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之后：官员怠政习撂狠话不改革走人★★★

中国台湾网7月24日讯台湾《联合报》报道今日报道指出，台金江舰“误射”雄三飞弹事件，经台当局“国防部”与台海军调查，真相大致水落石出。当天中士高嘉骏自行练习发射程序，误选“双弹”模式；舰上资深干部则对系统原理不够了解，误将四具发射箱的火线都接上，一连串错误导致重大意外。至于事件远因，则是台“中科院”设计系统时，对操作者可能的错误，缺乏提醒机制。

据报道，金江舰共有四枚雄三飞弹，操控台位于战情室内。平常操控台与发射箱之间，必须接上“火线”，指令才能传递。每具发射箱各有一条火线，由兵器长保管，经舰长同意才可领取、安装。

如果是训练而非实战，将火线接上发射箱时，要同时接上一具模拟器，此时系统虽完成通路，射手可以输入目标信息，其实连结的是模拟器而非飞弹。按钮后，模拟器回报“已发射”，实际当然没有射出。

由于每次训练都须安装火线与模拟器，不方便也不安全。因此台“中科院”新一代操控台增加“离线模式”，可以不连接弹箱，就让射手练习目标设定等动作。不过舰艇年度“甲操”必须模拟完整发射流程，仍需使用原先的“火线加模拟器”模式。由于雄风系统会根据目标方位，自动选择向左舷或右舷发射，一艘船上有两具模拟器，便在左右各装一具，以利测裁官临场指定目标。

七月一日当天，金江舰却将四条火线都接上，除了装有模拟器的一、二号弹，三、四号变成真正待射的“热弹”。按照规定，飞弹接上火线后，必须有资深干部在战情室监看，不许操作手擅自操作。但当时干部们忙于准备考官前来，将高嘉骏一人留在战情室。求好心切的他自行温习发射程序，却误将发射模式设于“双弹”而非“单弹”。

当时金江舰船艏向东靠泊，高嘉骏设定的假想目标位于西北方，系统自动选择左舷两发飞弹，其中一枚装有模拟器，另一枚却“顺利升空”，酿成大错。 ▲◆★●■☆

触目惊心是谁培养了中国那么多的腐败分子？★★★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2/13/gossip-73244.html

天涯社区 2012-02-13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中国反腐之后：官员怠政习撂狠话不改革走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6/28/5333745.html

多维 2016-06-28：自十八大以来，中共新领导人大力整风、铁腕治贪，加大了对官员体系的监察和巡查，这给整个官僚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近年来，外界不仅观察到中共政坛官员自杀呈现上升趋势，更认为官员群体性怠政已经成为威胁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共的官员群体士气已经降至冰点，这不仅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政治搭档李克强非常无奈，也必然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行障碍。但是习近平显然并未被这种弥漫官场的惰性氛围掣肘。在6月27的中共深改组第27次会议上，身为小组组长的习近平一改之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姿态，对中共官员系统首次撂下狠话“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

屡说不改的为官不为

中国经济如何在已经放缓的情况下力挽颓势？阻力重重的改革又如何在官员怠政的挫折下继续推进？这不仅需要中共高层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更有赖于作为执行层的地方官员们与北京的有效联动。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一种趋势却不得不令人担忧，那就是正在弥漫的“为官不为”氛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使中共地方官员保持高昂工作热情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可见的GDP数字，另一个就是起到“催化剂”效果的腐败。前者是众官员可以共识于人的官场业绩，后者则是他们隐于人后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并且官员越多地涉入经济建设，就越能获得好的政治业绩，从而得到更多的直接利益回报。如今，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高层的打击贪腐，这种曾经推动官员“积极有为”的动力已经消失。

“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收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了”，“一项审批时限20天，拖到第19天才通知——缺某某材料办不了！”上述现象，只是中共官场“为官不为”的冰山一角。习近平曾将其总结为“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三种类型。

不仅是口头批评，2015年两会时，中共高层干脆将“为官不为”写入了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虽然这并非领导层首次口头批驳“为官不为”，但将“为官不为”写进统揽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却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

早在2013年6月28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曾说“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如果说这时候的中共高层对于为官不为还以委婉劝说、鼓励有为作为主要方式的话，其后的口风显然转向严厉。2014年10月8日的“整风运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表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除习近平外，具体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是多次批评为官不为，甚至为此“拍了桌子”。“（官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失职渎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撤职的要撤职！”

虽然如此，但是显然众多的怠政官员们并没有随之而改变。有媒体评论认为，“在有千年官本位历史的中国，稳定官僚体系，令它有效运转一直是个难题。时至今日，如何重启官僚系统，以重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依旧是难题。”

社会转型需大浪淘沙

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生与死的考验中，中共被锤炼为一个凝聚力战斗力异常强大的集体，甚至能够与当时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交手并不落下风。这离不开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每个个体能量的集中与奉献。中共官场这一群体特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刚刚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的中共“元老”们积聚了数十年的建设热情终得释放，整个中共的政坛体系充满活力和探索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官场基本谈不上“为官不为”现象，反而有乱为妄为之象。尤其是“权力寻租”成为不变现象并对地方官员构成直接的物质刺激之后，官员腐败渐成一种被默认的整体机制，并形成强大的体制惯性。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公正不健康的，久而久之，中共执政团队内部物欲横流、中央政府监管乏力，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日益加深。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新执政者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式呈现。

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共第五代领导层阻滞和打断了旧的发展惯性，但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高效的发展惯性。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能一蹴而就。这就好似一位司机驾驶高速行驶的汽车从一条日益狭窄颠簸的道路转入一条康庄大道时，需要一个刹车、转向、加速的过程。不仅是中共官场，目前整个中国社会都正在从一个惯性朝向另一个惯性之间进行“势”的转换。这种转换能否顺利的进行，取决于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共。也就是说，习近平需要在保持既有方向和规划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官场积极性，实现一种新的官场生态。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的讲话，习近平就已经释放出重用“改革促进派”的信号。

从群体上看，当下的中共执政团队，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政坛，特别是经历过20余年物欲膨胀、缺乏管束、任性横行的时代后，要让所有不纯洁、不合格、不理想的官员都来一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精神升华，并投身献身于国家建设，实在是一项浩大漫长的工程。“为官不为，尸位素餐”已经成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心腹大患。但是“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狠话，也表明了中共高层要下“狠药”整饬这一官场弊病。“不信邪”的中共自信能够做到，但如何才能做到，何时才能做到？目前还未出现明显的迹象。▲◆★●■☆

他山之石！法媒揭秘以色列如何成为反恐样板★★★

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60719/1235809.shtml

2016-07-19 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董磊

核心提示：尽管特拉维夫电视台邀请的军事专家们表现得很谦虚，甚至避免提到“以色列反恐斗争榜样”，但却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欧洲的决策者们也认同这一点。

参考消息网7月19日报道外媒称，尼斯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与去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案发生后一样，又提出了“以色列榜样”——在以色列，恐怖主义威胁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特拉维夫电视台邀请的军事专家们表现得很谦虚，甚至避免提到“以色列反恐斗争榜样”，但却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欧洲的决策者们也认同这一点。

据法国《回声报》网站7月17日报道称，今年4月份，以色列反恐斗争办公室的一位前主管特别领导了一次针对法国戛纳电影宫的恐怖佯攻，以便测试这座城市的安保措施。

近日当他被问及尼斯惨案时，他告诉《回声报》：“我感觉法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好来应对这种灾难性情形。”

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是情报部门和警察的职责所在。今年2月，前尼斯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曾前往以色列，特别会见了雄鹰安全防务公司总裁、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吉奥拉·埃兰德。那次会见中，埃斯特罗西强调指出，“众所周知，激进化都是通过社交网络进行的”，所以有必要“站在打击网络犯罪情报斗争的第一线”。以色列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该国属于全球网络大国前五名之列，其他四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和英国。

以色列的方法为何奏效？“数十年来，以色列面对着方式多样且分散的威胁。该国遭遇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其行动方式不断变化。以色列的反恐斗争不得不时刻应变，采取了一种建立在预测和快速干预基础上的方法。”欧洲安全与预测研究所研究员戴维·哈勒法分析道。

“以色列的反恐斗争基础是防御（‘安全栅栏’，过滤式的军事封锁线）和进攻（人员渗透，预防性逮捕，有目标暗杀）的行动方式，这种双重方法再加上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安全合作，让以色列显著降低了大规模袭击的数量。”哈勒法补充道。

接下来是根本内容了。以色列反恐体系的关键在于以“同心圆”方式运行的情报工作，范围包括约旦河西岸、以色列边境及其国内。在各个城市，以色列依靠的是反恐干预精英部队，归警方管辖；特别巡逻部队除外，这支部队之前负责控制骚乱，这几年负责乘摩托车在以色列国内巡逻，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总局。因此，当一起袭击发生时，以色列能够表现出极快的反应能力。

“大众的敏感和抗击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国际反恐研究所执行所长博阿兹·加诺强调指出。这与公共当局所实施的预防措施同样重要。在举行重大事件或者大规模集会时，某些地区完全禁止车辆通行，此外还会实施过滤式封锁以及设置路障。

国际反恐研究所的研究主管埃利·卡尔蒙说，事实上，面对年龄在13岁至20岁之间、通常单枪匹马行动的巴勒斯坦青年，以色列治安部队没有用武之地，情报部门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资料。即便如此，行动调整也很迅速。为了防止撞向公共汽车站候车人群的汽车袭击，安置了水泥墩或者金属柱来保护行人。民众也对这种风险保持警惕。▲◆★●■☆

欧洲12名维和警察临阵脱逃联合国:别回来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23/5417867.html

文章来源: 观察者网于 2016-07-23 05:09:56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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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21日说，这些欧洲维和警察的突然离开影响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行动能力和成员士气”，联合国维和事务部因而决定“取消邀请”，不允许他们回到特派团，并已通知英德瑞三国。资料图：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军警。

据新华社7月23日报道：南苏丹首都朱巴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后，来自英国、德国和瑞典的12名维和警察在没有与联合国方面协商的情况下便擅自撤离，令联合国大为恼火，禁止他们归队继续参与维和。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21日说，这些欧洲维和警察的突然离开影响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行动能力和成员士气”，联合国维和事务部因而决定“取消邀请”，不允许他们回到特派团，并已通知英德瑞三国。不愿公开姓名的联合国官员披露，这些擅自离岗的维和警察包括两名英国人、3名瑞典人和7名德国人，是在冲突爆发后被各自政府撤离的。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马特·穆迪在一份声明中称，英国政府只是迫于当时朱巴发生的严重暴力而暂时撤出两名维和警察，“他们的安危是我们主要考虑的。这一决定已经提前跟联合国方面联络过。我们对这些警员在安全局势稳定后不被允许返回感到失望”。

不愿公开姓名的联合国官员披露，这些擅自离岗的维和警察包括两名英国人、3名瑞典人和7名德国人，是在冲突爆发后被各自政府撤离的。一名联合国官员20日告诉法新社记者，英德瑞三国撤离维和警察时“没有同特派团协商”。资料图：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女兵在哨位上执勤。

不过，一名联合国官员20日告诉法新社记者，英德瑞三国撤离维和警察时“没有同特派团协商”。哈克当天说，这些警员“没有待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被禁止返回南苏丹后，联合国也不会要求英德瑞三国派人填补留下的空缺。

路透社报道称，关于此事，联合国维和事务部发言人尼克·伯恩巴克甚至在一份15日写给秘书长潘基文的“内部备忘录”中质疑英国是否还有资格担任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过，伯恩贝克稍后否认这一报道：“据我们所知，并不存在所谓‘维和事务部备忘录’。”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有大约1200名维和警察和1.35万名维和军人。自本月8日以来，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领导的部队与效忠副总统、前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里克·马沙尔的部队在朱巴持续激烈交火，造成至少300人死亡。

其中，中国维和部队两人牺牲、5人负伤。基尔和马沙尔11日晚分别命令各自部队停火。▲◆★●■☆

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国家被贪官掏空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23/5419579.html

明镜 2016-07-23：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的公开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

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

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

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

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民教育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

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据该报告披露：

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

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

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

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

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

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

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北京未列入）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

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

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

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据《远东经济评论》报导：至2010年3月底，大陆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　这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习近平重提革命改革或事关生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23/5419509.html

多维 2016-07-23：北京时间7月2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第26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等人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称，改革是一场革命，要确保改革不偏离中共中央所确定的改革方向。联想到此前习近平所说的“不改革死路一条”，他可能认为改革成败事关中国的生死。

习近平在本次深改组会议上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完成。地方政府要对改革任务、进度进行督查，完不成改革任务的官员要受到惩罚。最终做到确保中国的改革遵循中共制定的方向，确保不走否定社会主义的邪路。

将改革定性为一场革命，这说明改革在习近平的心中极端重要。习近平对改革的重视早有表述，早在数年前，习近平就曾提出“两条死路论”。即“不实行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习近平主持召开第26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再次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认为改革事关生死，改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外界认为，中国的改革十分复杂，涵盖着方方面面。既包括以资源节约型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也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改革、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改革。

改革具体到本次会议上，则主要是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本次深改组会议，通过了《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会议称，水电矿产资源收益分成的改革，是中国扶贫制度的创新。围绕界定入股资产范围、明确入股受益主体等事项，能够建立资产收益扶贫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资源开发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定下的历史性目标。习近平在数日前考察宁夏时曾说，所有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外界认为，2020年将近，中国5000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是中共高层的共同责任。

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西部同样是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的集中分布区。中共通过改革水电矿产资源的收益分成比例，增加矿产所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分成，来提高西部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达到消灭所有贫困县的目的，这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经济制度改革。

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则是文化改革的一部分。本届中共高层对文化改革的重视远超上届。在十八大上，中共提出了“三个自信”说，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又提出了文化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对此解释说，“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提，显示了习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趋成熟，给我们的自信提供了坚实基础。”

分析认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改革，是通过建设文化行业的社会组织，来促进中国的文化创新，从而达到文化独立、文化自信的目的。

在本次会议上，习近平针对文化行业组织改革说，“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有效监管、分级负责的管理机制，服务广大文化工作者”。

这等于是确立了文化改革的两个目标，即一是促进文化行业的民间组织发展，通过民间组织促进文化创新；二是文化行业的民间组织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要在中国政府的有效监管下运营。

扶贫事关中共的历史目标，文化则事关中国崛起和人心向背，中共集中发力这两个方面并不出乎外界的预料。但中共高层将改革定性为事关生死存亡的事，其对改革的重视越发明显。利用矿产分成和行业组织来推进扶贫和文化改革，这已经是技术层面的操作，说明扶贫和文化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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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之后：官员怠政习撂狠话不改革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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