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会见金庸的台前幕后
★法国单干向中国出口武器
★台湾公民社会印象记
★伦敦市长让人大跌眼镜 宣称伦敦挨炸活该
★解放军一次叛逃后又被击毙事件

★法国单干向中国出口武器—中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令拖延，美国一再阻挠。中国只有支持法国单干了。法国如果愿意单独向中国出口幻影2000战机等武器及引进“阵风”战机。中国就要承担法国为此的付出。中国的市场主要面向法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向法国倾斜；中国与法国一体化；中国经济与法国同步。
中国军队的引进装备以法国为主；中国与法国进行全面合作。中国不去购买“波音”飞机，就买“空中客车”飞机；核电站项目主要给法国；磁悬浮列车项目给法国，总之，中国需要进口的东西以法国为主。
中国可以与法国合作开发中国的能源；中国与法国合作再建几个特区……法国的潜艇，军舰，导弹，战机，雷达，卫星，计算机等都要转让技术和设备包括法国未来的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的核动力装置等。中国的这种作法就是一边倒。
就是搞成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那种关系。按现在的说法“左”！这是战略突围，是“四渡赤水”，是飞夺泸定桥！中国从法国得到的东西不是最先进的，但是是中国能在国际上得到的最先进的。中国这样做，会带来“阵痛”，过后，中国一片光明，万事开头难！
欧盟对法国不会太为难，美国吗中国，法国怎么做都不会满意。中国与美国有很大的贸易，美国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美国总是遏制中国。美国总是把中国当威胁，美国骨子里没把中国当回事。中国要有点精神，有点骨气和志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是靠自己发展强大的！美国不是中国的奶妈！靠乞讨和施舍来的那点美圆只够一碗残汤剩饭。
中国在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前提下，也不排除引进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中国不是引进了SU27 SU30系列等吗？由于很多因素，SU27 SU30系列是做了有保留的。性能下降。雷达，火控系统，武器系统，电子系统可能有手脚。一旦有事。中国北部天空不设防了。J10战机算国产的，现在发动机还是俄罗斯的AL-31FN，雷达，火控系统，武器系统或是俄罗斯或是以色列的。中国国产的要行，也不会进口了。
这么说吧，中国军队用J10就等于用F16，可能还不如F16。一些人听到说FC-1，J10就骂人。如果FC-1，J10那么好，代表中国空军的八一飞行表演队怎么不用FC-1，J10战机？最新换的也是J7GB飞机嘛！说法国幻影2000战机不如J10战机，J10战机与法国空军的幻影2000比武过吗？纸上谈兵不行的！法国与中国没有直接利害和地域关联，比较可靠。中国和中国军队引进吸收法国东西，在关键与核心的地方改进变化，加上发展创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就会有自己的王牌。这是一次战略和思想的变革。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变革首先都是思想的变革，都是受到国外先进思想和思潮的冲击，中国现代的指导思想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国外的“马列主义”，先进的思想是没有国界和国籍的，同样，先进的武器战机等也是没有国界和国籍的。第一流的武器能够得到第一流的战绩。要为中国军人的生命负责，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负责。这个利益高于一切！面向世界，SU35 J12 阵风 心中一样亲！中国只要与法国打开局面，世界就是多极的！相信法国是有主见和独立自主的。
★邓小平会见金庸的台前幕后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武侠小说家金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轰动，亦对「大侠」金庸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文革期间，他屡次在《明报》发表社评支择邓小平。金庸最想见的中共领导人就是邓小平。
一九五七年，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一九七六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对记者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听说邓小平对各种批判毫不理睬，对「四人帮」的围攻不动声色，使对方气急败坏。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如此丰富的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复出，大力主张经济建设。金庸在《明报》支持又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使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邓小平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对于金庸的《明报》社评，他也知晓。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方面对其也有好感，他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金庸？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同时，金庸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一九七三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响应国际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因此，金庸对其保持了一定的好感。此行金庸还走访了金门「前线」，那里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地底坑道纵横，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金庸感叹：「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响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七月的北京非常炎热，金庸郑重地穿上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穿著随意的短袖衬衫。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俩人初次相见，却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一九八一年，金庸回到大陆。昔日离开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赤子情怀依旧。
七月的北京非常炎热，要见邓小平，金庸十分郑重其事。他早早起床，穿好西装。带上妻子儿女，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此时，邓小平穿著短袖衬衫，已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准备迎接。一见金庸，邓小平立即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金庸满面春风，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喧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随后，俩人走进福建厅会谈。邓小平见金庸身穿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二十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俩人坦诚地交谈，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
一个小时的交谈中；邓小平和金庸谈到不少尖锐话题，重点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邓小平抽着烟，对金庸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俩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和邓小平的见面，使金庸对整个中国的前景充满乐观，此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中。
邓小平说，六中全会的召开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是因为《决议》没写好。写《决议》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四千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和所谓「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他抽出一报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会谈中，邓小平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中被杀之事。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当时，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俩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九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三天就全部售空，连续加印了两次。
和邓小平见面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中。对金庸来说，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来源：澳门《新华澳报》 2005 07 18 吴跃农/文〕
★台湾公民社会印象记
关天道
2005年3月，受台湾法鼓山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团一行12人先后参观和访问了台湾的法鼓山佛教基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文化机构。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在短短一周时间里，我最感振奋和难忘的是台湾的公民社会。
环保领域中的公民精神
台湾是一座绿岛，森林覆盖率高达52%。这不仅因为台湾当局对于森林有周密而切实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具有非常自觉的环保意识。只有这些制度和理念在公民社会中生根发芽，它才会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后劲。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在我们的下榻处，我注意到备用毛巾的标签上写着几行字：“为爱护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为爱护自己，本毛巾无化学添加剂；本毛巾为天然棉纱织成，因含有少许棉籽油和棉籽壳，故色泽微黄，属正常自然现象，使用后将会越洗越白，越洗越软。感恩厂商×××提供此天然产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随手作环保。”
而当我出去要坐电梯时，却发现电梯开关处有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依据统计数据，电梯每启动一次需耗费30元成本。为了节省资源，如果你的体力许可，烦请多走楼梯代替搭乘电梯，多走楼梯有益身体健康喔。”在这样入情入理的提醒面前，我当然是走楼梯了。
第二天我们参观法鼓山时，看到许多移植的树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移植一株这样的树需要花几万台币，比重新栽植的费用高多了。但是如果不移植，那些树木就会在建房的时候被毁灭。移植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保护树的生命。这种超越了功利的环保观念，在大陆学界的确不常听到。
如此高度重视环保的细节在台湾有很多。在书店买书的时候，如果你不主动要，服务员一般不会主动给你袋子的；而袋子都是纸质的，绝不会是塑料袋。一般商店里都会张贴告示：“配合政府政令，请尽量自备环保手提袋。”不管是在高级饭店还是陋巷的小饭馆，用的都是消毒后可再使用的筷子，而不是一次性木筷。
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这样的宣传句：“您每天只要一个环保小动作，就可拯救一个热带雨林。”回收的废纸也是要分类的，B4纸放在一个地方，其他的纸放在一个地方，不可混淆。据管理人员说，大家基本上都能正确地分类处理废纸。连废纸都要分类，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说了。台北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很多，绝对不会给你随手一扔的大好机会。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保护环境的举动，几乎都是出自台湾公民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自觉意识。没有强制、功利，也没有沾沾自喜的“做好事”意识，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台湾，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优化生态，不仅仅是公民的一种义务，更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政治领域中的公民参与
长期以来我对台湾民主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新闻联播中台湾立法委员抢夺话筒甚至拳脚相加的画面，以及揭露台湾民主进程阴暗面的电影《黑金》。在台湾接触了很多民众，才发现台湾的民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虚伪、恶劣，它是台湾社会基本的政治生态环境。
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实行的是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由于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也由于蒋经国本人的开明和睿智，台湾渐渐向民主体制过渡。蒋经国先生在其执政晚期进行了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互通信息等许多有利于台湾民主化和两岸和平统一的事业，从而成为台湾的“民主之父”。其后继者先后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取消“阴谋内乱罪”及“言论内乱罪”，开放言论监督。1994年，台湾每人一票直选“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0年的5月20日，非国民党籍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从此以后，不管是谁执政，都不能也不敢开民主化的历史倒车，陈水扁也不例外。
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认同民主，不允许别人玷污民主。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在“枪击案”中连任后，不满此次大选舞弊的台湾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充分表达了对于陈水扁戏弄民主这一做法的不满和愤慨，这就是著名的“319大游行”。陪同我们参观访问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行政组主任吴锦漳先生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但是在那次游行中他却冲在最前面。他说自己之所以参加那次游行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被少数人任意玩弄和践踏。在台湾，任何党派在实现自己党的意志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平心而论，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民主化的代价可能是最低的。一个长期对台湾人民专政的党被人民以自己的选票赶下了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内战、分裂、政变，也没有经济大衰退，这种和平的民主化进程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它充分说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论断，的确是高瞻远瞩的重要思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是有能力有勇气也有智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的。
台湾社会中的公民人格
尽管台湾的民主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它的发展初期也有过黑金政治的烙印，但是它毕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在踉踉跄跄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告别了“党国体制”和“强人政治”，台湾老百姓也在民主制度中养成了自由独立的公民人格。我们在台湾遇到了很多这种具有公民人格的普通民众。
古武南先生是北浦客家小镇的一名导游，他说自己曾给许多台湾高官导游，也拒绝过给许多台湾高官导游。他说：“做不做导游是我的自由和爱好，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他在当地很有威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他是双方都信得过的调解员，“但是从不收费。”他的话语之间总是充满了自信的调侃和轻松的玩笑，“我们的县长对我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离不开我这个义务调解员，恨的是我常常直言不讳批评现政府种种不得民心的措施。”
当然，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一些台湾人，用一名随行者的话说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优越感。比如我们在台湾买东西或吃饭的时候，总会被问道“北京有没有百货公司”、“你们的啤酒为什么不冰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第一是由于台湾当局的歪曲宣传和蒙蔽。为了杜绝台湾人民真实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和对台政策，台湾当局竟然动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得台湾无法接收大陆的电视节目。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优越感的确是有理由的。台湾的人均GNP在1992年就突破了1万美元。陪同我们的吴主任很自豪地说，“我们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是他们看我们脸色，不是我们看他们的脸色。”
台湾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不仅与台湾社会民主制度的确立有关，也与民主意识的普及有关。这种民主意识可以从以下的一件小事中看出来。法鼓山的师姐们告诉我们，法鼓山为了扩建而征地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原因是台湾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府无权征地。社会组织如果用地，必须自己挨家挨户地去与土地所有者谈判。可想而知，交易成本是不会小的。师姐们说，即使这样很麻烦，但是他们也很乐意去做，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鼓山是台湾佛教界的四大山头之一，在台湾有着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他们却很自觉地履行一个公民社团的义务，避免了所谓“拆迁问题”的发生。
访问台湾大学的时候，我们听到最多的名字就是傅斯年，其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在1948年到1950年担任台大校长期间，不遗余力地维护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这个人担任过“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创办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别立新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先后炮轰掉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而被人们称为“傅大炮”，他敢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反抗国民党的联保制度从而维护了台湾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傅斯年曾经过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这种自由办学、学术独立的原则使台大与老北大在风气上甚是切合。而且他总是能从蒋介石那里弄来办学的经费，他对于这一点也是很自豪的。
傅斯年先生也有几句名言足以流传千古，一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二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三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五是“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单从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个铁骨铮铮、直道而行的君子形象。
台湾的自由民主事业先驱，殷海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大陆的顾准一样，都在深入进行着关于弘扬自由、鞭挞专制的思想活动。他是五六十年代台湾岛上最负盛名的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的心血所凝结的学理层面的自由民主理论，对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的多元文化
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的必然表现，台湾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美丽的台湾岛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就像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各展丰姿、竞相开放。
我们在台湾的短短几天，深深感觉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以前看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纳闷他为什么执意要用繁体字排版；钱先生说得好，“我的书必须用繁体来读；喜欢简体的人，我的书不读也罢”。台湾至今还保留着繁体字。在台湾的一些公共场合，总能看到一些令人回味无穷的句子，例如：“习惯反省，容易看到真相；凡事严谨，容易活得自在”、“智能可在孤独中培养，品德须在人际中修养”。这些句子中无不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也很大。教育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访问的台湾大学、中研院等学术单位，国际交流非常频繁和广泛，他们的学术管理和学术体制也与大陆有很大不同而与西方的体制更为接近。台湾的中研院院士中，文科院士占有非常大的比率，而这种院士制度在大陆只在建国初期存在过（当时称为学部委员），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两院院士中基本上都是理工科人士，稍有文科背景的院士也是经济管理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出身，人文学科背景的院士基本没有。
有的人认为，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民族文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需要特别保护。台湾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国际化的程度高不一定就要导致民族化的程度低，反之亦然。只要是好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世界的还是民族的，我们都要虚怀若谷地接受。以民族化抵挡全球化或者以全球化消解民族化，都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台湾的宗教文化充分体现了多元主义的特点。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台湾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间，除此以外，道教的各个支派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信仰系统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各种宗教信仰之所以并行不悖，是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台湾当局并没有也没有权力去扶植某种宗教或者打压某种宗教，政府本身也没有拿自己的政治信仰去整合台湾社会的宗教信仰。在台湾，以前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早已不能作为人民的信仰存在了，台湾人民最终选择了具有超验性的宗教信仰而摒弃了政治教条。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佛教，据说台湾信教人口中信仰佛教的人占70%以上。
而台湾的佛教又有不同的派别，素有“四大山头、九大门派”之说。他们的活动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以弘法为主，如法鼓山；有的以救济为重点，如慈济。“四大山头”之一法鼓山的创始人圣严法师著作等身、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他亲手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大学和法鼓山佛教基地，并在1999年发起了蔚为大观的“心五四运动”。心五四运动包括“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这五个“四项基本要求”。四安指的是安心、安身、安家、安业；四要指的是需要、想要、能要、该要；四它指的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四感指的是感恩、感谢、感化、感动；四福指的是知福、惜福、培福、种福。“心五四运动”不仅在台湾而且在海内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配合着法鼓山的“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一宗旨，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种“与人为善”的伟大事业。
和平统一祖国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证明，中国人的民族性并非是与现代性无缘的民族性；中国人能够过民主的生活，能作为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人类确有普适价值的存在，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与和谐等。这些普适价值尽管带有不同民族的不同色彩，但是本质是相通的。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以某种价值最初发生于西方或者它带有某种西方形式而将这种价值说成是“地方性知识”，这种说法实质上是摒自己于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范畴之外。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民族性与西方的文明成果不相容为借口而拒绝接纳人类的文明成果。民主制度的确立、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台湾公民社会之所以比较发达的原因。■
（本文所提及的台湾政府，均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内的台湾当局；本文所提及的台湾的公民，均是指生活在台湾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本文所提及的台湾民主社会，是在社会而非国家的意义上而言的。）
7月16日《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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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长让人大跌眼镜 宣称伦敦挨炸活该
　　伦敦市市长利文斯通是英国家喻户晓并广受争议的人物。由于他在为人处事方面过于特立独行，说起话来“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经常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曾称其“难以驯服”。在伦敦7.7惨案过去两周后，利文斯通再掀风暴，不仅引来布莱尔再度“训斥”，更引得英国政坛出现谁应为爆炸案负责的争辩热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7月21日消息，利文斯通20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访谈节目中，抨击了英美两国政府数十年来为石油利益介入中东政局，并将之归结于伦敦爆炸的“真正原因”，即7.7事件源于西方反恐怖双重标准，伦敦挨炸也是英国政府自己造成的。
　　没有正义 伦敦市长怒批英美反恐“双重标准”
　　7月20日，在接受BBC四台记者访问时，伦敦市长利文斯通毫不客气地谴责了西方，主要是美英两国的中东政策。并称西方因为对石油的需要而向主要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中东地区进行了长达80年的干涉。利文斯通表示：“ 西方国家政府担心失去燃料供应来源，所以一直对中东地区进行干涉。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在80年代，美国人招募并且培训了本拉登，教会他如何杀人，如何制造炸弹，然后把他放出去杀俄罗斯人，把俄罗斯人从阿富汗赶出去。但美国人没有想到，有一天拉登会回过头来对付他们。”
　　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使用的“双重标准”，利文斯通也不假辞色的进行了批评，他说：当萨达姆(专题，图库)出任伊拉克总统时，西方国家一开始表示欢迎，但却在最后推翻他的政权。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更是严重错误。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已开始认识到“双重标准”这一问题，他们在看到关塔那摩发生的事情后，也会认定那不是公正的外交政策。
　　一鸣惊人 伦敦爆炸全怪自己
　　同日，面对BBC记者的发问“你如何看待伦敦炸弹攻击者的动机”时，利文斯通借机捅出了“憋藏”已久的原因：正是由于美英为石油利益干预中东，从而直接导致了伦敦惨剧的发生。利文斯顿认为，“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履行对阿拉伯国家的承诺，让他们能有自主权统治他们的国土，不干预阿拉伯事务，仅是向他们采购石油，而不是控制石油的输出，我想伦敦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了”。
　　据报道，利文斯通是首位公开批评英外交政策的重要政治人物，可以想象此番“左派言论”在英国各界搅起多少风浪。利文斯通继续“火上浇油”道：“炸弹袭击者固然应被指责，那些为了奉行外交政策而屠杀无辜百姓的政府，同样应该被谴责，例如以色列政府对可能的恐怖团体地区进行轰炸，屠杀许多无辜的民众。”最后，利文斯通更一鸣惊人：“如果你的土地被外国人占领，投票、自治、工作等基本权利都被剥夺，而且长达三个世代，我想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英国，我们也会有很多人成为自杀炸弹袭击者。”
　　严正回击 布莱尔要办全球反恐会议“正名”
　　据英国媒体报道，利文斯通20日放出这篇“反政府”的言论后，立即招致布莱尔政府的严正批评。布莱尔全盘推翻了利文斯通的观点，并称：唐宁街正考虑举办一次全球性会议，以商议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对于那些受到这个问题困扰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邀请对象。
　　布莱尔还驳斥利文斯通说：类似的恐怖袭击并不只是针对英国，而是一次全球共有的威胁。同时，唐宁街发言人也发出回击：“我们谁都不能否认，在伦敦遭袭后的这一痛苦时期，利文斯通市长履行了他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对于今天伦敦市长的言论，唐宁街绝对不能赞同。”
　　个性鲜明 经常让人大跌眼镜
　　现年60岁的利文斯通于2000年当选为伦敦市长，他也是伦敦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市长。然而，这位“铁嘴”市长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也的确让布莱尔头痛不已。2004年6月，个性鲜明的利文斯通又赢得连任。
　　作为英国著名的因讲话直率闻名的左翼人士，出任市长以来，利文斯通心直口快的鲜明个性特点并无任何改变。他反对英国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多次参加反战游行。2003年，布什访问伦敦时，身为市长的利文斯通不但没有给予热情接待，反而亲自参加抗议活动。2004年7月，他又亲自参加了伦敦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尽管如此，利文斯通主政伦敦以后，也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譬如，他大力推广“费用公平”政策，将市内的公交票价降低了30％，伦敦市民无不拍手叫好。此外，他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喂鸽子，以减轻它们的排泄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因此，虽然他“口无遮拦”，充满争议，却依然能够在英国政界“长盛不衰”。
　　★链接：“个性”市长另类语录：
　　“我认为布什是我们所见过的，对地球上生命威胁最大的人，他的政策将使我们从地球上消失。”
　　“如果投票可以改变一切，那么人们应该废除投票。”
　　“如果有谁想在下议院当官的话，那他一定得去看看心理医生。”
半岛晨报
★PLA军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叛逃后又被击毙事件
中军尖端军事论坛 [zgyb.bbs.xilu.com]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夜间，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三名中国解放军驾一艘登陆艇投奔马祖，但九日下午在台湾军方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途中，遭中国米格机击落，引用解密资料，披露整个过程，指击落台机为中国中央军委、国务院总理批准的“惩处叛徒”行动。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夜间，大陆福建沿海中国某守备师船运队一艘五十吨的小登陆艇，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霞浦，以十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艇上共有十人。驶至马祖海域时，该艇依预订航行计划实行灯火管制，摸黑航行。计划已久的吴文献等三人趁机开枪，击毙艇长等七人，将登陆艇驶至马祖。此一事件震惊福州军区，也震惊中国中央。“三义士”驾艇投奔马祖后，中国福州军区彻夜研究情况和对策，同时密切注意台湾有关单位和马祖的一切动静；解放军晚即便透过管道，获知台湾将于一月九日派出专机，运载台湾空军情报署官员前往马祖迎接“三义士”，并在台北筹办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届时数百名记者将在现场进行全球报导。福州军区于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该专机的计划，同日凌晨立即上报中国中央。 　　
　　一月九日早晨，中国中央军委便批准了该作战方案。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指示中国空军，“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于是中国中央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做出具体部署。负责任务的中国航空兵第廿四师的两对双机，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五双机为主，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六双机为辅，拉开间隔平行前进，扩大搜索面。受领任务后，飞行员做好准备，在机场起飞线待命，各类战勤人员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一月九日早晨，台湾空军从台湾派出一架C-型运输机到马祖接三名义士；飞机八时卅七分飞抵马祖，但由于操作失灵，降落时机翼擦地损伤，无法执行任务。台湾方面于是立即派出一架PBY型海上巡逻机运送维修器材和人员去马祖，其中包括少数新闻记者。由于C-型运输机一时无法修复，加上PBY型海上巡逻机载运量小，无法一次运返义士和相关人员，于是台湾又从嘉义救护机中队派出一架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前往，中午十二时十一分降落马祖。当天台湾军方曾以三次无线电通话，传送专机将起飞的假消息以试探中国。飞机降落后两个多小时，方开始无线电通话，马祖方面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方面答：“按计划行动”。以后又通了两次话，未见中国动静。当天下午十五时三十分，台湾方面研判危险期已过，停留马祖的专机开始活动。十五时卅五分，HU-型救护机载著义士和记者、台湾空军情报官从马祖起飞。　　
　　十五时三十三分，福州空军获悉马祖有飞机出动的情报，立即令待命的战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十五时卅八分，福建沿海的地面预警雷达发现HU-救护机在马祖东南七千公尺处，高度两百至三百公尺，速度每小时两百至两百四十公里，航向一百二十度，直飞台北。十五时四十一分至四十三分，福州机场两组四架飞机先后起飞，歼五双机为第一梯队，歼六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当时的计划，若歼五双机未击落HU-专机时，第三梯队再进入攻击，两组飞机间隔五至十公里。十五时五十一分十五秒，歼五僚机胡英法发现该专机，立即报告长机和地面指挥所，长机李纯光于是下令攻击。福空指挥所也下令：“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坚决打！” 　　
　　胡英法迅速占位，以时速四百公里的速度飞向专机，距专机八百公尺时首次开炮，因距离远未击中，继续接近至五百七十六公尺时二度开炮，击中专机尾部，相距一百四十公尺时脱离。随后长机李纯光进入，保持每小时四百公里的速度前进，并降低高度至两百公尺，距离近待连台湾空军的机徽都看得很清楚。距专机三百六十公尺时，他第一次开炮，专机左发动机冒白烟，相距一百三十公尺时脱离。此时专机左发动机已失效，只靠右发动机飞行，速度愈来愈慢，高度愈来愈低，并不断向台湾求救，“遭解放军数架飞机攻击，情况危急，请求紧急援助”。　　
　　此时台湾方面发现没有空中掩护，临时起飞战机已救不了该专机。李纯光接著回来再进行三次攻击，当他第五次进入欲再攻击时，专机已坠海。专机上共有十七人丧命。由于台湾空军组织不严密，事先没有进行有效护航，出事后海、空军乱作一团，不知所措，出动三十多架次F-型战机和多艘军舰搜寻，均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