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经济复苏作用关键 中日经济博弈谁怕谁★

(01)★解密:1969年苏联大兵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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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战略评论:美国没有对伊朗动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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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三十年前——中国为何主动与美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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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清明上河图》的三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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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中国对日经济复苏作用关键 中日经济博弈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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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我国派出海监飞机监视监督日本东海调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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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中国的磁悬浮试车,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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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一再编造无稽之谈 美国又诬蔑我派间谍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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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解密:1969年苏联大兵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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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2月21日作者/莽东鸿: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6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O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新闻午报) 来源:千龙网
(02)★战略评论:美国没有对伊朗动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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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2-20) 新京报(北京)□陈冰(旅英媒体人) 美国要兴师,英国会首先动众。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看,在美国按下导弹发射按钮之前6个月,英国媒体便轰轰烈烈地进入战事报道状态。
在伊朗核问题上,《星期日电讯报》关于美国加紧备战的报道,既没有被其他媒体隆重推荐,更没扣动全英热辩的扳机,可以判断美国闪电轰炸伊朗核设施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外交施压手段。
俄罗斯军事专家今夏开战的预言,似乎有点冒失。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没有动武的理由。伊朗恢复铀浓缩活动口头上称是为了发展核能源,在核武器八字没一撇的现阶段发动进攻,是难以得到民意支持和世界舆论同情的。伊拉克战争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让布什政府失去战争信誉。
美英军队屡屡曝光的虐俘劣迹,已经让美英军队失去开战的最后一根稻草———道德理由。不仅在伊斯兰世界,就连在美、英国内,人们也不再支持政府的战争立场,要求撤军的呼声此起彼伏。
最重要的是,一旦美国发动空袭,伊朗便成了最大的赢家。首先,定点轰炸虽能摧毁几处核研发工厂,但无法抹掉核技术。西方核专家认为,空袭至多能延缓伊朗核武器的研发进程,但不可能中止,2010年伊朗就可能拥有核武。
其次,美国梦想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变成中东的民主灯塔,但美军的虐俘丑闻、情报机关严刑逼供恐怖嫌疑人、国防部拒绝调查和惩处违纪军人,使得空袭伊朗必然会激起伊斯兰世界更为强烈的反美情绪。当美英军队从阿富汗、伊拉克撤退后,留下的是以什叶派为主体的社会和政府,伊朗的影响力会迅速进入这两个国家,并延伸到叙利亚、沙特阿拉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多年时间,却能让波斯后裔不战而取得两伊战争的目标,并把美国的民主灯塔演变成反美灯塔。
再次,美国向伊朗发动空袭,会成为反美力量的免费招聘广告,更多的穆斯林会怀着圣战情结,加入袭击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列。凡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几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恐怖袭击,且都是本国人而不是“基地”组织派人干的。反恐战争成为繁殖恐怖的导火线,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最后,伊朗是世界第四大产油国,石油是伊朗手中强有力的王牌。目前的能源紧张,已使欧美国家普遍感到危机就在眼前。今年年初俄罗斯关闭气阀,很多欧洲国家马上挨冻;英国供家庭使用的天然气价、电价已上涨百分之二十,政府倾向于发展核电站来应对。欧洲能源专家认为,空袭会让伊朗把油价送上天,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近似遭受核打击。
伊朗敢于和美国叫板,是知道美国动武的可能性较小。美国以火药味甚浓的措辞来威胁伊朗,是知道伊朗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抵御全球性的经济制裁。不过,美国和伊朗都难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两国都不能赢的情况下,还不如回到谈判桌上,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来说说如何让各自成为地区稳定的力量。
两国政要现在都该读一下《伊索寓言》中“太阳和风”的故事:如果群风你追我赶地抢着去把一个人的衣服脱下来,用尽全力的冷风会让这个人把衣服裹得更紧,但太阳的温暖却能让此人自己把衣服脱下来。
所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提到议事日程前,美伊双方会作出妥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待英国首相布莱尔来访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放出信号,“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能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伊朗核问题”。
(03)★三十年前——中国为何主动与美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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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2-20) 南方周末(广州):1971年3月,中国国家体委和外交部收到正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代表团关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报告后,认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机不成熟。处事谨慎的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苦思三天,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个决定使中国将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到了自己手中。
为什么毛泽东会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一般都认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毛泽东推动中美接近,是出于反对苏联威胁的需要。
实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初的打算是,通过中美关系的改善,解决台湾问题。1970年1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正式答复尼克松时说,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欢迎美国派人来北京。美国方面收到这一信息,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中国同意接纳美国人访问,不高兴的是中国只想与美国谈论台湾问题。美国传话说,如果中国只与美国谈台湾问题,美国将不会派人来北京。到1971年4月,中国才表示不再坚持只谈台湾问题。
在与美方谈判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方面坚持的一个重点谈判内容。基辛格来北京访问时曾表示“三不政策”:即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后来尼克松来华前准备的笔记中,也曾打算向中国表达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设法节制日本在台湾的活动、支持和平解决的立场,这显然比美方在联合公报中表达的立场更为清晰明确一些。
其实中国从改善对美关系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既不是解决台湾问题,也不是对付苏联威胁。中国得到的好处是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的,那就是为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开了一个最大的空间,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的第一块基石。
(04)★《清明上河图》的三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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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张择端的身世之谜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惟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所著《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赵佶见了张择端的绘画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清明”与“上河”含义之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地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易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其中对扇子的考证叫人折服。《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扇子有十多处,这是孔宪易先生产生秋景说法的原因之一。周宝珠教授考证认为,扇子的主要功能的确是用来拂暑驱蝇,但是在北宋这个时期还另有它用。扇子除有题诗作画、扑卖馈赠之用外,还有“便面”之用。“便面”这一风俗由来已久。书生文人、达官显贵、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障面,对方心神领会并不责怪,反而认为是礼貌之举。故曰:“以扇遮面,则其两便。”由此看来“便面”习俗是不受季节影响的。
  周宝珠教授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嘉,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取悦宋徽宗赵佶,曾倡导“丰享豫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
  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
  《清明上河图》——
  你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想占有你。
  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懂你?
(张梦君,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中央电视台即将播出的八集历史文化纪录片《清明上河图》导演。)
  中国艺术品网
(05)★中国对日经济复苏作用关键 中日经济博弈谁怕谁★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中新网2月20日电 率先将中日两国政治、历史认识、外交方面的分歧扩大到经贸领域,使两国关系“降温”的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希望用“经济牌”动摇中国对日外交的一些立场和主张,例如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等。《中国青年报》刊载专家分析文章称,鉴于中国已取代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对日交往中如何开展经济外交、打经济牌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新课题。
  报道称,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非常善于使用手中的“经济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国际舞台上打经济牌的实力不足,并且缺少经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GDP跻身世界第四,对外贸易位居世界第三,制造的173种商品位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拥有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证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者认为,变化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手中已经拥有许多经济牌可以打,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初步具备软实力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如何开展经济外交、打经济牌已经成为我国外交的新课题。如今,在对日经贸关系处理上,假如单纯强调合作,面对日本政府打经济牌不作出反应,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样,日本政府还会毫无顾忌地打经济牌,限制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引导其向着更加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我认为,当前在处理中日经贸关系方面,“不是争论经贸关系冷热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问题的实质,研究如何回应日本政府打经济牌的问题。
  作者称,2001年,笔者有幸直接参与处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摩擦问题。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对日斗争必须有软有硬,有理有节,该主动出击时决不犹豫。我认为,当前日本政府打经济牌降温中日经贸关系,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回击,否则,日本政府还会步步紧逼,继续制造麻烦和事端。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在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中谁依赖谁更多?以及当采取措施使得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降温、双方均受损失的情况下,谁可能受到的损失更大,谁承受损失的能力更强?
  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中谁更加依赖谁?首先从两国贸易交往分析,2005年,我国对日贸易同比增长约12%,这已经是连续11年对日贸易增长低于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长水平。预计2005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为1880亿美元,低于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规模,所占比重也由1994年高点的24%降至13%。从中国角度分析,日本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位次下降、重要程度减低、贸易热度降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降温与中日政治关系变冷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另外,从日本角度分析,两国贸易持续较快增长,日本对中国包括香港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对美国贸易的规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说明两国贸易还在升温。造成两国贸易这种“温差”的原因,一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经济贸易增长水平低于中国,也低于美国、欧盟;二是日本市场规模不如美国、欧盟大,增长空间相对较小;三是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下降更多,2005年约在10%,而从日本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重却在15%的高水平上。在国际上普遍重视出口的情况下,日本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确实有明显下降。但是从日本角度分析,日本对中国出口呈现大幅上扬趋势,日本经济感受到中国经济的“热”,实际上说明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在增大。事实上,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发展已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取代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关键性作用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3年日本对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贸易收支实现顺差274亿美元,折合为3.26万亿日元,对三地出口增加267.32亿美元,在当年日本经济2.5%的增长率中占有0.7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日本对三地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增长仅有1.8%。这还仅仅是直接拉动作用,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增长间接带动日本出口,以及日本扩大出口波及其他行业复苏等间接效用全部计算在内的话,笔者估计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带动作用大约有1个百分点。所以说,中国因素是此次日本经济由长期衰退、低迷,到出现转折、实现复苏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出口和贸易顺差虽然还保持巨大规模,但是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下降,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不是动力作用,而是刹车、减速的作用。一个加速,一个减速,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截然相反。显然,中国因素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比美国因素重要得多。
  2002年,日本政府财政偿债金额占支出总额超过20%这一国际公认的危机警戒线,财政危机、通货膨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当时,日本书店最畅销的书就是《2003年日本危机大爆发》,讲的就是日本政府偿债负担过重,政府靠大量发行新国债偿旧债已经接近周转不开、山穷水尽的地步,等等。然而,2003年以来,日本经济连续较快增长,日本财政已经从危机的边缘回到了陆地。现在,日本财务省甚至预测按此趋势发展下去,2010年日本财政负债大致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而财政危机缓解主要得益于经济复苏带来的税收增加、资产增值、国债信用有所恢复等结果。这一切如前所述是拜中国因素所“赐”,让日本政府得以逃脱一场大劫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衰退、低迷对日本社会信心打击甚大。此前,日本作为东方文明圈内最优秀的国家,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竞争力强大,让西方文明最发达的美国、欧洲都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威胁与挑战。然而,日本经济仿佛在一夜之间陷入了泥潭,突然变得举步维艰。日本执政党历任党魁、著名经济学家、财界领袖、知名企业家想尽办法,用尽各种措施,在长达十余年里都不能将日本经济从谷底推上陆地,走向复苏。所以,从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日本社会一片颓废、沉闷、无所事事的悲惨景象,以至经济已经复苏了还不敢轻易相信。2003年,日本经济增长了2.5%,日本政府还谨慎地描写为:经济出现复苏势头。接下来2004年和200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才让日本各界长舒了一口气,社会信心从崩溃的边缘恢复到了常态。有日本人将90年代的日本经济比喻为:军事上二战时期日本败给了美国,经济上日本再次败在美国手下。
  此次,日本经济复苏,进入繁荣周期,也许会持续至2007年甚至可能延至2008年。但是,日本经济总会再次进入新的一轮衰退。届时,日本经济要想走出衰退,靠个人消费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下届政府为了解决退休金欠债问题增收消费税的可能性极大,这将增大对日本个人消费的抑制作用;靠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日本企业几乎在整个90年代都在减少过剩设备、处理过剩投资和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所以,日本企业绝不会再次盲目投资,只有在出口有了新的增加、市场出现新的需求,才可能增加新的投资;届时日本政府同样不会轻易扩大投资,因为政府偿债负担很重,日本公共投资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不多。所以,分析的结果,日本还是需要靠外部的需求带动经济复苏。2003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发挥了这样的外部作用,未来日本经济复苏很有可能还需要中国因素。
  日本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获益 而中国背上“恶名”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日本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历史远比中美贸易摩擦时间长、领域广,程度更加激烈。日本政府解决日美贸易摩擦的措施之一,就是容忍日元升值和引导日本企业到海外发展,如日本对美国的汽车贸易顺差最大,就引导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这样,使得日本对美国的整车出口调整为汽车零部件和设备的出口。
  但是,美国是世界上制造成本很高的地方,像汽车这种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生产成本还可以承受,而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厂就不可能在美国生存,因此,中国就成为日元升值后日本外向型企业的再生之地。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或者发展加工贸易还可以带动旧设备出口(注:一??水平仍可达到我国海关商检的要求),带动本土零部件、原材料出口。日本在华企业的产品销售方向有三:一是当地,二是第三地,三是返销本土。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在世界上是最宽松的,原产地证发放标准极低,所以有大量的日本企业利用这项政策在中国加工出口到第三地,发展迂回贸易。据了解,日本企业在我国设立的投资企业向第三地出口占其销售额大致两成,而日本企业在我国经营的加工贸易向第三地出口的规模更大。
  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现在成了日本企业避免贸易摩擦的“安全港”和再生基地,如今中国背负着巨额贸易顺差的“恶名”,但顺差给中国带来的只是小部分利益,其中绝大部分利益实际上归日本企业所有,同时,贸易顺差还成为美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之一。据日本著名研究机构惠穗银行综合研究所预测,日本经济至2010年年均增长率为1.91%,其中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以及发展加工贸易带动日本出口将使日本经济多增长0.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因素非常明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因素,日本经济在这段时间仅能维持1.11%的增长水平,还会回到上世纪90年代经济长期持续低迷的状态。
  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绝非可有可无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发行了大量国债,投资于公共事业。为了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日本政府让央行破例大量购买国债。这一举措极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然而,这项政策之所以迄今仍可以安全运作,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对日本出口大量的价廉物美商品。来自中国的价格便宜的商品不仅没有让通胀爆发,反而还让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下层的日本国民不需要到银行提取存款就可以享受到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保证了正常货币供应量。目前,日本央行还在犹豫这项危险政策何时截止,担心停止超额购买国债之后没有新的买主会引发通胀。而中国政府的外汇管理部门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时,如果增加持有日本国债,成为新的买主,日本政府就可以轻松避免通胀出现。
  据了解,目前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预计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33%,这意味着201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放慢,2020年以后经济、社会甚至无法维持正常运转。但是,日本如果依靠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出路。
  作者最后认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让日本摆脱危机、从经济低迷的困境走出来的是中国,让日本经济结束一个失败时代的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的是中国,让日本能够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还是中国。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 (作者:金柏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室研究员)
(06)★我国派出海监飞机监视监督日本东海调查船★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235768&typeid=1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8日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2月18日电 中国国家海洋局日前发布了《2005年中国海洋行政执法公报》。国家海洋局官方网站援引中国海洋报报道称,《公报》显示,2005年,全国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中国海监机构紧紧围绕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三大执法领域,重点开展了“海盾2005”专项执法行动、中国海监执法示范工作和对日东海油气资源开发三大专项执法行动,推动了海域使用管理基本法律制度的落实,对中国管辖海域实施了有效监管。
为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中国海监总队开展了对日东海油气资源开发专项执法行动,自2004年7月7日~2005年6月,针对日本政府单方面在中日争议海区进行海底油气资源调查这一做法,派出中国海监飞机146架次、中国海监船舶18批次,对日本海底油气资源调查船队实施了历时12个月的跟踪监视和监督管理。此项行动共拍摄录像807分钟、照片7232张,对日作业船队喊话500余分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海域主权权益的原则立场,显示了管辖的能力与决心,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海洋权益。
  中国海监各海区总队还在东海、黄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南海北部湾海上边界和部分争议海域实施不定期的巡航,加强监管和监视,对非法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调查活动的美侦察船和海军海洋调查船进行了监视、驱离;对进行侵权作业的美海军双体水声监听船实施了海空联合监视和海上跟踪监视。
  除此以外,还开展了对经批准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海底光缆铺设及维修作业的日、韩、巴拿马等3国4艘次作业船舶实施严格的船位监管等维权执法工作。(阳妍 方向南)
我国海监已有4架执法飞机91艘执法船艇
(07)★中国的磁悬浮试车,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转载)★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237017&typeid=14
中国人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才是硬道理!
  
  中国今年中将实验磁悬浮列车,在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德国舆论认为,这大部分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虽然他们有怀疑的技术盗窃的倾向。这些使得德国上下开始讨论,是否尽快斥巨资在德国建立磁悬浮线路,享受他们自己的最先进的成果。
  
  所有中国人都要当自强,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才是硬道理!
  
  (以下摘自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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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磁悬浮5年后有望上市
  
  德新社柏林电:据专家预计,中国自行研发的磁悬浮高速铁路有望在几年之后上市。德国铁路技术研究所所长皮特•尼西推测说,“也许5年之后,中国人就能向市场推出极具竞争力的磁悬浮技术。”尼西在接受《柏林日报》(周四版)记者采访时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没有仿效受到高度保护的德国专利,据尼西多年来的观察,“必须承认,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据悉,中国专家已经为攻克科技难题花费了20年的时间。
  
  尼西还认为,中德之间可以就磁悬浮项目研发继续开展合作。中国平均每年修建2000公里的铁轨,而德国已经偃旗息鼓,“因此对于德国工业界来说,参与中国的铁路建设实践自己的技术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机会。”中国磁悬浮将在今年7月份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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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上去很有些技术盗窃的味道”
  
  中国日前宣布,自行设计制造的磁悬浮于今年7月进入试车阶段。此后,德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怀疑中国抄袭德国磁浮列车的论调不为少数。德国人为磁悬浮骄傲,但毕竟世界上唯一将这一骄傲变成为人民服务工具的地点是在中国的上海。周五,巴伐利亚州长施托伊贝尔在德国“图片报”发出呼吁,希望德国尽早将第一条磁悬浮列车线设在他管辖的州,让德国人在国内尽情享受这一骄傲。
  
  施托伊贝尔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指的是中国年中磁悬浮试车的事,“闻上去很有些技术盗窃的味道。”他认为,德国对此唯一的答复便是,不是等到2010年或是2012年,而是在2007年就在德国开通第一条磁悬浮线路。“为此,我会建议有关各方如德国政府、德国铁路公司、磁悬浮财团和我们巴伐利亚州坐在一起商谈对策。这才是我们对来自中国挑战的回答:我们将在2007年建成德国的首条磁浮线路。”
  
  施托伊贝尔认为,如果德国想保住其在科技方面的优先地位,必须赶紧行动,否则追悔莫及,结果是葬送这一尖端科技的前景。
  
  他还说,在慕尼黑修建从市中心通向机场的磁悬浮线路有望在今年年底前落实计划,线路全长35公里。德国政府可能以实现投资计划的方式出资250亿欧元。巴伐利亚州也做好了破费资金的准备。承建该线路的德国公司将是蒂森和西门子。
  
  自己开发的技术不用,可在别处继续发展
  
  西门子前总裁冯必乐对“世界报”发表谈话认为,西门子早就知道中国在同济大学搞磁悬浮研制,但不清楚使用的是何种技术。他说,今天工程师不需东拼西凑就能让火车飞奔,并不是什么神话,德国人知道这个道理。德国人还应该知道的是,即便自己开发了的磁悬浮技术,但不应用,也会在别处得到进一步推进发展。冯必乐说,同中国打交道时同他们关起门来面谈,要比透过媒体广泛呼吁管用得多。
  
  德国铁路技术研究所:排除大面积抄袭德国磁悬浮的可能性
  
  几日前,媒体报道中国研发了同德国磁悬浮形成竞争的自己的磁浮铁路。试车阶段将于今年7月在上海同济大学开始。设在柏林的铁路技术研究所所长Peter Mnich认为,中国自己开发的磁浮列车有望在今后5年内达到技术上的成熟并开始正式投入运营。他在周四接受柏林日报采访时说,中国大面积抄袭得到保护的德国磁悬浮技术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他希望,德中今后在继续研发磁悬浮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
  
  中国磁悬浮仿造了德国技术?
  
  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自行研制的磁悬浮列车将于今年七月在上海试车。这一消息在德国媒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多数媒体认为,中国工程人员很可能仿造了在上海投入使用的德国磁悬浮列车。   
  
  德国金融时报写道:“中国人买外国技术,只是为了仿造。对此一直存在的怀疑,看来得到了证实。它显示出外国企业在中国历来所处的窘境:不去中国,会成为输家;但去中国,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成为输家。对其它企业来说,例如准备在中国进行全面生产的空中客车公司,这一事件是刺耳的警报。磁悬浮是德国工程技术的骄傲,是苦思冥想创新的象征。如果中国的工程师2006年能仿造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技术,那么德国的企业家就要更快、更好地创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掉队。”
  
  图林根汇报认为:“在谈及中国时,这个无限机会之国的同义词正在获得完全新的意义。至少看来那里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仿造。中国虽然急忙声称没有使用受到专利保护的技术,但在磁悬浮问题上,即使中国的断言如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不在德国建造磁悬浮,我们可能会一文不值地丢失我们已达到的尖端地位。”   
  
  慕尼黑日报写道:“名牌牛仔裤、光盘、数码影碟等,凡是欧洲有的,北京和上海的街头小贩都卖,不过便宜得多,是盗版伪造!对出口世界冠军德国来说,甚至我们的尖端技术也被窃取,就更危险了。大众公司捷达车的部件,安装在仿造得极好的奇瑞牌汽车里。甚至三十米长的大型机械设备也按一比一仿造后,安置在中国的厂房中。现在轮到了磁悬浮,上海的这段轨道不过是中国这个经济奇迹大国仿造的蓝图。与诡计多端的刺猬赛跑,兔子没有获胜的前景。”   
  
  商报认为,仿造磁悬浮并非易事:“工程师肯定可以安装与德国磁悬浮外形一样的列车,援引现代航空制造技术看来也现实可行。磁悬浮原则上是八十和九十年代开发的技术,但这并不表示,仿造的列车就能开动起来。汽车零配件和照相机的盗版仿造也许能成功,但依靠电磁力来悬浮和前进的整套动力系统就不那么能简单仿造了。也许中国人在进行磁悬浮和空中客车谈判时的想法都一样:先作为伙伴进入制造生产,最后一切自己造。德国工业要参与,今后就必须把一切做得更好。有竞争才能搞活生意。”   
  
  新奥斯纳布吕克报的一篇评论持不同的看法:“骂中国、说中国偷技术,未免过于简单了。做出建造并运行自己车型的决定与技术仿造没有什么关系,更多却涉及我们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总是过低估计了中国人的力量,我们不能把他们的技术贬为仿造。”
(08)★一再编造无稽之谈 美国又诬蔑我派间谍买武器★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5/4120163.html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反驳说,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 2006年02月20日本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 邹德浩 本报特约记者 谭竹洁
美国陆军的“黑鹰”运输直升机
  一起新版的“中国间谍案”又在美国掀起波澜。在日本就所谓“向中国违规出口尖端技术”突查雅马哈、三丰等公司的风波尚未平息之时,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2月9日以“中国大陆间谍”的罪名起诉一名台湾人和一名法国人,指控他们非法贩卖军火,企图向中国大陆兜售美军的F-16型战机引擎等武器装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2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迎头予以驳斥。他说:“这种有关中国窃取别国军事、科技情报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  
一个台湾人,一个法国人,成了“中国政府的代理”
  美国法院的起诉书称,被告之一的台湾人慕可舜原为韩国华裔,是美国军火制造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台湾分公司的顾问和业务代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仅是台湾军火的最大来源,该公司还自行生产F-16型战斗机和“爱国者”导弹弹体。慕可舜被指与同伙、法国人沃勒什最初试图购买并且运输70架“黑鹰”直升机的引擎去中国,但慕可舜后来决定重点搞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起诉书指称慕可舜为“中国政府的秘密代理人”,说他先后两次赴美,还亲眼查看了要运到中国某机场的一部F-16型飞机的引擎。据称,他在跟他认为能把货物卖出去的人见面后,在一家瑞士银行存了390万美元,而这位自称“能把武器卖出去的人”事实上是美国特工装扮的。这样,慕可舜就在去年11月被拘留了。
  美国迈阿密的检察官说,联邦大陪审团对慕可舜以及目前仍在逃的沃勒什提出了9项指控,主要说他们违反了美国的《武器出口控制法》,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试图向中国出口飞机发动机、巡航导弹与空对空导弹。慕可舜还被指控在被拘留期间,试图行贿50万美元逃脱监禁。
  据美方说,从去年11月至今,慕可舜拒不认罪。如果经审判所有9项指控都成立的话,慕可舜可能被判长达50年的监禁,沃勒什面临的刑期最高将达35年。
  美国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在由司法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案件突显了外国政府代理人试图非法获取美国武器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危害。他还呼吁,要继续“穷追不舍地调查和起诉”那些动机和行为都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代理人。☆
中国没必要研究F-16的发动机
  上述新闻被美欧媒体和台湾媒体广泛转载,对中国的形象损害很大。记者就此采访了纽约华人社团的几位朋友,他们都表示,华人在海外谋生本来就不易,奉公守法还来不及,哪有拿着性命去干走私贩卖军火的胆量。倒是过去几年,台湾间谍多与美国有密切合作,被捉了不少。
  美国某些势力炮制“中国间谍”窃取美国飞机发动机的传闻,显然能够吸引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和受众的眼球。但在军事专家看来,这个故事编织得太可笑。众所周知,飞机发动机是飞机上最为核心的部件。事实上,无论是F—16的发动机,还是“黑鹰”直升机的发动机,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和技术。
  F-16“战隼”战斗机目前是美国空军的主要机型之一,也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棵“摇钱树”。第一架F-16于1978年8月首飞,时值今日,其发动机不仅在技术上不再领先,而且安全隐患也日益显露出来,多个国家多次发生因F-16发动机故障而坠机的事故。美国空军安全中心的资料也表明,F-16比F-15更容易出现发动机缺陷,由此导致的坠机比率是后者的7倍左右。因此,美国军方近年来已停止对F-16飞机的采购,所有新生产的F-16型飞机只用于出口。
  在近年来举行的F-16与俄罗斯战机的对抗演习中,F-16不仅不是苏-30的对手,就是在苏-27面前也是手下败将。目前,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数量可观的俄罗斯先进战机,无论是发动机的性能,还是飞机的整体技术性能,都要领先F-16一大截。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哪个国家会派出“间谍”不惜代价地获取比自己技术要落后得多的飞机发动机。
  再拿“黑鹰”直升机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较为密切的时候,中国曾从美国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黑鹰”直升机。后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断绝了对中国“黑鹰”直升机配件的出口。但中国早已通过自主探索,掌握了这种直升机的维护技术,特别是使得这种直升机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美国媒体所称“中国间谍”企图购买70架“黑鹰”直升机的发动机,也是匪夷所思的。☆
“中国间谍”在成为美国的思维定式
  对于美国某些人一再编造“中国间谍”的做法,人们并不陌生。1999年3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因涉嫌向中国泄露核机密而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解雇并被拘捕;2003年,美国南加州侨领陈文英被控为“双面间谍”,引起全美华人轰动;2004年2月13日,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马隆德(罗纳德•蒙塔波诺)因被怀疑是“中国间谍”而被解职;2005年,香港凤凰卫视美洲台工程师被FBI以间谍罪名逮捕。但是,这些案件多被证明证据不足,李文和与陈文英的间谍罪名最终都不成立。
  然而,这些人为制造的“中国间谍”案,却逐渐成为美国一些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连《新闻周刊》这样的主流媒体都会毫无根据地猜测“中国留美学生可能不自觉地成为中国间谍”,而美国国防部官员也会不负责任地宣称:“中国在美国有2000到3000家公司。这些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窃取和利用美国的技术。”有一个数字可以充分说明美国人的偏见:从2000年至今,美国司法当局已经调查了400多件疑似“中国间谍”企图非法购买并出口美国武器到中国的案件,结果却往往是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
  美国特别关注“中国间谍案”,除了偏见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现实背景。从美国安全部门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军事现代化不断推进,对美国的情报威胁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大。但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又抓不到“货真价实的”中国间谍,美国安全部门由此得到的推论不是“中国没有间谍”,而是“中国的间谍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就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商人、科学家乃至成千上万普通华人都被谍云笼罩的原因。☆
炒作“中国间谍”也让美国受损
  这种一浪接一浪的“中国间谍”传闻已经对中美关系和两国的正常交流构成了消极影响。近年来,美国驻华使领馆无谓地加强了对赴美国中国公民的“甄别”。中国赴美学生的“甄别”时间为13天,而非学生的赴美中国公民的“甄别”时间则长达56天。此外,美国有关部门开始严卡学成回国的中国公民,出台了一系列所谓全新的反间谍和行业保密标准。近来,美国情报部门还对中国公民、中国企业给予了不合常理的“关注”,明目张胆地加强对他们的监视。
  纽约的一位华人学者评论说,近年的陈文英案和李文和案,至今对在美从事科研工作的华裔工作者仍伤害很大,有些人干脆选择“远离是非之地”,结果使美国一些科研工作受到了影响。“如果美国人能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在过去和现在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今天的壮大和发展是立足本国科技成果的话,他们的冷战思维和盲目的优越感,或许就会少一些”。
事实证明,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偏见,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感情,如果中美关系因此受到较大影响,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环球时报》2006年02月16日 星期四 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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