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美 军 事 关 系 改 善 / 美 媒 体 杂 音 依 然 存 在 ★

今 日 看 点 :2006-7-22
(01):★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之我见(上)★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604584.html
(02):★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之我见(下)★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608996.html
(03):★ 中俄印峰会引发猜想/印专家称”三国演义”将继续 ★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07/20/content_4858066.htm
(04):★ 卖 给 你 F-16/从 此 套 牢 你 ★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3/52998/4570214.html
(05):★红海正在发生断裂 未来地球或有五大洋六大洲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758846&typeid=14
(06):★ 空袭炮击无法消灭真主党/以考虑发动全面战争 ★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613418.html
(07):★ 郭伯雄;朝鲜试射导弹事前中国毫不知情 ★
http://www.007tt.com/web/?action=newshow|cyzlgh|156|cn|360
(08):★ 中国外交官手记:重返联合国 惊险一幕幕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1/content_4863617.htm
(09):★ 美国空军已丧失空中情报监视和侦察领导地位 ★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07/21/content_4862916.htm
(10):★ 中美军事关系改善/美媒体杂音依然存在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1/content_4863026.htm


★ 中 美 军 事 关 系 改 善 / 美 媒 体 杂 音 依 然 存 在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1/content_4863026.htm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引来一片关注,路透社和美联社都报道说,这是自2001年美军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相撞以来最高级别的中国军方领导人访美,因为郭伯雄是中国军队的二号人物。印度媒体也做出了反应,称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快速成长的对手之间在军事领域的接触更近一步了”。尽管大多数媒体都把关注点放在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改善上,但也有媒体片面地关注中美两国的“猜忌”,特别是关注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问题。美国还有专家称,相对于美国的“透明威慑战略”,中国采取的是“模糊战略”。
  ▲两军交流“越过化冰阶段”
16日晚,郭伯雄启程访问美国,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军事关系自2001年撞机事件以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韩国《朝鲜日报》称,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海军副司令员赵兴发、空军副司令员刘成军、第二炮兵参谋长于际训等也随行出访。这表明两国间的军事交流已“越过化冰阶段,正迎来成熟时期”。许多媒体还引用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钱利华的话说:“郭伯雄此次访美是今年中国军事外交最重要的行动。”钱利华还说,此次访问旨在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发展两军关系方面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友谊,加强合作,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
但也有媒体报道美国对中国的猜忌,称美国一再表示,中国的军事建设不透明,希望中国提高透明度以“回报美军向中国方面的开放”。
对于美国的抱怨,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林长盛对美国媒体说,由于美中军事力量悬殊,开放程度必然不同。他说:“美国现在要发展和中国的军事关系的重要动机就是想加深对中国军队的了解。中国军事透明度确实不如美国,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差很大。美国是透明威慑战略,让你看到我很强大,你就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国是个弱者,它就不敢把力量都显示出来,如果都显示出来别人看到你很弱,就很容易对付你,所以中国采取的是模糊战略。”
《印度教徒报》称,鉴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军事预算,中国强烈地感觉到,美国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不公平的,其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实力,使中国不至于成为美国的真正威胁。美国指责中国缺乏透明度,也被称为是没有理由的指责。郭伯雄将军访问的目的是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愿意公开讨论其军事计划。
《印度教徒报》还说,美国并不是中国唯一要进行接触的国家。今年5月末,印度国防部长和中国国防部长签署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谅解备忘录。在访华过程中,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中方为他铺上了红地毯,并邀请他参观某些军事设施,包括兰州军区。另外,中国还向慕克吉解释了中国发展军力的计划。中国的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表现之一就是慕克吉明确表示,印度不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
《印度教徒报》指出,中国的军事外交开始获得回报,至少在邻近地区是这样的。除了日本之外,几乎所有中国的邻居开始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传统上的怀疑。
▲美国想要什么样的“透明”?
美国对中国军事透明度的指责没有得到太多国家、尤其是中国邻国的响应。其实,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对美国的抱怨感到不以为然。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伦上将表示,中国的军事正在变得更加开放透明,而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除了自己访问中国之外,也邀请中国派员观摩在关岛进行的大型军事演习。
一位曾任美国驻华使馆空军武官、现专门从事中国军力研究的专家表示,中国军事的透明度比20年前改进了很多,但美国军方无疑要求更多,他们要的是,“解放军把它的内部信息详细地以英文写成报告,呈递给美方看。就像美国的非官方杂志《空军》,每年都会出版一期专刊,详细介绍美国空军的人数、资金、教育背景、飞机数目、性能,甚至空军组织架构等等”。另外,中国正在开发的新武器比较隐蔽,美军也希望能够解密。“中国军方若能如此照办,才是美方要求的透明”。
这种要求美国自己也达不到。林长盛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军事机密,例如这次美国邀请中国军事人员观摩关岛军事演习,在中方人员到来前一天,关键演习已经完成。
事实上,在美国一部分保守派人士看来,日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是美军未来必然要面对的敌人,而邀请解放军将领访问美军基地无疑是把美国军事信息暴露给敌国。《印度教徒报》报道说,美国国会害怕中国会从两国的军事合作中获取军事信息,因此通过了限制两国进行军事交流的法案,如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他们一边增加美军的“不透明度”,一面不忘记攻击中国的不透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抱怨说:“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记者在出征的‘小鹰’号航母上随船采访,解放军军官们乘坐美军的战斗机、核潜艇,还在西点军校听课,参观空军基地的战略指挥行动;而直到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国二炮部队之前,美军军官只是在空荡荡的中国军事基地观看阅兵游行而已。”
▲中美军事关系处于什么位置
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和最具“风向标”特征的关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杨毅指出,中美建交后数十年来,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关系。它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往往“最先破裂、最后恢复”。
近年来,尽管中美高层军事交流不断增强,但是,从实质内容来看,军事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短板”。
军事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从纵向来看,中美军事关系不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方曾将中方定位为“友好的非盟国”,两国高级将领的互访十分频繁。除国防部长外,双方的各军兵种高级将领都曾访问过对方。美方还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甚至向中方出售了当时非常先进的“黑鹰”武装直升机。而目前中美军事交流主要是军舰和小范围人员的互访、加强军事透明度等,具体合作项目并不多,而且美方仍然严格限制对中方的技术和武器出口。
从横向来看,中美军事关系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将全球国家大致分为盟友、对手和非敌非友三大类。其中,盟友又分为侧重战略、军事和反恐三类。美国战略盟友主要有英国等北约成员国、日本、以色列等国,这类国家与美国军事关系最为密切,不仅情报共享、装备通用,甚至实现部分一体化指挥。
目前明确被美国视为敌对国家的数量不多,主要有伊朗、叙利亚、苏丹、朝鲜、古巴等。美国不仅对这些国家实行军事封锁,断绝军事交流与往来,而且还针对性地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经常举行针对这些国家的演习。冷战时期,苏联被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出于谈判、威慑等方面的需要,两国的军方领导人虽然也有一些有限的接触,但根本谈不上合作。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虽然都属于美国的“非敌非友”国家,但美印军事关系比中美军事关系密切得多,美国不仅向印度出售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还经常与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俄的实质性军事关系也比中美两国深入。
目前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处于较低水平,与中美两个国家的责任和地位有些不相称。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总体上看两军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两国在国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2003年,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美国。2004年,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访美。2005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访华。2005年10月,拉姆斯菲尔德进行了他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华期间,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了第二炮兵司令部,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向外军领导人敞开大门。中美两军机制性交往顺利进行。建立于1997年的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迄今已举行八次防务磋商。钱利华说,只要中美站在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妥善照顾各自的关切,就能维护好当前两军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推动两军关系的深入发展。▲
驻美国特约记者:马家骏/本报特约记者:伊 文/赵东国/李东风 《环球时报》 ( 2006-07-19 第02版 )
★ 美国空军已丧失空中情报监视和侦察领导地位 ★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07/21/content_4862916.htm
美国《每日航宇》2006年7月18日报道 列克星敦(Lexington)研究所军用航空分析家Loren Thompson称,受预算削减、自身项目问题和海军自有平台的成功发展诸因素影响,美国空军成为电子空中监视的国防部领导者的设想正变得不再可能。
Thompson称,空军所有的监视平台目前都面临困难,空军监视飞机计划也处于混乱状态,空军的宏伟规划正在消失。他说:“政策制定者在QDR(四年度防务评审)中将E-10项目变成了单个试验飞机,熟悉内幕的人还说在2008财年预算中也会不再存在。另外,国会正在削减‘全球鹰’的资金,并对太空雷达几乎不感兴趣。”
Thompson称,海军计划升级或替换自己的电子监视飞机,并在顺利进行。下一代E-2D“先进鹰眼”、P-3巡逻机的替代飞机P-8和“徘徊者”的替代者EF-18G看起来都将取得成功,因此海军在联合监视中的地位未来几年将很可能得到扩大。▲ 来源:2006年07月21日航空工业科技信息中心
★ 中国外交官手记:重返联合国 惊险一幕幕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1/content_4863617.htm
2006年07月21日解放日报: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国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稍作准备后,在乔冠华团长、符浩秘书长的带领下,于11月中旬经巴黎飞抵美国纽约。
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中国外交官手记》一书中,作者吴妙发回忆了这段重返联合国后险象环生的外交岁月。
▲进驻纽约仅三个月,一名公务员遭遇暗害
在代表团一行30多人的队伍中,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个子不高,身材微胖,脸上时时露出亲切的笑容,给人既忠厚又精明,既勤快又稳重的印象。他就是曾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工作,后转往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公务员的王锡昌。
王锡昌工作勤快,待人热诚。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常驻居所,暂住纽约的罗斯福旅馆期间,他负责对外接待的杂务工作,斟水倒茶,周到细致。他为大家烧开水,做些必要的值班夜宵,还为大家放些资料电影,以便让代表团成员熟悉联合国和美国的有关情况,早日投入工作。他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很高,在规定的时间内,同几位外交官一起,学习英语语法,掌握必要的日常会话。他来自天津海河河畔,在外交部和驻匈牙利使馆期间一直努力工作,还未建立家庭,像许多年轻朋友一样,用自己的勤奋工作追求着未来,编织着美丽的理想。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同志,到代表团仅三个月,就遭到了暗害,以年轻的生命牺牲在光荣而复杂的外交战线上。
我们来到纽约之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的会议上,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与美国20多年没有官方接触,纽约又是当今世界上超级大国的心脏地区,到了纽约以后,代表团全体同志一定要住在一起,十分注意保密与安全。他还说毛主席把代表团奔赴纽约这一工作提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高度,要求大家务必团结一致,平平安安,做好中央交代的一切工作。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刚到纽约时,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表现出热情、友好和好奇,但也遇到了错综复杂的另一面。
每天都有不少策反信涌往代表团暂住地———罗斯福旅馆,指名道姓地煽动代表团成员“奔向自由世界”;更有甚者,在一次反华势力组织的叫叫嚷嚷的游行中,竟打出要代表团领导“投奔自由”的横幅。
一些当地报刊不时刊登反华文章,对新中国进行诬蔑、造谣和攻击。
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代表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代表团包住罗斯福旅馆一层所有房间,防止外人进入驻区;昼夜值班,对主要领导采取保卫措施;责成美国警方对代表团的安全负责;代表团成员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如果时间长,尽量集体前往,等等。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事发那天晚上,我们许多同志聚集在代表团人员居住的楼层走廊里,观看王锡昌为我们放映的两部有关美国开发西部的资料片。小王精心地操作着电影放映机,不时调整角度,以便大家观看得更加清楚。放完电影已近午夜12点,大家回到各自房间休息。第二天一早,我按照常例,召集代表团部分同志学习英语。有关同志电话通知小王,铃响了一会儿也不见回音,干脆敲门,但敲了半天,也不见开门。同志们起先还以为年轻人睡熟了,不易叫醒。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就设法取来了旅馆女服务员使用的万能钥匙。哪知一打开房门,走近床边一看一摸,只见小王僵卧在那里不动,胸部以下部分因盖着毛毯尚有余温,但上部已经冷却僵硬。团领导当即请来了当地的美国大夫。经诊断,他已于凌晨三四点钟死去。当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小王为什么在凌晨突然死去?美国医生再三说明,年轻人猝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可能死于某种突发疾病。但我们始终不信,因为小王身体健康,没有显露任何患病的迹象。我们不信同机而来的小王会这样莫名其妙地突然离开我们。对此,我们要求得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查清原因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查清原因,并指示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指出目前正值中美打开大门改善关系之际,发生这种事情,美方负有查清这一事件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周总理还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我们报案后,纽约警察局很快派警察来罗斯福旅馆进行调查。他们查遍了代表团成员居住的每个房间以及楼层的各个角落,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接着是提取指纹,忙得不可开交。可查了半天,他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当天晚上,美国NBC、CBS、ABC三家电视台以及纽约广播电台都发布了有关消息,晚报也对此作了报道。一时中国代表团人员中一人死亡的消息传遍了美国。代表团领导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不断催促美方迅速破案。代表团全体人员抑制着悲痛,坚守岗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工作,而且比刚来纽约时更加团结,工作配合得更加协调一致。只要摆出一个手势,做出一个眼神,彼此都能领会对方的意图。我们深深懂得一个同志倒下去,余下的同志只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接着代表团迎来了到纽约后的第一个不愉快的春节。
事发后,小王的尸体被迅速送进了纽约市医院。代表团参赞邢松益鸟、二秘徐熹和我来到了医院,亲眼看着对小王的尸体进行解剖。那种悲痛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美国医生查了半天,仍查不清死因,还是坚持年轻人可能出于某种情况猝死的说法。我们认为小王这样一位身体健康的青年不可能猝死,强烈要求必须查清死因,坚持要求他们必须作出真实的解释。我们坚持对尸体不作处理,暂存冰柜。对方表示同意。
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了纽约市医院负责人的电话,说他们在小王的胃液里发现了某种物质,要我们赶快前往。到医院后,院方明确告诉我们,小王系喝了含有纯尼古丁的饮用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当即取回了一小杯胃液,连同小王生前烧的饮水盛在另一只杯子里,由信使一并带回国内。经国内有关部门检测,发现小王饮水的杯子里确实含有高纯度的尼古丁,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
原来是有人在小王为大家烧的饮用水里,投放了纯尼古丁(纯尼古丁在美国商店里很容易买到,一般用来毒杀老鼠)。小王烧的开水距代表团领导之一陈楚的住房仅几步之遥。情况很明显,投毒者要暗害的不是小王,而是代表团的领导人!是小王首先饮用了而遭到暗害。他杀已经明确,究竟是谁在开水壶里投放了尼古丁?又是谁指使凶手投毒?团领导奉周总理之命就这两个关键问题不断催促美方破案。但是,30年过去了,由于情况复杂,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
不久,根据国内指示,小王的尸体被从纽约市医院内取出并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
隔了几天,从北京传来消息,王锡昌同志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外交部几位部、司领导出席,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部分在国内人员均出席了哀悼仪式,对这位年轻的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致以最后的敬意。
▲频遇CIA特工“密切关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自1971年开始工作,就引起美国各部门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代表团一到纽约后,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代表团随员以上的外交官就给予详尽的报道,《纽约时报》有一天用半个版面逐个地介绍了他们的年龄、生平、专长和爱好等,每人不少于200字,其中对黄华、陈楚等人的报道均在400字以上。可见代表团的全体外交官情况已为美国有关方面“悉心掌握”。不久,代表团的不少外交官就连续不断地收到了策反信,内容是:“美国是自由社会,你们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投奔自由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当然,我们从上到下看了这些信件,随手就掷进了废纸篓。
接着,代表团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门前发生了几起游行示威。示威者有白人,有华人。据说,每人给了50美元津贴,捧着一顿免费午餐,他们就来到了代表团驻地,掷了一些臭鸡蛋和西红柿,举着几幅“黄华、陈楚先生,欢迎你们投奔自由”的横幅,吼叫了一阵,然后作鸟兽散。我们看了不禁发笑,但也深感形势的严峻,不容忽视。
我们后来买下纽约一家“汽车旅馆”作为代表团的永久驻地。当时旅馆老板要我们暂缓一周搬入,以便清扫内部并去除隐患以保护代表团。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安排的目的。一周后,我和几个同事随同纽约七八个警察一起进入旅馆再次检查。几位警察牵着大狼狗为我们清除“隐患”。大狼狗上蹿下跳一番后,警察告诉我们,住所已安全保险。于是代表
团驻地所在的全体人员迁入居住。后来仔细一查,在灯具、门把、天花板、厕所、住房清出了200多个窃听器。幸亏我们警惕性较高,又仔细查了一次,否则住在这种地方哪有什么保密安全可言?
然而,美国有关方面又对代表团人员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盯梢”和“监控”。一次,我和我的同事去联合国出席会议。我们的汽车一出门,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就紧跟不舍。我们上高速桥,他们紧紧跟上;我们转地道,他们也转地道。从代表团驻地所在的西区到东河河畔的联合国大概20多分钟的路途,他们一直伴随在后,“保护”着我们。直到我们距离联合国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时,他们才掉头拐弯离去。因为他们已知道,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外交官,从不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是去联合国开会的,再盯就没有意思了。
还有一次,两个“盯梢者”大概是新手,一直跟着我们到了联合国。下车后,我上前说:“你们老盯着我们做什么呀!多浪费时间!”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不无尴尬地笑了笑,说:“先生,我们是CIA的特工,奉命保护你们,望谅解!”我只好说“费心了,谢谢‘保护’”。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好几次,以至彼此都熟悉了。到最后这几位CIA特工干脆把他们的名片给我们,说有事可以打电话同他们联系。我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7年多,受这种“保护”就长达三年多,到最后才不受“保护”。
有一次,我还看到两名特工出席了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我上前问他们最近忙不忙,他们说“不忙,不忙,我们的差事完成了。一切正常”。说完以后,我们不禁都笑了起来。
▲亲历纽约大规模停电
在初到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们亲身经历了纽约市一次大规模的停电事故。
那次停电发生在1974年11月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从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搬至西区的一个常驻地。这个常驻地原来是纽约一家“汽车旅馆”,常驻代表团迁入后稍作布置就对外办公。代表团全体人员因为有了自己的永久办公地点觉得十分振奋,因而工作起来就更加积极和勤恳。
那天夜晚,我们几个同志随便聊天,议论业已开完的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的第6届特别联大。议论到一半,突然室内所有的日光灯全部熄灭,顿时变得一片漆黑。我们还以为是代表团驻地的保险闸门出了问题,走出房间一看,才发现我们这一幢14层高楼的所有房间都已见不到一线光亮,全部陷入黑暗之中。不少同事打开窗帘一看,整个纽约都变得漆黑一团,高楼大厦平时通宵不熄的灯光不见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也停止了工作。街上的小汽车因为没有了自动交通指挥而不断鸣着喇叭,弄得喇叭声震天价响。唯有天空的繁星还在那里闪烁,强劲的朔风还在呼呼地吼叫着。我们估计,可能是整个纽约供电系统出了重大故障,因而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这时,代表团的领导打着手电来到各个单位的房间,要求大家保持镇静,坚守岗位,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因为停电,我们和国内的通讯联络全部被切断,一些重大问题的请示和报告顿时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内部工作秩序全部被打乱,各部门的联系顿时变得很不方便,同各国代表团的联系也因而中断。我们的办公大楼面临街道,安全问题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我们的生活面临突如其来的困难,暖气停供,做饭的电炉也无法启动。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各种应对工作,把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譬如说,千方百计动用其他手段同国内保持联系;带着手电值班巡逻,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由于上下一致,代表团终于安全渡过了因大规模停电而带来的暂时困难。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外交部的表扬。
这次停电给纽约市造成了严重混乱和重大损失。据第二天报纸报道,首先,当晚纽约市各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不少超市和商店被撬开门,里面所有货物,包括衣物、食品都被抢劫一空;有的大商店的玻璃门被打得粉碎,不少人在外面排起了长队,把商店里的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逐个地向外传递;有的把成衣铺子的衣服、大衣架一溜一溜地向外推。街上乱成一团,你推我搡,有些人边跳边抢,还高喊“今天是我们的圣诞节”。街上一片狼藉,纸箱、食品、衣服、电器用品、瓶瓶罐罐摔得满街都是。据纽约当局第二天初步估计,损失在20亿美元以上。其次,这次停电给社会生活带来很大混乱。许多人在电梯里被困10个小时以上,新闻传播媒介几告停顿,有的电视台靠自备发电机才得以播出节目;有不少医院无法手术,一些病人险遭不测。三是给人们心理上造成重大打击。不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说,美国这么强大,怎么一发生停电,就导致这么大的混乱,万一发生更大变故,美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次大规模停电,几乎涉及纽约各个地区,远远超过2002年7月20日中午的事故。经查,主要是因几部发电机同时发生故障而引起。尽管这次停电在10个小时之后才恢复,但社会生活还是较快地恢复了正常。▲(解放日报)
★ 郭伯雄;朝鲜试射导弹事前中国毫不知情 ★
http://www.007tt.com/web/?action=newshow|cyzlgh|156|cn|360
中国国情咨询网2006-07-21: 中国中央军委会副主席郭伯雄19日在华盛顿表示,关于朝鲜试射导弹,北京方面事前不知情,北京正在尽一切所能,说服朝鲜就其核武与导弹计划达成协议,但中国无法强迫朝鲜改变路线。
  郭伯雄当天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说并现场答询,郭伯雄表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它自己会评估情势,有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
  当被问到为何中国不对朝鲜核武计划施加更大压力以及影响力时,郭伯雄说,“中国不可能强迫朝鲜要去做什么,或不要去做什么。”他表示,“无论如何,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朝鲜半岛非核化着想,中国仍将在能力之内试着以所有方法来说服朝鲜。” 
  郭伯雄表示,朝鲜试射导弹令他以及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惊讶。他说,朝鲜试射导弹,是美国侦查得知的,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北京方面才知道。他说,中方向平壤查证,可是朝鲜说得不清不楚,不了了知。至于朝鲜下一步会怎么做,中国不知道,因此惟有根据联合国决议,尽快恢复六方会谈,寻求根本解决之道。
  郭伯雄当天在华盛顿的演说受到广泛好评,他十足掌握美国人的口味,亦庄亦谐。郭伯雄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防现代化”,主题的基调与 4月胡锦涛访美时阐述的类似。郭伯雄表示,中国追求和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中国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以坚强的国防力量作为盾牌。
  郭伯雄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合情合理的自然选择,对内,中国要聚精会神聚的发展经济,对外致力世界和平共促发展。他说,和平“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可能改变”。一千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火药,但是中国没有拿火药制成武器;六百年前,郑和率领了全世界最大的舰队出访,却没有用来攻城略地;也就是英国史学家李约瑟说的,中国全副武装,却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更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促进世界和平。
  这位中国最高阶的将领告诉数百位听众,国防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和平发展不能只靠良好的意愿就获得。他说,1840年,中国富庶甲天下,后来却沦为列强刀俎的鱼肉,就是因为国防衰弱。近年来,国际秩序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中国基本上是稳定,但是不可预料的不稳定因素始终存在,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派系等,都会破坏世界和平,尤其是台独分裂势力也不断挑衅,因此中国在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必须以坚强的国防力量作为维系安全的盾牌。
  郭伯雄说,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永远不扩张,永远不称霸;现在这样,将来永远都这样”。中国的国防水平不高,与美国等先进国家有一段距离,但是中国有信心把军队建设好。他指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交流是中美两国、两军的共同愿望。
  演说后回答问题时,有人问起能源问题,郭伯雄说,在目前情况下,只能要求大家节约能源,节省开支。同时,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对抗恐怖主义,让产油国家不受威胁,维持正常的生产,甚至增加产量。
  郭伯雄的演说获得好评。在场的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麦利凯表示,郭伯雄的到访,展现了美中两军进一步交流,美国应该把握机会,促进彼此了解、相互合作,共维区域安定。麦利凯还认为,郭伯雄的表达方式,摆脱了解放军将领的刻板模式,像是美国所说的“军人外交官”,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国情咨询网www.s007s.com)
★ 卖 给 你 F-16 从 此 套 牢 你 ★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3/52998/4570214.html
▲世界上什么商品最赚钱?那就是军火!
  据美联社报道,6月29日,布什政府通报国会,白宫已批准向巴基斯坦出售18架新型F-16战机,而这18架F-16战机只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的总价值高达50亿美元的武器协议的一部分。据五角大楼透露,2006年美国预计对外军售将达到130亿美元,而象征着美国高精尖远程打击能力的F-16战机将随着美国价值观一起,再次流向世界,流向亚洲。
  
▲全球24个国家拥有4500架“战隼”
  F-16“战隼”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研制的世界第三代先进轻型战斗机。第一架 YF-16原型机于1973年12月出厂,1974年2月首次试飞。F-16生产型于1976年12月首飞,1978年底开始交付部队使用,现已成为美国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
  虽然F-16单价为2000万美元,仅为F-15的一半,但其总体性能并不比F-15差多少,除了载弹量等个别指标略低于F-15外,因研制晚于F-15,其他指标都要优于F-15。至今F-16已有10多种改进型。
  F-16自上世纪70年代末投入使用以来,参加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两次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目前,全世界有24个国家在使用该型机,生产总数已达4500多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低空格斗战机之一。
  F-16的用户包括比利时、丹麦、荷兰、挪威、以色列、埃及、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韩国、泰国、新加坡、智利、巴西等国家。此外,中国台湾也部署着150架该型机。因此,F-16有着“国际战斗机”的美誉,加上它外形漂亮,很有“明星”风范,也成为美国空军“雷鸟”表演队的专用机。
▲F-16是维护与美国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
  军火贸易最初是一种偶然的军事经济行为,但因其贸易对象的特殊性,它已逐渐上升到一种政治行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斗争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主旋律,在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军火贸易就成了一种全新的“战略武器”。尽管F-16有着“国际战斗机”的美誉,但这个“国际”大多是美国认可的“亲密伙伴”。
  当前,根据美国境外战略重点的划分,其主要利益集中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与此相应,F-16出口的推销重点也在这些地区。向这些地区的国家积极推销本国的先进武器是美国政府一直实行的做法。比如随着北约东扩,美国军火商已经把F-16的生意做到了波、捷、匈等东欧国家。
  尖端武器的交易情况一直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试金石。美国向另一个国家出售F-16,说明两国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关系在不断加强,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巩固。这次美国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大笔军售正是双方关系密切的具体体现。
  美国通过F-16等军火出口不但牢牢地控制了这种战略同盟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军事渗透,使得这些地区和国家不自觉地增强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像F-16这样的高科技战斗机一旦投入使用,购买国就会被生产商“套住”几十年。在直接的军火交易之外,购买者要接受培训,还必须严重依赖与之配套的武器系统和维修设备,从而让美国实现其在同盟内部成为军事主导的目的。
  当然,美国对出售尖端武器也有着严密的规范。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在出售F-16时,都会与对方约法三章,规定买方国家必须要有美国官方授权,才能将武器和其零件转售第三国。前一阶段出现的委内瑞拉扬言要将其拥有的F-16转让给古巴的情况只是特例,大部分采购美国武器的国家,都不想伤害两国关系,也都会遵守相关规定。
▲军火贸易成为美国际斗争新“武器”
  鉴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均对军售持审慎态度。在美国,各军工企业虽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的武器销售计划,但实际上,对外军售一直由美国政府全面掌控,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规。毫不夸张地讲,对外军售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以F-16为代表的军火贸易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斗争的新“武器”。
  首先,军火贸易可以巩固国防工业基础。美国要充当国际上的主导角色,没有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肯定不行。这种优势的维持首先要求有坚强的国防工业后盾和雄厚的军事技术基础。自苏联解体以来,和美国对抗的力量渐渐削弱,美国军火的国内订货相对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选择了扩大军品出口以补偿国防工业的做法。
  其次,军火贸易可以遏制潜在威胁国家。冷战后,美国实行全球战略调整,却深恐由此出现新的战略真空、地区强国,进而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在美国看来,军贸一方面可以将采购美国军火的国家或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防止所谓“敌性”国家填补真空;另一方面可以将“前沿部署”或“前沿存在”拓展为“势力部署”或“利益存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
  第三,军火贸易可以加强地区军事控制。通过军贸实行控制相对于直接武力干预更加隐蔽,影响更加深远。军贸不但可以改变冲突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而且可以为本国的军火商创造有利的商机。特别是,军贸可以迫使遏制的对象在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让步,从而达到争夺利益、肢解所谓的“敌对国家”的目的。
▲绝非人类的“福音”
  F-16卖得火,美国政府高兴,进口国也高兴。然而,就是这看似“双赢”的事情,绝非人类的“福音”。当前,不少国家的军队或武装组织,都竭尽所能想获得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尤其在亚洲,冲突热点数量多,冲突规模大,军火需求也大。世界军火交易无节制上升,大量高技术武器无限制扩散,对于冲突热点地区而言,大量军火,尤其是先进武器的流入,无疑是火上浇油,非但无助于解决冲突,而且还会促使冲突扩散与升级。
  有关资料表明,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50多起地区冲突中,40多起冲突的重要武器供应国是美国,而且美国往往向冲突双方同时供应武器。本月3日,美国白宫公布了向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机的计划后,就引起了印度的强烈不满。尽管白宫方面对此发表了多项声明,但向敏感地区倾销武器装备的做法只会加剧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
  多年来,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对军备控制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出台了一些条约。但由于没有限制大型常规武器尤其是高技术武器扩散的条约,因而使得高技术武器成了军火交易中的“常青树”。对人类而言,世界军火交易额持久走高,高技术武器持续大规模扩散,绝非好事。相反,由于利益驱动,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限制高技术武器的出口仍将是国际军备控制的重点。从这点来看,F-16还是少飞出美国吧! ★  (《中国青年报》军事周刊 2006年7月17日)
★ 红海正在发生断裂 未来地球或有五大洋六大洲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758846&typeid=14
北京晚报消息:美国、英国等多国科学家今天透露,位于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红海正在发生分裂,数百万年之后可能将产生一个新的海洋,而非洲大陆也将分成两部分。这个研究成果证实了目前普遍认同的大陆板块构造学说。有媒体称,地球将来会出现五大洋和六大洲。
▲阿法尔裂谷出现新断裂
美国媒体今天发表文章说,这一发现来源于去年9月地质学家们对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裂口的观测结果,这一裂口正好处于非洲和阿拉伯两大构造板块分界地带。当时,来自伦敦大学皇家霍洛韦学院、牛津大学和亚得斯亚贝巴大学的地质学家们联合观测了阿法尔裂口里面的巨大运动过程,包括火山爆发等。
地质学家们从欧洲巨型地球环境监测卫星“恩维萨特”传回的数据中发现,阿法尔这个长达60公里的裂口在3周之内又出现了一个8米长的新裂口。这是卫星首次监测到地表新裂口的产生,而且卫星提供的细节显示,这一新裂口的形成并不是平稳发生的,而是突然出现了一系列断裂。
地质学家们确定,新裂口里面全是流动的岩浆,岩浆从位于裂口北端的两个火山下方流出,最后将变硬。科学家们预测,阿法尔地区这一现象还只是刚刚开始,当断面发展到达红海时,海水就会淹没这一地区,于是,新的大海甚至大洋就会诞生。不过,这一过程需要数百万年。
▲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证据
阿法尔裂口里新断裂的出现给两大板块将分开并产生一个新海洋的观点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证据。
地质学家们认为,地球上的大陆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位于随着熔岩或地表下岩浆的运动而移动的构造板块上,如同漂浮在水中的木筏一样,随着地幔的变化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动。有些构造板块还在不稳定的断裂带连接起来。而在这些断裂处,第一种运动情况是,两个构造板块像齿轮一样逆向摩擦;第二种情况是,一个构造板块俯冲到另一个构造板块下面,消失在地幔中。不过,阿法尔裂口的运动属于第三种,即裂口里面的岩浆沿着地表流动,推动非洲和阿拉伯两大构造板块分离。
在板块分离的情况中,最有名的要数大西洋中脊,它推动美洲板块与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脱离,并以每年一两厘米的速度加宽了大西洋,这一速度同手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地理学家认为,经过数百万年,同样的运动也分开了非洲板块和阿拉伯板块,在北部形成红海,在非洲形成东非大裂谷。
但是,这一大陆漂移的精确过程是难以预测的。不过可以肯定,阿法尔裂口的运动将切断内陆,最后拓宽位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红海,而位于阿拉伯构造板块上的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东北部也将在新海岛形成过程中分开,非洲大陆从而被分成两部分。
  ▲太空技术诞生第一个大发现
据参加阿法尔裂口探测的埃宾杰博士说:“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太空技术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大发现,即我们看到了断裂地域的形成,这太神奇了。太空技术可以使我们观测到地表运动的真正过程,阿法尔地区则为我们这一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地域。”
来自皇家霍洛韦学院的德里克•基尔说:“每一个断裂系统都有发展时期,阿法尔地区出现的新裂口正在运动,它好像是位于海洋中部的裂口,因此我认为它最后将形成海洋。”
对此,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称,新大洋的产生和非洲大陆被分割为两部分,将改变地表形态,到那时,人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将会是五大洋和六大洲。 ▲
★ 昭和天皇对合祭甲级战犯不满/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613390.html
《人民日报》驻日本记者/曹鹏程 2006年07月21日: 跨越了日本发动战争、战败、战后三个不同时期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二战结束后,昭和天皇曾8次参拜靖国神社,最后一次是在1975年11月,之后他再也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多年来,外界对天皇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有着种种猜测,7月20日日本公开的一些珍贵史料证实:昭和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是不满合祭二战甲级战犯。
  《日本经济新闻》20日在头版头条等位置报道了日本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日记和笔记的部分内容。富田曾紧随昭和天皇左右,他的日记和笔记中记录了许多昭和天皇晚年的生活细节,其中写于1988年4月28日的一段笔记写道,昭和天皇表示:“在某个时候甲级(战犯)被合祭(于靖国神社),甚至连松冈、白取也(被合祭)……。听说筑波曾经谨慎地对待了(这件事),松平的儿子、现在的宫司是怎么想的呀?那么轻易的就……,松平对和平抱有很强的信念,但他的儿子却不理解父亲的心。所以,我从那以后便不再去参拜,这是我内心的想法”。
 昭和天皇的这段“悄悄话”带出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文中出现的“松冈”和“白取”分别是甲级战犯――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和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注:取和鸟在日语中发音相同);“筑波”是曾任靖国神社宫司的筑波藤麿,1966年日本厚生省向靖国神社转交了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祭神名票”,筑波把甲级战犯的名字剔除了,据筑波的儿子回忆,他的父亲曾说过:“乙、丙级战犯是受害者可以祭祀,但是甲级战犯是战争责任者,我活着就不能合祭”;“松平”指的是最后一任宫内大臣松平庆民,他的儿子松平永芳在筑波之后就任靖国神社宫司,并于1978年把14名甲级战犯合祭到靖国神社。对此松平曾在杂志中宣称:“不否定东京审判历史观,日本的精神就不能复兴。”日本军国主义鼓动人民参战用的就是天皇的名义,充当炮灰的日本兵信奉的也是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见。把发动战争的甲级战犯祭祀在靖国神社,然后大人物去参拜,昭和天皇最清楚这种举动的危险性,“富田笔记”清楚地道出了昭和天皇当时的心境,那就是决不能参拜甲级战犯。
  作为记载了昭和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缘由的记述,“富田笔记”是首次被发现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被日本经济新闻社披露之后,在日本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此间评论家纷纷指出,“富田笔记”将天皇对甲级战犯的态度大白于天下,这不仅对于日本政府内部主张分祭,即把甲级战犯“名票”迁出靖国神社的力量来说是强有力地支持,也将对准备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形成新的压力。不难预测,如果小泉不改变原来的想法,日本国内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
(本报东京7月20日电)《人民日报》 (2006-07-21 第03版)
★ 空袭炮击无法消灭真主党/以考虑发动全面战争 ★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613418.html
人民网7月21日讯 目前,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开展的各类空袭和炮击行动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根据以军总参谋长哈卢茨说法,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他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行动是为了摧毁黎真主党的设施,破坏其军事据点和武器装备。从现有战况看,黎巴嫩境内的民宅、道路、桥梁、港口、广播通信发射塔等等几乎同时成为以军行动的“牺牲品”,更有数百平民因此丧生。外电认为,以色列此举意在扬长避短,快速消除真主党游击队发射导弹或者远程火箭越境偷袭以目标的能力。
  以色列的空袭活动还有另外两个目的:第一,希望能切断叙利亚和伊朗向真主党游击队提供各类后勤补给的交通线,第二就是要给黎巴嫩政府点颜色看看:允许真主党在其领土上自由活动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再精确的空袭活动,都不能可能在缺乏地面部队配合的情况下,完全彻底地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军事专家认为,以色列无法仅仅凭借导弹、炸弹或者远程火炮就让真主党游击队从此“销声匿迹”。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虽然以军宣称空袭活动“严重削弱对手的实力”,但是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地面部队士兵在“蠢蠢欲动”,并前往黎巴嫩境内执行作战任务,但是遭到了真主党当面的顽强抵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高级军官对《纽约时报》记者介绍,以军士兵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重点目标展开“定点突袭”。尽管以色列不大可能重新派兵长期占领地形复杂的黎巴嫩南部区域开展清剿“恐怖分子”的活动,但是一场瞄准真主党武装的大规模“闪电地面战”并非不可能上演。
  由于真主党使用的武器比较简陋,同时射程很短,因此以色列现在根本不考虑如何击落真主党发射的导弹,而是希望能直接捣毁其发射装置和存放地点。同时,以色列还主要轰炸了可疑的真主党哨所、武器存放地和指挥控制中心,以便能够进一步减少真主党东山再起的力量。出于这样的考虑,据称是“真主党非正式总部”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地区也遭到以色列空袭。尽管以军向各类“重点目标”投放了几十吨炸弹,但仍然未能“清除”掉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真主党领袖。
  此外,黎巴嫩通往叙利亚的道路也被切断,贝鲁特国际机场遭到破坏,就连黎巴嫩的主要港口也被以色列军舰所包围。由于以色列袭击目标中包括大量民用设施,因此,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国可能会遭到更多穆斯林的愤恨,而真主党游击队则不一定会遭受重创。针对这种说法,以色列方面辩解说,自己打击的目标都具有军事意义,因为很多真主党游击队发射的火箭就存放在居民区内,而且通过公路运送过来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这些东西列为“民用设施”。这样看,以色列重新派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境内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真主党尽管在黎巴嫩拥有很大势力,但却没有自上而下的完整国家体系,以色列很难找到对手的“武装力量主力”予以摧毁。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真主党游击队拥有1.1万枚左右的火箭弹,目前被发射和摧毁的不过1000多枚。与此同时,以军还要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进行战斗。因此,以色列在黎巴嫩、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军事行动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直至以色列的安全重新获得保障位置。以军方警告说,黎真主党企图将以色列拖入长期消耗战,从而促使以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对政府施压,迫使以色列屈服。
  分析人士预测,当以军自认完成了既定任务后,就会离开黎巴嫩南部地区。随后,当地防务将移交给黎军管理,并且可能会接受国际部队的帮助,以防止这里再次出现安全真空,减少真主党游击队卷土重来的机会。不过,也有很多专家指出,即便是现阶段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也不能有效减少以色列面临的安全问题:就算是以色列把真主党游击队的各种导弹发射装置全部摧毁,那么后者还能派出人体炸弹,继续攻击以色列民用目标。同时,随着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外界给与真主党的援助也将帮助其“恢复元气”。(高轶军)▲
★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之我见(上)★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604584.html
  ●近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宣称改行“中间道路”,但“中间道路”背离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内容比比皆是
  ●达赖的新说法是为有朝一日在自认为形势有利时重新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埋下伏笔
  ●西藏与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不存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不存在重搞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可能
  益 多 2006年07月19日: 近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诸多场合反复宣称,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改行“中间道路”,这一主张只是要求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实行“高度自治”或“真正的自治”,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也才真正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团结。他在今年“3•10”讲话(注: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败后逃亡国外,后将这一天定为所谓“西藏起义日”)中又称,“让西藏民族能够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是我唯一的愿望,而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做了明确规定的,是可以实现的”。粗听这些话,似乎达赖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是真心真意为西藏人民谋福祉。但是,当我们探究“中间道路”出炉的始末,再将“中间道路”同中国宪法作一点简单对照,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中间道路”出炉的始末
  让我们先看看历史。达赖在1959年逃亡印度后,长期公开主张“西藏独立”。1959年6月20日,他到印度后第一次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声言“要恢复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此后他在每年的“3•10”讲话和各种声明中一直声称要争取“西藏独立”。达赖在国外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制定了“西藏国宪法”(后改为“流亡藏人宪法”),在尼泊尔重组叛乱武装对西藏边境进行多年武装袭扰,以“组织武装,打回西藏”为名,与印度军方、美国中情局联合成立“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此外,又在一些国家设立驻外“办事处”,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协会”等团体,这些组织在国外从事了大量“西藏独立”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印度、美国等与中国关系改善,减少了对达赖的公开支持。达赖及其追随者受到国际社会的冷落,经济上捉襟见肘,内部矛盾加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1987年,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发表演讲,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8年又谋求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演讲,遭到拒绝后改为在议会大厅散发演讲稿,提出“七点新建议”(以下简称“五点”、“七点”)。以这两次讲话为标志,正式提出“中间道路”主张。这两次讲话也是迄今达赖方面有关“中间道路”的内容最集中、最具“权威性”的版本。
  ▲达赖篡改历史,无视现实,有悖中国宪法
  恰恰是这“五点”、“七点”以及达赖方面这些年对“五点”、“七点”的相关阐释,背离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内容比比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篡改和模糊西藏的主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然而,达赖在“五点”中声称,“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入西藏时,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1995年在“3•10”声明中又说“当今的现实是,西藏是一个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被占领国家”,甚至在印度一次“支持西藏问题”研讨会上扬言,“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称拥有西藏主权。”近几年达赖改了口,故作大度地说,这个问题可以交给历史学家去讨论,现在可以不谈过去,只谈将来。
众所周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无可争辩的、有效的主权管辖。元朝时中央设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地区军政事务,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颁行西藏,充分行使有效管辖。清朝时,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分别受到顺治和康熙皇帝册封,从此,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被确立下来,声望日隆。此后历世达赖、班禅均由中国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的认定、坐床也是经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批准的。各国政府普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国与各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我们看到,达赖先则公开否认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后则声言“现在可以不谈这个问题”,看似作出“让步”,实际上是把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和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原则说成是可以存而不论的历史学术问题。中央政府如果默认这种说法,也就等于默认“西藏是1949年后被中国占领的国家”有可能是成立的,那么从法律上讲,所谓“西藏问题”就不一定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可能是所谓“殖民地问题”,而按照国际法,“殖民地”是有权在未来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实现主权独立的。达赖的前后两种说法,都否认中国对西藏一直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也与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不可分离”的原则相违背。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中央政府当然是不会容忍半点含糊的。明眼人也会从达赖的新说法中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为有朝一日在自认为形势有利时重新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埋下伏笔。
  二是图谋否定和推翻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上述法律条文毫无疑问完全适用于西藏。达赖反其道而行之,屡屡攻击“现在中国实行的自治并不是真正的自治”。按照他的主张,西藏应按“一国两制”的办法,实行“高度自治”或“真正的自治”,并且“自治权”应当比台湾和香港、澳门更大。他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七点”中“设计”道,“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民选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2005年11月达赖在美国再次称,“防务和外交将交付中央政府,因为藏人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但教育、经济、环境、宗教等应由藏人负责并负有全权。”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已经在西藏实行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统统不算数,统统要推翻,按照“真正的自治”重新另搞一套。而这一套与他近年来经常挂在嘴上的“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怎么可能相容呢?其实,中央政府2004年发表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就已明确指出,西藏与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不存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不存在重搞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可能。任何破坏和改变西藏现行基本政治制度的行为都是同中国宪法和法律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指在中国范围内,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旧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只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达赖流亡国外之后,在其 “西藏流亡宪法”中仍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赖是政教领袖,拥有对“西藏流亡政府”所有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注:即所谓内阁总理,清朝在西藏建立噶厦地方政府,噶厦内设四个噶伦,达赖集团逃亡国外后沿袭了这一制度和名称)也由高层喇嘛担任。如果由这样一批人在西藏搞“一国两制”,除了恢复旧有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还能搞出别的什么来呢?
  ▲所谓“大藏族自治区”没有任何依据
  三是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四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区域界线的划分、名称的组成,由上级国家机关会同有关地方的国家机关,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批准。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或者合并”。然而达赖方面却坚持要将所有藏族聚居区合并在一起,建立“大藏族自治区”,总面积约占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对中国藏族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元朝在藏族传统的卫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安多(大致包括今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和青海的大部分藏族聚居区)、康(大致包括今青海玉树、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等地区)三区,相应设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进行治理,成为此后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基础。明朝基本沿袭元制。清朝中央政府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西藏地方政权,以后在原有行政区划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了西藏与甘、青、川、滇等周边行政区域的界线。也就是说,西藏以外这些藏族聚居区从未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所谓“大藏族自治区”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未完待续)▲(上)
★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之我见(下)★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608996.html
  ●达赖所要求的“真正的自治”同“西藏独立”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的间隔,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
  ●达赖提出的各项主张深受外国的影响,连西方学者也承认,他的那些主张是与其“西方朋友们”策划的,不是为了中国人,而是讲给西方听众听的
  ●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真有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诚意,首先要对西藏的政治现实有一个客观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个彻底反思
  近几年,达赖也不得不承认原西藏地方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今天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藏区,但又以“藏族人分散在不同的汉族省份中,难以保持藏族的民族特性与文化”为由,要“建立一个所有藏族人都生活在其中的藏族实体”。
  人所共知,中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分布特点。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而一个行政区域又往往聚居着不同民族,这种状况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也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的藏族人民既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点,特别是在宗教、文化等方面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又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各有特色。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藏族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非常频繁,特别是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新中国成立后,除西藏自治区外,还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成立了8个藏族自治州、1个藏族羌族自治州、1个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在有的藏族自治州中还建立有其他民族的自治县。这种行政区划既充分照顾到民族分布的历史特点,又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有利于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由此可见,所谓“大藏族自治区”的主张既没有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也完全违背我国民族发展的规律。如果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按民族成分来成立统一的自治地方,势必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造成空前的民族纷争和社会混乱,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人们很难看出“大藏族自治区”与“保护藏族特性”有多少关系,却不难看出这一主张背后为未来“西藏独立”做铺垫的政治用意。
  ▲对民族区域自治任意曲解
  四是对民族区域自治任意曲解。达赖去年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根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西藏享有特殊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西藏流亡政府”现任“首席噶伦”桑东近日也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政府目前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缺乏公平性,这不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似乎达赖方面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赞成的,只是希望对法律规定的各项自治权利予以真正落实。
  那么达赖方面到底要求落实什么“权利”呢?笔者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西藏的军事防务问题。达赖在“五点”中提出,“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在“七点”中又说,“应该召开地区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达赖方面近期委托香港某教授起草了《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框架内实现西藏“高度自治”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仍设想“将西藏定为和平区,不得部署军队”。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驻军,不仅是国防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从自己固有领土上撤出军队,将领土交给国际会议讨论并变成国际“和平区”,这是世界上任何坚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政府都不能同意的,更何况是今天的中国。由此也可看出,达赖所谓“高度自治”下国防由中央政府管,本来也只是一句空话。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西藏其他民族的权利问题。《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而达赖却在“五点”中强调,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桑东在去年的讲话中再次声称,“整个藏人居住区要由藏人自己来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汉人等其他民族就像客人一样,不应以任何形式约束我们的权利。”对中国国情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达赖所谓“大藏族自治区”范围内,特别是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历史上就是中国各民族频繁迁徙交往的大舞台,经过千百年来交往融合,这里形成了藏、汉、回、蒙古等多民族交错居住、互相依存的局面,各民族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达赖要让这片广大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民族迁离故土,或沦为“寄居”的身份,这不仅完全违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而且透露出一种信息,即达赖方面如果真有一天在西藏掌权,将实行某种民族歧视和民族清洗政策。二十世纪中,这一政策在一些国家造成何等严重的生灵涂炭的后果,达赖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国际阅历的政治人物,对此应当并不陌生。
  ▲达赖“中间道路”的核心内容仍然是“五点”、“七点”
  分析了以上几点,相信任何有头脑的人不难看出,达赖一方面声称“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办法,另一方面又固守违反《宪法》原则的种种主张不放。这只能说明,他所谓“宪法框架”只是一个幌子,他所要求的“真正的自治”同“西藏独立”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的间隔,一捅就破。正因为如此,达赖提出“五点”、“七点”后,中央政府当即明确指出,该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1987年也曾明确表示,“美国并没有支持达赖最近提出的要使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的五点建议,这是因为这一建议背后的基本想法是要搞西藏独立”。其实,达赖方面自己更是心知肚明。他们自己主办的《西藏通讯》2004年刊登过一篇署名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主张独立的活动分子认为,五点和平建议和斯特拉斯堡建议是一种背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阅读字里行间背后的含义。假如真的有那样的环境,其效果与真正的独立没有差别。”
  有的朋友曾经问笔者,“五点”、“七点”是达赖20年前讲过的话,也许当时环境下受外国人影响多一些,现在“中间道路”的内容已经不是这些了吧。可惜的是,笔者看到“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关系部”2005年6月发表的《中间道路宣传手册》上写明的“中间道路”要点,与“五点”、“七点”如出一辙,并无改变。手册还特别强调,斯特拉斯堡建议是由达赖喇嘛提出,经民主程序确定的,也就是说,是改不得的。桑东2005年在印度菩提迦耶对国内出境参加法会的藏民也强调,“所有这一切工作的根基应该是1987达赖陛下提出的‘五点和平建议’和1988年发表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这是我们的纲领性政治指南。”
  倒是达赖提出“五点”、“七点”是受外国人影响一点都没错。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一个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修正案”,此案是西方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利用“西藏问题”搞的第一个针对中国的决议。当年9月,达赖即假宗教活动为由访问美国,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了上述“西藏五点和平方案”的讲话。有消息称,这份讲话实际上是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一些人帮助达赖起草的,其基调与刚刚提出的“西藏人权问题修正案”完全一致。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在其著作《龙与雪狮》中就此指出,达兰萨拉(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新攻势”,是流亡藏人高级领导人和其“朋友们”,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召开几次会议“策划的一个战略”,“这份建议是给西方听众听的,而不是给中国人的。”
  几年前笔者曾与达赖方面一位卸任的“官员”相遇,对方提到1987年拿到达赖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稿后在内部讨论的情况,当时就有人提出,把西藏建成“和平区”、“缓冲国”是当年英国人就提出过的建议,连当时的清朝皇帝都没有同意,现在更不可能实现。该“官员”说,当时他们都被西方势力重新插手“西藏问题”高兴得冲昏了头脑,没有人能听得进去。
  ▲达赖应对其“中间道路”做彻底反思
  其实,达赖本人对“中间道路”的态度也是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1990年9月达赖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获得自由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了我们以新的勇气和力量。”1991年4月他在美国国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说,如果北京方面不理睬他此前提出的“建议”,他将收回“建议”转而“要求西藏的完全独立”。1991年10月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称,“正如同波罗的海三国人民成功地重获自由,我相信西藏的同胞不久后也将如此。我们在被占领的四十二年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决心达成这个目标”,“因此斯特拉斯堡声明很明显的无法再发挥作用,所以我最近宣布不再遵循那些条件。”1993年,达赖更宣布不与“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接触,并中断了与中央接触的既定渠道。近些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政局持续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达赖方面又转换调门,重新提出要与中央政府接触,但是在2003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又表示,“如果两三年内谈判没有结果,我就很难向年轻人解释我的‘中间道路’比要求独立更加有效”,“如果我的方法失败了,这些年轻人就有权拿起火炬,要求独立”,明显带有煽动、威胁的味道。达赖在不同时间、甚至在同一时间发出的不同信号,往往使人很难对其真实意图作出判断。
  “中间道路”原本是主张摒弃偏见,不走极端,凡事把握好“度”。但人们看到,达赖的主张只有“中间道路”之名而并无其实。自1987年以来已经过去近二十年,虽然中央对“中间道路”早已明确态度,但达赖始终还是舍不得放弃实质上还是“西藏独立”的种种主张,总是试图以一些词语上的变化,同中央讨价还价。笔者认为,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得通的。我们藏族《萨迦格言》说得好:“终究办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妄想;消化不了的食物,不要去贪食”,“傻瓜走上了邪路,因为他是傻瓜,聪明人走上了邪路,就该寻找原因”。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真有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诚意,首先要对西藏的政治现实有一个客观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个彻底反思,真正而不是口头上放弃“西藏独立”,这样才能取信于世人,在有生之年做些对西藏有益的事情。▲(全文完)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电子信箱: taolun@peopledaily.com.cn)
《环球时报》 (2006-07-18 第11版)
★ 中俄印峰会引发猜想 印专家称”三国演义”将继续 ★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07/20/content_4858066.htm
2006年07月20日环球时报: 7月17日晚,作为八国峰会压轴大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三国领导人会晤正式举行,这是首次担当八国峰会东道主的俄罗斯给这届峰会带来的众多新事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曾在《大棋局》一书中,把俄中印三国同德法一起,并列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主要的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如今,这些棋手开始出招了。
▲俄罗斯积极推动
俄罗斯、中国、印度三国领导人17日进行了三方会谈。能源合作、经贸问题和反恐成为会晤的主要议题。俄罗斯作为会晤的推动者流露出的是一种兴奋。17日出版的《生意人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莫斯科给七国增加三国”的文章,其中指出,克里姆林宫正在认真地考虑建立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角战略”,形成新的力量中心,团结一致与西方七大国展开对话。其实,俄中印三角战略的构想在俄罗斯由来已久。早在1998年12月,俄时任总理普里马科夫在访问印度时就首次公开表示:“全世界有许多问题要取决于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如果能建立俄中印战略三角关系“那就太好了”。俄罗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很热忱。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就曾多次提出,三国单独和美国打交道是得不到平等待遇的,如果联合起来,就能形成坚强阵营,引起美国的重视。
不过也有专家不同意这种观点,“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分支的主任特列宁就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和印度领导人的会晤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形式大于内容。
▲印度心情复杂
印度媒体在关于此次八国峰会的报道中,都无一例外地重点提到俄中印三国首脑会晤。据印度媒体介绍,刚经历了恐怖袭击的印度,将联手打击恐怖主义作为此次三边会谈的重点,并把加强能源合作作为三国首脑会谈桌上的“主菜”。德里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辛哈教授认为,像这样的“三个人六只眼”面对面的交谈很少见。俄中印“三巨头”这次闭门会谈,一定会在政治互信和经济交往上加强沟通。
对于此次会谈结果,印度有很多看法。纵观印度媒体的报道和印度学者的分析,印度尽管对这次三边峰会寄予厚望,但出于现实和理性的判断,对俄中印建立“战略三角”的前景并不乐观,或者说比较谨慎。而印度在其中的心态也颇为复杂:一是不愿意建立这种关系。印度担心,一旦和俄、中走得太近,势必引起美国的不满。而美国是印度目前外交的“重中之重”。二是不可能和俄中结成这种关系。印度认为,俄罗斯只是印度大国外交棋盘上一个有力的制衡因素,这要比过去苏联是印度的战略盟友更为实惠,所以印度在亲美的同时,会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以便两边捞取好处。印度同时认为,与中国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但会小心把握二者的距离。
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的一位战略专家说,俄中印三国正如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演义还将继续。无论如何,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外界不用太担心
虽然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不到一个小时,但它带给世界的冲击波却是不容忽视的。中俄印三国都曾因历史的原因在上个世纪爆发过低烈度的战争和冲突,但历史的一页毕竟翻过,中俄、中印关系正迈向新的世纪。前不久,在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俄印均被美国重点提及,并被共同划入了新兴大国之列,同处“战略十字路口”,需要美国高度重视。
对于此次的三方会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认为,俄罗斯毕竟是老牌大国,在外交战略上希望借力打力,塑造以俄为中心的三角合作关系,在西边,俄法德三国定期的首脑会晤已经形成机制;在东边,俄中印的三角合作发展得稍微滞后一点,但俄罗斯非常希望今后能够加速。而俄罗斯将三国会谈安排在八国峰会期间,除了安排起来比较方便,更重要的也是借外势来抗衡西方。
外界有一些猜测认为,三国领导人会晤后,有可能建立起三方领导人会晤机制。金灿荣说,目前三方关系相当不错,即使有这样的进展,也和三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流不冲突,那一定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外界对此也没有必要过于紧张。至于外界对于三方会谈的极大关注,金灿荣认为,那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俄中印三个国家的“块头”太大了,加在一起是一股谁也不能小视的巨大力量,对世界格局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同时,这种三边合作也刚刚起步,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当然会引起各方的注意。▲
(环球时报 2006-07-18 第03版/记者 马 剑 任 彦 周德武 程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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