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 : 2006-11-19▲◆
(01) ★ 美国拒绝蒋介石参加朝鲜战争 ★
http://www.topyl.com/content.php?fid=JSHT&id=2546831&PHPSESSID=8f6a1613d549438158cd1ab5e7540176
(02) ★ 中国潜艇战力令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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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忽视中国，加拿大将代价惨重 ★
http://www.topyl.com/content.php?id=2546862&PHPSESSID=8f6a1613d549438158cd1ab5e7540176
(04) ★ 密切跟踪中国发展：俄对华态度分成三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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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3402
(06) ★ 从看客到核心 中国在APEC的“三级跳”★
http://www.milchina.com/2006/11-18/7460.html
(07) ★ 从胡耀邦赠任仲夷的一副对联谈起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08) ★ 彭真蒙难前夕的最后拍板：焦裕禄事迹得以发表 ★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00611/1117_25_34818.shtml
(09) ★ 胡 锦 涛 治 军 破 旧 立 新 ★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611/1116_23_33755.shtml
(10) ★ 中国驻外机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611/1117_17_34577.shtml
(01) ★ 美国拒绝蒋介石参加朝鲜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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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6-11-17：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已被杜鲁门冷落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喜讯。蒋介石曾三次向美国提出派遣3.3万精锐台湾军队赴朝鲜半岛参战的建议。但是令蒋介石感到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并未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缘何三次提出出兵赴朝参战，而美国政府又缘何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建议？这其中隐藏着什么历史的玄机呢？
◆1 朝鲜战争爆发让蒋介石喜出望外
1950年6月25日的清晨，蒋介石和往常一样，洗漱后开始吃早饭。此时，蒋经国匆匆给蒋介石送来一份情报。这份情报并不详细，只是简略说明朝鲜南北发生战争而已。深夜10时，台湾国民党当局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给蒋介石发来报告，蒋介石这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朝鲜战争的情况。蒋介石对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盼，可谓是心情急迫，望穿秋水。而现在，朝战的爆发，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正在密苏里休假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电话后，震惊不已，匆匆赶回华盛顿。
由于朝鲜军队势如破竹，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得不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汉城以南150英里的大邱。6月27日，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同时要求“在福摩萨（指台湾——编者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当晚，美国驻台代表斯特朗奉命拜会蒋介石，告知美国的决定。晚10时，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面交蒋介石复示，表示原则上接受。
对于蒋介石而言，统治台湾的精神支柱，惟一的口号便是“反共复国”。杜鲁门禁止他反攻大陆，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表示“双方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今后拿什么来激励军民呢？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发现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出兵朝鲜半岛。
◆2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其实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驻日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台湾军队开赴南朝鲜的问题。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发起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不答应，谈判纠缠于细节问题，迟迟未果。
1950年6月26日，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节节败退，不得不向美国求救。在美国政府决定出兵前，驻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立即致电蒋介石，询问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兵援助南朝鲜军队。
对此，蒋介石集团自然是求之不得。6月26日当天，蒋介石即致电李承晚，对朝鲜半岛战事深表关切。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赴朝问题。军方反对出兵，但王世杰、叶公超等“外交人士”却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出兵。会议经过4个多小时争论，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制定出由国民党主力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初步方案，并于当日下午复电告知麦克阿瑟。
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驻防于台湾北部地区，是蒋介石从大陆撤出来的惟一完整的主力军。在辽沈战役中，五十二军从营口葫芦岛乘船成功逃跑，避免了被歼的命运，成为辽沈战役中惟一漏网的国民党以军为建制的部队。蒋介石为了通过朝鲜战争反攻大陆，将自己的“杀手锏”都献了出来。蒋介石下令，从6月26日起，第五十二军进入一级战备，全建制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就在蒋介石开会研究出兵朝鲜之际，邵毓麟又从汉城发来急电，称南朝鲜急需外援，而且必须特别迅速，否则就缓不济急。决定出兵朝鲜之后，蒋介石当晚即给李承晚发去电报，表示声援。在电报中，蒋介石还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进行援助，其中包括派遣主力五十二军附加第十三师共3.3万人出兵朝鲜，直接参战，并立即着手准备。蒋介石还对准备参战部队的军官、兵员、装备、运输进行补充和调整，计划经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运到朝鲜战场。蒋介石不久即让邵毓麟转告李承晚，国民党决定“先以陆军3个师，运输机20架”驰援南朝鲜。
6月28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台湾当局“外交部”指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蒋介石表示“愿意供给适合于平原或山地作战的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一个军约3.3万人用于南朝鲜”。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极力争取获得美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麦克阿瑟的支持。根据蒋介石的指示，7月4日，台湾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在东京拜会了麦克阿瑟，表达了蒋介石愿意出兵朝鲜，帮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愿望。
一向反对美国国务院弃蒋政策的麦克阿瑟对何世礼说，他一向主张台湾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倾向于台湾出兵朝鲜。麦克阿瑟还表示，为了解和加强台湾的防卫问题，他希望访台。对此，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此时形势微妙，劝麦克阿瑟缓行。而固执的麦克阿瑟不听劝阻，断然决定秘密访台。
7月31日，麦克阿瑟来到台北，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再一次提出台湾国民党军出兵朝鲜半岛参战的请求。在没有取得白宫同意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扬言要帮助蒋介石反攻中国大陆，并公开表示将考虑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台湾军队。
蒋介石为了给台岛军民打气，大肆炒作麦克阿瑟访台的“重大意义”，把它提高到“中美军事合作”的高度，称“挫败中共军队已有了保障”。一时间，关于美台“亲密合作”的消息，成为了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杜鲁门不得不派遣特别顾问哈里曼到东京去做麦克阿瑟的工作，以免滋生事端。
蒋介石对于出兵朝鲜“热情”异常，决不是出于对美国献殷勤，也不是他所说的“中华民国政府军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归根结蒂是为了实现其“反共复国”的图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台湾军队能够赴朝参战的话，就可以从朝鲜进攻东北。同时，也可以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南北夹击大陆。蒋介石后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则战争情势，必将完全改变，并“可使中共志愿军在作战中发生政治和心理的影响从而瓦解其军心”。蒋介石指责美英等西方国家反对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
◆3 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否决
但是美国最高决策层却在慎重考虑后，否决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据杜鲁门后来回忆说，他在听到顾维钧转交的蒋介石的建议后，第一反应是认为应当接受这番好意。但是国务卿艾奇逊持不同意见，认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台湾本身就是最易遭受进攻的地区之一，美国才因此派遣第七舰队去防卫台湾。一方面美国花钱去防卫台湾，另一方面被保护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却又派兵到朝鲜，艾奇逊认为这种做法实在是荒谬。
6月30日上午8时30分，杜鲁门召集了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杜鲁门说，蒋介石曾经说过，他的3.3万人的部队在五天之内就可以上船出发，而争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提醒与会者考虑毛泽东和俄国人会有什么行动。
艾奇逊认为，如果台湾军队在朝鲜出现，北京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另外，由于英国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立起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不希望看到蒋介石的军队出现在朝鲜半岛，因而英国宣布不能和台湾的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等国也反对使用蒋介石的军队。英、加等盟友的态度，美国最高决策层不能不认真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台湾军队，还会使美国疏远印度等亚洲国家，因为印度等亚洲国家不愿与中国结仇，还将增加将来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难度。另外，美国军方也对蒋介石军队的战斗力表示质疑。
由于绝多数与会者都反对蒋介石派兵入朝，杜鲁门决定婉言谢绝蒋介石的请求。7月1日，艾奇逊正式谢绝了蒋介石关于出兵朝鲜的建议。蒋介石决定另外寻求机会。8月18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奉蒋介石命飞抵东京，面见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当局愿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兵15000人参战。但是此时的麦克阿瑟因为已从华盛顿获得他已认为足够的4个师的兵力，因此对于蒋介石的军队丝毫不感兴趣，婉言谢绝。蒋介石的第一次出兵朝鲜半岛的企图，宣告流产。
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蒋介石惟一得救的希望，便是挑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因此必须严格限制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看来，即使无兵可派，也不能让蒋介石派兵参加朝战争
◆4 美国政府三次拒绝引蒋入朝
随着1950年7月5日美军第二十四师第一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入朝之后，迅速改变了朝鲜战局。志愿军的战斗力，让嚣张的麦克阿瑟尝到了苦头，美军第八集团军处境危急。
1950年11月美军发动的“圣诞总攻势”失败后，深感兵力匮乏的麦克阿瑟于11月20日致电蒋介石，请其仍派第五十二军前往朝鲜助战。他还通知蒋介石说，美军已从冲绳派出飞机和船舰，装载补充第五十二军的武器装备赴台，同时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开往平壤地区。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官代表团飞赴汉城，同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商讨第五十二军到朝后的有关事宜。他同时向华盛顿建议，把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编入“联合国军”，以增强美军在朝鲜的作战能力。
麦克阿瑟的决定让蒋介石喜出望外。蒋介石当天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下令第五十二军于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并要求海空军加强与美军第七舰队和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在会议上，蒋介石决定派“国防部副部长”侯腾和第五十二军军长郭永等人飞赴汉城，与美军建立联系。11月30日，由麦克阿瑟派来的7艘运输舰和3艘货船抵达基隆港，30架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机场着陆。五十二军新获各种车辆200余辆，火炮千门，各种器材近2万吨。五十二军各部分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出发。
但是美国政府对麦克阿瑟此举并不认可。接到麦克阿瑟的急电后，杜鲁门立即召集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联合会议。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即使再严重十分，也不能动用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军队入朝作战，无论是从军事战略还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看，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不明智的举动，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蒋介石第二次出兵朝鲜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1952年5月27日，新任美军远东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鉴于“后继兵员不足”的情况，于是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请求蒋介石派兵支援的问题，希望从台湾抽调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抽出相应的美军去增强日本的防务。克拉克同时还告诉蒋介石，总统和五角大楼都很重视他的建议，请蒋做好准备
蒋介石感到出兵赴朝似乎又有戏，再次指示第五十二军做好出发准备。另外，蒋介石还派驻美“大使”顾维钧转告杜鲁门，台湾军队有意同“联合国军”一同作战。
美国最高决策层对克拉克的建议和蒋介石的请求，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国防部又一次坚决反对引蒋入朝。为了了解台湾军队的情况，美国政府专门从台湾召回了美军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直接向总统汇报。蔡斯说，台湾军队中大部分军官素质低下、部队训练差，到了朝鲜肯定会全军覆没。减轻美军的负担可以通过增强南朝鲜军队的办法来进行，而不必用蒋介石出兵。同时，李承晚也对派台湾军队来朝持异议，认为还不如加强韩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告诉克拉克，取消派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入朝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奇逊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形势下，失望不已的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了新总统身上。1952年12月上旬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担任总统职务后，为早日全面结束朝鲜战争，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克拉克再次提出派蒋军入朝作战。艾森豪威尔征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意见。布莱德雷明确表示反对使用台湾军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有同感，他宣布说，新政府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在准备结束朝战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对于引蒋入朝没有任何兴趣。在第三次遭美国拒绝后，蒋介石此后再也不抱派兵入朝的想法了。 ▲
(02) ★ 中国潜艇战力令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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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6-11-18：据《国际在线》十七日报道，美国右翼媒体近日报道，中国潜艇尾随美国母战斗群。对此，中国外交部再三否认及澄清。内地媒体十七日刊登文章表示，美国的报告称中国拥有五十五艘杀伤力强大的攻击潜艇，随时待命，令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美国右翼和保守的《华盛顿时报》十三日报道了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遭到中国潜艇跟踪的消息。十四日该报采访了一些保守派专家，非要将舆论导向「中国军事威胁论」。该报指出，「小鹰」号航母战斗群是美国部署在东亚地区惟一的航母战斗群，未来台海若发生危机，将是首先做出反应的单位。因而有美军官员认为，中国潜艇的做法表明，解放军海军已经将反航空母舰作为战术演练的「重中之重」。
◆京再三否认跟踪「小鹰」
然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惠特曼对此事很低调，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影响安全的问题。他说，他相信美方没有把这艘中国潜艇看成是一种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四日表示，没有听说中国潜艇跟踪美国航母的消息，并强调，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十六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华盛顿时报》有关「中国潜艇尾随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报道不属实。
曾经在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担任中国问题专家的特里普利特，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表示，这次事件非同寻常，因为中国的潜艇通常不会在深海航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持续发展『蓝水海军』能力。而中国潜艇跟踪『小鹰』号航母竟然没有被发现，不能不令人惊讶。」
◆美司令吁远离冷战思维
一直主张推动美中军事交流的美太平洋总部司令法伦海军上将，十四日也向美联社证实了该事件，但他的态度与《华盛顿时报》明显不同。法伦指出，正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军事单位可能会「近距离接触」，恰恰需要双方建立更加良好的军事交流关系，避免因误判而导致冲突的发生。他还进一步强调，目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海军上将正在中国访问，十九日两国还将举行联合海上搜救演习，这仅仅是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远离冷战的思维」。
舆论认为，《华盛顿时报》选择在中美军事交流进一步深化的时候公布所谓的独家内幕，反映出美国内某些人士希望将中美军事关系导向对抗和冲突，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进程。
◆配备俄式装置难以探测
去年八月，美国防部向国会递交的《中国潜艇报告》称，中国至少有五十五艘攻击潜艇。潜艇部队建设已成为中国海军优先发展目标。美国潜艇舰队虽然目前实力超出中国，但是美国的五十九艘攻击型核潜艇都被调遣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今年三月，美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特卡奇克也撰写题为《中国潜艇的挑战》的文章，宣称中国在研发和生产现代化的「宋」、「元」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以及其他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和战略导弹潜艇。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潜艇可能将装备俄制「狂风」鱼雷和专门用以攻击航空母舰的「俱乐部」3M-54E反舰巡航导弹，使得潜艇杀伤力更强。中国潜艇还引进俄制潜艇的装备，即降低噪音，又能使常规动力潜艇的潜航时间从几十小时扩大到三十天左右，使得美国反潜装备更加难以探测和发现。
据海外媒体称，一九九六年三月，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国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域附近，并声称要派「尼米兹」号穿越台湾海峡，但后来美间谍卫星发现原本停靠在青岛基地码头上的两艘中国海军核潜艇消失了。于是美国军方急令「尼米兹」号停到距台湾海峡三百五十海里之外。这表明中国的潜艇令美国十分忌惮。 美建反潜链对付中国海军
另据大公报报道，美国对中国潜艇力量如此关注，实际上是担心中国借助潜艇突破美国形成的对华包围圈，即三条岛链的封锁。在《华盛顿时报》报道中国潜艇跟踪美军航母的消息后，便有媒体渲染说，这显示解放军潜艇部队已摸清「第一岛链」，并找到突进「第二岛链」的快捷方式。
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第一岛链」由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等地的基地和驻军组成，这一条岛链是美国和日韩等国向西部署的最前沿，也是美国链式部署中最严密的一条线；「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组成，它是一线亚太美军和日韩等国的后方依托，又是美军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三岛链」主要由美军在夏威夷群岛的基地群组成，它既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方，又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
美军认为，前两个岛链对中国可以起到很强的制约和威慑作用，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海洋，如果将中国封闭在近海以内，中国的发展难以摆脱美国的控制。正是在这种战略思考下，美日及台湾在「第一岛链」的基础上积极构筑针对中国大陆的「反潜链」。▲
(03) ★ 忽视中国，加拿大将代价惨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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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6-11-18 环球时报汪析编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当整个世界都在争先叩打中国大门时，加拿大却拿不定主意。我们仍然把目光过度集中在美国，却完全忽略美国比我们更关注中国的事实。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主席胡元豹不久前在多伦多的一次演讲中说，加拿大人对中国相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我们的政府对我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犹豫不决时，美国正积极与北京展开更深入的接触。”
中国无疑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不久前4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到北京参加中非峰会和推进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事件，就突出表明了这一点。中国拥有一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使得它能够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就在非洲领导人抵达北京前夕，中国主持召开了由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在内的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的峰会。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签署了一份价值250亿美元、内容为从马来西亚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并达成协议向菲律宾的镍矿投资10亿美元。
本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两国将探讨建立双边或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尽管两国经济上彼此竞争，但贸易及其他经济联系不断发展。
西方大公司也大举进入中国。例如，大型制药企业诺华公司计划投资一亿美元在中国建新药研发中心。在汽车领域，通用汽车公司也开始像丰田公司和大众公司一样，宣布将在中国生产混合动力车。
在此背景下，加拿大身在何处呢？部分加拿大公司也开始认真看待中国提供的机遇。BMO金融集团和宏利金融公司走在了最前面。永明金融保险公司如今也正推动在华业务。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眼下也已组团访问中国以争取更多中国公司。
如果加拿大真是严肃地看待中国，它就有必要以过去几届政府的努力为基础，将加中关系列为最优先事项。今日的中国尚未无所不在，但今后20年，我们或许会因目前忽视中国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摘自11月13日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原题：加拿大正在错失中国的机遇，作者戴维•克兰）
(04) ★ 密切跟踪中国发展：俄对华态度分成三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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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6-11-18：11月9日晚，在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的激扬乐声中，中国“俄罗斯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缓缓落下帷幕。明年，俄罗斯将迎来“中国年”。中俄关系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除了原来的远东研究所，俄罗斯还出现了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机构。
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了远东研究所等多家研究中国的机构，并采访了几位中国通。这次的调查让记者感到，中国学正在俄罗斯兴起，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刚刚拿到胡锦涛主席最近的讲话稿，最近一段时间我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这个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俄罗斯─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波尔加科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研究课题有：“中国领导人政治方针的基本特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合作的几个视角”等。
波尔加科夫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准备出版一本题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书，详细分析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各项方针政策。波尔加科夫曾先后以外交官、学者等身份在中国工作了10多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
波尔加科夫大都是直接阅读中文材料。他经常浏览人民网等中国媒体的网站，或者查阅所里的中文报纸杂志。远东所有关中国的图书和资料极为丰富，图书馆拥有30万册有关中国的图书，几十年来仅远东所专家自己撰写的专着就有上千部。
目前，远东所订阅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10多种中国报纸和120多种中国杂志，还订阅了美、日、英、法等国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远东所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等十几家中国学术单位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波尔加科夫告诉记者，在他阅读的材料中80%是中文的，与此同时，他还参考一部分西方的分析。他说，毕竟中国和外国专家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角度不同，因此两相对照可以使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看法；但同时他也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过于尖刻，因此他还是主要参考中文的材料。
波尔加科夫告诉记者，他们的课题有时候是所里指定的，有时候是“上面”下的任务，但更多是他们根据个人研究方向和兴趣自定的选题。波尔加科夫向记者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部作品《俄中2050》。这本书主要是分析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俄中应该加强合作。
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本书已经由远东所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了。据记者了解，远东所所出版的各种关于中国问题的刊物中，除了出版《远东问题》（俄英两个版本）双月刊和《中国学》季刊外，每年还出版《中国年鉴》─后者有些类似西方研究机构的年度报告。这些公开出版物自然会影响俄罗斯社会各界对中国的看法，不过，远东所更多的是通过其他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远东所经常会接受政府下达的任务进行专题研究，其专家一直是前总统叶利钦顾问班子以及现任总统普京的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远东所还定期向总统办公厅和联邦安全委员会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报告。远东所的专家们告诉记者，这些报告有时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多的是对决策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目前，在俄罗斯的不少大学中都有研究中国的中心，真正能够达到一定规模的还要算成立于2004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东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主任亚历山大•卢金曾经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多年。
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该中心主要研究中国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目前的研究方向有：“中国在俄罗斯外交重点中的中长期前景”、“如何协调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台湾海峡近5─7年有可能发生的形势以及俄罗斯的相关利益”、“包括朝鲜核问题在内的东北亚安全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从工作机制启动到新的地缘现实”、“俄罗斯的人口形势以及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选择：吸引外国移民还是海外的俄罗斯人”、“东亚国家支持其海外民众的经验”等。
卢金表示，由于文化间的差异，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水平有待提高，只有不断加强接触才能使两国人民之间更好地了解对方。卢金告诉记者，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国家，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却只排到第5位。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对中国不友好，而是因为俄罗斯人不了解中国，俄罗斯各界了解中国的专家人数非常有限。卢金说：“通过互办国家年，两国人民能够不断加深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俄罗斯着名的中国通、科学院院士米亚什尼科夫说，目前的中俄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中国学正面临着历史赋予的重大契机。特别是明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将会给俄罗斯中国通们带来更多的研究课题和机会。
俄科学院院士、俄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的机构只有12家，如今则超过了50家。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俄罗斯就出现了30多个新的研究中国的组织和机构。沙俄时期俄罗斯的中国学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喀山和莫斯科等地，苏联时期中国学的研究扩展到了28个城市。受苏联解体的冲击，中国学的研究队伍一度缩减，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好转，中国学的地理覆盖面开始重新攀升。随着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不断增多，很多中国通现在经常就中国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有了很多亮相的机会。
俄近期的中国学研究可说是硕果累累，达到了鼎盛时期。与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中国学相比，当代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更为宽泛。过去，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以人文学科为主，而史学和哲学则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宽，除历史研究外，俄国的中国通们现在更关注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经济问题、文化研究、社会研究等，同时，还加大了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研究。
统计表明，有关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比例已达52.6%。而在俄罗斯早期的中国学研究中，研究古代中国的成果一直占多数。在所有研究方向中，经济问题的地位不断提升。俄罗斯中国通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成果几乎涉及到了从宏观经济学到微观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涵盖了中国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就连中国刚刚兴起的“三农”问题研究，俄罗斯中国通也已经涉足。
俄罗斯学者古多尼科夫和斯捷潘诺娃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在俄罗斯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由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进步，引起了俄罗斯中国通对中国问题研究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二是汉语学习大为普及。
以往汉语学习只是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城市和远东地区，而如今发展到了全国一大批城市的外国语学院、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学院，设有汉语教学的中学也增加了不少。这促使有关中国问题的读物、参考书和教科书大量出版。此外，各地还举办了不少汉语学习班。三是对现代中国人观念变化的兴趣更为浓厚。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通认为，这是中国取得现有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波尔加科夫也向记者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学术研究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需要政府或者有关方面的资金援助。但是现在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企业又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投入很少很少，造成目前远东所中国问题专家年龄结构明显老化，平均年龄接近60岁，年轻人很少。
目前所里的研究生最终留下来从事研究工作的恐怕只有两三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研究所工资偏低，年轻人更喜欢到公司或工资相对高一些的外交部工作。季塔连科也曾指出，俄中国通已经出现了断层和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已经成为制约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一个潜在威胁。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形容俄罗斯的中国通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因为“君子”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为谋求利益而工作的人。
波尔加科夫还告诉记者，现在俄罗斯涌现出一批各式各样的“研究中心”等智库在搞中国问题研究，有些专家连汉语都不懂，很多干脆就抄袭西方的分析，根本就没法把中国的情况客观介绍给俄罗斯有关方面。新生的俄罗斯在学术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初曾有一股西化和西向、彻底否定历史的潮流，中国通和中国学也未能幸免这股势力的波及。
中国通的整体影响目前仍较为有限。季塔连科今年1月在访问黑龙江省社科院时曾指出，有些俄罗斯媒体传播“中国威胁论”，遇到这种情况，俄罗斯的许多中国通都会站出来反驳。俄罗斯的中国通虽然都是知华派，但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他们基于各自的判断也形成了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亲华，主张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应将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种是务实派，认为中国有能力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对俄的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负面的，处理对华关系必须务实。第三种是悲观派，认为中国是俄潜在的对手。总的看来，俄罗斯中国通大都认为其职业和工作“很伟大”、“很重要”、“很有发展前途”，用季塔连科的话讲，俄中国通都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命运看作是自己的命运。▲
(05) ★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3402
文章提供 于 2006-11-17: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
【注: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年增长速度是：1953——1957年（基期1952年）：工业18．0％，农业4．0％。1963——1965年（基期1962年）：工业17．9％，农业11．1％。1979——1988年（基期1978年）：工业12．3％，农业6．5％。】。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20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20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
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中国50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目标。
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1956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以上所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究竟是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
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1956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1959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1957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1959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1959—1960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了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
【注: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本题范围之内。】。
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注:本文是作者1989年3月至4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在交本刊发表前，作者对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订。本文已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该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学习》
(06) ★ 从看客到核心 中国在APEC的“三级跳”★
http://www.milchina.com/2006/11-18/7460.html
WWW.MILCHINA.COM 2006-11-18：从看客到核心 中国在APEC的“三级跳”屏息凝神，一点，一滴……几十个越南工匠，正伏在地上，用漏斗将五彩细砂绘在画框之内，聚精会神，一丝不苟。这些细砂来自于越南的河床与海底，画像上还镶有30多种精美红蓝宝石。为制作这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与会领导人的肖像，30名越南工匠花了近7个月的时间。据香港翡翠电视台报道，中美俄三国元首的画像花费精力最多，其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画像，为了做到维妙传神，曾返工两次，为所有肖像之最。11月12日，APEC高官聚会越南河内，APEC第1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7日至19日举行。
◆17年前的APEC成立大会，并未邀请中国参加
在分析家看来，17年间，从APEC会议旁观的看客到最核心的成员，中国完成了漂亮的“三级跳”。“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加入条件。”在APEC成立之初，曾有人这样评价中国。当时，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并未向中国表示积极姿态。1989年，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出APEC主张后，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并未受邀参加第一次高官会议和部长会议。澳大利亚堪培拉，APEC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会场外，未见中国的五星红旗。
◆中国加入APEC，完成了第一跳
缺憾很快被公开提出。在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各方发现，缺少中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实在名不副实。印尼、韩国等APEC成员多次提出：中国毕竟是大国，市场广阔，因此不应缺少中国。1991年，“经过9个月复杂而艰苦”的谈判，中国加入APEC，完成了第一跳。
◆“软实力的飞跃”，成就了“第二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经济上演“惊天大逆转”，由“龙腾虎跃”到“灰飞烟灭”。各国纷纷埋头自顾，忙于自保之时，中国却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行动乃是患难见真情”，前APEC高官王蒙生对记者介绍，“慷慨义举”让困境中的APEC成员刮目相看，提升了中国在APEC中的声望，完成了一次“软实力的飞跃”，成就了“第二跳”。
◆在亚太地区的重大问题上不能缺少中国的合作，中国完成了“第三跳”
2005年，美联社援引前APEC执行主任威廉•博德所言：“刚刚加入APEC时，中国还只是一个重要国家成员，‘9•11’之后，美国注意力无法集中在亚洲贸易上，中国凭借迅速发展的经济，得以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目前，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伊朗问题，在亚太地区的任何重大问题上，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此言实际表明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三跳”。
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不断变化的同时，APEC的性质与承载的内容也在经历变迁，趋势日渐明朗，两种变化相伴相生，如影随形。本次APEC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前中国APEC高官王蒙生指出，美国将很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往在APEC，美国对贸易自由化态度虽不消极，也未“热情洋溢”，而这次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在对亚太贸易自由“前倨后恭”背后，意图隐隐浮现。
从美国的报章、杂志和网络论坛来看，美国政府受东亚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刺激，颇有些危机感。美国寄望借助此次APEC会议，奠定在亚太地区贸易发展中的地位。否则，在美国看来，东亚与东南亚的财富的蛋糕就将被“新兴势力”迅速瓜分，而美国在未来东亚将“处境尴尬”。美国媒体纷纷撰文，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学界也议论纷纷，警告政府“必须妥善应对新崛起的势力所带来的新情况”。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彼长此消的零和游戏，而是存在互惠互利的合作空间”。王蒙生也觉得美国的主张有些多虑，仿佛“冷战思维”的产物。对于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由于对各成员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估计不足，因此有些“操之过急”。但是，各国通过APEC的协商，亚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
◆日本“嫉妒”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显着的影响力
其实，心情急迫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日本可能也在“嫉妒”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显着的影响力。“日本是亚洲为数不多的、感觉中国的崛起会边缘化其利益的国家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对日本而言，中国一直是落后与弱小的，他们(日本)无法接受中国将再次比日本强大，而且在各方面都更强大的现实。”
◆APEC的核心仍然是经济问题
今天，APEC的核心仍然是经济问题，也有评论指出，自“9•11”之后，综观APEC议题，经历21世纪最初几年的反恐，2005年的禽流感，“政治化”趋势端倪渐明。参会领导人均将APEC峰会视为重要契机，将APEC“非正式”的轻松规则当作有利条件，通过APEC就当年的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在亚太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朝核还是南亚，更不必说台海问题与中日紧张，大国欲求其解，中国的合作均不可或缺。
彩旗，鲜花，横幅，标语。11月12日并非越南节日，但这一天的河内被浓浓的“节日气氛”所笼罩，河内跃然而成世界焦点。“可持续发展”、“和谐”是中国目前最热的两个政治名词，此次会议的主题仿佛与此暗合。前APEC高官王蒙生介绍说，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走向充满活力的大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越南方面强调，APEC大家庭，应是‘和谐’的大家庭”。
这次APEC会议在越南召开，越南媒体欢呼：“这是三十多年前越南战争之后，越南第一次站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这个舞台上，中国也在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胡锦涛主席可能在峰会期间非常繁忙，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双边接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主任张锡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这也是一个机会，展示中国作为经济日益强大的国家的外交影响力。”
或许正如张锡镇所说：“虽然中国在APEC机制中不能算是驱动力，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可以利用APEC这个重要的多边平台，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点很重要。”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本区域国家和地区加强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织之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的一个主要经济合作组织。
1989年11月5日至7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6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1993年6月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或APEC。
1991年11月，中国同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一起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经合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该组织的最高活动是非正式首脑会议，它是区域内国家首脑个人非正式的集会，就有关经济问题发表见解，进行意见交流。▲
(07) ★ 从胡耀邦赠任仲夷的一副对联谈起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11月18日电／11月15日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主政南粤多年幷建立不朽功绩的任仲夷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广东各主流媒体却以突出版面刊登地方政要名人学者的纪念文章。现任山西省长于幼军在《回忆与任仲夷同志交流二三事》一文中谈到，在任仲夷1980年10月调任广东省委工作赴京领命时，胡耀邦却特地赠给他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而据任仲夷生前回忆，胡耀邦录来转赠时，又特地把“蜀”字改成“粤”字，用心良苦，用人之慎可见一斑。
南方网发表评论文章说，这是出自成都武侯祠一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它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上联讲争取人心的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下联讲为政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尺度与分寸。在“文革”结束不久全面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刻，身为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向地方官转赠此幅对联确实用心良苦。
文章认为，人心向背历来是执政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30日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平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民情民意，以“人民欢迎不欢迎，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作为决策的基本路向。 “情为民所系”，使执政党始终赢得了人民的拥戴。
文章指出，但是，在尊重民意问题上，似乎事情幷没有如此简单。在某些地方，时见有干群关系闹别扭的现象。近日来自某些市大规模“禁电自”行动就是一个例证。
报载，南方某市政府从11月15日起“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一举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据悉，此事当地警方曾委托一个社会经济调查队进行调查，幷于11月14日出具的专门调查数据显示，祗有5.6%市民认为此举对市民生活影响较大，13.7%的人认为无所谓。调查结论遭到很多媒体的质疑。
文章分析，某市的“禁电自”为何遭到强烈抵制？作者张若愚在一篇时评中指出：决策部门在绝决的方式治理电动车的同时，既不给社会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对赔偿问题也绝口不提，一副“我说是就是，不是也是”的傲慢姿态。而在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在为此发表社评中称：对于城市目标，民众之间、官民之间幷非缺乏共识，但在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上，却鲜有共识。媒体评论集中到一点，在禁止电动自行车之类行动中，地方政府部门缺乏了应有的民意支持。其实，早在某市发出要全面禁止电自信息甫传出之际，媒体及公众就质疑声不断。质疑的主要论点也不言而喻，电动自行车不用汽油，成本轻，有利于减轻家庭开支，有利于城市环保。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像这些底层民众的呼声却无法进入决策官员的心与脑。
那么，口口声声以民意作为决策路向的地方政府部门为何有表里不一的矛盾状态？山西某县县委书记在谈到一夜之间全面禁闭网吧时说出令人回味之话：领导说了大事就是大事，说小事就是小事。对这句话另一种的解读就是，所谓大事小事都是由官员而定。这样，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所谓群众利益之事，所谓牵动改革发展大事都会因与某些地方官的情绪作风左右而出现随意更变。在这些地方官心目中，所谓大小事都祗是口中讲的，是可以随便更改的。可见，在尊重民意问题上，某些地方官仍然与中央精神、与先哲要求有很大距离。
文章强调，尊重民意、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为官要义。这个要义体现在那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句上。事实证明，一些地方出台的所谓改革措施之所以无法贯彻下去，一些地方官之所以受到广大群众诟病，根本原因是脱离群众，自以为是，把官员的话当成公众的愿望，把领导意志当成百姓的意志，这就大错特错。▲
(08) ★ 彭真蒙难前夕的最后拍板：焦裕禄事迹得以发表 ★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00611/1117_25_34818.shtml
2006年11月17日：著名学者穆青逝世前透露：“曾经感动和激励过几亿人的焦裕禄事迹，差一点不能发表，是彭真同志蒙难前夕巨手拍板，才使人们读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但是，彭真生前不让我们说这事。”
1966年初，“文革”风暴已经来临。一天上午，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要去西大厅出席一个座谈会。
在步上楼梯时，他突然遇到正要下楼的江青，便应付地招呼：“啊，你也来参加会？”江青像不认识彭真似的，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说：“你开会从来是不通知我的，我还敢来参加堂堂北京市长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
彭真站在楼梯上，沉稳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直视对方说：“你还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别走得太远了！”
瞬间，彭真的怒火直冲脑门，但强忍着没有发作。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江青没听完，扭身就下楼了。
在随后的会议上，彭真的脸色始终是惨白的。回到北京市委机关自己的办公室，直到读罢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后，他的脸色才变得欣慰而激动。
彭真召来穆青，亲切地问：“你们把这篇文章送到我这里，是不是在发表问题上遇到困难？”穆青坦率地汇报：“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作主。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困难时期兰考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拿不定主意，但我们还是大胆写了。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要发表的话，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
彭真静静地倾听着穆青的诉说，眼前浮现出报道中焦裕禄到兰考上任后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的“现场县委会”：深夜，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灾民们发狂地往那运牲口的“焖罐子”车上挤，逃荒要饭的情景触目惊心！焦裕禄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兰考这块地方，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穆青又向彭真汇报第二个“担心”。他说：“现在强调阶级斗争，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写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过了。”
彭真问：“吴冷西同志是你们新华社社长，他的态度呢？”穆青如实回答：“他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但要是发表，对于上述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向您请示，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汇报毕，穆青即告离去。
彭真神色严峻，再次一页一页地细阅送审稿，随后拿起笔，毅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由于彭真的果断“拍板”，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立刻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赞赏焦裕禄精神。但是，仅仅几十天后，“拍板”推出时代先锋的彭真，首先被“文革”暴风雨击倒。（顾育豹 文） （《党史纵横》）▲
(09) ★ 胡 锦 涛 治 军 破 旧 立 新 ★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611/1116_23_33755.shtml
2006年11月16日；锦涛掌军两年，破旧立新的力度已由量变到质变，日前在全军训练会议上强调，必须紧跟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要更新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
事实上，高级将帅和中央军委四总部暨大军区的领导干部，不管过去有多高的战功，所有传统的战略战术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二十一世纪是讯息战的时代，机械化战争中厮杀出来的经验训不能照搬，讯息化战争的指挥人才，要从国防大学等高级军事院校开始培养。
在非常讲究革命传统的解放军大家庭，想要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做法，何其难也。就国防大学、解放军军事学院而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作圣经几十年，从红军时代十年、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四年、抗美援朝三年，大小几百个战例都是强调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宣传小米加步枪打赢飞机加大炮，旗帜鲜明地批判惟武器论。
如今，胡锦涛要改革，眼睛要盯紧世界军事高新科技的发展，欧美日本研制精确打击武器，珠海航展就摆出多种导弹和制导炸弹，从射程二百八十公里的C704反舰导弹，到星导航的灵巧航空炸弹。虽然不会像中国威胁论者惊呼“中国临海二百里变成生人勿近的死亡海区”，但起码航母战斗群三思而后行。
胡锦涛希望创新的勇气从军事院校培养人才抓起，八十年不变的军史材自然也要务实求真，今天的演习敢打败仗，过去的败仗也不应再讳言。改革教材，应从军事历史抓起。（凤凰视点） 司马成 ▲
(10) ★ 中国驻外机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611/1117_17_34577.shtml
2006年11月17日：发生在委内瑞拉使馆的惊魂一幕，再度引发人们对中国驻外使馆安全问题的关注国际先驱导报驻巴格达记者张伟驻伊斯兰堡记者张云龙记者孙彦德报道
一则短短百余字的消息，在11月12日中午以极快的速度刺激着中国人的敏感神经，更引起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当地时间11月11日晚22时许，4名持枪歹徒乘坐车辆突然闯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用电线等工具将8名中国外交官捆绑起来，并以“杀死他们”相威胁，在抢走3万美元现金后，歹徒逃去无踪。在委内瑞拉工作的一位媒体同仁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由于商务参赞处在使馆外的居民区办公，所以并没有特殊的安全保护措施，甚至连保安人员也没有。
◆世界形势变化牵动使馆安全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歹徒抢劫财产这种事情是突发事件。”中国前驻非洲外交官黄舍骄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不过，这个案例也说明，驻外机构的潜在安全威胁是形形色色的，与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其实仅就今年而言，委内瑞拉使馆发生的惊魂一幕，也已不是中国外交官的首次遭遇了。9月12日，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遭到袭击，中国使馆政务参赞李鸿昱在出来巡视时被弹片击中，脸部受轻伤。更早前的6月26日，有消息称“东突”恐怖分子正密谋绑架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一时间使馆安全问题颇有些风声鹤唳，巴方有关部门也如临大敌紧张不已。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对使馆安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大概还是1999年5月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时的伤痛。也正是从那时起，驻外使馆的安全开始牵动着国人的心，后来发生的事件，似乎更使这种担心得到了“验证”：2003年2月10日深夜，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馆遭歹徒抢劫，大使高占祥等人被四名持枪歹徒劫持，大使数根肋骨骨折；2004年7月27日，一枚火箭弹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外爆炸，弹片击穿了使馆领事部的大门；2005年4月，中国驻多哥大使馆遭不法之徒袭击，使馆设施被毁，车辆遭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的不安定。”黄舍骄大使说，虽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是很多地方的局部战争、冲突仍不断发生，比如非洲、拉美、中东等几个热点地区，驻在当地的使馆安全问题就须格外防范。
◆中国特警随时准备战斗
举例来说，战火纷飞，特警全副武装贴身保护，这是很多人对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工作环境的印象。如今伊使馆复馆已经两年，虽然由于各项措施得当，还没有出现安全问题，但对使馆工作人员来说，安全威胁却始终高悬头顶。两年来，使馆驻地曼苏尔酒店遭到迫击炮弹袭击不下三四次，一名工作人员一年内在酒店花园就捡到了100多枚弹头，足以说明当地的危险程度。现在使馆的玻璃门上都贴着一层胶条，以防止玻璃门被震碎后碎片伤人。不少房间内还备有厚厚的床垫，晚上休息前将其靠在玻璃门上，做进一步防护。据另一名武警战士回忆，几个月前，在一次外交活动途中，车队遭遇武装人员激烈枪战。当时，使馆车辆刚开进一条地下车辆专用通道，就听到街面上枪声大作，冲锋枪、机枪声响作一团。使馆车辆立刻停止行驶，在通道内紧急避险，车上武警也都做好战斗准备。五六分钟后，外面枪声逐渐平息，司机赶紧发动汽车，加大油门，迅速离开现场。在中国驻伊使馆执勤的警卫小组已经是第三批了，他们来自国内某特种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个人素质出众，分别是射击、战术、排爆和擒拿格斗等方面的精英。虽然战斗力强，但对警卫小组来说，能够和平地完成任务，是他们的一个心愿。“我们的任务不是作战，而是防卫。但我们不会惧怕作战，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一名武警战士对《国际先驱导报》说。每次出行，不仅武警战士个个全副武装，外交官们也是防弹衣加身，乘坐的防弹车也要提前进行严格检查。
◆根据新形势做好使馆保护
对于普通公民所发出到的“外交安全事件为何越来越多”的疑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介绍说，实际上类似事情过去要比现在多，只是因为现在中国外交越来越透明，才使大家形成一种“错觉”。黄舍骄大使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驻外使馆的气氛其实已经宽松多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开始比以前有所增强，自信度也就随之提高了。”据黄大使介绍，上世纪80年代之前，尤其是“文革”前，中国几乎所有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都不能一个人单独出去，离开使馆必须两个人一起行动，以防止被歹徒抢劫或遭有关国家有关部门特工绑架。而一般来说，驻在国不会做这种事，因为既然建交了，关系通常都是比较友好的，但如遇到有第三方插手，情况就不好说了。虽然中国近年来遭遇类似极端的例子还没有，但国际上却是屡见不鲜。仅仅在伊拉克，就曾经有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外交官遭武装绑架。当然，自信并不意味着放松警惕。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王启参赞的话说，“管好自己的人，把好自己的门”，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是做好安全工作的关键。据介绍，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各驻外使馆也吸取了方方面面的教训和经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也准备很多套，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拿巴基斯坦来说，近日，巴情报部门发布了一个有关恐怖分子可能再次制造袭击事件的警报，巴安全部队随即在全国加强了警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巴使领馆就反复强化内部安保纪律，包括我外交官减少不必要外出、出行必须两人以上同行、避免到复杂敏感的场所、无有效证件者进入使馆必须经领导批准并接受检查等。但王启参赞对《国际先驱导报》强调，这种不安全感不应被夸大，安全因素是外交工作中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但不应成为中外正常交往合作的制约。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
外交官讲述：外交官卧室被打成了“弹药库”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611/1117_17_34577.shtml
黄舍骄/口述 晓德/整理“分别支持前后两任总统的民兵和军队拔刀相向，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汽车抢走了”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黄舍骄，中国前驻卢旺达和刚果（金）大使，在非洲工作了15年。提起在驻外使馆有关安全方面的经历，黄大使在位于北京市南城方庄的家中向《国际先驱导报》娓娓道来。从老人看似轻松的讲述中，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中国驻外外交人员工作的艰辛。我1993到1996年在卢旺达当大使。1994年4月份，当时卢旺达国内发生动乱。后来局势平稳下来，有消息说动乱双方正在进行和谈，后来签了和约，卢旺达全国都很高兴，以为和解了。谁知过了几天，就又闹起来了。使馆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要保护当地中国专家的安全，使馆里的其他人员立即通知所有专家，让他们赶快到首都来，然后统一组织撤离。因为当时已经处于战乱中了，撤离飞机也没有了，使馆人员决定自己开汽车往布隆迪去。一路上形势都很危险，我们在汽车前插上中国国旗，硬着头皮往前开。到了布隆迪以后，包了一架飞机送回来。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路上人家不合作，扫你一梭子子弹就够受的。后来我们复馆的时候，看到使馆窗户玻璃被流弹打破的多处痕迹。经济商务参赞处损失很大，东西也被抢了。经商处参赞的卧室，几乎就成了一个“弹药库”了，里面都是弹壳，院子里还有一枚没有爆炸的火箭弹扎在地上。1996年我到刚果（金），第二年那里又发生了动乱。为了避免国家财产遭到损失，我们就按照国内的命令，把使馆工作用车运到了河对岸的刚果（布）保护起来，哪能想到，我们刚到那边，刚果（布）也闹起来了，支持新总统的民兵和支持前任总统的军队拔刀相向，我们刚搬过去的财产也运不回来了，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抢走了汽车，破坏掉了。那次损失据估计，包括援非专家组的财产在内，大概有上百万人民币。那时候，咱们中国的大使官邸就在刚果河边，晚上火箭炮“呼——呼——”地穿梭着，交战非常激烈。有一次，火箭炮发射的子弹还打穿了我们的楼房，直接落到了使馆电影放映大厅，相当危险。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