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2018-11-01（下午版）▲◆★●■☆
毛泽东1954年为何要请辞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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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接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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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热点：澳大利亚该如何修复对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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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54年为何要请辞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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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0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毛泽东心里清楚，他们来信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总之，他当不当下任国家主席，不是他个人的事。认真看完来信后，毛泽东在信的末尾郑重地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在这里，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欢聚一堂，座谈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其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开门整风已进入高潮，毛泽东在讲完了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中心发言后，突然话锋一转，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此言一出，令刚刚还被毛泽东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的讲话感动着的民主党派人士深感惊愕和意外，会场上一时窃声阵阵，丝丝骚动。会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紧急密陈”，联名致信中共领导人，恳请说服毛泽东收回成命，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毛泽东力辞国家主席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新中国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也是他的首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祖国大陆还没完全解放，处战争状态。因此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象征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职空缺，直至１９５４年９月。五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代理国家主席处理国务，不是国家元首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随着新中国外交局面逐步打开，一步步走向世界，毛泽东在日益频繁的国务活动中越来越感到别扭，觉得名不正言不顺。新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尽快和国际接轨，这已成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的共识。
１９５４年，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正在会同民主党派人士酝酿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明确提出宪法要规定中国设立国家主席的制度，中国要有国家主席。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应该是什么样？毛泽东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
“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委员长，笔者注），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总统）区别开来，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我们国家的元首（国家主席）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一可使中国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更好与国际接轨；二防万一不测，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运转；三可在政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牵线搭桥，又不至于使其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毛泽东设置国家主席理由之充分和近乎天衣无缝的解释，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一致赞同。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７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则当选为副主席。
然而，就任国家主席两年后的１９５６年夏，毛泽东就在北戴河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披露了他不想担任下任国家主席的意思。此时他已是一身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万事缠身，已令他应接不暇，力不从心。现在又多了国家主席一职，必须经常抛头露面，送往迎来，更分散和消耗了他的精力。还是在１９５６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在回寄给宋庆龄的新年问候信中，就曾无奈地感叹自己“吾衰矣”！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务外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礼仪形式，令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向来豪放不羁，不喜循规蹈矩的毛泽东很是不习惯，不自在。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从有了不想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后，他以后多次重申这个愿望。１９５８年初在南宁会议上，他再次对与会人员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
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也同样日理万机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人，十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他们在党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终于使党内在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党外人士力劝毛泽东连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打算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想法却遭到了党外著名民主人士的善意阻拦。这些人大都经历晚清、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等朝代。他们在先追随孙中山革命未果，后幻想国民党救国破灭后，最后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找到了他们的归宿。中国共产党面对长期战争破坏留下的烂滩子，励精图治，团结全国人民，硬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令他们折服；他们在新中国政府里纷纷担任的要职中，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宽广胸怀。他们把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折服和感谢集中在了毛泽东身上，为新中国有这么一位领袖而骄傲自豪，真诚地希望他永远当新中国的掌舵人，新中国永久的象征。如今，听说毛泽东无意当下一届国家主席，有点接受不了。
就在天安门座谈会结束当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双肩挑的陈叔通和黄炎培，受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委托，进行了紧急磋商，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现在形势“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否则，“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的机会”。最后，他们干脆“披沥直陈”建议刘少奇、周恩来“及时邀请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他们希望通过刘、周力劝毛泽东收回成命。
事关重大，刘少奇、周恩来阅后立即直接转呈毛泽东。
陈、黄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心里清楚，他们来信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总之，他当不当下任国家主席，不是他个人的事。认真看完来信后，毛泽东在信的末尾郑重地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没把对陈、黄信的批语直接交给陈、黄本人，而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特别指示他们“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１００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要求政治局大张旗鼓地做工作，首先务必在党内统一思想，这表明，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
西方的一些通讯社很快就捕捉到了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１９５８年６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不断听到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传说，并被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频频要求予以证实。还没有听到国内正式传达的宦乡，便紧急向外交部报告了此事。
７月３１日，正想通过非官方渠道扩大他辞职影响的毛泽东看到宦乡的电报后灵机一动，决定借力造势，立即亲笔回了一封电报，不仅要求宦乡证实“所传辞职事是真的”，还要求他“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以便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毛泽东自己还亲自“放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又专门把自己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
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中央政治局在党内外的广泛“透风”和卓有成效的解释工作，围绕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这不大不小的风波逐渐平息。考虑到了党内外人士的情绪，中共中央作出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特意作了这样一些“缓冲”和“铺垫”：
“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请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不管怎样，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
朱德力荐刘少奇接替毛泽东
谁是第二任国家主席的人选，毛泽东没推荐提名，只是说“让别人干！”这个“别人”没明确，又引来党内外人士的猜测。毛泽东辞职风波仍未完全平息。
１９５９年４月２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定调子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名单，而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尤为受人关注。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这种观点。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１９４５年８月，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谈。毛泽东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行前，毛泽东曾在党内交代，我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听到过这些话。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１１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于１２月６日动身前往莫斯科，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回到北京。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三个月。
第三次是在１９５３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毛泽东对过去刘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经历非常满意，特别是对他出色的全局驾驭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赞赏有加。所以毛泽东这次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适合”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对刘少奇放心。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一再赞扬他“肚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
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对新的国家主席候选人合情合理的说明解释，彻底消除了人们在新的国家主席人选问题上的种种疑虑，增强了党内外群众对刘少奇的进一步了解和他出任下任国家主席的信心。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７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朱德当选委员长。碰巧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任第一任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年龄都刚过花甲之年，６１岁。
至此，围绕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的风波彻底平息。黄炎培、陈淑通等党外人士，通过这场国家主席候选人“风波”，又一次亲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宽广胸襟和坚如磐石的团结。来源：党史文苑▲◆★●■☆
中国将接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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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1 星岛环球网原标题：陆慷：中国将接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公众号（xws4_fmprc）消息，在10月31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将在11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将如何行使职权并发挥作用？将重点推动哪些方面的工作？
陆慷：中国将从明天起正式接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轮值主席。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安理会11月将举行多场会议，审议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中东、波黑、萨赫勒地区局势等问题。中方作为轮值主席，还考虑就当前形势下加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作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举行安理会公开会议。我们正就11月工作计划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进行协商。
联合国安理会是二战后确立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面临复杂挑战。 作为11月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将推动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保持团结合作，采取有效行动，积极推进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我们也将同非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安理会议程上的有关当事国等加强互动，以更加开放透明方式履行好安理会主席职责。
背 景 知 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为期1个月。安理会主席对安理会确定当月议题、引导审议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到各方重视。中国上一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是2017年7月。来源：外交部网站▲◆★●■☆
环球热点：澳大利亚该如何修复对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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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1 08 星岛环球网 原标题：澳大利亚该如何修复对华关系？
10月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频频示好，中澳关系回暖迹象明显。10月29日，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发布一份关于澳中关系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冷静并且理性地看待中国崛起，基于事实和证据做出客观判断。
自去年以来，“中国渗透论” “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在澳大利亚政界及部分媒体甚嚣尘上，为中澳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如今，澳国内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中澳关系发展何去何从？
释放友好信号
“你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用中文作为自己演讲的开场白。这一幕发生在10月初。据澳大利亚《星岛日报》报道，10月初，莫里森造访南悉尼华人聚居区赫斯特维尔商业街并发表演讲，肯定了澳华人的贡献和中澳关系的重要性。
报道称，这是莫里森上台后第一次对中国做出的比较全面的声明。莫里森表示，“中国对澳大利亚非常重要。”“我们承诺基于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和相互间的尊重，与中国发展长期建设性伙伴关系。”
澳前外交官、评论员约翰·梅纳德称赞莫里森为“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充满活力和互利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执政权，不会跟随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威胁，而是将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平衡中美关系。报道称，澳大利亚明年大选在即，工党在一项最新民调中获得了54%的支持率，高于执政联盟的46%。“中澳关系明显在回暖。澳大利亚政府官方停止发表一些批评中国的言论以及对中国一系列国际战略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是中澳关系回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费晟表示，虽然中澳关系未来可能会走向积极回暖之势，但是两国关系接下来可能依然会出现反复与波折。
“澳方释放友好信号，有意缓和两国关系，但就目前来看，远不能达到‘破冰’的程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南太平洋研究室副研究员郭春梅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澳大利亚一系列的行为的确有要修补中澳关系之意，但澳方这种短期的示好行为，更多来自于其对经贸方面利益的诉求。
合作胜过一禁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称，日前，维多利亚州越过澳大利亚中央政府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达成协议，成为该国第一个正式支持该倡议的州政府。
“该备忘录的签署是维州对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在签字仪式上说，中国是维州最大贸易伙伴，维州政府致力于将维州打造成澳对华合作的重要“门户”。
《金融评论报》发表评论称，维多利亚州的举动可谓标志性事件，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寻求更紧密的对华经济关系，要甩开中央政府单干。该报援引安德鲁斯的话说，“在过去4年里，维多利亚州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份额中增加三倍多，而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几乎翻了一番。我们曾说过将重启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正在完成这一任务。”
日前，澳媒《澳大利亚人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与中国明智共事胜过一禁了之”的文章，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中国合作比将中国拒之门外更符合澳国家利益。
“在中美博弈不断加剧的当下，澳大利亚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更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费晟表示，虽然美国是澳大利亚的军事盟友，但是澳一直在公开场合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贸易自由化，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2018年6月20日，洛伊研究所发布了一项关于澳大利亚人对其他国家态度的年度民意调查。调查显示，8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更大程度上是经济伙伴，而不是军事威胁。
“中国并不是澳大利亚发展道路上的敌人，反之，我们对于中澳关系的信念同1972年中澳建交之初所坚持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罗震表示，中国崛起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发展机会。目前，随着中国向高收入国家逐步转型，在澳大利亚整个的经济发展视野中没有比中国崛起这个趋势更加亮眼的发展点。这就要求澳大利亚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看待中国崛起。
先要解决认知问题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莫里森近来对中国发动“魅力攻势”，以期改善中澳关系。 但问题在于，澳大利亚对中国释放的任何善意，都会被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抢戏”。澳大利亚被夹在中美之间，步履维艰。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澳大利亚日前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大陆华为与中兴通讯两家公司从澳洲的5G网络建设中剔除出去，引发中国抗议。但专家认为，国家安全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美国与中国在5G市场上的商业竞争，澳大利亚只是在这场竞争中选边站而已。
“中澳关系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便是澳大利亚对外政治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错配。”郭春梅分析称，“安全上，澳大利亚仍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存在依赖和倚重，特殊的地缘政治形势又决定它在安全上的担忧更为敏感。另一方面，通过近些年中澳关系的发展，澳大利亚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也非常大。”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政治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对外政策就出现了不相匹配的情况，进而引发国内的不同声音。到底是更重视前者还是后者？如何平衡二者关系？澳大利亚必须做出选择。
其实早在5月21日同澳时任外长毕晓普在G20外长会议的会见之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明确指出了未来中澳关系改善的先决条件，“澳方如果真心希望两国关系回归正轨并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就一定要摆脱传统思维，摘下有色眼镜，多从积极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多为两国合作提供推动力而不是‘后坐力’。”
“虽然在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相互尊重是未来中澳关系发展的方向。”郭春梅表示。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