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港澳首提严格依宪对台不再两岸一家亲★★★

作为世界上设计最先进的超级航母，“福特”级航母与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相比较，在诸多方面都有极大的提升。首先是在动力系统方面，“福特”级采用两座分别为104兆瓦输出功率和96兆瓦供电功率，总输出功率达200兆瓦的新型核反应堆，动力系统比“尼米兹”级高出四分之一以上，供电能力提高3倍，从而满足了电磁弹射系统、双波段雷达、电磁炮和激光武器等新型装备的电力需求；其次是在探测系统方面，“福特”级采用的双波段雷达，能够以两种频率同时运行，从而可以有效区分低空飞行的飞机与导弹，大幅提升自身防御能力；最后是在空中战力方面，由于在飞机弹射、飞行甲板和舰岛设计等方面运用了诸多新技术，“福特”级的舰载飞机出动率大大提高，由每天最多160架次提升到220架次，且不仅能够弹射重型飞机，还能弹射多种无人机，这使其空中作战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

为了适应以“福特”级航母为代表的下一代航母的作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航母运用方式。2015年10月，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了题为《削尖长矛：航空母舰、联合部队和高端冲突》的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弱点，以及下一步的创新运用和能力提升问题，提出在西太平洋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下，新型航母可以实施“脉冲式打击”的海上游击战，以及以多艘航母分散部署实施多航母打击群一体化作战等多种航母作战运用新方式。这是在为即将服役的“福特”级航母“量身打造”的运用方式。

美国上下对“福特”级航母寄予厚望，但作为“福特”级航母首舰的CVN－78“福特”号航母却多次推迟交付日期，造成其“难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难题难破。正是因为使用了太多新技术，“福特”号航母一时半会“难以消化”。美国国防部作战测试和评估局局长吉尔莫在今年6月28日发布的备忘录中称，航母在发射和回收战机、运输舰载武器、实施飞行控制和舰只自卫方面都存在困难。并明确表示，“这四项系统关乎飞行作战的主要领域，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它们将极大地限制CVN－78的作战能力。”二是预算超支严重。要解决这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就需要不断投钱，而“福特”号在建造过程中屡次追加预算，看上去似乎是个无底洞。对此，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早就表示，“在追加23亿美元飞行费用，使航母的耗费达到近130亿美元的情况下，纳税人理应知道CVN－78什么时候能够交付，在项目中还存在多少研发风险，以及如果持续追加投入，谁应当对此负责。”

由于“福特”级航母迟迟无法交付，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短期来看，当前美军正在进行的全球反恐战争对航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新航母迟迟不能到位，将会拖延正在中东地区展开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进程。长期看来，美国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毫无疑问地需要“福特”级航母这类战略性资产的有力支撑。而这一支撑缺位的情况下，“平衡”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当前在美国干涉中国东海、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航母的地位作用依然举足轻重。（空军工程大学解放军边防学院王鹏杨蓉）▲◆★●■☆

对港澳首提严格依宪对台不再两岸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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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早中文网 2016-03-04 俞正声报告：对港澳首提严格依宪对台不再两岸一家亲

就港澳台青少年工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主打到内地“体验式交流”。

俞正声作政协工作报告（摄影记者：Simon Song）俞正声作政协工作报告（摄影记者：Simon Song）

（南早中文网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今日（3月 3日）发表的年度政协工作报告中，就港澳台问题，较2014年工作报告，有三点突出论述，一是针对港澳首次提到“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二是对台不再提“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一家亲”，而是强调“九二共识”和反“台独”的政治基础，三是就港澳台青少年工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主打到内地“体验式交流”。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开幕，俞正声作2015年政协工作报告。

就港澳地区政协委员的工作，他说：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在2015年的“两会”上，俞正声的说法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基本法，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过往年度政协工作报告中长期表述的“全面准确贯彻基本法”，在今年第一次变成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的论述在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政改争议中，逐步成为中央对港要求和特区政府论述的核心语句之一。

2014年6月发布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提出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白皮书”同时强调，“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当年10月底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港澳事务提出了六个重点，包括“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2015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至于对刚刚实现政党轮替、亲独的民进党即将上台全面执政的台湾，俞正声今年的报告不再提上一年提到的“两岸一家亲”，而是加入了上一年没有写入“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俞正声今天提出，2016年，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继续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发展与台湾有关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联系交往，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

在上一份工作报告中，俞正声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完善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互访交流机制”，“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大力宣导’两岸一家亲’理念，继续开展与台湾有关党派团体、民意代表交流沟通”。

今年俞正声所作的报告中，有关港澳台事务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青少年工作的论述更为详细。

俞正声总结2015年的工作，提到“加大对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组织以港澳政协委员为主导的青年社团代表到内地进行体验式学习考察，让他们亲身感受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国家意识。”

而在2016年的工作部署中，俞正声表示：“鼓励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促进内地与港澳合作发展献计出力，广泛深入地参与港澳青少年工作。”

在2015年的“两会”上，俞正声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港澳青少年工作，但当时是“组织港澳委员赴内地考察”，而非“组织以港澳政协委员为主导的青年社团代表到内地” 。

上一份工作报告中，俞正声就台湾方面的青少年工作，只是简单带过：“大力宣导“两岸一家亲”理念，继续开展与台湾有关党派团体、民意代表交流沟通，为团结岛内基层民众、青少年多做工作。”

但今年对台湾青少年工作的任务则非常细致，其中也包括“体验式交流”

俞正声提出，2016年，要开展面向台湾青少年的体验式交流，针对在大陆就读台湾学生的就业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加强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团结联谊，关心海外华裔新生代的培养教育，做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

在香港和台湾，年轻世代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运动中，表达他们的民主诉求，从台湾反服贸到香港的占领示威、旺角骚乱，都可见一斑。不少年轻人，在经历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组建或加入新政团政党，并寻求通过当地的政治机制，进入正规的议政决策场域。

而且在香港和台湾，本土意识都成为社会运动和青年政团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本地身份认同、要求政府以本地和本地人的利益为先，与大陆方面坚守的“一国”原则形成冲突。

在台湾，亲独的民进党成功夺下了从地方到总统的选举，而在香港，上周日刚刚结束的立法会新界东议席补选中，“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也拿下了超过6万票，有本土派人士受此鼓舞，宣布将参加9月的立法会选举。▲◆★●■☆

中国强起来须打新“三大战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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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9 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国际先驱导报网络版陶德言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第一，从党的建设来讲，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第二，从经济社会转型来讲，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从对外关系来讲，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这是中国“强起来”需要跨越的“三大陷阱”，或者说必须打赢的新“三大战役”。

国际先驱导报9月9日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但是，距离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一公里”是很难走的，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第一，从党的建设来讲，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第二，从经济社会转型来讲，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从对外关系来讲，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这是中国“强起来”需要跨越的“三大陷阱”，或者说必须打赢的新“三大战役”。

第一大战役：跨越“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它指的是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具体到权力部门，“塔西佗陷阱”的意思是：如果对公共事务的处理稍有不慎，或者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等问题，都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以至于失去社会公信力。此后，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执政党和政府的生命。经过30年的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总的来说民心是向党的，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尤其是恶性蔓延的腐败、懈怠松弛的党风严重毒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的信任。现在的局面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一边做好事，一边总有人怀疑、讥讽，形成了“信用危机”，即无论你做什么都有人不信，都有人骂。同时，群众的自我意识与期望值都在快速升高，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失误，就会出大问题。一旦公信力面临危机，中国就极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由此，当务之急且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破解消极腐败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败问题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教训很深刻。看看当年的国民党是怎么垮的？黄埔军校大门上贴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到后来，蒋介石不禁感叹：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是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事业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房子、票子、车子到处捞、到处贪，搞“五子登科”，整个队伍都腐败了，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接管城市，接管到哪儿就捞到哪儿。为什么共产党只用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打败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太腐败了，不得人心。苏联共产党最后也垮掉了。人们曾问，苏共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但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是为什么？与腐败不无关系。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开始进入停滞时期，苏共逐渐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脱离群众，失去民心。腐败不仅亡党亡国，也会亡军。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掀起了反思甲午战争的热潮。当年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但全军覆没。其中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就是清政府的腐败，彻底的腐败导致彻底的失败。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虽然我们党非常重视反腐败，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很严峻。十八大以来，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党坚定地、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既治标，坚决惩处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又治本，有效预防腐败，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舆论高度评价中共新一轮反腐败运动。这场反腐斗争绝不是小打小闹，是强力正风、铁腕反腐，坚持“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涉及官员层级之高，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部反腐大戏堪称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就是最好的作家恐怕也难以想象。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仗民心。这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能打好这一仗，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应该是能干一番大事业的。▲◆★●■☆

中国强起来须打新“三大战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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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战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GDP4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很容易跌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的定义，从1950年至今，在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已有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世界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国家只有日本与韩国。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2015年，我国人均GDP是7924美元。按照十八大报告确定的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就将超过1万美元，达到12000美元，等于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说易行难，我们怎么跨越？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必然会影响到我国。从国内看，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我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都越来越少，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时代。中国面临痛苦的抉择，旧的经济战略过时了，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如果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件充满国际意义的大事件。

中国“十三五”时期的核心命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没有实现转型升级，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据测算，“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相当长时间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十三五”规划提出“双中高”目标，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实现“双中高”就必须打造“双引擎”，一是改造升级传统引擎，二是创造新引擎，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从“两点论”来看，中国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自信。一方面，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仍然很充分。主要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与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还有差距，这就是发展的空间；二是中西部的开发。中西部经济发展与东部差距比较大，中西部是我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空间；三是挖掘内需潜力。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下一步发展的最大潜力是扩大内需、刺激内需。另一方面，关键是靠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发展的强大动力，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外出视察，就南下广东，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有舆论指出，中国继1979年、1992年、2001年后掀起第四次改革开放高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改革的总任务、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美国标普公司报告称，比较中国和日本经济，如果全面改革得以深入，中国或可避免日本“失去十年”的情况。改革红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唯有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跨越，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奇迹。▲◆★●■☆

中国强起来须打新“三大战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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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战役：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新兴国家挑战老牌强国时产生的困境，被学者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地区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激烈冲突，多数时候将以战争告终。修昔底德曾有一句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崛起大国）势力的增长和因此所引起斯巴达（现存大国）的恐惧。”也就是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世界老二不好当，这是普遍规律。当年苏联是世界老二，美国用冷战就把苏联搞解体了。当年日本是世界老二，美国用一个“广场协议”就让日本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欧元区如果真正建成统一经济体，就成为世界老二，但是美国不会甘心，欧元区危机背后也有美元与欧元争霸的影子。中国能否打破“世界老二”的魔咒？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随着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从假设变为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尤其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开始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诸方面加快重返亚太步伐，围堵中国的态势愈来愈明显。美国一旦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重返亚太的步伐就不会放慢，而且只会加快。因此，对中国来说，来自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会越来越大。

从目前来讲，海洋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障碍，“三海联动”已成中国最大的挑战。一个是台海问题，祖国不统一，中国谈何崛起？另一个是东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不解决，日本怎么会心甘情愿做“亚洲老二”？再一个是南海问题，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之间的问题，但背后实际上是中美在亚太间的较量与博弈。中国要崛起，有许多坎是绕不过去的，必须跨过去。破解美国的大围堵，中国要有大战略。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我国的战略设想，但美国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因为中美之间不仅存在认知差异，而且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有的学者认为，中美正陷入外交上的“囚徒困境”。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美国绝不当世界老二”，“世界规则必须由美国来书写，不能让中国来制定”。“世界老大”的战略焦虑感可见一斑。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因此，中国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必须有两手准备，“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首先，我们不惹事。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习近平主席在法国演讲时用生动的比喻告诉世界：中国这头睡狮醒了，但中国要做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醒狮。中国虽然实力大增，但世界不必畏惧。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告诉世界：“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其次，我们也不怕事。我们要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的准备，要提高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同时要致力建设海洋强国。要强国梦，必须要强军梦。中国史无前例的军改大幕已经拉开，改革强军、创新强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能打仗、打胜仗”已成为中国军队的新口号。这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对中国军队必将产生空前的影响。

的确，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开始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注定不会太轻松，甚至还要经受新的曲折与磨难。一个占人类1/5人口的大国的崛起，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伟大事业，它的内在难度与外部冲击都将是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势表明，中国已进入崛起进程中的最艰难时刻，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中国要跨越“三大陷阱”，真正“强起来”，这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需要我们冷静而理性的战略抉择。（本文是作者为《强国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强国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所作的绪论，发表时有删节）▲◆★●■☆

中国2.87名职工赡养1名退休者能持续下去吗？★

http://bbs.wenxuecity.com/financenews/5951.html

财经网 2016-09-08：筹资和支出两端均受压的养老金制度，必然要建立“多支柱”体系，问题是，建立何种形式的“三支柱”体系？现有的“统账结合”制度如何向“三支柱”过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隐性债务怎么解决？

2015年，平均每2.87名职工赡养1名退休者。

在黑龙江、吉林、青海等8省，职工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低于10个月，黑龙江仅1个月。

与上年相比，2015年20省的可支付月数发生下滑……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披露了上述数据,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紧绷。

虽然全国平均可支付月数为17个月，但在筹资端，28％的缴费率在全球处于高位，经济下行又要求降费以减轻企业负担，扩大覆盖面的空间接近用尽；在支出端，替代率持续下降，赡养比继续恶化，减少支出几乎不可能。

两端受压的养老金制度，必然要建立“多支柱”体系。

问题是，建立何种形式的“三支柱”体系？现有的“统账结合”制度如何向“三支柱”过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隐性债务怎么解决？

统账结合漏洞多

国际普遍的养老金体系大致分三部分：政府主导的公共养老保险是第一支柱，大多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雇主建立的补充养老计划是第二支柱，完全累积；自我积累的个人储蓄型养老计划是第三支柱。

1997年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后，中国的基本养老金采取统账结合的模式，也就是既包含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部分，由年轻一代缴费来赡养退休者，也包含累积制的个人账户，职工存钱为自己的未来做储备。

然而，这种部分累积制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面临危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数量带来巨大的支付压力，社会统筹不足以支撑，个人账户的8％也被挪用于发放当期待遇，制度整体更接近现收现付制，这是绝大多数国人唯一拥有的养老金支柱。

在人口红利期，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可以平顺运行，让老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一旦进入老龄化社会，风险却暴露无遗。突出表现为基本养老金能提供的替代率走低，从1997年的70.79％下降到2014年的45％，这接近了国际劳工组织划定的警戒线。

养老金独木难支之下，包括延迟退休、各级财政补贴增长等举措可缓解眼前待遇发放的问题，但不足以弥补体制的漏洞。

比如，基本养老金结余往往存于银行或购买国债，缺乏保值增值的能力，跑不赢CPI，更跑不赢工资增长率。2015年，职工养老金的收益率为3.1％，已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近期指出，2015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文件发布，“一年过去，除了早前的广东和山东，几乎没有什么拿出来的钱”。

当下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如同一个漏斗，有限的基金“漏”向各个环节：缴费年限短，许多人缴纳至最低限度15年后就选择断缴，坐等退休领取养老金，一些地方政府允许人们以不足的金额一次性缴纳养老金，这种短期行为将风险推向不久的将来；参保人退休后若活过139个月，领完自己在个人账户存下的资金，被允许继续从社会统筹的盘子里领取和原来相同的待遇。

此外，大量企业在缴纳社保时隐瞒员工的真实收入、做小缴费基数，以减少所需缴纳的社保费用。根据51社保网的调研，75％的企业未按照职工真实的工资实际核定，36％的企业统一按最低基数来申报社保。真实的缴费率远不及名义上的28％。

中国的养老金资产，仅仅相当于GDP的不到10％，而美国将近GDP的1.5倍，OECD国家也相当于77％。

中国并不缺储蓄，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8％以上，只不过这些资金多被存入银行，并没有通过制度安排成为养老的储备。

强制征缴的基本养老金具有二次分配功能，将财富在贫富人群之间转移，本身难以激励人们尽量多缴纳，经济下行时期，又不可能强制企业更多缴费。因而通过做强采用累积制、权益清晰的二三支柱，鼓励人们为自己存下更多的养老储备，成为现实选择。

一二三支柱共担重任

中国在补充养老制度上并不是一张白纸。

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推出，规定企业和员工共同缴纳企业年金，对于限额内的缴费，员工和企业都能享受免税待遇。

职业年金作为机关事业单位的第二支柱，管理办法正在征求意见中。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则有待建立。

但相比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有限。

根据人社部数据，2015年，有2316万人参与企业年金计划。这意味着，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人中仅有6.5％拥有第二支柱；多数人退休后的收入主要还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

为什么企业年金没能做大？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朱俊生认为，如果不实质性降低第一支柱的缴费水平，再怎么提供税收优惠，投资收益率再高，都不足以给企业充分动力来建立年金。

企业年金的发展还受制于税收条件。

401(k)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年金计划，其字面意思是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美国的养老金政策往往跟随着税法的变动而出台。中国的税制还没有定型，未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征信系统也有待建立，人们的收入来源不透明，投资后不交资本利得税，企业大量筹集发票冲销避税。适用于国外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内的激励效果会打折。

企业年金被戏称为“富人俱乐部”，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实下，这顶帽子难以摘去。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传钧表示，即使给了税优，高收入群体更能从中受益，大部分老百姓还是应付眼前的生活。“如果只是把少数人的年金资产额做大，社会会陷入分裂。”

齐传钧指出，应并行建设第二、第三支柱。

强制缴纳的职业年金将覆盖教育卫生等12个行业，一旦建立，参与人数或达到3700万人，将一举超越已经建立十余年的企业年金。所有国民自身也应当有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定期存入养老资金，享有免税待遇。同时，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两个账户应打通，员工在离职后能将此前累积的年金转移到个人养老金账户中，以免下一个雇主不提供企业年金计划，从而发生损失。

典型的养老金第三支柱是美国的IRA制度，由政府提供税收支持，个人自愿参与。

在这一制度下，个人每年可将一定额度的资金存入账户，并自主、灵活地配置资产，在缴纳、投资或领取环节享受一定的免税政策。因其面向所有纳税者，自谋职业和所在企业不提供第二支柱的员工也能参与进来。

截至2015年年底，IRA总资产达到7.6万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养老金计划。

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认为，由于年长者还没有开始向二三支柱存钱，三个支柱的比例只能逐渐变化，第一支柱渐渐缩小，第二支柱慢慢扩大，第三支柱赶快建立。“一二三支柱最终的分担比例理想是4∶3∶3，整体的替代率达到70％－80％。”

强制公积金设想

建立完整的多支柱体系需要时日，短期内是否有方法撬动二三支柱的发展？

越来越多学者提出制度合并的建议，即将“五险一金”中的住房公积金与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整合，三者均为产权清晰的个人账户。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是制度整合的倡议者。他认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这“三金”都具备补充养老的功能，合并后能为实体经济减负降税，减轻雇主和雇员负担，并且做实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

在他的设想中，这“三金”未来可整合为“强制公积金”，回归世界通行的年金制度。

中国目前的企业年金经常被称为“中国版401(k)”，在缴费、税前抵扣等环节确与美国的制度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的企业年金仅有养老一项功能，且只能在退休后领取。而合并后的“强制公积金”也可用于租房、医疗和子女教育，但必须是在参加者经济困难时才能支取；同时还允许发放比银行利率稍低一些的商业贷款用以买房。

上世纪90年代，住房公积金制度配合住房市场化改革推出，用以提高福利分房取消后员工的购房支付能力。当前，城市商品房普及，住房公积金完成了最初任务，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其原有的保障功能慢慢退化。

董登新认为，合并为强制公积金后，能使资金“放在更宝贵更重要的位置去积累”。

不过，企业和员工是否有积极性建立“强制公积金”是这一设想的最大未知数。住房公积金可通过买房、租房、装修等渠道提取，企业和职工的缴费热情高，剩余“五险”则受到冷遇。

齐传钧认为，若要进行制度合并，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待建立的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打通，相对而言是更优的制度安排，人人都可以享有，且不受企业因素的影响。

制度合并的办法实质上绕开了对基本养老金“动刀子”的难题，借助外力实现对二三支柱的积累。但对基本养老金的问题仍无法回避。

当前，中央每年对支付困难地区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而宽裕地区的养老基金同时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

在郑秉文看来，提升制度效率迫切需要提升统筹层次。全国上千个统筹单位中约有三分之一不能参与投资，造成巨大浪费。

提升统筹层次，基本能解决部分省份当期的收支缺口，有三种模式可选：各地统一费率、费基、工作流程等要素的“六统一”模式，但目前各地缴费率呈现差异，并不适用；渐进模式，即将企业缴纳的20％的养老金逐步全部或部分归集到中央；断崖式模式，在某一个时点将所有的缴费一起上缴中央，此前沉淀在各省的资金由各省自己掌握，对于困难地区，中央和地方设计好支出的结构比例，待若干年后完全交由中央负责。

一些学者认为，实现全国统筹以后，可通过划转国有资产等方式，将基本养老金中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剥离，做实个人账户，再将这笔资金全部或部分地落实到第二支柱或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以此鼓励多支柱的发展。

对此，郑秉文认为，将账户完全做实，所需资金量太大，难以一步到位，名义账户制是一个可取的、向累积制过渡的安排，因为账户中并没有实际的现金，而是记账给予利率，通过多缴多得的方式激励人们参与到制度中，缓解基本养老金的压力。▲◆★●■☆

朝鲜核试令中国颜面尽失弃朝非理性选项★★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9/08/5580497.html

多维 2016-09-08：朝鲜在境内疑第五次核试验，地点距离中国吉林省仅不到60公里。（凤凰军事）

2016年9月9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8时30分在朝鲜（北纬41.40度，东经129.10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0千米。非天然地震如塌陷、爆破、地下核试验等一般发生于地表浅层，震源深度通常表示为0公里。

韩联社称，朝鲜地震可能是人为因素，此次地震地点和1月份朝鲜宣称的第四次核试验几乎完全相同。在8个月前的核试验当中，朝鲜宣称成功完成氢弹试验。

朝鲜与韩国“默契”出牌为美送大礼

半岛核问题是长期以来萦绕在东北亚的地缘安全困境，因其复杂性与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自冷战初期延续至今。从民族视野来看，属于国家统一问题；从地区格局来看，则是大国平衡问题。朝鲜坚持核试验，首先是为政权稳固，而后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强盛。韩国尝试在美国安全保障条件下，建设自主独立的经济强国，最大目的则是效仿两德，和平统一。

尽管朝韩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截然不一，但就国家视野而言，两国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即实现不受大国操控地，令朝鲜民族屹立世界前列的远景梦想。道路分野，所为的不过是争取国家统一融合的主动权。忽视了朝鲜民族的“野心”与梦想，朝韩看似大相径庭却又殊途同归的基础共性就会被误解，也容易导致对半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混乱判断。

如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收获两极体系下对苏胜果，维系霸权的话，那么朝鲜半岛显然还处于“冷战”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看到看到半岛失衡，实现哪怕以和平方式的统一。国际格局向来由大国而定，以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而言，处于体系中的行为体，无时无刻不受到这种层次分明，结构相对稳定的格局之影响。现实的问题是，当今国际格局并不明朗，位于体系边缘的中小国家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也有通过壮大实力，向体系核心跨越的资格，成为对体系更有话语权的大玩家。

朝韩对彼此间力量对比的争斗引发的六方博弈，即是这种体系与行为体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韩国安全的缺失，势必要求美国保障承诺的加强，而朝鲜政权存续压力的升级，也必然以更加激烈的手段应对。美韩与中朝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军事同盟，双方有明显权益义务约定，而后者没有。显现的后果就是，美国具有更加宽裕的选择和决策余地，而中国往往被动应对。

朝鲜第5次核试验，显然不可逆转地向着拥核道路越走越远。而萨德入韩，也恰巧有了绝佳的契机与假想敌。很难说朝鲜核威胁与韩国引入萨德系统哪个理由更合理，因为二者就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交互循环。但不可否认的是，朝韩两国均首先基于自身安全需求，将东北亚整体安全局限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狭隘视野之中。客观上，朝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焦点从南海转移至东北亚，提供了新的理由。

中国成“夹心饼干” 被朝韩双向挤压

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引发的直接后果是新一轮国际制裁。在今年1月安理会通过的最严厉制裁后，中国曾严格执行，从燃油到矿产到资金，对朝施压。虽然中方制裁因美韩推动萨德系统而松动，但此次朝鲜再一次核试，将毫无疑问把中国置于尴尬境地。就中朝关系而言，两国互信基础将更加脆弱。

另外，美韩加速部署萨德系统将不再是试探中国的谨小慎微之举，而进入实施阶段，届时，中国将直面中近程弹道导弹被加上“监视器”和“封喉锁”的战略困境，同时也需进一步权衡维系中朝友好带来的国际负面形象。

对“不听话”朝鲜中国该怎么办

将视野调至中美关系上，将有助于回答中国对于“不听话”朝鲜该怎么办的问题。尽管朝韩不间断尝试危险碰撞，绑架大国，但半岛危机引爆首先殃及的是两个当事国，而非军事手段和战略选择更多的周边大国。今年一月，朝鲜“氢弹”试验后，中国对朝实质性制裁，引发朝鲜空前不满。而后美国推动萨德入韩，离间中韩友谊，再次为东北亚动荡“添了一分”。

此次，朝鲜核试验，毫无疑问迫使中国思考对朝方针和东北亚策略。在半岛格局仍处于冷战阴影的环境下，中国仅以功能性合作视角处理对韩关系明显遇挫。在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下，美国对韩有着压倒性的主导权，任何事关安全的因素都将危及“低级政治”的经济合作。美国推动萨德入韩，扰动中韩经济合作，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处理对朝关系和维护半岛稳定必将回归现实主义视角。在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的背景下，尽管中朝存在情绪化的龃龉，但朝鲜这个不稳定因素还远未到中国商讨“弃朝”的境地。中国未来应当做的不仅是促谈维和，而是以实质性行动将朝鲜纳入符合预期的轨道。这种管理，不排除对朝内政施压、经济引导和政治往来。

例行的谴责和制裁，将是中国外交的后续动作。就长远来看，“管理”朝鲜而非以不干涉内政为名被动应对，是中国应当深入思考的话题。或许会遇到美国别有用心的抨击与朝鲜的反弹，但缺乏稳定可控的周边安全环境，都不该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隐疾。

此次核试或为朝鲜首次实战化核武试验

在2016年9月8日朝鲜疑似进行核试验后，公众的主要精力几乎仍停留在试图通过震级推断实验当量的层面。但如果简单回顾一下朝鲜2016年的核武导弹实验过程就不难发现，此次核试验很可能是朝鲜进行的首次实战化核武器实验。

1 月16日，朝鲜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尽管此次试验造成的5.1级地震相比2013年核试验造成的4.9级地震增加并不明显，但由核裂变向核聚变的转变，预示朝鲜核技术的质变性提升。而自朝鲜首次氢弹试爆后，几乎每1至2个月都会发生一次节点性事件：3月9日，金正恩参观核工厂，曝光了朝鲜的小型化核弹头模型；4月24日进行了首次“北极星”-1潜射弹道导弹试射；6月23日，朝鲜成功试射与“北极星”-1系统同源的“舞水端”导弹；8月24日朝鲜再次试射 “北极星”-1型潜射导弹，接下来就发生了9月8日的核试验。

核武器的实用化都会经历一个由普通自由落体炸弹形态，向小型化导弹弹头形态的转变。在此前的4次核试验中，朝鲜的核装置很可能停留在炸弹形态。但随着朝鲜小型化弹头模型的曝光，朝鲜核武小型化、导弹化很可能已取得实质成果。今年试射2次的“北极星”-1型导弹与试射1次的“舞水端”导弹很可能已装备了弹头模拟装置。因此，与此前的任何一次核试验不同，9月8日核试验很可能是对小型化、弹头化核装置的首次试验，而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震源深度为0千米。

以朝鲜“北极星”-1潜射导弹与“舞水端” 陆基导弹的共同祖先——苏联SS-N-6型潜射导弹为例，其弹径1.5米，采用单弹头时，其弹头核心球形装置最大直径为80厘米，而在3月9日金正恩时差核工厂时曝光的小型化球形核装置的直径，恰为60至70厘米。以此同时，考虑到巴基斯坦核武之父卡迪尔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向朝鲜提供核技术，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通过利比亚向朝鲜提供过多个弹头设计图，在经过近20年的发展后，朝鲜实现核武小型化、导弹化在技术上并不困难。

按照SS-N-6导弹的技术数据，其单弹头的爆炸当量为100万吨，这无疑远大于朝鲜9月6日进行的这次核试验。但相比弹头爆炸当量的提升，在结构上完成核武小型化、导弹化更加重要。因此，对朝鲜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9月6日实验中爆炸的，很可能是1枚弹头原理模型，其内部核装置中，很可能只加入了仅能够保证核爆实现的有限核物质。一旦小型化核弹头结构技术过关，再填充足量核物质，从而令此次试验的原理模型，成为具备50至100万吨爆炸当量的实战化核弹头。▲◆★●■☆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对港澳首提严格依宪对台不再两岸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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