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条生活小常识(131-140)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35387/201310/7565.html
131、红薯有了黑斑不能吃;132、日常饮食应少吃胡椒;133、多食味精影响视力;134、多吃盐会使血压升高;
135、干海带长时间浸泡才能除砷;136、海带不是越“绿“越好;137、黑木耳补铁效果最好;138、大蒜宜生吃.
139、香油更适合中老年人吃;140、腐竹在豆制品中营养价值最高.
今 日 看 点:2013-12–17 ▲◆★●■☆
中国城市新分级:成都杭州等居一线 玉溪等居五线★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216/11284325_0.shtml
排名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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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除一任一張新藍圖現象★
中國32個城市群建設路線圖浮現 ★★
習李新班子不提房地產調控打破近5年慣例★★★
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三大支柱★★
金正恩爲什麽加速“神化”自己?★
解放军对台情报战线遭破坏细节披露★★★
http://news.ifeng.com/mil/bigpicture/detail_2013_12/03/31762771_0.shtml#p=1
中国城市新分级:成都杭州等居一线 玉溪等居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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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6日第一财经周刊 作者:张衍阁
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反映城市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一财经周刊》用类似于PageRank的调查方式结合传统数据对400个中国城市定位排名,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为来到中国,上任雀巢大中华区总裁,肩负起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任务。他陆陆续续在中国待过十多年,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国他可以有很大的作为。
“瑞士只有700万人口,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国的人均销售额能达到瑞士的数值,那么中国市场的收益不言而喻。”在谈到中国市场的潜力时,他曾做过这样的对比,而他也曾经担任过雀巢瑞士总裁。
事实上,几乎每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时都会惊讶于中国的城市数量之多以及人口规模之庞大。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可能超过百万人口已经是大都市,而在中国,能称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数似乎都要再加个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过100个。如果拿具体城市来对比的话,法国首都巴黎有220多万市区人口,而这一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江苏无锡或者湖北襄樊;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有300多万市区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中等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济南或者哈尔滨。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吸引大公司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对它们来说,这些人口既意味着这里有数量无可比拟的消费者,也意味着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人才和劳动力。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可以到达近7亿人。
但是当大公司想要为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参考指标时却发现,它们难以找到一个针对数量如此之多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和分类。在中国,当人们要定位一个城市或者划分城市等级时,首先考虑的会是它的行政级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城市的形成原因有关。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驻地和军事驻点,政治和军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国着名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就把城市定义为“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
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也正在冲破行政级别的枷锁,更加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商业驱动的都市。这种突破意味着,依据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决定从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对中国除传统一线城市之外的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详尽调查的原因。
从3月份开始,《第一财经周刊》从《财富》500强企业和中国100强企业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考察了它们在中国的区域布局和未来的战略重点区域,以及它们对中国城市未来成长性的认识;
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第一财经周刊》还调查了银行、房地产、汽车、奢侈品、零售连锁、酒店、快时尚等多个领域的140个一线品牌在全国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们进入的城市数量和开店的数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财经周刊》则调查了来自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的1000多名年轻公司人,考察他们在现工作地之外乐意去工作和落户的其它城市,我们认为,他们的意愿能够反映出这些城市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搜集整理了400个城市的2012年GDP规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财富》500强企业落户的数量、211高校数量、国际航线的数量、外国使领馆的数量、机场吞吐量等,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教育资源和经济活跃程度。
在这些一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一线品牌进入密度、一线品牌进入数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财富》全球500强进入数量、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排名、机场吞吐量、使领馆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共10项指标的单项排名。
其中,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是依据将具体某个城市列为重点战略城市的大公司数量进行排名;
一线品牌进入数量的排名只计算进入的品牌数量,不计算单个品牌的店铺数;
一线品牌进入密度是先将每个品牌在一个城市的店面数除以这个品牌在全国总店面数,然后再将140个品牌数据相加,得到一个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数据进行排序。
在这十个单项排名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0.07%],具体计算方式为(一线品牌进入密度名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数量名次)×0.2+(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名次+机场吞吐量名次+外国领事馆数量名次+国际航线数量名次)×0.8=城市综合商业指数。之后,我们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排名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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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0.00% 资金 研报](600295,股吧)、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说城市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成都也都表现抢眼。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成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90亿元,占全国1.6%;实际利用外资85.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7%;进出口总额为47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动人口达到46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28%;成都拥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场提供16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和10万余专业技术工人。2012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17.7亿元,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人口规模更为庞大的重庆和天津。
成都所表现出的这种城市商业魅力,也让它被《财富》杂志选为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在此之前,该论坛曾经在三个中国城市举办,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去年《财富》杂志将成都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还有其他诸多行业及领域成功确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就是一个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些原因和诸多其他因素,我们选在成都举办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说。
如果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和相对前沿的视角,那么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则更具有切实意义,在这一点上,各“新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41.2%,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对较高,超过58%。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4.2%;在浙江宁波,这一比重更是已经超过80%。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带来的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民营企业之于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成都在手机游戏、杭州在电子商务、武汉在光电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业,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杭州约有30万网商,2012年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233.38亿元。
但是,无论是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企业的规模,还是创业者所涉足的领域之广泛和前沿,这些城市还都无法与北京中关村[-2.08% 资金 研报](000931,股吧)和上海张江高科[-0.49% 资金 研报](600895,股吧)等国内创业最活跃的地区相提并论。比如在北京中关村,每年发生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均在全国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内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的1/7。
不可否认,与成都、武汉、沈阳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传统一线城市仍然是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着最大规模的优秀人才,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资更加活跃,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对于新兴城市来说,如果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更多是依赖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创业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繁荣则更多地依赖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资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优化。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属于城市硬件、先天优势,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城市分级能够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发现人才和资本正在往哪里聚集,发现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纳能力,当然也发现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资集散功能,从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仍将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商业意义上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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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7日中国之声
2013年10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落成,总政为主持修建的单位,以此纪念在台湾殉难的大批隐蔽战线烈士。据估计,烈士名单上罗列的名字至少有上百名。无名英雄广场上,树立了陈宝仓、朱枫、吴石、聂曦四位烈士(由左至右)的雕像,雕像的角度正好从西山上俯瞰北京城区。(凤凰军事 詹嘉宝摄影)
无名英雄纪念碑铭。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智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详细]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我军首次披露对台情报战线遭破坏细节】【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广场占地3000平方米,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
据中国之声《国防时空》12月17日消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近日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
广场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这些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英雄们,“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然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面东,视界开阔,气势雄伟。迎面是以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的巨幅景观墙,中有毛泽东主席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沿着景观墙左右台阶拾级而上,两边的花岗岩墙壁上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既暗合了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也彰显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许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
广场正中昂然屹立一块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正面是5组浮雕,再现隐蔽战线的5个突出战斗场景;浮雕前是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塑像,用大实大虚的艺术手法展现了隐蔽战线先烈的丰功伟绩。背面镌刻主碑铭,全铭文217字,以典雅的文言文写就,微言大义,字字千钧。广场各显著位置,还分主题设置了5段铭文,镌刻在精制铜版上,分别是“忠魂”、“光影”、“家国”、“信义”、“追梦”,诗化语言铿锵有力,真挚感情浓烈炽热,读来让人热血沸腾,心潮难平。
为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敬意,解放军联络系统发起了自愿捐款活动,许多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获悉后也纷纷慷慨解囊捐助,表达对英雄们的崇高敬意。民政部、国台办等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园林局专门提供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用地。该广场落成后,将作为一处新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外开放,供广大民众参观、瞻仰。▲◆★●■☆
要破除一任一張新藍圖現象★
中評社北京2013年12月17日電/中組部日前下發了《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並就這個通知回答了記者提問,進一步解釋了通知的內涵和精神。在當前貫徹和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過程中,這個改進政績考核工作的變革十分必要。因為政績考核作為政府工作的指揮棒,它發出的信號對貫徹全會部署,實現改革目標,非常關鍵。
和訊網刊登專欄作者鄧聿文文章表示,縱觀通知和中組部答記者問,核心就是政績考核要去GDP化,它包括五個要點:一是考核不能唯GDP,二是不能搞GDP排名,三是限制開發區域不再考核GDP,四是要加強對政府債務狀況的考核,五是考核結果使用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可謂抓住了要害。
GDP不是不好,但任何東西強調到極致,就會走向反面。作為一個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早在GDP建立之初,經濟學家就曾指出其內在缺陷,如不能衡量社會成本,不能衡量增長的代價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質量和實際國民財富,不能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社會公正、快樂和幸福等價值判斷。這使得GDP一直以來倍受爭議。而我們在具體的幹部考核工作中,又過分地依賴這個指標。這當然有歷史原因。大凡經濟落後國家,要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擺脫貧困,都有一個做大做強GDP的衝動。特別像我們,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非常落後,貧困人口又多,如果不能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使多數人在短時間內實現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躍進,政府就將面臨合法性問題。從此一角度看,重視GDP有一個內在的必然性和歷史的合理性。
但是,在中國經濟成功崛起,坐穩全球第二把交椅的情況下,還像改革之初一樣過於追求GDP的增速,就將會犯“歷史的錯誤”。固然,按照聯合國的貧困標準,我們尚有1億貧困人口需要脫貧;固然,我們也尚要進一步鞏固經濟增長的基礎,使之更厚實,這些也要求經濟有一定增速,但是,經濟規模不同,決定了對經濟增長的含義和要求也不一樣。在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後,仍追求高速度就會引起經濟關係的全面緊張,導致各種比例關係失調。這是發達國家普遍經濟增速較慢的原因。
文章認為,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是,由於體制所決定,政府的權力過大,官員只受上級部門的約束而少受民眾的節制,當從上到下政府都以GDP來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指標時,無疑會嚴重扭曲政府的職能和行政行為。市場經濟對政府的要求是“有所作為,有所不為”。前者指的是那些應由政府履行的職能,政府要努力去做,並且做好;後者指的是那些不該由政府去履行的職能,政府就堅決不要去碰。但在GDP的考核指揮棒下,有時我們恰恰相反,該作為的時候不作為,該無為的時候亂作為。對此,中組部在答記者問時也提到,有的地方對“短平快”的政績項目興趣濃厚,大舉借債搞“政績工程”;有的地方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速度就;有的地方存在“新官不理舊賬”,“一任一張新藍圖”等現象。
還需指出的是資源和環境的約束。現實中的資源總是短缺的,環境容量有限,如果不切實際一味追求高速度高增長,還會造成資源和環境的極大浪費與破壞。最近幾年來,全國各地不時興起的霧霾天氣,就是經濟在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後,污染過度排放和環境治理不力的產物。污染不但是個經濟問題,也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生活質量,已成為一個重大的公共問題。繼續發展經濟必須解決這一問題,這也是對限制開發區域不再考核地區生產總值的原因。
文章指出,中國經濟在目前發展階段,已經到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上,因此,對幹部政績的考核,要看解決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要看對公共服務的提供水平。通知從八個方面規範幹部的政績考核,非常具體翔實,尤其是提出要把政府負債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強化任期內舉債情況的考核、審計和責任追究;以及對各種決策失誤包括已經離任的也要追責的規定,對遏制幹部在發展經濟和民生中的各種亂像,將會起到有力的約束作用。
GDP不是不要,而是要脫敏,回歸其本來面目。通知從制度層面切實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引導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此乃貫徹三中全會的有力舉措。 ▲◆★●■☆
金正恩爲什麽加速“神化”自己?
2013-12-16 黃俊(江蘇 科技)
金正恩速斬速決張成澤,主要的動機是金正恩的資歷淺,底子薄,威望低,能量不足,就很難形成前呼後擁、前呼後應、一呼百諾的效應。金正恩的風光,顯然被張成澤這只老狐狸搶走了。由於張成澤“攝政王大臣”的地位,這對要樹立金正恩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來說,無疑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金正恩想了半天,突然想到,必須要先把“識途老馬”的張成澤除掉,自己才有出頭的機會。才有可能樹立自己成為朝鮮絕對的第一權威。
張成澤的問題解決後,後續的工作,重點就是要大樹特樹金正恩的個人權威。而要達到此目的,任重而道遠,只能采用速成法,即對金正恩自己進行“神化”。
一個“極權”的國家,只有把自己的“最高領導人”、“偉大領袖”捧到至高無上的神壇位置上,才有可能產生“絕對權威”的效果。
這就是所謂的“人造神”。當被“神化”的人,一旦從凡人蛻化變成“神”之後,“神化”工作就宣告“功成名就”;所謂“神化”,實際上就是加強對老百姓的“愚民”政策,實行“黨禁、報禁”,對朝鮮來說,甚至實行“手機禁”、“電腦禁”、“收音機禁”,嚴格限制“言論自由”等。只有實行一系列的“愚民”政策,才有可能讓2400萬的朝鮮普羅大衆,像豬圈裡的豬一樣,沒有思維,無所作為,任人宰殺;沒有了思維,才有可能天天一早醒來,口服心服、心甘情願的面向“最高領導人”、“偉大領袖”的所在地方向,五體投地、頂禮膜拜。
“神化”國家“最高領導人”,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也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凡是“極權”國家通常都慣用這種做法。只有把自己“神化”了,把自己打造成不是一般人間的凡人了,才有可能讓朝鮮人民深信,自己才是朝鮮人民真正的“救世主”。要做到讓朝鮮老百姓相信,沒有金正恩,就沒有朝鮮真正的解放,就沒有朝鮮人民真正的幸福;只有這樣,老百姓才有可能乖乖的事事“絕對服從”了。▲◆★●■☆
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三大支柱★★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有賴於國共、民共之間的互動以及互信,在鞏固期和深化期內,更有賴於兩岸三黨的協同創新。
中評社北京2013年12月17日電(作者 許川)連日來,兩岸關係因民進黨“憲政共識”以及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所引起的東亞局勢而略顯微妙降溫。就“憲政共識”而言,由於民進黨始終未放棄“台獨”幻想,致使大陸就其共識乾淨利落將之否決。然而,似乎民進黨仍然感覺自我良好、依舊抱殘守缺;在“東海防空識別區”方面,台灣當局態度立場也十分鮮明,誓死要與美國站在同一戰線。如此等等,無不為往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增添了甚多不確定因素。另外,加之台灣即將在明年迎來“七合一”選舉,繼而又是2016“大選”,故而兩岸關係走向到底如何,備受關注。為此,筆者認為,維持和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三大支柱。
一是要堅守“一中框架”
眾所周知,兩岸關係之所以能夠予以快速破冰和迅猛推進,不僅有系於了國共兩黨“和平發展”之共同意向,更有系於國共兩黨都認同兩岸一中的“九二共識”。2008年至今,“九二共識”猶如是維持和發展兩岸關係的“頂梁柱”,更像是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的“強心針”。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海兩岸的最大共識,因此,我們有必要也是必須將之繼續貫徹下去。2012年11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習近平主席上任後,又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一中框架”。可見,“一中框架”不僅成為大陸領導人對台政策的新思維,而且更是發展兩岸關係的指南針。如果說,兩岸關係沒有“一中框架”作為雙方對話的基礎,那麼兩岸關係就很難突破困局,也就很難有所實質性進展。
“一中框架”是屬於兩岸關係中的“頂層設計”,既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提,也是深化鞏固的方向。堅守“一中框架”有如下特點和好處:其一,具有更多包容性,無論是國民黨的“九二共識”還是民進黨務實派的“憲法各表”抑或是新近的“憲政共識”,都可以涵蓋其中,都脫離不了“一中”這個架構,也就是說,無論國、共、民三黨如何表述和定位兩岸現狀,都必須是在“一中框架”頂層設計之下為之、行之;其二,具有更加靈活性,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兩岸政黨和人民共同參與,只要認同“一中”,大家都可以坐下來談。換言之,“九二共識”並不是兩岸交流互動中的唯一共識,而只是眾多共識之一。往後,只要是任何政黨出台任何堅守“一中”共識的綱領性文件,都可以成為發展兩岸關係的基石;其三,具有更大廣延性,主要體現在未來兩岸關係最終走向上,這也即是說,只要兩岸堅守“一中框架”,什麼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論,雙方一起協商。因此,“一中框架”不僅務實而且理性,應當成為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
二是要推進三黨互動
雖然兩岸體制不盡相同,但都努力踐行政黨政治,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政黨不僅是推動兩岸關係的主導者,更應該是帶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領頭羊”。有鑒於民主政治政黨輪替成為常態,以及因黨派色彩所帶來的政策斷層,故而,加強兩岸三黨互動對於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更顯重要。
當前,一是就兩岸三黨交流互動的熱度而言:國共互動熱絡,民共交流略為滯後;二是就兩岸三黨交流互動路徑來看,更多的是平行線,而少有交叠處;三是就兩岸三黨交流互動態勢而論,國共較為積極主動,民共則顯消極被動。由此可知,兩岸政黨交流互動呈現和凸顯出不對稱性與非協調性,這對於兩岸和平關係的繼續保持和長足發展或許埋下了不少隱患。因此,在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期內,需要進一步推進兩岸政黨互動,協同發展。筆者認為:
首先是要鞏固國共關係。毋庸置疑,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定的支持者、擁護者和推動者,兩黨都需要繼續在兩岸交往互動中扮演出積極和主動的角色,以便繼續維持和推動兩岸和平關係縱深發展。
其次是要發展民共關係。2005年尤其是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深入人心,並為兩岸主要政黨和國際主流社會所認同甚至接受。民進黨或許也深知若是一味排斥、逆這股潮流而動的話,恐怕不僅僅是會遭來口誅筆伐,甚至會被永久邊緣化的危險。故而,民進黨內的“兩個太陽”都紛紛放話,讚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既然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最大公約數,那麼民共兩黨都應該拿出誠意,發展關係,為兩岸關係增添和平力量。
最後是要三黨協同創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有賴於國共、民共之間的互動以及互信,在鞏固期和深化期內,更有賴於兩岸三黨的協同創新。不必諱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欲想開創新局,就需要三黨共同攜手,由平行線向三角形轉變,找到更多的契合點和交叠處,為兩岸關係增強發展後勁。
三是要共創文明進步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需要“軟硬兼施”,更要雙管齊下。目前,兩岸在“硬”的方面已取得矚目成就,如開啟了兩岸兩會常態化協商、簽署了眾多兩岸協議、達成了多項共識、也推動了兩岸人員往來等等,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了許多助力。然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隨著兩岸之間往來的增多、交流互動的頻繁,兩岸當局以及普通大眾在具體實踐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隨之增加。政治“硬”的問題可以用制度來加以規範,而社會“軟”的方面則需要靠民眾的自覺行為來加以提升。當前,大陸社會的“軟”逐步成為兩岸交流中的軟肋和短板,需要大陸下大功夫、花大力氣亟待補強,以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帶來無盡活水。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大陸做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除堅持原有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外,還新增了生態文明建設。與普通大眾更息息相關、與兩岸關係“軟”的面向更貼近的便是後三者,而社會“軟”的方面(後三者)又是化解兩岸民眾心理隔閡、拉近兩岸民眾心理距離的不二法門,大陸應當予以重視。
一方面,大陸應在堅持發展經濟的同時,更要注重“軟實力”的提高。近年來,一系列的社會事件,無不凸顯了大陸的社會“軟”問題,例如公民的素養、社會的道德以及公共的秩序,這些都成為了兩岸民眾之間化不了隔閡、拉不近距離的潛在因素。為此,大陸不但需要給予相當的重視,而且更應借助兩岸交流之便,虛心向台灣學習借鏡,這樣,不僅可以讓台灣民眾在看到大陸弱點的同時,更認識到和增進對大陸提升“軟實力”的好感甚至信心。
另一方面,台灣在兩岸互動中,應當更具包容性。政治學理論認為,民主政治的核心就在於社會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包容性。既然台灣號稱是亞洲民主的“燈塔”,那麼其社會化程度必然會走在大陸的前面。只是,台灣不應該將此作為維護其利益的“保護傘”,而是需要將之視為推進兩岸關係的“潤滑劑”。為此,兩岸之間的距離才會越拉越近、兩岸關係的坦途才會越走越平。(作者許川系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中國32個城市群建設路線圖浮現★★
中評社香港2013年12月17日電/全國城市群建設路線圖浮現,專家建議從三個層次推進。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以城市群為軸心的城鎮化發展路線已明晰,城市群目標定位基本明確。專家建議,城市群建設可從三個層次推進:一是已基本建成的11個城市群,二是正在建設的14個城市群,三是7個潛在城市群。預計到2030年,32個城市群將建設成熟。
業內人士表示,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確認了次級城市或二三線城市為中心的城鎮化建設方向。大城市資源環保承接能力有限,縣域城市建設條件差距仍較大。目前,二三線城市是打造新型城鎮化的突破口。
三層次推進城市群建設
由於城市群能使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優化配置,讓地理位置、經濟實力及結構不同的城市承擔不同功能,實現城市間的分工合作,使城市群獲得比單個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規模效益,因而城市群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專家認為,城市群建設可從三個層次推進:一是已基本建成的11個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遼寧半島、長江中游、中原、成渝、關中、海峽西岸、海峽東岸。
二是正在建設的14個城市群,包括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蘭州城市群、烏昌城市群、黔中城市群、銀川城市群、拉薩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石家莊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南寧城市群。
三是7個潛在城市群,包括豫皖城市群、冀魯豫城市群、鄂豫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浙東城市群、汕頭城市群、瓊海城市群。其中,豫皖城市群、冀魯豫城市群、鄂豫城市群均屬於區域級城市群,豫皖城市群包含城市:阜陽、亳州、商丘、周口;冀魯豫城市群包含城市:安陽、鶴壁、濮陽、聊城、菏澤、邯鄲;鄂豫城市群包含城市:信陽、南陽、襄樊、隨州、駐馬店。
業內人士稱,到2030年,32個城市群將建設成熟,城市群人口達8億左右,城市帶人口達12億左右。
形成多層次開放性體系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城市群發展目標是通過實施集群化式城市發展戰略,到2030年形成多層次、開放性城市群體系。
多層次城市群包括三方面內容:從城市規模看,將形成城市帶、城市群、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鎮、居民點協調發展的城市發展格局;從空間影響看,城市發展將自成體系,既有世界城市和國際化城市,也有國家級城市和區域城市;從城市功能看,將呈層級分化趨勢,少數城市將成為全球經濟控制和管理中心,成為世界頂級城市,同時存在以管理和服務、生產加工為主要功能的中低端城市。
業內人士稱,城市間的交流與合作將更加頻繁,我國城市與全球城市之間交流與合作的深度與廣度不斷加深,我國城市體系將與全球城市體系相融合,形成內部開放與外部開放相結合的全面開放的城市體系。 ▲◆★●■☆
習李新班子不提房地產調控打破近5年慣例★★★
中評社北京2013年12月16日電/在連續兩年高調“不動搖”後,房地產調控的字眼今年沒有出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框定的主要任務中。
《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12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這也是習李新班子上台之後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明確了2014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主要任務。其中提到,要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六項任務中,沒有明確提到商品房和房地產調控工作的內容,也沒有提及城鎮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近年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發現,過去五年裡(2008年-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涉及商品房內容,其中,2011年、2012年連續強調“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
實際上,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很少提及有關商品房和房地產調控的話題,僅有的一次是在1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這次分析研究2014年經濟工作的會上,提出要抓好住房保障和房地產調控工作。
中房協副會長朱中一認為,不談調控是一種進步。解決住房問題的關鍵在於做頂層設計,通過土地、財稅等方面的改革去解決商品房過熱的問題。
“過去幾年,房地產調控雖然有諸多成效,但因為屢調屢漲的結果,也備受詬病。”在朱中一看來,商品房價格過快上漲的原因是綜合性的,但調控指標過於落在房價方面,調控政策過於一刀切,而且側重於行政手段。
在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看來,這反映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解決住房問題的思路,即“商品房歸市場、保障房歸政府”的雙軌制調控。
日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亦明確了“雙規制”思路。齊驥稱,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解決好群眾住有所居問題,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活力,滿足群眾自住性、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時,政府必須“補好位”,為那些由於勞動技能不適應、就業不充分、收入低等而面臨住房困難的群眾,提供能夠滿足基本需要的住房保障公共服務。
不過,陳國強表示,不過多地提房地產調控,不等於不進行房地產調控,只是更強調政府在保障房方面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北京大岳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金永祥也持同樣的觀點,金永祥認為,雖然沒有明確提商品房和房地產調控,但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提出要努力解決住房問題,這其中也包括商品房價格高,以及存在泡沫等問題。
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房地產的表態
2008年: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減輕居民合理購買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負擔。
2009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
2010年: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逐步形成符合國情的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商品房體系。
2011年:要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價合理回歸,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設,擴大有效供給。
2012年:要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