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2020–05–19▲◆★●■☆

官场流行词“七亿赵” 赵正永淫乱生活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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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中决议到“夏骆新局” 北京治港的历史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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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可能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将载入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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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流行词“七亿赵” 赵正永淫乱生活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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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综合新闻 2020-05-17

这两天中共正在为两会积极准备，在这之前，当局审了一个大贪官赵正永，控他涉贪逾7亿，网民戏称为“七亿赵”。陕西前省委书记赵正永不可思议的淫乱私生活也被前调查记者曝光。

5月11日，陕西前省委书记赵正永在天津被审判涉嫌受贿7.17亿。法广16日报导说，网民对揭出的这一个前省委书记赵正永，叫他“七亿赵”。

“李么傻”：官员送老婆、女儿、情妇、妓女

近日在大陆网络流传的中国前调查记者作家“李么傻”发表的《“咱正永书记”在陕西的风流韵事》一文披露说，陕西官场给赵正永送女人，老婆女儿情妇妓女形形色色，陕西当年还爆出爆炸性新闻，“妓女也能当法官”。

文章说，陕西地处西北，是个农业省。和东南沿海比起来，非常贫穷。2019年陕西人均收入4.8万元，赵正永书记仅仅受贿金额7.17亿，就相当了14938个陕西人全年的收入。

秦岭山中有个县叫佛坪县，2019年全年收入是10亿元。

也就是说，佛坪县全年收入的一多半，都被咱正永书记拿走了。

知情人说，陕西流传一句话：赵正永带坏了陕西官场风气。官员有把老婆送给赵正永的，有把女儿送给赵正永的，还有把情人送给赵正永的。

据称，把自己老婆送给赵正永，这在陕西官场已经不是秘密。陕西官场的人都知道，某某某之所以能够得到提拔，是因为他老婆学会了打网球，是因为她老婆和赵正永打过网球。

坊间流传，陕西北部某县县委书记，认识了一位宾馆小姐。他出资让小姐学会打网球，然后通过关系，进献给赵正永。后来，这位县委书记调到西安某部门任职，那个会打网球的小姐，调到陕南某县任副县长。

而早在赵正永任职陕西之初的2001年10月，陕西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妓女也能当法官”。渭南市某县县委副书记认识一名妓女，将她调入法院，成为国家公务员。陕西官场中的知情人说，这种事情，太常见了，根本就不算一个事。

知情人说，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手握实权的县级干部，都可以安排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进入国家干部序列，领取财政工资。

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6月，赵正永离开家乡安徽，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然后历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代理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6年3月27日，卸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并于4月初，辞去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执掌陕西省共5年10个月。

陕西官场烂掉 赵正永还是全家腐

除了赵正永带头贪腐，陕西官场早已烂透。被查处的陕西省官员还有：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原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副省长陈国强，副省长冯新柱，省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吴新成，省委秘书长钱引安，省扶贫办副主任陈肖坪，省卫计委党组书记胡志强，省国土厅长王登记，省国土厅副厅长梁枫，省地矿局长张宽民，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杨建勋，《陕西日报》社社长张仁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院长陈磊。

落马的还有：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市长上官吉庆、常务副市长吕健、市委秘书长杨殿钟、市委副秘书长吴智民、市委组织部长钟健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德安、市政协副主席赵红专、市政府秘书长焦维发、秦岭办党组书记杨安定、秦岭办首任主任和红星、秦岭办副主任王聪林、国土局长田党生，规划局副局长肖青利、环保局长罗亚民，文广新局局长吴逸伦、西安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苟立武、雁塔公安分局局长唐建平、西安旅游集团董事长李大有、户县县长张永潮、临潼区委组织部长万舟、延长油田公司总经理王书宝、佳县县委书记辛耀峰、岐山县委书记何宏年等。

赵正永落马后，他的妻子、弟弟、女儿等多名直系亲属也被带走协助调查。大陆《财新网》报导披露，赵正永家族在陕西石油、天然气、煤炭、地产等重点行业都有“白手套”，利用赵正永的职务之便和影响力渗入陕西主要省属国企，“权力黑手”和“白手套”联手大肆敛财，涉及金额以亿计。

据报导，赵正永的妻子孙建辉擅权干政，喜欢差使赵正永的手下人，染指陕西的能源、地产项目敛财。赵正永的弟弟赵正发也利用赵正永的影响力承揽多项工程。赵正永的独女也利用其父的影响力轻松拿到2000万元提成。▲◆★●■☆

 

从四中决议到“夏骆新局” 北京治港的历史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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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20-05-17:“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中央绝不会坐视这股破坏性力量肆意癫狂”，5月6日，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简称港澳办）再度对外发表强硬声明，谴责“五一”后香港街头暴力揽炒者。稍早前，刚刚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香港中联办也就此公开两度发声，将矛头分别对准“暴力揽炒”者和“西方反华政客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

这轮强势发声是继2020年年初中共治港两大机构——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两办”）突然撤换“新掌门”，并在4月份首次以“两办”发声为标志的“两办”监督权论战之后的又一至关重要的清晰信号。在此同一时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内阁成员大换血等一连串的动作开始让外界意识到，北京在香港的角色开始显得越发高调。这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变化，此变化背后又透露着北京怎样的治港逻辑呢？

从四中决议到夏骆格局形成

当前“两办”高调发声以及香港政府对反修例等一连串政治运动背后的力量展开“追捕”，都并非偶然，其背后乃是北京针对当前香港乱局已决意做出改变。事实上，这种态度的“积极”变化至少从2019年“反修例运动”暴力冲击香港政府和立法会后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便已确定，奠定今天中共治港思路的大转变。

6个月之前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关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部署的一次党内会议。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决议，中共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15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规划，其中第13项即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本是中国开创性的制度设计，将其单列似乎也不足为奇，只是彼时反修例运动在香港街头已上演数月未消，给北京带来不小的管治危机。在国际舆论开始质疑中国“一国两制”存亡之际，尽管当时中共最高层尚未通过官方渠道正面对香港局势表态，但在这份决议中，关于北京未来将如何贯彻“一国两制”，表述其实已十分明确。

决议用“坚持”与“完善”来讨论一国两制，其实就是框定北京治港治澳的方位，所谓坚持即是中共认为现有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应该继续执行的，例如决议在提到“一国两制”时，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将“一国”与“两制”拆解的表述很明显侧重强调“一国”的角色，而这其实是对过去部分港人过于强调“两制”忽略“一国”的纠偏；再如决议中提到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等。而所谓“完善”显而易见是受到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的刺激以及既有治港思维所暴露出的弊病而要着手解决之处。其中“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包括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等。

中共的这份决议显然是微言大义，无论是所要坚持的还是完善的，必然是在进一步加强北京治港力度基础之上的调整，尽管决议中并未详述，但可想而知，北京要健全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所依赖的管治工具也必然绕不过中联办、港澳办与《基本法》。这大概也是骆、夏相继调任以及中联办近来陷入争议的谜底。

而作为中共治港最直接的两大机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率先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人事调整。1月4日与2月13日，本已退居二线的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与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曾主政浙江），此前无港澳系统履历的地方大员先后入主中联办、港澳办两大部门，同时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以本职兼任港澳办副主任，这样罕见的人事安排透露的信号丰富——不仅仅是简单的人事更迭，还包括“两办”组织架构关系的理顺乃至更多。彼时舆论已经注意到这是北京治港思路转变的信号，只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从哪里出手也仅限于坊间猜测。

正是在此背景下，当“反修例运动”低潮期过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香港进入稳定期，3月中旬北京宣布驱逐在华工作的美国5家媒体记者，其中首次将禁止入境范围囊括香港，这种有别以往的反应除了表明中国对美的强硬态度之外，其实已经透露了北京在涉外交事宜时强化了对香港的管治角色。随后，4月份外界已经讨论多时的中联办表态香港内委会选举，强硬回应舆论对其发声合法性的质疑也即中联办的授权问题，及至今天“两办”再就香港重现的“暴力揽炒”同时发声，严厉谴责极端者重启街头战，是香港社会的政治病毒和“一国两制”的大敌。

可以说，四中全会敲定了中共治港思路从“消极被动”的“一国两制”到“积极主动”的“一国两制”的转变。在这种思路下，北京极有可能在“排雷香港”问题上采取更多不同于以往的动作。如果夏骆履新形成“新局”是一个信号的话，那么“两办”今天的高调姿态和港府对黎智英等人的大搜捕则可以说将这种“积极”落到实锤。

北京如何走向积极一国两制？

只是，陆港之间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正如香港本身的问题以及陆港矛盾不是今天才有的，而北京的治港思维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变化。如果将香港回归之后的过去23年做一个整体回顾，那么可以通过三个阶段来观察北京治港的历史之变。

第一个阶段是香港回归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爆发，这个时期因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因为陆港尤其是民间的往来还十分有限等等原因，给陆港创造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这也是为后来陆港矛盾爆发埋下隐患的时期。1997年中国中央政府以当年邓小平原本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用在从英国手中接回香港，彼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放眼整个世界，未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开明政策，“一国两制”被奉为中国政治智慧的象征。事实上，虽然随后发生的包括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内的多次历史事件让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不断拉近，香港人的国家认同观念也一度持续攀升，这一切似乎验证了“一国两制”的成功。

但是，“一国两制”的本质是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中国基于现实的考量为了减少阻力所设计的一整套妥协性方案。它在外交、军事等国家主权象征意义之外的领域赋予了香港“高度自治权”。在这一时期，代表北京的港澳办以及随后更名成立的香港中联办基本不会插手香港的本土事务，仅负责驻港中资机构以及涉港对外事务等，这就是所谓的“井水不犯河水”——北京涉港机构和香港管治团队各自独立运作，互不统属。

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埋下了无数隐患，直到2003年以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反对港府就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为导火索爆发的“七一”大游行为标志性事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开始受到了严峻挑战。这让北京如梦初醒，香港回归只是解决了主权问题，而收回了香港之后，如何守住香港才是更大的挑战。过去奉行的所谓“井水不犯河水”思路必须要接受检讨了，原来的“不干预”之外还需要“有所为”。以2003年七一游行对北京的警醒为标志，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北京治港思路的整体表现可以看作第二个阶段。

虽然这个时期，北京开始更多的关注香港事务并进行反思，然而，现实是，随着香港对23条立法的反对很快退潮，加之北京陆续释放“善意”。比如通过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加速改善香港经济状况，以及落实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时间表，甚至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同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等极大的展现了陆港之间的民族认同，这让涉港机构想当然地认为，在国家观念民族文化认同下，只要“有所为”就能矛盾就能随之消解。不料想，遗留的问题和矛盾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好转和政治上的承诺而自动消解，反倒因为陆港经济社会交往的频密而滋生出新的社会问题，因为陆客港铁进食、小孩随意大小便、赴港产子和走私水货等问题，频繁点燃陆港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情绪，香港甚至一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蝗运动”，对内地的反感和敌视程度可见一斑。再后来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让北京第一次切实地意识到，再不调整对港政策，再不加强全面管治权，香港问题或将积累成为大问题。北京的底线，也从邓小平时代“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可以看到，在2003年之后的近十年中，北京虽然也意识到要调整治港策，但其通过派发惠港经济政策与政治承诺并没有切中解决香港问题的要害，反而随着政治时间表的推进将陆港对“一国两制”的解读差异更加充分的暴露出来。时间来到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后强势领导人习近平上台至今，进入北京治港的第三个阶段。

习在铁腕整顿国内吏治和推进“二次改革”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调整治港路线。2014年《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发布表达了这种思考。该白皮书中引起香港等各界反响最为强烈的是，书中强调了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权和被授权下的香港高度自治权的问题，这可以视为北京对香港问题的一次“测试”。随后，围绕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北京与香港社会爆发了尖锐的对立，这进一步暴露了由来已久的互不信任。当时，为了排除隐患保证特首选举结果不出意外，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即外界所谓的“三落闸”方案，相应决议遭香港立法会大比例反对而流产，并直接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爆发。这些“前车之鉴”对北京决策层影响巨大，当反修例运动2019年6月份演变为极端的街头暴力行为并一度彻底瘫痪香港社会秩序后，中共终于在同年秋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对长期以来积攒的香港问题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回答。即是上文所述决议第13条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规划，通过制度完善依法治港。

所以说，“一国两制”从一开始便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因为香港社会的现实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回归后短暂的蜜月期，到矛盾的积累和初步显现，再到今天香港社会的集中爆发，这其中有个别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由香港自身回归后的内生问题所决定的，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更加剧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困难。从偶然性中发现问题，循着必然性的逻辑解决问题，香港才可能逐步走出泛政治化泥沼，重新出发。▲◆★●■☆

 

新冠疫情可能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将载入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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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FT中文网 于 2020-05-17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是继2001年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21世纪全球体系的第三次重大冲击。我猜它是遥遥领先的最重大冲击。

尽管较早的事件将载入历史教科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9/11恐怖袭击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将从公众记忆中淡去。

相比之下，我相信，在数代人之后，新冠危机仍将被视为一起重大事件。未来的学生将了解其直接影响，它所带来的问题将像现在的学生了解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遇刺、1929年股市崩盘或1938年慕尼黑会议一样显露无遗。这些事件本身意义重大，但它们的最终历史重要性在于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冲击力而言，新冠危机是一起大规模全球性事件。从美国的视角看，几乎可以肯定，死于COVID-19的美国人数量将超过过去70年死于所有军事冲突的人数。一些可信预测表明，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20世纪所有战争的死亡人数。今年春季的失业人数增加速度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时候；很多预测者认为，美国的失业率将超过大萧条后的高点并持续两年。我是在一个我已经滞留了两个月没有离开的小镇写这篇文章的，我认为，自美国内战以来，没有任何事件如此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么多家庭的生活。

一个月前，人们仍然可以合理地假设，死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将是暂时的。如今看来这种看法的可信度已经大幅降低。美国已尽最大努力（尽管肯定不是最佳可能的努力）实行封锁两个月，而每日死亡病例还是没有降至1000人以下。美国很多地区现在正放松隔离政策。欧洲很多国家也在这么做，而包括新加坡、韩国和德国在内的“成功故事”国家则报告有新的疫情爆发。现在看来非常可信的是，西方的抗疫形势不会出现持久改善。

尽管这些事件意义重大，它们预示的前景可能更为重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我们似乎正经历政府职责的重大转变。从历史上看，对普通人生活和安全的最大威胁，要么来自国内治理的失败（混乱或暴政），要么来自敌对的境外大国。这种现实影响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机构的结构。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不仅避免了世界大战的重演，而且个人遭遇暴力死亡的几率现在大约是50年前的五分之一。

与此同时，对所有国家都属于外部的威胁变得更为重要，其重要性现在已超过传统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所有人。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非典(SARS)以及现在的COVID-19似乎表明，流行病将会以一定的频率复发。还有就是恐怖主义、导致大量难民人潮的动荡，以及金融不稳定。我们还面临来自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IT)新变化的挑战。新冠病毒正帮助引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安全更多地取决于与盟友和对手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不是维持力量平衡。

COVID-19可能标志着一种转变的第二种方式是远离西方民主国家对全球体系的领导。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期间的表现一直不佳。基本的任务没有执行，例如保证让治疗患者的医务工作者获得口罩。中期规划的缺失显而易见。在白宫，基本的安全规程没有被遵守，让领导人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然而，尽管特朗普政府有明显的失误，但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糟糕。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新冠死亡率都远高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的死亡率远低于美国的5%。甚至在一年前，中国向美国空运基本医疗器材的想法还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21世纪被证明是亚洲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那么这场大流行病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转折点而被铭记。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戏剧性事件，而是很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