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恨丢原子弹的美国 日本网友道真相

被国人误传了几千年的十二句俗语(5-6)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651212.html

 

5)、《不到黄河心不死》:原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他老人家自刎的地方。乌江讹变成黄河,真是让人无从解释了。

 

(6)、《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原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要不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我还能理解点,因为好像四川那边管鞋叫孩子。如果真的拿活生生的孩子去套狼,也太恐怖啦!

 

今 日 看 点:201307-11▲◆★●■☆

 

引进外智30年:从退休专家到高端、重点领域人才

http://news.ifeng.com/shendu/lwdfzk/detail_2013_07/08/27253372_0.shtml

 

公务员经商从政自由穿梭是叫板社会公平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11/27370208_0.shtml

 

中央纪委监察部10个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及分工公开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11/27374156_0.shtml

 

香港需要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307/t20130710_1912745.html

 

美硅谷为何“不可复制”:文化与人才是秘诀所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082

 

中国北方煤污染致人均寿命缩短至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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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污染民众减岁 倚重煤电非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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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问题二、三十年内
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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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让贪官的死缓变为“另一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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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恨丢原子弹的美国 日本网友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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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会谈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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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智30年:从退休专家到高端、重点领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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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08日 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芦垚  原标题:引进“外智”三十年

“相比一些大的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要容易合作得多。国际组织有太多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在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之外,中国政府是非常开放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芦垚| 北京报道

编者按

今年是邓小平发表“7·8谈话”30周年。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

他强调,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都谈到,“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

这构成了邓小平引进国外智力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家外国专家局“请进来”和“派出去”两部分引智工作的思想来源。

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就是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国专家们功不可没”,要“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支持大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

1983年,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时,距离象征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5年时间。尽管大门已开,但大门内仍有无数小门,禁锢着中国的开放。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王遒还记得,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只有几个城市可以去。“北京离城20公里,专门竖了牌子。外国人要越过这条线,需要专门批准。但是工厂都在外面,所以要去个工厂都要专门批准。当时有一些类似的规章制度应该改进。”

“二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遗留症状,所以当时要开展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必须由国家级权威来推动改革。”王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央部署

从当时的政治部署,不难看出当时中央对开展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决心。

在邓小平发表“7·8谈话”之后2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贯彻邓小平7月8日的重要谈话。

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下发,提出要“加强智力开发,大力培养人才,同时要扩大眼界,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把这件事只当作一般的政策来对待已经很不够了,必须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执行下去。”

国家外国专家局现任局长张建国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件是非常少的。”

1983年9月7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后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改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由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组成,姚依林担任组长,张劲夫负责日常工作。小组统筹领导全国引进国外人才工作。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后,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即“中引办”。后来,还成立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张劲夫任主席。

“引智小组的领导人都是副总理级别的。”王遒说,“当时我们打报告上去,先是张劲夫表示意见,然后其他几个领导人圈阅,畅通无阻。”

退休专家开局面

“中引办必须要管政策,因为要靠政策开路。但是大的政策确定后,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王遒说。

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引智工作也是千头万绪。

开展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之初,遇到一个困难:经过什么途径去寻找符合我们四化建设需求的专家?由于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到了国外简直是“两眼一抹黑”。

“当时我们专门派人到美国和加拿大找小麦种植专家。这不容易找,因为关于小麦种植有很多类型的专家,包括育种、种植工艺、病虫害问题等。每个领域的专家都是五花八门。”王遒说。

“我们首先着力的是各国的退休专家组织,比如日本花甲协会、西德的退休工程师协会、美国的志愿者协会,等等。”王遒说。

中国最为著名的外国专家之一维尔纳·格里希便是一位退休专家。

1984年,武汉市政府聘请联邦德国退休工程师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他由此成为中国国企的第一位“洋厂长”。

“他做的一些事情现在看可能很普通,比如他规定不能迟到早退,甚至亲自到厂门口检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他雷厉风行,坚持定了一些规矩,这些做法如果得到贯彻,我们的很多工厂就可以改变面貌。”王遒说。

1986年,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七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当年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在发达国家有这个条件,很多专家退休之后就主要发挥对外联系的作用。从他们的目的来讲,是加强国内企业和外国的联系,促进国内企业对外发展合作。”王遒说。

华裔专家发挥作用

但是,仅仅是退休专家组织并不能满足国内建设的人才需求,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需要更大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来自中国特有的资源—海外的华裔专家。

著名物理学家聂华桐在中国引智工作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改革开放后,聂华桐注意到国内正在筹建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他会同一批关心中国科技发展的朋友,给邓小平等三位中央领导人写信,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封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进而使得北京加速器的建造方案得到重大调整。

1985年,中引办副主任武永兴到纽约,交给聂华桐一封张劲夫的亲笔信,邀其担任中引办的顾问,也是唯一的顾问。

8月,张劲夫在北京接见聂华桐,与他商讨人才引进工作。聂华桐还记得,张劲夫特别提到:“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中国血统的国外学者专家。华侨中有成就的很多,在美国的最多,这是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

聂华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由于中国和西方世界多年处于‘隔离’状态,中国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和接触。为了引进外国专
家及安排培训,对象主要是个人和非官方机构,一切都要从人际沟通开始。因此,在美国的一批学术界和科技界的华裔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

对于中国正在开展的改革开放,美国持欢迎态度。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的封面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华裔人群更是兴奋。我所认识的许多人(主要是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的高级科研人员),都乐于为祖国尽一点力。”聂华桐说。

海内外的障碍

当时,引进外国专家工作常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记得,中引办希望通过一位冯姓的洛杉矶华人专家在当地打开引智工作局面。这位专家是当地华人工程师协会的领头人,因此对中国在当地的引智工作颇为重要。但是在文革时期,这位专家在国内的家庭成分被错划为地主,这让他很反感。后来,中引办派了一位司长级的干部到当地了解了情况,及时把这件事纠正了过来。后来,他带头带了一批南加州的华人跟大陆合作。”王遒说。

“尽管大的政策已经有了,但当时国内一个偏远地方的小事都会影响国家的引进智力工作。”王遒说。

而在海外,引智工作也有障碍。

“那时主要的障碍,是两方面。一方面渠道不通,而且对国内的现状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对美国官方的疑虑,担心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确实,不少人在回国访问、又返回美国之后,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访问’。因此,我那时对张劲夫先生建议,在美国进行‘引进’时,一切要采取公开的方式,而且要经由正式渠道,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聂华桐说。

组建新的国家外国专家局

经过数年发展后,建章立制的政策性工作逐渐完成,引智工作的重心开始出现变化。

“到1988年,中央认为引进智力有些很具体的工作,由中共中央来管不如由国务院管更为合适。”王遒说。

在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原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合并,组建新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原来担任中引办主任的王遒出任局长。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雏形—政务院专家服务处1950年1月成立,是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华支援我们搞建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专家服务而专门成立的。

也是在1988年,国务院同意,由张劲夫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的名义,邀请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文渊访华。该学会创立于1917年,是在美华人工程技术界人士最大的组织。因为大陆和美国中断了几十年的交往,故其成员当时主要来自台湾。

潘文渊曾对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1974年,潘文渊受邀回台,他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出发展集成电路技术作为未来台湾新兴工业发展方向,以技术密集的工业区位取代过去加工出口区式的劳力密集工业区位,并得到对方首肯。

潘文渊原定1989年6月初回国访问,国家领导人对这一安排十分重视。因正逢当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访问遂延期。

辐射效应

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的对外交往一度陷入困顿。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此时,一些身处海外的华裔学者尝试以自己的行动为化解困局努力。

1990年春天,局势逐渐缓和之后,李天和、聂华桐、潘毓刚、吴京生等美籍华人专家一起访华。数位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他们。

“他们是美国华人科技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到中国交流,把所见所闻汇成材料转交给美国总统、国会,促使他们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王遒说。

一年后的1991年5月,潘文渊的中国之行也得以实现。而在1992年前后,随着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大陆的合作前景柳暗花明。

1992年11月,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了“九二共识”。这年1月,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在旧金山召开的理事会年会上,通过了一项愿同大陆开展技术交流的决议。

1993年10月18日,经过一年多筹备,首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此后,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举办了9届。

“大陆人员和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合作采取的是广泛而不深入的形式。学会专家来了以后,到企业去参观,然后要写出一个建议书。真想做工作,特别是尖端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建立常规性的日常接触交流非常有益。”王遒说。

从1991年8月起开始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的马俊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来大陆的人不断调整,他们回去之后就扩散影响,他们的辐射效应带动了大量的华人回归。以前海外华人专家回来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怎么办,这种机制就提供了一个平台。”

不能只注重发达国家

在谈到引进国外专家的时候,马俊如特别强调“全方位引进”,“不光看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发达国家和非尖端的技术对我们可能也有用。”

1981年末,日中农业交流协会与中方签订协议,日本水稻栽培技术专家原正市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

原正市为中国带来的旱育稀植技术,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和餐桌饮食。该技术把育苗方式由传统的水育秧改为旱育秧,同时,插秧方式由密植改为稀植,通过增大行距,合理利用光温条件,提高抗病性达到增产目的。

这一技术不但节约用种量,还能提高亩产量。根据统计,采用该技术1亩秧苗可栽种约30亩水稻,而此前为10亩。在东北地区,如黑龙江以前水稻亩产200公斤,采用该技术亩产可达约500公斤。旱育稀植技术在中国的黑龙江、河北、甘肃、湖南等约30个省区市的总推广面积约2亿亩,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40%。

“袁隆平改变水稻种子,原正市通过种植技术,不用特殊的种子也能明显提高产量。现在中国人餐桌上吃的大米不是杂交稻,就是旱田育秧出来的。过去大米都是南方产的为主,现在海南岛也能吃北方产的大米。”马俊如说。

1991年,原正市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个奖项是为表彰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1991年到2012年,共有来自65个国家的1249名外国专家获奖。

邓小平在“7·8谈话”中说:“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

“后来我们非常重视实用技术。我们不能只注重发达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今天看,邓小平的讲话仍然富有远见,虽然他的讲话不长,但是高度浓缩的讲话具有全局的
指导意义。”马俊如说。

侧重于高端、重点和关键领域

“根据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时出台和调整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应对严峻的国际人才竞争,是国家外国专家局主要的工作职责。”国家外专局现任局长张建国说。

过去30多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及其所处的国际地位发生过更大的变化。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也需与时俱进。

“相比30年前,今日的世界格局已发生巨变。中国的综合国力以惊人的速度大幅提高。因此,中国对外面对的竞争,层次和对象已大异于往年。对内,则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因此满足中国的发展需求也就变得更加艰巨。”聂华桐说。

2003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加大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工作力度。此后,胡锦涛强调,“坚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

“在推动传统产业向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根本靠科技,关键在人才。现在,中国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级的,因此引进专家不主张只看重数量,更应侧重于高端、重点和关键领域。”张建国说。

今年3月,第83届日内瓦车展上,中国汽车厂商奇瑞战胜众多欧美日系品牌,获得“2012年度最佳概念车奖”。这是中国汽车品牌产品首次获得汽车设计的重量级国际大奖。帮助实现这一突破的,是詹姆斯·霍普。现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的霍普,曾担任通用的高级设计师。

如今,中国正力图引进成百上千个“霍普”。为了适应国家“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国家引进国外智力“十二五”规划》设计了8大工程33个项目,加大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力度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重头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外专千人计划”,它是“千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自然科学领域是开放的

2008年启动实施后,“千人计划”引进了45名非华裔专家,如今,国家外专局也把他们纳入了服务范畴。而“外专千人计划”则专为非华裔外国专家“量身定制”,自2011年12月启动后,截至2013年6月,已经有129名专家入选。目前,第四批“外专千人计划”人选正在评审。霍普就是第四批申报专家中的一员。

尤金·克拉克是入选“千人计划”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中较为罕见的一位,和其他众多技术专家入选者不同,克拉克是一位法学家。

作为首届澳大利亚总理国家教学优秀奖两位获奖者之一,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国籍的他,曾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多所高校任职,在电子商务法、公司法和金融法等领域颇有建树。

克拉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的研究领域是电子商务法,而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最具潜力,中国的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尽管中国和西方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同样的网络治理问题—网络安全、网上隐私、垃圾邮件、网络犯罪、网络合同执行、知识产权等等。因为互联网是超越国界的,所以这些问题必须在国际层面解决,不同国家之间也需要互相借鉴经验。”克拉克说。

而挪威专家潘列宁与中国学者的合作领域则更为特殊。

这位因长相与列宁相似而得名的挪威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任挪威Fafo应用国际研究所所长。早在1994年,他所在的机构便与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前身)建立了合作。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是科技部直属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是研究国家重大战略问题,为决策服务。双方在建立合作后,开展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涉及中国劳动力流动、西部大开发、中小企业创新、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等多个领域。

张建国说:“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非自然科学领域也聘请了外国专家,我们的政策是开放的,这也显示了我们的自信心。”

洋专家建议影响决策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立即启动了研究灾区居民的需求调查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还在国外的潘列宁马上参与其中,并给研究者带来了理念性的转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赵延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我们一讨论,潘列宁马上提出,在国际灾害治理的学术圈里有一个新的方法,不管是要做紧急救援也好,还是中长期重建也好,我们首先要知道,重建家园的人需要什么。”

“以前我们国家救援时会觉得,救援不就是要吃要喝要住,好像外面的人比灾区的人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但是灾害救援的实践多次证明,外来者并不真正清楚灾区需要什么。尤其是特殊人群有特殊需求,比如女性需要卫生巾,这些细节外来人未必想象得到。”赵延东说。

“在调研方法上,我们过去认为,这不就是到一个村子里面,找两家生活好的,两家生活差的,再找两家不好不差的了解一下不就解决了么。”赵延东说。但是,潘列宁极为强调用概率抽样的方法获得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并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因为“我们制定的政策不是覆盖少数人,而是要保证它能代表灾区近2000万人的利益。”

与中国“官方智库”的合作,让潘列宁的研究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一部分,他也对中国的官员有了了解。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是由技术官员组成的。他们的行为很理性。因此,如果工作出了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会愿意承认错误,并欢迎建设性的批评。”

自1982年起,每年春节前夕,中国政府领导人都会召开外国专家迎春座谈会,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2012年起,国家外国专家局有了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将外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的建议整理汇总,上报国务院总理等领导,并送国务院相关部委。

“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能够马上变成政策。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政治上的接受度,成本,以及可行性,等等。研究只是其中之一,一个谨慎的政策制定者不会仅凭一个研究论文或报告作出决定。所以,中国政府偶尔采取我和同事们的研究,这已经很令人满意了。”潘列宁说。

“相比一些大的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要容易合作得多。国际组织有太多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在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之外,中国政府是非常开放的。”潘列宁说。 ▲◆★●■☆


公务员经商从政自由穿梭是叫板社会公平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11/27370208_0.shtml

2013年07月11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公务员在经商从政中自由穿梭”是叫板社会公平

“提出离岗创业申请的人员,经单位审核同意、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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