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赞中印关系是“世界的稳定因素”★

今日看点:2018-08-24(上午版)▲◆★●■☆

中国”最美天路”成了垃圾场 扔的速度远超清理速度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23/7563137.html

三位顶级专家意外身亡 或影响航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23/7562189.html

莫迪赞中印关系是“世界的稳定因素”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23/7562128.html

一代佛教领袖倒掉 中国散养仁波切恐慌在蔓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23/7563670.html

一份国际榜单触动中国人神经:高成本生活的焦虑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23/7563841.html

中国”最美天路”成了垃圾场 扔的速度远超清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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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2018-08-23:卡子拉山观景台旺季时一次能清理出三、四袋垃圾。(取材自北京青年报)

318国道川藏段随处可见游客乱扔的垃圾。(取材自北京青年报)

318国道川藏段从成都直通拉萨,沿途风景优美,给人“隔山不同天,一天有四季”的感受,被誉为“最美天道”。随着自驾的游客增加,部分路段也垃圾成灾。有网友说,“最触目惊心的是从波密往通麦路上,因前方坍方而时停时行,一路上到处是垃圾。”

北京青年报报导,另一位游客陈小姐,日前乘坐巴士从成都前往稻城亚丁游玩。她说,318国道卡子拉山观景台,满地都是饮料瓶、零食包装、方便面盒,卡子拉山几乎成了“垃圾山”。

当地的理塘县旅游局工作人员表示,每年7、8月和五一、十一是卡子拉山的旅游旺季,游客丢弃垃圾的情况也最为严重。他表示,旅游局每周会组织两次清扫,沿路驱车捡垃圾。仅在卡子拉山观景台,旺季的时候一次能清理出三、四袋垃圾。他说,“有时候我们正在清扫,游客就从车窗里向外丢垃圾,垃圾桶就在旁边也不愿意下来扔”。

据报导,318国道西藏境内也同样受到垃圾困扰。波密县古乡乡长丹增表示,由于国道两边都是原始森林,游客扔的垃圾也特别明显。旺季时乡政府每周会组织两到三次清扫工作,“垃圾多的时候,每2、30公里就能清扫出一个小型翻斗车的垃圾”。

虽然路上立有保护环境的指示牌,交警也会向游客宣导保护环境。甚至向游客发送垃圾袋,在游客喜欢逗留拍照的地方设置垃圾桶,但效果还是有限。丹增表示,目前以清扫和劝导为主,是因为人手有限,即使想加大处罚力度也很困难。▲◆★●■☆

 

三位顶级专家意外身亡 或影响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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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澎湃新闻 2018-08-23:001A航母在大连进行舾装,近期可能将再次海试

中共军工企业中船重工疑似发生重大事故,导致3名顶级军工专家死亡。

北京时间8月23日,流传中国网络的一份讣告称,中船重工760研究所副所长黄群、实验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实验平台机电长姜开斌,因溺水受伤,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讣告内容称,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人是因“保卫国家财产安全”而溺水身亡的。

其中,时年51岁的黄群一直从事国家重点武器装备型号产品科研及管理工作,任719所质量处副处长、处长、副总质量师兼质量部主任、副总质量师,760所副所长等职务。

时年61岁的宋月才毕业于青岛海军潜艇学院,历任航海长、副艇长、艇长、基地副主任,2011年任760所试验平台负责人。

时年62岁的姜开斌毕业于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历任副机电长、机电长。2018年3月任760研究所某实验平台机电长。

据资料,中船重工760研究所位于辽宁大连,是从事船舶噪声振动检验测试、海洋工程测试研究等科研事业单位。

有说法称,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人死亡是因台风引发的事故造成的,时间是8月20日15时50分。记者查询得知,8月20日上午,台风“温比亚”由山东进入渤海湾,行进线路靠近大连附近。

另外,位于辽宁的中船重工旗下的大连造船厂正在建造中国首艘国产航母001A,以及维修保养航母辽宁舰。

稍早前,辽宁海事局发布航行禁令,将在大连外海进行重要的军事活动,禁止无关船舶靠近。舆论普遍认为,这可能与001A将再次海试有关。

相关照片也显示,001A甲板已经出现直升机和舰载机模型,以验证载机可行性。

因此,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人溺亡,可能与航母有关。但从三人自身的经历看,也不排除与潜艇有关。

中船重工3名党员为抢救国家重点试验平台牺牲

8月20日,受强烈台风“温比亚”影响,大连遭受罕见狂风暴雨,停泊在七六〇所南码头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在巨浪的袭击下出现险情。危急时刻,为了国家财产,为了军工装备,为了同胞生命,七六〇所党委委员、副所长、研究员黄群等12名同志紧急前往码头抗险,确保试验平台及其4名保障人员安全。

抗险过程中,黄群同志,以及共产党员、七六〇所某试验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同志,共产党员、七六〇所某试验平台机电长姜开斌同志不幸罹难、壮烈牺牲,用宝贵的生命保护了试验平台及其保障人员的安全。

8月19日,宋月才接到“温比亚”台风预警通知,及时进行防台部署。黄群与规划处副处长孙逊等多次赶赴码头,检查落实情况。为实时掌握动态,黄群当晚在办公室通宵值班。8月20日早晨,台风风力持续加大,狂风巨浪袭向码头,试验平台部分缆桩已因受力过大严重变形至断裂,缆绳脱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情况非常危急,如不进一步采取措施,很有可能会造成试验平台失控、毁损、倾覆、沉没及其保障人员伤亡。在此紧急关头,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等12名同志奋不顾身、毫不犹豫地冲向码头,去加固试验平台缆绳。在抗险救灾的过程中,接踵而至的巨浪将7名人员先后卷入海中。

险情发生后,中船重工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立即部署抗险救援工作,并安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何纪武赶赴现场指挥。七六〇所领导班子现场全力组织救援,并及时报告大连市救援应急办、大连市公安局、辽宁省海事局,联系120急救中心等前来协助营救。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多方专业力量实施救援。

经全力施救,7名落水人员中有4人获救,黄群、宋月才、姜开斌3名同志壮烈牺牲。

该试验平台是用于科研试验的专用海上试验装备,对提升我国船舶多项核心关键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等同志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视同志生命高于一切,在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英雄壮举和宝贵生命保证了试验平台及其保障人员的安全,是新时代中船重工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信念坚定,许党报国的先进典型。

8月21日,在集团公司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之前,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为在抗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3位同志默哀,向英雄致敬。中船重工党组要求,集团公司全体党员要向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等同志学习,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对党绝对忠诚,对国防事业无限热爱,为把中船重工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建设世界一流海军不懈奋斗。▲◆★●■☆

 

莫迪赞中印关系是“世界的稳定因素”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23/7562128.html

参考消息 2018-08-23:外媒称,中国国防部长于21日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次访问被双方官员视为两军在2017年洞朗对峙70多天之后在改善双方的沟通和气氛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据印度网8月21日报道,21日的一则报道称,在洞朗对峙结束一年后,印度和中国准备讨论在实际控制线沿线加强建立信任举措、设立两军指挥官热线和恢复双方“手拉手”军事演习等议题。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后,印度总理莫迪说:“边境地区能够保持和平与安宁,表明印度和中国处理分歧的方式变得相互体谅且成熟,不任其发展为冲突。”

8月21日下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国防部网)

《印度时报》援引莫迪总理的话称,印中关系是“世界的稳定因素”。该报称,魏凤和23日将与印度国防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举行会谈。该报援引一位官员的话称:“在两军司令部之间建立类似印巴之间的那种热线、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以及更有效地落实建立信任举措以防止军队在实控线沿线发生对峙,这些都将在议程之列。”

报道称,今年4月,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为缓和两军巡逻时出现军事冲突提供了“战略指导”。实控线沿线的冲突已经有所减少。然而,两国军队仍继续开展巡逻,对尚未厘清的实控线附近有争议地区宣示主权。这条实控线从拉达克一直延伸到藏南地区。

另据印度《第一邮报》网站8月21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21日说,印度和中国正以“相互体谅且成熟”的方式处理分歧,不让分歧成为争端,这一点从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中显而易见。

报道称,莫迪赞赏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增加高层交流,包括在防务和军事交流方面。

根据印度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莫迪是在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1日与他会晤时发表上述讲话的。

总理办公室说:“总理把印中关系称为世界的稳定因素,他说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表明印度和中国以敏感和成熟的方式处理分歧,不让分歧成为争端。”

报道称,莫迪还热情回顾了他近期在武汉、青岛和约翰内斯堡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

中国国防部长于21日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次访问被双方官员视为两军在2017年洞朗对峙70多天之后在改善双方的沟通和气氛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据官方消息人士说,魏凤和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印度国防部门商讨落实莫迪与习近平4月在武汉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作出的决定,包括增进互信以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洞朗事件的对峙。

此外据《印度斯坦时报》网站8月21日报道,官方消息人士说,国防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于23日举行广泛会谈,会谈焦点将是让戍守有争议边界的两国军队消除猜疑并加强协调。

魏凤和于21日抵达新德里,开启为期四天的访问。

消息人士说,魏凤和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与印度国防部门商讨落实莫迪和习近平4月于武汉举行非正式首脑会晤期间作出的决定事宜。

报道称,在本次代表团级别的会谈中,印度方面可能会提及中国在洞朗北部部署相当数量驻军的问题。

上述消息人士说,双方还将尝试通过在两国军队之间设立热线来解决分歧。

报道称,继武汉首脑会晤后,双方重新提起被长期搁置的设立热线以避免边境冲突骤然爆发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遭遇了阻碍,因为双方在热线的规格和技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报道指出,印度陆军一直主张,热线应当在印度的军事作战处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级别对等的官员之间设立。但是,北京则建议由总部位于成都的西部战区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出面。

报道称,印度陆军对中方建议表示反对,坚称应该由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一名级别对等的军官参加热线沟通。 ▲◆★●■☆

 

一代佛教领袖倒掉 中国散养仁波切恐慌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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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8-08-23:北京时间8月23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再就龙泉寺住持释学诚性侵案进行回应。总结“回应”中的几点可以看出,此前举报材料中所提的释学诚发送骚扰信息、龙泉寺违章建筑、资金流向等问题经调查都属实。释学诚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男女双修”等凡夫俗子的热议中尘埃落定。接下来,关于释学诚这一曾经的宗教界领袖和龙泉寺的处理结果等,公众仍然在等待后续。

8月1日,学诚法师的丑闻曝光。对他的举报材料长达95页,材料中记录了学诚法师诸多不法行为,更指出学诚法师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男女双修”等。中国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在佛门圣地违反教规,这对于任何宗教,恐怕都会是一场灾难。长期以来,龙泉寺的光环使得信徒们趋之若鹜,而宗教领袖的“倒掉”,颠覆了公众的想象,影响了佛教的声誉。佛门圣地的“大德高僧”尚且如此,那些民间散养的仁波切呢?他们的生活状态,经过“龙泉寺一役”,或更令人浮想联翩。

是仁波切还是转世高僧?

仁波切源于藏语,原义是“珍宝”,意义与和尚、阿阇黎、喇嘛、高僧相近,在汉语中大众常用上师和活佛来称呼仁波切。通常来讲,僧人在三种情形下会被称作仁波切:一是转世高僧(即活佛)并被认证;二是学问堪为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也就是说转世高僧一定是仁波切,但被称为仁波切的人不一定是转世高僧。

释学诚性侵丑闻被中国官方定性属实,此前举报材料中所提龙泉寺违章建筑等亦属实

近些年,经济的繁荣之外,仁波切也同样风生水起,一时“真假活佛”难辨。为治理“假活佛”乱象,2016年1月中国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正式上线,希望能够借此平台给信教人士辨别真假活佛,这也是中国宗教教职人员省份信息首次实现互联网查询。该查询系统一共有五大查询入口:中国佛教官网查询入口、中国国家宗教局官网查询入口、中国西藏网官网查询入口、中国西藏网官方微信查询入口、中国西藏网官方微博查询入口。查询首选活佛证编号、其次是身份证号,其后就是传承的寺庙。

查询系统上线后,当时就有媒体调侃地表示,“活佛查询系统上线 朝阳的假活佛们昨夜失眠了”等诸如此类的段子。这里的“朝阳”,是指北京市朝阳区,这一区域频繁出现在各种明星与富商供奉“假活佛”的传说中,朝阳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宗教界一个备受嘲讽的代名词。“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万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约90%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回答‘这是密法不可说’,约100%只有在听到‘供养、双修’时会精神振作”,这是互联网上关于朝阳区与散养仁波切颇为有名的一个段子。

而2015年一段名为“张铁林坐床”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后,更加引发网友对仁波切现象的关注,并逐渐开始反思“仁波切现象”狂热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警惕各种打着藏传佛教的幌子行诈骗之名的活动,同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依法打击与严惩,不要让这些假仁波切们利用佛教中饱私囊,妖言惑众。

在对仁波切现象反思的同时,中国一些影视明星与富商也渐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仁波切被“供养”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等诸如此类问题,也不断有媒体披露。

仁波切与明星富商的纠葛

其实,活佛入京并非近代社会的产物。公元13世纪,作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就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北京,这被后世看做藏传佛教入京的重要标志。但“朝阳仁波切”与历史上藏传佛教由西向东的传道路径不同,他们是由南向北。上世界七八十年代随着港台经济的起飞,藏传佛教备受两地上流社会青睐,一些明星富商纷纷成为信徒。九十年代,随着港台与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藏传佛教徒开始将此风带入大陆;这些明星信徒因为自带的光环效应,加速了传播,而在朝阳区这个新富崛起之地,与仁波切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活佛从藏地庙宇中走出,来到内地传教写书并接受采访,北京成为他们的聚集地,信徒们把他们奉若神明,亲昵称之为“活佛”、“上师”、“仁波切”。随着影响力的日增,仁波切们邀请被邀请去高校、企业做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日趋增多,甚至开始受邀走出国门。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活佛们,他们从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就逐渐跳脱出来,经商、拍电影等,也利用互联网来弘扬佛法,并聚集越来越多的明星粉丝,明星也乐意为他们站台,甚至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的效应却通过明星的加持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客观地讲,有些活佛,在获取了足够的经济利益后,也开始用他们的盈利来资助偏远地区的失学儿童。

在很多报道中,明星与仁波切共同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甚至有的明星与将活佛当成自己的心理医生,做事情前要先向仁波切请示,得到许可方才行动。由此可以看出,仁波切之于明星,更像是前进道路上的导师,至于明星更倾向于笃信佛教等,似乎可以存在这样一种解释: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明星之间的心理孤独比常人尤甚,他们在大把财力支撑的背后,更有条件去获得这样一种“救赎”。根本上来讲,依然是社会孤独感与迷茫在涤荡;另一方面,担心拥有的荣耀与财富未来会成“昨日黄花”,他们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庇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明星富商的追捧给“仁波切狂热”营造了生存土壤,而当藏传佛教遭遇内地富有者冲击时,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在发生。真活佛们希望通过慈善事业利益众生,假活佛们有时则用各种公益头衔包装自己,以此鱼目混珠。比如说,藏传佛教中的供养关系,就成为明星、富商与仁波切包养关系的一个绝妙契机。他们向寺院和僧人供养与布施(捐赠食物、田地、金钱),而“仁波切们”则确保捐赠者善的“因果报应”。当供养累积到一定数额,有些活佛会选择用慈善来回馈社会,普度众生。但是这其中依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问题:信仰一旦与富裕者和大额金钱挂钩,藏传佛教以及其背后的供养制度就难免陷入争议了。

中国互联网平台腾讯旗下“贵圈”栏目几年前在朝阳系列调查中曾对“朝阳仁波切”有着比较全方位的描述,并最终得出结论表示,“有人在谈论藏传佛教热时,将其与“养生党”、“鸡汤党”相提并论,这显然是看轻了信仰的力量”。在朝阳区“30万”仁波切中,既有真心为度化而来的修行人,也有为骗取财物而来的假活佛。功利与浮躁往往就像障眼法,横亘在信徒与真实的藏传佛教之间。

“领袖”倒掉:荒诞的现实

实事求是地讲,各种利益裹挟背后,仁波切这个群体的声誉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一些利用关系获得活佛认证的假仁波切在取得证书后,开始进行敛财,但在汉地,因为没有藏区从小耳濡目染的佛教环境的熏陶,对真假仁波切比较难以辨认。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为了正本清源,2010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统一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经政府审批的活佛颁发“藏传佛教活佛证”,这被视作真假活佛辨别的最有力证据。但是经国家批准的转世活佛,依然存在走后门的关系户。

为打击“假活佛”中国官方采取一系列认证措施(图源:VCG)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第七世珠康活佛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判断“真活佛的4条标准,一条也不能缺”:第一,要有传承,比如班禅现有十一世;第二,要有寺庙,活佛在寺庙里面修行;第三,有转世灵童制度,找灵童的时候要符合宗教仪轨;第四,要有政府批准。而一位活佛在被正式认证后,需要接受比普通僧侣更为严苛的教育,长期不懈地闻思修行,才能成为合格的转世传法者,这几乎要耗费十几或者二十年的时间。

国家宗教事务局2007年亦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不管大小活佛的转世,都应上报中国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批准,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等。

佛教的发展,近些年确实受到商业化的巨大冲击。比如一些地方把寺院当做“摇钱树”,变成“家庙”,变成“商场”,恰如现在的龙泉寺;也有一些僧人不守清规、不务正业追逐名利,比如这次被爆并已被查实的释学诚;一些街活佛利用似是而非的理论“宣讲佛法”,骗取钱财……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龙泉寺。庄严慈悲的佛教形象被商业企图心玷污,清修之地更像大肆敛财的“窝点”。

这些乱象或许不足以代表佛教的主流,但造成极坏的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道风建设不扎实,相关监管机制有待加强等内在因素制约了佛教的健康发展。一切看起来像一场闹剧,然而,它又是真实发生的,荒诞且悲哀。释学诚的倒掉,对这些散养的仁波切,又意味着什么?意味深且长。▲◆★●■☆

 

一份国际榜单触动中国人神经:高成本生活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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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 2018-08-23:近日,就在大陆舆论为猛涨的房租争论时,一份国际排名榜单再次触动人们神经: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咨询发布全球生活成本排名显示,北京、上海都进入了前10位,深圳第12,三地均超过纽约、伦敦,成为名副其实的居住高成本城市。

中国城市排名靠前,有意料之中的原因,也有意料之外的困惑。就“硬实力”来说,不管是经济活力还是城市建设,北京、上海、深圳早已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它们不但聚集了全中国的优质资源,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外国人经商就业,生活成本高并不奇怪。

但同时,让人感到焦虑的是,在对标伦敦、纽约、洛杉矶时,人们会发现京沪深“软环境”仍有差距——高昂的生活成本却没有带来像西方国际大都市一样的生活品质,换句话说,就是刨去生存花费,很多都市人手里剩下能享受生活的钱,比西方民众少了很多。

在京沪深三地,最大的生存成本就是居住花费。高昂的房价、高涨的房租不但挤占了很多年轻人的大部分支出,还抽干了很多家庭的储蓄,直接导致生活成本陡升。相反,发达国家的工资普遍高于中国,可抵消物价带来的部分压力,房价(租金)收入比也比较合理,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成本低于中国大城市的原因。

高生活成本和低购买力,反映了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现状。有人说这是城镇化阵痛,但从长远看,这显然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

如今,很多中国大都市发展进入一个悖论循环,城市发展空间大,人员向城市汇聚;而人才越集中,城市发展空间变得更大,进而吸引更多人涌入。这个过程源于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理论上来说没有问题。但中国城市形成时间尚短,如此快速的扩张,必然带来大量管理问题,一旦管理问题形成质变,就会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中国城市还很年轻,仍需时间磨合出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通过科学的管理体系化解社会问题。科学配置资源、建设卫星城、细化人口管理……等等措施,都是城市管理者正在进行的探索,目的就是让每个居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宜居平衡点,让每个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居民享受真实的美好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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