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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为何两年内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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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02、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03、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令人震惊的前苏联腐败史：列宁时代就性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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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为何两年内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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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于 2020-07-24
最近两年，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从贸易战快速演变为国家对抗，国家对抗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当两国所有分歧及个体行为，都被“政治正确”绑架，都预设国家立场，都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理性的声音式微，正常行为被曲解，两国之路则越走越窄。
01、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中美过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关闭了一切对话窗口。十余年后，中苏破裂，苏压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历史关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同年7月，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
1971年基辛格绕道巴基斯坦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次年，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两国四位领导人搁置民族仇恨，打破坚冰。
1979年，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达成经贸合作共识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国里根上台改革，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进入蜜月期。
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垮台，中美关系骤冷。1992年，邓小平再次出手，明确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之路。老布什，这位曾经担任过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总统，始终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化。
90年代，中美进入微妙时期。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
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边试探一边接触，爆发了南海、大使馆等事件。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务实外交，处理得当。整个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对华投资高歌猛进。
于是，美国的建制派、商业界、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千禧年后，小布什忙于反恐，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抓住机会，中国成功入世。之后，中美贸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创造“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但是，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总统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
2016年大选，美民主党希拉里败选，建制派失势，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从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经历了两国多代领导人的精细筹谋与理性维系。但是，中美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战”，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到底是特朗普所为，还是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和国会的共识。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说，中美之间存在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显然存在，但40年前这一冲突更为严重，为何两国还是破冰、携手、共发展？今天争论的出口补贴、技术转让等问题，美国为何之前一直能够容忍？
这里面是有蹊跷的。
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这一压舱石并不稳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国”》中分析了两个原因：一是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二是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简单来说，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畸形的，这种经贸关系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则未必。
自从里根总统开始，美国一直是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派执政，他们代表着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在这种畸形的贸易关系中，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都是最大的获利者。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享受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赚钱，两头得利。
比如，中国的外汇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农民获利；采购美国国债，对建制派、华尔街有利。中国的外汇是集中管理的，中国长期持有天量的美国国债。又如，中美之间维持着汽车关税保护及准入门槛，通用、福特汽车与中国国企合作，开发中国汽车市场。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国汽车工人失业。
所以，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美国商会长期在这种扭曲的贸易规则中获利。但是，美国农民及产业工人并未从中获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终于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是，奥巴马错过了改革这一秩序的绝佳机会。2016年，愤怒的美国农民、产业工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后者上台便掀桌子。
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势力发起的挑战。
所以，今年11月的大选非常关键，特朗普还是拜登，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有人说，拜登甚至会比特朗普更狠，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善。
这其实是不了解美国政体。拜登上台前后，中美表面上的对立都会很严重。因为对华强硬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如果拜登不够强硬，他很难获胜；即便当选，如果不够强硬，他很难给选民交代。这就是竞选术语。
但是，拜登不会完全与中国撕破脸，会留给中国政府一定的底线，中美关系不会破裂。
为什么？
如今民主党已经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传统建制派势力、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蓝领阶层、工会劳工组织、弱势群体的利益。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两个群体是冲突的，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与全球化失意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桑德斯执政对中国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强硬。
不管是2016年还是2020年的民主党内选举，民主党的传统势力都放弃了桑德斯。为什么？
现在美国两党的选区是非常稳定的，只有几个摇摆州，这几个摇摆州一般是“铁锈州”，所以争取摇摆州产业工人及农民的选票非常关键。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选票虽然多于特朗普，但因争夺摇摆州失败，而最终败选。
民主党陷入了两难，老政客们担心支持桑德斯，民主党可能被传统的势力（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抛弃。这次，民主党如上次选择希拉里一样押宝建制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传统势力。如果拜登获胜，他所代表的势力，是与中国关系最稳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车，他们在中国赚得钵满盆满，并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
当然，特朗普不只代表产业工人及农民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核心势力是本土工商企业、科技企业、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共和党的优势是，特朗普争取摇摆州，争取农民的利益，打破旧秩序，与其核心势力并不冲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党则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游戏规会有本质区别。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炉灶，彻底颠覆旧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国兑现入世时承诺的所有条款，否则宁愿与中国全面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不会打破旧秩序，他会让美国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协商。拜登会给中国精英阶层保留一些底线条款，同时改革WTO规则，如此达成妥协性共识。
02、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贸、政治、军事等全方面对抗，意识形态交锋异常激烈。
原本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旧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如今正在快速上升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
这是为什么？
“政治正确”绑架舆论及民众利益，使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彻底改变，并趋于失控。
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正确”。在未来几个月的大选中，特朗普、拜登都会发出强硬的反华言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驱逐大使更加激进的行动。谁更能打，谁更有机会获胜。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已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传统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还发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与中国很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美国不跟中国沟通，关起门来制定针对新疆、香港相关的法令，甚至还可能制定针对台湾、共产党相关法令。
这是为什么？
因为华盛顿基本上否定了克林顿时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还按以前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协商，会被认为继续走老路，违背了“政治正确”。
中美两国皆如此，冲突日趋激烈，任何讨论与行动都预设一个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如此两边理性的声音与和平的行动会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转。预设的国家立场最终很可能变为现实，所有的斗争都成为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从制裁中兴、华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国技术，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问题，之前所预设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最后都如愿以偿，然后以修昔底德陷阱来定论。
这就好比：
陈村黄头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人是坏人，他们要打我们村的人；
你看，陈村人真打我们了；
陈村与我们村势不两立。
一旦两国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确”的高度，那么全面对抗将不可避免。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擦枪走火并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战时日本为何要主动招惹美国？
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希特勒大骂日本蠢蛋，将美国拖入到战争中来。其实，日本不希望与美国为敌，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也不想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有一群亲日派，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对日强硬派。
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后，演变为一辆高速奔驰的战争列车，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诸岛，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气。这时，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本，美国并未禁止日本战斗机的原油。日本也意识到危机，大量采购、开采和囤积战争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美英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引发日本国内恐慌，这时日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放弃这场战争，可能面临亡国危险；要么向美国开战，赌一把国运。
这时，所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没得选。仅4个月后，一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战机飞向珍珠港。美国原来的亲日派变为最强硬的强硬派。美日两国的故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战争，
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与美国建制派、商会、华尔街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关系，中国未曾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地步。中国有部分群体不断地释放强势言论，盲目试探底线，但又低估对方的决心，没有真正做好与美国决裂、全面冲突的准备。这其实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从单个事件冲突上升到国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确”扩大到国家间全面冲突，最后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亚效应”。
我在《“强人”普京》中介绍了克里米亚效应。普京执掌俄罗斯20年陷入了内政与外交相冲突的悖论。普京对欧美越强势，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俄罗斯民众越拥护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终被欧美世界封锁。
换言之，普京在内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动，外交上越糟糕内政上越成功。美国越是打击、封锁俄罗斯，俄罗斯民众越支持普京对抗美国，如此俄罗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国政府或许汲取了俄罗斯的教训，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国一致对美。
当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确”架到国家冲突层面，越冲突，越对抗，民族主义越强，冲突升级，对抗升级，最后走向死局。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打着国家名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其性质完全不同。负责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国家决策。
中国需要避免这种“克里米亚效应”，更不能接过俄罗斯的“接力棒”。中美对抗最受益的大国便是俄罗斯，俄罗斯被封锁的压力会减少，还可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俄罗斯正渴望中国帮他解开内政外交悖论。在中印之间，俄罗斯不但出售武器给印度，还直接派军队、军舰支援印度。
中国需要在大国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国政府在努力维系美国商会、跨国公司的关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美版抖音，为什么中国没有制裁美国企业？中国还制定了外商投资法，给予外资企业开放了更为广泛的投资领域。这是为什么？
美国商会、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大，他们是亲华派的，他们不希望在华投资政治化。美国议员逼迫NBA站队，提出在球员球衣的背后写上政治标语，但是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意识形态斗争伤及他们。
如果两国所有人的言论及市场行为，都意识形态化，都以政治正确为前提，都被逼迫站队，那样就危险了。
03、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如今，中美之间已经突破了对方的底线。想要恢复必须先从外交着手，然后再谈经贸。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希望中美恢复全方位的对话，为中美之间列出三份清单，分别是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制清单。
简单来说是，中美两国的事情可以理性地归为三类：
一类是双方的底线，如台湾问题，互不挑衅，搁置争议；
二类是双方存有争议的事项，共同协商，不扩大化；
三类是双方可以合作的事项，继续展开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牵连。
以世贸组织的承诺条款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做出了四项承诺：即降低关税、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农业方面的承诺和服务业的开放。承诺截止时间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国承诺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种进口配额；取消对美国7个州的TCK小麦出口禁令；放开美国6000多家肉类加工厂对我国的出口等；逐步放开银行、保险、旅游和电信等服务业市场。
我们可以将这些列个清单：
当年，中国承诺的事项包括外贸经营权、国营外贸与指定经营、进口关税配额、出口补贴、非关税措施、技术贸易壁垒、法律服务、旅行社服务、银行、证券、外汇及支付等45项。其中哪些已经执行了，哪些还没执行；如今，哪些可以执行，哪些需要谈判，都可以列出来。
事实上中国也这么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压减至33条。简单理解是，外资进入中国只有33项不能投资及经营。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底线。
这33项分别是什么？
比如，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和选矿；出版物印刷必须由中方控股；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商用车外，汽车整车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邮政公司、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禁止投资中国法律事务，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禁止投资新闻机构；禁止投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将负面清单的项目大幅度压缩，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底线问题无法谈拢，两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政府会给中国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线，比如核电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及经营网络信息、新闻机构、图书出版等；会列出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商谈，比如汽车、农业、运输、机场、科研等领域的合作。毕竟，对于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来说，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他们受益最大。
所以，未来四个月很关键。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继续渐进式改革开放，但这个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连任，中国面临大幅度对外开放或内循环内卷化的两种可能，极端情况还可能出现硬脱钩、经济封锁、全面对抗及“新冷战”。
改革开放要比内循环内卷化，对这个国家及中国民众更加有利。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启动内循环，依靠国内市场及人才可以制造高科技产品。这种想法其实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在《智本社经济学讲义》第二十讲《市场与分工》中讲到“斯密定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场交换规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规模太小，就无法实现专业化生产，分工就会受到限制。
假如，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与其他市场是隔离的，其中只有一个人需要一辆汽车。但是，这个人是注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车的。因为，如此小的市场是没办法支撑起一家汽车厂的。
为了生产这一台汽车，人们要建立玻璃厂、橡胶厂、皮革厂、电子厂、油漆厂等等，同时还要培养相应的技术工人。即使这些厂是现成的，也需要调整机器及产品规格，专门为这台汽车而生产配件。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不但这台汽车能够生产出来，整个汽车产业网络都会兴起，专业化分工及先进的技术会出现。
所以，“斯密定理”告诉我们：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程度越强，技术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及技术水平，定然大于国内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瑞士、荷兰这些小国都选择拥抱国际市场。
以光刻机为例。全球7纳米光刻机巨头是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但是阿斯麦尔光刻机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国家生产的，比如德国蔡司为其提供最先进的光刻机镜头，
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制造7纳米光刻机。中国要独立制造7纳米光刻机，那就意味着还要建立一批如德国蔡司一样的全球顶级科技企业。即便我们有光刻机，制造半导体还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关键性材料。韩国半导体技术已够强，但也离不开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及一切技术，都源于国际市场下的全球化精细分工，依赖于一批全球顶级科技企业。越开放越有机会参与到顶级的国际技术分工之中，越内循环技术则越落后。
经济内循环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内卷化。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这不符合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向。▲◆★●■☆
令人震惊的前苏联腐败史：列宁时代就性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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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无逸说 于 2020-07-24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此后，国家领导人享有的特权种类逐渐增加。这种为保持国家领导人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便是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开始。当然这一时期的特权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苏共领导人的特殊待遇。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不同的层级，享受不同的特权生活，如免费占有别墅、占有专车、免费休疗养、各种商品免费特供、子女免费特教培养等等。较典型的例子，如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别墅里，有四五十人为他服务；再如，莫洛托夫的大别墅里，连打碎的餐盘，凭碎片即可任意向国家免费置换新的。只要进入名录，一切由国家包了。此外当时苏联还实行所谓红包制，又称钱袋制度，简言之，即在正规工资之外，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领导人发放巨额钱款。信封内钱数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1～2倍。此乃斯大林时期体制腐败登峰造极的标志。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外长等要职。他生前曾向苏联作家丘耶夫披露过红包制。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
俄罗斯导演布尔加科夫出品了关于苏联的影片《大师与玛格丽特》，图为剧照：斯大林携带裸体舞女出席。
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开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从1945年开始连续8年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弗拉基米尔 .瓦西里耶夫就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赫鲁晓夫和斯大林，1936年
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费的时间比随便哪个国家领导人都厉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举着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费掉的时间。
应邀与斯大林共进午餐或者晚餐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则相互交谈：设法使这顿午餐或晚餐早点收场。而有时候还没有到晚餐和午餐的时间，有人就说：今天怎么样？会不会叫我们去？我们希望别叫，因为我们都要工作，而斯大林让我们没法工作。他那里的宴饮有时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晓前，有时甚至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夜，白天是无法工作的。
《契卡》是一部反映20世纪苏联肃反的俄罗斯电影，拍摄于1991年，图为《契卡》剧照：行刑人员准备枪决反革命。
而之前列宁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并迎来斯大林、亚戈达和贝利亚，而其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则被丢到了一边。在大清洗中，没有法庭，没有侦查和预审，克格勃完全沦为了个人独裁的工具。
《契卡》是一部反映20世纪苏联肃反的俄罗斯电影，拍摄于1991年，图为《契卡》剧照：行刑人员准备枪决反革命。
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审判前写下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当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时，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严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对内严酷，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虽然赫鲁晓夫有着改革的意愿，但他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
最终，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从另一方面看，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是极其深厚的。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在当今媒体中，能举出很多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案件的名称，有影响的大案如珠宝钻石走私案、黑鱼子酱走私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驸马案等等，就腐败案件的数量、规模以及社会影响看，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空前绝后，尤其是在他执政后期，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当时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地摆弄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刚钻戒的镜头，更把自己的那点爱好毫不遮掩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罗维发利之后，夫人维多利亚彼德罗夫娜都会收到很多贡品，而对珠宝钻石有着病态痴迷的女儿所做的那些冒险勾当，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贿行为也广为人知。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更甚，他从一个上尉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升迁，以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种种恶行早已被人们所知。正因此，有人在介绍总书记本人和他家庭的腐败和贪欲情况时断定，总书记自己的家庭也变成了社会的腐败场所，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勃列日涅夫所提拔的那些在乌克兰的同事及老乡，或者曾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不乏贪腐之人。例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充分利用勃列日涅夫对女儿女婿的舐犊之爱为自己投机钻营。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纵容的亲信还有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库纳耶夫等等。
勃列日涅夫游泳，工作人员在边上保护
在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涉嫌贪污腐败官员级别高、范围大，从最初的个别部长，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涉及多个部，甚至中央委员。典型例子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B.姆日阿瓦纳泽。原格鲁吉亚中央第二书记H.A.罗吉昂诺夫回忆，姆日阿瓦纳泽夫妇很时髦地大张旗鼓地庆贺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皇。生日庆典邀请了大量宾客，他们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7080年代，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在俄罗斯联邦贸易部、苏联外交部、外贸部、后勤部、俄联邦轻工业部、苏联文化部都有出现。贪污腐败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当时的腐败案件所涉及的部门与行业很多，而在每个涉案部门和行业中，又能纵向牵出一串又一串的相关人员，并且最终都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等人在海上度假
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当时，一些党组织把党的权力变成了谋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国甚至有给党证明码标价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罗季昂诺夫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更高职位。有记录显示，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都标定了价格。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乐于收受各种礼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贿受贿。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亲信，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还有他的乌克兰老乡，那些握有职权的省部级官员，以及官员家属，都仿而效之。
二是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可谓什么都干。而出了事，特权身份以及关系网又有可能帮他们摆平。
三是牵涉面广。各个行业和各种职能部门，只要需要都能用钱或者权力来摆平。四是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利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机，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干部。
在二十七大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改革，打击和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反腐倡廉之举。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从前的各种特权，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从1990年开始，堂而皇之地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其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大，早已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曾为著名奢侈品牌LV拍摄过广告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
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所作所为对于苏共领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苏共历史上所没有的。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共党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布尔什维克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
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来源：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转载自多米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