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只有对于朋友，你才可以尽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劝慰。－－弗•培根
☆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弗•培根
☆一个人总不可能跟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也就不可能为每一个而活着。若能真正认识到这个真理，各人就会极度地珍视自已的朋友。－－歌德
☆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滥用了，事实上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人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旦得而复失，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你的生活，它消失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而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罗曼•罗兰

今 日 看 点：2015-04-10▲◆★●■☆

两岸大戏登场 习近平朱立伦敲定5月北京会★★★★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9/4175146.html
1981年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产生的（上）★★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9/4173985.html
1981年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产生的（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9/4173985.html
“港独党”核心人物为90后 曾在内地生活7年★★★
http://news.ifeng.com/a/20150409/43515422_0.shtml
中国退役战舰的七大归宿★★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8/4172137.html
胡耀邦今年诞辰百年 中央已有“郑重安排”★★★★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8/4172147.html
袁隆平超级稻减产大面积绝收 被下“逐客令”★★★
http://news.qq.com/a/20150409/037001.htm?

两岸大戏登场 习近平朱立伦敲定5月北京会★★★★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9/4175146.html

联合新闻 2015-04-09：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国共论坛）五月三日将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拟率团前往，议题著重在「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低收入户和青年族群），朱也将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与大陆台生互动。据规划，朱立伦于论坛结束后将率团飞赴北京举行「朱习会」，为朱参选二○一六总统大位暖身。

今天上午十时，国共两党将正式对外宣布国共论坛举行的时间地点。

据规划，朱立伦将于五月二日率团飞抵上海，三日上午与大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共同主持国共论坛开幕式，朱随即展开上海的参访行程，包括参观上海台资企业，也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说，与大陆台生进行互动。

据了解，有别于过去国共论坛「大拜拜」，动辄数百人的重量级企业家，此次论坛规模缩小到近百人，且以中小企业为主，论坛只举行一天，「开大会决定小事，开小会决定大事」，展现朱立伦讲求实效、不劳师动众的明快务实风格。

朱立伦参选党主席时，即呼吁对岸正视两个问题：两岸交流造成台湾社会心理层面的冲击，以及经济交流产生公平正义的疑虑。所以这次国共论坛主题著重在「三中一青」，分成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农渔基层四个类别。此次国共论坛正是第十届，回顾过去也会前瞻未来。

党政高层表示，过去几届论坛已产生诸多效益，包括台湾农业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学生在大陆念书比照陆生收费等，未来也希望延续效益，解决两岸交流问题，更重要是要为「三中一青」找到出路，也是此次论坛的重点。

党政高层指出，国共论坛历经国共两党磋商后，敲定五月三日在上海登场，据规划，朱立伦于国共论坛结束后，隔天（四日）将率领包括党主席特别顾问高孔廉在内等干部，飞赴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朱习会」。目前规划「朱习会」比照「连胡会」，而且规格不会小。 ▲◆★●■☆

 

1981年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产生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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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2015-04-09：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毛泽东拉下“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神坛。决议指出，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犯有两次错误。

一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二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不过，决议也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其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份决议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但却被外界视为此后中国官方与民间“非议”毛泽东的起源。

中共做出这份决议之前，党内四千老干部曾对决议草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他们敞开思想、自由发言，纵论中共党史和毛泽东功过。曾经躬逢其盛的中国“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 曾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撰文《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披露，这些老干部直言毛泽东“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对毛泽东的批评远远甚于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不过，由于 邓小平 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这次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决议所采纳。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6.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未完待续）▲◆★●■☆

 

1981年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产生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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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全文完）▲◆★●■☆

 

“港独党”核心人物为90后 曾在内地生活7年★★★
http://news.ifeng.com/a/20150409/43515422_0.shtml

2015年04月09日 环球时报 作者：程勉

原标题：港媒起底“港独党”核心成员：在内地生活长达7年

【环球时报记者程勉】“香港独立党”在英国成立的消息引起社会强烈反弹。香港《大公报》8日对该党核心人物马骏朗进行“大起底”。报道还称，“港独党”事件曝光后，该党所有人立即断了电话，处于失联状态。

“港独”搞手陈云（资料图）

报道称，在英国选举委员会注册资料登记的“港独党”三名要员中，有两人为在英国留学并工作的香港人，此二人均非主要推动者，核心人物是作为秘书的DanielMa，他的中文名为马骏朗，1993年出生。马骏朗与“港独”搞手陈云关系密切，被陈云称作“亲弟子”，两人关系情同父子，马还被陈云封为“靖远太子”。马骏朗在陈云授意之下发起了去年11月底“占领英国驻港领事馆”的闹剧，要求“英国收回香港”“英国要制裁中国”的示威行动。这一举动引发英方关注，去年12月，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式向马骏朗发出邀请，希望他出席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据悉，由于马的护照过期，最终陈云派了另外两人去。这两个陈云门徒在英期间发表“英国应重启《南京条约》”的无耻言论。

2014年3月22日，马骏朗在专栏中发布与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合影

消息人士向《大公报》透露，去年12月底，即“占中”结束后，马骏朗再获陈云授意，秘密前往英国，在小圈子内发起筹款，前往英国选举事务委员会申请登记“香港独立党”，并在今年2月底成功注册。马骏朗向小圈子透露，陈云授意这一步之后，将会借助这一正式政党向欧洲议会发出“陈情”，要求欧洲议会关注香港并向中国施压。马骏朗在英期间，曾与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奥塔威会见，马回港后宣称，当时英国人曾教他：“应留守在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外，留在香港的领事馆没有用”。

现年22岁的马骏朗在单亲家庭长大，小学五年级时与母亲一起到西安生活读书，直至高中二年级才回到香港，在内地生活长达7年。返回香港并接触到陈云的谬论后，开始变化。去年“占中”发生后，原本就读于沙田佛教黄允畋中学高三的马骏朗，受人影响选择退学，全职参与“港独”行动。熟悉马骏朗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马骏朗的家人对其言行深感忧虑，但苦无教导良方，四处求救。▲◆★●■☆

 

中国退役战舰的七大归宿★★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8/4172137.html

中国军网 2015-04-08：

说起退役，近年来，中国海军装备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各类型战舰频频入列，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旧舰艇要“解甲归田”退出海军序列，那些曾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海军舰艇退役后去哪儿了？

▲归宿一：光荣身退，受人瞻仰

每一艘军舰都是移动的博物馆

许多名舰名艇退役后，大都留存并调拨到有关博物馆、军史馆、纪念馆进行展览。它们当中有的是国家领导人登临视察过，有的参与过重大作战任务，有的是型号装备的首舰首机首弹及其他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装备。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济南舰于2007年退役后，承载着诸多荣誉，像一位功勋卓著、历尽沧桑的老兵，告别了它征战36年的万里海疆，光荣退役，驶入了青岛海军博物馆，接受后人的瞻仰。功勋战舰告别壮丽航程，它将在国防教育的战场上开辟另一道闪光的航迹。

1986年以来，我海军向20个省市和3个全国性社会福利组织共捐赠了95艘舰艇，向7个省市捐赠了8型12架飞机，向8个省市捐赠了99件各类退役报废军械装备，用于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退役舰艇成为了博物馆里的“明星装备”。

▲归宿二：发挥余热，服务教学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一部分退役的武器装备还会进入各类军事院校，用于教学训练。服务教学不仅延长了舰艇装备的使用寿命，也为教学训练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利用这些平台，海军军校培养学员体验舰艇生活、了解舰艇性能、熟悉舰艇装备、提高任职能力，切实培养适应海军现代化、信息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曾作为中国海军早期“四大金刚”之一的“太原”号驱逐舰退役后泊于大连老虎滩，划归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作为练习舰，后供游人参观。

“合肥”号驱逐舰，退役后被移交给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常驻烟台用于实习教学。

我海军303潜艇在退役后被移交给海军工程大学用于教学训练，受到训练部工作人员的充分肯定：“以前我们的学员光从书本上看到潜艇的图片，他体会不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接触潜艇会有一个感性认识，对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归宿三：涅槃重生，远赴海外

冯唐不老，披甲又出征

对于拥有制造先进武器能力的大国来说，处理退役装备是个很头疼的问题。而对于军事工业薄弱、又迫切想拥有强大装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也是个很棘手的难题。但把二者放在一起，就不是问题了。于是便催生了一种新的市场———二手武器交易市场。

多年来，各海军强国退役舰艇充斥了世界海军武器装备市场。在1982年马岛海战中被英国潜艇击沉的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就是在珍珠港事件中劫后余生的一名“老兵”———原美国海军“凤凰城”号轻型巡洋舰。

我海军也有一部分军舰退役后，经过改装出售给一些海军实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
▲归宿四：变身海警，重返海疆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一些军舰退役后改装成海监、渔政船等公务船，这是当前中国海军退役军舰常见的归宿。据悉，目前我海军与海监部门加强了各项合作，其中就包括向海监部门输送大批退役军舰。

中国海监137号执法船。它由“东拖830”远洋拖轮改建而成。这些转为海警的退役舰艇以破冰船、布雷舰和救援舰为主。

这些海军改造的退役舰船加入海监行列，使海监队伍的实力大增，执行任务的能力大为提升，为完成当前艰巨的海洋维权任务提供了基本保证。
▲归宿五：核用遗物，安全处置

我“芯”狂热，岂能轻易平息

在海军，有一种武器装备退役处置难度高、耗资巨大，还可能涉及到军事秘密，它就是核潜艇。如何安全、彻底、经济地处置退役核潜艇，是全世界所有使用核动力舰船国家的一道难题。核潜艇包含有复杂的核反应堆，核反应堆不是煤油炉，能够说熄灭就熄灭，如何结束链式反应，如何安全处理剩余核物质，如何处理带有放射性的各套装置，都是非常麻烦的过程。

2013年，海军第一艘核潜艇退出现役，并完成核废料、核反应装置及相关设备的安全、彻底、稳妥处理。核潜艇的“心脏”———核反应堆舱处置是退役工程的重头戏。我海军科研人员独辟蹊径，采用多重防护技术，成功完成了强放射环境下燃料组件的卸出、封装，各种放射性部件的切割、拆除及退役环境的去污和终态处理。核反应堆舱的安全处置使中国真正拥有了核潜艇安全退役的技术和经验，使增加新型核潜艇不再有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核潜艇部队的新陈代谢。
▲归宿六：魂归大海 试验靶舰

我生于大海，我归于大海

近年来随着我军实战化训练增多，越来越多的退役淘汰舰艇改为靶船用于海上实弹打击，退役报废导弹和飞机改装为靶弹靶机用于空中实弹射击。

退役军舰作靶船可以增加演习与训练的真实性。这是各国海军处理退役军舰的通常做法，在环太军演中，美军把退役军舰作为火炮攻击的靶船。但目前，中国退役军舰作靶船的并不多，大约占退役军舰总数的十分之一。

退役军舰被炸沉入海底后会形成军舰鱼礁，聚鱼效果非常好，只要两三个月，就陆续会有底栖性鱼类进驻，同时也会吸引像红鱼、鱼参等高经济近海鱼类进入栖息，成了海底鱼类的乐园，也算是为海洋做了最后一点贡献。
▲归宿七：回收利用，拆卸分解

转身离去，只留下动人传说

装备退役后，如果实在没有其他的用处，就只能大卸八块、送入熔炉、化为铁水，任你“生前”再怎么威武，最后还得回炉变成各种亮晶晶的金属制品，这是很多武器装备难逃的命运。对军舰来说，最不堪的命运就是直接被拆毁，然后将钢材作他用。比如英国“皇家方舟”号航母在2010年退役后，不得不被贱价卖给土耳其回收公司。

在我海军退役舰艇里，也有部分舰艇在拆除了船上的电子设备和舰载武器后，最后送往船厂拆解后作为高等级钢材回收。

由于舰体老旧、维护困难、安全隐患多，参加过两次海战的我海军功勋战舰南充舰，于2012年从青岛转移到秦皇岛某回收站。这艘经历了44年风雨洗礼的“老兵”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被拆解，重新回收利用。

2001年以来，我海军共有几百艘舰艇退役。它们曾经纵横四海驰骋大洋，立下赫赫战功，退役之后依然发挥余热，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岗位，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发挥余热。▲◆★●■☆

 

胡耀邦今年诞辰百年 中央已有“郑重安排”★★★★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08/4172147.html

多维 2015-04-08：“2015年11月20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年冥诞纪念日。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清明节前往江西扫墓透露：“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但他没有透露细节。暂时未清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否参加相关纪念座谈会。

四月五日是传统的清明节，胡德平来到江西省共青城的耀邦陵园，与各地祭拜人员每人手持一枝白色的菊花，向胡耀邦三鞠躬，绕墓地一周。

据大陆媒体报道，今年是胡耀邦百年冥诞，胡德平要求各方来宾不要再制作纪念胡耀邦的礼品，希望大家把纪念和传承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我们就按中央精神办理。”

胡德平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去年本应邀出任自由派刊物《炎黄春秋》社长，但最后在高层压力之下打退堂鼓。

胡耀邦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总书记，因为“反对自由化不力”下台，其猝逝更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十年前的胡耀邦九十周年诞辰，中央举行纪念座谈会，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出席，时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发表讲话。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两会表示，根据中央有关安排，湖南今年将有连串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胡耀邦的故乡湖南浏阳已经展开筹备工作。胡耀邦故居已完成耀邦广场提质改造工程、廉政箴言书法碑墙（廊、林）项目、游客中心和门楼等附属工程等建设，并推进胡耀邦文物资料保护研究中心。

此外，今年的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6周年祭日。美国的“纪念赵紫阳、胡耀邦基金会”协同“纽约论坛”和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多家组织定于4月11日举行纪念胡耀邦的研讨会，主题是“走新路，走胡耀邦的路”。4月15日同时也是中共政治学者陈一咨去世一周年的日子。研讨会同时举行《生命之光—纪念陈一咨文集》一书的发行会。

今年的1月4日，中共党媒盘点了2015年四个重要的纪念日，其中，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位列其中，引起了外界关注。

《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也向媒体讲述了胡耀邦“脱敏”的一些故事。

1989年后，“胡耀邦”成为一个禁忌。直到1994年，胡耀邦逝世五周年，《炎黄春秋》刊登了胡耀邦的照片，还有一首白话诗。

这首诗出版后，有关部门打电话给《炎黄春秋》，要求封存杂志。“其实电话来的时候，杂志早上街了。”徐庆全说，他们依言封存了剩下的杂志。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期杂志又出现在市场上。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95、1996年，《炎黄春秋》又发了一系列有关胡耀邦的文章。尤其在1995年，胡耀邦诞辰80周年，戴煌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也与《炎黄春秋》有关。“戴煌写完一篇，我们这里发一篇。发了胡耀邦两万多字，那时候我是责任编辑。从那以后慢慢地写来写去，胡耀邦就‘脱敏’了。”徐庆全说。

但官方不曾有过任何纪念活动，也没有对胡耀邦做过任何公开的正面评价。

事情的真正转机则始于胡耀邦诞辰90周年（2005年）座谈会。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胡耀邦九十岁冥诞，并给予高度评价。是此纪念活动具有突破性意义——结束了16年来绝口不提这位改革派领袖的状态。而在是次纪念活动之前，官方不曾有过任何纪念活动，也没有对胡耀邦做过任何公开的正面评价。

胡耀邦的故居也于2013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2014年，胡耀邦逝世25周年，纪念活动迎来标志性节点：2014年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问了胡耀邦故居，并向陈列馆致送了花篮。

虽然此后胡耀邦儿子胡德华他向《明报》表示，裸退的胡锦涛只是一介平民，不代表官方，故不认为官方对胡耀邦的评论会有什么变化。但依然举引起海外媒体各种解读。

另外，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称2014年12月4日中国首个国家宪法日上映的《黄克功案》是“第一部出现胡耀邦青年形象的电影，并且作为主要角色在影片中展现。”外界猜测中共有望重新评价胡耀邦。

其实早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影视作品中，就曾出现晚年胡耀邦的形象，2012年上映的电视剧《红军东征》出现了青年胡耀邦形象。而它们的上映也引起了网友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脱敏”的话题引起不少热议。

事实上，中共曾经的敏感人物“脱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官方放松对于民间纪念活动管制、影视剧助推、传纪出版、党报党刊对敏感人物的评价、每逢五周年或者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等都是观察窗口，外界也能借助此管窥中共政治的些许规律。

其实对于中共来说，胡耀邦绝对是个值得深挖开发的“政治资产”，胡耀邦重视宪法、崇尚民主法治，曾主持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他的治国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政治走向，也曾经一度在党内引发争议。

而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曾为胡耀邦“鸣冤叫屈”也是坚持改革，积极配合胡耀邦工作的重要的政治盟友。

博客作家李贤政也在其专栏中写到“胡耀邦以其坚决改革，厌恶腐败的执政态度，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执政风格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坛的一面旗帜。……作为今天中国政坛的核心人物，习近平如何继承乃父之风，如何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当中，看到胡耀邦坚守的价值和意义，如何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通过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政治的平稳着陆，都是未来几年中国政治最有价值的看点。”

对于1989年的历史，海内外迄今为止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还未达成共识。今年11月20日将迎来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官方对于胡耀邦怎么评价，对1989年的历史的口径会否有所松动，只能靠时间来回答了。▲◆★●■☆

 

袁隆平超级稻减产大面积绝收 被下“逐客令”★★★
http://news.qq.com/a/20150409/037001.htm?

时政新闻环球网2015-04-09：[摘要]2014年10月，安徽蚌埠、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等六市种植的“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减产、绝收。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多次向国家农业部上书，要求重新审定超级稻“两优0293”的种植区域。

19年来，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中国稻谷总产量和单产却未见显著提高。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与1000公斤的试验水平相去甚远。在安徽，隆平高科的超级稻出现大面积绝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超级稻“Y两优900”经专家组验收，平均亩产1026.7公斤，创造了最新的水稻亩产世界纪录。这天是2014年10月10日。当时84岁的袁隆平站在湖南省红星村超级稻基地的稻田里宣布：“这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遥遥领先世界。”

可几乎同一时期，远在1000公里外的安徽蚌埠五河县小圩镇，69岁的农民贾文贤发现，他种植的超级稻二期主推品种“两优0293”有些不对劲：刚灌浆的稻子，该由青色变成喜人的金黄色，结果却慢慢变成了灰白色。十天后，灰白色的稻子全都耷拉了脑袋，死了。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10月，安徽蚌埠、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等六市种植的“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

受灾农民质疑种子生产企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隐瞒品种缺陷。

此后半年内，安徽省农业委员会下属的种子管理总站多次向国家农业部上书，要求重新审定超级稻“两优0293”的种植区域，希望“不再包含我省”。

这是一家省级农业监管单位在向超级稻明星品种下“逐客令”。

2015年3月以来，受灾农民与隆平高科在补偿数额上再起争端。

迄今为止，已有111个经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推向市场。这些稻种是否真的像破世界纪录时那般“超级”？为全国增产增收贡献几许？为何在业内田间总是争议不断？

在这些答案背后，关于超级稻的内涵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定义都在悄然翻转。

“杂交稻，隆平造”

在五河县种子零售商常秀亮的店里，一张被放大的照片占了半壁墙。照片里十几个孩童与老人举着“两优0293”的牌子，咧着嘴笑。

这是2008年以来，每年都在五河县上演的“两优0293”产品推广会现场。隆平高科的业务员和种子经销商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两优0293”的诸多优势：“适应性广、高产栽培可达900公斤以上”。讲完之后，每个到场者都会得到一件印着“杂交稻，隆平造”的黄色T恤。

凭借着袁隆平的名望和一场场推广会，“两优0293”很快成了五河县的明星产品。2014年，常秀亮一共卖出“两优0293”种子3541斤。

在益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门前，农民们回忆起刚种“两优0293”的景象：第一年，一亩地只要七八两种子，产量比过去的杂交稻品种涨了50公斤，达到每亩550公斤。之后几年，产量有所回落，一亩地也得用1斤多种子，但产量还算稳定。

与企业宣传的最大卖点不同，农民们看重的是超级稻的“稳产”，而不是“高产”。

实际上，尽管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已将试验田中超级稻亩产量，从800公斤攀升到1000公斤以上，但中国水稻实际亩产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依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

2014年10月，连这份“稳产”也被打破了。五河县种植该品种的八千多亩地全都变了颜色。穗子以下逐渐变灰乃至变黑，掐断了输送养分的通道。500公斤的产量变成了50公斤，甚至颗粒无收。

受灾民委托，五河县农委组织专家组鉴定表明，超级稻减产、绝收是因为得了稻瘟病。

大多数受灾农民因为还不了债，过年都躲了出去。种子经销商常秀亮被愤怒的乡亲们打了三次，受伤了也不敢去医院，怕暴露行踪。

灾难蔓延至安徽6市，种植“两优0293”的农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绝收。

“仅这一个品种就对我省整个粮食的增产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刘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农业输出大省的安徽，承担着粮食增产4万吨的国家任务。

内外标签有别涉虚假宣传？

稻瘟病是水稻三大重要病害之一。在农民口中，被称为“水稻的癌症”。

安徽省种子管理站的调查报告认为，此次稻瘟病的发生与当时的天气阴雨、寡照、气温低有关，但为什么在同样天气条件下，只有“两优0293”出现大面积稻瘟病？

受灾农民这才关注起“产量”之外的另一要素“抗性”。

在“两优0293”外包装袋上明确标注“抗性：稻瘟病平均5.6级”，这在稻瘟病抗性分级标准中意味着，发病率不到25%。

然后撕开包装袋，混杂在种子中的，还有一张白色纸片。在抗性5.6级之后，多了四个字：“最高9级”。这意味着，发病率超过50%，甚至达到100%。

因为内外包装不一致，受灾农民认为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刻意隐瞒品种缺陷，招致了重大损失。

这不是“两优0293”第一次因为抗性差给农民带来损失。

公开报道显示，2007年湖北种植的“两优0293”因不耐高温，结实率仅为30%；2008年安徽芜湖种植“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白枯叶病；2012年，江苏境内600亩“两优0293”感染稻瘟病。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做过一系列调查，证实隆平高科确有内外标签不一致，同时“存在‘抗性更优、稳产高产’等与品种审定公告不相符的宣传内容”。

但作为执法者，刘根也没找到处罚依据。

“有很多擦边球可打。”刘根说，他只好“一直给农业部写汇报”，同时委托工商部门介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寻找依据，也希望农民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据悉，隆平高科主要负责人曾两赴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沟通。

“隆平高科是央企，如果没有农业部的重视，不会来我们办公室的。”在刘根的印象里，对方“态度很好”，还曾保证，不再在安徽境内售卖“两优0293”种子，同时对农民给予补偿。

然而不久，刘根又接到了“两优0293”仍在安徽省售卖的举报电话。农民补偿也迟迟没有落实。

于是，在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提交的汇报材料中，只能一次次恳请农业部，对“两优0293”审定区域作出调整，“不再包含我省”。

对于上述质疑，隆平高科方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两优0293”产品包装符合种子标签标准相关要求。“外标注稻瘟病抗性5、6级，就是告诉大家此品种稻瘟病抗性差”，并不存在虚假宣传。

对于赔付问题，该公司称已经协调当地政府进行了保险赔付，同时也免费提供种子进行补偿，但该公司认为事件迟迟不能善后，与农业保险低赔付率有关。

所谓增产被减产填平

发生在安徽的这场风波，再度引发了农业界对国内育种时“重产量不重质量”这一倾向的反思。

在五河县农委专家鉴定意见中，写明此次稻瘟病是由于2014年安徽特殊的天气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所致。同时强调“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

在参与此次鉴定的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丁克坚看来，因为该品种稻瘟病抗性“最高9级”，即使政府部门和种子公司售后提醒到位，也来不及预防。

曾有专家公开撰文质疑超级稻，“倘若不抗稻瘟病，则不能算真正的超高产品种”。

丁克坚也认为，抗性差是品种本身有问题，抗性原本应该是抵抗无常天气的一个预防措施，“否则一旦发生稻瘟病，前几年所谓的增产，立马被大面积减产填平”。

抗性不被重视，与国审标准有关。“在安徽省内审定品种时，抗性具有一票否决权。”丁克坚指出，但是在国家审定中，抗性近几年才被重视，之前只重视产量。

被强化的是产量，被忽视的除了抗性之外，还有米质。米质包括外观品质、营养品质、食味品质等6项指标。

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考察了国外市场后发现，中国的超级稻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原因在于米质一般。

近年来，不断有国人在日本抢购大米，除价格等因素外，包括口感在内的米质，同样是消费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超级稻这一提法最早起源于日本，当时日本称之为“水稻超高产育种”。中国随后发展超级稻，有国际竞争的意味。

然而，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员Hiroshi Nakano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1年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即开发有高产能力的“饲料稻”。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2013年，日本超级稻的产量为11万吨，全部用于动物饲料。

然而中国在发展超级稻应对粮食安全时，并没有提及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

早在2001年，广西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有多位研究员联合撰写《高产还是优质？——浅谈当前杂交水稻育种的主攻目标》一文，质疑超级稻的主攻目标忽视“优质”的问题。

几经辗转，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了其中一位主要作者。数年间，该专家一直致力于培育米质优良的稻种。“在我的印象中，从1996年超级稻项目启动以来，国家财政没有给优质稻提供过研究经费”。该专家透露，即便是当初撰写质疑超级稻的文章，也曾被多家杂志社拒绝发表，认为挑战权威，不合时宜。

“一号文件”要求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1996年，农业部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由袁隆平牵总头，国内数十家科研机构联合协作，旨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然而在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的19年间，并未使中国稻谷总产量显著提升，甚至曾出现显著滑落。

2004年，包括“两优0293”在内的超级稻二期品种实验成功，超级稻亩产突破800公斤大关。与此同时，我国稻谷总产量已经下滑至17000万吨左右，直到2011年才重新回到20000万吨，达到1997年的水平。以单产论，1995年水稻平均亩产402公斤，2013年为447.8公斤，年均增幅仅为0.6%。

到2012年，稻谷的“全国最大粮食作物”头衔，已经被玉米取代。

超级稻公布的理论数字与实际收成之间巨大的差异，也是业界诟病超级稻的焦点。

对此，广西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理事邓国富指出，超级稻的高产数字是由科研人员将优良的品种栽种到优良的田块中，运用优良的方法培育，使其在优良的生态中生长而来，即“良田、良种、良态、良法”配套，缺一不可。

实际上，中国约有70%的中低产田，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占40%以上，加之农民无法拥有科研人员的技术水平，实际种植中根本种不出这样高的产量。

超级稻要想获得超高产量，还需要大量化肥助力。

常年致力于超级稻研究的邓国富指出，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超过50%，更多的是造成土壤污染。

云无心认为，这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最高收成”和“普通情况下的平均收成”之间的差异。前者可以说不计成本，但对后者意义不大，“两者之间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2013年7月召开的全国超级稻攻关会议上，农业部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超级稻小面积高产，转变成大面积均衡增产。

“2015年将是超级稻的一个拐点。”丁克坚认为，最明显的标志来源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解读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反复强调，“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产量增长方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来”。

“中国大豆已经失守了，几乎全被国外品种抢占了市场，水稻绝不能重蹈覆辙。”丁克坚说。

同样面临危机的还有玉米。美国杂交玉米品种“先玉335”只用3年时间，便占据了吉林省玉米实际播种面积的40%。除高产稳产之外，靠的就是对黑粉病、矮花叶病等七种病害均有一定抗性的优异表现。

事实上，超级稻的领头羊隆平高科也在做出调整，该公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第四期超级稻主要以袁隆平院士为主导进行，公司的科研方向以市场需求为主，满足农民对高产、优质、多抗综合能力较强的品种，不追求品种的单一性能，而追求综合性能。

“至少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袁隆平现在领头的超级稻，一条是品质好、环境代价小的优质稻研究。”邓国富说。

而今的五河县，田地里已种上当季的小麦。绿油油的小麦中间，几块连片的昏黄色显得格外突兀。那是当地最大的超级稻“两优0293”种植户吴丰（化名）的70亩田地。因血本无归，吴丰放弃收割横七竖八的死稻，也没有本钱再投入这一季小麦的种植。

农民不关心世界纪录或是国家推广，农民只会用脚投票。在“两优0293”事件以后，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当地数十户农民，无一人再愿意种植该超级稻品种。(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陈露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思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