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窃取中国军事机密还贼喊捉贼
★晚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统一梦
★中国没有强大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教训
★中国军用信息系统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 安全无忧
★朝鲜停战仅三分之一战俘返回大陆 志愿军战俘去台始末
★联合国曾请求中国释放美国间谍
★普京的克格勃生涯：用美女色诱对方
★美国窃取中国军事机密还贼喊捉贼
军事窃密
中军网 2005-9-27: 军事窃密历来是美国对华情报工作的重点。朝鲜战争是窃密活动的第一个高潮，之后一直未有放松。50年代主要是利用台湾情报单位从事陆空侦察活动，其活动以沿海为重点，偏重人力密集型工作。60年代开始减少利用二手情报，大幅强化航空航天及电子侦察，尤其注重窃取中国战略核武器及援助越南的机密情报，这一时期台湾仍担当重要角色。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利用台湾窃密减少了。尼克松访华后，基本停止航空侦察，依重航天及电子侦察。80年代中美建交后，美国恢复派遣除外交官外的美籍间谍赴华。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力强化对华窃密，重新恢复空中侦察，加强与周边国家及台湾情报交流，把中国列为在军事上“最具潜在威胁国家”，拼命全方位窃取中国国防机密。
窃取核武器情报
美国《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所有核弹技术，却只字不提美国数十年来对华窃核行动。1955年毛泽东下令研制原子弹，美国情报界立即不择手段全力窃取有关机密，1956年服役的U－2间谍机及1960年服役的第一颗间谍卫星，都负有这一任务。U－2是当时最先进的侦察机，有八台自动高倍相机和电子、辐射测向机，可携带3。5公里长胶卷，能把宽200公里、长5000公里景物摄下，冲印成4000张照片，只要飞12次就能摄取全美国，清晰度可辨认地上报纸名称，故虽然飞行可靠性差，却深受中情局喜爱。1959年9月，美国人驾驶的U－2首次窜入兰州铀浓缩厂偷拍，之后除1966年外，1962至1967年都有由中情局训练，由台湾飞行员驾驶的U－2共五架被击落。
为继续安全地窃取中国核机密，美国在60年代中期启用世界上第一种超音速三倍的黑鸟侦察机飞往中国，它是80年代未前全球飞得最快、最高的飞机，机上有更先进的间谍仪器，服役至今从未被击落。飞行一小时即能把26万平方公里景物摄下，面积相当于山西省，飞三次可摄取全美国，其立体图像能分辨出邮箱号码，胶卷在机上能自动冲洗。飞行员是空军的尖子，要求飞行时穿太空衣并接受宇航员的训练，以适应其高超的性能。1967年中国首次东风2号核导弹试爆后8分种，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桌上已有了黑鸟窃取的机密，这情况与1964年原子弹试爆不久U－2就窃取了其数据类似，可惜到目前美国对中国核力量准确评估仍十分差劲。
美国为了掌握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展，曾一气发射六颗串联式间谍际星，它们以一个多小时的周期绕地球运行。每颗际星保持10分种的间距，使卫星每10分种经过中国上空一次，若发现蛛丝马迹马上出动在日本的黑鸟和在台湾的U－2飞机详细查明其变化。此外，美国还调动国家地震局及国外的地震研究设施收集核试数据。几乎中国每次进行核试美国都事先知道，还曾公开预报。1964年9月底，中国首次核试成功前半个月，前国务卿腊斯克在记者会上发表：“共产党中国已完成首次原子弹试爆前的准备工作，估计最近即将试验……。”1991年底美国又发射一颗国防支援计划卫星，卫星上有一台6000多个元器件的大型红外望远镜，用于窥窃中国、独联体及中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和核试情况。历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共窃取了多少中国核机密，至今仍是美国国家机密。
除了空中窃密外，中情局也曾派遣间谍从地面窃取更详尽的核情报，但因保安严密而成效不彰。1965年中情局重金招募几名登山运动员，冒着风雪严寒及缺氧，从印度登上喜马拉雅山，把一台核发电电子侦察设备拖上楠达－德维山窃取中国核试数据，直至核发电机的钚238元素掉进冰川而发生故障，窃核活动才暂告终。
而对中国战略导弹及航天中心的侦察，也以类似方式进行。中国不但不可能从代射美国卫星中窃密，且美国曾在80年代开始多次以交流为名，试图窃取航天基地的机密未果。8月2日试射成功的东风远程战略导弹，其在山西五寨的导弹试验中心自90年代初以来，即受到美国间谍卫星持续监视，美军“观察岛”号导弹观测舰在7月底已为此秘密开往黄海水域部署。
窃取激光防护技术
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是在1979年2月17日晨打响的，前一天下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要求17日传达到司局级，下午传达到处级，晚上能知全体党员。但日本记者边见秀逸16日收买到这一机密，并于当晚发回日本共同社，除向日方报告外（日本又通知了美国）辗转给了越南，17日仗未打响消息已被报道。
在反击战中，越军首次秘密投入当时最先进的苏制激光致盲武器。激光研究所与山东光学系合制成功世界首创的激光防护眼镜，正当眼镜研制生产有大突破时，前美国国防部长温拍格率领美军代表团访华，洽谈武器生产合作，当场堤出联合开发防护眼镜。中方代表请示后回复美方只卖产品，不卖技术。美方遭拒后一面拖延时间，一面指使在华间谍找到防护眼镜工厂贿赂门卫，利用星期日工厂休息进行“参观”，一批人拍照、录像及复印了秘方，再以1500美元的低价私下买走48副激光防护眼镜。
美方得到激光防护眼镜全部技术资料及产品后，临回国时说两国草签的合同待国会批准始能正式签发生效，结果草签的合同从此石沉大海。不久美国生产出与中国完全一样的激光防护眼镜，并申请了国际专利。而中国不仅未能取得专利权，更使解放军在防御激光致盲武器的能力上受到严重威胁，花了更长时间才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
窃取新型战机秘密
1995年另外有一名美国空军军官伙同一名日本航空自卫队军官在进行类似上述间谍活动时，在广东湛江附近被发现逮捕。当时两人正在窃取中国空军少量最先进的俄制苏－27SK重型战斗机部署和服役状况情报，其时也是海峡两岸关系最紧张的时刻。
中国国产最新型的歼－10多用途战斗机，已于98年3月底在成都开始试飞，目前进展非常顺利，可望于2000年结束试飞正式定型投产，成为可与欧洲先进战斗机平起平坐的第三代战斗机。
美国从90年代初开始，即不放过任何获得该情报的机会，并于1995年首次以卫星拍得歼－10照片，同时派人通过出席例如珠海航展等技术场合交流套取有关该机内部情报。由于歼－10某些技术源于以色列，美国又向以色列软硬兼施刺探这一方面的情报，显得异常积极，可见歼－10并有容易对付。
另外，为窃取有“中国F－22”之称的下一代（第四代）隐形先进战斗机“12号工程”的机密，美国又指使人混入成都飞机集团，收买有关科研人员，但得到的只是已放弃的方案草图而已。
其实，美国对华窃密行动是全方位的，囊括每一方面，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底线就是一例。对谁是真正值得谴责的窃密者，读者们已心里有数。
窃取军队情报
美国驻华外交官，在1994年一年间就外出达30余人次，到过16个省、市、自治区，对20多个大中城市军事设施及东南沿海港口的机构、雷达站等重要军事基地实地进行“勘察”拍照。
同年10月27日，当中国海空军在舟山群岛附近进行20年来最大规模、代号“神圣94”的海空演习期间，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在山东半岛对开210海里的公海游弋，意图搜集中国海军执勤和演习的情报。不料该舰与中国一艘091型攻击核潜艇遭遇，美军认为这是侦察此型艇性能、窃取其声纳数据和人员素质的千载难逢之机，派出随行三艘驱逐舰及舰载海盗式反潜机，从左、右、上方包抄，一直闯入中国领海，双方对峙近70小时，美军共进行七次模拟攻击挑衅行动，期间曾多次失去潜艇踪迹。此事惊动中央军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下令其他同型艇和青岛潜艇舰队、海军航空兵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曾打算组成水面舰艇编队去解围，而济南军区战斗、强击机部队也随时待命。29日下午海军派出由特级飞行员张军生率另一架歼－71V战斗机驱逐美机，指出若再无理纠缠将往死里打，并摄下犯罪证据用于国际交涉。美军始悻悻离去，这是冷战后中美最严重的军事对峙，即著名的“黄海事件”。
1995年7月11日至26日，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进行导弹训练，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立即派出约瑟夫＊陈和德韦纳＃弗罗伦斯潜入前线窃密。前者是驻香港总领事馆空军上校联络官，祖籍广东，生于香港。自小赴美后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后加入美国空军达28年之久，服役时接受过各种战斗机训练，对此颇有研究。之后再接受特工训练，掌握窃密必需的摄影、录像技能，被派往驻香港总领事馆任空军联络官。后者毕业于宾夕法尼亚洲利哈伊大学，在空军服役了11年。
两个人于7月23日入境，公开目的是和驻广州总领事馆及驻北京美国使馆磋商外交事务，实际上是搜集广东、福建空军基地情报。根据指示确定从广州，汕头到福建漳州、厦门等地的窃密路线、时间及联络方法，潜入军事禁区拍照。首先他们对汕头军民两用机场的地形及军用飞机下手；翌日对漳州军用机场的位置、内部人员配置、战机装备进行刺探；25日到连城乘出租车侦察军用设施，晚上将情报进行标示，注明获取时间、地点、方位、名称等；28日从连城折回漳州，补充侦察军用机场军事设施并拍摄，正当他们得意忘形之时终被哨兵发现扣留。
当时两人身上带有详细标明广东、福建两省军事基地的英文军用地图、红外线望远镜、军用电筒、摄影机、照相机等侦察工具，还有已拍摄了汕头、漳州、连城一批军事基地及设施的影像。从两人对军用设施的背景、远景、近景、拼接拍照技巧来看，肯定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两人对窃密行为亦供认不讳。8月3日。国家安全部将两名美国间谍从厦门驱逐出境。事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培根在记者会上，不得不承认两名空军军官是在“观察中国的军事行动并发回报告……”。
1995年10月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起飞了四架EA－6B电子战机，借中国进行军事演习之机大肆窃取电子信号情报，之后竟发出强烈阻塞式干扰。另外，美军故意以电子信号伪造一中队F－16战机正飞往内陆，企图诱使导弹火控雷达开机而盗取信号情报，但数十秒内即被中国电子战部队识破，并向美发出“这里是中国，不是伊拉克”的警告，精心策划的行动又告失败。
1996年3月台海演习期间，美国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大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独立”号战斗群的“邦克山”号巡洋舰，以其相控阵雷达窥窃中国东风－15弹道导弹飞行数据；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黑骑士”中队两架“熊猫”战斗机飞进中国领空，意图挑衅及侦察，及时被芜湖起飞的空一军歼击第三师两架苏－27战机拦截，美机赖死不去遂被强行驱逐，由于飞机性能及态势都非常不利，“熊猫”战斗机只能落荒而逃。这是数十年来中国首次以性能优于对方的战机捍卫领空，也是“熊猫”战机服役以来初尝败绩，无线电中的救命之声反映出美军的震惊与无奈。
1999年5月9日，即美国炸毁驻南中国大使馆翌日，美军飞机又进入中国领空示威、挑衅和侦察，上述的海航部队特级飞行员张军生再度驾机紧急升空，终于在对方有继续犯境的企图前成功将其拦截，迫使其离开中国领空。
转自：白鹿书院
★晚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统一梦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宝贵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出了多少人生的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的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周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蒋介石晚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
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历史的遗嘱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世间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蒋的政治包袱背得太重了，他至死也不肯平实地阐述自己的回家之路。恐惧使他严严地封闭了通向大陆的门窗，人为地堵住了通向大陆的通道。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38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啊!40年，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这张民族悲喜图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宋氏兄妹的离情别泪。国共分合的悲喜演化了宋家亲情半个多世纪的离合。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逝世，姐妹三人唯有身边的霭龄出席葬礼。美龄因怕中”中共统战圈套”而中途返回，庆龄因一时包不到专机作罢。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廖承志将其病情电告其在海外的亲属，特别是唯一在世的至亲–在美国的美龄，邀请她前来北京。姐妹见面是庆龄最大的心愿，但美龄保持着沉默。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她在台湾的亲属包括蒋经国及生前好友发出邀请公告、电报，但台湾当局拒绝收受，并诬蔑此为”统战阴谋”。
其实，真正属于蒋介石的遗嘱该是死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因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所深深赏识，为毛泽东所深深倚重的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面对罗青长，总理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月8日，逝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有关大陆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他拿着这份电报昏迷过去，再也未醒来。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邓小平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中国没有强大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人们在喜悦之中，冷静的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强盛于西方，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强大？中国的未来又要吸取那些教训呢？
一、在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秦王赢政选择了专制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后代影响较大的历史有两千七、八百年时间。其中，春秋战国到秦统一是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几乎同时期的古希腊也是战国林立，烟火不断，但雅典城邦的奴隶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成就却被保留下来。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就是所以公民都有义务和权利直接参与政治。雅典民主政体由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及十将军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雅典国家最高全力机关，大会委员为全体年满20岁的公民。国家的一切机关和官吏，都了隶属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九天召开一次，一年约召开40次。公民大会根据多数人的表决决定有关事物。凡缔结条约，决定战争与和平，选举与澈免官吏，制定法律、法令等有关国家内政和外交的一切重大问题，都须由公民大会作出决定。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是古罗马的一个著名皇帝，文化水平较高，崇尚武力，对外侵略扩张，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重视科学和文化，曾通令全国，凡是猎手、鱼夫和园林工人抓到希奇古怪的动物，发现罕见的植物，都要送给他的老师做研究。还提供16万块金币，支持老师科研，并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图书馆。
秦始皇由于文化的限制和道德的缺陷，将中国丰富、宽泛的文化大道变为狭小胡同，文化为统治政权服务成为皇权文化模式，堵死了向自然科学和民主富强之路。后代王朝都是沿着此路爬行的，汉朝的独尊儒术，隋朝的科举八股一直延续到晚清。
二、在前进与停滞之间，明王朝选择了停滞
古希腊的文明似乎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在日耳曼的铁蹄下它失败了。欧洲中世纪相当与中国隋朝至明朝初期，封建专制和神学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同属封建社会。中世纪是欧洲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凸现盛唐。当资本主义在十三世纪萌芽时，东西方几乎是同步出现。先进的生产力需要生产关系来支持，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被压抑的古希腊民主制度重新崛起，封建势力逐渐被挤出历史舞台，国家决策由个人向集体转移。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现代大学相继建立，生物、物理、化学、哲学等门类学科相继将利建立，为生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平台。此时的明王朝，在前进与停滞之间，明王朝选择了停滞。在经济上，重农抑商，使资本主义萌芽被抑制。在文化上，兴文字狱，对关心国家命运、发表强国言论的人士，进行“廷杖”。“廷杖”就是打屁股，许多人死于这个刑法。黄遵宪、李贽等民主启蒙思想家都受到残酷迫害。在教育上，灌输的依旧是儒家顺民内容。直到六百年后，才出现上海正蒙书院及清华大学等现代学校。期间，扼杀了许多科技人才的产生。中西方的文化科学差距进一步拉大。丧失了与西方在资本主义萌芽期的竞争时机。
三、在科技贸易相当发达时期，清王朝再一次选择了落后的制度
近二、三百年，欧洲发展十分迅速，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航空、电子、石油等正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文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权的民主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学科的深入细化为人的智力发挥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当时与中国国情相似的日本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变革，经济、文化、政治等都进行了洗心革面的变革。短短五十年，就由落后国家变为强盛国家。如今，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三倍，人均年收入是中国的三十倍。而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先进，不是学习人家的产生先进的土壤和环境，而是学习人家先进的果实，依此想走捷径。于是，大量引进大炮、军舰和钢厂，表面看与外国不相上下，但落后的帝制纹丝不动，少儿皇帝、垂帘听政这些荒唐的政治游戏继续存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随着镇压戊戌变法，国家最终一事无成，一贫如洗。与日本经济文化拉大了距离，在甲午海战以及抗日战争都输在了国力上。究其内因，是我们内功不够，制度腐败，人民败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下。当时的戊戌变法，是中国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图强与贫弱，为了私欲，清王朝再一次选择了落后，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深重的灾难。
人类的全部财富表现在思想，思想的全部财富表现在文化。国家的强弱不在武器的多少、人口的众寡和土地的大小，而在于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培养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培养这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鲁迅）
日新月异的世界留给我们的机遇以及和平发展的时间不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带来的耻辱让中国人民铭心刻骨，时不我待，让我们团结一致，少玩一些政治游戏，汲取历史教训，加快改革的步伐，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晨曦)
★中国军用信息系统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 安全无忧
中新网9月27日电: 据科技日报报道，中国第一套以国产中央控制器(CPU)和国产操作系统为载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用电子信息装备运行平台和开发平台，已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6研究所研制成功，并通过专家鉴定。这既是中国军用电子信息系统核心技术实现了国产化的标志，又可免除使用国外产品带来的安全隐患，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效益。
此前，中国军用电子信息装备采用的基础设备及其核心技术基本依靠进口，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信息的安全性。中央控制器和操作系统犹如计算机的心脏和大脑，一旦做点手脚，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均无从谈起。
据此，该所联合近年国产中央控制器、网络处理芯片研发成功的厂所，协作开发使用自己“心脏”和“大脑”的安全计算机，先后研制成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一体化设计技术、有内建的系统安全硬件和软件，可抵御黑客一类网络攻击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以及与这一操作系统配套的集成开发环境和基于国产中央控制器，采用先进主模块设计技术、高速电路设计与分析技术及抗恶劣环境加固技术的加固计算机系统产品，构成了基于国产中央控制器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时操作系统为载体的军用电子信息装备运行和开发平台。(韩啸、于莘明)
★朝鲜停战仅三分之一战俘返回大陆 志愿军战俘去台始末
1952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在近3年的战事中，新中国将主力部队70个军中的40个军投入了朝鲜战场。将近130万人在狭小的半岛地形上与具有强大火力的美军周旋，难免付出相当的死伤代价。至于战俘方面，美军与南朝鲜军被俘5万人，其中美军约9000多人。北朝鲜军包括了朝鲜战争初期溃败的高达13万人，志愿军战俘则在2万人左右，其中被俘最多的是第五次战役，有1.7万多人被俘，其中第60军180师有5000多人被俘。
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战俘“交换完毕”，但是，美军手上尚有14235名志愿军战俘未被遣返，美方称这些战俘自己拒绝返回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在分界线以北的“北营”尚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分界线以南的“南营”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14704人。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中国战俘只有14235人，之所以多出400人来，是因为其中混入了由台湾“国防部政治部”派来“争夺反共义士”的专职特务，他们千方百计在被俘志愿军中做策动工作。
中美最后就这些战俘去向问题达成了协议，即采取自愿原则。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新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有90天的时间对志愿军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依序进入解释营，分别聆听中共代表与美军代表的解释，最后战俘们做出决定，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的则由美军代表这头出去。3个月后，所有战俘均完成解释“工作”，大约有600多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回大陆，去台湾的则有1.4万多人。至此，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共两万战俘，只有三分之一返回大陆。
赖名汤参与运送战俘的“洛逊计划”
1954年1月20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由联合国军负责把这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运送往台湾。当年任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赖名汤负责该次行动。
1954年1月23日，1.4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于凌晨3时许，分乘225辆美军大卡车，离开中立区印度村。上午8时起由韩国仁川港搭上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基隆。惟一显示与台湾相关的是台湾出动海军5艘中字号登陆舰。
为了迎接这一刻，国民党动员了许多欢迎群众，开启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把来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称为“反共义士”，并将1月23日这天定为“自由日”。能成功策动1.4万多志愿军战俘来到台湾，对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确是一件“喜事”。
志愿军战俘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军”基层监视使用
志愿军战俘去台的原因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呢？从解放军成员的结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国共内战三年中，双方军队几乎是以每年70万至100万的兵员呈现互为消长之势。解放军兵员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国民党的战俘。
在解放军军威如日中天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优劣之势极为分明时，国民党投诚士兵被无可置疑的生存选择淹没；不过在意外的状况下，他们成为美军的战俘，而国民党在台湾似又出现新的生机时，这种心理的复杂性便瞬间浮现了，加上国民党人员直接面对面地煽风点火，新的偏向就产生了。
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绝大部分都是原国民党官兵。当然，也有少数志愿军战俘并非原国民党军人，而是有革命资历的共产党干部。或许因为累积了长年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极端世故，他们判断即使回大陆也将面临困难的处境，组织上不可能再信任他们，更不可能重用他们，有关的政治审查恐将永无休止。因此还不如靠到国民党这边，凭着这一点被利用的价值，虽谈不上荣华富贵，但估计相对地安全。
40年后，两岸局势又换了人间，国民党老兵开始返回大陆探亲，大陆政府明令地方单位盛情招待。去台的那1.4万多志愿军战俘，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从国民党军中退伍。文化层次较低者终生清苦，以劳力糊口；文化层次较高、较有本事者，则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成了公司的老板。一些前志愿军战俘如今以台商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回到大陆本乡，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
《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
联合国曾请求中国释放美国间谍
★新中国公审美国间谍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了两起美国间谍案件。这两起案件共涉及案犯22名，其中美籍间谍11名。
★第一起是美国人唐奈、费克图间谍案。
1952年11月29日，24岁的唐奈和27岁的费克图同两名飞行员，驾驶一架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军在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飞机起飞后即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北飞，绕过地面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最终目的地是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此前，唐奈和费克图曾潜入中国境内，将多名在美国驻塞班岛特务机关受训的间谍空投到中国境内，并为其空投给养。
唐奈和费克图此行的任务，是利用“空取器”接回刺探情报的特务李军英。“空取器”是一种升降装置，由安装在机身外带滑轮的铁臂、电动绞盘和用钢丝联结的钩子组成。当飞机低速飞行时，操纵人员转动绞盘，放下钩子，把地面上的特务或物资钩住，吊上飞机。利用这种装置，飞机不着陆，就可将人员或物资回收到飞机上。
深夜，飞机到达安图县上空，开始搜寻地面目标。唐奈和费克图一人操纵杆子，一人充当“绞盘手”，准备用“空取器”钩取间谍。
就在这时，我防空火力网发现了飞机。地面炮火对空齐射，飞机被击中后坠毁。两名驾驶员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跳伞后被我军生擒。在现场，人们从飞机残骸内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
审判中，唐奈对“为了在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恐怖破坏和武装暴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受爆破、辨认地图、无线电等项目的间谍训练等事实供认不讳，还当堂指认了另外几名在日本美军基地受训、潜入中国的特务。
鉴于二人犯罪事实清楚，并对我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军事审判庭判处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
随后，法庭审判了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581空中补给通讯联队上校司令阿诺德、美军第91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上尉机长维地等14人的间谍案。这些间谍于1953年1月12日驾驶由B—29轰炸机改装的侦察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潜入我安东(今丹东)地区进行战略侦察，被我战斗机击落。
间谍案铁证如山，美国人百般抵赖
对中国公审两起美国间谍案，美国人十分恼火。国务院发言人怀特矢口否认派遣特务、颠覆中国的行为；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在日本雇用的“文职人员”，美国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至于“他们如何落入中共之手，美国不知道”。接着，美国指令其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委托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
与此同时，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谎称：阿诺德等人“从来不曾飞到对方领土上空”，他们的任务是“去朝鲜上空散发传单”。至于唐奈和费克图，空军发言人的谎言更富想像力：“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该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的上空神秘失踪。”
但事实胜于雄辩。在俘获唐奈和费克图时，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比例尺为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地图，图上标有一个箭头，直指他们被击落的地方———安图县老岭区。有意思的是，他们身上还带着一个中英文对照的会话表，每句英文后面，都有汉语的发音标注：我是朋友；请你帮我；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带我到中国医院去；中国兵顶好；你有暖和衣服吗？
由于证据确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回信给杜威廉，并退回了美国的照会。
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来华斡旋
一计不成，美国人又生一计。美国政府把间谍案告到了联合国。
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提出回应美国的意见。次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
12月4日，美国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11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提案通过一个多小时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3封电报给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表示愿意来华斡旋。
看了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周恩来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但电报稿拟好后，周恩来思虑再三，没有立即发出。
没见到中方的回音，哈马舍尔德忐忑不安。后来，中方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接受哈马舍尔德来华。
中国义释美国间谍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其父曾是保守党党魁，一战时曾任瑞典首相，与丘吉尔私交甚笃。1945年，哈马舍尔德进入外交界。1953年，他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
访华前，哈马舍尔德借回国休假之机，拜会了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飙，讨论访华安排。随后，他又致电周恩来，商定了访华的具体行程。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周恩来会见了他。会谈中，哈马舍尔德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感谢。接着他说，由于亚洲和中国的重要性，他一直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会有成效。
当晚，周恩来设宴招待哈马舍尔德。宾主边吃边谈，从联合国谈到美国的侵略政策，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话题广泛，气氛轻松。
在此后的4次会谈中，双方针对美国间谍案、美国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朝鲜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会谈，但双方分歧很大。
1月10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同前面相比，这次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一些。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来华探望，并答应通过瑞典驻华使馆把美国间谍费席尔等4人的生活照片转交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
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除了简述会谈的过程外，双方在公报中还说：“在会谈中涉及了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各项问题”，并说“我们觉得这些会谈是有益的，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次会晤中所建立的接触。”
由于朝鲜战争刚结束，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再次卷入战争。因此，中国表示愿意跟美国人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于是，在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抵达万隆时，中方释放了4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当7月31日傍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到监狱宣布决定时，这些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中有的人痛哭流涕，有的人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
★普京的克格勃生涯：用美女色诱对方
普京用人有他的独特之处，他特别信任的人员，除了克格勃的同事之外，只有军人、民警和其他“强力人员”。普京从不掩饰他在克格勃的工作经历，每当谈到这段历史，他便会自豪地说，在情报部门工作，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拥有一颗爱国心，我热爱我的国家。
叶利钦时代作为彻底告别前苏联的重大举动之一，俄罗斯在1991年“8·19”事件之后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推翻了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雕像。仅仅13年后，2004年9月11日在莫斯科市中心同一地点又举行了捷尔任斯基雕像安放仪式。此举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普京急需像捷尔任斯基一样的铁腕手段来安抚民心，并向恐怖分子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目前在普京身边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拥有克格勃和军队背景的成员比例已经高达60%，在俄罗斯的七大行政区域中，有五个区域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原克格勃和军队的成员，深受普京信任的原国防部部长伊万诺夫，就是普京原来在克格勃的同事。
1985年，普京被派往民主德国从事间谍工作。虽然只工作了六年，但业绩非凡。
他的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他与民主德国情报机关——格鲁乌的合作主要是在莱比锡。监视驻德苏军，也是普京在民主德国工作之一。普京小组的办公室是一座建于1909年的二层别墅，四周有高高的围墙，门口有武装警卫。50米外就是民主德国特工总部。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位曾在80年代受普京控制、直接为他提供情报的前民主德国特工(代号为M)的文章，披露了普京到德国从事间谍生涯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M特工的公开身份是前民主德国刑事警察的督察官。当M被调到普京手下工作时，M特工已经为克格勃工作了十年。
1985年，M特工在德累斯顿的一套秘密公寓里与普京接头。普京给M特工留下了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M特工回忆说：“普京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前上司克格勃情报处官员介绍我们相识。由于普京是一位刚出炉的新手，于是我就向他详细介绍了在德从事间谍活动应注意的情况。显然，他一点经验也没有。这是他第一次赴海外从事间谍工作。他虽然对间谍理论了如指掌，但却不了解具体操作时的规则。”
很快，普京就出了个大差错——
M冒险安排了与普京的一次接头，但不知为什么普京竟没有按时赴约，气得M特工大发雷霆，“要知道忘记与你负责的特工接头就等于犯了有可能危及那名特工生命安全的大错。”“我警告普京说，除非他克服掉不良行为，否则我就立即不干了。”普京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在守时方面有问题。但他一向崇拜德国人的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久，普京的工作作风就变得十分麻利。
M特工说，普京有五年时间是他的头儿。普京开始几乎很少说话，总是在寻求建议。两个人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制度。为了保护M特工的生命安全，他们有十幢屋子做为会面备用的地方。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就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联系。在沿易北河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M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M特工把压扁的啤酒罐或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定的地方，那些东西里往往藏有加了密的电文，或者把情报藏在水泥块里，敲碎水泥块，就可以得到情报了。
还有一种接头办法，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连续响了三声，就是M特工需要紧急约见，普京会在60分钟内赶往接头地点。
M特工说，在他在德累斯顿的日子里，普京至少还与另一名东德的克格勃特工联系。他是从当地的打击犯罪缉捕队中招募的，那位特工现在仍受雇于德累斯顿的警察局。
M特工说，尽管普京刚刚涉入间谍领域时表现令人不满意，但他逐渐成长为非常有效的自我控制者。他更加雷厉风行，总是竭力控制自己，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他，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归罪于他。M特工甚至说：“他不是个酗酒者，也不抽烟。他不恋钱，也不好色。他总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总是将秘密藏在心头。他一定有弱点，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弱点是什么。”
据普京自己后来透露，他在德国的情报活动，是以北约为主要目标，搜集的情报都直接报送国内的克格勃总部。为此普京招募了一些东德人。普京也使用经过克格勃培养的年轻貌美的女特工(“燕子”)来刺探情报。克格勃很擅长利用“燕子”接近目标，色诱对方，使之就范，为己所用。
贝琉酒店是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之一。当年普京有若干名受过训练的“燕子”活跃在这里。这家酒店的登记处就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会有“对口”(即精通旅客所属国家语言)的“燕子”上门服务——克格勃对刺探情报从来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他们的西方同行也不逊色。
一位普京在德累斯顿的邻居达内特向《共青团真理报》介绍了一段往事：
达内特说，在柏林墙倒坍后，东德各地游行示威此起彼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德累斯顿民众火烧当地东德安全部大楼的夜晚，普京保卫了“克格勃”驻德累斯顿办事处的事情经过。
达内特说，普京当年每天上班时都从他家窗前经过。当时普京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便服大衣，从来不着军装。
1989年12月6日晚，德累斯顿发生了抗议示威民众围攻州安全机关办公大楼的事件。当时在安全局的大楼里挤满了随身携带武器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由于担心发生意外事件，他们在拼命阻止人群的同时，开始焚烧秘密档案。一个小时后，数百名抗议者冲进大楼。
这时候，人群中有人高喊：“现在让我们去冲击俄国人的秘密警察总部吧，它离这儿并不远！”于是一群人呼啸着向普京住处扑去。
在“克格勃”机构门口站岗的哨兵，发现异常迅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分钟后，普京出现在大门口。这一次，他没有穿那件灰大衣，而是穿着一身笔挺的军服。
普京面对喧闹的人群，大声告诉他们，“这里是苏联军事机构驻地，不容随意侵犯。”人群中有人质问普京，为什么院里停着挂东德牌照的汽车，苏联人在东德干什么。普京回答，按有关规定苏方有权使用东德的汽车牌照。接着又有人问普京，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德语说得这样好。普京不动声色地表示他是一名翻译。就这样，普京成功地拖延了时间，并等到了前苏联国内关于允许用武力保护“克格勃”机构的答复。
在得到国内指令后，普京用流利的德语大声宣布：“我希望你们不要试图闯入这一地区。我的部下拥有武器，并已得到可以对外来闯入者开枪的授权。”普京满脸严肃的表情和他斩钉截铁的话语立刻使人群安静下来。那些试图闯入者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悄无声息地散去了。
普京在民主德国为克格勃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领导了代号为“日出”的行动计划。“日出”计划的细节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这个计划是在德国建立一个间谍网，负责搜集前苏联所需要的经济或科技情报。这个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德统一、苏联解体而寿终正寝——普京当年布建的间谍网可能到现在还在运作——连德国总理施罗德都为此而愁眉不展。
有一次，英国女王访问圣彼得堡。涅瓦河岸秀美的风光令女王游兴大发，她临时提出要乘船游览涅瓦河。按有关规定，需要提前对女王乘坐的游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进行全面检查。可是时值五月份的圣彼得堡气温仍很低，水温只有3～4摄氏度，女王的保镖看了看河水，皱了皱眉头，说了声“对不起”就站着不动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殊情况，俄方总统卫队的保镖则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仔细检查游艇的底部，以确保女王的安全万无一失，这一举动令在场的英国同行大为吃惊，他们连声称赞俄方警卫人员的敬业精神。英
国女王听说后，也为之动容。还有一次，俄美两国元首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会晤，当时的天气恶劣，气温很低。美国人穿着暖和而轻便的羽绒夹克，最多只站一个小时的岗就换人，下岗以后又是吃热食，又是喝咖啡，增加热量。而俄总统的保镖只穿着风衣，让站多久就站多久，任劳任怨。
从前苏联到今日的俄罗斯，总统卫队选拔保镖的标准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经过特殊的训练，个个素质超群，不仅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而且不畏艰险，吃苦耐劳。
但对于贴身保镖则是每一位首脑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选人标准。
普京原是一名资深的情报人员，对安全保卫的奥秘了如指掌。他认为“树大招风”，无论什么人不能太出众，否则太显眼，反而暴露目标，招来不测。普京挑选贴身保镖的条件是：既要高大魁梧又不能太引人注目，也就是说他要求这些人成为“隐身人”，行为越不起眼越好，甚至连相貌选择也要非常平常不能太突出。
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他的保镖只有44个人。由于普京生性好动，时常有“即兴外出”，因此警卫任务明显地加重了。
普京对保镖的态度很好，他对安全保卫工作十分内行，如果保镖哪儿做得不对，他会指出来，也会警告说：下不为例。普京不爱教训人，不粗野。他平时很注意听取保镖的建议，但如何执行，由普京自己决定。普京的夫人柳德米拉也很尊重保镖，如果她从商店里买来什么普京爱吃的东西，她会请求主管普京饮食的保镖不要再拿去化验了，让普京也尝尝鲜。
普京的保镖不超过35岁，身高在1.75～1.90米之间，体重75～90公斤。他们每人都要学会柔道、摔跤、格斗等30种以上的搏击手段，会使用各种轻重武器，会驾驶各种车辆，会识别毒物等。总统卫队队员无论酷暑和严寒都只能穿同样厚薄的衣服。队员们要善于发现周围不被人发现的人和事，并能在瞬间做出反应。
为了应付恐怖袭击，普京没有设立专门的替身，但有时莫斯科街头会同时出现两三个总统车队，而此时普京本人也许早就乘直升飞机或地铁专线到达目的地了。
普京的卫队基本上包括“随从”和“黑衣人”两部分。
“随从”是最贴近总统身边的人，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保镖”。他们总是身穿便服，但总是携带两件东西。一是身藏9毫米手枪，这种手枪不装子弹时重995克，可一分钟40次连发。在50米距离时，可以击穿装甲背心，在100米距离时，可以击穿汽车。二是他们手中提的“口袋”和“公文包”，它们实际上是折叠式防弹护板。遇到危险时，“随从”将它们轻轻一抖动，就成了普京总统身前的一堵防护墙。
前苏联时期保卫人员总是一身的皮夹克，而现在总统卫队的穿着是一身的黑衣衫。他们被称为“黑衣人。”
普京出访时，他的身边由4层保镖护卫。内层通常是由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组成，他们带着耳机，提着文件包，实际上是保护总统免遭攻击的人体盾牌。
次外层是混在人群中的“便衣”，即使发现了可疑的面孔，他们也要做到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暗暗下手“解决问题”。
外层的护卫者是要挡住人群，阻止杀手走近普京。最外层的护卫人员由狙击手组成。
佐洛托夫刚开始负责普京的保卫工作时，俄罗斯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就对他说过：“总统是个充满自由精神的人。他只要认准了什么事情得去干，就一定去干。他是个好动的人，你们一定要时刻做好准备。”
普京第一次到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也是佐洛托夫带着卫队来保卫的，普京在上海的频繁活动使他再一次领教了总统的快速工作频率，事后他感慨地说：“连鞋底都跑掉了，简直紧张到家了。”
(摘自《再看普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来源：光明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