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外交官陈用林在澳新闻发布会之无耻嘴脸
★凭超人记忆力 英女间谍为诺曼底登陆立大功
★中国最近20年身份暴露最杰出间谍—-金无怠
★邓小平不忘外蒙古
★毛泽东不做大元帅:我军首次授衔不为人知的故事
★毛泽东抗美援越的真实意图
★叛逃外交官陈用林在澳新闻发布会之无耻嘴脸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万没料到他的出逃之路会如此坎坷，而澳洲会拒绝他寻求政治庇护的申请。
陈用林在5月25日向澳大利亚提出政治庇护申请遭拒后，又于6月6日再次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政庇申请。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布朗(Bob Brown)透露说，陈用林已经直接向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提出申请，其复印件也已转送给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最新消息说，陈用林事件已引发美澳关系紧张，原因是在澳洲拒绝陈的政庇申请后，陈又向美国提出了政庇申请，而美国外交官却完全不知道这起爆炸性事件。
按原计划陈用林任期已满，6月是要被调回北京的。陈说，由于同情异见人士和他帮助过异见人士，这种行为会被视为叛逆，会很快被其后任发现，回国后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在5月26日上午他携妻子和女儿，离开位于悉尼坎柏当(Camper down)的中国领事馆，向澳洲政府寻求政治庇护。
但是他万没料到澳大利亚这个民主国家会拒绝他的庇护申请。在他出逃当日，他携妻子金萍(Jin Ping)和女儿陈凡巩(Chen Fangong)来到了位于悉尼中心火车站附近的澳洲移民部办公室。他说，他向移民部官员出示了证件，要求会见移民部纽省负责人克拉根(Jim Collaghan)，并请求移民部官员不要通报中领馆，但被拒绝。
与此同时，移民部的其他官员却给中国大使馆打了电话，接着，中国领事馆就打了他的手机。因此，他只好带着家人乘火车逃往高斯福德(Gosford)藏匿起来。临行前,陈留下了申请政治庇护的申请信，以及他能接触中方绝密文件的详情，同时也留下了他的联系号码。陈说：“我们去了火车站，乘上一辆开往高斯福德的火车。那儿没有太多中国人，所以不太会被告密。”
当晚，他接到一位叫林德赛(Louise Lindsay)官员的电话，她告诉他第二天会面，但没有答应找个安全所在的要求，林德赛说，只能是在移民部帕拉马塔(Parramatta)办公室会面，别无选择。“我真的很不安，” 陈说，“我不想去那儿，但我似乎别无选择。”
陈说，他再次给林德赛女士打电话，“我问我能不能在其他安全的地方会面，像警察局。” 但被拒绝。但对方答应保证他安全抵达帕拉马塔办公室。
后来当陈知道中国领事馆已经对其政治庇护发出警告，陈用林决定取消了会面，因为风险太高。陈说，那天下午林德赛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他的政治庇护申请被拒，她还说，要想得到其他的保护签证也极为困难。她提到商务签证，“我非常不安，没有考虑这类签证。”
周末，陈再次给林德赛打电话要求会面。据陈介绍，林德赛这次说，他应该星期一(5月30日)去移民部在悉尼的主办公室。等陈星期一打出租车到悉尼后，事情却有了变化。陈说，“我在移民大楼后面的停车场给她打电话，她说她还没有准备好，需要和坎培拉的上司联系，” 她劝我第二天再来。
陈表示，他当时极为不安。当他第二天和林德赛见面时，还有两位女士在场，她们声称她们一个是外交部官员，而另一个是高级移民官。而这次他的庇护申请再次遭拒绝。陈说，那位外交部官员告诉他，他应该回中国领事馆，而那位移民官却给他申请保护签证泼冷水，建议他申请旅游签证。“我感到她们是在大使馆和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耍弄我。他们不鼓励我寻求政治庇护，却鼓励我返回中领馆。”
出于无奈，尽管被告知“希望渺茫”，陈还是递交了临时保护签证的申请表。难民事务律师称，陈的这一做法可能救了他自己。
6月4日，陈用林在悉尼“勿忘LiuSi，告别GCD，声援二百万人退出GCD”的群众大会上露面。他意识到，这也许是他政治庇护能够被认真对待的唯一机会。
叛逃外交官陈用林在澳洲媒体面前痛哭
ABC 2005-6-24：陈用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几度落泪，哽咽。他说，他的朋友在21日晚上11点，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澳洲移民部男子的电话，告诉陈的朋友说：发现陈的朋友公民资格档里有问题，有可能会取消他的朋友的澳洲公民资格。他的朋友是一个有十年资格的澳大利亚公民。陈得知之后，感到非常忧虑，如果他的朋友因此受到威胁和影响的话，那他目前就无处容身了。
而陈用林近日曾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声称与中国国安部有密切关系的人告诉他说：不要公开出现，否则有可怕后果，而且中共方面放话说100%他将被遣送回中国。他说，我无法想像这个人是如何获得我的电话号码的。
他说，他感受到了来自中共和澳洲政府两方面的压力，他担心自己被澳洲政府出卖。因此他不得已再次站出来面对公众和媒体，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寻求公众的援助。
这次，陈用林详述了中共在澳洲实施的一起绑架案。他说，中共厦门市副市长蓝甫的儿子被中共的海外间谍绑架，迫使蓝甫回国，而表面上看上去是蓝甫自己愿意回中国。他说中共（谐音）中国公安部第三局副局长张劲在2002年访问澳洲的时候，陈用林负责接待而且对他照顾周到，使张劲很满意，就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Hyatt酒店私下里向陈详细吐露了这个诱惑绑架案，而且这个绑架案是在张劲的一手策划下进行的。
陈用林说，厦门的副市长蓝甫 1999年11月来澳洲旅游探望在澳洲的妻子和儿子。2000 年1月，在蓝甫的签证到期之前，张劲设计亲自监督绑架蓝先生的儿子，用一种麻醉药剂称‘毒晶’“dujing”，把他迷倒，然后带到一个渔船上，送到公海。那儿有一条中国货船，在公海等着。他们把他放到那条在公海上等待的中国货船上，然后打电话告诉蓝甫这件事，而且让蓝甫跟他在船上的儿子通电话，使他确信儿子已在中共的手里，蓝甫很担心他的儿子，恳求中共不危害他妻子和儿子，他同意与交换回到中国。而且中共当初答应，如果他去，不会判什么刑，罪很轻，而且答应放回他的儿子。因此蓝甫不得不答应回中国。就在2000年4月蓝甫回中国，两年之后他被判处死刑。
陈用林还透露了中共是如何以经济手段系统的拉住澳洲，迫使澳洲在军事、政治、人权等方面做出让步。他表示在2002年，中国从澳洲搞到情报显示，HOWARD政府已经对亚太地区很失望，当时澳洲决心通过与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十分担心的，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中共决定把广州天然气合同给澳洲，这一招果然很有效，立刻把澳洲疏远中共的局面扭转。
陈用林在爆具体料的时候，现场不时有人打断他的发言，而试图改变话题。
陈用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几度落泪，哽咽。他说他的心情糟糕到极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谁能帮他，他觉得现在还不如有人把他杀了，也借此可以解脱。他觉得承受不住来自中共和澳洲二方面的压力，担心由于中共和澳洲的关系太密切以至最终被澳洲政府出卖。
陈用林说，当跟移民部和外交部官员面试时，告诉他们有关绑架案和他对自己及家人安全担心时，陈表示澳洲政府根本不重视。他呼吁澳洲政府重视在澳洲的绑架案。 并呼吁澳洲社会的帮助他。陈用林披露的惊骇内幕的详细内容请见后续报导。
澳洲华人现场纪实:陈用林墨尔本演讲遭遇嘘声一片
据东森新闻报报道，向澳洲寻求庇护的中国驻雪梨领事官员陈用林在美国表示，中国正秘密建立瞄准美国的核武部队，采用「积极防御」战略来对抗美国在亚洲与世界各地的霸权。陈用林指出，中国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最近扬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要以核子弹对美国发动攻击的言论，正体现了北京领导阶层对美国发动先制攻击的企图。
根据陈用林指出，中国核子弹头的数目是最高度机密。针对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指称，中国拥有二十枚核弹头可以攻击绝大多数的美国领土，陈用林说，他不知道中国核弹头的正确数目。他强调，只有总参谋部与党中央才知道正确数字。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称，中国战略飞弹部队的质与量均有所改进，飞弹不仅瞄准俄罗斯与印度，几乎美国所有领土与远达澳洲、纽西兰的亚太地区均在中国飞弹的射程之内。
陈用林说，中国的核武发展是透过一家名为「核子能源公司」为掩护，该公司不仅建造商用核电厂，还制造可装在飞弹与轰炸机之上的核子弹头。
正在美国访问，上周还前往众院作证的陈用林说，据他所知，在中国共产党、政府领袖与军事将领的内部讨论中，军方经常提及要对台湾动武。他说：「我听说过许多这些会议的讨论结果，大多数的军方领袖倡言，解决台湾问题越早越好」。
陈用林说，中国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体现在已故领袖邓小平的八字箴言，「隐藏实力、争取时间」。他说，这意味着中国不希望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特别是美国。他说，中国领袖十分担心美国现在与中国的「交往」政策会转变成「围堵」，如果美国决心围堵中国，中国就办不了奥运，没有生意，也没有和平崛起！
陈用林在美国会作证称美有一千名中国间谍
中国原驻悉尼总领馆官员陈用林在美国国会作证，说中国在美特工人数不少于1000。
陈用林19日启程来美，今天出席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人权分会就法轮功问题举行的听证。他说自己在悉尼任职4年中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并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他认为，中国驻美国外交机构与驻澳大利亚机构一样，都有专人负责这项事务。他估计中国派驻美国的特工人员应该不少于1000人（1000人是他说中国在澳大利亚特工的人数）。他还提醒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要忘记中国是个“集权”国家。
陈的证词引起美方议员们的极大兴趣。分会主席史密斯就称赞陈用林的证词是“爆炸性”的，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关切。另有议员将陈的证词与永久性对华正常贸易关系挂上钩，认为国会应该检讨，看看是否应该撤销这种贸易关系。
★凭超人记忆力 英女间谍为诺曼底登陆立大功
青年参考2005-09-23: 1943年秋的一个深夜，伴随着极为低沉的发动机声，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莱桑德式联络机悄悄地出现在纳粹德军占领下的法国上空。它逐渐降低高度、放慢速度，最后进入低空滑翔状态。当飞机距离地面还有几英尺时，只见一个人影敏捷地跃出机舱，顺势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后安安稳稳地站起身来，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这个人就是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著名的英国女间谍，代号“蜜蜂杰伊”。她直接接受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命令，凭借自身非凡的勇气和才能在德军占领区成功完成了50多次艰巨的任务，为丘吉尔乃至整个盟军领导层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确保了诺曼底登陆行动得以顺利实施。
1944年5月底，英美盟军已经制定完成在诺曼底实施登陆的“霸王”作战计划。然而，就在行动即将执行前，原本驻扎在法国卡昂附近的一个德国党卫军装甲师突然转移了位置，不知去向。如果该部队驻扎到诺曼底，无疑将给盟军登陆部队造成巨大伤亡，甚至会导致整个登陆行动的失败。危机关头，丘吉尔又想到了巴特勒并命令她再赴法国，必须在6月3日前搞清楚那个党卫军装甲师所在的位置。
5月29日夜，巴特勒乘坐莱桑德式联络机抵达卡昂并与当地法国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卡昂距离诺曼底海岸的路程不足8英里，驻守有不少德军部队，但要确定那支党卫军装甲师是否仍在此地以及具体位置绝非易事。抵抗组织获悉德军准备征用卡昂的一所法国小学当做临时指挥所，便帮助巴特勒伪装成校长，伺机接近德军指挥部。
德军在进入小学后遣散了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巴特勒以留守学校给德军提供服务为由，勉强留了下来。原先的校长室成为德军军官的办公室，里面挂着军用地图，图上还标有不少箭头和字母。受过严格训练的巴特勒知道那些就是德军部队所在的位置和番号，但校长室里一直留有德军军官并且门口有卫兵把守，巴特勒难以进入。 6月1日早上，巴特勒在小学附近发现停有10多辆德军“虎”式重型坦克，这种坦克当时主要装备给德军战斗力最强的党卫军装甲师。她悄悄靠近它们，并从部队标记上认出正是要寻找的那支装甲师，不禁心中大喜。回到学校后，巴特勒灵机一动，从地窖里取出一些抵抗组织准备好的上好法国葡萄酒、咖啡和美食，端着它们走到校长室门口，说要尽地主之宜好好款待德军军官。由于战时物资奇缺，那些德军军官好久没有享受过如此美餐。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让巴特勒进入了办公室。
进屋后，巴特勒趁和德军军官攀谈之机，不断扫视挂在墙上的地图。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她将图上的标记、字母和位置牢牢记住，回到自己房间后立即用隐形药水在手帕上照样绘制了一幅地图，随即将其藏于一棵指定的树下，由抵抗组织成员悄悄取走，并于第二天送回了伦敦。
接到这份重要情报后，盟军空军在6月3日和6月4日两天先后出动了大批轰炸机对卡昂地区实施猛烈轰炸，将该党卫军装甲师的坦克悉数炸毁。两天后，盟军如期在诺曼底实施登陆。由于没有装甲部队的增援，纳粹德军的防线在盟军的海陆空联合攻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成功地夺取了登陆场。诺曼底登陆能够取得胜利，巴特勒功不可没。回到英国后，丘吉尔亲自接见了巴特勒并对她进行了高度赞扬。
1901年，巴特勒出生于英格兰中南部的白金汉郡。她自幼才智聪颖，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和语言学习天赋，能够过目不忘并轻而易举地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在比利时读完中学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大学，主修医学并兼修社会学，毕业后荣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巴黎郊外开设了一间私人诊所。她常常前往柏林和德国同行们交流医疗经验。在此期间，她目睹了德国走向纳粹化的过程以及纳粹对德国犹太人的残酷虐待，在心中逐渐对纳粹产生了深深的反感。
为了避免被德军抓获后泄露机密情报，巴特勒在鞋子里藏有剧毒的氰化物以备在不测时吞下自杀。
二战结束后，随着特别行动委员会的解散，约瑟芬•巴特勒又重新过起了正常生活，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英国女间谍。1983年，巴特勒出版了名为《我鞋子中的氰化物》(CYANIDE IN MY SHOE)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自己在二战中曾经执行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绝密任务，让人们有机会了解“蜜蜂杰伊”以及这位曾经对二战进程起到至关重要影响的英国女间谍的传奇经历。
文章来源：青年参考
★中国最近20年身份暴露最杰出间谍—-金无怠
金无怠，系周恩来委派，潜伏美国情报界40年，曾任美国东亚战略研究所所长，白宫亚洲战略智囊，8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局处长俞强生叛逃美国供出金无怠身份被捕入狱，在狱中用塑料袋蒙住头部自杀。
中国情报人员金无怠在美国情报机构潜伏和活动了37年，被捕后离奇自杀，成为轰动新闻中国国安部对美国进行的谍报活动中最有破坏性的案例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纳瑞•金无怠(LarryWu- taiChin)的案子。1944年-1981年金某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1985年11月金某被指控六项谍报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
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
1945年-1952 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
1952年后，他在中央情报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
他承认于1970年10月向中国传送了讨论尼克松总统希望与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了尼克松的意图。这也许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
作为分析家和中央情报局少有的通晓汉语的人，金某能够传送各种信息：中国及东亚情报信息报道、中央情报局人员生平简介和评□、机构内秘密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同时还提供了有关中 国被招收的情报人员的信息。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分类规定，金某不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和身份，但能推断出他们的工作地点及权力级别。中国反谍报和安全机构便能据之确证其身份。
媒体把金某谍报活动的暴露，归因于1985年中国国安部外事局主任俞强生（时任中国建设部长俞正声的兄弟）叛逃到西方。但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对金的详尽调查于1982年就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当金某1982年2月从北京旅行回来时，海关在搜查他的行李时就记录了他房间钥匙的号码。这种「全面海关搜查」，只有当某个人被海关财政执行联络电脑系统认定 为某项犯罪调查的嫌疑犯时才履这种程序。联邦调查局肯定已于 1981年某个时候向海关证实了金某这个人。 根据金选择文件的标 准以及已知或□疑他已提供给北京的数据，我们可看出其几个目的：
1、有关对华外交、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
2、对以中国为 目标的国外情报运作的了解；
3、与中国有关的美国信息需求方面的 信息；
4、美国情报官员们的生平简介；
5、安全联络能力的详细材料 。
对金某案例进一步分析证实了国安部常用的谍报技巧。例如，谍报□络在目标国内运作，但操纵该□络的官员生活和工作在第三国，这给情报人员高度的安全感。该人员通常只短期去那第三国， 以防止目标国政府反情报机构查出其谍报活动。金某主要运作活动，即传递机密数据和接受命令，通常在中国大陆以外第。金至少有六次在多伦多同一购物中心内将未冲洗的胶卷交给国安部信差李先生。金每次只花大约五分钟时间去这家购物中心。其他时候是由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向他询问情况。国安部偏向于单独询问情况，而不应用非私人性的秘密联络方式，国安部对其他情报人员的 管理也证明了这一点。
金某要传递情报时，总是先发信到澳门、广东或香港三个地点中的一个住宅地址。这种信只秘密说明他所去的第三国家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谍报方式不适合快速传递数据，但比在目标国内进行类似的活动要安全得多。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的案例所示，金某也有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此外，对第三国操纵技巧的运用显示中国情报机构了解美国的反情报能力。
★邓小平不忘外蒙古
[转 八一血坛 www.red81.com]
中国的版图应是秋海棠，而决不是公鸡。中国近代失去了太多的领土，版图.这是一段多么屈辱与不勘回首的历史.二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依旧被列强出买，外蒙古丧失.正因蒙古的丧失使中国的战略空间恶化,中国的首都及华北的中心城市暴露在导弹射程下。上世纪的中苏对抗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正在强大的中国如凤凰浴火重生,历史的耻辱只有用今天的强权来洗刷.同胞们,中国必将统一。
民族与国家间的竟争是长期的历史性的。中国的北方强盗俄罗斯趁中国贫弱，巧取豪夺用尽一切方法分裂肢解中国夺占中国领土。世仇不共戴天，到时一定要报。哪怕一百年两百年三白年。
一部近现代史，日本使中国遍体凌伤，但终能恢复。俄罗斯使中国断手断足。但历史不绝中华，中国现在有了翻身的机会。统一台湾，收复南沙，收复藏南领土，外蒙回归，令昔日的强盗兼恶棍低头。
布什和邓小平订交于七十年代，前者在北京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时。一九七五年底布什内定接掌中央情报局後，邓小平特设午宴为布什饯行，席间老邓以玩笑的口吻问布什：“你有没有在北京搞间谍工作？”然后老邓正色曰：“不管布什今后做什麽，都欢迎他重回中国来。”
一九八○年里根竞选总统时，发表了一些亲台言论，北京大为不悦，里根特派那时已是他竞选伙伴的布什前往北京解释。布什在回忆录中透露，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正向老邓解释里根无意搞“两个中国”时，突然有人进来递张条子给邓小平，原来是里根又在公开主张“两个中国”，老邓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布什，使布什颇为狼狈，这时布什只得加快说话的速度，迫不及待的离开会谈现常
一九八九年二月，布什趁去东京参加日皇裕仁丧礼之便，转往北京访问。由于五月间戈尔巴乔夫将访华，美国对中苏未来关系的发展极为关切，而北京对苏联在中、俄边界部署重兵包围中国的做法如芒刺在背，故布、邓的会谈以中苏关系为主。老邓告诉布什，从历史上看，鸦片战争以来，日、俄两国加诸于中国的伤害最大。而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和领土野心都是一样的。
邓小平指出，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并未自中国得到任何领土，只有钓鱼岛例外，但苏联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老邓说，战后苏联得自中国的领土超过三百万平方公里（指沙俄时代的掠夺在内），而所谓雅尔塔会谈根本是在瓜分中国，由于蒋介石在内战中被打败，美国并未从中国得到什么好处，说到这里，老邓加重语气说，他只是陈述史实，无意冒犯布什。
布什接着说：“你没冒犯我。我也不喜欢雅尔塔。”
老邓继续谈下去：“雅尔塔不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还把东北也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首先向苏联要求恢复长春铁路（中长路）和旅顺的中国主权，我们也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但苏联不作答。”
此时老邓对布什说：“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看看地图，外蒙古被苏联分割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的战略处境如何？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中国的形状像枫叶，假如你现在再看地图，就发现北边缺了一大块，使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地位”
从以上的谈话，可见邓小平念念不忘外蒙古，隐含蒋介石把外蒙断送是千古罪人之意，这大概是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坚决反对美国承认外蒙的历史因素吧。国共两党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立场一致的。
★毛泽东不做大元帅:我军首次授衔不为人知的故事
新闻午报 (2005-09-23): 建国后，中央军委为加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开始的授衔、授勋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事实上，在这伟大的历史事件背后，还有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毛泽东不做大元帅
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那样，而他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多，时间又长。同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应被授予元帅军衔。对此，刘少奇和彭真都在会上作了说明。他们说，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的初步方案。此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也不止十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刘、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工作的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不要军衔也有道理。于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应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大元帅衔空缺未授；为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又增设了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之后撤销，但实际上一直保留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时。
2 彼此谦让虚怀若谷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以身作则，纷纷提出降衔。
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他的理由主要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给毛泽东专门写过信，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评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内“山头”最大的同志为元帅。
第二个是主持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他不同意自己出任元帅，因为自觉无尺寸军功。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上选，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大将里面让衔的首推许光达。许光达在接见苏军代表团以后，周恩来通知他将被评为大将，他感到很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低标准，只评上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对许光达让衔一事进行了真挚地赞扬：“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500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500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许光达应定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行政级别降为行政五级。
中将里让衔的有徐立清，徐立清要把自己该评的上将降为中将。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在1949年底就是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但是，他坚决要求把自己降低为中将，彭德怀苦笑着说：“别人都说我是犟脾气，我看你比我还犟！”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3 争衔也见真性情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七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四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兼任十二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四十九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4 名利之前高风亮节
或许有人不满，可有些人连牢骚都不发。像白志文少将，红军的时候就是师长，评定他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像谢振华少将，在红军长征前撤离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仗——高虎脑战斗中，担任红十四团政委，才18岁。长征胜利后，谢振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许多重大案件他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时期，他担任华野第十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担任第三十军首任军长。按资格、职务和战功，应该授中将军衔。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元勋。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彭德怀在同干部闲谈中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罗荣桓没有将被授予元帅军衔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5 受勋后老帅抚今追昔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隆重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大会。毛泽东在主席台前，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8人。林彪、刘伯承2人因病未出席大会。
同日稍早时间，国务院先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许光达等在京的将官。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在军乐《胜利进行曲》的旋律中完毕。
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追溯着历史。
“元帅阁下，”陈毅问贺龙，“当初你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
“元帅？”贺龙用手把胡子一摸，“我连这是第一枪都没想到，我只想怎么打好这一枪。”
叶剑英问陈毅：“要是叶军长还健在，贵军就出两个元帅，不是吗？”
“不！”陈毅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严肃的口气，“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个叶帅倒是真的。”
当周恩来走向元帅们时，陈毅故意向他敬了军礼：“周副主席？”
叶剑英则叫周恩来：“我们的总参谋长。”
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
周恩来听了，仰天大笑，摆手道：“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北京的授衔仪式结束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仪式。
1955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国庆大检阅。当身着佩戴上了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兵符号标志新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威武亮相时，数10万人顿时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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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风采的中国将星
在将军队伍中，还有一些因战伤而残废了身躯的将领，这使他们具备独有的丰采。
独臂将军有：上将贺炳炎、彭绍辉2人，中将余秋里、晏福生2人，少将陈波、彭清云、童炎生、左齐、廖政国、朱声达、苏鲁7人；短臂将军有少将龙书金、罗应怀2人；独腿将军有中将钟赤兵1人独脚将军有少将谢良1人。
毛泽东在谈及我军的伤残将领时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授衔时，只有一名女性被授予将军军衔，她就是时任军事检察院副院长的李贞少将。只有一名外国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就是越南籍的洪水将军。他曾任军委主办的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等职，1956年回国。
★毛泽东抗美援越的真实意图
抗美援越战争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多已作古，我们或许应该可以比较冷静地从客观历史的角度，探讨毛泽东晚年如何进行这场“抗美援越”斗争。而我们现在也只能靠现有的极其有限的中文资料，和大量的英文资料来拼凑出一幅毛晚年领导“抗美援越”的宏伟历史画面。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中国在越战前所处的恶劣的外在环境。那是冷战时期，是两极世界，是两霸横行霸道的的时代，是国际矛盾极其尖锐的岁月，是中国夹在两霸的夹缝讨生活的屈辱时代，是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代。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经济建设！
但是，如何突破美苏两霸的包围圈呢？突破点在哪？选定了之后，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选定越南为突破点
越南和印支是冷战时期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泽东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著可能同时同美苏翻脸，意味著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
“抗美援朝”时，有苏联作战略后盾，现在美苏一齐反，以一敌二，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吗？
许多毛的老同志、老战友认为，这是拿党国的命运作一场胜负难测的豪赌。所以，对此深表疑虑不安。有文说毛晚年“左倾”，“骄傲起来”，“专断”，“不谨慎”等，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所以毛晚年面临了两难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这么大的有形实力。怎么办，何去何从？但毛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内的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在两霸的围堵封锁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如何能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这些人中不少是老同志、老战友、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权威、社会的名流啊！都是一些正人君子啊！
对毛来说，进退都是充满危机，他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包围在危机之中，但都没有像这次这么复杂、这么令他呕心沥血，这么险象环生。进虽危险，但可能打出一条血路；退，虽暂时自保，终将无法避免一战。毛的一生，作过了无数次的政治和军事赌博，对他来说，再作一次冒险的决策不难，难在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作全面的准备，才能“不打则已，一打必胜”，一打就要打出长期的和平。但作这样的打算，作这样的准备，就无法不影响到全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这可是会搞得全国大乱、天下大乱啊！
具体而言，同时反美、反苏，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策略问题，党内的团结问题等等。这对毛泽东来说，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首先，从理论上要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毛在六十年代初，就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暗下决心同美国一搏。所以毛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其次是，反美帝可以从马列理论里找到根据，可以得到党内同志和世界各国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意和支持。但要反苏，反社帝，人家要问你为什么要去反一个列宁所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不能不在马列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也就是说，你要比苏联更革命，更红，更左，这样才能在理论思想上同苏联划清界线，才能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毛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而且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理论上的原因。不断革命论，是一箭三雕，既可反美，也可反苏，还可封国内政敌之口，起到统一思想，统一步伐，集中意志的作用；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的支持，还可以赢得欧美广大进步人士和知识界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军事上中国如何南北两面作战，而且还要准备应付可能爆发的核子战争？毛巧妙地运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用苏联牵制美国，中国同苏联所争的是真假马列主义信徒，不是搞资本主义，所以苏联不敢因此而联合美国对付中国；不但如此，苏联为了表示它才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得不率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越南对抗美国。毛同时反过来用美国牵制苏联，因为美国的谋略家一直梦想分裂共产主义阵容，以中制苏，缓解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所以反对苏联摧毁中国的核子基地。
对于越战本身，美国讲明了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必须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扩张，一旦失掉越南，将引起骨牌效应，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而言，越南是中国的南大门，攸关国家的安全，岂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国为了保障东北国防安全，抗美援朝，基于同一考虑，不惜以任何代价，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
但是鉴于朝鲜战争血的教训，中国直接参战，牺牲太大，而且会冒同美国直接开战的危险，所以毛采取了一九五四年“抗法援越”的奠边府模式，间接参战。实际上是一种隐蔽战争，或代理战争，也即让北越出面同美国正面作战，中国在背后全力提供战略、战术、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当然，如果美军敢于跨越十七度线，深入北越，则将改?“抗美援朝”模式，派遣志愿军直接参战。结果，自始至终，美军地面部队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国的战略威慑，保证了北越的安全。
但以北越的贫穷落后，加上二十多年的抗法救国战争使国民经经济残破不堪，可以想像，没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勤、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很难长期支持下去，更谈不上胜利了。就是再有十个武元甲也抵挡不了美国的五十四万如虎似狼的现代化地面武装部队的疯狂进攻和空中的狂轰滥炸。
必须强调，毛对“抗美援越战争”的最实质性的贡献是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包括他的飘忽机动、变化莫测的游击战术。这是他经过数十年革命烈火千锤百炼的绝招，他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现在他又传授给越南人，用来对付美霸。但越战期间，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有所发展，从中国国内运用到世界范围，不仅在中国、越南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海洋，也即反战怒潮，席卷欧美各国。毛的人民战争这一招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但看似平淡无奇，被他运用起来，却威力无穷，挡者披靡，使得美国的现代化武器毫无用武之力。尼克松总统领教了毛人民战争的厉害，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下令从越南撤军，从越南和印支的泥沼中拔出泥足。
中国的丰硕战果
但是，进来容易，出去难。美国不但要其数百万大军（武装部队加?勤部队）安全地撤出，还要体面地撤出，真是谈何容易。尼克松想到了中国，中国或许可以帮他这个忙。政治是很现实的，如果尼克松不知道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背后鼎力支持北越反美，老谋深算的尼克松怎么会屈尊就驾，不远万里跑到北京，而非河内或莫斯科，去向毛求教、求救？当然，毛帮助美国在越南拔出泥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且要的价钱非常高。第一、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二、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围堵；第三、撤销美台防卫条约，把美军撤出台湾；第四、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会籍；第五、共同防苏制苏。
这些都在毛尼、周基的会谈和《上海公报》中得到了体现和谅解。这些可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才能获得的丰硕战果啊！
这不仅涉及到东亚的格局，更涉及到世界的格局；从此，越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毛泽东赢得了豪赌，为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
毛周不仅同尼基谈到台湾和越南问题，更谈到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如果不是中国在越战中起著不容漠视的关键作用，中国有资格来谈这样的大问题吗？美国人是崇拜实力的，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会同你商谈如何安排国际格局这样的大问题吗？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几十个二、三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争相前往北京，朝拜世界级的元老政治家——毛泽东。毛由此从中国的伟人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伟人，从此毛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真是应了他在《沁园春》中所说的“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词句。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啊！过去的旧中国一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越战后却走上了国际舞台，发挥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的作用。
由上可见，毛晚年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非凡的的政治胆识和杰出的军事艺术，利用越战为突破口，打破美苏的围堵，为中国人打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为千秋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并直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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