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上山下乡 26岁高考 40年后；将出任副总理（1一4）★★★

多维 2018-01-28；“我特别喜欢回忆我在文工团时候的那些女孩。其实我是从一个特别性感的角度出发，那时候我和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但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太美好了。”中国导演冯小刚在拍完反映解放军文工团女兵生活电影《芳华》之后，如此对媒体表示。这或许不是冯小刚一个人的“青春回忆”，对于中国很多“中年人”而言，《芳华》也成为他们重温“旧梦”的机会。

但是与美好的“回忆”相比，现实中的中国军队文工团，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北京时间1月24日，中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结束。随后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共有2,158人。在此次公布的名单中，文艺界委员共122人，有38人曾是十二届委员。而曾连任三届的委员黄宏和宋祖英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这不是“文工团”这个特殊的群体首次被推到舆论风头浪尖，从2013年开始，曾经隶属中国解放军文工团编制的中国歌星汤灿就陷入“调查传闻”，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刘斌也被中央军委纪委调查。充满着历史基因和中国特色的文工团，成为认识，解读过去5年中国政坛的一个剖面。

有观察人士指出，应该要认清楚中国解放军“文工团”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乃至军队内部所引发的“不满”。让文工团回归“本位”，“文艺兵”退出政协一类的政治机构，正当其时。

屡屡陷入旋涡的“文工团”

近些年来，文工团的负面新闻屡屡出现，甚至涉及到了一些功成名就的演员、歌手，比如李双江、汤灿，让文工团形象大跌。

宋祖英不再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引发中国舆论关注（图源：VCG）

中国解放军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蔡小心曾在接受大陆媒体《廉政瞭望》采访时称“一些自律不强的军队干部，确实把部队的文艺单位，当做了自己的后宫，将一些意志品质不坚定、贪慕虚荣和个人利益，甚至业务能力不适合部队文艺工作要求的人，安排进了部队文艺单位，甚至根据个人喜好直接影响这些文艺单位的干部配备。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与军队外的各种利益勾连，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网络，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直到落入犯罪的深渊”。

例如2011年底，中国网络上就曾传出汤灿因涉贪腐、性贿赂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此后她就再也没有露面，但有关其消息则不断曝光。比如她的豪宅和珠宝、奢华和糜烂的生活，与周永康、薄熙来等有染等。之后一度传出其死讯。

2012年之后，中国网络上也曾传出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刘斌被中央军委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56岁的刘斌原为京剧演员，1984年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现任该团团长，副军级待遇，因首唱军旅歌曲《当兵的人》一曲成名。

在个人问题上，且不说刘斌、汤灿的新闻是否是真，仅是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其次，除了军队“明星”自身不检点之外，文工团本身又被认为是一个腐败丛生之地。在中国大陆，通过贿赂进入军队一直是个公众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普通部队尚且如此，待遇不错、平台广阔、相比作战部队更是轻松很多的文工团，自然成为很多“文艺生”的首选之地。这中间有多少人为了一个文工团名额而进行行贿，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除了金钱之外，文工团让外界猜忌最大的就是“性贿赂”。虽然不能有“一竿子拍死”的绝对思想，但是“性贿赂”存在的情况不容忽视。且不论汤灿，就以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为例，其数名情妇中据称就有人来自军队文工团，甚至有报道称也正是此人最终进行上访，直接导致了王守业的落马。陆媒更曾报道军队文工团女兵的烦恼，包括因“名声不好”家人鼓动退伍及“对象不好找”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是传闻，但是也让很多普通的文工团士兵受这些传闻所累。

第三点也是最让普通士兵感到不满的，就是文工团特有的“歌而优则仕”所触发的军内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尤其在商业浪潮下，文工团的明星们可以频繁走穴，不少文工团的男女明星，出行被助理簇拥，居有高档别墅，行有豪车接送，用的也多是国际顶级奢侈品，这与普通中下层军官及士兵的微薄薪水相比，已经形成了强烈反差，被公认为军队腐败的一个缩影。甚至海军少将尹卓曾说：“军队文艺团体一增再增，文艺明星都跑到军队来，待遇好，升级快。他们中一些人每年到部队做有限的慰问演出，多数挂部队牌到处走穴挣大钱，影响军队形象。”

而且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中国解放军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采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称，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改革“文工团”

正是因为这些主观、客观的原因，舆论方面对于废除文工团的呼声一度很高。面对这些呼吁，中共中央军委并非毫不知情，对文艺兵的改革也曾试图进行。

以2013年为线，中共改革文工团的步子迈开。当年8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当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当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被大陆军事专家解读为核心就是精兵简政，优化军兵种的结构。有一些兵种是否已经不需要，例如文工团。自此之后，关于文工团存废问题再跃报端。当时就有媒体报道称，2013年新一轮改革之后，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甚至更大胆的猜测认为，习近平的魄力，或许能降文工团“一笔勾销”。

不过这种猜测并未成真，在当年10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被外界称为“第二次延安文艺座谈会”时，首次对军队文工团发表态度。当时文工团“元老”闫肃表示，军队文艺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兵味战味。报道称，习近平赞同阎肃的“风花雪月”，称“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没有战味，那干吗要穿这身军装呢？那干吗我们要用这么多的军费，办这些文艺团体呢？这可能也是今后我们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在这里，习近平很明确地点出了军队文艺工作体制要改革。

曾让中国退役老兵念念不忘

中国的解放军文工团全称“文艺工作团”，共分为三级：隶属于总政治部文工团（总政文工团）为第一级；隶属于军种部队的文工团（如空军的空政文工团、海军的海政文工团、武警的武警文工团等）为第二级；隶属于各大军区的文工团（如北京军区的叫战友文工团）为第三级。这个机构的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尤其是长征之后，毛泽东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其中一句“长征是宣传队”就被后世看做是解放军文工团存在的“金科玉律”。要宣扬共产主义精神，尤其对象是当时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文艺宣传是最好的方式，因此在募兵高峰时期，几乎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而且在军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时期的，隶属于军队、有组织有纪律的宣传队就显得极为必要。

在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在一位中国解放军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为国家而唱歌’。”而在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可以说，今天中国公众耳熟能详的一大批优秀歌曲，很多都是出身文工团的歌手所演唱的。

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军队拥有“文工团”性质的表演团体。但中国的文工团似乎在全世界又是独树一帜。曾有解放军文工团系统军官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 ,如此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拥有如此完备的文化艺术工作系统。在我军，从总部到全军各大单位都设有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化器材供应站，军、师有专职文化干部，基层有俱乐部，领导、组织文化艺术工作。全军有一支强大的功能完备的创作、表演专业文艺队伍, 还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文艺出版社和艺术学院，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 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也有文工团,比如前苏联(俄罗斯)、朝鲜、越南、蒙古、罗马尼亚等,但大多限于总部，人数也少，绝没有像我军这样形成一个完备的文化艺术工作系统，没有像我军的文艺工作这样,在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

大转弯！美国对中国绝不再“睁一眼闭一眼”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1/28/6934811.html

多维 2018-01-28：作为18年来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出场就备受关注。

尤其是他再次宣扬美国优先，并批评中国说决不允许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这种掠夺性政策扭曲市场，美国决不会“睁一眼，闭一眼”。

这被认为是美国的对华贸易战宣言。

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南海、对华贸易等诸多问题上保持克制，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是2017年末以来，特朗普频频对华发难。

在朝鲜问题上一向强调中美合作的特朗普政府竟然联合朝鲜战争时期的联军国家在加拿大举办排除中国的朝核问题会议。

在南海，美国军舰1月17日刚刚进入黄岩岛12海里巡航。在贸易上，特朗普宣布考虑对华发起巨额罚款。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首份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全面竞争对手。

以上种种让外界担忧中美关系可能高开低走。

但是也有声音认为，中美关系出现波动只是特朗普执政的正常现象。

特朗普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是为了重磅宣告对中国的不满，而是为了体现自身对经济的重视，宣扬特朗普税改政策。

特朗普踩着军乐队奏乐入场，这个“开场式”是达沃斯冬季年会闻所未闻的。总之特朗普要做的是达沃斯明星。

他虽然谈及“美国优先”，但同时强调了对合作持有开放的态度，并提倡“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以及互利的贸易。也就是说，如果我开放了贸易的大门，你也要如此，这才叫公平互利。

IHS首席经济学家 Nariman Behravesh认为特朗普的演讲本身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温和，并没有以往那种强硬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破坏力。

他说，商界最想看到的就是降低税率以及放松监管环境，这些美国也都做到了。“台下可是一群非常‘友好’的观众，而且大都是商人——很多人还在和特朗普做生意。所以特朗普本人也显得更加友好与谦和”。

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并非要与国际社会对抗到底。

从提出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到提出重新谈判巴黎气候协定，从考虑重新谈判加入TPP到积极表态自由贸易，特朗普要的是政绩，也就是这些成果必须是特朗普政府取得的，而不是延续前政府的做法。

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更大程度上是要与中国谈判和交易，特朗普需要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可以看得见的新成果来向标榜政绩。至于南海朝核等问题都是不在意意识形态竞争的特朗普可能拿去交易的。 ▲◆★●■☆

刘鹤上山下乡 26岁高考 40年后；将出任副总理（之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1/28/6935608.html

综合新闻 2018-01-28：路透社在周五发布独家报道指出，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经济智囊，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的刘鹤即将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届时，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现年66岁的刘鹤是河北昌黎人，生于北京。他在1969年文革中以知识青年身份在吉林省洮南县插队，并于1970年入伍服役直至3年后退役。1979年，刘鹤开始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后留校任教并取得工业经济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主修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刘鹤在毕业后返回中国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继续任职。

路透社报道指出，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将在近期内，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一职。该篇报道引用了5个不同知情人士的消息。他们其中一人还向记者透露表示：“刘鹤将很有可能被分配管理中国整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问题。” 报道指出，他将极有可能接替马凯成为未来4名国务院副总理之一。

公众号前沿观察查阅了他30多年来140多篇署名文章，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下面转发这篇讲述刘鹤30年学术发展轨迹的文章。

1 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8年，36岁的刘鹤和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这是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为上山下乡、参军和在无线电厂当工人耽搁了十年，他再次参加工作年龄已经很大了。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多了导致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

但刘鹤不赞成这么简单的做法，他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9年至198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刘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当时，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这让他非常忧虑。

进口成为了弥补国内基础工业不足的渠道，于是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更加短缺。

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近几年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花了很多时间，仍然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我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条汽车、彩电、冰箱、卷烟等高消费类生产线，为此花费了多少外汇节余。”

1991年，他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供给体系滞后”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十分相像。传统产业饱和，但新兴消费却供给不足，中国的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购物需求。一度，在海外买马桶盖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改革要从供给体系动手，去产能，补短板，转型升级，改造中国的供给体系。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刘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该怎么办？他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可是，国家没有钱，谁来投？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在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同时，将现有其他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职能，另一块则加快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这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学习，“前10年中，大量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对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二元金融体制无不称赞。”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他再次呼吁成立政策性银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全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并相应完善对粮、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贴息。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1991年，刘鹤的结构性分析方法已雏形初现。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现象，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刘鹤上山下乡 26岁高考 40年后；将出任副总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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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刘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

那些年，他们一起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产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推广产业政策的调控思路。现在，这样的组合搬到了中财办，因此由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结构性政策”得到重视不稀奇。

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

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他是否知晓，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段发展历史？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刘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产业政策，“这部产业政策的颁布，对紧缩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也确定了国家产业政策在计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这部产业政策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预见性和层次性，忽视区域差别，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

199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总体上看，产业政策要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国际企业化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

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 、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那些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信息产业鼓与呼。直到将近2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文章读起来仍不落伍。

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显然，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年都没有改变。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他工作岗位的变动，他关于信息产业的文章也逐渐减少。 ▲◆★●■☆

刘鹤上山下乡 26岁高考 40年后；将出任副总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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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云际会

每一个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19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1996年下降到了8.3%，到19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是经济形势异常诡异。刘鹤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并没有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有那么严重，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凡是符合产业导向目录的产品、技术都可以享受进口减免关税的待遇。这时候中央仍在鼓励进口，并没有担心出口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于是，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

当时朱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本公号独家发布的原创文章《易先生往事》一文已讲述过这段争论。）

刘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刘鹤身居高位，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刘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

2003年，他进入中财办工作后，除了在公开论坛的讲话，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大幅减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读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他再度活跃起来。在网络上，刘鹤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做的一个课题，2012年发表在《比较》杂志，2014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7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乐观情绪膨胀。刘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经济繁荣，股市和楼市兴旺，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有人乐观地估计，这个势头至少将持续20年之长。但是，全球的结构性失衡和矛盾已经积累多年，如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占比过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8年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刘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

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刘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

刘鹤上山下乡 26岁高考 40年后；将出任副总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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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的时代

2011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刘鹤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距离十八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了当时的热词。他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虽然在官方的新闻稿中没有刘鹤的名字，但从电视画面和图片可以看到，刘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花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刘鹤名声大振。

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刘鹤担纲。这个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了20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个迷茫的时期，刘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2015年，刘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其中浙江去了两次，第二次在浙江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虽然官方从未披露权威人士是谁，但是坊间多传言主要由刘鹤操刀。

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刘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将近一年后，2017年8月，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1978年，当26岁的刘鹤参加高考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那时，他赶上的这趟末班车，而今他成了影响列车行进方向的人。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刘鹤上山下乡 26岁高考 40年后；将出任副总理（1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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