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重用汪东兴达三十年之久★★★★

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鸿毛性轻,积之沉舟;缯缟质薄,叠之折轴,以毛缟之轻微,能败舟轴者,积多之所致也。--刘昼
☆弱小的敌人若对你表示友好,往往只是蓄意成为你的强敌。--萨迪
☆君子慎乎所不察。--傅玄
☆圣人从事于未然,故乱原无由生。--桓宽
☆不信有时是傻瓜的毛病,而轻信则是聪明人的缺点。--狄更斯
今 日 看 点:2015-08-23▲◆★●■☆

李登辉疯狂言论引起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
http://news.ifeng.com/a/20150822/44492868_0.shtml
法国缺席中国大阅兵,有什么猫腻★★
http://news.ifeng.com/a/20150822/44490886_0.shtml
法国为什么缺席北京大阅兵?★★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086028.html?touping
毛泽东为何重用汪东兴达三十年之久★★★★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074529.html
加拿大设计两万米通天塔 可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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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渴望加入上合组织 曾与中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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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富豪榜”出炉 清华年收入123.6亿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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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疯狂言论引起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
http://news.ifeng.com/a/20150822/44492868_0.shtml

2015年08月22日 环球时报

原标题:李登辉已让中共中央震怒 公然否认侵略历史

【环球时报报道记者毕方圆】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日前投书日本媒体,公然否认台湾同胞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史实,声称“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妄言“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并诬指“九二共识”“是伪造的产物”。疯狂言论引起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8月21日,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对此发表谈话。

小编注意到,以中台办、国台办双重身份同时发声,是极为罕见的,以往只有在两岸间极其重大的事件发生时才会出现。这说明,事态严重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8月21日就李登辉有关荒谬言论发表谈话。谈话称,这些荒谬言论严重歪曲史实,抹杀台湾同胞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抗日战争胜利所做的重要贡献,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辩解,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充分暴露了李登辉错乱的历史观、可耻的殖民奴化心态及其顽固坚持“台独”主张、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险恶用心。

谈话还称,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卖国者从无好下场!“九二共识”是铁的历史事实。任何人想制造“台独”分裂,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是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对李登辉言论发表谈话?国台办是我们常听到的对台湾事务发表看法的机构,那么中台办又是个什么单位?

这里需要简单说说这两个单位,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中台办和国台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91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合并成“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换个通俗的说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台办公室,一个是国务院的对台办公室,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台湾方面协调,打招呼,扯皮,斗嘴,商量事儿。

李登辉7月赴日本公开演讲鼓吹“台独”,当时国台办发言人曾对此作出批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7月24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为“台独”活动提供舞台,对日方允许李登辉窜访日本强烈不满。马晓光表示,李登辉公开发表“台独”言论,美化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妄称钓鱼岛属于日本,遭到两岸一致谴责。他的卑劣言行,让两岸同胞更加看清“台独”分裂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极端危害性,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唾弃。

那么最近这次由中台办和国台办负责人对李登辉言论发表谈话,说明什么呢?据小编观察,以前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只有两岸出现重大事态时才会出现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对媒体发表谈话。如果是一般的对台事务或两岸交流事宜,一般都是国台办发言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回应,很少同时使用中台办身份去评判两岸事务,偶尔两岸有比较重要的政党交流,会由中台办负责人出来发表谈话,但那是党务交流,一般不会同时出现中台办、国台办两个头衔身份。而这次使用的是中台办和国台办负责人身份,充分说明李登辉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惹怒了大陆官方,事态非常严重,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表态的层级已经不能反映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这次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出来就李登辉有关荒谬言论发表谈话,说明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李登辉的相关言论已经严重损害国家尊严、对两岸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中央高层已经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要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去严正表明立场,这次中台办、国台办对李登辉荒谬言论的批判,警告意味非常明显,就是要严厉制止类似言论在岛内继续泛滥。

大家也会注意到,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的名字没有点出,这也是一种惯例,只提负责人是为了显示这是代表机构发出声音,而不是某个人对此的态度,也避免了将矛盾转向个人,因为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事关民族大义、国家尊严。

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痛批李登辉,一方面与李登辉露骨的言论激怒两岸同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李登辉发表言论的时机有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陆马上就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李登辉在这个时间发表媚日言论,让两岸民众都接受不了,也戳中大陆官方的“怒点”,必须发声谴责,不表态也不能平民愤。

可以从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中看出这点,谈话中提到,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同时还提到,在日本霸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情感,从未停止抗日斗争,几十万同胞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二战期间,日本殖民者在台强征壮丁,把台湾同胞绑上日本军国主义战车,完全违背台湾同胞意愿。

另外明年是台湾的“大选年”,现在正在选举前各方势力角逐的关键时期,有时候选举过程中,一些言论会对选情产生微妙影响。李登辉在这时发出否认“九二共识”的言论,误导岛内舆论,对两岸关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必须要予以严正批判,以正视听。

所以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在谈话中说,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两岸同胞都非常关心两岸关系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一重大问题。对李登辉卑劣表演持何态度,也映照出台湾各党派、人士在攸关两岸关系和台湾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与选择。我们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坚持正确历史观,铭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珍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

回顾历史:

此前,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内容。

1999年8月1日,台当局陆委会发表一份所谓“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书面说明”,为李登辉“两国论”百般辩解。当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谈话称,我们正告李登辉,坚持“两国论”,诡称“特殊两国论”,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挑战台湾同胞的切身和长远利益,挑战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台湾当局只有抛弃“两国论”、“特殊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才是唯一的明智之举。

200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称,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却不择手段地恶意歪曲《反分裂国家法》,误导、欺骗广大台湾同胞,煽动敌视祖国大陆的情绪。他们还扬言要发动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动。“台独”分裂势力图谋再次把两岸关系推向危险边缘的举动,引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强烈愤慨。

2006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2月26日就陈水扁推动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发表谈话。谈话称,这不仅标志着陈水扁政治诚信和道德人格的彻底破产,而且更进一步暴露了他预谋进行新的分裂活动,特别是要为通过所谓“宪政改造”谋求“台湾法理独立”铺平道路。

2007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就陈水扁抛出“台独”分裂主张发表谈话。谈话称,陈水扁不惜牺牲台湾同胞的利益,不计后果地发表上述言论,必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其图谋绝对不会得逞。

200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就陈水扁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所谓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申请书遭退回发表谈话。谈话称,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活动继续升级,进一步把两岸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如果陈水扁当局不顾警告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法国缺席中国大阅兵,有什么猫腻★★
http://news.ifeng.com/a/20150822/44490886_0.shtml

作者:宋鲁郑 法国缺席中国大阅兵,对中国而言只是少了一种锦上添花的缺憾,却无碍于自己高歌猛进般的崛起和发展。

和索契冬奥会情况类似,将要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似乎也遇到了西方国家的某种“不配合”。继日媒报道美国通过外交渠道要求韩国总统朴槿惠不出席大阅兵的谣言之后,法国驻华大使馆则明确表示,法国总统奥朗德无法出席此次阅兵式。

众所周知,此次前所未有的大阅兵对中国意义极为不同寻常。从现实国际政治的角度讲,中国将以此展示自己崛起后的力量,并通过对历史的铭记剑指日益右倾、不甘心实力急剧衰落的日本。由于长期积弱和对二战胜利的低调处理,中国的历史贡献一直得不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应有的承认。牛津大学政治教授米特2014年末曾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世界欠中国的战争债》一文,称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打败日本所做出的贡献从未被完全认可,并且尚未转化为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因而此次大阅兵,也带有讨回历史公道的含义。所以,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二战的胜利,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如果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讲,主人摆好了迎宾的准备,自然是期待宾客盈门。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此番空前的历史性活动,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国际政治也是现实的,甚至是刺刀上的赤祼祼。远的不讲,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欧洲一方面呼吁(实是叫嚣)中国协助“斡旋”——意指中国应该站在西方一边反对俄罗斯,但另一方面,当访问德国的习主席提议一同访问二战集中营时,却被默克尔拒绝,其理由是不想介入中日之间的冲突。只是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西方就认为中国应该介入它们和俄罗斯的冲突呢?

由于价值观差异和无法正视被中国即将超越的现实,中国此次大阅兵极有可能受到西方的冷遇。虽然从理论上讲,中、俄、英、美、法都是二战时的盟友和战胜国,但除了俄罗斯,其他西方国家都将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客观而论,英国和美国缺席并不令人意外。美国要捍卫自己老大的地位,还要利用日本遏制中国。至于英国,我们要知道2009年它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甚至直到2000年,英国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还宣称:“英国是世界上惟一既不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国家。”让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都如此艰难,在没有直接和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怎么会轻易改变轻视中国二战历史贡献的立场?怎么会轻易承认中国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今日法国已无戴高乐

然而,一向在西方特立独行、以独立外交确立自己世界大国地位的法国也缺席,则有些令人叹息。这从中也可以折射出法国何以如此迅速的衰落,以致成了《经济学人》眼中的欧洲定时炸弹。

今天的法国领导人在政治和外交上都在享受着第五共和之父戴高乐将军的余荫。在国家危机中(军人政变、国家财政破产)再度复出的戴高乐,在执政期间做出了如下历史性决断:重新制订宪法、直选总统、退出北约、独立发展核武器、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与中国建交、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解散法兰西共同体并允许各殖民地民族自决。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决策,放到今天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难度不想即知。然而戴高乐就是做到了。此后的领导人就再也没有胆识和能力做到哪怕任何一项。

所以虽然法国持续三十多年的衰落原因很多,但缺乏有足够魅力和能力的领导人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哪个国家能够率先抓住这一机遇,必有无法想象的回报。就如同法国顶住美国压力第一个和中国建交,从而收割了四十多年的外交红利。我也曾一再对法国的学者提议,应该借鉴戴高乐的历史远见和政治勇气,做支持中国崛起过程的第一人,这包括参加亚投行、出席九三大阅兵以及对中国游客免签证。

现在看来,一向敏锐和投机的英国走到了法国的前面。尽管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但把金融做为支柱的英国面对近在眼前、实实在在的利好仍然第一个反水拥抱亚投行,法国和德国在震惊之余也随即跟进。然而首创者与跟进者其收益显然不同,于法国而言,既然总是要加入,何不第一个呢?这其中缺乏的就是政治决断。

回到中国二战胜利大阅兵。应该说,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俄罗斯的参加、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日对东亚领导权的激烈博弈,整个西方将难以出席这样的盛典。但对于法国而言,却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于已经计划今年访华的奥朗德而言,既然要来,何不就在此刻?这不仅再度凸现法国与众不同的国际地位,更能为法国赢得难以估量的而且是长期的国家利益,不仅是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更有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优势地位。难道出席大阅兵,其难度要甚于冷战时期法国和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吗?很可惜,已经没有了戴高乐的法国已然非常平庸,既无战略想象力,更无担当的行动力。

失去进取和创意的法国外交

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每年境外旅游人数超过一亿,人均消费能力也同样力冠全球,是欧美发达国家游客的三至五倍。据汇丰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出境游客将翻番,超过二亿!更重要的是,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海外流动,没有发生非法停滞他国的现象。

所以,各国纷纷修改对华签证政策,大幅度简化手续。英国甚至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和比利时联合办理,以解决本国签证不能去申根国家的劣势。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中国免签——虽然任何国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哪个发达国家能率先迈出这一步,都将获得超额回报——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从目前看,英国、法国、俄罗斯都是有份量的竞争者。英国优势在于孤悬海外,而且不是申根国家,不会引发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俄罗斯则是和中国关系良好,而且经济上正受西方制裁。法国除了外交传统上的特力独行、经济困难,更重要的它一直是中国游客海外旅游的首选。根据《金融时报》旗下的《中国投资参考》最新年度调查,法国遥遥领先成为中国游客梦想的全球旅游地。实际数字也同样验证了这个调查结果:2014年遥远的法国迎来220万中国游客——和近在咫尺的日本吸引的中国游客不相上下。只是法国缺乏的仍然是政治决断。看来法国在错过亚投行和九三大阅兵之后,也将丧失最后一个搭上中国快车的历史机遇。

今天的法国如同病入膏肓的病夫,急需大刀阔斧的改革。1958年宪法虽然是法国五个共和国中最为成功的,但这部宪法颇有为政治强人戴高乐量身打作之意。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程序进行决策,而是以他的威望和政治生命做赌注进行全民公投。即便通过正常程序,由于戴高乐巨大的支持度,也往往能轻松过关,从而掩盖了体制低效率、极易内耗的弊端。但是后戴高乐时代,体制内生性的问题开始全面暴露,日益不适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需求。法国虽然一直没有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但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如减少福利、增加劳动时间(包括延迟退休)。但任何在这个方向上哪怕是极微小的改革都会遇到全社会的抵抗,政治人物面对压力一触即溃,草草收兵。前总统萨科奇虽然不敢增加劳动时间,但以加班所得免税的方式鼓励大家多劳多得。然而奥朗德上台之后就连这样小的改革都废除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曾批评中国是一个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家,但今天的法国则是即使想要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家。

如果对比几乎同一时期建国的中国,这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时俱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建国之初的一人决策、终身制演变成集体决策、任期制。而且这种调整和进取能力一直得到有效的传承。仅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内政的反腐、简政放权和深化改革自不待言,外交上亚投行、一带一路、金砖银行都是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大手笔。虽然二战胜利阅兵并非中国首创,但对自己而言却仍然是全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国,不断进取和创新的活力,确实展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气象。反观法国,几十年来,其58体制则并无多大变化。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指出:“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他虽然谈的是中国,但同样适合于各国。

外交可以视作一国内政的延续,失去了进取和创意的法国外交,恰是法国这个国家的写照。法国缺席中国大阅兵,对中国而言只是少了一种锦上添花的缺憾,却无碍于自己高歌猛进般的崛起和发展。法国则丧失了一次与未来超级大国握手、谋取超额红利进而图强自身的机会。看来高卢雄鸡要想重振,还要等到下一个戴高乐的到来。▲◆★●■☆

 

法国为什么缺席北京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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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法国为什么缺席北京大阅兵?

距中国首次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不到一月之际,法国驻华大使馆称,法国总统奥朗德无法出席此次阅兵式。

众所周知,此次前所未有的大阅兵对中国意义极为不同寻常。从现实国际政治的角度讲,中国将以此展示自己崛起后的力量,并通过对历史的铭记剑指日益右倾、不甘心实力急剧衰落的日本。由于长期积弱和对二战胜利的低调处理,中国的历史贡献一直得不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应有的承认(牛津大学政治教授米特2014年末曾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世界欠中国的战争债》的文章,称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打败日本所作出的贡献从未被完全认可,并且尚未转化为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此次大阅兵,也带有讨回历史公道的含义。所以,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二战的胜利,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如果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讲,主人摆好了迎宾的准备,自然是期待宾客宴盈门。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此番空前的历史性活动,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国际政治也是现实的,甚至是刺刀上的赤祼祼。远的不讲,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欧洲一方面呼吁(实是叫嚣)中国协助“斡旋”—-意指中国应该站在西方一边反对俄罗斯,但另一方面,当访问德国的习主席提议一同访问二战集中营时,却被默克尔拒绝,其理由是不想介入中日之间的冲突。只是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西方就认为中国应该介入它们和俄罗斯的冲突呢?

由于价值观差异和无法正视被中国即将超越的现实,中国此次大阅兵极有可能受到西方的冷遇。虽然从理论上讲,中、俄、英、美、法都是二战时的盟友和战胜国,但除了俄罗斯,其他西方国家都将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客观而论,英国和美国缺席并不令人意外。美国要捍卫自己老大的地位,还要利用日本遏制中国。英国,我们要知道2009年它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甚至直到2000年,英国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还宣称:“英国是世界上惟一既不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国家。”

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都如此艰难,在没有直接和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怎么会轻易改变轻视中国二战历史贡献的立场?怎么会轻易承认中国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然而,一向在西方特立独行、以独立外交确立自己世界大国地位的法国也缺席,则有些令人叹息。这从中也可以折射出法国何以如此迅速的衰落,以致成了《经济学人》眼中的欧洲定时炸弹。

今天的法国领导人在政治和外交上都在享受着第五共和之父戴高乐将军的余荫中。在国家危机中(军人政变、国家财政破产)再度复出的戴高乐在执政期间做出了如下历史性决断:重新制订宪法、直选总统、退出北约、独立发展核武器、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与中国建交、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解散法兰西共同体并允许各殖民地民族自决。

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决策,放到今天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难度不想即知。然而戴高乐就是做到了。此后的领导人就再也没有胆识和能力哪怕做到任何一项。

所以虽然法国持续三十多年的衰落原因很多,但缺乏有足够魅力和能力的领导人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毫无疑问将成为明日霸主,哪一个国家能够率先抓住这一机遇,必有无法想象的回报。就如同法国顶住美国压力第一个和中国建交,从而收割了四十多年的外交红利。我也曾一再对法国的学者提议,应该借鉴戴高乐的历史远见和政治勇气,做支持中国崛起过程的第一人,这包括参加亚投行、出席九三大阅兵以及对中国游客免签证。

现在看来,一向敏锐和投机的英国走到了法国的前面。尽管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但把金融做为支柱的英国面对近在眼前、实实在在的利好仍然第一个反水拥抱亚投行,法国和德国在震惊之余也随即跟进。然而首创者与跟进者其收益显然不同。对于法国而言,既然总是要加入,何不第一个呢?这其中缺乏的就是政治决断。

回到中国二战胜利大阅兵。应该说,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俄罗斯的参加、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日对东亚领导权的激烈博弈,整个西方将难以出席这样的盛典。但对于法国而言,却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于已经计划今年访华的奥朗德而言,既然要来,何不就在此刻?这不仅再度凸现法国与众不同的国际地位,更能为法国赢得难以估量的而且是长期的国家利益,不仅是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更有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优势地位。难道出席大阅兵,其难度要甚于冷战时期法国和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吗?很可惜,已经没有了戴高乐的法国已然非常平庸,既无战略想象力,更无有担当的行动力。

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每年境外旅游人数超过一亿—-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仅相当于日本1989年的水平,人均消费能力也同样力冠全球,居然是欧美发达国家游客的三至五倍。据汇丰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出境游客将翻番,超过二亿!更重要的是,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海外流动,没有发生非法停滞他国的现象。

所以,各国纷纷修改对华签证政策,大幅度简化手续。英国甚至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和比利时联合办理,以解决本国签证不能去申根国家的劣势。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中国免签—-虽然任何国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哪个发达国家能率先迈出这一步,都将获得超额回报—-政治的、经济的。

从目前看,英国、法国、俄罗斯都是有份量的竞争者。英国优势在于孤悬海外,而且不是申根国家,不会引发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俄罗斯则是和中国关系良好,而且经济上正受西方制裁。法国除了外交传统上的特力独行、经济困难,更重要的它一直是中国游客海外旅游的首选。根据《金融时报》旗下的《中国投资参考》进行的最新年度调查,法国遥遥领先成为中国游客梦想的全球旅游地。实际数字也同样验证了这个调查结果:2014年遥远的法国迎来220万中国游客—-和近在咫尺的日本吸引的中国游客不相上下。只是法国缺乏的仍然是政治决断。看来法国在错过亚投行和九三大阅兵之后,也将丧失最后一个搭上中国快车的历史机遇。

今天的法国如同病入膏肓的病夫,急需大刀阔斧的改革。1958年宪法虽然是法国五个共和国最为成功的,但这部宪法颇有为政治强人戴高乐量身打作之意。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程序进行决策,而是以他的威望和政治生命做赌注进行全民公投。就是通过正常程序,由于他巨大的支持度,也往往轻松过关,从而掩盖了体制低效率、极易内耗的弊端。但是后戴高乐时代,体制内生性的问题开始全面暴露,日益不适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需求。法国虽然一直没有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但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如减少福利、增加劳动时间(包括延迟退休)。但任何在这个方向上的哪怕是极微小的改革都会遇到全社会的抵抗,政治人物面对压力一触即溃,草草收兵。前总统萨科奇虽然不敢增加劳动时间,但以加班所得免税的方式鼓励大家多劳多得。然而奥朗德上台之后就连这样小的改革都废除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曾批评中国是一个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家,但今天的法国则是即使想要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家。

如果对比几乎同一时期建国的中国,这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时俱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建国之初的一人决策、终身制演变成集体决策、任期制。而且这种调整和进取能力一直得到有效的传承。仅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内政的反腐、简政放权和深化改革自不待言,外交上亚投行、一带一路、金砖银行都是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大手笔。虽然二战胜利阅兵并非中国首创,但对自己而言却仍然是全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国,不断进取和创新的活力,确实展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气象。反观法国,几十年来,其58体制则并无多大变化。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指出:“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他虽然谈的是中国,但同样适合于各国。

外交可以视作一国内政的延续,失去了进取和创意的法国外交,恰是法国这个国家的写照。法国缺席中国大阅兵,对中国而言只是少了一种锦上添花的缺憾,却无碍于自己高歌猛进般的崛起和发展。法国则丧失了一次与未来超级大国握手、谋取超额红利进而图强自身的机会。看来高卢雄鸡要想重振,还要等到下一个戴高乐的到来。▲◆★●■☆

 

毛泽东为何重用汪东兴达三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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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成/文

真是让人想不到,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毛主席的管家”的汪东兴,能够享年100岁,因病医治无效,才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逝世。(新华社北京2015年8月21日电)

可千万别小看了汪东兴。汪东兴出生于江西,虽然比毛泽东小二十三岁,在中共战争史上,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但就是凭借这一点,他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5年后,汪东兴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极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汪东兴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毛主席的管家,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因了这一点,汪东兴才能在中共十一大上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对历史充满了好奇的人们可能就要探究一番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重用汪东兴啊?这可以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一句评价中看出来。毛泽东曾评价汪东兴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汪东兴是1947年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当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逼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个时候,毛挑选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在战争年代,到中央机关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汪东兴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中共。1932年6月参加红军,当过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参加了长征,是从小就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到陕北后,他曾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是经过长期考验,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了上述出身、经历、政治素质外,汪东兴比较细心,军事素质强,也是毛泽东挑选他到中央机关担负重要职务的原因。在中央苏区,他打过不少仗,又在红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学习过,后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他既有实战经验又经过正规培训,到延安时已是较成熟的指挥员。他枪打得也准。1949年2月,汪东兴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北平,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汪东兴打,汪东兴远距离射击,竟然打中了。傅作义这个老军人不禁称赞道:“打得好,打到了。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在转战陕北时,汪东兴受到毛泽东的特别赏识。

汪东兴到中央机关工作时主要负责外围警戒工作。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中,毛泽东率领由一支小部队保卫的中央机关能来往自如,就得益于他的这一思路。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是阻击敌军,或是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部队后边打击、袭扰敌军,牵制敌军,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方则行动自由,从而保障中央机关安全。

出于上述思路,毛泽东在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先后交给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让汪东兴代他看敌人。从后来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是派汪东兴阻击敌人。那是1947年6月,中共中央准备撤离王家湾时,毛提出,我要看到敌人才走。任弼时急了,请毛马上走。毛仍坚持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二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找个人替主席看。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毛泽东回过头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要调一个连的兵力给汪东兴,汪却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中央机关转移后,汪东兴连夜部署,在王家湾山顶上设伏,阻击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汪东兴实际执行时,把这项任务转变成对敌人的打击和迷惑,只用一人轻伤的代价,三次打退敌人,使敌人不敢轻进,汪则带队伍趁雨夜安全撤退。汪东兴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另一项任务,是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时,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要他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毛泽东交代任务时说:这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时,还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汪东兴领受任务后,率一个连尾追敌人,还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以一个连的兵力伏击敌一个营,不仅消灭大量敌人,还在被打毁的敌一辆汽车上缴获到敌人联络的密码本,派两个骑兵火速送到前委。之后,汪东兴率一个连,开展游击活动,帮助群众收麦子,几次打跑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通过这两项任务, 毛泽东看到了汪东兴的很多长处,对汪很是赏识、信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北平路上,以及后来住在香山,搬进中南海,都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汪东兴有这么多的职务,但有一条从没有变,这就是:承担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任务,虽是汪东兴以前工作的延续,但工作范围更大,职责更重,也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更加信任。

毛泽东出访苏联,汪东兴被任命全权负责毛泽东此行的保卫工作。汪东兴在毛泽东专列途径沿线的每一个桥梁、涵洞、制高点都安排了足够的兵力负责警卫工作,而汪本人则负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工作。只有汪东兴及警卫人员和毛泽东在专列上共用一个车厢。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毛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

当然,汪东兴对毛泽东,那也称得上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了。林彪曾几次拉拢汪东兴,最后却没有最后得逞。汪东兴曾在文革后期的庐山会议上建议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林彪,实际上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故而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知之寥寥。

在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派往毛家湾的卧底,最终没有成行。

汪东兴虽然深受毛泽东信任,但因为他负责的是中央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文革”动荡岁月里,自然也避免不了政治风浪的冲击。但每当汪东兴受到打击时,毛泽东总是出面保护他,比较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67年1月,江青在幕后指使中南海造反派打倒汪,甚至喊出“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造反派还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斗汪。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批评一下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有毛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立刻低了下去。汪东兴不仅没有被搞掉,在党的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二次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汪东兴参加此次全会的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在这个小组发言时,搬来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要在修改宪法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受到蛊惑,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汪召去,严肃批评。汪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面作了检讨,并且毫不迟疑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汪检讨后,毛对汪采取了保护态度。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清楚。可是,林彪事件后,江青却抓住汪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

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生病,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她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甚至提出,要把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换掉,由纪登奎担任这个职务。会议休息时,汪东兴到了毛泽东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毛报告了。毛泽东让汪东兴向周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不久,毛泽东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从毛泽东对汪东兴不遗余力的保护来看,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已经深入到了骨髓。可以说,在中共党内,没有比汪东兴更能得到毛泽东信任的人了。

毛泽东看人一贯很准。伟大领袖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这句话是针对1972年江青迫害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淑英抓起来而说的。毛泽东逝世后,汪东兴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了四人帮,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1977年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也达到人生顶峰。

可惜汪东兴身上依然存在着强烈的“护主”情结,以致在文革结束后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抵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工作,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最终被迫在1980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人民网评价其“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这话说得没错。汪东兴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上午看“大参考”、报纸和读书,会客大多安排在下午。晚上7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7点半后打台球活动身体约1小时,之后如精神尚好,再看一会儿书就寝。

汪东兴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高高的书柜,多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都有他手书的书名。偌大的写字台上,一盏古旧的台灯,几摞书籍、资料和文稿。每天他都要在这里伏案看书著述。

晚年的汪东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称道。他曾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却遭到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并且出价不菲,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表达怀念之情。其《汪东兴日记》就是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而出版的。

而今,汪东兴也终于驾鹤西去,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永远陪伴毛主席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两朝开济老臣心”,应该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了。 ▲◆★●■☆

 

加拿大设计两万米通天塔 可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
http://news.qq.com/a/20150822/022734.htm

2015年08月22日 央广网 通天塔示意图

央广网北京8月2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日前,加拿大一位科学家设计出了一种高达两万米的可充气通天塔,可用于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到底怎么回事儿?

宇宙飞船和卫星上天都需要火箭助推才能穿越大气层,而且穿越大气层的过程最消耗燃料。那么是否有办法直接把宇宙飞船和卫星送到地球大气的上层去发射,这样就能减少燃料消耗和损耗了。

加拿大一名科学家为此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建造一座20公里的通天塔,把宇宙飞船送到2万米的高空再发射。在科学家的脑海里,通海塔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可以把这个通天塔想象成超长的充气金箍棒,这根充气金箍棒的外层由非常坚韧的材料制成。金箍棒的一端固定在地面,而另一端则是位于2万米高空的一个发射平台。用于发射宇宙飞船和卫星,2万米的高空已属于卫星的低层轨道,这是连普通民航客机都到达不了的高度。

通天塔又被称为“太空电梯”,宇宙飞船、卫星和其他物品可以通过这座天空电梯送到发射平台。宇宙飞船和卫星一旦从这2个2万米的平台开始发射,燃料使用量会减少三分之一,第一阶段的火箭助推也完全不需要了,这会使完全重复使用宇宙飞船的想法更接近现实。奎因已经为自己的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批准了这项专利申请。
按照设计,通天塔的外层将由一种名叫“卡夫拉”的纤维材料制成,通天塔的内部将灌充极高压的氢气和氦气,这个通天塔的外层应该能接受闪电和陨石的冲击,能抵抗强度为5级的飓风,为了保证通天塔的稳定,科学家还专门设计了一种陀螺仪帮助通天塔站稳。而通天塔的电梯也和普通电梯有很大不同,这将是一种自动升降电梯,考虑到通天塔电梯巨大的承重,这部高达2万米的超级电梯的缆绳将由超强、超轻的新材料“碳氮管“制成。那么这座电梯到底会安装在充气金箍棒的外面还是里面呢?安全专家认为,出于安全原因,电梯应该安装在金箍棒的里面。而设计者表示他希望电梯可以安装在金箍棒的外面,这样会给旅游业留下足够多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旅游者,一旦登上这个位于2万米高空的发射平台会获得极其壮观的视觉感受。旅游者会看到地球发亮的蓝色边缘,视野可以扩展到1千公里。2009年在约克大学,想象中的通天塔的模型被制造出来,模型高7米,现在计划5年内建造一个高达1500米通天塔原型,一旦建成,即使是目前世界最高建筑,位于迪拜的828米的“哈利法塔”,相比之下也会显得很矮小。如果一切顺利,真正的通天塔有可能在10年后建成,耗资大约50亿美元。▲◆★●■☆

 

土耳其渴望加入上合组织 曾与中俄探讨★★★
http://news.ifeng.com/a/20150821/44483237_0.shtml

2015年08月21日 环球时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环球军事报道】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将于11月中旬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举办,作为主办国,土耳其的身份显得很特别,它既是欧洲第六大经济体、北约成员国,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新成立的亚投行,还是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地处欧洲大陆之间的土耳其都希望能积极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年7月底访问中国时,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强调,土耳其“言行一致”,愿和其他国家共同营造一个永享和平、繁荣、稳定的世界。埃尔多安还对西方一些舆论将土耳其视为“潜在威胁”感到遗憾。

土耳其愿借地缘优势为亚投行做贡献

杨锐:今年是中土建交44周年。您怎么看中土关系的发展?

埃尔多安:我这次访问中国旨在庆祝土中建交44周年,希望可以为巩固两国关系,迈出更重要一步。2010年,中土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我认为这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对双方经济、文化、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当时作为土耳其的总理,曾和中国领导人共同商讨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土中关系,并决定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上。

杨锐:土耳其2013年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并正在寻求成员国的身份。在我的理解中,上海合作组织将致力于沟通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蓝图。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能否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获益,进而迅速提升贸易水平?

埃尔多安:我曾多次同中俄领导人探讨有关上合组织的问题。对土耳其来说,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是非常重要的,只作为对话伙伴国是远远不够的。土耳其渴望能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不仅有助欧亚大陆一体化的实现,广大的穆斯林人口也能给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带来新动力,上合组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加。

杨锐:土耳其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讲,亚投行将会为土耳其带来哪些机遇?

埃尔多安:亚投行的成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会促进各方发展。我们致力于亚投行的建设,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可以为亚投行的发展做很多贡献,促进世界范围内金融领域的发展。亚投行会为其成员在国际市场上提供更多投资机会,从而在更多样的投资选择中受益。

杨锐:2010年,中土两国政府宣布到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0亿美元,并在2020年时达到1000亿美元。但据土方统计,去年中土双边贸易额约为277亿美元,这个数字距离上述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请问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实现此前计划的目标?

埃尔多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能够商讨出数字背后的原因,以及一些切实的方案,来缩小现实情况与计划目标的差距。土耳其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只有30亿美元左右,土中之间约有2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如果中国能够为土耳其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进出口平衡,我相信土中双边贸易额将会稳步提升。考虑到这些问题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我希望土中双方能商讨出具体可行的措施,有效缩小与计划目标之间的差距。

“那些给我贴标签的人总是冒犯我”

杨锐:谈谈您心中的“土耳其梦”?一些国际观察家担心,考虑到欧亚大陆上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在历史上、文化上与土耳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土耳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可能会对欧亚地区构成威胁。

埃尔多安:将土耳其看成是对欧亚大陆的潜在威胁,这种说法用一个恰当的词形容来说就是“丑陋”。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土耳其都是没有威胁性的。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土耳其是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在欧洲排名第六,并且是G20的一员。我们唯一想做的,是与世界加强对话。然而,遗憾的是世界上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处事方式。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言行一致。有些人感到很难理解我们的进步。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说出我们所想的,而应该保持沉默,应该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但一个以民主自居的政治家不应满足于此。我们有一定的原则,土耳其想得到的,我们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可以得到。我们想要营造一个永享和平、繁荣、稳定的世界。

杨锐:在一个民主制国家,您是否介意被看成一个“政治强人”?

埃尔多安:这得让我的人民来决定,我很高兴(在去年8月首次全民直选中)我能获得约52%的民众支持率,成功当选总统。我经常和我的朋友说,我不是来当你们的主人的,而是当你们的仆人。40多年来,在我的政治生涯里,我就是这么做的。一些反对势力和一些西方的朋友经常给我贴各种标签,他们总是冒犯我,然而有句话说的好,恶语向人,反受其辱。我爱我的人民,我和我的人民一起努力。

西方国家维护的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

杨锐:去年底,普京总统在俄遭受经济制裁、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出访土耳其,您如何评价土俄的这种紧密关系?

埃尔多安:除了领导人访问外,土耳其与俄罗斯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基础。土耳其使用的天然气大部分从俄罗斯进口,这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土耳其并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使我们可以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在政治上,我们必须懂得一个道理:合作并不能一夜之间改变双边关系。你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政治要求你以不同的视角达成共识。举一个例子,即使在对伊朗制裁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伊核协议仍旧达成,这非常重要并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土耳其如此重视上合组织的原因。

杨锐:从上世纪20年代,凯末尔总统成功推行世俗化以来,有着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土耳其在很多方面成功践行了民主制度。您是否认为在伊斯兰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而这样的冲突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

埃尔多安:这是个非常大的话题。世俗主义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定义。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世俗主义有其定义。在欧洲大陆,世俗主义的概念是不同的。在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概念也是不同的。也许你会问,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什么样?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宗教活动都应受到国家的保护。然而遗憾的是,西方世界对待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结合的态度有点暧昧,并不明确自己的立场。我也并不认为,西方国家所维护的是如他们所说的“百分之百”的民主。

杨锐:上合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您认为,宗教极端势力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埃尔多安:伊斯兰教谴责极端主义,而且向来主张主流思想。“伊斯兰”一词是“和平”的意思。伊斯兰教义认为杀害一个人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杀害,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了整个人类。像“伊斯兰国”(IS)这样的恐怖组织已经远离伊斯兰教义。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无关。▲(杨锐为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采访稿由杨帅翻译。)▲◆★●■☆

 

中国高校“富豪榜”出炉 清华年收入123.6亿居首★★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8-23/7483361.shtml

2015年08月23日 武汉晚报

本报讯(记者王震)按照教育部要求,进入8月份后各大部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14年度决算情况。根据目前76所部属高校公开的决算数据而得出的“高校富豪榜”,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这四所年度决算进“百亿俱乐部”的大学位居前列。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进入第二梯队,位居前十。

在第一梯队中,清华大学以年度决算175.6亿元、年度收入123.6亿元稳居第一。我省的7所部属高校排名依次是,武汉大学(第六)、华中科技大学(第八)、武汉理工大学(第二十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第四十三)、华中师范大学(第四十九)、华中农业大学(第五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五十九)。

各高校收入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此外,捐赠收入也是来源之一,从武大和华中科大公布的数据看,去年它们收到的捐款分别是4069万元和2749万元。

相关人士称,从这个排行榜看,国家教育资源向985和211工程学校倾斜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从学校种类看,综合性大学较专门性大学更有优势,因为理工科庞大的科研经费需求,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吸金和花钱的能力明显超过以人文社科为特长的高校。而财经类大学却不如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会“赚钱”,甚至比师范类大学还“穷”得多,如上财、中南财经、西财、央财等知名财经类高校,平均只有10亿元出头的决算和收入,在榜单上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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