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怎么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培根
☆动辄发怒是放纵和缺乏教养的表现。--普鲁塔克
☆对祖先的不敬,正是野蛮的缺德的第一个征兆。--普希金
☆荣誉的堡垒,自负是最坏的守卫。--叶却加莱
☆时间是真理最好的朋友,一偏见是真理最大的敌人。--科尔顿

今 日 看 点:2015-08-23▲◆★●■☆

人民日報:遇困難不能共度難關不必挽留★★★
http://www.CRNTT.com
王岐山怎么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http://news.ifeng.com/a/20150921/44703459_0.shtml
不满中国服软? 韩国拉俄罗斯遏制朝鲜挑衅★★★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9/21/4581252.html
令完成筹码是什么?曝手握中共海外间谍绝密名单★★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9/21/4580049.html
华国锋的施政理念与邓小平有哪些核心冲突 ?(上)★★★
http://history.stnn.cc/hot/2015/0908/240114.shtml
华国锋的施政理念与邓小平有哪些核心冲突 ?(下)★★★
http://history.stnn.cc/hot/2015/0908/240114.shtml
《求是》杂志 :周薄等人有的野心膨胀想分裂党★★★★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5/0916/242343.shtml

人民日報:遇困難不能共度難關 不必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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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1:中評社香港9月21日電/這幾天,亞洲首富李嘉誠深陷輿論漩渦,關於他從大陸撤資的爭論,仍然在唇槍舌劍地進行著。是正常的運作,還是道義的失守?是合法的進退,還是無奈的撤離?義憤填膺的道德審視、唱衰中國的負面猜測、恐慌情緒的傳染效應……所有這些元素,使得李嘉誠的撤離變得十分敏感。

那麼,如何看待李嘉誠“投資路線圖”的轉向?一些人選擇從感性的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優惠政策、開放環境、巨大市場,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這幾年來,由於轉方式、調結構,大陸經濟增速主動回調,李嘉誠的選擇就顯得尤為扎眼。從普通人的樸素情感出發,好的時候同享福,遇到困難卻不能共度難關,這在觀感上確實讓一些人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僅僅停留於感性。即便是有種種“看法”,也只能停留於個人內心的幾聲嘀咕,卻難以從公共層面進行“道德綁架”。畢竟,資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動,市場的規則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內,資本享有來去自由的權利。李嘉誠到大陸賺錢,如果因為曾經給予優惠而主張“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當性,在道理上也說不通,更與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陸,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場透明,當然有足夠的底氣接受任何資本的歸去來兮。只是,如果缺少這樣的大視野,激於義憤而情緒失控,甚至公開叫囂“別讓李嘉誠跑了”,就顯得有點落後於時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於企業家樹立信心。

眾所周知,北京長安街的東方廣場,上海陸家嘴的東方匯經,中國政治中心和經濟重鎮的標誌性建築,都打上了李嘉誠的烙印,他的撤離,無論如何都可能被視為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說這不代表什麼,肯定不現實,但如果對此做過度解讀,甚至由此預測中國經濟不行了,則顯得有些誇大其詞。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超過12%,這麼大的盤子、這麼重的分量,一個商人的撤離能影響基本面嗎?全球化時代,資本流動再正常不過,沒必要對此風聲鶴唳。

與一些人的恐慌情緒相反,中國官方對此表現得從容淡定、舉重若輕。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來投資對在中國投資信心逐步增強”,“我們現在推進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斯人已去,難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場經濟本就是多元經濟、流動經濟,有人走、有人來,有人看跌、有人看漲。只要中國深入推進改革、堅定完成轉型、保持市場活力,就不用擔心李嘉誠之後沒有資本進來。我們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於義憤的謾罵,而是把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今天的離開成為明天的遺憾。

資本沒有國界,但商人有祖國。相信包容開放的中國,會為更多商人留一份溫情,不僅會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來容納他們,更會以超越金錢的胸懷來溫暖他們。如果僅僅把中國視為利益性市場,而不是戰略性市場,一些人可能會選擇離開。但時間將證明,大陸錯過的可能只是一兩個商人、一兩家企業,而他們失去的,則將是與中國一起成長的整個時代。▲◆★●■☆

 

王岐山怎么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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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21日 来源:无界新闻 作者:高美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

核心提示: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受邀参加今年的“2015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对话会。他回忆道,“王岐山讲话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他多次强调了‘不平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讲话的中心论点。他说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

原标题:王岐山最让老外震撼的话,竟然不是“中共合法性”

文丨无界新闻记者高美

上午10点整,英国人马丁·雅克满头大汗地推门进来。光头,带着眼镜,反应迅速,声音洪亮,根本看不出来他已经70岁。

这是9月中旬的北京,秋高气爽。他提着一个重重的黑色提包,刚刚穿越了大半个清华校园,来到了这间位于清华园明斋的办公室。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

如今他十分温和,但仍然自豪地提起自己曾是个愤怒青年,“经常上街参加示威抗议活动”。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欧洲青年厌倦了西方文化。维基百科给马丁·雅克的标签是知名左翼学者,他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左派立场。

在研究东亚经济多年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2009年,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让马丁·雅克在世界名声大噪。在TED大会上,他的演讲《理解中国崛起》被观看了200多万次。▲◆★●■☆

 

不满中国服软? 韩国拉俄罗斯遏制朝鲜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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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2015-09-21: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金宽镇21日在青瓦台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见面,就朝核、导弹问题、远东俄罗斯地区的经济合作方案等进行商讨。

据韩国《朝鲜日报》9月22日报道,帕特鲁舍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近人士,也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事务局的最高负责人,在俄罗斯的外交、安保政策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青瓦台透露,帕特鲁舍夫就朝鲜的远程导弹发射与核试验威胁表示:“双方就产销的战略性挑衅可能性交换了有深度的意见,达成一致,为了地和平与安定,将继续协商。”据悉,金宽真向帕特鲁舍夫提出请求,为了使得朝鲜在劳动党建党70周年之际不发起挑衅,希望俄罗斯发挥作用。

此前,在朝鲜宣布发射卫星,重启宁边核设施后。韩国媒体认为,朝鲜必须明白核武和导弹挑衅是不能回头的危险赌博。如果硬要进行下去,国际社会的制裁只会更加严厉。如果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悍然进行挑衅,中国也无法装聋作哑。

但事实却非如此。在朝鲜宣布重启宁边核设施同一天,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15日宣布,中国红十字会当天向朝方提供10万美元救灾捐款,用于朝鲜遭受洪灾地区的灾后救助和恢复重建。接着,中朝签署图们江建新桥协议,中国2015年将向朝鲜提供50万吨原油。这些成为平壤和北京的经济关系大体上未受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影响的最新迹象。

9月19日是朝核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10周年,中美俄日韩五国六方会谈代表及来自五国的专家和学者出席活动。王毅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基本方向,“共同声明并没有过时”,各方应该“不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紧张的新行动”。

朝鲜日报认为,包括中俄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追加核与导弹挑衅威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施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9.19共同声明发表10周年纪念讨论会上表示:“六方会谈成员有义务履行联合国决议。不得进行可能造成韩半岛局势紧张的任何新行为。”

中国外交部针对朝鲜提到“联合国决议”是史无前例的。这可以被解读为,公开对表示可能发射远程火箭和进行核试验的朝鲜发出警告。这意味着,如果朝鲜进行新的挑衅,中国将根据联合国决议对朝鲜进行追加制裁。王毅说:“扰乱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大局的企图,必须以失败而告终。”

《韩民族新闻》发表题为“必须加快解决朝核问题”的社论称,作为朝鲜传统友邦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亲自强调六方会谈的意义,表明如果朝鲜“有不成熟举动,将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不过,中国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表示,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2002年就已基本确定,王毅的讲话重申了中国的原则立场,表现了中方坚定维护既定政策,谈不上对朝更加强硬。▲◆★●■☆

 

令完成筹码是什么?曝手握中共海外间谍绝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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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网 2015-09-21:随着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日期临近,中美两国争夺逃亡在美国藏匿的贪官令完成的说法甚嚣尘上。有消息称,手握中共高层秘密资料和中国在海外间谍名单的令完成,目前已是美国“要挟”中国的最大砝码,不过对此说法,美方表示不予置评。

据法广网报道,自原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查后,关于令计划幼弟令完成外逃美国的传言就不绝于耳。随着 习近平访美日期临近,有观点认为令完成遣返事件将成为两国之间协商的议题之一。

令完成究竟有没有掌握核心机密?法广网引述中国外交官何伟文称,“令完成掌握大量情报纯属臆测,他只不过是令计划弟弟,而不是本人”,令完成本人也在加利福尼亚州否认自己掌握核心机密。但《纽约时报》报道,令完成赴美时带来了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层机密,这些机密是其已被关押的兄长令计划交给他的,作为保护自己和家族的安全筹码。

根据中共公布的令计划罪名中第一条便是“违反保密纪律”,还有少见的“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因此令完成带着核心机密奔逃美国可信度很高。

令完成带走的核心机密究竟是什么?据推测,首先便是中国暗藏在其他国家的间谍人员名单,其中包括中高层以上的间谍网络负责人名单。

其次,应该还有中央高层官员的人事关系资料。令计划作为十多年的“大内管家”,熟知各个领导人的资料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包括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领导人详情,这些资料连本 最高领导人可能都不全部熟悉。如果这些资料交给美国,美国对中国将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造成的损失远超牺牲一些间谍人员。

据了解,美国官方至今从未证实令完成人在境内,以及是否提出政治庇护。中方虽基于美中共同打击贪污的协议,但向美方提出的遣返名单中未见令完成。纽时此前报道曾直接称,令完成是中国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

对令完成一案,目前美中两国政府虽都三缄其口,但中国公安部派特工赴美“找人”,使得美方不悦,一名美国匿名官员曾透过纽时放话表达不满,《华尔街日报》还找到被中方特工骚扰的的美国华裔人士,过程犹如谍报小说。

《华尔街日报》在德州找到与令完成在加州共同购屋与同居女子张丽军(音译)的前夫汤米·袁(Tommy Yuan),他说,两名操大陆口音的陌生人在6月前来他负责的数学补习中心找他,后来他们还在达拉斯的中餐馆碰面。这两名自称是中国政府代表对他说,令完成非法牟利,并把巨额赃款带到美国,其中一人表情非常严肃地说请他帮忙。报道称,汤米·袁当时意识到对方不是开玩笑的,两人还问他前妻的事,声称张丽军涉嫌和令完成假结婚。

53岁的汤米·袁与张丽君于2011年离婚。在加州卢米斯,张丽君更为邻居们熟知的名字是Jane Wang。袁还向《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加州经营高球场,与令完成打球的商人李树海也找过他,打探张丽军与化名为王诚的令完成的下落,希望向令完成传达一些讯息。不过,汤米·袁强调,他不知道他前妻的下落。此后也没有再见到那两位神秘的中国人了。

除此之外,《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特工今年6月也到张丽君在德州普莱诺(Plano)的家找过她,他们还去过令完成在加州卢米斯的豪宅。▲◆★●■

 

华国锋的施政理念与邓小平有哪些核心冲突 ?(上)★★★
http://history.stnn.cc/hot/2015/0908/240114.shtml

2015-09-22 人民网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华国锋的施政理念与邓小平有哪些核心冲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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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华国锋的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求是》杂志 :周薄等人有的野心膨胀想分裂党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5/0916/242343.shtml

2015-09-16 《求是》杂志

《求是》杂志2015/18期刊发题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章,作者:仲祖一。全文如下:

党章规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同时指出,“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全党服从中央,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的铁律,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根本标尺。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700多万名党员、在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决不允许各级党组织各树旗帜、各搞一套,决不允许党员干部口无遮拦、为所欲为。否则,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垮台。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有的政治野心膨胀,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搞“独立王国”,给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思想上做到同心同德。要加强理论武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把握核心要义,坚决贯彻执行,决不允许对中央政策说三道四、乱评乱议,甚至对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对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该教育的要及时教育,该批评的要勇于批评,该斗争的要旗帜鲜明地斗争,决不能坐视不管、听之任之,甚至掩着护着。

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端正政治行为、严守政治纪律。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组织。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杜绝“阳奉阴违、另搞一套”。切实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防止自由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的滋生蔓延。

在行动上不打半点折扣。维护党中央权威不是一个空洞口号,必须知行合一,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党员干部开展工作要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尤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决服从中央命令,决不能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各级党组织要紧握纪律“戒尺”,加强监督检查,坚决反对那些对中央的政策合意则取、不合意就舍的现象坚决反对不讲纪律、不守规矩,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坚决反对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目无组织的现象,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征途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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