出，不管我们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们都永远不支持对俄罗斯制裁，也永远不会参与”。

据马特维延科介绍，中国已经公开表示了对实施单方面制裁的不可接受性、非法性和反作用性立场。马特维延科指出，我们在这里的立场绝对一致。她指出，俄中均认为“制裁无效，并视其为试图对国家主权施压，以使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使其衰弱，另外阻止其发展”。

马特维延科强调，“这是中国的公开立场，我们感谢中国这样的评价”。马特维延科还指出，没有什么制裁能影响两国的伙伴关系。她称，“俄中战略伙伴关系有着长远前景，她不受任何政治局势和任何人野心的左右，因为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从中国国家主席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语是很难得的”。她补充说，中国“对在乌克兰发生的一切、对危机的起因给出了绝对客观、合适的评价”。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9月24日消息，鉴于当前乌克兰局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24日下午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开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追加制裁措施，内容包括严格限制对俄武器出口以及限制对俄5家银行发行证券等。▲◆★●■☆
中国挑战美在亚地位无意退让 美或铸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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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24日 环球网：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3日文章，原题：紧张局势继续，中国无意对美国退让

本月早些时候，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赖斯此行表明当前中美关系充满紧张。在奥巴马11月访华前，美政府应认真反省对华政策。

面对日益崛起和愈加强硬的中国，许多美国政界人士称，为迫使中国不再挑战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美须表现出更坚定的决心。但在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看来，这些建议很危险，因为中国正切实挑战美国在亚洲的独大地位，且无意退让。抨击奥巴马的人称，其软弱表现无异于令中国胆子更大。怀特则认为，华盛顿为惩罚北京挑衅而发出更强烈威胁，只能加大中美冲突的风险。

这或许解释了目前影响美国对华交往的障碍。近几个月来，华盛顿一直试图加大对华威慑力度，方式是措辞更强硬、对亚洲盟友承诺更明确，并加强地区军事存在。例如，奥巴马重申美对日菲的防卫义务，派军入驻澳大利亚等。但就在其发出警告后，中国在中越争议海域部署大型石油钻井平台且持续作业数月之久……

一些美国人觉得，华盛顿并未足够强硬地逼退北京。但怀特认为，逼退绝非取胜配方，“(好像)奥巴马宣布决心保持亚洲实力时，中国就应彬彬有礼地退让。但这种方式没奏效。反而遭到北京更强硬的反推。”中国已把美国视为导致该地区紧张加剧的罪魁祸首。当亚洲小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与中国对立时，中国学者表示，“它们并不是单独面对中国，美国在它们背后。”

两种解决之道或可避免美中关系崩盘。一是美国交出在亚洲的独大地位，与中国分享权力。可问题是，许多亚洲国家会拒绝接受中国主导的亚洲，即便支持中国的美政客亦不赞同。另一途径是中国通过政治改革促进民主转型。然而，虽然有些学者相信中国显然正在进行变革，但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它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保持现有政治体系。若无上述两种“游戏改变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将疲于应付与日俱增的紧张事态和潜在军事冲突。

在北京无意退却的当今世界，美国展现决心之举有可能继续导致中国更强有力的反击。若采取基于臆断北京会迅速退却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将铸成可怕大错。(作者马颖，丁雨晴译)▲◆★●■☆

 

 

蘭德報告提美陸軍五大支柱平衡中國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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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4：美報告建議要在加強對華軍事合作與遏阻中國冒進之間求平衡 網絡圖

中評社華盛頓9月23日電（記者 余東暉）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最近發布《美國陸軍在亞洲，2030-2040》報告，提出美國陸軍應建立五大支柱，支持美國總體的軍事戰略，在美中共同目標與美國支持和保護條約盟友和夥伴之間取得平衡。報告指出，發展平衡中國軍力的戰略不應犧牲兩國未來的合作。

這五大支柱是：

▲第一，美國運送和保持戰鬥與後援部隊的能力，在西太平洋地區任何地方實施快速打擊的能力；

▲第二，美國擁有能力強勁和高度可靠的本地盟友的優勢，比如韓國、日本、澳大利亞，並提升其它夥伴的能力；

▲第三，增加中國投射軍力至邊界和水域之外的行動難度；

▲第四，利用技術減少美軍易受中國打擊的程度；

▲第五，利用美國在全球力量的持久優勢，使美國領導人擁有一系列可靠的非核武器戰爭提升選擇。

報告說，這些手法將導致美國承認中國在世界日益擴大的重要性與合法利益，同時保持美國對本地區盟友和夥伴承諾的政策。報告拒絕將中國當作21世紀的蘇聯來對待，承認中國軍隊更有能力，尋求與中國合作。報告主筆、蘭德高級研究員凱利（Terrence Kelly）說：“中美有共同的全球利益，但美國對其維持區域穩定的能力正在被中國不斷增長的軍力限制或削減感到愈益擔憂。”

報告提出，美國陸軍應發揮支持美國亞太軍事戰略的六大作用：為盟友和夥伴提供訓練和支持；幫助保衛關鍵設施不受敵軍地面、海上、空中和導彈攻擊；為聯合部隊提供情報、偵察、監控等關鍵的有效支持；投射遠征軍到戰場，包括實施中等規模強行進入的行動能力；貢獻於新的傳統威懾選項，包括陸基與反艦防衛；幫助鼓勵中國參與軍事合作接觸。

報告強調，今後20年美中關係將是美國東亞政策的支點，美國需要一個戰略，既承認與中國在全球層面有共同利益，又認識到在西太平洋地區有真正摩擦的可能，以應對平衡這兩者的挑戰。

凱利說，實施美國陸軍戰略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不犧牲美中合作的目標，同時又能防止中國的冒進。美中積極關係對美國全球利益如此重要，美中合作目標應當得到加強，而不應被任何軍事戰略所損害。

因此這份175頁的報告建議，美國地區接觸戰略不應視中國為敵人，相反應尋求方式促進合作，減少緊張；美國軍事戰略必須靈活而有彈性，對中國國家戰略和行動有反應，使中國保持在與國際規則一致的道路上；美國陸軍應加強對華軍事接觸，也應專注於建設夥伴能力，確保區域軍隊在遏阻中國可能的冒進行為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美國陸軍應做好準備實施和支持聯合軍事行動；美國陸軍應加強在中國反衛星、網絡和其它攻擊之下通訊等能力被削弱時的行動能力，加強反介入和區域阻絕能力，反制中國的部隊投射能力，並強化自身能力，突破和降低中國反介入和區域阻絕能力。▲◆★●■☆
阿裡巴巴　明天更殘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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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5：阿裡巴巴的IPO是全球網絡活動演變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裡程碑

中評社香港9月25日電／阿裡巴巴上市首日股價曾大漲38%，而這種勢頭卻沒能延續，該集團股價周一收盤下跌約4.3%，報收89.89美元。

美國《僑報》9月23日載文《阿裡巴巴 明天更殘酷》，文章說，不可否認，阿裡巴巴的IPO是全球網絡活動演變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裡程碑。無論是對公司，交易所還是全球的股票市場來說，阿裡巴巴的上市都可以說是一個“傳奇”。15年的時間，將之打造為全球互聯網界市值第二的黃皮膚中國人，一時間成為全球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整個全球互聯網格局因此重寫，華人世界為之歡騰雀躍。

過去十年，中國和西方的互聯網世界在上演著各自的故事，現在它們將融合稱一個全球故事——商業模式均深深植根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不過這場資本盛宴對中國本土而言，似乎有太多的遺憾。

盡管中國消費者雖然促成了阿裡巴巴的成功融資，盡管阿裡巴巴登陸紐交所受到許多中國人的慶祝，但阿裡的股票卻將中國投資客拒之門外。因為國家有限制措施，所以中國大陸的投資者無法直接購買外國股票。中國投資者只能通過所謂的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推出的理財計劃來間接購買外國的有價證券。

同時，人們對於中國是否能夠令人滿意地培養自己的企業家產生懷疑。有人嘆息失去了一個在本國舉行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股票上市活動的機會。中國的企業和證券業監管條例明顯滯後於世界潮流，這些條例對於有著多元化資金需求的創業型企業來說是過時和不合適的。中國其他主要互聯網公司在上市時統統避開了滬深股市，包括在香港上市的騰訊和在紐約上市的百度和新浪。其實，中國不少早期成立的互聯網科技企業，特別是現今已經貴為龍頭的企業，在命運的安排下，已經注定與中國股市無緣。這也應引起中國證券監管層的深刻反省。阿裡巴巴決定在紐約上市可以說是在滬深股市A股市場已有的傷口上撒鹽。事實上，香港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同意阿裡巴巴在香港上市。為防止在上市後失去對公司董事會的任命權，馬雲曾要求香港修改有關“同股同權”的標准。

中國資本市場對此類企業的態度，注定了企業未來上市之路，也必須離開A股走出去，令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投資者均無法分享企業成長的果實。

上市對阿裡造成最大的影響，就是要開始更加透明地運作，多少增加了一些流程和合規要求。在IPO之前，阿裡巴巴一直曾以靜默期為借口拒絕對此作出回應。曾有分析稱，淘寶的假貨問題依然嚴重，而且在一些情況下還愈演愈烈。事實上，直到2012年，美國貿易代表才將淘寶網從其“假貨市場黑名單”中移除。

在資本文化方面，中美兩國文化和法律上的不同也是阿裡未來可能面對的風險。由於文化和法律差異，導致西方投資者對中國公司的透明度、信息披露的預期與實際行為存在差距。

阿裡巴巴的投資者，甚至包括大股東，其利益的維護完全依靠合夥人的契約信守精神。各有關主體訂立契約，源於彼此的信任，都相信各方在關鍵時刻能完全履行契約，能盡全力恪守照顧、保管等附隨義務。

作為一個虛擬交易市場的淘寶網，由於其銷售商品數量龐大，發現和確認假貨難度依然很大。因此，接下來阿裡巴巴仍然要為其付出較大的成本，並接受資本市場的質疑。

此外，跟許多中國互聯網公司一樣，阿裡巴巴集團的註冊地在開曼群島。中國互聯網公司大多因為接受境外融資而成為“外資公司”，但牌照只能由內資公司持有，境外的上市實體通過協議方式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業務實體就是上市實體的VIE（可變利益實體）。也就是說，阿裡巴巴部分經營利潤來源，掌握在VIE手裡，而VIE擁有者為馬雲和他的同事謝世煌。因此如何清晰界定公司利益與個人利益並能建立有效監管機制，必須給衆多投資者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這家深刻改變中國的公司的成功也同樣得益於中國經濟的轉型時刻。中國經濟正在從投資驅動型的出口機器轉變為放寬管制的消費驅動型經濟，阿裡巴巴得到了一個置身於此轉型關鍵核心的機會。與此同時，阿裡的成功上市也發生在人們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人才和資本外流感到日益擔心的背景下。

以上擔憂，需要中國監管層和阿裡巴巴們做好充分准備。正如推崇《阿甘正傳》的馬雲的名言：”永遠不要放棄。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後天很美好，太陽會重新升起。”惟其如此，才能讓中國延續一個個扣人心弦的“傳奇”。

 

 

對中共四中全會的兩大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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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5：中評社香港9月25日電／近日到北京與諸多朋友、學人、師兄弟相聚，本以為在眼下的世風中，話題無非是衣食住行玩五大類。不想，談論的中心仍然是天下大事，特別是對今年10月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猜測議論最多。其實，無論是議論還是猜測，都離不開對習中央兩年來的工作加以“民間”式地評價，更少不了對今後幾年中國發展趨勢的期望。

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25日載文《對中共四中全會的兩大期待》，文章說，中國公衆對十八屆四中全會，最盼望的莫過於習中央能把反腐敗工作抓到底，不但不要知難而退，相反，更要把反腐鬥爭常態化、制度化。用時興一點的語言表述，就是要把反腐盡快從治標向治本方向轉換。

反腐敗常態化、制度化 刻不容緩

習近平主政中國以來，曾多次向國內外媒體闡釋中國開展反腐敗的意義、現狀、目標和任務。歸納起來，就是他說的三句話：“要讓我們的幹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明顯，對中國各級官員來說，“不敢腐”，是壓力下的畏懼、被動的自我保護。而要做到“不能腐”，則要依靠嚴格的制度限定，要把公職人員的公務活動和公務開支與他們的私人活動進行清晰地劃分。中國黨政人員特別是一些高層幹部，以往用公款進行消費的方式，可謂是五花八門、令人咋舌，這也就愈來愈引起納稅人的不滿和憤怒。至於說到要令官員們達到“不想腐”的程度，則將是一個相對長遠的理想的目標。要達到“不想腐”的境界，只有在“不能腐”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由此可見，先以雷霆之力，把中國官場一度頗為囂張的貪腐之勢狠狠刹住，就可以為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贏得時間，也可營造出一個有利的輿論平台和社會氛圍。中共十八大以來，對腐敗現象的打擊和對腐敗分子的高壓，遏制了貪腐之風的蔓延，使正氣得以抬頭。數十名高級官員落馬，近千名中層官員被查，數萬件貪腐案件曝光……應該說，習中央在讓官員受到強烈震動、使貪腐行為大大收斂方面的確是頗見成效。

就在打貪反腐成績斐然的同時，中國社會的另一種聲音也變得愈加強烈，那就是對建立反腐長效機制的呼喚。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貪腐行為的被揭露，一批身居高位的國務院部委貪腐高官的被曝光，以及山西省級高官中大面積的違法違紀現象，引發了全社會的反思。山西省在短期內出現的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問題；曾位居全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山西省呂梁市竟先後有5名書記、市長因貪腐受賄丟官下台……都足以證明這裡的政治生態，已經糟糕到何種地步。難怪，一位中共政治局常委近日在宣布山西省人事變動的會議上說，山西的政治生態不好喲！與山西省類似，四川、河南、廣東所揭露出來的貪腐案件，其所涉及的官員數量之衆以及令人瞠目的資金數額，更大大增加了制度化反腐的緊迫感。

人們思考最多的是，這些高級官員，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這種人物，是怎麼一步一步掌握了國家和軍隊大權的？他們在被選拔任用、步步高升的過程中，難道沒有經過甄別、審查、民意測驗與公衆監督嗎？如果有，那麼漏洞又出在哪里呢？此外，手握重權的周、徐二人，在其職位上已有多年，他們收受賄賂，提拔和任用了一大批對其行賄的官員，包括公安部的正部級官員、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發改委主任等人。這種僅憑一人好惡，就可決定國家支柱部門（公安、司法、軍隊）人事變動的制度，會存在多麼巨大的隱患！中國公衆正是出於這種思考，才會對被詬病己久的國家人事制度掀起新一輪的指責和批評。很多人認為，人事腐敗才是中國最大的腐敗。

從查處的腐敗分子看，有的是“帶病提拔”，有的是“邊腐邊升”……均屬用人之失。盡管這些腐敗分子的被任用，與選用幹部的標准不高、把關不嚴有一定關系。但更多的還是因為選任制度和監督制度存在重大漏洞。中國目前的選任制度，雖然也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但由於依然採用“伯樂相馬”的方式，所以其實質還是“以人選人、少數人選人”。這就造成了隱形的人身依附關系。因此，迫切需要把“伯樂相馬”變為“規則選馬”加“規則賽馬”。除此之外，還要認真地清理那些只能嚇唬人的“紙老虎”“稻草人”法規制度。作為執政黨，中共以往並非沒有制度，關於如何處理官商關系、領導幹部家屬從業、領導人用車住房出國等等，都規定得十分明確。但關鍵的問題，是法規執行得極不嚴格、十分無力。而不嚴、無力的關鍵環節是某些領導人本身的帶頭破壞。周永康從國土部調任四川時，就公開違反中央規定，私自帶秘書前往，而且一帶就是兩個。某省一位提前退休的省委書記告訴我，他之所以有此遭際，原因就是他曾堅決反對自己的前任上調中央時帶秘書帶司機。此事我後來做了核實，確如他所說。

除了人事制度的漏洞之外，貪腐之人能進行巨額的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及用公款大肆揮霍，中國財務制度中資金支出支配上的漏洞之多、之大、“人治”色彩之濃厚，也是同樣驚人的。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問題詳加評述，但應該指出的是，國家財政資金的支出與使用，必須打掉“神秘化”和財稅機構的部門化傾向，絕不能再出現一位省長或部長被財政部一個處長訓斥得流淚的場面；絕不允許財政官員在酒席上拍胸允諾只要對方連喝十碗酒就撥款幾百萬的荒唐事再發生。預算透明、稅務民主、財務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試金石，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標志之一！要知道，帳房先生當道，則家業不興、國脈不通，千古一理。

有了上述的社會認知和輿論，也就預示著，在中國實現制度化的反腐，特別是在人事制度和財務制度上的改革條件已經大體成熟。一場從抓大大小小的貪官到制度化反腐的歷史性轉折，正在悄然而至。日前在習近平主持的一次中共最高領導層會議上，專門討論了中央所屬企業負責人的薪酬和待遇問題。這次會議，是在制度反腐上邁出的嶄新一步。它的重要性就在於中央決心要從制度上切斷既得利益集團以國家名義壟斷國家資源、侵吞國家財富、揮霍國有資金的管道與途徑。在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縮小貪腐行為的活動空間。由此，人們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從堵住人事與財務兩大漏洞出發，建立明確有效全面的反腐敗機制，應該會成為會議的亮點。

社會之病、人心之疾 亟需治療

除了反腐敗以外，中國公衆對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另一個重大期待應是環境治理。這裡所說的環境治理包括生存環境、生活環境和社會病征三大類的治理。

中國的生存環境當然要首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交互影響。盡管許多地方官員極不願意承認，但中國人所生活的自然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差，這是令人無奈和惱怒的不爭事實。北京市政府不久前發布的《健康白皮書》中顯示，2012年（注意：這是兩年前的統計數字）北京市惡性腫瘤新發病例為40307人，突破4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就有110人被確診為癌症！這個數字幾乎是10年前的一倍，當時是每天60人。同時，肺癌患者已躍居第一位；而肺癌的背後，則是北京數年當中“勇”奪全國空氣污染之冠。能與北京惡劣的自然環境相“媲美”，幾乎成為犄角之勢的則是深圳。從2000年至2012年，這座具有中國改革開放標志稱號的城市用了近350億人民幣的巨額財力去治理被污染的河流。但今天嚴峻的現實卻是，涵蓋全深圳85%的河流在最新的評級中均被評為“劣五類標准”，屬於等級中的“極差”。更讓人不安的是，諸如北京、深圳這樣的實例，在全國絕非少數。在消費文化盛行的中國，每年製造的垃圾達到驚人2.5億噸，而垃圾分類以及無害化處理卻微乎其微。

除了可怕的自然環境令人擔心外，生活環境的迅速劣質化同樣使人憂心如焚。這裡所說的“生活環境”劣質化傾向，主要是指危害公衆食品安全的問題：勾兌奶茶含重金屬、用死老鼠加明膠冒充羊肉、地溝油充斥全國中小餐館、萬頭死豬驚現黃埔江、狗都不吃的泡椒鳳爪牙簽肉、校門口小販所賣5角錢食品坑害學生、用糖造“蜜”已成行業秘密…商業欺詐，特別是食品製造中千奇百怪的制假造假，極大地威脅著中國公衆的身體健康。盡管公共傳媒多年向受衆傳授著識別假貨的本領。但要讓普通民衆在穿衣吃飯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具有科學家般的鑒別能力，簡直就是奢望，也是可悲可笑的。

除了生存環境、生活環境需要下大氣力加以治理之外，中國社會病征的嚴重程度也到了再不治療即病入膏肓的程度。這裡所說的“社會病征”就是當下中國社會生活中那些最為人痛恨卻又深感無力與之抗爭、更無力改變的醜惡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心理。有人把某些醜惡的社會現象背後的社會心理歸結為10種病態。它們是：1、信仰和道德危機；2、社會冷漠與自我焦慮並存；3、習慣性懷疑一切；4、炫富與仇富；5、暴戾狂躁乖張野蠻；6、審醜心理膨脹；7、娛樂至死不休；8、沉溺網絡不可自拔；9、城鄉居民生活方式趨同但精神排斥；10自虐與自我欣賞同在。

盡管人們對上述的歸納是否准確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異議與歧見，但筆者相信，凡稍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都明白，出現嚴重的“社會心理病征”的根本原因，一個是前文已詳盡闡述的官員貪腐所造成的社會基本價值觀的無序、顛倒和混亂。另一個則是全社會在惟利是圖的拜金主義狂潮席捲下、在資本原始積累的巨大誘惑與衝擊下，社會誠信出現了根本性動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執政者錯誤地把重商主義視為中國發展的唯一途徑，而忽視了發展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須要建立的信用體系，從而造成了與政府公信力相關的政務誠信、司法誠信，與正當有序的市場經濟相關的商務誠信的嚴重缺失。

今天，這種因為失信造成的中國公衆的疑慮情緒，已然滲透進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吃飯，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飛機晚點的理由，不相信鐵路行業解決買票難的能力和誠意；看病，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公正……今天我們已經不必追究誰失信在先，誰失信在後，嚴酷的現實是：官腐民敗，千奇百怪。炎涼的世道頻頻昭示：在今日之中國，政府、專家、媒體、企業、公衆之間正在出現一堵堵亟待翻越的“不信任之墻”。有了這樣的“不信任之墻”，哪還有政令暢通之可能？！社會之病到了這種程度，不踏踏實實地收拾人心、不老老實實地聚擾人心，還談什麼發展？

毫無疑問，“社會之病”的治愈還需從執政黨做起。社會之病是時代的投影，從根本上說還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精神狀態和人生價值的追求。當前的社會病態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人心”的嚴重失衡，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出現的不和諧已接近斷裂地步。這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是集“素養、心性、國民性、價值觀”等四位一體的大文化問題。中共作為執政黨，對症下藥責無旁貸。由此，人們自然而然就要期待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不僅有鏗鏘的宣言，而且還有治病的良方。（本文作者秦曉鷹為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