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3月30日 来源：中国审计报：3月29日，李金华审计长应邀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审计工作专题报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主持报告会，发改委领导及机关全体公务员以及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财务人员1000多人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上，李金华审计长就我国审计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审计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依法审计是国家审计的最高原则，促进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行自身职能是国家审计的最高目标。20多年来，我国国家审计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预算执行审计成效明显。预算执行审计是国家审计永恒的主题，加强对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意义重大。二是各类专项审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财政资金，其中2003年以来仅基建审计就核减工程款550多个亿。三是大力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审计，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四是深化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审计，促进其保值增值，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五是深化了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已扩大到司局级，并对省部级进行了试点。六是试行开展效益审计，通过审计为规范资金管理，加强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七是积极推行审计公告制度，促进政务公开。

    谈到审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李金华说，首先是审计任务重，力量不足。其次是当前违法违规现象仍较普遍，严格执法阻力较大，有些领导依法办事意识还不够强，权大于法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危害很大，有的领导对财政和财务关心不够，往往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第三是开展效益审计，制止和控制铺张浪费问题很困难。审计发现，目前我们有些地方铺张、损失和浪费比贪污腐败问题还严重，行政成本和职务消费缺少节制。第四是国家机关普遍存在“几世同堂”现象，直属单位有子公司、孙公司，甚至重孙公司都有，审计起来难度很大。

    马凯在报告会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李金华审计长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一是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审计法教育，使我们对审计的本质、依据、目的和作用等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让我们明白要建立法制国家离不开审计监督。二是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教育。自觉遵守宪法，自觉遵守各项财政法规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共识。三是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执政为民、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教育。审计工作就是替党和国家事业把好关，不怕得罪人，李金华审计长和审计人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提高审计观念。

    最后，马凯着重强调，一是发改委党组接下来要专题研究审计工作，增设内审机构，加强内控管理。二是各司局及下属单位要进行自查，检查一下相关制度健全不健全，制度执行情况如何，特别是对近两、三年审计查出的问题，一定要主动纠正。（钱塞韵）

   ◆ 短评：为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叫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邀请李金华审计长作审计工作专题报告，并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审计发现的问题，反映了发改委认真学习贯彻审计法以及依法接受审计监督的自觉意识，我们为发改委这种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的自觉性叫好！

    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这样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部门，其对中央预算执行的情况如何，自身的管理是否规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对其进行监督。审计监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审计的目的是通过查处违规违纪问题，提出审计建议，帮助被审计单位找出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促进被审计单位提高管理水平。

    新修订的审计法颁布实施后，对发改委年度组织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债专项投资及其他政府投资的审计，已经成为审计署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无论是发改委还是其他部委，都担负着各自不同的重要职责，有较大的财政资金的支配权。因此，都应按照审计法的规定，自觉接受审计监督，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制度。我们认为，只要树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思想，真正把所从事的工作放在执政为民、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高度，就能够在工作中正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正确的态度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未雨）▲

2007-04-12：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
ldquo;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
   
    ▲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文章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戴煌  ▲

    发表于 2007-4-12：就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5月份即将举行之际，美国对华经贸施压突然发力。2月底向世贸组织（WTO）投诉中国出口补贴；3月底打破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的23年常规，对中国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9日又宣布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不力和文化市场准入不够。

    ◆ 美国如此这般频频出拳，究竟为什么？

    此间媒体普遍认为，布什政府在民主党掌控国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加大对华施压力度。商界担心，美中贸易摩擦可能由此加剧，华尔街甚至因此应声波动。

    按照美方统计，2006年美国贸易赤字7653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2325亿美元。国会山将之与中国汇率政策挂钩，指责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失败，威胁通过立法逼迫人民币升值。

    以财长鲍尔森为首的布什政府经济班子致力于通过经济外交来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他们不赞成那种政治化的、情绪化的、可能导致贸易大战的施压，但在巨大压力下却无法“只说不练”，于是通过国际争端仲裁机制和国内贸易保障机制来解决具体问题，便成为比较可行而相对安全的选项。

    周一贸易代表施瓦布宣布投诉决定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傅强恩发表声明指出，这两个案子聚焦具体领域，应被看作是WTO成员的正常纠纷。他说，中国加入WTO不仅使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加，实际上也给美中提供了在双边讨论失败的情况下，有中立的、以事实为基础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并非美国首次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美中贸易纠纷。此前美国曾将中国半导体退税、牛皮纸和汽车零部件关税等问题诉诸WTO，其中半导体和牛皮纸问题通过双方协商已获妥善解决。

    ◆ 知识产权问题由来已久

    上世纪90年代中叶，美中频频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剑拔弩张，当时记者也屡屡在北京外经贸部门口苦苦守候。正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较量中，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在电影院里看到最新的“美国大片”。

    应该承认，近年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决心，费了很大工夫，今天施瓦布也不能不予以充分肯定，这与以往的“横加指责”大为不同。美方的要求也更具体化：第一，尽管中国上周刚刚将版权“严重违法”的门槛从生产5000张盗版电影、音乐和软件光盘降低到2500张，但美方认为在销售领域定罪门槛也应该降低；第二，中国海关查处的假冒产品不能在撕去假商标和侵权部分后继续流入市场；第三，文化产品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被假冒应得到赔偿。

    因为这些要求涉及中国司法系统的改革，所以在双边谈判中不易达成协议，美方便诉诸多边手段。多边机制实际上也是促成双边谈判的“催化剂”。不管是贸易代表施瓦布，还是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今天都再三强调过去的双边讨论富有成果，今后仍期待通过双边讨论解决问题。

    古铁雷斯说：“就像我们对任何成熟的贸易关系一样，双方没能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就利用现有的争端解决工具，包括WTO咨商。”

    相信，日趋成熟的美中经贸伙伴关系可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类似的贸易纠纷今后经常会有，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去对待。 ▲

    376年前，北京城曾经发生了一起大爆炸事件，这次爆炸原因不明、现象奇特、灾祸巨大、死伤惨重是“乃古今未有之变也”。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惊心动魄的灾难，但都莫过于解不开的自然灾难之谜，被人们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的是：

▲ (1)、3000多年前印度“死丘”事件；

▲ (2)、1908年6月30日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

▲ (3)、1626年北京王恭厂大爆炸。这三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科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至今仍是莫衷一是。
　　
　　◆ 神秘的爆炸
　　
　　明代自永乐年起火器制造就有了很大发展，驻守京城的京军所设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中神机营是明军主力部队，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和最强的兵力，为此明末的北京城内先后设立过6处火药厂局，凡是京营火器所需的铅子、火药都是由王恭厂预造，以备京营来领用，可见王恭厂当时是作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火药库。
　　
　　公元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即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位于北京城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了一次离奇的大爆炸事件。这次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面积达到2.25平方公里。王恭厂所在位置是：(见[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卷胡同集》)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中都有记载，尤其是根据当时属于官方的、相当于现在政府新闻公报性质的邸报底本，佚名抄撰《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记述极为详细。这部著作是最早记述王恭厂灾变的著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流传于明朝天启末年。其影响之大就连明代佚名小说《梼杌闲评》第四十回中也把这一事件写进了小说的情节之中。
　　
　　《天变邸抄》对这次灾变的描述是：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城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这次爆炸中心的“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 
　　
　　正在爆炸中心范围内，走在街上的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并长班关7人没了踪影。承恩寺街上行走的女轿，事后只见轿俱被打坏在街心，女客和轿夫都不见了。更有甚者，炸飞的“大木远落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5000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掷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中心区以外也受到强烈的冲击波影响，皇上感到大震，起身便冲出乾清宫直奔交泰殿，(情急间)“内侍俱不及随，止(只)一近侍掖之而行”，这时“建极殿槛鸳瓦飞堕”，正中近侍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