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领导人为何要跟杜特尔特谈朝鲜问题？★★★

为探索如何“未雨绸缪”及“亡羊补牢”、坚守维护中企海外安全的“底线”，凤凰国际智库举办了以“提高国际政治风险应对能力”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在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当代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陆忠伟指出，“中国应该效仿欧亚集团等机构，建立全球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把海外风险信息的收集、研判纳入业务范畴。”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竞争的前沿。在“一带一路”推行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建立“未雨绸缪”的风险评估机制，助力中国资本“扬帆远航”？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期《战略家》栏目将学者陆忠伟的发言精编，旨在为规避风险献计献策，为远赴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拨开迷雾，保驾护航”。

局势波谲云诡，中国安全之舟渐入“惊涛骇浪”

当人们刚刚挥别20世纪的辉煌与阴霾，憧憬和平的新千年时，轰然倒塌的世贸双塔似乎昭示着一个多元、冲突时代的来临。本世纪头17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浓浓硝烟与激烈炮声，现代文明与宗教传统的“拉锯战”串起了历史的主线。

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响反恐前哨战，到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极端思想之祸向全球蔓延。迄今为止，整个国际局势变动之大，给人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之感。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看来，这些动荡现象前所未有，地球上的大片地区都陷入了民粹、骚乱和愤怒。

聚焦2016年，全球“黑天鹅”频飞，影响颇为深远，争议已久的区域亦“风波不平”。西方国家中，“脱欧派”特蕾莎梅执掌大权后又主动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爆冷入主白宫后频出“大动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协定因美国易主而纷纷停摆。

英、美在区域一体化与孤立主义的抉择上达成了默契，全球化进程遭到重创。反观亚太地区，东亚、东南亚局势暗潮汹涌，区域争端一触即发。而中东大地战火正酣，俄军、土军、伊军正在为重塑秩序、消除“绿祸”而战，针对恐怖、民分、极端势力的“三反”任重道远。

在当下全球乱局不断发酵、前路尚不明朗的时期，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竞争的前沿。唐朝诗人柳中庸在七绝《夜渡江》中有云：“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舟中人发现缆绳紧绷以后，才知国家安全之舟已经进入国际形势的惊涛骇浪之中。当今的中国在外交、安全等各领域，正面临大竞争。

竞争格局添“变数”中国海外安全风险“水涨船高”

在竞争格局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走势亦难以预测。欧美逆全球化势力抬头，考验了中国以加深经贸合作维护外交稳定的政策。特朗普总统虽未履诺，给中国打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是两国在贸易问题上仍旧龃龉丛生。

英国自脱欧之日起将忙着打“离婚”官司，英欧外交将成为英国的重中之重，英中关系或将面对“排队摇号”、重要性降低的窘境。在同邻国的关系方面，朝鲜半岛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核武阴云，各方剑拔弩张，冲突或近在眼前。

动荡的国际局势直接拉高了中国的海外安全风险。首先，作为中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海外投资市场及贸易对象，中东地区反恐斗争虽开展多年却不见成效，伊斯兰国仍旧垂而不死。战争相持难决，特朗普政府在出人意料地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后，或会出动地面部队，再次挑起中东战争。打击IS的战略中心虽在叙利亚，但是战火一旦蔓延，必将使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各国的政权变幻更加复杂，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工程及投资无疑会受到冲击。

同时，中国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关键节点印度尼西亚存在着较深的文化差异，这干扰着双方互信，影响到中企的安全。2016年9月，雅加达华裔省长钟万学在发表讲话时涉嫌侮辱伊斯兰教，他指出对手企图利用古兰经某句经文让选民误以为不可以选非穆斯林为领导人，并称“你们被愚弄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俗和宗教的博弈下，此事不断发酵。

此外，在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在友邦、“一带一路”战略重镇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途径的俾路支省分裂主义猖獗，巴基斯坦政府调动了近万兵力严打，但只能确保减少分离势力对硬目标的攻击，但难以排除对人流密集、安保不严的软目标的恐袭风险。‘’

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某一国的政治事件均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微妙平衡的质变，为国家内、外部安全带来无法估量的威胁。而作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中国拥有为数众多“走出去”的企业，在各国命运日益紧密的今天，如何抵抗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冲击、维护海外资本、人员安全，成了国家、国民绕不开的“必修课”。

“命运共同体”成型，中国资本难“独善其身”

改革开放38年以来，国际形势从未像今天一样不确定、不平衡。各种可预见的、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一枝动而万叶不宁，不仅如华盛顿、华尔街的“蝴蝶振翅”会影响中国。就连卡拉奇的示威、内比都的游行，都会影响北京的战略设计或者外交政策。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公民亦难置身事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投资增速举世瞩目。2015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456亿美元，约占全球的9.9%，即一成左右；2016年该数字攀升至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如今，中国资本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海外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

一方面，国际金股汇、粮油矿的行情随着中资的进出而波动，例如，2016年中国持续推进对过剩产业的“去产能”政策，对铁矿的需求明显降低，自2017年2月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跌幅已破30%，为去年11月以来最低值。

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中国企业要面对更严酷的海外安全挑战。2016年，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然而，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背景后，亦隐藏着冷峻的挑战：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猖獗。

目前，我国积极进行战略通道建设，布局从昆明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等合作项目，但沿线国家的国情、民情均十分复杂；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制度、语言宗教和价值伦理与均与中国存在着差异，且在日益扩大。

为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恪守“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针对上述差异与风险，优化中国的“投资配套机制”势在必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投资小国的配套机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中国的海外利益延伸了，“块头长大了，和它相配的衣服就小了”。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确保与之匹配的信息研判、安全保障等实力建设与时俱进，已成为思考重点。

国家领导层已将海外安全纳入思考重点。2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座谈会强调：“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我学习体会即是用“底线思维”护航“发展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维护好海外利益安全。

“不勤于始，将悔于终”，为规避由于政治、社会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守护连年高涨的海外投资，中国应更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对比成功先例，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评估机制亟待登场

放眼国际，从事海外安全和风险评估的商业公司、智库众多，但多数属于发达国家，如英、美，日等。其中，日本某家商社曾准确分析中东战争前景，并准确判断了石油价格涨跌，这些案例均十分成功。

但是，一份每半月度更新的风险评估报告“洛阳纸贵、字字珠玑”。若要部署贴身警卫、开展海外寻踪，开价将随着对象国风险等级的增长而飙升。鉴于此，正如俗话讲“爹有娘有不如己有”，中国应打造商业性旗舰机构，搭建一个囊括精确研判、政治咨询等业务的海外安全智库，变政府的“独角戏”为广泛参与的“大合唱”。

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看，除政府建立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以及外交、商务、军警各部门的职能外，企业应该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经验，建立风险信息研判职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多种合作方式，逐渐站稳脚跟、扩大范围、积累经验。

中国应效仿欧亚集团等机构，建立全球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把海外风险信息的收集、研判纳入业务范畴。作为政企之外的权威平台，通过信息收集研判，明确警戒线，勾勒临界点、预警危机风险、重视管控后处。总体而言，该机制业务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未雨绸缪”。哪一块云有雨，何时下雨？对投资国家和地区应该参照国内外权威机构预测，提出自身的一套风险量化指标，并且根据研判，迅速分清案件的性质是恐情还是社情，随即得出是否会“殃及池鱼”。

其次是“病急投医”。应确保企业公民有事时，能“求助有门”，并且发挥媒介等作用，介绍或者聘请富有经验的专家，外包信息收集，探路救人等工作。再次是“水来土掩”。解决安全问题要依靠国家的外交实力、军力投放、情报收集等能力；掌握对象国的“部落长老”、“豪强”等走南闯北的“老江湖”资源，在非政府军控制区域，此类管道尤为重要；加强和受资国强力部门等“山神土地”的合作，必要时可“花钱买平安”；延揽或者培养谈判专家，确保其通晓法律、社情，出事以后能在赎金、交割等细节上做出专业安排。

另外应“亡羊补牢”。多方斡旋，解救人质，确保安全。应该成立专业安保公司，既能够“召之即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配备枪械装备，又能够“单刀赴宴”，寻人寻踪。必要时应向国外安保企业买平安”。人质获救以后，民政部门和企业及咨询公司应及时回访，了解来龙去脉，并积累材料，为解决类似危机做准备。

最后是“长治久安”。企业集团、风险咨询公司应该设立海外风险特别基金，用于抚恤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投资对象国加紧商议、签订反极端主义公约；推进区域性反恐怖协作机构的建立；加强安全风险和安全保障的评估论证，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建立健全机制细化方案。

上述五方面的投入规模以及系统集成水平，决定了海外安保能力的强弱。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把安全风险评估、安保方案制定以及国内外专业安保公司的服务作为海外高危地区的“标配”。

海外安全利益保护在新千年之初就已经开始发展，如今，它在国内外是一门显学。建立类似欧亚集团的全球风险评估机制势在必行，因为它是通往世界级大国的入场券、速通卡。今天的中国必须努力运用战略思维、世界眼光，搭起海外安保平台，保护海外安全利益。文字编辑：刘昊 ▲◆★●■☆

中美领导人为何要跟杜特尔特谈朝鲜问题？★★★

http://news.ifeng.com/a/20170503/51041599_0.shtml

2017年05月03日侠客岛作者：独孤九段、孙兴杰

原标题：【解局】中美领导人为何要跟菲律宾总统谈朝鲜问题？

当整个世界舆论都在谈论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战争时，紧张的4月居然翻篇了。中国百姓又度过了一个和平的五一劳动节，朝鲜也是。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上，还有不少朝鲜老百姓“旅游”；只不过，有些人坐的是破木船，而不是游船。

围绕朝鲜的博弈依然在明里暗里进行，各方动作也愈来愈有趣。比如曾经撂下许多狠话的特朗普，最近说“有机会可以跟金正恩见见面”；而在今天，习总又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菲版特朗普”通了个电话，聊天内容不仅涉及双边关系，还涉及半岛局势。

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跟菲律宾总统谈朝鲜问题？

电话

从4月至今的局势看，美朝双方都在精明地避免触碰引发冲突的红线，但又不断地制造紧张、估摸对方的底牌。朝核问题久拖成病，现在看，已到了“非破不能有转机”的时刻了；从目前最近的几通电话看，中美元首还是非常有默契的——

4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商谈了东亚和南亚的安全问题。白宫的通报里，特意点出了朝鲜的威胁；

5月1日，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通电话，这条“极机密热线”并没有对外公布内容。但据多位日本官方人士透露，两人的通话内容，很可能是分析4月29日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

5月2日，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除了叙利亚问题，也提到了朝鲜问题。普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斡旋解决问题，因为俄罗斯并不想国土东西两线都生乱；

5月3日，习近平同杜特尔特通电话，同样涉及了朝鲜问题。习近平提了“三个坚持”：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主张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尽快重回对话谈判。

大家知道，领导人间的密集通话，本就是从国家最高层管理者的角度及时沟通、管控分歧。一周之内，中美俄日菲五方都参与了通话，足见问题之急迫。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从地理上看，菲律宾似乎是朝鲜半岛的域外国家。那么，中美两国领导人为何都要跟老杜谈朝鲜问题？

角色

答案很简单，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区域性多边组织，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菲律宾。所以，确切地说，中美领导人，是在跟“东盟主席国”首脑谈半岛问题。

所以，习总和老杜的通话末了，特意强调了一句：中方愿意看到东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至于怎么样才算是“发挥积极作用”，东盟峰会上，老杜已经做了。

在刚刚落幕的东盟峰会上，朝核问题是重要的议题。在《主席声明》中，东盟成员国对朝鲜半岛局势升级表达了“严重关切”，敦促朝鲜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支持半岛实现无核化。

要知道，4月初，朝鲜外务省给东盟秘书处去了一封信，核心意思就是让东盟主持公道，美韩军演给朝鲜带来了威胁。东盟的这份《主席声明》，也算是间接回复了朝鲜。

作为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东盟峰会的这一声明，基本上也为未来东盟地区论坛定了基调。不出意外的话，朝核问题会成为今年东盟地区论坛各项活动的热点问题。就当下而言，菲律宾其实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外交地位，与中美两大国都处于“良性互动”之中，尤其是特朗普打电话还邀请老杜访问白宫，老杜说，最近比较忙，不确定能不能去。

在东亚合作中，东盟其实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因此，在东亚外交中，东盟的地位不言而喻。各大国在外交上愿意“屈尊”，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是东亚地区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更是除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之外，朝鲜为数不多的可以有显示度的外交场合。

关联

东盟跟朝鲜的关联有多大？很大。

要知道，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与朝鲜建交、并在平壤设有使馆的，就有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老挝五国。这5个国家在朝鲜的对外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尤以马来西亚为甚。

事实上，在金正男出事前，朝马两国关系好得很。马来西亚是全球唯一一个公民可以免签进入朝鲜的国家；历史上，朝鲜和美国的多次接触，也都放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是朝鲜重要的劳务输出和收入来源地，在朝鲜的金融外汇市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874号决议，大大限制了朝鲜获取外汇的来源。朝鲜为获得更多的旅游外汇收入，加强了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在马来西亚设立了办事处，甚至开通了高丽航空平壤到吉隆坡的航线。只可惜，随着金正男的倒下，两国关系已经不复当年。不过从金正男之死，以及在马来西亚上千名朝鲜劳工，也能看出两国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而在缅甸改革之前，朝鲜和缅甸则都是东盟地区论坛中的“老大难”问题。军政府时期，朝缅两国还有军事上的合作；但现在的缅甸已经走出封闭融入东盟，朝鲜要获得缅甸的外交支持就比较困难了。

换句话说，随着朝核危机不断升级，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逐渐凋零，对朝鲜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外交危机。

外交

上个月，朝鲜重建了外交委员会，将富有经验的外交官集合到一起，颇有外交突围、或以外交手段缓和危机的意思。其实，东盟就是朝鲜的一个突围方向——朝鲜是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国，朝鲜的外相可以借助这样的场合进行外交接触。2014年朝鲜的“外交突围”，东南亚就是朝鲜的重点突破方向，除北非、中东、欧洲外，时任朝鲜外相的李洙墉就曾访问老挝、越南、缅甸、印尼和新加坡。

遗憾的是，那一次持续差不多一年的外交突围，在金正恩爽约俄罗斯阅兵仪式之后，戛然而止。金正恩至今没有与外国元首会面，也没有外访，唯一的亮点大约就是2013年，一家马来西亚的私立大学授予了金正恩经济学荣誉博士学位。

可以肯定，今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如果朝鲜外相出席，必将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如果金正恩不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退让，即使组建外交委员会，也不过是给这些资深外交官们下达不可能完成的命令。

毕竟，如果连东盟这样的“老朋友”都不愿意为朝鲜外交提供机会，金正恩因核武而带来的外交尴尬可能会一直持续，而踩线越界带来的后果，恐怕也难以用外交来解决。中美元首跟老杜的通话，是不是也提前断了朝鲜玩外交游戏的念想呢？文／独孤九段、孙兴杰 ▲◆★●■☆

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为何锁保险柜里 70年后才解密★

http://news.ifeng.com/a/20170502/51032642_1.shtml

2017年05月02日人民网作者：周幼马

核心提示：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周幼马，原题：毛泽东曾向宋庆龄借款5万美元害其差点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今年5月29日，是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老人家的最后十年。宋庆龄是我最敬重的人。特撰文以此纪念。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他在第一时间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及时通知地下组织机关转移。周恩来、钱壮飞、陈赓等领导同志全部撤离白区，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不过，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指挥员，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那时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她出身名门，是典雅文静、娇小玲珑的贵夫人。弟弟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她当时“报国无门”，找不到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早在1914年，她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在这一年年末突击发展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蒋介石的日记更像第二天要见报、吹嘘自己大义灭亲的声明。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

1982年邓小平指示删除了哪些国家主席的权力★★

http://news.ifeng.com/a/20170503/51037057_0.shtml

2017年05月03日人民网作者：李桂华黎宏

核心提示：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82年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的建制，但删除了原来“五四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主席所拥有的“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统率武装力量”的权力，使国家主席成为完全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在“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后，全国人大对该部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正。但是，对于国家主席的职权一项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桂华、黎宏/辑，原题：存与废：新中国国家主席制度是如何变迁的？节选

虚与实：中国国家主席的地位及作用的演变

1954年宪法制订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对于国家主席的职权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当时，他们曾设想将主席的权力定得低一些，超脱一点，让主席只相当于“半个伏罗希洛夫（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席可以提出建议，建议不起决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无办法。”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主席什么事情也不干。因为主席还可以“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对此，毛泽东表示：“这两条是说，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这里毛泽东所谓的“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其意思应该是说主席也有些实权，职权并不全是虚的。在这里，毛泽东所设想的这种国家主席制度，具有了“虚实结合”、“虚中有实”、甚至是“形虚实实”的特点。但是，在这一部宪法中，由于国家主席拥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同时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因此，国家主席的权力在很多时候不虚反实，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权元首。

“文革”开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最终于1969年含冤病逝。此后直至1982年宪法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中国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国家主席，而只是由国家副主席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行使国家主席职能。这种情况，或许是在政治生活不健全的情况下，用以处理党政关系的权宜之制。但是，这种制度设计毕竟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当1980年再次提出宪法修改的任务后，如何在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同时限制其权力，并理顺党的领导与国家主席权力之间的关系又一次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有国家主席代表国家比较好，但是对国家主席的职权可以规定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工作，不要干涉具体政务。”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82年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的建制，但删除了原来“五四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主席所拥有的“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统率武装力量”的权力，使国家主席成为完全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在“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后，全国人大对该部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正。但是，对于国家主席的职权一项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

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及其新变化

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各异，世界各国行使国家元首职权的机构各不相同，元首的权力的产生方式、职权大小及称谓亦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可以将其按国家政体的不同分为君主制下的元首和共和制下的元首。就中国而言，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任何一部宪法都没有明文规定谁或者哪个机关才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但是，由于国家主席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又由于主席从事着，特别是在程序上从事着一般应由国家元首从事的活动，享有国家元首的礼遇和尊严，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乃是国家元首，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历了多次的反复后，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得以确立，其职权范围亦最终固定下来。根据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在拥有上述权力的同时，根据“八二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再拥有原“五四宪法”赋予国家主席的两项权力：即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统率武装力量的权力。这就在实际上使国家主席从原来的“实权”元首变为“虚位”元首，国家主席只在形式上代表国家，象征国家。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由于自1993年以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三位一体”局面的出现，作为国家元首的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虚位”元首，而是可以利用其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的三重身份对其拥有的职权进行整合运用。这也就在实际上使其拥有了“实权”元首的特征。对于中国元首制度的上述改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2004年9月所指出的那样：“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作者：李桂华、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高层对金融腐败发檄文，或引更猛风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5/03/6214131.html

多维 2017-05-03：如果说，近一年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所有动作，只是被推测背后有着中共最高层的影子，那么，5月2日新华社“维护金融安全关系全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金融安全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一”，不仅预示着其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金融安全讲话解读还会有之二，之三等，更表明中共高层已经站到前台，亲自对中国的金融腐败发出檄文。

高层讲话堪称亮剑

4月25日，中共政治局上午开会讨论经济形式，下午紧接着召开以“金融安全”为主体的集体学习会议。据称中共政治局上一次类似的集体学习会议是10年前，当时的中共第十六届政治局第43次会议，也围绕着金融问题。

这次的中共十八届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习近平不仅称金融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大事，更是在讲话中19次提及“风险”，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正是在习近平此番讲话的基础上，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才有了上述的“系列述评”。5月2日这篇述评中，新华社将维护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首次出现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并被认为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而从习近平4月25日当天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中共高层已经或即将在中共金融业有如下动作：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风险点；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高官员金融监管能力；加强党（中共）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我们可以认为，诸如“银监会10天发7文表外理财亟待整治”“保监会九天连发三文整肃金融市场乱象”等，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近半年来密集的政策发布，应该是习近平提及的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的一部分。

而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接连更换，不仅是打击监守自盗的金融贪腐官员，也是为了甄选有更高金融监管能力的官员上位。

最值得回味的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说法，让人不免联想到2015年的大陆A股股灾风波以及其后盛传的金融界内鬼事件。2015年6月以来的“股灾”中，中国金融领域显露出重重黑幕。当时有媒体更斥责金融监管机构是大鳄操作市场、“闷声发大财”的“幕后黑手”，更有港媒多次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部会议上怒斥“内鬼就在会议室”。

当时的种种金融乱象被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推进中国改革的中共高层的公然挑衅。而作为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公开强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或从侧面证明这一届中共领导集团真的在金融监管领域遇到极大的阻力。

一行三会打足前站

誓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共高层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改革阻力的存在。2016年2月，因为被批评对前一年的股灾监控不力，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被撤职。撤换肖钢只是中共高层整治股市乱局的第一步。2017年2月，郭树清接替66岁的尚福林担任中国银监会第三任主席；2017年4月，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落马……

至此，中国金融监管的核心机构“一行三会”，除了央行行长周小川继续“超龄服役”，其他三位一把手已经全部更替。虽然项俊波落马后新的保监会主席尚未被公布，但是一位富有金融监管经验官员来接替是外界的普遍预期。

而继任的证监会主席刘世余多次在公开场合要“打大鳄”的发言，被认为背后有中共高层的影子。观察2016年年底至今一行三会领导层在公开场合互有呼应的发言以及政策公布，可以发现，“一行三会”多头马车各自发力的问题获得有效缓解。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中共中央亲自过问下，中国央行已经开始主动跳上一线协调作战，“三会”各自就辖下资产管理业务可能存在的痼疾向央行表示意见。随着资金池操作受到限制，以往在资金水位下横行的金融大鳄开始无处藏身。

中国多年的金融腐败导致的监管不力局面，显然已经震怒了中共高层。如今新华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金融安全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文章的高调刊登，被视为中共中央对中国金融市场久除不尽的腐败现象的战斗檄文。外界期待中国金融领域能掀起一场更猛烈的反腐风暴。 ▲◆★●■☆

不想得罪中国五角大楼叫停南海巡航★★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5/03/6214638.html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2017-05-03

去年，结束在南海的巡航后，美国切斯劳维尔号导弹巡洋舰穿过吕宋海峡

华盛顿六周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请求高级官员允许一艘该国军舰在南海有争议岛礁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译注）12海里范围内航行。菲律宾和中国均声称拥有该礁石的主权。

美国海军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该请求会获得批准。去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总统给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捍卫南海国际水域上的表现贴上了软弱的标签。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已在南海地区开始了一场迅速的军事建设，以便填海造陆、搭建飞机跑道并把设备运到其宣称为自己所有的岛礁和浅滩上。美国国务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在1月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呼吁，阻止中国登陆相关人工岛屿。外交政策专家和亚洲观察人士为美国海军恢复在中国自称是其领海的水域进行日常巡逻做好了准备。此前，奥巴马只是偶尔才批准这类行动。

但太平洋司令部的请求连同美国海军在2月提出的另外两项请求被五角大楼的高层官员拒绝了。它们甚至都没出现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特朗普已担任总统100多天，国防部官员称，尚没有美国海军船只进入南海任何一座有争议岛屿12海里范围内。

不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决定，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北京惊人的顺从。在朝鲜半岛危机日渐升级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求助。周二当天尚不清楚是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瑟夫F邓福德上将(Gen. Joseph F. Dunford Jr.)还是他们的某个副手拒绝了这三项请求。国防部官员称白宫没有参与此事。

所有这些相关言论，再加上共和党外交政策建制派一直指责奥巴马没有开展足够的Fonops的事实，都意味着人们抱有对特朗普会提早行动的广泛预期。但这一幕并没有发生，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他指的是美国海军的一种远航行动，官方称其为航行自由行动。

一触即发的朝鲜危机似乎改变了特朗普政府早前有关如何对待中国的假设。竞选期间，特朗普对北京态度强硬，承诺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

但随着过去三个月里朝鲜的挑衅行为加剧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朝鲜已在六个不同的时间试图发射九枚导弹美国政府对北京采取了更温和的态度，因为特朗普总统要在控制平壤方面寻求帮助。

朝鲜每发射一次导弹，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新生的好感都会有所增加。上周六，在朝鲜进行了距今最近的发射后，特朗普在Twitter上发文称朝鲜今天发射导弹的行为，虽然没有成功，但仍是对中国及其备受尊敬的国家主席的愿望的不尊重。太糟糕了

拒绝海军在南海有争议岛屿12海里范围内航行请求的决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相当常见。实际上，因为担心造成与北京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奥巴马让航行自由行动暂停了两年多。这让他当时受到了共和党人的严厉抨击。

2015年10月，奥巴马政府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渚碧礁(Subi Reef)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为南沙群岛译注）岛链修建的多座人工岛屿之一附近海域。当时，奥巴马领导的白宫淡化了该行动，并指示国防部官员不要公开讨论此事，想避免加剧冲突。

竞选期间，这种犹豫招到了特朗普的严厉指责。2016年3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特朗普说北京已经在南海建起了军事堡垒，而且或许是全世界前所未见的那种。

实际上令人惊叹，他说。他们随心所欲，因为他们不尊重我们的总统，不尊重我们的国家。

蒂勒森上台时称中国的造岛运动类似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他说，特朗普政府将不得不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首先，停止修建岛屿，并且第二，不允许你们登陆这些岛屿。

现在，不允许中国登上相关岛屿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据威尔逊中心的戴博称，中国继续让相关岛屿军事化，并对人工岛屿上修建的飞机库进行了防爆处理，还引入了额外的设备。

中国官员坚称这种行为不构成相关岛屿的军事化。他们说那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因而北京不可能军事化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此持不同意见。

中国还没开始在斯卡伯勒浅滩上修建相关设施。美国官员长期视这么做的行动为某种红线。他们告诫中国同僚，斯卡伯勒浅滩上的任何建设行为都会被视作挑衅。

2016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时，奥巴马警告习近平不要在斯卡伯勒浅滩上建造岛屿。去年年底，一批数量异常大的中国船只被部署在这个有争议的浅滩附近，再次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国防部官员称，太平洋司令部上月请求在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范围内开展海军行动，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明对美国来说，该环礁上的建造行为依然是一条红线。这名要求在匿名的条件下更坦率地讨论敏感行动的官员接着表示，海军官员认为，该请求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需要。

但国防部官员也表示，马蒂斯和五角大楼的领导层希望仔细研究这类行动对整个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影响。国防部官员称，尽管马蒂斯完全不反对航行自由行动，但他正在审查美国在全世界的安全立场。

此外，华盛顿希望中国约束朝鲜。这让下一次航行自由行动的时间选择被打上了问号。

新出版的《日本的安全复兴》(Japans Security Renaissance)一书的作者安德鲁L奥罗斯(Andrew L. Oros)称，现在解决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发展，远比围绕海军的航行活动挑起争端重要。

这是显然的，奥罗斯说。但他表示，特朗普政府仍须密切监视中国的活动，不在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上让步。

我希望这么做不会让中国觉得这是默认北京对国际水域提出的肆无忌惮的主权主张，他说。▲◆★●■☆

“千人计划”海归专家：年龄越大，报国愿望越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5/03/6213852.html

新华网 2017-05-03：记者近日在江西多地采访发现一种独特的现象：在一群海归“老人”的带领和帮助下，一批有影响力的新兴企业创业团队既有海外学习、工作的背景，又有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依托国内制造与市场优势，企业实现着裂变式增长，引领地方经济发展。

归国科研人员交出一张张漂亮“成绩单”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有限公司一年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了两项治癌首创新药的临床批件，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赣州睿宁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11项国际授权技术专利，产品已进入欧美市场；

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一季度动力电池出货量约占全国出货总量的17．4%，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董事长张和胜是“千人计划”专家，曾在海外一家国际知名生物医药公司担任高管，负责新药研发。“国内有制造优势和广阔市场，回国有更大的事业发展平台，华裔科研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愿望很强。”张和胜说，他在国外的华裔朋友圈，四成已经或准备回国创业了。

赣州睿宁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创办者袁永文也在国外工作了十多年，“我们的产品已成功进入欧美市场，与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全球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袁永文说。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千人计划”专家王瑀长期在国外一家能源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企业注重研发投入，应用一代、储备一代、跟进研发一代，确保技术始终处于世界前沿。”王瑀说。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8．4％，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忠说，华裔前沿科研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攻克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对江西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前沿技术推动本土企业“蹦”着往上走

“千人计划”专家奉向东回国后在萍乡创立格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污水处理等12个领域进行了成功示范，企业快速裂变：2015年销售额仅192万元，2016年增至6000万元，今年有望达到5亿元。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敏介绍，公司集聚了10多位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成功解决硅衬底大功率LED芯片关键技术难题，打破国际公司大功率陶瓷封装的统治地位。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2016年产值超过10亿元，今年市场订单总额已达30亿元，2018年产值有望突破80亿元。

睿宁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稀土基、钨基材料，利用赣州的稀土和钨资源优势，有望在5-10年内成为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电子材料供应商。

“我们掌握了前沿环保技术，可靶向性吸附各种不同类型的污染物，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奉向东说，自己有信心将公司做成平台级企业，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王瑀说，因为市场需求太大，二期项目尚未投产，2016年12月又开工建设三期项目。

依托孚能科技，赣州正在建设新能源汽车科技城，目前已经引进4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一科技城有望造就千亿元的产值。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彭迪云说，这些华裔科研人员掌握了当今世界的前沿技术，十分重视研发投入，具有超强的持续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蹦”着往上走，有着培育一家，带动一片的能力。

归国背后是一颗颗“律动”的爱国心

奉向东今年61岁了，这个年纪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但是他却不顾家人反对回国创业。“年纪越大，报效祖国的愿望就越强烈。”奉向东说，尽管饱受创业艰辛，但他从不后悔。

今年52岁的赵汉民也是“千人计划”专家，几年前他加盟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出任首席技术官。因为患有免疫疾病，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国外接受治疗。尽管要饱受长距离奔波之苦，他仍然坚定留在晶能光电，带领团队攻克硅衬底大功率LED芯片技术的一道道难关。

“这些专家为了民族产业的发展，放弃国外安逸的生活，付出很大代价。”王敏说，他常常被这些华裔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记者采访了10位“千人计划”专家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有着将技术产业化的强烈愿望，为此不惜放弃高薪岗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创新创业报效祖国。

江西省委、省政府非常看重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产业带动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项目资助、创业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对归国创新创业人员给予综合资助。

徐忠说：“江西省委人才办对‘千人计划’专家提供‘保姆式服务’，明确专人经常与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在专家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及时予以跟踪协调，积极帮助解决。” ▲◆★●■☆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美领导人为何要跟杜特尔特谈朝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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