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心渴望的世界战略是什么？

　　近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30年前还贫困、落后的中国正在蜕变为唯一可以与美国匹敌的超强大国。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一直提出了 “和平发展”的口号，并以负责任的大国自居。但从中国对最近发生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中国渔船相撞事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领海纠纷等表现出的态度看，与此差距甚远。那么，中国内心渴望的真正的世界战略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坚持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探讨世界战略为时尚早。中国政府认为，当前应集中力量全力提高 13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改善收入与贫富的两极化现象，同时清除腐败等改革开放的矛盾和不和谐声音。因此，中国共产党把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当作金科玉律，要在“对外和平，对内和谐”的框架内致力于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路线。

　　但是，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主张中国应走“大国崛起”的道路，他认为，从严酷的国际政治现状看，“不加强军事力的和平崛起不可能实现，只有开展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

　　阎学通认为，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彻底平息西方世界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为此，必须增强军事力量，这是重中之重。他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凡事都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急于扑灭中国威胁论，而疏忽了包括中国最优先课题台湾、钓鱼岛领土纠纷等安全利益。

阎学通说，美国和中国的霸权竞争将不可避免。但因为两国的核威慑战略，不会升级为军事冲突。他还对韩国吐露了不满。他主张，韩国政府必将为过分的亲美政策付出代价，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考虑对韩国的惩罚和补偿。阎学通是传统的强硬派，更能代表军方的立场。

　　但他的主张也遭到强烈反对。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他主张：“目前没有国家对中国施加军事威胁。内部空虚，外部势力就会趁虚而入。这是历史教训。因此中国首先要把内部基础打好。”他认为，如果通过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就自然会实现保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安全目标，因此现阶段中国应通过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做出蜕变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外交努力。

　　王逸舟认为，只有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负起国际责任时，中国才能真正崛起。而且还要诚实遵守国际机构的规范、原则、规则以及秩序，并积极参与解决开发援助、人类安全、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得到增进。

　　王逸舟表示，消除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忧虑的最佳方法不是增强军事力，而是为建立国际规范和制度做出贡献。他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固然好，但对邻国产生不好影响的极端的狂热爱国主义不可取。”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强国要体谅邻国的处境和立场。

　　王逸舟以“东北工程”为例说：“把高句丽当作中国边境或一个省，韩国人必然会愤怒。中国应以谦虚的姿态，对其他文明、国家、社会制度给予理解和尊敬。”王逸舟的这一主张与中国外交部的立场一脉相通。

　　中国的世界战略根据学者们的立场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呈不同形态。尤其是以“大国崛起”、“军事大国”为代表的主张和以“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为代表的主张之间的竞争，预示着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

外交挑战：中国在新疆建水坝引邻国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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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2011年1月4日电／《印度教徒报》2010年12月31日载文《新疆水坝让哈萨克斯坦担忧》，摘要如下：

　　中国在新疆大量建设水坝的行为，引发了邻国哈萨克斯坦的担忧。有哈官员说，该国两条主要河流水位都开始以惊人速度下降。哈方将于明年初向北京提出这一问题并索取更多有关新疆水利工程的信息。

　　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都发源于新疆，对哈萨克斯坦水资源安全至关重要。2000年起，中国开始加速发展这一地区。哈官员说，中国推进新疆的发展，包括兴建水坝和灌溉工程，是这两条河流水位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河水平时流入的巴尔喀什湖，承担着200多万名哈萨克斯坦人的生活用水需求。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的哈比特•科伊希巴耶夫说：“跟从前比，从中国流进来的水少多了。我们很关注中国涉及额尔齐斯河的计划。我们听说他们将在新疆建设水渠和其他基础设施。巴尔喀什湖水位已经比30年前下降了两米多。污染也在增多。周边地区的农业、生态和人群都有危险。”这一存在了十多年的争议，对印度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问题有重大借鉴意义。

　　然而，哈萨克斯坦并不愿意公开表达它的担忧。中国是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国。在这两件事上，中国都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展相关建设，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在跨界河流问题上的国际交流与协商”。

对中国来说，管理好邻国的水源已经成为重要的外交挑战。中国不仅要应对好国内的水资源匮乏现状，还要平衡好“和谐周边”的外交理念。中国也越来越不愿意被看作忽视邻国诉求的国家。哈官员说，过去一年中国与哈方以及其他南部邻国在信息分享方面加强了合作。

　　科伊希巴耶夫说，中哈即将签署水质保护协议，将确保新疆工业发展不会继续降低上述两条河流的水质。▲◆★●■☆

中国外交：不韬光可养晦　有为有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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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6：中评社香港12月6日电／美国《世界日报》12月6日载文《中国外交　不韬光可养晦有为有不为》，摘要如下：

　　中共每年有两个场合，会高层级地认真研判国际国内形势，检讨内外政策，一个场合是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全会，透过总书记代表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的形式；一个场合是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讲话，分析和判断内外形势，确定来年的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

　　现在又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压通胀、稳增长等经济问题，还要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加以讨论，而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是多年未见的压力重重，特别是国际形势，因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又到一个可能变化的关键时刻。

　　中国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评估、对外政策方向的调整，在秋天中共17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有讨论和有决定，但那是以未来五年的较长周期来着眼的，现在时至岁尾，形势又不断变化，比如近在眼前的有南北朝
鲜冲突、美韩黄海军演，对国际形势加以评估，由之定出对应之策，当势在必行。

　　就在这一需要作出决策调整的时刻，中国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外交处于一个较困难的时期，除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出现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纠纷，与多个邻国又产生领土领海之争，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冲突。

对形势之困难、外部压力之大，判断有基本共识，但对采取政策对应却有着分歧。较传统的分歧，还是在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又应如何“韬光养晦”之上。中共最高领导层目前拍板的外交政策底线，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那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所有争议，也正围绕着这八个字。

　　南北朝鲜冲突危机的处置和化解，极可能令中国明白一个道理，即对邓小平留下的外交政策底线，要更准确地把握和更灵活地运用，或许可以说是养晦而不韬光、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解读这一意思呢，不妨以现实的议题而论。

　　南北朝鲜冲突，是中国外交最大的考验，也是中国内部最大争议。目前中国内部有三种取态，一是以军方为主，全力支持朝鲜保卫主权，全面抵御美韩列阵黄海；一是对朝鲜有支持也要规劝，力求将之纳入和平解决争端轨道；一是相信朝鲜动作意在争取政治筹码，一旦美国与南北朝鲜商谈成功和其内部稳定下来，随时翻脸，要尽快扔掉这一政治包袱。

　　中国目前仍是中间落墨，提磋商之议，倡缓和之行，这就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表现。至于为何“养晦而不韬光”？养晦主要是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有盲目的大国心态，更不要去想“当头”。不韬光，则是说中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就没必要躲躲闪闪，堂堂正正地做大国，行大国当行之道，这才有利中国长远的和平发展。▲◆★●■☆

《瞭望》：六十年前朝鲜局势之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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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3：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出中国出兵的迹象，从10月14日开始，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再次把中国出兵援朝的情报提升到最优先评估的位置，但这只是为了向杜鲁门总统明示中国不会出兵的论调，并没有改变麦克阿瑟中国不会出兵的看法。威洛比给政府提供的情报只是印证麦克阿瑟的判断而已。

　　当杜鲁门总统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中国是否会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时，双方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举行了见面会。在会谈中，麦克阿瑟十分自负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此，美军情报部门基本丧失了情报判断的功能，他们的工作只是在裁剪情报，为麦克阿瑟的判断提供证据，以保证麦克阿瑟的军队抵达鸭绿江，结束其宣称的圣诞节攻势。这在美军中开启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它进一步麻痹了战场指挥官的判断，没有履行情报部门的职能。

　　但是，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起初，是军方在玩情报的游戏，部分军官为了某种意图刻意操纵呈送给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军官和政府部门的情报。此后，则是高级文官操纵军事情报。为了实现国内的政治目标，政府会凭极端有限的事实和彻底错误的情报去制定重大的外交决策，却根本不去考虑其后果。

　　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

　　1965年，约翰逊政府通过歪曲事实，夸大越南对美国的威胁，操纵媒体和民意，宣扬美国出兵越南的合理性，却蓄意淡化情报所显示出的卷入越南战争的危险性，从而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毫无希望、最终惨败的局部战争。

　　2003年，小布什高估了苏联解体对中东的影响，忽视了当地人基于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可能的反抗，垂涎于中东的战略地位和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不惜误导媒体，操纵国会和欺骗公众。用严重有误并经肆意裁剪的情报，把美军送到伊拉克的中心地带，饱受连续不断的自杀性袭击，造成灾难性后果。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显着特点：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对军事力量的迷恋。其背后则是实用主义主导下对国家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

　　美国这一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层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战后，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被军事上的胜利迅速放大，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的责任。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杜鲁门、艾奇逊、布雷德利、马歇尔几乎都对苏联阵营和冷战形势已经有了一个 “敌人意象”的预判。他们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信仰的蛊惑，这种信仰与美国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的事情。而且这种“敌意升级”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往往以对方不了解敌人的险恶本性为由驳回，使错误本身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从而难以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

　　这个错误的判断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自始至终是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认识朝鲜战争，进而把苏联的意图作为自己决策的决定性依据，忽视了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复杂根源，从而降低了决策导向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这一判断还导致了美国对中苏同盟的僵化认识，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天然诉求，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独特的国家安全观。正因如此，杜鲁门政府依然基于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潜意识的民族优越感，没有对新中国予以高度的重视，无法对新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和决心作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当美国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之后，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之前在朝鲜推行的“有限遏制”的战略。从而使美国干涉目标在既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又要避免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两个维度之间摇摆。这就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朝鲜战争的规模和范围的判断上产生了模糊认识，从而为日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直到此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原先预料的那样，而仅仅是由于朝鲜内战而引发的一场局部战争。但是仁川登陆的意外胜利和政策决策的惯性，推动着美国决策者在原先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

　　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朝鲜采取了“有限遏制”的政策，即以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其显着特点是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二元分立。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确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有两个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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