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今日看点:2018-06-26(下午版)▲◆★●■☆

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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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这次会拿什么“欢迎”美防长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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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给赵南起送花圈 中共上将赵南起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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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老校长给儿子写信交代身后事:“千万不要抢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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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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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25日凤凰网知之 作者:郑永年

近代至今,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近代以来,相比先步入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显得贫弱,纷纷沦落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大陆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国则沦为了毛泽东称为的“半殖民地”国家。

19世纪中叶,面对欧美对亚洲的军事扩张,日本以宫崎滔天、胜海舟等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亚洲主义”的观点,主张以唤醒亚洲、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同盟论”。这个观点在后来也深刻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在1920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中的很多观点,出自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主张亚洲各国的平等和合作,但这种平等合作的“亚洲主义”观点,很快被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福泽谕吉所倡导的“脱亚入欧论”,导向了赞赏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式做法,以及提倡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亚洲主义”的错误主张。

这样,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迅速异化,从“联亚”“兴亚”走向了“脱亚”“侵亚”,并最终演变为企图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来建立亚洲秩序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为亚洲国家带来战争和灾难。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一个亚洲国家的骄傲者(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成为第一个打败一个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当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感到欢心鼓舞)变成亚洲多数国家的侵略者。

二战期间,日本被打败,西方顺利地确立了西方秩序。尽管中国也参与了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但无可否认的是,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亚洲秩序受战后所形成的冷战秩序主导,亚洲国家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冷战所形成的亚洲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体,冷战时期的各种同盟关系,特别以美国为主导所建立的各种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依然持续。

可以说,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南海领土争端等等。

亚洲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与其同盟为支撑点的。美国的同盟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包括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国也与其他一些国家结成了准联盟。美国联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延伸。

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至少在外交层面没有完全的主权,而深受美国的制约。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应该也可以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秩序发生大变化

也就是说,目前,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国家来说,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变化的根源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在军事方面,但较之其辉煌的过去,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美国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是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公开承认的,过度扩张导致美国力不从心。此外,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没有明显的“敌人”。在整个冷战期间,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面临一个公开的敌人,那就是苏联。

为了应付一个扩张性的苏联,美国的盟友愿意为美国“买单”,减少美国做世界警察的成本费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美国继续寻找新的“敌人”,即中国,也努力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但中国迄今有效回避了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中国没有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敌人”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没有意愿为美国“买单”,这使得美国维持其亚洲霸权的成本很高。

美国实际能力的相对衰退,影响着美国统治集团继续做世界警察的意愿。特朗普一上台,很快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尽管美国不会放弃亚洲,未来美国甚至有可能再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但其影响力很难维持在不变的水平,总体来说是下行的。

第二,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尤其在亚洲的崛起,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西方列强到达亚洲之前,中国在亚洲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被称之为“朝贡体系”的亚洲秩序。这个体系并不像西方的盟友体系,没有进攻和侵略性,意在维护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最低秩序”,并且只侧重于贸易。西方的到来很快导致这个传统秩序的解体,中国本身也成为西方的侵害者。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光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对亚洲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简单地说,至少在经济领域,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度非常之高,并不比欧盟国家之间或者北美国家之间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例如年增长率达到5%至6%),那么一个自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的形成将变得不可避免,军事崛起也是显然的。这些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感到“忧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外在影响力。

 亚细安的局限性。亚细安形成于冷战期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冷战结束之后,亚细安大扩张,从原来的六国扩张到10国。同时,亚细安努力成为所有大国都能在此互动的区域平台。不过,这个平台内部的整合已经遇到严重的瓶颈。从理论上说,各国都非常愿意走向更紧密的整合,但在实践层面则困难重重。在和其他大国互动过程中,亚细安更感觉到其弱处,那就是亚细安很难对其他大国(主要是中美两国,未来还有印度)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近年来,中美两国都已经证明各自都有能力分裂亚细安,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决定让亚细安维持整合状态。

“经济”和“安全”不协调

第四,“经济”和“安全”这“两条腿”的不协调。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和中国发展出了深度的经贸关系。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安全依靠于美国,甚至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两条腿”现象,即“安全”和“经济”。在早期,当中国国家发展的重点在经济的时候,这些亚洲国家的“两条腿”分离并不严重,也就是说,它们在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的同时,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

不过,现在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战略开始比较吃力。有两个原因,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美国。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防现代化也在进行。尽管中国并没有要和哪一个国家进行军事竞赛,但因为其经济体量,其正常的国防现代化也足以在亚洲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中国的军事崛起使亚洲国家在安全方面产生“忧虑”,因为这些国家的安全是依赖于美国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崛起也要求这些国家在安全方面,至少不能利用美国的力量对中国产生威胁,否则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美国来说,当美国不以中国为敌的时候,也就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策略不会有重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不时地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如果中美关系转坏,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两条腿”走路的条件就消失了。近年来的南海问题和今天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的贸易战,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莫大的压力。

第五,区域秩序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区域秩序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包括三个“10+1”机制(即中国-亚细安、日本-亚细安、韩国-亚细安),以及在“10+1”基础之上的“10+3”。在中亚还存在以反恐为核心的“上海合作组织”。不过,其他一些涉及区域外大国的组织,包括“东亚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并没有实现当初人们对它们抱有的高期望。这些组织是各国领袖互动的平台,但并没有促成区域的进一步整合;在很多时候,反而对区域整合产生阻碍作用。

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为建立一个自主但开放的亚洲秩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可以定义为:这个秩序以亚洲国家为主体而构造,但不排挤其他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亚洲都有重大的利益。同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本身,都和西方有重大的利益交往。因此,不仅很难排挤掉西方的利益,而且没有任何必要去排挤。

就是说,亚洲秩序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秩序。前面所讨论的日本的历史经验需要吸取。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讨论谁排斥谁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些年来,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但不管反全球化力量如何强大,未来的社会不可能倒回到从前主权国家之间很少往来,或者不交往的时代。

不过,美国和西方利益在亚洲的存在,或者说不排挤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并不是说亚洲国家不能进行亚洲自主秩序建设的努力。新出现的机会不能浪费,否则永远不会有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对中国、印度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今天,亚洲的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努力决定了亚洲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或自己主导的亚洲秩序,但大国必须在倡议这样一个亚洲秩序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大国不倡议、不努力,小国即使有强烈的意图,也很难有能力去做。▲◆★●■☆

 

中方这次会拿什么“欢迎”美防长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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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26日环球时报公号原标题:解局:中方这次会拿什么“欢迎”美防长马蒂斯?

6月26日-28日美国防长马蒂斯要抵华访问,中美两军防长将要在北京进行首次握手,这是一场迟来的会晤。此前美国防部发言人曾称期待马蒂斯在春季访华。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25日上午对外宣布,“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邀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于6月26日至28日访问中国。”

这份不长的消息发布中,可以观察到中方对中美两军发展走势的描述:任国强表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高度重视与美方发展军事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

但可见的是:美方最近一段时间内的所做并不是与中方“相向而行”。5月底,作为对中国南海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美国撤回了对中国海军参与“环太平洋-2018”军演的邀请。6月初,马蒂斯在新加坡一年一度的“香会”批评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活动,称美国将继续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此外,美国今年以来对台湾的也一直是小动作频频。

身为特朗普政府中的首任防长,2017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马蒂斯此行有四大疑团待解:首先,在美军热炒南海问题,对台政策碰线不断,以及两国经贸谈判的复杂背景下,马蒂斯此时访华意味着什么?其次,马蒂斯在中国会受到怎么样的规格待遇?第三,因为此前的出言不逊,马蒂斯是否会陷入前任哈格尔的境遇,被中国军方高层当面批评?最后,马蒂斯这次访华之旅将会有什么收获?《环球时报》采访了多位军方专业人士对此进行解读。

马蒂斯“迟来的访华之旅” 正常吗?

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25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尽管外界声称这是“迟来”的访问,是马蒂斯上任一年多来的首次访华,但美国历任防长没有在上任一年内访华的先例,因此很正常。

赵小卓解释,马蒂斯之所以一年后确定访华,是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与对华战略基本成型,这样马蒂斯能够明确在中美军事关系上可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对于“印太战略”与“对华战略”之前的关联,赵小卓认为,马蒂斯有可能就“印太战略”向中国进行解释,阐述中国在“印太战略”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印太战略”的目的是什么等,寻求中国的理解。能确定的是中美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军关系的稳定发展的重要性,马蒂斯此次访华也是为了进行沟通对话,防止冲突的出现。

 马蒂斯是否会受到惯有礼遇?

第二大疑问的答案是,不出意外,马蒂斯和前历任美国防长的待遇应该会保持相同。《环球时报》记者查阅此前美国历任防长哈格尔2014年、帕内塔2012年以及盖茨2011年的访华之行可以发现:美国防长来华访问期间不仅会与军方高级领导人会晤而且会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此外针对美军一些要求,中国军方会做出相应安排,安排参访行程。比如帕内塔是参观中国北海舰队的首位美国在任防长,并且登上了北海舰队的潜艇,哈格尔访华期间参观了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成为首位登上辽宁舰的外方人士,盖茨则访问原二炮司令部。

尽管马蒂斯是鹰派,上任以来不断指责中国,但从惯例可以得出结论,马蒂斯和前任规格待遇会保持一致。至于马蒂斯是否会有一些参访活动,这要看美方是否表达意愿,中方会视情而定。

“怒怼”“巧遇”是否会再度发生?

第三大疑团是最撩拨人心的,在美国小动作频频的背景下,是否会再现“中国军方高层怒怼美国防长”的局面。2014年4月,美国防长哈格尔访华期间在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与哈格尔的会晤中,范长龙当着记者的面说,中国人民包括他自己都不满哈格尔在东盟防长会议以及在日本访问期间发表的言论。范长龙在会谈时表示“哈格尔部长近期发表了一些言论,中国人民是不满意的。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再表示不选边站队,令人费解的是,部长先生却公开表示欢迎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撑腰打气。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海岛礁,部长先生却袒护菲律宾,指责中国。” 除了怒怼之外,盖茨在2011年访华期间,“巧遇”中国隐形战机歼-20的首次试飞。

此次马蒂斯访华期间的氛围会如何呈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琳2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双方会晤会在积极的氛围中进行,双方会本着对话合作、妥处分歧的着眼点出发。

刘琳介绍,“从美方而言,在当前中美关系负面因素有所上升,复杂因素增多的背景下,马蒂斯依然选择了访华,并且是四年以来美国防长首次访华。该行为本身就体现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来解决中美军事关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希望加强和中方在战略层面的沟通。对于中方而言,中方非常重视此次访问。中方一贯认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因素。尽管中美存在着一些领域的竞争,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沟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中方也希望通过两军高层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军关系的稳定发展。”

马蒂斯此行会收获什么?

最后一个谜团是马蒂斯此行的收获会是什么?这首先关系到双方会谈什么?任国强介绍,“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会见马蒂斯,双方将就两国两军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周波2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双方都会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阐述,美方应该会谈自身的关切是什么,中方也会表达中国的核心利益何在,双方会在最大范围内阐述立场和底线。”

周波认为,“沟通对话,管控危机”应该是中美两军高层会晤最一致的目的。“中美之间的风险管控管道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但这些机制和管道仍然无法取代人和人之间会晤,面对面的沟通是最直接,最有成效的。”

马蒂斯前往中国的旅途中再次提到南海问题,并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掂量”北京的战略雄心,称在访问中国时会持开放的心态,多听中国方面怎么说。

那么马蒂斯能从对话和倾听中收获什么?应该是会更清晰中国的意图和态度。

南海岛礁军事化是马蒂斯的口头禅,这次一定会当面提,马蒂斯会听到什么,大概应该是:南海岛礁及其附属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领土,具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在自己领土上行事,别国无权干涉。马蒂斯不大想谈台湾问题,但中方一定会明确表述核心利益不可触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也一定会交换意见。读者也可以猜测一下,美军所谓遭受到“激光照射”问题能不能被美国拿出来摆在桌面上谈。▲◆★●■☆

 

江泽民给赵南起送花圈 中共上将赵南起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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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8-06-25:北京时间6月25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党委书记赵南起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除中共七常委现身外,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一同现身。

赵南起于6月17日23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习近平向赵南起家属表示慰问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6月25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以及胡锦涛和王岐山向赵南起家属表示慰问。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等送了花圈。

公开资料显示,赵南起1927年4月20日出生在日占朝鲜忠清北道清州郡的一个农民家庭,是朝鲜族。他的祖父赵东植是清源郡1919年三一运动的筹划和组织者之一。

1985年,赵南起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并于两年后升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92年起,赵南起转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98年,赵南起当选中国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于2003年卸任。

胡锦涛现身画面 值得注意的是,赵南起曾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共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赵南起随首批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毛岸英当时也是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参谋。两人分别担任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俄语和朝鲜语翻译,直到毛岸英被美军飞机投放的凝固汽油弹焚烧而死。

赵南起去世后,中国1988年授衔上将仅4人在世:迟浩田(1929年)、刘振华(1921年)、万海峰(1920年)、王海(1925年)。▲◆★●■☆

 

88岁老校长给儿子写信交代身后事:“千万不要抢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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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 2018-06-24 生活报记者于海霞文/摄

“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2017年,知名作家琼瑶在脸书上公开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有感而发自己的身后事,改变了很多人牢不可破的生死观。

在哈市也有一位这样的老人,她叫田桂云,今年88岁,早在三年前她就曾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封信,告知孩子们当自己有一天病重没有抢救价值时,希望能够有尊严地离去,而不希望因为后辈的不舍,让自己的躯壳备受折磨。前不久,一位老友饱受病痛折磨离世,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她想再给儿子们写一封信,叮嘱孩子们,在妈妈生命的尽头,要放手让她安静地离开。

妈妈的信:儿子啊,不要让妈痛苦地“活着”

自己88岁,老伴90岁,人生已经步入暮年,21日,记者见到田桂云大娘时,老人仍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能自己买菜做饭,领老伴遛弯买药。“花开花落,生命无常,别看我现在好好的,谁知道要走的那一刻啥时候来啊?”田大娘幽默健谈,她说自己73岁才从校长的岗位上退休回家,晚年生活过得平静而安详,子女孙辈都事业有成,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安顿好她和老伴的后事,“我不想让自己遭罪,也不想让孩子们‘遭罪’”。

“如果有一天,我突发疾病昏迷不醒,如果没有抢救价值,千万不要过度抢救治疗。生命到了终点无须徘徊,那种全身插满管子的艰难求生,那种不死不活的苟延残喘,那种将家人拖得精疲力竭,没有品位、没有尊严的生命延长毫无意义,反而给我带来痛苦和悲哀。我想要的是‘有尊严地离开’。”2015年春节,在家中田桂云老人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封信。

据田桂云老人介绍,她55岁“第一次”从哈市教育部门退休,63岁到一所民办中学当校长,73岁时“第二次”退休回家,她原本打算过一个平静快乐的晚年生活。但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她被诊断为肾病综合征,此后,住院便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从哈尔滨到北京,在医院里她看到太多病友浑身插满管子的痛苦模样,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也看到太多儿女心力交瘁仍不放弃,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家属在医院走廊里四处打电话借钱,最后甚至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为老人筹集医药费。“我就想,儿子们啊,可不能让妈这样痛苦地‘活着’,更不能把钱和精力都花费在没有治疗价值的人身上,于是我才有了给孩子们写封信的念头。”田大娘说,她的想法源于在医院里看到的这些场景。

“我们事先把后事安排好,心静了,对你们对我们都是好事。”这是田桂云老人在生前预嘱中给两个儿子留的话。

生前预嘱:在哈市挺新鲜尚无先例

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田桂云交代,即使急救成功,往往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而很可能只是依赖机器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所以当我病重没有抢救价值时,请让我有尊严地离世……

田大娘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思想比较开通和活络,对新生事物接受得也快,像这种人没死先写好遗嘱的事一般人做不出来,尤其告诉孩子妈妈病得不行了就不要抢救了,这在常人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田大娘有两个儿子,而且都是医生,其中一个儿子还在外国生活。“我觉得或许儿子们能比一般人更了解现代医学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所以我并不担心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两个儿子会违背我的意愿”,但老人怕有“万一”,因为孩子们都非常孝顺,她怕日后没有法律效力让孩子们为难,于是写完信后她偷偷地跑去公证处,对方说目前还未开展此类公证业务,而且她在网上查到自己写的这个“信”其实叫“生前预嘱”。

那这个事总要让孩子们知道啊?她和跟老伴一商量,决定趁春节儿子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开个家庭会议,让儿子、儿媳等全体家庭成员都在自己的生前预嘱上签字。不仅如此,她还找来自己的弟弟、弟媳,让他们作见证人,老人将这封签有自己和老伴名字的“信”复印了很多份,除了分发给儿子、媳妇,也给家里的亲人都发了一份,“就是想让我们的生前预嘱在某一天更具有执行力”,在信中,田桂云还告诉孩子们,自己连去世时穿的衣服和照片都准备好了,一切从简,你们只需按要求照办就好。

“儿子们,我走的时候你们别折腾我了,不要让妈妈遭罪,我也想像琼瑶那样生如火花死如雪花,安静地离去,妈妈不想听你们离别时颤抖和心碎的声音。”孩子们对妈妈的想法都表示理解,并答应一定按妈妈的嘱托去做。

田大娘办完这件事之后,彻底心静了,她开玩笑说,自己不能预知离世的日期,如果可以,她想将殡仪馆的灵车都预订好,真正做到不给这个尘世留一点负担。

生老病死:该放手时要放手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人活到八九十岁不足为奇,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五福临门”,其中“善终”即为第五福,瓜熟蒂落,这是自然规律,但现在有多少老人是为亲人而“活”,出于传统道义,儿女的心情也异常复杂:“能让我妈多活一天是一天,要是我同意放弃抢救,别人会骂我是不孝子孙。”“我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我怕做这个决定会后悔?”

田桂云大娘说,最近她要再给儿子们写封信嘱咐一下,千万要照自己的意思办,而且她也经常劝慰身边的老姐妹们接受这个新观念,楼下的一位老姐姐因为下不了决心,让植物人老伴在病床上整整折腾了一年,不但花费了20多万元治疗费用,把儿女都熬得不成人样,最后老伴还是去了,老姐姐很后悔,当初就应该让老伴有尊严地离去,由于自己的不舍,让家人都遭罪。

“生前预嘱在哈市或许还是新名词,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帮助人们摆脱这种困境”。田大娘说,她上网搜索过了,生前预嘱(Li vi ng wi l l)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与其相配套的还有缓和医疗,即最大程度缓解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使其微笑着与世界告别。2011年6月,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出现,推广尊严死亡。2013年7月30日,北京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向公众普及和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尊严死”的概念。

专家观点:无法律规定靠本人意愿

当一个人处于癌症晚期,浑插满了管子,像机器人一样躺在病床上,签署“生前预嘱”,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归途。这个既陌生、厚重又前沿的理念,是全世界都在热议的话题。新加坡总统李光耀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直在想,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跳动停止,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是来快的”。

黑龙江东禹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明认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如果患者或其近亲属有明确的“意见”,即法律上所说的意思表示,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尊重其意愿,即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当然有时可能会引发与伦理、道德、传统习惯等的冲突。

医学专家、哈市第二医院肿瘤科主任孟秋对于生前预嘱抱着积极的支持态度,她说现在很多患者和家属观念已经发生改变,能够接受生前预嘱,如果患者本人在清醒时提出,家属和医院都会尊重他的决定,如果患者确实是病情危重治疗无望,医院会跟家属说明情况,多数家属也会听取医生的建议和意见,让患者安详离世,减少治疗的痛苦,她认为,很多时候“生死”是由医学来决定的,但“生前预嘱”是把生死的决定权交给了自己。

社会学者曲文勇认为,既然“生前预嘱”没有法律明文规定,那就要看个人的价值观和喜好,至于选择怎样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也谈不上是否有“尊严”,这不过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是把死亡的权利交由本人做主,哈市交给医疗护理机构?这绝非强迫人人如此,或鼓励人们放弃生命。“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田桂云大娘最喜欢的诗句,她说自己在等待那个安详地闭上眼睛,回到原点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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