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将在台湾海峡实弹射击演习美国表示关切★★★

前言，虽然引用金十数据解答，但对其中怎么应对的办法“偷偷地卖”有不同看法，现在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消息和情报和透明，你偷偷卖，别人呢?大家都偷偷卖，那就还是成大家公开卖了?再者，美国难道不会发现?难道就等着你掩耳盗铃?要知道美国可以对财经的敏感度最高的。个人认为，还是回到综合权衡，不仅权衡卖还是继持，也不仅权衡别国动作、美国应对，还需要权衡总体战略，让外汇储备不仅成了一把财经贸易利器，也为整体战略服务，争取让其发挥最有力的作用。

主权债务违约，即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导致债权人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说白了就是不但利息还不上，本金也可能赖掉。尽管三大评级机构都了美国“AAA”的评级，但事实上，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似乎已无可避免。

1.美债突破21万亿美元，美国会赖账吗?

在2017年9月，美国政府债务是20万亿美元。然而仅仅在半年之后(今年3月17日)，该数字又增加了一万亿美元，至21万亿美元。而且，美国的债务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得更快–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还将增加更多的债务。

根据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TreasuryBorrowing Advisory Committee)的说法，美国联邦政府将在2018财政年度借入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速度，美国政府将在未来10年内至少增加10万亿美元的债务。那么，美国借了这么多钱，能还得起吗?

2.一年利息1万亿美元，美债将变成一张废纸?

本来，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速足够快，是可以抵消这个债务增长速度的;但实情是美国一年的GDP增速也就3%左右–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美国财政监督组织警告，2028年美国仅债务利息就将达到1.05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增速必须超过7%才有能力偿还。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人以后连美债的利息都还不起，更不要说本金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美债很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中国、日本等美债持有国必须早做打算。

3.如果各国同时抛售美债，结果是鱼死网破!

中国是美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持有1.1682万亿美元的美债(约合7.3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再算上日本、巴西、英国等其他国家，总共持有约6万亿美元的美债，占美债总额的30%左右。如果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汽抛售美债，结果会怎样呢?

各国如果同时大幅减持美债，必然会在短期内引发美国债券市场的巨震，进而导致美债收益率上升，引发美国市场融资成本提升，最后对美国股市和经济产生剧烈影响，引爆美股这个定时炸弹。

但是，这几乎是一种鱼死网破的方法:中国持有的这1万多亿美元不可能一下子脱手，各国抛售美债导致的美债价格暴跌，到头来损害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从长期来看，美股泡沫的破裂和经济放缓对中国也是不利的，最终会导致人民币汇率攀升、出口下滑及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

4.美债危机各国该如何应对:偷偷地卖!

这样看来，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金融超级大国，美债已经成了它的一个“武器”，许多国家被牢牢拴住:美国是世界货币，全球贸易都绕不开美元，各国手里的美元只能投资美债;但是明知道美债的风险越来越大，各国又都投鼠忌器，不敢大肆抛售美债，陷入两难的境地!

那么对于美债危机，各国就只能吃“哑巴亏”，一点办法就没有吗?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偷偷地”卖。我们可以选择不断地少量减持，这样既不至于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也不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大的影响，在美债这颗“定时炸弹”引爆之前，逐渐清仓走人。

事实上，我们国家很可能已经在这样做了–今年1月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减少167亿美元，降至1.1682万亿美元，创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

纽约时报重磅补刊：才女林徽因讣告和一生故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4/12/7154860.html

纽约时报 2018-04-12；纽约时报12日刊出20世纪著名中国建筑师兼作家林徽因女士讣闻和一生故事，虽然她早在1955年就已过世。

自1851年以来，《纽约时报》的讣告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我们推出了“被遗漏的”(Overlooked)栏目，讲述一些女性的故事，她们给社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她们的死亡没有得到时报的关注。现在，我们将视线扩大，投向其他受到忽略的重要人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边缘化。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考察记录之前，许多古代瑰宝已逐渐坍塌。在中国，人们通常像对待其他建筑那样对待古建筑，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研究。这对夫妻是中国最早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中的两位，也是最为知名的。他们的努力激励了几代人出来为受发展大潮威胁的建筑大声疾呼。

1928年，在欧洲度蜜月的林徽因与梁思成。CPA/PICTURE ALLIANCE

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想挽救的建筑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建筑通常年久失修，而且散布在遥远的地方。许多时候，他们必须穿越中国农村的险恶环境，才能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地。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远离市镇的地区考察意味着，要靠骡子、人力车或徒步在很糟糕的泥泞路上旅行。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来说，这并非易事：梁思成年轻时的一场摩托车事故让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而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结核。他们住的客栈通常很脏，到处是虱子，食物可能不干净，而且总有遭受造反农民、士兵和土匪暴力的危险。

他们最大的收获来自1937年的一次考察，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考证了它的年代，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857年，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现在，佛光寺是已知第四古老的中国建筑。）

为了确定佛光寺的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爬进了寺里最令人生畏、被人遗忘的地方，包括钻到寺的屋檐底下，那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数百万只臭虫，到处都是尘土，充斥着死蝙蝠。梁思成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一书中记述了那段经历，该书是与他们通信的好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用英文写的他们的人生故事。

“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林徽因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建筑师、作家。她在1930年代与丈夫梁思成一起记录下中国的建筑遗产。CPA MEDIA/PICTURE ALLIANCE

虽然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工作是挽救中国的古代遗产，但他们的人生却与中国现代历史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他的父亲梁启超当时在那里生活。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出生在中国杭州。他们都来自于名门望族，都曾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后来都成为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许多东西都受到严格传统的束缚。

他们两家是世交，两人于1924年一起前往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读书。林徽因对读建筑学很感兴趣，但宾大的建筑学院没有接收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让年轻的女士与年轻的男子一起工作到深夜不合适。所以，他们1927年毕业时，林徽因拿到的是美术学士学位，她也上过建筑学的课；梁思成则成为正式的建筑师，他先是获得了建筑学士学位，后来又获得了建筑硕士学位。但他们总是一起工作。

“我认为，他们把彼此视为伙伴，不是商业伙伴，而是人生伴侣，”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艺术教授夏南希(Nancy S. Steinhardt)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夏南希研究过他们的工作。“分不清他们的绘图或文章中哪部分是谁做的；他们是一个团队。”

乍看上去，他们不像一对合适的夫妻。林徽因富有魅力，活泼且多才多艺，她写诗、写小说，还写评论和戏剧，她把家变成了一个知识沙龙。

梁思成是一位高度专注的建筑师和教师，他可能沉默寡言，但一旦与人熟悉后，他会变得友好。事实证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是一种互补，也给中国的建筑学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林徽因年轻时曾受到几个人的追求，其中包括诗人徐志摩，但她于1928年在加拿大与梁思成结了婚。在欧洲旅行了几个月后，他们回到中国，梁思成和几名来自宾大的中国同事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这是国内的第二个建筑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手稿和讲义最终被编辑成《中国建筑史》一书，这是一本罕见的关于这个题材的综合性著作。

20世纪30年代初搬到北京之后，他们开始定期到中国农村去寻找古代木结构建筑中尚存的一些实例，这些存留下来的建筑在梁思成的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日本军队1937年入侵中国后，他们的考察停了下来。1940年，他们把家搬到了中国南方城市昆明附近的一个村子，那时他们已有一儿一女，住在村里自己建的一个小屋里。林徽因的肺结核变得更严重了，战争让他们过上了穷困潦倒、让人难以忍受的生活。

在战争期间，他们靠大量的笔记、照片和绘图，继续从事建筑方面的写作。战争结束后，梁思成前往耶鲁大学(Yale)担任客座教授，并成为1949年设计曼哈顿的联合国大楼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林徽因由于要照顾家人，又患病在身，留在了中国。

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了共产党员努力展示对党忠诚的攻击对象。林徽因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没能在恶虐的处境下坚持多久。1955年4月1日，她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1岁。

梁思成因为要照顾林徽因回国后，反而被指控为反革命，他受过再教育，以及来自中共官员的公开羞辱。他也无力阻止环绕北京的古城墙和城楼被拆除，他主张保护城墙，但毛泽东想把这座城市改造成一个工业中心。尽管如此，梁思成还是继续工作和教书，并最终再婚。他于1972年1月9日去世，享年70岁。

在费慰梅和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帮助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得以继续。梁思成去世几十年后，费慰梅和林洙把他丢失的绘图和照片找了回来。费慰梅把这些图片与他的文字结合起来，于1984年出版了《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一书（中译本出版于2011年——译注）。这本书对中国建筑做了深入的研究，记录了许多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

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成为了中国的民间英雄，人们用小说、电影和一个系列记录片讲述他们的生活。但北京的开发商们更关心施工项目，而不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2012年，开发商在夜幕的掩护下，拆除了梁思成和林徽因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住过的房子，让保护主义者大为失望。▲◆★●■☆

绝不要低估美欧合谋扼杀中国大飞机的决心★★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4/12/7155410.html

环球网 2018-04-12 沉浮：中国大飞机的三十年

编者按：特朗普把对中国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指向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其扼杀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用心昭然若揭。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在2015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女士采访时就指出：中国上大飞机项目必将触动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我们绝不要低估美国和欧洲政商合谋扼杀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的决心。美国人和欧洲人比许多中国人更明白，一旦中国开始建立大飞机的开发平台，问题就不再是中国产品刚出现时的水平是低还是高，而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一定会通过这一平台成长起来。从国家层面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即便是美国或者欧洲都不给我们适航证，我们也要坚持飞，不能飞国际航线就飞国内航线。中国有特殊的大国效应，我们的市场足够大，养得起一个民机工业。只要有决心，总有一天欧美得给我们适航证。

本文摘自赵忆宁著《大国工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作者深入第一线调研采访大飞机、高铁、特高压、港珠澳大桥这四项中国超级工程，真实记录了中国工程师、企业管理者、技术员、工人如何创造大国工程奇迹。

一、大飞机决策回溯

赵忆宁：十年前我读过您撰写的《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是一份对制定大飞机决策影响重大的报告，什么事情导致您参与关于大飞机的争论？

路风：关于大飞机的重新讨论是在2003年，这一年政府换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给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写信，提出要重新启动研制国产大飞机的建议。自运-10 1985年下马以后，这个话题20世纪90年代曾经被重新提出过，但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在痛苦的改革时期，大量的国防工业由军转民，此后，中国国防工业经历了20年艰苦的转型。

为什么大飞机又被再次提起呢？有两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件事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第二件事是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两个事件触痛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敏感神经。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飞机被重新提起。这两个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领导层开始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入，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系列成就，比如歼-20、歼-10战斗机等。

我参与大飞机的争论是从产业研究的角度出发的。2004年我完成了研究报告《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的现状与对策》。这份报告的社会影响很大，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汽车工业20年以来的合资模式是错误的，必须要靠自己，要走自主开发的道路。报告出来后有人问我：你对大飞机有兴趣吗？我因为致力于产业研究，所以当然有兴趣，于是就被带进研究大飞机问题的领域。

赵忆宁：今年(2015年)是运-10下马的30周年，令人不解的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关联者应该是军方，为什么重提大飞机的是科技界？

路风：科技界一直认为运-10是中国一项伟大的科技成就。当年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成大飞机，还多次飞到西藏运送救灾物资，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是泯灭不掉的。科技界非常务实，所以在运-10下马后多次重提中国大飞机项目。军方也是支持大飞机项目的，因为这也是中国空军的短板，比如我们缺乏预警机、加油机等，而这些特种飞机的改装都需要有大飞机做平台。我的判断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重提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的时候，应该是缘于空军方面的需要，于是科技界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

赵忆宁：运-10的成功是一个奇迹，在当时的条件下，运-10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路风：关键是技术和体制上的创新。运-10项目虽然放在上海，但在事实上形成了技术领军人物有自主权的体制，或者叫工程师说了算的体制。

我曾就运-10为什么能做成问过参与过运-10研制的一位设计师，他说有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指挥者是曹里怀这样打过仗的人，可能他们并不懂技术，但是他们懂战略、懂决策，比如组织领导原子弹、导弹、卫星等研制与试验的张爱萍将军等，应该说他们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人。正是因为有他们，中国国防工业在那个年代才能取得巨大成就。比如当技术人员在技术路线上发生分歧时，曹里怀将军会听取正反方的意见，听明白了以后他会做一个决断，必须执行，根本没有商量余地了。他的判断力来自残酷的战争经验。第二，有马凤山这样的技术领军人物，他有眼光、技术强、敢创新，所以摆脱了苏联模式。他曾是轰-6的总设计师，直到今天轰-6依然是空军的主力轰炸机。第三，参与运-10研制的这批人都是从各个地方研发第一线抽调的，并不需要太多时间的磨合，一接工作就马上上手。所以运-10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做出来了，跟两弹一星是同等量级的事。运-10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今天我们重新启动大飞机C919的研制，最初的预算是600亿~700亿元人民币，翻了多少倍呀!所以说运-10的下马非常可惜。

赵忆宁：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入到第二次论证中的呢？

路风：是因为写了一个关于大飞机的研究报告。那时正是大飞机论证最艰难的时候。焦点并非是理论之争，而是人们各说各话。这份报告先是在内部发表，想必决策层看到了，之后又流传到社会上。应该说，我的报告当时为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民机派提供了理论支持。

王大珩院士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他讲的是大飞机，但是并没有说是民用机还是军用机，所以才有后面就军机还是民机的争议。因为第一轮的论证有意见分歧，所以在2006年国务院提出进行大飞机的第二轮论证，这次论证的题目叫大飞机实施方案的论证。而且国务院明确表示，第二轮的论证纳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16个重大专项的论证中。从题目看，前提就是国务院已经决定要上大飞机项目了，要讨论的只是怎么上的问题。

第二轮专家论证组由19位成员组成，尽管相关部委对名单中的部分论证专家存在争议，但该名单最终获得高层批准。论证组由身为两院院士的歼-8Ⅱ总设计师顾诵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李未、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彦仲担任主任委员。我和高梁作为学者参与其中。由于当时中央的决心已经很明显，所以第二轮论证过程没有太大的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轮论证中的军机和民机之争是一个零和博弈，但第二轮论证的结果是军机、民机一起上，化解了矛盾。我属于乐观其成派，中国这么大，民机、军机都需要，都应该干。2007年3月，中国宣布启动大飞机工程， C919在上海，大型运输机在陕西。

二、运-10下马摧毁了大飞机的研发平台

赵忆宁：我两次到上海采访，最伤心的记忆是在上飞与一位曾经参与运-10项目的老工人的交谈。在ARJ21的组装车间，他告诉我，现在的飞机是搞组装，而研制运-10的时候，发动机、航电系统包括线缆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仅在上海就有30多家无线电配套厂，建立了大飞机的产业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路风：不能把ARJ21和C919说成是组装，因为整个项目和总体设计是自主的，与组装外国产品有本质区别。当然，现在研制的大飞机，许多系统都需要进口。运-10下马，瓦解了中国的配套能力。正如那位老工人所说，运-10下马了以后，产业链也就随之断了，或者说是能力的基础也断了。当年参与运-10项目的人都退休了。30年来，虽然北航每年都有毕业生，但是这些年轻的工程师谁做过大飞机呢？所以运-10的下马，绝不仅仅是扔掉了一架飞机，而几乎是自废武功，中国从此丧失了民用客机的产品开发平台，其结果就是中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但在同时，波音和空客在各自的产品开发平台上连续改进和创新，技术能力随着产品更新升级而不断提高。于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与美国、欧洲的技术能力的差距在过去20年间呈现出剪刀差的趋势，越拉越大。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再进入民机领域时所遇到的不断抬高的门槛。20多年后当我们重新做大飞机的时候，现实的问题是，国内已经没有相关的产业链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赵忆宁：在您的报告中，有大段阐述平台建设与能力建设的内容。

路风：这件事我一直在想。我在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建议，就是让运-10复飞。当年的资料数据都在，请做过运-10的人重新披挂上阵带领年轻人，把全部经验挖掘出来。上飞厂不是还有一架运-10嘛，虽然发动机已经消失了，但是可以再买，要让运-10再飞起来，这个建议在没有成立商飞之前是做得到的。但是这个建议当时遭到多数人的反对，甚至包括立主上民机的人，他们都认为运-10的技术太旧、太老了，没必要再弄了。

赵忆宁：现在看来复飞的可能性更小了。仅以航电系统为例，目前已经发展到四代模块化了，技术的发展太快，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路风：是的，从我提那个建议到现在又过去了10年，人都老了。但教训是，我们太不珍惜自己的技术经验了。往往口头上说要做世界最先进的，但扔掉自己的经验后却只能陷入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我记得2004年在讨论大飞机项目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北航搞发动机的老教授说，如果大飞机20年能做出来的话，发动机得要50年。戏剧性的是他突然话锋一转说，当年运-10的发动机就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虽然也是模仿当年普惠的发动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航空工业也无法做到，当年上海造发动机的技术能力已经彻底消失，厂房和设备早已拆除，人员也都流散。如果能够在那款发动机的产品开发平台上不断改进提高，我们今天还用得着设立第17个发动机专项吗？说起来大飞机可惜，发动机更可惜，曾经做过的发动机只存在记忆中。那个时代的人真是奇迹，包括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

赵忆宁：现在中国商飞为C919成立了16家合资公司，您怎么评价？

路风：事实上，对于像飞机(特别是大型客机)这样高度复杂的产品，其产品开发的关键不是对某种单项技术的掌握，而是综合各种技术的能力。这种综合集中体现在飞机设计的总体方案上。从这一点看，中国商飞选择自主研发的道路是正确的。

至于成立合资公司，很明显，其目的是为零部件的国产化，这是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思路。中国汽车行业为实现国产化成立了很多合资公司，但是没有德国供应商，我们自己能干吗？问题就在这里。供应商没有让一架飞机飞到天上去的本事，它们只能做航电、发动机等，让一架飞机飞起来是主制造商的本事所在。即便波音所有的配件全是来自供应商，那也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波音做飞机做了快100年了，它知道让飞机怎么飞，所以供应商肯定老老实实听波音的。

而中国商飞这个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缺少的是经验基础和能力基础。此刻我们千万不能盲目乐观，甚至说出技术领先这种话。技术领先不是有决心、有钱就能做到的，技术领先靠的是长期的技术积累。总之，我认为做总比不做好，我们现在做不到最高水平说明没有经验，但不做就永远没经验。

三、中国商飞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赵忆宁：C919即将下线，但是在此之前，因为首飞时间的推迟，商飞曾面临很大的压力，您怎么看？

路风：我认为社会应该对中国商飞更宽容些。表面上大家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产品是C919大飞机，但在做产品的背后是他们正在搭建产品开发平台和提高技术能力。人们当然希望C919能够成功，但是如果出现不顺利的情况，千万不要以产品早期的优缺点论输赢，否则又会重演运-10的悲剧，我们已经有过教训了。

现在中国正在迈过大飞机制造门槛的过程中，这种大型的复杂技术产品需要经验的积累。只要我们有了研发平台，只要聚合了一支研发队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往前走，一直到成功。国家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得到一两个产品，而是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开发平台，最终获得技术能力。从这个目标出发，产品早期的水平不是关键，关键是能不能持续改进并最终实现产业化。

只要明确这个战略重点，就不会因为短期的缺点和弱点而动摇意志和既定的长期目标。所以人们要充分认识到技术能力的宝贵性，在培育大飞机的技术能力上要意志坚定，给予长期不懈的支持。

赵忆宁：C919下线后，马上面临首飞、取得适航证等，道路漫长。在ARJ21试飞的时候，为找结冰试验的那块云，全世界到处飞，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满足结冰气候条件的区域。其实，结冰理想的气候条件只在北美五大湖区特定的区域能够满足，这点美国联邦航空局一清二楚。所以当我们的飞机最后来到这个区域时，他们甚至都没有到现场。我是想说，ARJ21只是一款70座的支线飞机，而C919是与波音分享市场的主力机型，取得适航证可能没有那样乐观。

路风：中国上大飞机项目必将触动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我们绝不要低估美国和欧洲政商合谋扼杀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的决心。美国人和欧洲人比许多中国人更明白，一旦中国开始建立大飞机的开发平台，问题就不再是中国产品刚出现时的水平是低还是高，而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一定会通过这一平台成长起来。从国家层面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即便是美国或者欧洲都不给我们适航证，我们也要坚持飞，不能飞国际航线就飞国内航线。

中国有特殊的大国效应，我们的市场足够大，养得起一个民机工业。只要有决心，总有一天欧美得给我们适航证。10年不行就20年，20年不行就30年。不飞就得不到验证。当然，适航体系我们还是要认真学习，毕竟这是多年积累起的宝贵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大型复杂技术系统工业，比如航空、通信、高铁产业，其国际竞争力除了产品本身外，实际上政府的能力与国家能力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千万不可简单化。这么说吧，经济学教科书讲的市场经济就是菜市场经济，几百个菜摊谁也不能影响市场价格，最符合完全竞争情形。但是高端制造市场不是，比如波音、空客两家公司决定了整个民机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产业链的结构与价格。当然背后还有它们与政府共同积累起来的经验基础，人们买波音飞机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对美国政府有信心。

但是，当下国内有些人以为只要政府什么都不管就有好的市场经济，产业就能升级了，这太天真。美国联邦政府的能力非常强大，包括对航空市场的监管。

赵忆宁：C919将正式下线，您有何感想？

路风：这一天是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也同时标志着中国工业发展从沉溺于低端经济活动开始奋起向高端爬升。

中国的大飞机项目是许多人、几代人争取来的，其中包括运-10那一代人。因此，虽然中国商飞要做成一个在商业上成功的公司，但它所承担的是一个民族的托付。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支持中国商飞做下去。就算是我们现在与先进水平有50年的差距，但如果坚持做200年，那这50年的差距就不算什么。祝贺中国商飞!▲◆★●■☆

大陆停发赴台通行证?岛内旅行社:可能出现倒闭潮★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4/12/7155342.html

环球网 2018-04-12：年底台湾要举行地方选举，岛内盛传9月后陆客来台旅游团签将紧缩，业者估计恐出现旅行社倒闭潮。

台湾《联合晚报》12日称，近来业界屡传3月陆客团签停发、4月至9月配额砍半等消息，甚至传闻大陆将停发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萧博仁称，估计专做陆客的旅行社撑不到9月，如果再不放陆客进来，可能出现倒闭潮。联合新闻网12日称，台旅会驻北京办事处人士表示，北京没有任何信息，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大陆最近才推出“惠台31项措施”，不可能又要停发通行证打击赴台旅游。该人士还说，大陆赴台旅游项目管理推动导游证、领队证“两证合一制”，各省市旅游局会通知导游、领队换证，不能因此推断限缩来台陆客团。

《环球时报》记者12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致电咨询，对方表示并未听说停发通行证的消息。北京市中国旅行社一名旅游顾问向《环球时报》表示，“目前赴台手续的办理一切正常，只不过近来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审核稍微严格了一些，所以入台证办理等待时间可能会有所增加，大概需要3至5个工作日”。

淡江大学学者黄介正称，过去台湾选举尤其“总统大选”时，陆方都会提醒来台旅客不要到造势场合看热闹或惹事，但应不会限制人数，且从没发生陆客与台湾人冲突的例子。静宜大学观光事业学系副教授黄正聪认为，“九合一选举”只是地方选举，敏感度不如“总统大选”，大陆不至于采取太强烈的措施。

不过，岛内旅游业集体焦虑却是不争的事实。观光旅馆公会理事长赖正镒12日称，虽然他不认为大陆会停发通行证，但岛内二星、三星饭店确实灾情惨重。一年半以来，大陆团客骤降为每天只剩下2000多人，虽然自由行陆客有所攀升，但整体而言从原本400余万人次骤降至200多万人次，冲击相当大。他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优先考虑，而不只是为了选举。

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称，因为选举，九十月的陆客人数一定掉，虽然大陆官方不会有动作，但大陆旅行社和陆客会自然避开敏感时间。台湾国际观光救援服务协会理事长许高庆说，大陆一向不希望陆客在选举期间到台湾观光，9月势必会借由通行证签注控管陆客来台量，尤其是团客部分。他感叹观光业者已经受不了“陆客直直落”的惨状，只能私下协商，盼维持基本陆客量，“但是政府早就麻痹了”。▲◆★●■☆

伊利董事长失联逃往美国幕后主使曝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4/13/7158479.html

多维 2018-04-13；中国乳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失联一事引发舆论热议，有消息称他已经逃亡美国，尤其是缺席早已确认参加的博鳌论坛，让事件更加扑朔迷离。而伊利声明指出，潘刚则是因病在外治疗。潘刚目前身体状况如何尚属未知

对于幕后主使者，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指出，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俊怀（曾任伊利集团董事长）就是始作俑者。

此前，张剑秋对外公开表示，“一只幕后黑手花钱雇佣了一批网络写手，以网络文章小说故事等形式对伊利进行造谣诽谤，给企业经营发展和广大股民及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

他还表示，这一系列谣言案都与伊利集团的一名前高管脱不了干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针对伊利、针对公司管理层造谣了。”

张剑秋同时强调：“我说的以上内容都是事实，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3月26日网上一篇题为《伊利公司董事长潘刚或失联》的文章被大量转载。甚至有自媒体称，潘刚早前滞留美国，归国后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引发业内猜疑和讨论。

3月27日，伊利集团董事会发布“澄清公告”称，潘刚“被带走协助调查”等信息不实，市场传言均为谣言，“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4月7日，伊利集团在官网发布声明，声明中称，潘刚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缩窄”，目前身体仍在治疗恢复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无法出席鳌亚洲论坛。

据伊利后来通报，报警后截至4月4日，已有6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控制，并在嫌疑人家中发现大量作案证据。

4月9日，郑俊怀通过代理律师发声，否认与此有关，并正忙于红星集团工作；仍对伊利有深厚感情，不会做损害伊利合法利益之事。

4月13日，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做出反击，列举多项证据，并罗列了郑俊怀八项涉嫌犯罪情况，控诉其道德水准。

据悉，郑俊怀在2002年至2004年12月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CEO。2004年12月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入狱，2005年12月31日被判刑6年。2008年9月，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获得两次减刑机会，郑俊怀刑满释放。2011年加入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2015年1月任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解放军将在台湾海峡实弹射击演习美国表示关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4/13/7158518.html

环球网 2018-04-13；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的军事演习公告

中国福建海事局公告，北京时间18日上午8时到午夜12时，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对此，美国国务院再次“不甘寂寞”，跑出来表示“关切”了。

台湾“中央社”4月13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背景说明”答复媒体询问时称，“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与战略意图不透明的关切”。

美发言人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包括采取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

该发言人还表示，两岸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台海两岸了解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并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努力，这一点至关重要。美方鼓励北京与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寻求台海两岸民众能够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近期，美国对台“小动作”不断。在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后，先有台湾高雄市长陈菊赴美，后有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到台活动，台当局为此“雀跃不已”。而在“台旅法”在签署之际，辽宁舰过航台湾海峡，台媒对此惊呼“暴风雨即将来临”。

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3月29日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伎俩都阻挡不了的，中国军队有坚定的决心、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频打“台湾牌”，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8日在厦门受访时表示，台海形势基本结构是“陆美台三角”。大陆经过长期发展，力量越来越强，相较之下台湾就显得越来越弱;“不希望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势力感到紧张焦虑，会加强对大陆的遏制。”;“在遏制大陆同时，加强扶持台湾力度，这变成美国一种基本态势。”

他又表示，美国一方面称奉行“一中政策”，实际上却违背了其在中美建交时对中方所做的承诺，冲击了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而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所打的“台湾牌”，孙亚夫就认为，总的来看还是要靠大陆自身的发展。▲◆★●■☆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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