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朋友篇：不得益友，则不如其无友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今天的捧场就是明天的诽谤。－－罗曼•罗兰
☆君有奇才我不贫。－－郑板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王梵志
☆结交淡如水，履道直如弦。 －－杜淹
今 日 看 点：2014-11-04▲◆★●■☆
全国实际吸毒人员超1300万 因毒品消耗5000亿★★
http://news.sina.com.cn/c/2014-11-03/021731083811.shtml
中央批准成立新反贪总局 副部级官员挂帅★★★
http://news.sina.com.cn/c/2014-11-02/235831083654.shtml
美国正从中国夺走生存资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196
痛斥马英九：大陆不欠你，请自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11/02/3753624.html
港儿，你妈到底欠了你什么？8问香港 ★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665379.html
毛泽东为何执意要娶江青为妻★
http://bbs.wenxuecity.com/jiangqing/640628.html
中纪委第4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涉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http://news.ifeng.com/a/20141102/42360536_0.shtml
全国实际吸毒人员超1300万 因毒品消耗5000亿★★
http://news.sina.com.cn/c/2014-11-03/021731083811.shtml
2014年11月03日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于9月底动员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百城禁毒会战，10月1日至29日，全国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0427起，缴获各类毒品9.14吨，查处吸毒人员55981人次。
公安部部长助理、禁毒局局长刘跃进指出，当前我国毒情形势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多发高发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目前，全国登记吸毒人员276万名，按国际惯例估算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300万，每年消耗的毒品总量近400吨，因毒品而消耗的社会财富超过5000亿元。今年以来，仅福建、广东等14个省份就报告因“毒驾”肇事造成群死群伤，因吸毒致幻当街砍杀路人、冲入学校砍杀学生、杀戮亲友、自杀自残，为筹措毒资流窜多省行窃、多次入室抢劫等重大恶性案件104起。
据介绍，从10月1日至10月29日，全国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2991名，缴获各类毒品9.14吨，查处吸毒人员55981人次，同比分别上升8.03%、63.72%和52.45%。共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52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89起，查封关停严重涉毒娱乐场所43个，抓获涉毒嫌犯364名，缴获各类枪支91支、子弹1236发。
在对制毒犯罪的打击战役中，共破获制毒案件及制毒原料犯罪案件69起，打掉各类制毒厂点72个，缴获各类制毒原料82.25吨。▲◆★●■☆
中央批准成立新反贪总局 副部级官员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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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02日新华网 十八大以来反腐路径
新华网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陈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新部署，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巩固和发展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打虎拍蝇”的良好势头，将反腐败斗争继续推向深入，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深入了解检察机关反贪工作新动向和新部署。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
问：您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有何影响？
答：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都必将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充分扎实做好政治准备、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全面提升反腐败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障。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根本一致的，那种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抓住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在全部工作中贯穿这个灵魂和主线。这个思想必须非常鲜明，这个原则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旗帜必须始终高举。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
问：前不久您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引起了强烈反响。请您谈谈如何看待目前的反腐败问题。
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乃至世界发展变化全局的高度，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一手抓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一手抓从严治党，严惩腐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行动纲领，是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根本所在。但我也注意到，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些人对反腐败的认识存在误读，一些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悖论暗流涌动。客观地讲，这其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认识问题，而有的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淆视听和恶意炒作，有的可能他们本身就是腐败分子。如果对于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形成错误导向，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全局。对此，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败斗争形势“四个空前” 必须持续加大治标力度
问：您是如何评价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
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明显成效。对于反腐败斗争形势，可以用“四个空前”来概括：
一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我们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
四是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
所有这些，都激励我们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必须非常明确，在现阶段，仍然要以治标为主，要把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作为首要任务。这些年，我们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但是拿百姓的话说，现在不是打多了、打错了，而是打得还不够。我们要坚持有案必办、有腐必惩，进一步加大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就查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
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群体化 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问：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成效明显，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答：当前职务犯罪有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演变趋势，就是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动向更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在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查办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中，我们查处了11名局级干部，其中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大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出现塌方式腐败。这些案件涉及人多、面广，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危及政权安全，对我们党的破坏力、冲击力很大。下一步，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群体化，统筹运用提办、交办、改变管辖和区域联动办案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办案合力，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 打造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
问：反贪局是检察机关的一块招牌，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如何把这块招牌叫得更响？
答：作为反腐败战线的一名老兵，我亲身经历了反贪局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全过程。自1995年设立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为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正式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从有利于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破除制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发，成立新的反贪总局。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更加科学，办案力量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进一步配强，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努力把反贪局建设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威慑力、公信力、灵敏高效的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以反腐败的更大成效回报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待。
责任重于泰山 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
问：作为连续两届中央纪委常委和最高检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您如何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答：感谢媒体和记者朋友对我的关注。我长期分管反贪工作，并直接参与中央纪委常委会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我的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既有重于泰山之感，又有如履薄冰之虑，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可以说，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职业，同时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要么我们打倒腐败，要么腐败打倒我们。我体会，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紧紧依靠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必须敢于担当，坚持原则，不怕打击报复，必须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有了这三条，我们就能挺直脊梁、站稳脚跟、无所畏惧，在反腐败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正从中国夺走生存资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196
2014-11-2：美国试图利用中南美洲的劳动力资源。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在亚洲工资上涨的背景下正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将建起可以将廉价电力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工业区。据专家预测，中国商品将被从美国这个庞大市场上挤压出去，因为当地生产厂家将开发这一市场。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大型企业的调查显示，2013年年末，将有一半以上的年流转额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已经或准备将生产迁回本土。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专家得出结论：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将生产迁回正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这种趋势的原因何在？专家们总结出几个原因。最为主要的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几十年来，低价位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竞争优势，从而几乎占领了整个世界市场。但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应地，劳动力价格也在上涨。在一些高技术领域，中国的工资已经和中欧、东欧相媲美。此外，因生态问题恶化，中国的电力也在涨价。
而美国却在出现相反的情况。页岩气开采量增长使电力价格不断下降，而中美洲失业率增加也可为美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生产“洄游”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决定。当然，外国商家从中国“出逃”还有其它一些原因。现代发展研究所顾问尼基塔·马斯列尼科夫这样认为。
他说：“对于外国商界来说存在的严重风险还有脆弱的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集团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经济自由化的低速前行也使他们乐不起来。金融机构的行动计划难以摸清，它们或者补充刺激经济增长，或者解决那些已经积累下来的问题。”
确实，中国经济中的贷款总额已经超过GDP的200%。历史上也有前车之鉴，比如日本在类似指数达到230%时陷入萧条，而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爆发也是因为经济中的债务压力达到了249%。确实，外国商家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据现代发展研究所顾问尼基塔·马斯列尼科夫介绍，这种情况迫使投资商思考，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将走向何方。
美国生产企业“洄游”将对出口型的中国经济造成创伤，而且，美国是其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的生产积极性正在下降，据国家统计局上半年资料，1-6月份的工业增长略超7%，这是最近两年中的最低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怎么办？显然需要紧盯国内市场。但经济增长转型并非一日之功。专家们强调，在工业商品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出口服务可以成为临时的解决方案。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13年，中国GDP中的服务份额首次超过工业生产份额。不动产、零售贸易和金融已占GDP的46%，相比之一，工业生产仅占44%。而且还有增长的空间。要知道，发达国家的服务领域提供着70%的经济总额。来源: 俄罗斯之声▲◆★●■☆
痛斥马英九：大陆不欠你，请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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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14-11-02：台湾“总统”马英九近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公开宣称香港的学生是在“争取普选，换句话说是争取民主”，因而他对此表示“支持”。他还说香港发生的“占中”与台湾“太阳花”学运“不一样”，台湾学生只是反对一项“公共政策”，“香港要争取的民主，台湾都已经有了”。
马英九这样阐释香港的“占中”，被普遍解读为他“公开支持占中”。马在这之前就被舆论划进“支持占中”的阵营，台当局从未就此做过澄清。马对《纽约时报》最新说的这番话，显然是在故意加深人们对他“支持占中”的印象。
马英九这样做，显示了他的确只是台湾的“地方头头”，说话可以不那么负责任。因为在整个东亚，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级领导人以如此明确的态度支持香港“占中”，只有他这位戴着“中华民国总统”头衔的人说了这样的话。
研究台湾的人士大多认为，除了马个人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他所在的国民党面临台湾“九合一”选举和接下来“总统大选”的压力，他对“占中”做这样的表态是说给台湾社会听的，大概想以此避开民进党的攻击。为了小利而坏大规矩，除了台当局“不正规”，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两岸关系无疑攸关台湾全局，疏忽不得，马英九对此心知肚明。在涉及香港的重大问题上，台湾作为整体决不能扮演突出的破坏性角色，这个底线马英九同样清楚。他现在为了个人和国民党利益在“占中”问题上打擦边球，并且宣称他“支持香港的民主不会以牺牲两岸关系作为代价”。很可能他是觉得大陆不会计较他这样做，体谅他的难处。
台湾经济已经离不开大陆，台湾也已没有同大陆对抗的本钱，但台湾政坛偏偏要耍两岸关系这个高难动作，为统独问题打得不可开交，这表现了台湾整个政治生态的虚伪。马英九故意说些这一地区其他在位领导人不说的话，只能说明他是台湾政治虚伪的一部分。
马英九连赢两次“总统大选”，是因为他有效激活了台湾民众对两岸现实的客观认识，释放了人们对“台独”把台湾带入险境的警惕。除此之外，马英九的执政水平真让人不敢恭维，他的民调支持率长时间走低反映了他的“实际成绩”。
马需要克制并慎重处理其对涉及大陆和香港政治事务的表态，他想通过展示自己如何支持大陆和香港的“民主”来讨好反对派是无益的。他如果在任内的最后两年反复做在政治上挑衅大陆的姿态，那么他就是在创造一个坏的先例，为国民党籍的“总统”立一个针对“大陆和香港民主”态度的标杆。
马英九极力想说明香港“雨伞”学运与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区别，他的精于计算造成了这一矛盾说法的越抹越黑。其实，香港“占中”的做法很大一部分是从台湾“太阳花”学运模仿来的。马是第一个如此强调两地“学运”不同的人，他的“理论创新”昨天在大陆互联网上遭到讥笑。
台湾高度分裂的政治生态把连选连任的马英九挤压得战战兢兢的，大陆和香港的“民主”似乎成了他唯一敢显摆自己“硬气”的地方。算了吧小马哥，还是别误导台湾舆论了。而且大陆社会不欠你什么，希望你自重。▲◆★●■☆
港儿，你妈到底欠了你什么？8问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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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j268 于 2014-10-25 编者语：做为身在海外的爱国“粪青”，我此刻虽远在万里之外，也心糸祖国。八问港儿？你亲妈到底欠你什么？
一问港儿：你寄养人家多年，回归后你亲妈怕你不习惯，严格执行回归时定下的“一国两制”方针，让你享有标志高度自治的司法审判权、立法权、行政自理权。
二问港儿：你从来不用向中央政府你亲妈交一分钱的税，自己赚的钱自己花，家里孩子多，你妈再穷再苦也没找你要一分半文，这一点让广东山东等财税大省相当羡慕。
三问港儿：为了保护你的地位和优势，你亲妈-中央政府一再压制别的城市，比如上海深水港、自贸区、金融中心、迪士尼等项目的启动，生怕对你不利。
四问港儿：你的产品进入大陆，273种主要产品实行的都是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大陆这个全世界最大市场对你基本上是敞开的，让周边国家和地区垂涎三尺。
五问港儿：你亲妈-中央政府一直大力鼓励大陆人到香港去旅游，而去香港旅游的最主要项目就是购物，家里人大把大把地钱消费在香港，给你带来的好处用屁股都想得明白。
六问港儿：当年不得已你在别人家、人家给你什么自由了？驻港英军用你的钱养着，港督及其他高官让你参与选举么？税收可一分不少收，你怎么不“占中”？
七问港儿：在民生上优先照顾。你亲妈每天将最优质最新鲜的肉、菜、蛋、奶源源不断地送到香港，保证水、电、气的供应，从不吝啬，从不含糊。
八问港儿：你亲妈在国际上，给予作为地方政府的你高度尊重，允许你以实体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各种国际场合上占有独立席位，可以与中央政府一同参与，给足了你面子。
港儿：你亲妈到底欠你什么？
港儿啊！历史后推500年，亲妈我没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呀，听妈的话，乖，别占中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妈的心在滴血呀！▲◆★●■☆
毛泽东为何执意要娶江青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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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千里 2014-11-01 毛泽东为何执意要娶江青为妻
王贵成文
由于江青在文革中出尽了风头，也迫害了不少人，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江青被描绘成了一个跳梁小丑式的泼妇。善良的人们无论怎么也想不通：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偏偏要娶江青这样的女人为妻呢？殊不知，伟大领袖当年为了能娶江青为妻，那可是下定了决心，不惜与整个政治局对抗，可谓是迎难而上、排除万难。
一
1937年7月，因为“吴莉莉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之后贺子珍负气出走，吴莉莉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这年8月上旬，江青进入了延安，才过了一年多一点，1938年11月底，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与江青正式结婚。当时，延安反对毛泽东这段婚姻的大有人在，组织部长陈云、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想想也是，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的一个三流演员，而且数次婚变闹得满城风雨，延安的好女人多的是，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要下决心放弃“糟糠之妻”贺子珍，不惜与张闻天对抗而娶江青这个女人为妻呢？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只要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杨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事实，试图劝阻这场婚姻。
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何况，为了保密制度和军事安全考虑，组织部门再次对江青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虽然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发电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秘密代理人，因为她曾被逮捕，历史上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康生在紧要关头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出具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于是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讨论并作出决议，被迫同意了他们的结合。
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只是在此前，为了纪念蓝苹的新生活，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蓝苹选择了江青。因为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显然，此时的江青已非彼时的蓝苹，江青自然要胜过蓝苹。而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现在为了表示对这些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二
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坚决不予接受，而且还态度果断刚毅，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呢？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虽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
再说江青，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可能是三流的；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艺术；有思想，独具识见；有追求，抱负远大。虽然出身卑微，但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了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难能可贵的是，文艺演出之余，她还勤奋写作，公开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和小说，针砭时弊，关心民瘼，立意高迥，笔锋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的性格与毛泽东非常相似，也许正是从她与唐纳婚变的“自白书”中，毛泽东发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在三十年代，敢于将自己的婚变公诸于众，为自己鸣冤叫屈，的确需要极大勇气；并宣布自己 “决不学阮玲玉，为着人言可畏自杀”，“难道蓝苹是个可怜的小虫子，任由践踏？”虽然江青后来做了许多坏事，但这里能看出她有自尊的一面，泼辣强悍的个性，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很受毛泽东这样的人的欣赏的，扣动了毛泽东不服输、倔强的心弦。一个女子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反抗各种社会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恋爱自由），正与毛泽东那睥睨一切的心态吻合，毛泽东从来不把陈轨陋习放在眼里，江青的桀螯不驯在毛泽东心里激起了共鸣。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需要蓝苹的热烈奔放、善解人意、清新可人。
三
实际上，毛泽东娶江青为妻，还有政治上更深层次的考虑。政治家的任何行为都有政治意图，婚姻历来是提升形象、拓展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如此。毛泽东一向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娶个“艺术家”老婆对自己将来的政治说不定会大有帮助的。
1938 年的延安，毛泽东刚刚确立了在党中央的地位，但还只是处于“一隅”，极需打破封锁，得到外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支援，需要“让世界了解延安”，这时的贺子珍表现得颇“不识大体”，忘记了史沫特莱当时对延安是多么重要，为了一个女翻译与毛泽东大闹，并于1937年负气出走，使毛泽东非常下不了台。这时王明又回来了，对毛泽东不能说没有威胁。来自大上海的江青，虽然在圈内只是个“三流角色”，但在延安是有一定份量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家都把她当明星看”，娶了江青，会起到“马骨变出千里马”的效应，吸引更多的文艺青年投奔延安，打破国统区对共产党的污蔑，展示延安开放、包容的形象，使国统区的文艺界能更友善地看待延安。
更重要的是，江青具有政治才能，这可能是毛泽东娶她的最主要原因，否则政治局也不会有“约法三章”。她自己曾说“主席说我在政治上对他有帮助，贺子珍没有。”刚建国后，江青在莫斯科一次宴会上见到斯大林，三十五岁的江青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为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据说斯大林非常高兴，可见，江青善于恰到好处地“献媚”，有政治人物长袖善舞的天赋。早在五十年代，江青的触角就伸到了文艺界，她对政治的敏感性是从文艺入手，屡次给毛泽东汇报说“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鼓励下，文革中扶摇直上，充当斗倒刘少奇的“旗手”，林彪出逃以前，江青确实是毛泽东忠实的政治伙伴，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意图；又将全中国的文艺统一为八个“样板戏”，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闹剧、悲剧，但平心而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能量超群。
四
江青从一个“三流明星”、“第三者”一跃成为“第一夫人”、“红都女皇”，实现了她的“云鹤”梦想，最后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说，江青确实像她自己写的——“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有着一种神秘或者说鬼魅的魅力。
这样的女人，自然会赢得毛泽东的爱情，毛泽东不顾一切地娶她为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纪委第4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涉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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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02日《财经》魏健（资料图）今年5月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宣布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核心提示：接近权威信源的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与曹立新同期被查处的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办四川系列贪腐案期间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山西交通窝案背后，一名试图在中央纪委“捞人”的纪检掮客浮出水面
《财经》记者张鹭李廷祯实习记者林洲/文
对于山西省交通厅时任厅长段建国来说，2013年8月28日是忙碌的一天。
这天上午，段陪同交通部领导在晋北的大同检查完工作，把领导送至晋蒙交界处后，驱车返回4小时车程远的省城太原，中午接到省纪委的电话，让他下午到某宾馆协助调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此前的几个月，山西交通系统一片风声鹤唳，段建国的下属及前任纷纷被带走接受调查。
当年4月，他曾经的副手、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最先被查，紧接着，业已退休的前任厅长王晓林、该厅综合规划处原调研员王蕾（已退休）、省路桥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被带走。此外，被带走调查的还有省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华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冯朝辉、忻阜高速建管处处长冯建刚。
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是，王志民、王晓林等人都是被中央纪委调查。
王志民、王晓林和王蕾等前任与旧部被查后，作为山西交通系统“一把手”的段建国，曾寄望于一名在纪检系统拥有深阔人脉的掮客打探情况。此人正是刚被段建国委任省高管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的冯朝辉。但此时的冯朝辉早已进入纪检部门调查视野，在上任三日后即被查，他在纪检系统的“熟人、时任中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落马。曹立新曾任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六室三处处长，分管领域包括山西。
冯朝辉也成为导致段建国被查的因由之一。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贿、玩忽职守、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进入庭审，目前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
山西交通窝案的爆发，案情交错纵横，问题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领域，与曾交由民营企业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长临高速两条高速公路相关。
据纪检阶段的官方通报，前述四人被“双规”虽各有因由，但存在一个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2004年王晓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许给民营企业修建，项目却延宕多年都未能开工，由接任的段建国将路权收回，交由交通厅所属国企建设。而为了顺利清退前任业主，将不可避免产生违约赔偿金。
《财经》记者获知，前述“玩忽职守”的指控指向一笔一两千万元的资金，这笔资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业主、民营企业山西中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投资）的账户，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德生夫妇随即被控制，并牵出王志民等人。
冯朝辉的贵人
1993年开工、1996年建成通车的太（原）旧（关）高速，全长140.7公里，是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2012年，山西的高速公路长度已超过5000公里。只是在这20年间，发展的速度并不均衡，而有着明显的时间界限。从1993年至2008年间，山西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约2000公里；在段建国2008年上任之后的3年多时间内，山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递增，于2012年突破5000公里，在全国排名第四。
狂飙突进背后，是一个经济贫困的资源大省缓解煤运压力，以及构建公路经济带的初心。
太行、吕梁等山脉交错，使得三晋大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超过70％的面积为山地丘陵。对于筑路，无论资金要求与技术难度都较普通省份要高。
太原市小店区的武宿立交桥中间，有一座太旧高速公路建设纪念碑，褐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时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所题“太旧烈士永垂不朽”。为了修建全国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八名筑路工人将生命交付于此。
这远非三晋父老付出的全部。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体制下，5万人的苦干，仅用三年就让这条“出太行”的高速路完工。除了技术因素，资金亦是难题。太旧高速的投资概算为29.34亿元，而当时山西省财政收入不过60亿元。巨大的资金缺口，曾一度导致工程在1993年奠基后无法顺利施工。从1994年起，山西省动员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几个月内筹集2.3亿元。包括2.3亿元捐款在内，山西省最终自筹资金15亿元，加上交通部拨款与银行贷款，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
在这场堪称壮烈的筑路大会战中，籍籍无名的当地青年冯朝辉躬逢其盛。熟悉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太旧高速的两端分别是太原的武宿与阳泉的旧关，公路建设指挥部设在阳泉，冯朝辉由当时供职的阳泉矿务局系统借调到太旧高速工作，项目完工后又回到了原单位，但他自此与交通系统结缘。
据新华社调查，冯朝辉是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黑土岩村原支部书记之子，真实学历初中。1990年8月，冯父通过身份、年龄造假，为不到20岁的冯朝辉办理了阳泉固庄煤矿合同制招工手续和农转非户口。不过他并未在该煤矿上班，仅借此转换了城市户口和工人身份。
手续造假和“挂靠单位”，成为冯朝辉日后获取官职的通用模式。但其每一步的“成功”并非幸得，而是以“手眼通天”的深阔人脉为凭恃。冯朝辉的其中一位“贵人”，即是相交十余年的老友曹立新。
2000年3月29日下午6时左右，阳泉市第二看守所迎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在看守所的代号是“0号”。除所长外，所内无人知道他就是曾经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个多月前对李真执行“双规”措施后，由中央纪委六室牵头的“2·23专案组”将他在石家庄短暂关押了一个月。之后，为了保密和保障其安全，将他异地关押在与河北交界的山西阳泉。
在2013年以来的两次机构调整之前，中央纪委原来分为八个纪检监察室，前四室对应中央部委，后四室对应地方省份，其中六室对应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曹立新即是参与查办李真案的办案人员之一。《财经》记者获知，李真被关押在阳泉二看长达两年，曹立新在阳泉期间，冯朝辉有意逢迎，于觥筹交错间，给予曹单调的办案生活些许慰藉。
无论对于冯氏个人的腾达，还是日后交通系统窝案，这段交情都是关键伏笔。
王晓林社会引资
在冯朝辉设法攀附曹立新期间，日后将冯调入交通系统的省交通厅厅长王晓林，此时才刚刚上任，他正在为资金发愁。
全省人民勒紧裤带建完太旧高速后，2000年9月，山西又开工修建贯通全省南北的大同至运城高速。省政府希望，以大运高速为轴，修建高速公路网络。时任省长刘振华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托此路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
截至1999年，全省公路基金历史欠账56.4亿元，而全长666公里的大运高速总投资是222亿元。王晓林手里仅有的家底，是业已通行收费的太旧高速，但仅靠收费也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到天量的修路资金，于是他想到了把路“卖”掉。
太旧路经过评估，资产总值35亿元，通行费收入增长势头看好。王晓林将太旧路拆分成两个兄弟公司，用一个效益较好的公司去收购另一个公司。此方案得到工行山西省分行的认可，工行提供了20亿元项目贷款，通过并购从太旧路置换出20亿元资本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补助和从亚洲开发银行、国开行争取到的贷款，得以落实全部建设资金。
2003年10月，大运高速建成通车，这个“不花财政一分钱”建成项目的案例，成为山西高速公路项目融资史上的经典之作。
但大运高速之后还有太长、长晋高速待建，需要更多的资金。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晓林，想到了引入社会资金，两个引资渠道分别是对外转让已建成公路的经营权与BOT模式。
以BOT模式承建忻阜高速和长临高速的社会投资者，即在此背景之下入场。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指政府部门就基础设施项目与企业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企业承担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企业向设施使用者收费以获取合理回报，并在特许权到期后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的融资建设模式。
拿下忻阜高速的中海投资，其实际控制人王德生行伍出身，先是在某军区后勤部服役并升任处长，1993年至2000年任武警部队总部后勤部上校、大校，在山东中海公司担任一年多的总经理后，2002年6月在太原注册中海投资。
注册资金为1亿元的中海投资，注册之时其实是国有控股，由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持股66％、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持股25％、山东中海有限公司持股9％，王德生仅是董事长，并非直接股东。但此后几年，他通过受让股权控制了该公司。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王德生介绍，自己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厅的大力支持，于2003年洽谈运作忻阜高速项目，取得了省政府的授权，与省交通厅签订了BOT合同，因此成为项目业主。
长临高速的前业主是山西中商交在线有限公司（下称中商交在线），股东包括北京盈科智联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004年5月，得到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交通厅正式授权后，山西长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临高速公司）组建。该公司在拿到省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后，陷入了漫长的跑手续之中，其官网资料显示，直至2010年3月，国土部才通过了该项目的用地评审。
救火队长段建国
2008年4月，王晓林卸任，时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国接任交通厅长，王志民则作为“留守”副厅长继续为段担任副手。
段建国上任即调整了高速公路规划，从之前的4050公里调整为6300公里，他提出当年要新增1000公里，这意味着巨大的融资需求。“他之前没干过交通，刚接手时也很蒙，几个月以后才进入状态。为了融资，亲自去陪银行领导喝酒。”熟悉山西省交通厅的人士透露。
到处找钱之余，段建国亦不得不面对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
段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接手了国资“包袱”–省路桥集团。路桥集团原属交通系统，后被划归国资委管辖，但效益不佳、亏损严重，2万余名正式职工、协议工工作不保、工资欠发，令政府的维稳压力巨大。段亲自出面与职工代表谈判，承诺发工资和补缴社保，暂时稳住了职工。
随后到来的“4万亿”政策，彻底扭转了局面。包括忻保高速在内，省政府直接将几个BT、BOT项目交给路桥集团，让其还清债务之余，也攒下丰厚的家底。段建国将其打造为筹融资平台，为此，他将头脑活络的运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贾建民，调入路桥集团担任常务副董事长。
几乎在面对路桥集团事件的同时，段建国也不得不着手处理忻阜、长临两条路的问题。自2004年拿下特许权，这两条路四年都未能开工。
全长124公里的忻阜高速，两端分别是山西忻州与河北阜平。忻州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所在地，与阜平通高速后，可经保定一路直达北京。“这条路实际上是连接北京到五台山的旅游路，省里一直在催进度。”省交通厅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省政府办公会议对这条路的进度提出了批评，要求赶紧与业主联系，尽快上马。
政府方面对于业主久拖不决的不满并非肇端于此。早在王晓林时代，王志民曾带着综合规划处与王德生商谈，但双方关系闹得很僵。“段受命去协调时，双方已经坐不到一起了。”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去北京见过王德生，对方也来过厅里，“王德生从国家发改委拿到批文，跟段谈判时底气很足，‘你们着急，我不着急。’”
“这也不能全怪对方，由于原来王晓林时代与王德生方面签订的合同，并未对项目建成时间作限定，所以对方并未违约。”这位内部交通厅人士说，眼见王德生无力开工，段只好解除合约。王德生方面在谈退出条件时，要求得到数千万元，再要一个标段的工程和优先承包服务区。
段建国安排对项目进行审计，报请省政府同意，最终向王德生支付了约2000万元，顺利与其解约，路权由晋煤集团与交投集团联合接手。整个谈判，从段上任起，仅花了三个月时间达成协议。2009年1月，忻阜高速开工建设，并于2011年12月全线贯通。
相比之下，长临高速的谈判要困难得多。166公里的长临高速，连接着晋南的长治、临汾，两市的人大代表一直上书省政府，要求尽快开工。而且这条路是国家级干线青兰高速的其中一段，长期不通车，国家干线也就成了“断头路”。交通部在催，省政府因此很着急。
“业主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跑批文、搞宣传等等，长临高速的开工典礼会场都弄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能开工。”熟悉该项目的一位人士说。
“长临高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谁也不敢碰。”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建国奉命与长临高速公司商谈，但两三年过去一直无果。为此，2012年左右，交通厅与业主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再延长半年期限，必须开工。
段建国的盘算是，由于王晓林时代签署的协议并未就开工期限作出规定，故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期限之举看似照顾了对方，但在另一方面也对开工有了明确的时效约束。不过半年过去，业主仍未能实现开工，在此情况下，段建国只能提出解约，但双方在解约条件上分歧悬殊，谈判一时陷入僵局。“省政府会议决定，让路桥集团接手，边开工边谈。”前述接近交通厅的人士说，开工以后，段发现谈判通道已然关闭。省路桥集团于2013年6月开工，刚开工没多久，路桥集团负责人贾建民就卷入业已爆发的交通窝案，被抓了。
《财经》记者曾向长临高速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亿里致电和发短信联系采访，但未获回复。
冯朝辉的能量
贾建民被抓的时间约为2013年8月初，此时山西交通系统已如惊弓之鸟，陆续有人被带走调查，不断有官员与商人卷入协查。
《财经》记者获知，起因与忻阜高速业主的实际控制人王德生有关：2012年，审计署在相关重大项目审计中，发现有一笔非正常交易，一笔一两千万元的可疑资金打到了王氏公司的账户。
“审计署找厅里要忻阜高速的合同，因为打给王德生的钱，过不了关。”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建国被认为‘玩忽职守’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给王德生的解约金额比评估值要高。但当时那样的局面，不给对方一些溢价让他尽快退出，是不可能那么快实现开工的。”据公开财务数据，忻阜高速2012年的通行费收入为6亿元，2013年仅1月－8月的通行费收入就达5.2亿元。
同时，山东方面亦查出，王德生曾伪造银行相关证明，以夸大资金实力的方式获取项目。王德生、徐悦清夫妇因此被控制，此后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山西调查此事。
曾辅佐两任厅长的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于2013年4月最先被抓，紧随其后的是前任厅长王晓林和综合规划处调研员王蕾。
“忻阜、长临两条路的前期，都是王蕾在管。当然，她也只是起到协调作用。”前述省交通厅内部人士透露，王志民是当时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厅长。综合规划处调研员王蕾其实是在招商引资处，在交通厅内部架构中，招商引资处挂靠在综合规划处，但相对独立，作为正处级调研员的王蕾并不向处长汇报，而是直接对接王志民。
王晓林被查时，已离开交通系统五年。“王晓林的‘玩忽职守’，指的是他当年未能发现王德生以欺诈的方式拿项目，导致忻阜路拖延多年未开工。王曾自辩说，自己是厅长，并未直接经办此事，具体的协议并不是他形成的。”前述人士说。此三人被查后，交通厅不断有人被叫去问话，其中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奉命从北京来到太原调查此案的，正是中央纪委六室的曹立新。当时的曹立新已是六室查办山西违纪违法案件的一线负责人，2008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案时，曹也曾前来调查。
曹立新的好友冯朝辉在其中看到的，是千载难逢的升官机遇。在王志民被抓后，在阳煤集团担任纪委副书记的冯朝辉主动找到段建国，自告奋勇去调查部门疏通关系，同时提出，希望能担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
冯朝辉的底气其来有自。早在王晓林时代，他就凭借自己在北京的“高层次的朋友”，向王晓林在高管局要到过职务。
在当地官场，冯朝辉一度曾被看作“小混混”，但在其而立之年的头一个月，他终于混出了头。2005年1月，他曾担任省高管局旧关超限运输检测点主任（正科级），这是他混到的第一个官职。新华社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他跑到交通厅的领导那里，说北京部委的某某某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对他提拔任用。他提的那些人都是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交通厅的领导既不便打听，也不敢得罪，只好宁信其有。”他的干部身份与文凭，全部为造假。
在超限检测点主任的职务，冯朝辉通过“放黑车”–私自收钱放行超载车辆，积累了第一桶金。
虽然级别不高，但冯朝辉在阳泉官场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其行事之张扬令人印象深刻。当地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曾有一位副厅级干部到时任阳泉市委书记白云家中拜访，碰巧冯也在。冯坐在沙发上并未起身，只是说了句“你来啦”。
2008年12月，冯朝辉再次搬出北京的关系，离开交通系统，调入阳泉市纪委担任副县级检查员。2010年，全国各地清查干部队伍中的身份造假者。冯被阳泉市委组织部查证身份有问题，却蹊跷地逢凶化吉，调任阳煤集团担任纪委副书记，职级升至正处。
与早年在固庄煤矿一样，冯只是借此解决行政职务与级别，并不去上班。“我和很多同事都没见过冯朝辉，在他被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单位还有这么个人。”阳煤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高金祥对《财经》记者表示。
冯的业务重心，乃在工作之外，他充分利用每一次的职务升迁广结人脉、左右逢源，以谋取更大的成功。新华社报道，冯曾为煤老板就采矿事宜请托孝义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煤炭咨询公司负责人就提高合同兑现率请托大型煤气分管领导；为当地开发商承揽郊区新农村建设项目，而与开发商一起行贿郊区区委书记王永珍。
捞人与落网
在省交通厅，段建国与王志民这两位正副搭档的关系并不算好。王能力出众、风格强势，且曾在交通厅当了十多年副厅长，在与段竞争厅长中落败，因此王在一些问题上对段并不买账。
王志民于2013年4月被抓后，交通系统多人被抓或协查，人心惶惶，段建国陷入两难境地。“去打探点情况吧，有干预办案之嫌；不问吧，毕竟你是一把手，单位这么多人进去了，总不能不作为。”前述接近交通厅的人士介绍。
冯朝辉在交通系统任职时，曾与段建国有过面缘，但二人不算熟悉。自称在办案部门认识人的冯主动请缨，对于段而言，恰如救命稻草。
冯的许诺并不完全是吹牛。新华社报道，冯经常主动找到一些领导干部，向对方透露，他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说“最近有关于你的举报”，“我可以帮你摆平，但要花钱”。2012年，山西某大型国企一名干部有关问题被国资委调查，他曾找到调查组为其说情。
知情人士透露，为此事奔忙的冯朝辉，曾数十次出入中央纪委的办案驻地，这些都被监控设备记录下来，从而让冯进入了调查部门的视野，针对他的布控随即悄然展开。
冯朝辉曾将相关情况向段建国汇报过两次，段对冯的危险处境一无所知。面对冯提出的在省高管局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要求，段当即应允–在冯被抓后，段曾解释称，高管局空缺一个纪委书记，冯各方面的条件也够，所以就提拔了。而山西交通系统多位人士都对《财经》记者表示，曾听闻“上头”有人对冯的提拔之事向段打过招呼。
但在上任仅仅三天后，冯朝辉就被调查部门带走。曹立新也在太原办理交通窝案期间，接到中纪委调令，升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并离开此案回京就任。
约一年后的2014年5月，与有关领导人“对自身的监督必须更加严格，执行纪律必须更加刚性”的要求相对应，中央纪委在十天内查处两名内部官员，其中之一即是曹立新。
接近权威信源的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与曹同期被查处的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办四川系列贪腐案期间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冯朝辉被带走后，纪委曾找段建国谈过两三次话，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有事。直至8月18日，段自己也卷入调查。
案件背后，忻阜高速已建成通车，但长临高速仍遗留鸡毛一地。省路桥集团在接手长临高速后，于2013年6月宣布开工。“不过也只是宣布了开工而已，标段招投标确实已经做完了，施工队伍也已经进场，但由于连地都没征，所以无法施工，施工单位进退两难。”熟悉此项目的人士透露。
《财经》记者获知，王德生放弃忻阜高速的经营权，除了获得现金回报，还保留了辅助设施（加油站、服务区等）的建设经营权，但他并未建设，而是将之转手并获利上亿元。除了山西以外，王在山东、河北都有倒卖高速公路经营权之举。
“在BOT模式里，并无硬性规定，确立项目业主必须走招投标程序。”曾编著《BT投融资建设模式》的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深分析，招投标法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施工与政府采购等领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资与建设一体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资的程序，而非招投标。
真正的BOT模式是有钱人的游戏，除了自己要有35％的资本金，后续的信贷计划也得能跟上。亦不乏一些前来拿项目者，目的是为了转包，这类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单位收受项目保证金，保证金虽然到期要退还，却可在期限内无偿使用；二是将项目分拆成标段，按工程总造价下浮7％至12％转包，转包一条造价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高速公路，利润将相当可观。
据相关通报，前述交通系统被查官员亦存在其他问题。2014年8月下旬，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已进入庭审，但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罪与非罪，尚待司法审判。
因捞人而落网的冯朝辉，先被关押在平遥，后被转移至外省。据通报，冯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介绍巨额贿赂；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谋取私利。新华社报道称，冯朝辉涉案金额已超过2000万元。（本文载《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