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2019-01-02（下午版）▲◆★●■☆
美日八十年代贸易战对中国带来的启示★★
http://www.stnn.cc/kzg/2018/1231/604182.shtml
人民日报海外版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
http://news.stnn.cc/19/2019/0101/604295.shtml
中国在联合国得票高 靠的是威望★★
https://news.sina.com.cn/w/2019-01-01/doc-ihqfskcn3002942.shtml
美日八十年代贸易战对中国带来的启示★★
http://www.stnn.cc/kzg/2018/1231/604182.shtml
2018-12-31 星岛环球网
日媒《日本时报》12月20日文章，原题：美日八十年代贸易战为中国提供线索。
原文如下：
中国可能正遭受与美国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大量企业裁员、削减员工工资和控制成本。受制于美国对中国增加关税的影响出口商品不得不大幅降低出口价格，中国外贸增速锐减。美国消费者和制造业同样受到中国增加关税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六年持续下降，政府不断压缩国内的信贷规模。所以有分析家认为，中美贸易战造成的影响只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另一个诱因。
尽管如此，美对华提高贸易关税、限制对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和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这些举措很有可能打击中国经济。为了结束这场贸易纷争，外界观望美国会继续提出要求，而中国会如何应对。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建议，除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作出让步和取消美资在华的投资限制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中国放开资本管制。此举有助于中国在未来让人民币承担起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短期而言，允许资本自由出入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贬值，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的聚集地，人民币就有升值的可能性。此举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协议中，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同意让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中国不一定会同意签署类似的协议。有人认为，当时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正是为日后经济泡沫破裂埋下祸根，因此中国不会重蹈覆辙。日本经济神话破灭并不只是签订这个协议。首先，该协议没有限制日本出口。1985年以后，日元升值了约100%，但即使汇率大幅波动，日本的贸易顺差在接下来的几年并没有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在协议签署后，日本经济仍在增长。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繁荣，因此，即使是因为《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急速衰退，那也只是间接造成，因为它引发日本的资产泡沫，而不是直接在贸易逆差上。泡沫的破裂直接导致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彼得·兰德斯在美媒撰文提出这一论点。当时日本中央银行担心《广场协议》会抑制日本的经济增长，所以在80年代末一直将利率维持在低位，导致股票和土地价格泡沫式增长。直到两年后才加息。但这论点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即使它是正确，意味着日本经济泡沫的崩盘不是真正由《广场协议》造成，而是政府政策失误。1987年之前，日元升值并没有导致出口增长放缓。其次，低利率是否是金融泡沫出现的主因尚未有定论。理论上，提高利率应该通过增加资本的机会成本来降低价格，反过来，这可能会刺破支撑泡沫的非理性繁荣。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会以泡沫为理由，避免制定过低的利率政策。但实际上，利率和泡沫之间的关系比外界想象的要弱。利率和房价上涨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性。通过实验室模型可以发现，更高的利率并不能阻止泡沫的形成，许多国家发现，很难通过政府政策来抑制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而又不让经济陷入衰退。
因此，即使通过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也不太可能是直接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原因。中国也无需害怕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协议，即使成效不一定显著。日元当时升值100%也没有影响对美贸易的顺差，中国取消资本管制对于中美两国贸易平衡来说也无伤大雅。中国正努力让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特朗普则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人民日报海外版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
http://news.stnn.cc/19/2019/0101/604295.shtml
2019-01-01 星岛环球网 原标题：《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啦！（望海楼）
一湾浅浅的海峡，曾是两岸同胞难以逾越的天堑。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及一系列政策主张，开启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坚冰从此渐渐消融，涓涓细流最终汇成大江大河。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40年来，两岸关系虽然经历风雨波折，但终究冲破各种阻碍，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体现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把握了时代潮流、历史趋势，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主导了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根据对台工作实践，针对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形势变化，我们党和政府相继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对台工作论述和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为新形势下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和基本遵循。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两岸关系总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曾几何时，两岸“咫尺天涯，重重阻碍”，一湾海峡，演绎人间多少悲欢离合。如今两岸“天涯咫尺，处处机缘”，特别是全面、双向、直接“三通”完全实现的十多年来，两岸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生动的现实。浅浅的海峡，不再是走不出的乡愁，而是施展人生抱负的美丽风景。台湾作家余光中生前在大陆的一个演讲会上表示，很多人都跟他谈起诗作《乡愁》，但是自两岸恢复往来，他已经没有乡愁，他写的更多的是还乡的感受。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自从海峡两岸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大陆日益成为台湾同胞探亲访友、就业创业、安居生活的热土。大陆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2018年，两岸经贸合作又上层楼、人员往来更加频密。1月至11月两岸贸易额达2090.8亿美元，同比增长16%，首度突破2000亿美元，全年预估可达约2300亿美元。两岸人员往来创历史新高。1月至11月，台湾同胞来大陆562.9万人次，同比增长4%；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600万人次，其中“首来族”约40万人。
40年披荆斩棘，40年风雨同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回首前尘、展望未来，两岸同胞将继续勠力同心，共担民族大义，携手砥砺前行，共享发展机遇，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作者：吴亚明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在联合国得票高 靠的是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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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01日 新京报：一身黑色西装，红色领带，黑色皮鞋，92岁的史久镛依旧保持着法官严谨的着装习惯。
生于动荡时代，求学海外，学成归国，辗转供职外交部，长期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上世纪80年代，史久镛担任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1994年2月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3年担任国际法院院长，成为首个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
祖国利益和国际事务，史久镛用自己的学识、能力处理得游刃有余。“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是对史久镛真实的写照。2018年12月28日，在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上，史久镛谈起过往40年，一副骄傲的样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节奏非常快，又有丰硕成果。”
香港问题谈判组成员 英国“交还”香港是胜利
在史久镛的个人经历中，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的身份是绕不过去的。谈起香港回归，史久镛就打开了话匣子。
1984年12月，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中国对香港地区（即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
然而，外界鲜有人知的是，这个声明中“交还”这一表述拉锯了很长时间。“谈判很曲折，谈了差不多两年，最后阶段谈了好几个月。”
当时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即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认为是无效也是非法的。英国统治香港，是因为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香港割让出去了。“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史久镛说。
“‘交还’这个词，意味着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拿去的，现在要还回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说到这里史久镛笑了。
他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双方各自明确陈述，有别于国家间曾使用的“废除旧约、订立新约”方式，在国际法领域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回归后，香港是否仍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继续留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为重要议题。
史久镛曾写下了一万余字《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长文，专门论述此问题，力陈应使香港先以中国香港单独关税区名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意见：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这个建议最终被决策部门采纳，也助力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任职联合国国际法院 潘基文曾评价他工作“令人钦佩”
1994年，史久镛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2月，已经77岁的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这是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法官担任院长。
被提交至国际法院的案子，不论是诉讼案还是咨询意见案，都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阅读大量材料并亲自撰写判决，工作繁重。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参与审理了多达16宗案件，包括巴勒斯坦隔离墙咨询意见案，这在法院创下了历史纪录。
2010年，当史久镛从国际法院卸任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他“致力发挥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领域的角色”，工作“令人钦佩”。
重回外交部 对涉国家利益重大法律问题尽其所能
从海牙回到北京，史久镛并没有“闲下来”。2010年6月，他接受时任外长杨洁篪聘请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此后又应邀担任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顾问。
21世纪以来，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工作日益突出。
作为外交部法律顾问，年过九旬的史久镛会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研读数千页的材料，逐句逐段地审核文稿。
有次因意外腿部受伤，行动不便，他仍坚持拄着拐杖前往办公地点。实在无法前往的情况下，也要以口述录音的方式将相关意见送给有关部门参考。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法律问题上，我愿尽己所能，继续为国家建言献策。”史久镛说。
■ 对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很快”
新京报：改革开放40年，你认为中国在国际法方面都有哪些发展？
史久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节奏非常快，成果丰硕。在条约法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许多重大案子中都取得成果。
国际法的研究，自1978年以来，各个高校国际法课程开始开放，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在大学里讲授，这是一大进步。
我们国家还成立了中国国际法学会，创办了《中国国际法年刊》，水平很高，并与国际的交流日益密切。
后来英文版《中国国际法年刊》发展得很好，水平很不错，在国际上声望很高。我可以说《中国国际法年刊》名声是高于《美国国际法期刊》的。
此外，中国成立了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青年国际法学者，邀请国内外国际法专家、教授讲课。这个法学院现在的名声很好。
有一次，海牙国际法学院秘书长来见我，他说：“你们搞得厦门国际法学院，要代替我们了。”他很紧张，因为知道我们（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水平很高。
新京报：国际事务方面，中国这40年有哪些进步？
史久镛：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选举中，中国每次选举都得到高票。
有一次日本大使宴请中国大使，问我你们中国究竟送了多少钱，得票那么高？我当时一听就笑了，告诉他，我们从来不贿赂，完全靠国家的威望得到支持。
新京报：你在香港回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史久镛：我们对香港回归的政策，是自己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说，中国政府愿意让香港保留资本主义，高度自治，实行“一国两制”。
我们把这个意志也写进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使香港人民能放心，得到香港人民信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