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媒体夸大其词 称中国将夺取俄水资源
★中国提议中美共遏“台独”台当局无力招架
★美不认同胡锦涛中美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反独说
★揭密第四轮六方会谈朝鲜同意弃核内幕
★山重水复多曲折——毛泽东与“接班人”的问题
★日本成立秘密情报部门 中国是重点搜集对象

★俄罗斯媒体夸大其词 称中国将夺取俄水资源
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09月23日：记者赵嘉麟报道 俄罗斯《消息报》9月14日刊登一则报道的标题耸人听闻，“中国将夺取西伯利亚水资源”。文章称，中国将把额尔齐斯河支流黑额尔齐斯河的大量水资源引向中国西部地区，同时夺走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水资源。报道甚至单方面援引鄂木斯克州州长波列扎耶夫的话煞有介事地预测“俄罗斯可能因此有一百多万人缺水，几十家企业停产”。
“我们愿意坐下来谈”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中国境内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流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最终注入北冰洋，是条典型的国际性河流。
对于俄媒体援引鄂木斯克州州长波列扎耶夫的话称“中国拒绝(就额尔齐斯河开发问题)对话”，阿勒泰地区水利局工作人员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由于目前中、哈、俄之间没有成立专门的联合机构对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利用与开发进行统一筹划和管理，因此三方就水资源问题“平时不怎么接触”。
“但如果有突发事件，比如说具体纠纷等，只要外方提出，我们就会合作解决，参与谈判的除了水利部门外还有外事方面的人员。毕竟这是一条国际性河流，我们是愿意坐下来谈的”。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考虑到额尔齐斯河的特殊性，“它的水资源利用率远远低于与新疆境内其他非国际性河流”。
外交学院国际法问题专家江国青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对于国际性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保护，需要流域国家安排谈判并最终通过相关协议，由专门的委员会来统一管理和监督执行。专家认为，单方面指责某一方的做法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俄报夸大其词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所谓“中国将夺取西伯利亚水资源”的说法夸大其词，俄罗斯该地区河流、湖泊纵横，距离鄂毕河较近的就有叶尼塞河，较远的还有勒拿河以及贝加尔湖。而且考虑到鄂毕河流域遍布油田和工业重镇，因此俄方媒体担心的应是工业用水可能不足。此外，至于额尔齐斯河方面，其水系水文特征也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的制约。它从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下至鄂木斯克，流程近千公里。竟无一支较大支流汇入，河川径流由于蒸发和下渗而急剧减少。 与记者共事的俄罗斯专家表示，“该地区的干旱是个老问题”。
根据记者长期观察，俄罗斯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时有偏颇。如将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劳务输出人员称为非法移民和“黄祸”；将中方在圣彼得堡投资建设的“波罗地海明珠”工程形容为将影响当地社会安定的“中国城”；将中俄互利的森工、能源合作指责为“对俄罗斯资源的掠夺”等等。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这些偏激的言论丝毫无益于双方合作的展开。
黑龙江经验可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东部接壤地区对于界河——黑龙江(俄方称阿穆尔河)近年进行的监测保护合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种合作的姿态为额尔齐斯河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为解决好双方关注的界河水质问题，中俄双方于2002年2月签署了备忘录，并指定了具体负责监测的部门。根据《中俄联合监测界江备忘录》，中俄两国有关部门已经在2002-2003年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行了8次监测。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联合监测，中俄界河黑龙江的良好水质及其支流松花江的治理情况得到俄罗斯专家的肯定，监测彻底扭转了此前俄方支持的“松花江是黑龙江主要污染源”的说法。而前几年，中俄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较少，在谈及界河污染问题时，双方很难达成一致。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部门官员说，中国政府和黑龙江省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水污染治理，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污染防治规划，中俄界江联合监测为中俄环境保护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根据《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双方将继续在共同监测跨界河流水质方面开展合作，并考虑制订保护跨界水的政府间协议。
解决国际水域纷争尚需“新思维”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康佳宁、记者赵嘉麟报道 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非航行利用国际水道法公约草案》规定，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开发境内水资源。但同时，由于相关的国际水法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迫各流域国执行，各流域国之间有关水资源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那么，当中国面临国际水道的水权纷争时该如何解决呢？
对话解决是上策
“如果流域国内没有相关国际协定，处理问题大都需要通过外交对话进行处理”，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冯彦博士说道。中国并未签署《非航行利用国际水道法公约草案》，但中国借鉴其中“主权和兼顾下游利益”的原则，通过双边外交，比较好地解决了相关国际水道的问题。
1960年8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核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国境河流航运合作的协定》。而后，两国基本上每年都召开国境河流航运合作委员会会议。双方本着共有、共用、共管的原则，对鸭绿江进行了开发、建设，保证了中朝双方船舶航行的安全，建立了良好的国际河流秩序。
1992年，中国交通部与俄罗斯运输部签署《关于黑龙江和松花江利用中俄船舶组织外贸运输的协议》。这宣告结束了我国黑龙江船舶130多年不能出江入海的历史。中俄运输协议签定，标志着黑龙江下游930公里水道划为俄内河后，中国船舶第一次获得了出江入海的权益。藉江海联运，中国可向日本出口非转基因大豆、玉米、大米和其他绿色农产品等大宗产品，而俄罗斯方面则可通过黑龙江江海联运，充分利用远东的港口，通过港口换装和水域通行获得收益。
政治猜疑应减少
1991年，世界未来学会的一些著名科学家曾对21世纪初期人类可能建造的世界十大工程提出设想。列这十大工程的第三的就是“对西藏高原进行水利改造，从喜马拉雅山下挖一条隧道，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入恒河，从而改变印度干旱缺水的状况”。有调查表明，雅鲁藏布江在西藏境内光是从米林县派乡到墨脱县冬桥之间，213公里的河湾落差就达2190米，装机容量可达3800万千瓦，相当长江三峡水电站容量的2.1倍。但是，在中印国际水道筑坝的问题上，印度方面一直存有疑虑，甚至有中国“可能利用水坝当作生态武器”的猜测。“其实，即使不考虑引水问题。雅鲁藏布江上游筑坝绝对有利于下游印度、孟加拉的防洪抗汛”，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希昆介绍说。
实际上，由于中国一般都处在相关国际水道的上游，中国一直对下游国家的防洪抗讯提供帮助。早在2002年，中国和印度就签署了“关于中方向印方提供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实施方案”，中国相关部门在每年的6月1日至10月15日向印方提供雅江水情；另据中国水利部与湄公河委员会2002年在柬埔寨金边签订的协议，中国在每年的6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于每天上午8时30分将位于中国境内的允景洪、曼安两个水文站前一日的水位和雨量无偿报送给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
多运用市场原则
“从俄罗斯地方官员此次发言来看，他们并没有否认我们是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正常利用水资源。这种利用很可能改善上游生态，按理应该被理解为善意举动。毕竟，我们并没有切断水道”，李希昆表示。
“关于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把水当作商品来解决”，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博士提出了自己新的思路，“比如说，新疆重点开发‘一黑一白’，石油和棉花。在新疆，由于水的蒸发量大，发展农业耗费大量的水，而且，农产品经济价值低。假如类似额尔齐斯河流域各国确定用水指标，我们就可以考虑为维护区域综合利益，发掘更大的经济和生态价值，放弃部分农业。我们可以拿用水指标换取周边国家的天然气，再拿天然气换来的钱买粮食和棉花。这既维护了主权，又综合利用了水资源。总之，水的问题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
但不管是根据主权原则，照顾下游利益自行决定开发，还是将水视为商品，额尔齐斯河流域各国都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展开磋商。“尽早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协议，将为我国合理的开发利用埔平道路”，冯彦表示。
国际水道额尔齐斯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国际河流一般指流经或分隔两个和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目前统一使用“国际水道”概念。它包括了涉及不同国家同一水道中相互关联的河流、湖泊、含水层、冰川、蓄水池和运河。
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外流河，在我国境内长为546公里。上游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汇集了从阿尔泰山上流下来的大小支流后注入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继续北流到俄罗斯，并最终注入北冰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将斋桑泊以上河段称“黑额尔齐斯河”。中国把全河统称“额尔齐斯河”，而把新疆富蕴与福海两县交界处的支流称“黑额尔齐斯河”。
额尔齐斯河水色清碧，素有“美丽河流”之称，在新疆布尔津至国境段(158公里长)，夏季可通浅水轮船；布尔津以上160公里段可通木船。河中盛产青黄鱼可达30～40公斤，是国内名贵鱼种。
★中国提议中美共遏“台独”台当局无力招架
岛内外反响强烈 台当局无力招架
9月13日下午 (北京时间14日清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会谈中，胡锦涛希望“美国和中方一道，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台独’作出积极努力”。岛内外舆论分析，中国大陆正在修正过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向美国发出“共同遏制‘台独’”的邀请。
反响强烈
早在“胡布会”举行之前，岛内各界就高度关注。对胡锦涛主席提出中美“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新提议，岛内媒体、普遍认为，“一道维护”是一种“共同合作、共同管理”的概念与作为，颇具深刻涵义，符合大陆“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对台政策基调，但也担心陈水扁的“台独”施政会使台湾更加孤立。
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执行长兼大陆部主任张荣恭表示，胡锦涛主席提议和美国一道维护台海和平，但台当局无力也无心突破两岸政治僵局，台湾在台海局势中正在被边缘化，这对“台独”政治人物鼓吹的所谓“台湾主体性”，是严重讥讽。台当局越是不愿与大陆谈判，越是抵制两岸交流，“只会促使美方更加和中共合作”。
亲民党“立委”林郁方认为,胡锦涛希望美国一起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既是一种邀请，但更是一种警告。也就是说，如果台海未来和平稳定被改变，美国将承担责任。
《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岛内主流媒体质问台当局：“中美一道，台湾怎么招架？”美国的“一中”及“不支持台独”的政策早已确定，台当局如果执意走“台独”老路，只会更加孤立。
《联合报》认为，胡锦涛主席邀请美国共同设立“框架”管制台湾，这种“共管”台海和平或联手反对“台独”的概念，主要不是强迫台湾推动和平统一，而是在当前以“维持现状”为主。这已是中美在对台政策上的基本共识，也是一个底线。由此看来，美国和中国对台政策共同概念已经成形，并不是夸张的说法。《中央日报》认为，对台政策一向是大陆全球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而“反独”则是目前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轴。胡锦涛借提出新提议，强化国际“反独”统一战线。
台当局极力淡化冲击
美国是“台独”的后台老板，被陈水扁视为“最稳定的靠山”。正因为如此，每次中美领导人举行峰会，台当局总是提心吊胆。这次“胡布会”，台“国安”高层、“外交部”上紧发条，全面跟踪。“外交部”为此特意成立专案小组，“全程监听胡布会的动向与对台湾可能的影响”，并一再恳求美方事前事后向台当局“驻美代表处”简报。胡锦涛主席的新提议，大大出乎台当局意料，因而各方面的反应相当混乱，而且自相矛盾。但相同点是，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淡化胡锦涛主席新提议对岛内民心的冲击。
“行政院”发言人卓荣泰15日表示，“共管”台海和平的说法和中国的既有政策不太一致，他“感到惊讶”，未来还要深究背后的意义。不过，台湾倒是很欢迎台海问题被放在国际舞台上讨论，因为两岸问题的确需要受到国际重视。
“外交部”发言人15日表示，经初步了解，“胡布会”对台海议题的表述，立场与过去没有差别。
比起这次短暂“胡布会”，台湾更关注11月布什访问中国的情况。“陆委会”称，目前对此事暂无评论，将持续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民进党则发表声明，恶毒攻击胡主席的新提议是“混淆视听，意图把台海问题的责任推给台湾”，声明诬蔑大陆是“台海乃至东亚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这显然是倒打一耙，转移焦点，煽动民众对大陆的敌意。
“共管”提议的背后
长期以来，大陆认为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介入台海，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大陆过去提出的“对台动武三条件”，其中一项是“外国势力介入台海、侵占台湾”。而如今却破天荒地提出，美方与中方一道“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
其实，中美“共管台海和平”，甚至成立一个小组共管台湾问题的想法和做法，早已有之，其演变的脉络也相当清楚。
1995年李登辉赴美进行分裂活动和1999年提出“两国论”后，台海出现严重危机，但中美官方之外的对话一直很活跃，两国的台湾问题专家、学者就防范“台独”动向可能引发台海战争的机制问题，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较有影响的就是美国台湾问题专家李侃如提出的海峡两岸签订为期50年的所谓“中程协议”，其核心内容是“台湾不独，大陆不武”。
中美两国政府内部也在“中美共管台海危机”问题上进行过讨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胡锦涛的新提议，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两年半前与布什会面时，试探性提出的“中国撤导弹，换美方不军售台湾”的建议相类似。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陈毓钧透露，去年年底布什胜选后，布什政府内部进行了一次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其结论就是希望跟中国共同管理台海危机。
同时，中美在共同管理台海危机方面也做了一些积极的尝试。2003年12月9日，布什当着访美的温家宝总理的面，指名批评陈水扁“执意公投”，导致两岸紧张。另一个例子就是，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前后，台当局派几批人马赴美国游说，要求美国干预，但美国的反应并没有台当局预期的那样强烈。
对于这次胡锦涛主席的新提议，由于没有什么准备，布什总统尚未作出明确回应，但美方不可能拒绝和中国共商台海问题。布什如何表态，今年11月他访华时也许就会相当清楚。
反映了大陆的自信与务实
客观而言，胡锦涛主席的新提议，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美关系发展及两岸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两岸实力对比上，“大陆强台湾弱”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为中国领导人用更长远的眼光和思路来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大陆推出一系列务实灵活的对台政策，两岸关系呈现“柳暗花明”之势。但陈水扁“台独”本质未变，千方百计推动“台独”施政，而美国加紧对台军售，美台军事合作加深，无疑是纵容了“台独”分裂势力。这些都使得两岸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中美双方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并建立了新的对话机制，但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相当嚣张。
因而，胡锦涛主席这次的新提议，体现了大陆反“台独”绝不妥协的立场，表明大陆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自信与大局观，同时也表明中国与美国“坦诚对话、不搞对抗”的务实政策，这对化解美国对中国的猜忌，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李天放
★美不认同胡锦涛中美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反独说
凤凰卫视9月23日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一位布什政府资深官员今天表示，美国不接受胡锦涛在纽约会见布什总统时所提，要求美国“加入大陆这边，一起维护台海和平与安定及反对所谓台湾独立”的构想。这位官员说，他们讲他们的，美国有美国的立场，但美国不必跳出来纠正他们的讲法。
这位资深官员以背景说明方式表示，美国在大陆打交道时，对大陆提出有关台海问题的要求，一向都非常小心谨慎地回应。“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讲法（formulations），然后他们把这种讲法套入他们自己的语言里。双边都不必跳出来纠正对方讲法的每一个字，或每一个逗点。”
这位资深官员说，例如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九年，大陆和美国双方主要是利用发表公报的方式，表达同意彼此对台海问题有不同意的观点（agreetodisagree）。尽管双方立场有异，但彼此都很了解对方的立场。“我们没有必要对大陆发言的每一点提出反驳，他们也没有企图指正我们的发言。”
他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与两岸维持关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于布什对胡锦涛在这次纽约布胡会上，提出要求美国“加入大陆这边，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安定及反对所谓的台独”的讲法，未公开回应一事，这位资深官员表示，他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文章。“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长期以来就在那里，不会改变，我相信大陆非常了解。”
★揭密第四轮六方会谈朝鲜同意弃核内幕
环球时报2005年09月23日: 9月19日下午1时，曾“乌云密布”的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在出人意料地通过了共同声明后闭幕。这份共同声明的主要内容是，朝鲜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确认无意攻击或入侵朝鲜。这一六方会谈启动以来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立即引来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声。尽管第二天朝鲜和美国就出现了新的拌嘴和相互指责，但乐观情绪仍是这两天东北亚围绕朝核问题的主调。与此同时，大家认同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今后的路还很长。
转机出现在中秋之夜
众所周知，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在两个阶段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一直充满着严重分歧。美联社报道说，在上周末，由于美朝僵持不下，已经进入尾声的六方会谈前景仍然悲观。那么共同声明是怎么达成的？转机是怎么出现的呢？世界一些媒体透露了许多内幕消息。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19日发表文章说，在六方会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并坚持这一方案的条款不可以修改，希望各方向各自政府去请求通过这一提议。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划了一条红色警戒线，然后坚持不让各方越线。另有消息人士透露，朝鲜比较“爽快”，18日上午已经表态接受协议。因为一方面，朝鲜珍惜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认真考虑了中国的建议；另一方面，平壤看到自己最关切的“轻水反应堆”问题写进了文件，认为自己的主张得到了尊重和体现。朝鲜代表同时指责说，问题卡在美国单方面固执地主张不能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上，这实质是美国不想履行自身的义务，却一味地要求朝鲜首先放弃核计划。
为了缓和会谈气氛，18日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借中秋节之机邀请各方团长一起“赏月”，转机就出现在这个中秋之夜。据报道，晚宴中，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桂冠与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比肩而坐。这两位谈判桌上的“老对手”此刻相互寒暄，举杯共庆。然而，平和气氛下进行的依然是紧张的外交谈判。近8时开始的晚宴一直持续到深夜。日本《读卖新闻》称，多位有关人士承认，六方会谈之所以能峰回路转，与18日晚的“赏月宴”有关。韩国媒体认为，中国巧妙地运用“中秋月圆”的时机，成功地营造了如果这次不达成协议，六方会谈前景将更加暗淡的氛围，使美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韩国媒体还说，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在美国频繁与美国国务卿赖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高官接触，为最终说服美国让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韩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决定同意把朝鲜建设轻水反应堆问题写入共同声明。尽管美国政府一再暗示美方没有妥协，但美国民主党人认为，布什政府对朝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美国参议院前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拜登评价说：“布什政府改变对朝立场是正确的，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阻挠谈判结果。”
法新社报道说，19日，各方一致认为﹐如果此次不能通过共同声明﹐六方会谈将失去动力﹐朝核问题也将面临危机。这一共识促使有关各方推动会议走向妥协。最后美朝双方同意接受中国提出的方案。据悉﹐六国代表在19日的全体会议开幕后﹐先表明最终立场﹐在检阅共同声明后表示了“同意”﹐并由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正式宣布《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获得通过。
“我们为六方会谈的妥协喝彩”
国际社会对这份共同声明好评如潮。1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第四轮六方会谈就朝鲜半岛以和平和可核查的方式实现无核化的原则达成共识，他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朝鲜核问题是当前最难解决的国际安全问题之一，共识为通过多边外交解决这一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说，六方会谈达成了一个“平衡的协议”，不仅考虑了朝鲜的安全问题，也兼顾了国际社会的关切。
韩国《东亚日报》的社论是《我们为六方会谈的妥协喝彩》，文章称，六方会谈经过35个月的长征，终于达成了妥协。六国确认了“无核朝鲜半岛”原则，并在北京发表了共同声明。这相当于建立了超过1994年《日内瓦协议》的新的里程碑。此次协议有可能成为令韩民族摆脱核战恐惧的转机。
韩国《朝鲜日报》在评价共同声明时说，它为东北亚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创造了契机。特别是，朝鲜决定不仅放弃核武器，就连“现有核计划”都一并放弃，这是一大成果。美国以国际文件向朝鲜承诺，“美国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这在外交上也是非常少见的事情。韩国舆论认为，此次共同声明有两大突破：一是不仅为朝核问题的解决确立了基本框架和原则，还明确提到六方将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二是为朝美、朝日最终建交奠定了基础。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认为，这份共同声明的意义相当重大。他说，六方谈了两年多，终于明确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大方向和基本原则，这个共同声明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基本确定了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多边框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六方谁都不可能轻易退出这个框架。
至于“六方会谈”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东北亚地区安全的一个长效机制，阎学通的态度非常谨慎。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是必须集中力量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有很多区域安全问题的双边磋商，但不能因此断言六方会谈将发展成一个长期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多边框架，一切还得等到朝核问题真正解决以后再说。
“留下轻水反应堆这个火苗”
《朝鲜日报》分析说，共同声明对于最大的争论点———轻水反应堆问题称：“朝鲜方面声明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尊重，并同意在适当的时机讨论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这为各方以后的争论留下了火苗。
实际上，这个火苗随后就有扩大的迹象。1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谈到共同声明时一再强调“适当的时候”和“讨论”这两个词。她说：“我想，如果你们读了共同声明，你们会发现，我们达成的一致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讨论……讨论……轻水反应堆。”《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适当的时候”这一措辞非常模糊，因为朝鲜可以把“适当的时候”这一时间点放在其执行放弃核武器许诺的具体行动之前。而美国的官员称，会谈各方都向朝鲜摊牌，表明“适当的时候”必须是在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重新允许核观察员进入朝鲜之后。
朝鲜显然不认同美国宣称的“合适的时间点”
据本报驻朝鲜特派记者赵嘉鸣报道：朝鲜中央通讯社在9月20日清晨5时许，发布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第四轮六方会谈结束发表声明的消息。20日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在3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的全文，并在共同声明下刊登了外务省发言人的谈话。发言人强调，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是解决核问题的关键，朝鲜将在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之后才能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监督。该发言人最后说：“如果不提供轻水反应堆，就不可能期待朝鲜会放弃业已拥有的核遏制力，这是朝鲜坚如磐石的正当而一贯的立场。朝鲜已经而且今后也将针对美国的强硬派制定政策，朝鲜将关注美国在‘行动对行动’阶段的所作所为。如果美国继续坚持朝鲜先行弃核后再提供轻水反应堆的主张，那么朝美核问题就将毫无进展，并会产生十分严重而复杂的后果。”
美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这一看法与第四轮六方会谈达成的共同声明不一致。
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有关各方已经就六方会谈的总体目标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总体框架，至于今后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还要六方进一步协商。相信各方都会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各项承诺。
阎学通对此分析说，朝鲜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它又不同意共同声明了，它只是把应该在11月份的第五轮六方会谈里要谈的具体问题提早端了出来，让美方觉得有点突兀。其实这只是一种谈判技巧。
（《环球时报》记者 徐宝康 赵嘉鸣 程刚 孙秀萍)
★山重水复多曲折——毛泽东与“接班人”的问题
2005-09-22 徐壮志 梅世雄 徐政武
　　
　　解决“接班人”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建设新中国的同时，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一个既现实又长远的问题。与此相关，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被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人选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
　　七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八大做准备工作的，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选举几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事安排，是为了要在党内建立“防风林”，目的是避免苏联曾经出现的因为领导人的变换而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虽然此时未用“接班人”的概念，但预防“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的情况出现，是毛泽东谈话的主要思想。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参加大会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时，直接或间接地又谈到了人事安排的问题。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干个名誉主席……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
　　毛泽东的这番公开表态，八大正式选举出几位中央副主席，及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领导职务的确立等一系列措施和安排，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接班人”问题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泽东在听到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汇报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时指出：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几位副主席里，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包括会见蒙哥马利）所涉及的“接班人”问题，归结起来有这样几点：指出了中共最早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是在延安，“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明确了在4位副主席中，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刘少奇被“摘掉”与林彪的被“瞩目”
　　1962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1963年9月至1964月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9篇重要文章，着重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刘少奇。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摘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与刘少奇被“摘掉”的命运所截然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所“瞩目”。早在1958年5月中共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显然，林彪进入了“防风林”。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11人当选常委。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但林彪副主席的职务会后被提及，而经八大选举产生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职务会后不再提及。显然，毛泽东确认了林彪领先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地位。
　8月18日，毛泽东等接见百万红卫兵及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提到林彪时说：“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人民日报》还配发了两张毛泽东接见群众时的照片，一张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单独照片，另一张是毛泽东和林彪在接见时鼓掌的照片。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及会后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向全世界公开了毛泽东对“接班人”人选的态度。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邓小平从未游离出毛泽东的视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接班人”的人选终于在1967年9月明确了。9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表态，它肯定了林彪的一个新“身份”。11月21日，周恩来等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报送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确认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是《通报》最为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通过此举再次明确了他对林彪接班的态度。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九大只设一位副主席的安排与八大设立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在党内建立几道“防风林”的措施大相径庭。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表示；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从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全过程来看，建国以后，“接班人”的人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接班人”的人选是林彪、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是要林彪、邓小平共处最为重要的标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的既定方针；“邓至少是常委”以及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组织措施上为了要实现他的既定方针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接班人”的选择是毛泽东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的结果，是让毛泽东费尽心血的问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毛泽东曾经设想、并且为之努力的林彪和邓小平共处的格局，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
　　然而，九大时，毛泽东对“接班人”格局的设想没能实现。这也许成了历史的遗憾，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与行动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停顿。
(徐壮志 梅世雄 徐政武)
★日本成立秘密情报部门 中国是重点搜集对象
新华网 2005-09-23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沈慨
中国媒体发表的公开信息和政府部门内部信息都将成为日本新情报部门搜集和分析的对象，甚至一些日本学者、记者、商人都可能担负有情报任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提起“特高课”，是一个中国观众并不陌生的机构。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而广之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特高课”为日军发动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战线上与美军作战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支持。
尽管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军方的“特高课”作为侵略机关之一被取消，其指挥人员也受到了审判，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军方重建情报机关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近日，日本决定效仿英国赫赫有名的军事情报第六处，设立秘密情报部门。
设立对外秘密情报机关
日本的这个“特殊对外情报机关”，是在由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今年4月所设立的咨询机构“对外情报机能强化恳谈会”（ 简称“外情恳”）的建议中提出的。町村信孝认为，目前日本的对外情报部门工作范围和深度都不足以与日本的大国外交使命相匹配，因此应当效仿英国军情六处（MI6），设立一个能够足以进行日本对外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的秘密部门。
事实上，日本的情报体系已相当完备，除内阁情报调查局、法务省保安调查厅和防卫厅情报总部3家主要情报机构外，还有几家较大的情报机构，如外务省国际情报局负责搜集外交情报，贸易振兴会负责搜集商业情报。
目前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工作，是由“国际情报统括官”为首的组织，以各国大使馆为中心，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与分析、调查。但“外情恳”认为这样的情报能力非常不充分，必须在大使馆另外设置有接受过专门教育与训练的“情报担当官”，来加强情报能力。而这样的职位在美国和英国的驻外使领馆中一直都存在。
因此，日本计划组建的这个特殊对外情报机关，主要职能是为制订国家的外交方针搜集必要的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并形成对外务省领导人的建议，不但负责处理日本驻外使馆主要通过公开渠道搜集到的情报，也负责处理秘密情报方面的事宜。
“外情恳”还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情报活动与平常的外交活动性质不同，因此需要设立特殊情报机关，直接向外相负责。
搜集情报途径方式变化
目前日本情报机构的发展方向，越来越重视学术界、商界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在日本的情报思想中，搜集情报的人士应当是多种类型的，其中包括了学者、记者、商人和军人。而除了军人的情报搜集职责相对公开以外，学者、记者和商人的情报搜集身份都是极为秘密的。在冷战时期，日本派往国外的许多记者、学者和商人都要向日本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提交报告。
日本还邀请大量学术部门介入情报研究工作，例如“对外情报机能恳谈会”作为日本的咨询机构，是由有JCIA（Japanese CIA）之称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前室长大森义夫（现职NEC顾问）主持，成员有拓殖大学海外情势研究所所长森本敏与客座教授江畑谦介、东京大学客座教授茂田宏、三菱商事顾问野中光男。
而搜集情报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加深，各国在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反谍报工作，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难度也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情报部门越来越希望驻外的情报人员把搜集工作的重点同时放在公开信息的分析上，尤其是对于媒体报道的所在国事件的分析，成为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情报分析能力强的人员比情报搜集能力强的人员，更受到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视。
另一方面，日本正在逐渐突破以文献资料为主要来源的情报收集方式，而更加重视与国外要人直接接触等方式收集现场最新情报。这一点日本军方走在了外务省的前头，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说，日本防卫厅“中央情报队”，内部将新设立4支各10人的专门小组，负责与自卫队海外驻扎国的高官要人打交道，以期待提高情报水平。
自日本的情报工作开始至今，中国一直都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原来就曾发生过日本使馆武官渗入中国军事禁区被发现的实践。新部门设立后，日本外务省必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