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朋友篇：不得益友，则不如其无友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有一些在推心置腹时所说的私房话，日后有被知已所用来作为武器的危险。 －－罗曼•罗兰
☆有的人想的是他们朋友的缺点，这是不会有所得的。我经常注意的是敌人的优点，并且发现这样做大有好处。－－歌德
☆交朋友并影响别人意见的最稳妥的方法是，尊重对方的意见，让他能有重要感。 －－戴尔•卡耐基
☆我曾试图用物质上的东西去结朋交友，可到头来结交的尽是些☆恶人;当我用精神上的赠品、友善的争辩和沸水一般炽热的思想与

今 日 看 点：2014-11-07▲◆★●■☆

废黜胡、赵两任总书记 中共八老治国秘史（上）★★★★★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11/05/3762710.html
废黜胡、赵两任总书记 中共八老治国秘史（中）★★★★★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11/05/3762710.html
废黜胡、赵两任总书记 中共八老治国秘史（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11/05/3762710.html
复旦校长突然离职 巡视组检查时举报箱被塞满★★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11/05/3762763.html
高铁彻底打破如今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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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前苏联70年腐败史★★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4/1105/150509.shtml
“占中”者欲上京闹APEC休想成功★★★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4/1105/150943.shtml

废黜胡、赵两任总书记 中共八老治国秘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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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 2014-11-05：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八位中共元老在新老交替、政体转型期间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凌驾于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之上，并先后将胡赵废黜，史称“八老治国”。本文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1期，作者徐庆全，原题为《中共“八老”与80年代政局》。

1992年，邓小平宣布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同时，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撤销了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了陈云和薄一波等几老的无条件响应。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八老治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八老”是谁？作者认为，比较可信的版本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邓颖超、彭真、薄一波、王震。那么，“八老”是怎样形成的呢？

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常常能够碰到“八老治国”这样的说法（也有的说是中共“八老”、“八老议政”等）。说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八位元老政治家在新老交替、政体转型期间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

“八老”登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以毛泽东接班人身份，总揽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1977年8月，在邓小平复出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有四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华国锋和这四位副主席组成。

后来成为“八老”之一的李先念，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文革”中尽管被冲击，但并没有被打倒。他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参与者，此后协助华国锋主持经济工作，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新的增选名单：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陈云在党内资格老。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排行第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时，邓小平在常委中排名第六。这次陈云增加了一个新职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关，中共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安排，大致在这个机构中总其成。所以，以陈云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复出后身任要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凸显。另外，陈云在党内一直主持经济工作，1980年前后进行经济调整，陈云再一次主抓经济工作。他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着，成为有很大政治能量与话语权的“巨头”。

邓颖超虽然在党内并没有担任过要职，但也是老资格党员，加之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总理不在夫人在，尤其是当年怀念总理的情绪在党内外弥漫，邓颖超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

王震在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连任。这次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的地位提高了。

王震在1975年担任副总理，此时，邓小平也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王震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大力支持，在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走得更近一些。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震一度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属于被人们视为“文革”受益者的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等那一个群体，与正在赋闲的党内老干部有更多的沟通话题；他又是在职的国务院副总理，尽管排名比较靠后，中枢的事情还知道一些，可以向老干部们传达更多的信息；他为人又耿直，老干部对他比较认可。所以，那个时候，王震表现得异常活跃。

1975年，王震协助邓小平工作。1977年开始，王震极力推动邓小平复出。1977年2月，王震就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就是通过他散播出去的。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为邓小平复出呼吁，王震也极力配合，呼吁及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于光远又去看邓小平，邓小平和他们谈话，后经于光远、邓力群整理，在《邓小平文选》中留下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复出后，很多事情比较倚重王震。在《邓小平年谱》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有许多批件，或者带上王震或者批给王震；邓小平处理国防、教育等事，听取汇报，也拉上王震。对于仅仅是中央委员且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靠后的王震来说，邓小平这样做，对王震的器重不用再说。所以，在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与邓小平有关。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在通过要增补的12位中央委员中，杨尚昆、薄一波名列其中。

杨尚昆，毛泽东时代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委员；1956年，在邓小平任总书记时，他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与邓小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这次复出后，地位上升很快。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薄一波，毛泽东时代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曾经说过他与邓小平的关系：“过去，在晋冀鲁豫，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有事开个会，小平同志说个‘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让我去办。后来，小平同志又让我去管工交财贸，他是总书记，也是开个会，事情就让我去办。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就让我管，他很放手。”

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年的冤案中走出来， 小平首先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1982 年，薄一波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10年，前5年作为邓小平的助手，后5年作为陈云的助手。

彭真，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史上，党内地位比较高。在这次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在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次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八老”或者逐步巩固在党内的地位（如邓小平和李先念），或者复出，然后再逐渐确立党内地位。这三四年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都显现了“八老”的身影，他们在各自职位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与此相伴随的是，华国锋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力。▲◆★●■☆

 

废黜胡、赵两任总书记 中共八老治国秘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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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顾委成立，“八老”作用凸显
在“八老”等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在需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很不一致，尤其对老同志让位，一些老干部的心态更为复杂。有些老干部受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资格嫩，压不住阵脚等等。总之，接班人和让位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11月 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他说：“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 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10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老同志如何交班？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 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1980年 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这个讲话。9月10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全党做出表率。

11月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

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过程中，“八老”的地位开始凸显：

一、从中共十二届领导人组成看，“八老”都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老在政治局常委之列，显示出“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格局。

二、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定位，为“八老议政”或“八老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从中央到省部级，履新者与老同志组成领导集体，上面加上一个顾问委员会，过渡时期的领导体制：履新者尊老，在位的老者强势，在“顾问”之列的老者退下来失落而心理脆弱（怕得不到履新者的尊重）有时候干政的作用格外凸显。所以，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央（“八老”）到省部级形成一个老人治国或者议政的局面，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总比一人说了算好；更重要的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三、邓小平设计和创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们的“头”。这样，新老交替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要邓小平来处理。客观上，邓小平就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制衡点。而邓小平也在制衡中确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四、1983年6月，中央书记处以书面通报的方式告知中顾委：“现在有些省反映，住在省里的中顾委委员，对省委工作的干预较多。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请中央顾问委员会研究一下如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做到他们既能发挥‘余热’，又不至于干扰省委的工作。”这是说的地方的情况。而从中央的情况来说，1984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要老是讲‘发挥余热’了，有时候发挥得别人都受不了啦！”

从中央的“八老”到地方的顾问委员，怎样充分发挥余热，又不会对一线年轻同志的工作造成干扰，始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条历史线索贯穿其中。▲◆★●■☆

 

废黜胡、赵两任总书记 中共八老治国秘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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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陈云领衔到第二代领导集体

说到“八老治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先说第一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八老”治国的模式以中顾委的方式确立后，“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

邓小平倚重胡耀邦，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接找胡耀邦谈，让他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组织系统的人事任免这一关——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好组织工作。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陈云曾有名言：一个经济工作，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经济工作而言，从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项经济工作，都闪现着陈云的身影，此前也抓过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常常为陈云所倚重。第一线的胡耀邦常常主动听取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就宣传工作而言，这一时期陈云格外重视，他特别倚重胡乔木和邓力群，掌管宣传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乔木，中宣部部长是邓力群。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铁腕执政，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以柔克刚。在那个时期，两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着高度的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这两条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与之相随的是，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格局。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新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右）与离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左）热烈拥抱第二个阶段，是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到1992年中顾委机构撤销。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当时在世的开国元勋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全退或者半退。“八老”中，彭真和邓颖超基本上全退。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在国家主席任上，王震为副主席，从国家决策层面来说，可以说是半退。邓小平仍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仍然为副主任。同时，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处理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要邓小平来掌舵，处理重大问题上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样的决定，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实际上是确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的格局来看，以中央决定的形式，确认了邓小平在“八老”中的领导地位。

不过，这时的“八老”，年岁已高，无论是全退还是半退，都基本上不再露面。陈云有着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确立邓的地位之后，陈云就基本上退隐。他们对中央的决策的意见和看法，也只是私下交流而已。

与此同时，十三大后，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临时党委撤销，下属支部也一概取消。外地的顾问委员说是由当地党委安排工作学习，也没有实际作为了。之后，中顾委老同志们有组织的活动日渐淡化。

1992年，邓小平宣布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同时，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撤销了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了陈云和薄一波等几老的无条件响应。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八老治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民间又有新的“八老”名单。这个所谓的“八老”名单，人员有所增减，除了习仲勋外，万里和宋任穷也新增其中。但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而这新“八老”在中共十四大之后基本处于完全退休状态，对政局的决策力和影响力已经不能和80年代比肩。▲◆★●■☆

 

复旦校长突然离职 巡视组检查时举报箱被塞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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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晨报 2014-11-05：11月5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许宁生为复旦大学校长，免去杨玉良的复旦大学校长职务；免去许宁生的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62岁的杨玉良离职十分突然，接任他的许宁生更是毫无准备。

杨玉良本可以再干一届

过去一年来，复旦大学负面事件频出，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院士涉嫌造假，被指谎报科研经费，人工耳蜗涉嫌抄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随后中纪委首次设立专项巡视组对复旦大学进行巡视。纷扰的负面事件让复旦大学如坐针毡，杨玉良作为校长，则首当其冲。

复旦大学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杨玉良本可以再干一届，他62岁，还是中科院院士，与之相比，前任校长王生洪67岁卸任，并非院士。杨玉良是土生土长的复旦人，2009年1月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任职共5年零九个月。其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玉良在卸任演说中称，“我痛恨一切形式的贪污腐败，尤其是高校当中的、知识分子的贪污腐败……但是复旦需要发展，我们需要向前看，考虑到大局而有许多事情暂时还没做，也有很多该做而来不及做……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凡是贪污腐败分子，必定无可逃遁！”杨玉良在讲话中透露，自己向上级领导们做过承诺，会不动声色地配合做好复旦校长的更替工作，但是“此时此刻，没有必要‘不动声色了’”，“也许三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自然会有对我的正确评价”。这似乎透露出他的一些无奈。

被塞满的举报箱

在杨玉良突然离职前两周，复旦大学党委刚刚向中纪委提交了一份整改报告。“复旦大学被要求9月底上报，但报告只移送了实验动物部几个人的经济问题，听说有关部门很不满意。”消息人士说，中纪委专项巡视组入驻复旦大学的时候，举报箱被举报者塞满，“得用棍子往里面戳。”

在中央巡视组巡视复旦大学前，复旦大学的王正敏院士被学生王宇澄举报学术造假、学历造假、抄袭国外人工耳蜗技术闹得沸沸扬扬。王宇澄曾告诉本报记者，他和其他几位院士曾给杨玉良写过举报信，但没有获得回复。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称：王正敏的专著和院士申请材料中的确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但不能判断为造假。

与杨玉良卸任几乎同时，10月20日，一个名为“复旦大学良心何在”的话题组在新浪微博上创建，近600条帖子反映复旦大学欺骗2014年新入学研究生，降低《入学手册》上承诺的奖学金金额及每月生活津贴金额，减少幅度超过承诺数额的一半，“承诺的生活补助从2000元变成1200元，每人都有的奖学金从10000元，变成2500元。”

知情人士称，这是因为中央巡视组来了，学校发不了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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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彻底打破如今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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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4：对于高铁，大部分人是无法理解其对世界游戏规则改变的程度的，就像当西方探险家到海上探险之初也不被人看好一样。但是，高铁、重载铁路却会实实在在地改变人类。

高铁的出现，会彻底打破如今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优势，客观上会对美国到来巨大战略冲击。很多人可能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有必要认识，充分认识这些，甚至能改变大家自己的鸣冤。

美国作为世界运营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历史上，铁路的发展对美国工业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19世纪铁路的大发展，才有了美国钢铁等工业大发展。因为这种巨大的投资机会，最终促发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美国正是利用这次工业革命，走向了强大。因此，铁路在美国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铁路的大发展，就没有今天强大的美国。某种意义上，铁路大发展奠定了美国的大国地位。

但是，相比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如今，美国铁路的战略地位却每况愈下。与中国相比，美国铁路速度慢、运营效率低、事故率高。其铁路网虽然遍布整个美国大陆（尽管拆除了二三十万公里铁路，但如今美国仍有23万公里铁路），但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加上20世纪美国航空、汽车、管道运输等的巨大发展，铁路运输的战略重要性逐渐下降。衰退期从20世纪20年代持续到70年代，直到80年代后逐渐趋于稳定。

与中国不同，美国铁路主要以货运为主。在美国货运周转量中，铁路的份额占4成以上。美国生产70%的汽车、64%的煤、40%的谷物，都是通过铁路运输。其它包括大量矿产品、化工产品、木材、石材和食品等，也是通过铁路运输。相比货运，铁路在美国客运市场的份额几近忽略不计。不过，这并不包括城市公共交通。在美国城市公共交通中，地铁占份额一半。对美国来说，航空运输更为重要。在客运方面，航空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因此，相比铁路工业，美国的航空工业要发达得多。

美国有最发达的航空工业，波音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同时，波音公司也是美国极其重要的军工企业。它不但设计、制造民用飞机，还设计、制造包括旋翼飞机、电子和防御系统、导弹、卫星、发射装置、以及先进的信息和通讯系统等。不仅如此，波音公司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要服务提供商，并运营着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站。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波音公司是美国现代化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核心支柱之一，是其战略性产业。

基于上述，试想：一旦高铁取代了航空，成为欧亚非大陆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对波音公司将会是什么样的打击？而对波音公司的打击，直接受冲击的将是美国的战略性工业基础，打击的是美国的军工业支柱。而对美国而言，军工业是支持其世界霸权的核心支柱之一。

相应地，一旦波音公司受影响，甚至垮台，美国整个军工业将很难继续支撑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没有霸权的美国，就无法维持美元在世界上准世界货币的地位。没有美元在世界上的准世界货币地位，就不能维持美国对能源、资源、高端产业商品、普通商品等等价格的控制能力。没有这样的价格控制能力，美国就无法将这些利润大部分留在本国。如果主要靠消费维持其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又如何能吸引大量资本进入美国？这些维持美国霸权的各个链条，就会如多米诺骨牌系统，一颗倒下，随时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欧盟国家有高铁技术和产品，高铁的发展可以带动欧盟的相关工业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替代空客的损失。美国现在还没有高铁技术、更别说高铁产品，航空业一旦萎缩，波音的损失将难以弥补。这对美国战略工业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美国显然难以承受。

与此同时，一旦欧亚非大陆的经济越来越紧密，欧亚非大陆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市场，有世界最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有完整的工业支撑，整个欧亚大陆形成一个经济大整体。美国不再有主导欧亚大陆经济、政治的空间，美元就没有继续凌驾于世界之上的能力，当然也不会再是超级大国。因此，从战略上来说，美国绝对要阻挠欧亚大陆的整合，尽量制造障碍，不让欧亚大陆修建高铁，或者尽量延缓这一进程。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五角大楼非洲司令部和美国政府都支持2011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不惜向欧盟割让自己在利比亚的战略利益，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为了达到破坏高铁修建和海上贸易运输线的目的，美国竟声援埃及反美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推翻了唯美国是从的穆巴拉克政权，更和基地组织、甚至海盗不清不楚。

对手最不希望的，就是我们最应该做的，高铁就是这样。美国不希望中国拥有高铁，不希望欧亚大陆修建高铁，希望中国永远在低端工业链为其打工。但是，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要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实现中国梦，就务必要做对手不希望我们实现的事情，独立自主。最新数据，我国高铁将过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长度的差不多一半。与此同时，我国重载铁路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中国高铁和重载铁路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要充分认识到这样的战略机遇。

结合高铁和重载铁路的出现，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战略机遇和好处呢？

一、构建全球大市场，使中国成为大市场的中心市场。

人类社会自诞生那天起，就不断走向融合、同化，全球大市场是未来的必然大趋势。逆潮流而动、逆势而为，必然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在人类同化的历史上，充满荆棘。有正常、自然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实现的同化，也有通过战争进行的同化。随着人类走向文明，率先从经济开始融合、同化，之后跟进文化、政治同化，尽量避免残酷的战争，也是大势所趋。在这浩浩荡荡的人类同化大潮中，以及正在形成的全球大市场的过程中，我国恰好迎来战略性机遇。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对外改革开放，不但使东、西冷战结束，更去除掉东、西方加速经济整合的障碍。在最大的障碍去除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充裕的欧亚大陆，经济向一起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因此，我们看到，中、欧如今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国家的贸易量持续高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欧亚大市场呼之欲出。

如今，经过新中国头三十年的积累，与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30年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稳定的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占比一直较低，经过近几年高速增长，如今也仅有50%多一点（发达国家在70%左右），我国的城市化如今同样只有50%多一点（发达国家70%左右）。但是，我国却是储蓄率世界第一的国家。

这一切，使得中国有能力继续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从而不断增加自身经济对资源和商品的吞吐量。与此同时，中国又正处于城市化、产业升级和消费化过程的加速阶段。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具备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的基础。而高铁和重载铁路的出现，促使这一可能变成现实。

二、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继而跃居为金融中心。

以中国的经济人口规模、制造业能力、经济潜力，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并非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贸易国，虽然距世界贸易中心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只要建立起足够强大的物流网，再加上中国城市化、产业升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应该不会超过2020年。而高铁和重载铁路的出现，必将加速中国高效物流网的形成，中国的资源、商品吞吐能力也将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又多了一个重要保障。一个人口超过十三亿、城市化水平在60%——70%之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距离世界经济中心已为时不远。

至于金融中心，这条路会更长。但是，我们从中国股市2005年到2007年，两年多时间快速膨胀10多倍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资本市场潜力巨大。而且，在当前中国资产泡沫化较轻，金融产品依然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中国金融资本系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市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正常可期的发展目标。当然，所谓世界金融中心，必然是建立在中国首先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基础上。

三、可大幅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

中国有足够大的制造业能力，与足够强的经济实力。在这一前提下，当中国有足够强大的物流网络，和足够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时，世界经济必然唯中国经济马首是瞻，中国就有足够强大的调动世界资源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必将进一步提升。同时，中国还起到了连接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亚、中东和欧洲的纽带作用。经济能力足够强大，政治能力必然随之提升。至于军事方面，有如此强大的铁路运输能力，中国投送物资和人员的能力显而易见。在中国军力本身就较为强大的情况下，其综合军事能力肯定相应跃升。

四、可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着结构转型，其中重大转型之一，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过去一直徘徊在中低端产业，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其经济附加值也低。如此，人均生产率必然较低。随着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减少，我国人口红利面临枯竭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人均生产率，必须在中高端产业方面下功夫，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人均生产率。

高铁，恰恰就是高端制造产业。经过数年的发展，如今，中国高铁技术已经世界领先。相比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中国还有制造和施工能力强的优势。因此，中国高铁在向外进行产品技术输出时，性价比更好，也就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再加上中国国内的高铁需求，高铁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能带动相关高端产业的发展，起到中国产业升级排头兵的作用。

五、可加速我国经济内部发展平衡。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东、中、西部巨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和农村的巨大贫富差距，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巨大贫富差距，等等。这些不平衡，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困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高铁的出现，缩短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时空距离。同时，在高铁的促进下，城市经济圈、省际经济圈快速形成。城市经济圈和省际经济圈的形成，很大程度拉近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城市化进程得以加速。客观上，高铁的发展，使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更加趋于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更加趋于平衡。这种加速平衡的过程，就是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过程，高铁则是这个过程的润滑剂.▲◆★●■☆

 

令人震惊的前苏联70年腐败史★★★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4/1105/150509.shtml

2014-11-05：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占中”者欲上京闹APEC休想成功★★★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4/1105/150943.shtml

2014-11-05 环球时报：《环球时报》5日发表题为“‘占中’者欲上京闹APEC休想成功”的社论文章，全文如下：

据香港媒体报道，组织非法“占中”的香港学联拟在本周末派5人前往北京，要求会见国务院总理或人大常委会官员，促中央收回“8·31”政改决定。这被广泛分析是“占中”势力想借APEC会议期间上京闹事，重振他们的影响力。

APEC会议今天开始，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很多领导人将云集北京，世界媒体也将聚焦北京。“占中”势力大概认为闹这么一出，无论搞得成与不成，都能砸出一点响声。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相信中央不会欢迎尚未透露姓名的这5名学联代表来北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没有权利要求直接会见中央政府或人大领导人。如果技术上做得到，不让他们入境应是内地相关部门的第一选择。

香港激进泛民议员和其他反对派人士之前多次有过上京见官的表示，他们大多没能成行，有的来到北京，也只能把“意见信”交予信访部门。如果不出所料，这也将是中央此次对待学联代表的基本态度。

香港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是”一国两制“的关系，香港具有司法终审权。香港具体事务需就地解决，要向中央申诉，也应经过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中央其他部门无直接接待香港市民“上访”的义务。

学联欲派代表上京，尤其不能受到鼓励。“占中”是非法行动，学联的首领为此已在策划“集体自首”，其代表恐怕也多半会涉嫌违法行为。在特区法院对那5名代表的个人行为做出判定之前，他们本不应该离开香港。这个时候他们要来北京从事政治性活动，内地和香港两地的法律都不会支持。

由于内地法律不同于香港，学联代表在APEC会议期间强入北京制造热点，很可能构成对内地法律的挑战。一些人大概希望他们在北京“出点事”，以此吸引国际舆论，刺激部分同情“占中”的香港民众。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的“占中”急需这样的“亮点”。

“占中”的影响在近40天里基本被限定在香港范围内，没能搅动内地社会，内地民众对它表现出几乎一边倒的反感，这是“占中”闹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占中”势力巴不得找一个机会也扎北京一针，如果能在北京APEC期间闹出点事，这对他们来说算得上是“一箭双雕”。

其实中国内地没他们想得那么脆弱。内地这些年见识了很多事情，经历了风雨。每遇重大活动，总会有一些复杂情况，内地主流社会对此早已司空见惯。

像学联要派几个代表来闹事，其实挺简单的。能把他们挡住就应挡住，尽量别让他们来。如果他们还是想办法进来了，那么就严格按照法律对待他们就是了，依法办事，以理服人，法律面前没有特权，这个道理到哪儿都说得通。他们或许能制造一个小热点，给APEC添个花絮，然而，大型国际会议在世界各地产生过的花絮已可谓数不胜数。

非法“占中”行动必须无条件结束，这是全中国人民对香港激进势力的共同要求。这不是少数“占中”组织者耍个花招就能改变的。内地社会为支持“8·31”决定而准备面对一些情况的决心和承受力是绵延不绝的，这一点还是要请“占中”激进分子和他们身后的支持者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