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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结成的中阿亲密关系，在70年代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后，到了1978年底终于彻底破裂。自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阿关系这种“冬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3年。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在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所以中国总理周恩来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作汇报。

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递交给周总理。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

毛泽东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在197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除对尼克松访华问题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外，在同中方的接触来往中都避免提及其他方面的分歧，强调双方的团结。

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共根据当时国际共运状况改变派代表团参加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做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共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1974年初，阿劳动党中央提出拟派谢胡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估计可能是要谈阿尔巴尼亚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援助问题，由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尚未制定，难以洽谈，故予婉拒。对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不满，怀疑中国改变了政策。为了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中国于当年11月派姚文元率党政代表团去阿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庆祝活动。姚文元对中国未能接待谢胡作了解释，并表示欢迎阿派代表团到中国洽谈经济合作问题。之后，中方又多次表示欢迎谢胡访华，但谢胡一直未成行。

1975年以前，中国国庆，阿方除举行庆祝集会外，一般都由霍查率阿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阿尔巴尼亚的国庆，中国也隆重庆祝，先由周恩来总理后由叶剑英为首的多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出席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中国访阿的团组，霍查或谢胡一般都会会见。阿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周总理一般都接见。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霍查、列希(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主席)、谢胡致电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派他们认为“最好的外交官之一”马利列重返联合国工作，以便对新参加联合国事务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帮助。谢胡对正在阿访问的以方毅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说：中国同志在这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将全力以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阿尔巴尼亚是出了大力的。

总之，在中阿两国之间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情况下，双方都还愿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政治关系方面基本上保持正常，但是，中阿高层来往减少，热情也呈下降趋势。虽说中阿之间的政治温度呈下降趋势，中国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1970年8月，阿派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凯莱奇率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商谈阿尔巴尼亚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中国向阿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其提出的经济要求共计为32亿人民币。中国根据阿实际需要和中国的可能，决定提供长期无息19．5亿人民币。同时中阿还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阿方要求中国更多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香烟、烟叶、成衣等，中方也同意了。阿方对此次谈判结果十分满意。

谢胡11月3日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再次热烈地感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慷慨援助和对阿尔巴尼亚一贯所持的国际主义和兄弟般的态度。”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谈话时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李先念、李强、方毅等与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

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 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李先念对中方这次提供的援助作了解释，除同意延期偿还贷款外，在其他方面没作出大的让步。阿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同意。在7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向阿提供的贷款协定中，中方提出的数额为1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谈判中两国还签订了1976—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五年贸易额规定为1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各5亿元人民币。阿方还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粮、油，中方坚持未供；而中方需要的原油、沥青，阿方也未给。

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阿方很
不满意，代表团团长表示“无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阿代表团回国后未像过去那样宣传。过去每谈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援助后，代表团回到国内同中国使馆人员见面时都要宣传中国给阿的巨大援助，中国使馆外交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时，首先是大谈在北京谈判的成果，会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谢意，会感谢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等。此次代表团回到地拉那机场时，见到中国外交官迎接，根本不提在北京谈判的事情，更没有感谢一类的话。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这很清楚指的就是中国，因在那个时期，不可能也不会指美国和苏联，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从此以后，中阿之间在各方面降了温，阿当年就降低了出席中国国庆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规格。

中国未能满足阿尔巴尼亚对外经援、军援的庞大要求，成为后来中阿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

    adaofu9999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hs.hnol.net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甚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甚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官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甚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汪东兴回到家里，老伴看见他的脸色不对，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汪东兴摇摇头：“我很好，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从今往后就是一个老百姓。”

　　“真的？”老伴说，“这也好，省得担惊受怕了。”

　　汪东兴点点头：“是呀，别人不想让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已经干了快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从这天起，他就闭门谢客。▲

—伊朗领袖和总统特使访华 料谈天然气协议问题

2007年01月05日: 综合报道：伊朗领袖和总统特使拉里贾尼1月4至5日访华，中伊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伊朗核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就在同一时间，有消息称中海油总公司此前与伊朗签订的天然气开采协定可能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横生枝节。

拉里贾尼，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曾经于2006年1月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