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健康的生活方式（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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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以你为贵：山以清为贵，水以秀为贵，月以明为贵，人以正为贵，友以挚为贵，心以诚为贵，情以真为贵，我以你为贵!
37.雄鹰展翅：人的一生中，你求上，有可能居中；你求中，则有可能居下；而你若求下，则必定不入流。所以在人生起步的时候，立志必须高远。要学雄鹰展翅飞，莫效燕雀安于栖。
38.人生：哭非人生，笑非人生，哭笑不得乃人生；生很容易，活很容易，生活不是很容易；平生只为两件事，半为生活半为快乐；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
39.人生须努力：生活就要细思量，莫用舌头论短长；成功就要多努力，认准目标别彷徨；凡事都要认真做，只有这样才变强；人生需要加把劲，别拿豆包不当粮。
40.当别人…… 当别人谈话时你倾听，当别人皱眉时你微笑，当别人疑惑时你坚信，当别人休息时你学习，当别人放弃时你坚持，于是当别人失败时你成功。
今 日 看 点：2014-08-11▲◆★●■☆
说说三朝“帝师”王沪宁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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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跳舞当将军 只在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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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伏、八面围堵、六面打击、“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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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古代反腐败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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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改革：冲破思想观念障碍 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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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受教育程度影响父母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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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都”北戴河将迎中共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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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三朝“帝师”王沪宁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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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8 说说王沪宁那些事 作者：高清
王沪宁无疑是当今中国一位备受国内外关注的政治人物，也无疑是当今中国一位最为神秘的政治人物。他在政界的来龙去脉，他的为人处事，他的婚姻家庭，他的兴趣爱好，凡此等等王沪宁都视为机密，深藏不露，因而人们无从知道。尽管如此，从一些公开媒体和内部渠道中，还是可以了解到王沪宁一鳞半爪故事。
王沪宁是三朝“帝师”
王沪宁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88年至1989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时，与同在美国留学的江泽民大公子江绵恒相识并成为知己，通过江绵恒攀上了江泽民这个“高枝”，从此在仕途上飞黄腾达。1995年，江泽民钦点时任复旦大学国政系主任（相当于正处级）的王沪宁进京，破格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正局级），3年后升任中研室副主任，4年后升任中研室主任和十六届中央委员。2007年十七大上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012年十八大上跻身中共最高领导机构，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沪宁到中央政研室后，主要为江泽民起草文稿。他没有辜负知遇者的信任，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地为江泽民服务。作为江的理论化妆师，王沪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成为江的理论标识和政治纲领。江泽民退位后，王沪宁不遗余力主持编辑出版了《江泽民文集》一至三卷，为建立江的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锦涛上台后，王沪宁转而成为胡的文胆。胡锦涛无论到国内考察、国外出访，还是出席大小场合，王沪宁总不离其左右。王沪宁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胡的理论标识和政治纲领写入了中共《党章》。
十八大习近平掌握中共大权后，王沪宁又成为习的文胆。习近平视察各地、检阅三军、出访国外，王沪宁每每紧跟其后，并提出了“中国梦”作为习的纲领性政治口号。
客观地说，王沪宁是服务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首席理论家，这在中共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胡乔木这位当年中共“第一支笔”，也只是为毛泽东、邓小平两位领导核心服过务，而且为毛、邓服务的大笔杆子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李锐和邓力群、于光远等人。郑必坚是比他们晚一辈的党内大理论家和大笔杆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仅仅是为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服过务，同样，当时为胡、赵服务的大秀才何止郑必坚一人。而王沪宁在中共党内则是“一枝独秀”，成为自胡乔木以来第二位职务到政治局委员的大秀才，而且又是三朝“帝师”，这显然是胡乔木、郑必坚等前辈同行难以企及的。
据此，有人曾当面夸赞王沪宁，王则谦虚地说：“胡乔木、郑必坚他们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多，党内生活不正常，他们是英雄难有长久用武之地。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加上出道时年轻，又有贵人相助，所以比他们能多干一些年头。按有关年龄规定，我还能干十几年，就把老本行继续干下去，争取为习总书记以后的领导人再做点服务工作。”王沪宁这种当“四朝帝师”的政治追求实在令人敬佩。
王沪宁的三位政治对手
搞政治，必然会有竞争。特别是在当今中国，不少从政者为了尽快得到提拔重用，挖空心思、各显神通，有的甚至不择手段。王沪宁是天生搞政治的料，他不仅在政治学研究上是大师，在政治实践中更是出类拔萃的高手。他先后战胜了几位同样是政治高手的直接竞争对手。
王沪宁第一位直接政治对手，是中央政研室原主任、王沪宁曾经的上司滕文生。滕文生，湖南衡阳人，1940年10月出生，196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当年曾是胡绳、关锋的得意弟子。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的24年里，滕文生参加了中共几乎所有重要文件文稿的起草，是中共有名的大秀才，综合素质和能力远在王沪宁之上。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13年，滕文生一直是江的笔杆子和智囊，随同江泽民考察各地、出访国外、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为树立江在国内外的形象效尽了犬马之劳，也颇得江的器重。
1995年王沪宁到中央政研室后，滕是分管王所在政治组的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主任更是王的领导。据中央政研室了解当年情况的老人讲，滕文生虽然才华横溢，但只是一介书生，而且为人耿介，快人快语，对有备而来、城府很深的王沪宁不仅毫无戒备之心，而且实心实意地指导王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尽可能让王参加和承担重要任务，为王后来的成长进步提供了很好平台。
刚到中央政研室一段时间，王沪宁对滕文生还是毕恭毕敬的。在滕的指点下王适应工作很快。羽翼丰满后，特别是被钦点提拔为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以后，王沪宁便加快了取代滕文生的全盘计划和行动，并很快取得成功，在2002年十六大前当上了中央政研室主任。而不满62岁的滕文生则被贬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从此被挤出了中共的中枢机构和中央重大问题研究、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圈子。滕文生后来谈到这些事情时无奈地说：刚开始真没把王沪宁看在眼里，后来了解了王的来头和诡异做法后，知道我们这些人迟早会被他搞掉。不过话说回来，王沪宁在官场那一套做法，我们这些人学不会，也不想学。
王沪宁另一位直接政治对手，是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原主任，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令计划出生于1956年10月，山西平陆人，早年当过知青，曾在县、市、省党政机关工作过，后被选进共青团中央，一直干到局长。1996年到中央办公厅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主任，1999年后先后任中办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任，十七大上与王沪宁同时进入中央书记处。令计划头脑活、点子多，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水平俱佳，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到中办工作后，主要为当时主管中央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服务，深得胡的信任和赏识。
2002年十六大后到十八大，王沪宁主要是同令计划一起共同为胡锦涛做事，令是胡的大内总管，王是胡的御用秀才，两人成双成对伴随胡锦涛左右，形影不离，被国人戏称为“哼哈二将”。为了取得胡锦涛的信任，王沪宁把令计划作为头号政治对手，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打压。但令计划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像滕文生那样书生气十足，他对王沪宁的一切阴谋和阳谋洞若观火，应对自如，使王在政治势头上始终没能占据上风。
知情人士透露，在十八大前全国正部级干部民主推荐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人选时，令计划的推荐票很高、很靠前，而王沪宁的推荐票倒数第一，政治前景暗淡。这些都是王沪宁不能接受的，于是他联络政治上的盟友不择手段来对付令计划。不久，发生了令计划儿子车祸事件。王沪宁抓住这件事做足了文章，最后终于把令计划拱倒。对于令计划儿子出车祸一事，外界说法很多，其中还有说是政治对手设的局。至今，他的儿子仍躺在太平间里冷冻着，令计划不让火化。
王沪宁如今的直接政治对手，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是河北平山人，1950年8月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和习近平都在河北石家庄地区工作，习是正定县委书记，栗是无极县委书记。栗战书出道很早，阅历丰富，35岁即出任石家庄地区行署专员，后当过河北团省委书记、承德地区行署专员。1993年出任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1998年到陕西工作，先后任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组织部长、西安市委书记。2003年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2010年任贵州省委书记，十八大前调任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主任。
十八大上，栗战书成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双科状元”，是中办历史上职务最高、地位最显赫的主任（栗以前中办主任职务最高的是曾庆红、王刚，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备受国内外瞩目。相比之下，王沪宁虽进了政治局，却被摘掉了原有书记处书记的帽子，仍然只挂个中央政研室主任的头衔，是含金量最轻的政治局委员。要提高政治含金量，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成为习近平信得过的首辅大臣，首先必须尽可能弱化栗战书在中央工作中的作用和分量，尽快提高自己在习心目中的地位。这对于王沪宁来说是轻车熟路，他有和令计划较量的经验，有长期在中南海工作的实践。
而栗战书初到中央工作，情况不明，门道不熟，同王沪宁相比显然没有优势。据红墙内传出的消息，十八大以后这一年，王沪宁不仅在新的中共政治人事格局中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地位，与栗战书形成了新的稳固“二人转”，而且在效力于习近平的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治势头开始压过栗战书。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中央政研室，由王沪宁兼任改革办主任，王的政治分量陡增。人们分析，栗战书虽然和习近平是几十年故交，王沪宁像拱倒令计划那样把栗战书拱倒，是迟早的事。
王沪宁的三名得力干将
了解王沪宁的人说，王生性多疑，气度狭小，又自命清高，孤芳自赏，因此无论在复旦大学还是中央政研室，几乎没有朋友，更没有知心朋友。但到北京后，由于王的特殊背景和政治上迅速崛起，有些趋炎附势之人不断向他靠拢，逐渐形成对王沪宁的人身依附。王沪宁是要干大事的人，也需要帮手，需要有自己的小圈子。据说进王沪宁小圈子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对王绝对忠诚，其次是多少得有点本事。按照这样的条件，经过反复考验，王沪宁在北京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基本成员相对稳定的小圈子，其中的核心成员和得力干将是施芝鸿、张来明、方江山。
施芝鸿，江苏阜宁人，1951年7月出生。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2000年，施芝鸿上调中央办公厅，先后任中办调研室一组负责人、组长，中办调研室副主任。2002年十六大后到2007年3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文字秘书，2007年3月到2013年2月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施芝鸿长期从事文字工作，1991年春曾与周瑞金、凌河用“皇甫平”笔名发表系列评论，宣传邓小平内部讲话，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到北京后，先是担任曾庆红的大笔杆子，十七大后又成为习近平的大笔杆子和首席智囊，为巩固习的“王储”地位发挥了独特作用。因为施芝鸿来自上海，有曾、习背景，有理论和文字能力，而且对王沪宁顶礼膜拜，因此施到北京后王沪宁引以为嫡系骨干，在曾庆红离开领导岗位后，直接把施收编到自己麾下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凡是自己牵头组织起草的中共重要文件都点名让施参加。施对王也是知恩图报，诚心诚意、全力以赴地完成王交待的各种任务。有人把施芝鸿形象地比喻为王沪宁工作上的“拐杖”，说离开这支拐杖王沪宁就寸步难行。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施芝鸿是王沪宁工作上的得力干将则是确定无疑的。
张来明，江苏金湖人，出生于1964年8月。1980年9月至1987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1987年7月至1991年5月在外交学院任教。1991年5月至2013年3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张来明初到政研室一段时间，紧跟江泽民总书记的大红人、时任政研室副主任的滕文生，也一度取得滕的赏识。后因张经常在滕面前说政研室一些干部的坏话，拨弄是非，遭到为人正派的滕文生批评和冷落。
1995年王沪宁到中央政研室后，张了解到王的政治背景便死心塌地投靠了王沪宁，并逐渐得到王的赏识和器重，以火箭速度把张来明从副处级干部提拔到副部级领导岗位。张来明善于投机钻营，人称“政治小爬虫”。
十七大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政治行情上涨，于是张来明决定在政治上赌一把，利用和薄谷开来的北京大学同学关系搭上薄熙来，竭尽全力为薄的政治需要服务。他利用参与中央重要文件文稿起草和随王沪宁参加总书记国内外重要活动的便利，向薄熙来泄露中央高层的政治动态和政治信息。薄每次到北京开会、办事，张来明都会同薄见面。
最近几年特别是2011年以来，张来明还经常利用周末秘密飞往重庆向薄传送重要信息。薄熙来曾开玩笑地对身边一些人说：来明是我在北京的“卧底”，有他在中南海，我什么都知道。薄熙来出事后，张来明惊恐万状、寝食不安，以致得了严重抑郁症，将近半年没有上班。王沪宁早先把张来明钦定为“后备干部”，也准备把张提拔为政研室副主任。但了解到张来明与薄熙来夫妻的关系内幕后，担心在政研室提拔张来明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只好把张交流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了个副主任。
方江山，浙江淳安人，1965年10月出生，1988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1996年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先后任党建研究局处长、国际研究局处长、副局长，文化研究局局长。方江山脑子灵光，到政研室后看到时任政治组组长王沪宁政治潜力大，就转而开始研究政治学以接近王，被王视为“小兄弟”。王沪宁升任副主任后，刻意把方江山弄到自己分管的国际局工作，稍后还安排方到地方挂职锻炼，以丰富方的资历。
2007年，王沪宁“举贤不避亲”，把不熟悉文化工作的方江山提拔为文化研究局局长，内定为政研室副主任的“后备干部”。十八大后，王沪宁又让方江山兼任政研室副秘书长。据王沪宁圈子里的人透露，王沪宁今年内打算把方江山提拔起来。
王沪宁的三次有趣婚姻
一次有趣的婚姻是同学恋。妻子是复旦大学教授周棋，北京人，1955年11月生，1980年2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0年9月至1983年7月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94年5月至今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王沪宁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同系的周琪，毕业时双双留校任教。恋爱期间，王沪宁只会和周琪躲在屋子里看书、做笔记、写论文，即使在准备结婚时，王沪宁仍然埋头书堆，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
王沪宁和周琪都是事业型人，两人的婚姻成于事业也败于事业，各自为了学术事业而没要孩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两人秘密协议离婚，结束了这段说不上该怎样评价的婚姻。
另一次有趣的婚姻是师生恋。妻子是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小他12岁的湖南女孩肖佳灵。肖佳灵，1967年4月出生，现为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完成本科、硕士、博士教育，1997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肖是王沪宁的学生。王离婚后，肖是众多心仪王的女生之一。为嫁给王，原本毕业分配回湖南的肖佳灵，特别考研究生回到复旦大学国政系，近水楼台，终于赢得王的欢心。他们于1998年极其秘密地结了婚。那些年，王沪宁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顾一切，两人一人上海一人北京聚少离多，夫妻不像夫妻，家不像家，彼此感情逐渐淡漠。后来，王沪宁和肖佳灵也以秘密协议的方式分道扬镳。
再次有趣的婚姻是隔代恋。妻子是小他30岁的青岛籍女孩×××（为保护个人隐私故隐去其姓名）。×××原来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处的服务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长相出众，性格温柔，嫁给王沪宁后，王金屋藏娇，让妻子在家作全职太太，以免引起人们议论。王沪宁的谐闻趣事还有不少，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说。▲◆★●■☆
唱歌跳舞当将军 只在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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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8：中国文艺兵是全球军人中的特殊一群，文艺兵当将军更是军事史上罕见的现象。根据官方披露的资料，官拜将军的中国文艺兵，有跳舞的、唱歌的、作词的、拉二胡的、打球的、画画的，可谓五花八门，人数总共达到三十多人。
文艺兵晋升之快、军阶之高，在解放军各兵种中恐怕也是极少见的。有人戏言，扭扭屁股、亮亮嗓子就当了将军，这到底是科技强军，还是文艺强军？到底是鼓励军人英勇杀敌，还是跳舞唱歌？
在国外，将军是一个崇高的荣誉，非指挥千军万马、功勋彪炳者不可得。在战争年代，都是在战场上拚杀过来的能征善战之辈，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九五 五年国家首次颁授军衔时，经过战争洗礼幸存的文艺兵有谁评上了将军军衔？在和平年代，起码也是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军人才有资格当将军。但没想到在中国， 将军这一称号，却经常授予那些文艺兵。流血的不如唱歌的，卖命的不如跳舞的，这便是中国军队的咄咄怪事。
不爱武装爱红妆，国有危难可用谁？当局在拔擢将军方面如此儿戏，将军称号滥批滥发，相当于自毁长城。难道跳舞将军能够抵挡美军的航空母舰？唱歌将军能够吓 退侵占黄岩岛的菲律宾军队？画画将军能用画笔横扫侵占钓鱼岛的日本自队？如果说国家争端可以通过跳舞唱歌画画来解决，中国肯定是战无不胜了。
军队作为国家柱石，是随时准备打仗的，要的是雄赳赳，气昂昂。中国军队近年来面对现实威胁和挑衅，之所以硬不起来，很关键就是没了杀气，军人不思打仗，成天跳舞唱歌，成何体统！
在中国，将军不仅是荣誉，而且还是待遇。一旦评上将军，不仅有别墅、专车，还有一群警员、勤务兵伺候。西方国家一直不明白，中国的军费为何年年增速如此之快，其实他们不懂中国的国情，不清楚中国的军费中有一部分是要用来养这些跳舞唱歌将军的。
最近几年，中国军队虽然多次裁军，前线部队不断缩编，但文艺将军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见长。这种军事改革，也是世界奇观。当局如果资源多到用不完，为何不帮助那些孤苦伶仃的退役老军人呢？起码这还可以安军心、激斗志。▲◆★●■☆
十面埋伏、八面围堵、六面打击、“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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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8：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军方会议室墙上悬挂的中国国际形势图被传于网上，香港军事评员分析后发现，中国在国际上形势极度吃紧，已经处于十面埋伏之中。
今年2月下旬，《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出版发行后，派发给解放军团以上官员，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学习。从网上出现的这张截图看，正是中国军中组织学习习近平著作的场面，在几名将军背后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左边是“世界全图”，右面是“中国国际形势图”，中央电视台正在高调系列报导“全军高级干部研讨班”学习场面，却疏略了要命的军事秘密。据报导，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栋观察发现，“中国国际形势图”几个字虽不清晰但可判读出来。图上布满箭头，密密麻麻的文字虽看不清，但通过箭头显示的状态，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不是Ｃ形包围，简直是十面埋伏、八面围堵、六面打击、“四面楚歌”。
六路大型蓝色箭头标出中国军队处于险恶之势——
第一路来自东北方向的箭头特别大，显示是主力。从美国、加拿大横跨北太平洋，到达驻有第七舰队的日本、韩国，直指中国心脏地区北京。打击范围包括中国华北、东北地区。
第二路由澳洲西北部出发，直指马六甲海峡东部入口、印尼爪哇海的巽他海峡、龙目海峡，以及南沙群岛和越南南部。打击中国南海航道，进逼中国华南地区。
第三路来自西南方向。这里有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海上力量由印度洋查戈斯群岛的迪亚戈西亚美军基地出发，封锁马六甲海峡西部入口，控制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第四路跨过北大西洋到欧洲，穿过土耳其、中亚五国，在哈萨克境内直叩中国西北大门。控制中亚连接中国的油气管路，切断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如同阿富汗战争期间一样，美国空军将直接驻扎在吉尔吉斯等国，其打击半径包括中国整个西部地区，而中继和后勤基地将设在土耳其这个北约国家内。
第五路以关岛美军基地为核心，打击方向是中国华东和华南沿海一带经济发达地区。地图上有一个以菲律宾海为圆心的图，然后一圈一圈扩展直至覆盖全中国。菲律宾海即是中国所说的西太平洋地区，中国海军远洋演习主要区域。根据地图标示，以及画有航母等图来看，该海域将来或会爆发大海战。
另外，在缅甸沿海，有一个箭头直接指向中国西南部，这是中缅油气管道的方向，显然也是美国进攻中国的第六路方向。战时美国很可能在孟加拉湾部署战略核潜艇，这里距北京只有数千公里，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由此发射，中国连预警时间都没有，更遑论拦截了。
看了这个图，读者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要处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地步。尤其是美国，为什么要如此针对中国。
众所周知，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毫无兴趣，当年他用巨大牺牲从日本手里解放了台湾，却毫不犹豫的将之转交给中国政府。既然对领土无兴趣，那么就是对中国人感兴趣了。可是，中国无论官民，都对移民美国垂涎欲滴，想方设法。可美国就是挑三拣四，关卡重重。难道是想奴役中国人？当年印尼屠杀华侨的时候，中国政府听之任之，美国人却开军舰去解救。印尼华侨就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横幅要求被奴役，也遭到美国拒绝——做狗，人家都没有兴趣。是为了不让中国发展经济？本来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力就来自美国，现在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之深，打压中国经济就是打压美国自己，对中国的战争，根本是在摧毁美国经济。
所以，让人困惑不解。为什么中国要怕美国？为什么美国要围堵中国？！为什么？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此中美准战争状态，中国领导人依然热衷把自己子女家属送到准敌国去？ ▲◆★●■☆
揭秘中国古代反腐败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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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6 大公网
核心提示： 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本文来源：检察新视野，作者：王春瑜，原题为：《中国古代反腐败的三大手段》
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腐败成了臭豆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万亿美元，成绩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依旧严重，看报纸上说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腐败成了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且很多人都在吃。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亡党亡国。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不是50年、100年，我的理解是10年、20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很悠久，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最长的，但是也相当长。我们说有的王朝，比如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天下，明朝也一样，清朝也一样，我们执政难道还比不上他们？我们应当怎么样防止腐败？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能搬过来吗？自然不能。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我们国家能这样吗？所以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要防止腐败、要限制腐败的产生，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吸取好的经验，这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做法。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的就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钩肠”就是把肠子钩出来，“刖足”就是把脚筋挑断，“凌迟”要割3000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受刑人就死了的话，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可笑的是，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来举行背《大诰》比赛，看谁背得好。用《大诰》来代替法律，就可以看出皇帝为所欲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酷刑都废除了。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明堂、登闻鼓、华表都是古代监察用品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史料记载，当年山顶洞人为了追赶一头猎物一直追到哪里？追到今天的北冰洋！这不是我胡说的，我们今天到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记载这件事情的史料。这一方面说明原始人体力好，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物质缺乏。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如何制止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比如明堂、登闻鼓和华表等。清代乾嘉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去过天安门的应该都有印象，在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但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年轻人曾经问我，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一个好朋友牧惠，中文系的同学可能知道，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华表的沧桑》，讲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
华表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慢慢变成了装饰物。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一种装饰品，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
核心提示： 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台谏制度是中国牵制权力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权力甚至超过丞相，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写文章，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但她有纳谏的气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她。
包拯进谏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
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我认为，在世界文明史上，谏官制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于谏官，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开始有谏大夫，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东汉称为谏议大夫。明朝张居正编过《帝鉴图说》，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这本书现在还有。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征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用非常残忍的手段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李世民后来为什么那样纳谏，表现特别谦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上台时候不光彩，有一种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确实把好多意见都听进去了，而且表现得诚惶诚恐。他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征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征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征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现在我们看《贞观政要》以及《唐书》里面其他的记载，好多好的建议李世民确实是吸取了，比如说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征伐，不要随便就开战，所以唐朝经济才能发展。到后来，魏征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征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征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
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自己儿子、女儿都可以杀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纳谏的器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武则天，别说政治上的一些进谏，有一些御史、大臣，对她进谏的内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隐私，让她很丢面子，武则天并没有动怒。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有几个面首：薛怀义、张宗昌、张易之等。在唐朝，大臣、御史们不能容忍这个事，不断向她进谏。当时有一个宰相，进宫门的时候碰到薛怀义，上去就给他两耳光。你想打了武则天的情夫那还了得？薛怀义马上去报告给她，武则天不但没有说这个宰相，而且还说你以后别走东门，你走北门就碰不上这个宰相，不就没有这种事了吗？这要多大的雅量！还有人给她上书，说你已经有好几个面首了，怎么现在又想找别人呢？大臣朱敬则就上书，说你已经有了几个情人，怎么还这样搞？武则天不但没有怪罪他，还说“非卿不闻此言”，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话别人谁也不会说这个话，还赐给他绸缎百匹作奖励。人是非常复杂的，武则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但是她掌权50年，绝非等闲之辈，她的政治雅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雒于仁的进谏，在明朝的历史上，甚至在古代监察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内容现在保存了下来，《明史》内有，别的文献也有，给万历皇帝扣了一个帽子，说他这个人是好酒、色、财、气。这时是封建社会后期了，皇帝君权至高无上，被神化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而雒于仁居然敢说万历皇帝好酒、色、财、气，历数他的罪状。万历皇帝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于仁居然给他上这么道奏疏。万历要杀他，好几个大臣到深宫里去，给皇帝上奏疏说情。万历皇帝耍赖，就是不看，说我眼神不好。然后就发脾气，说我肝不好，最近调养刚好一点，雒于仁居然上这个奏疏！这几个大臣就说雒于仁这个人如何忠心耿耿，万历皇帝终于没有杀他，而是把他赶回老家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
“封驳”制度给事中敢让皇帝收回任命书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一个是门下省，一个是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给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职位是很低的，到明清变成六科给事中，也就是现在的处级干部，最低的还有没达到七品的，现在讲就是正科级的干部）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不妥”，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发现诏书有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到一些，这就是封驳。这些都不是野史，而是正史记载的。我在新华社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些，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确实如此，现在如果高层领导发布了一个任命书，一个处级干部认为不妥，给退了回去，可能吗？我举这几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古代的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虽然这些制度的实施最终取决于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权力牵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牵制，一个王朝可能很快就腐败了，都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马灯似的，那就天下老是乱来乱去，社会怎么能安定呢？也就不可能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纪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目前，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没有系统总结，我认为应该系统总结，加以利用。不管怎样，我想像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
最难监督的是一把手皇帝
古代的监察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监察一把手皇帝的，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是不能过问的，无论是御史也好，谏官也好，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这是最难的。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依旧是难点。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任由它发展，权力制衡如果被打破，肯定会出大乱子。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竟然编胡建学语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监督机制都哪里去了？胡建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你不知道，做官做到我这个地步，就没人监督了。因此，在我给中纪委做的课题中，就当下反腐败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派出若干名处长级人选，进驻各省，监督省委书记一级大员，直接向党中央负责。这样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呢？不管怎样，我想像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
习近平谈改革：冲破思想观念障碍 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9/41508379_0.shtml
2014年08月09日 中国经济网 原标题：习近平谈改革：冲破思想观念障碍 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012年12月7日-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解读：推进中国“新改革开放”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时下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改革开放。30年多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在“怎样改革”、“怎样开放”这张白纸上勾画最初的蓝图;与彼时相比，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更高层次和更深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第一，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粗放型的发展体制和方式，就今天而言，这些体制、机制、方式逐渐变得僵化和呆板，不再适合新形势。如果不对其进一步改革的话，中国会在这个体制机制上“摔跟头”。
第二，今天的改革开放，需要深入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当中更优秀、更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并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经过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继承创新之后，形成中国更高、更好的发展方式、发展水平和发展成果。
第三，今天的改革开放，不再满足于5000年的陆路文明和农业文明，进而要建设海洋文明与海洋强国，这也是十八大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要“从海面上起步”。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
解读：突破体制机制的“极限”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跃居世界第二，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先后遭遇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国社会开始弥漫着一股骄奢之气。不少精英人士开始沉迷于“中国崛起”的奇迹，陶醉于“中国模式”的优越，自省和批判能力、审慎和忧患意识都开始退却，这有可能引导中国的社会情绪重回乾隆晚年“天朝上国”的骄傲自大状态。
中国社会目前隐约出现了与代际更替、人员流动相反的趋势，那就是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上下流动通道日益逼仄，它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僵化。目前广泛出现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现象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体现了对这种现象的深刻认识。
中国能否克服改革“疲惫症”，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对后危机时代的新一轮国际竞争压力继续保持强烈的紧迫感，也取决于中国的代际更替和社会流动能否不被阶层固化所阻挡而继续向前，而“中国梦”的实现则最终依赖于跬步千里的改革。
增长动力从哪里来？我的看法是，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
解读：打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来解决，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哪里来？习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
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
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关系以及国企内部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解读：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作为治理体系核心内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事实雄辩地证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也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同时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预言的破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一种制度模式在一个国家是适用的，在其他国家则不一定适用。
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因此，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在着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既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要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孩子受教育程度影响父母寿命？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09/3500942.html
澎湃新闻 2014-08-09：新学期伊始，众多家长会不辞劳苦护送子女来到学校，“肩扛手提”搬运行李。
本月两位社会学家（Esther M. Friedman, Robert D. Mare）在《Demography》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孩子教育程度会导致父母寿命长短的研究论文引起了争议，该论文试图说明把孩子送入大学接受更好教育的父母寿命会更长。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教授，苏珊•戴纳斯基(Susan M. Dynarski)在8月6日的《纽约时报》中发表文章，直指研究问题的因果关系，质疑实验方法与结果的有效性。
戴纳斯基教授称，论文的结论应该完全取决于所建立的孩子教育程度和他们父母健康之间的这层因果关系上来说，可惜这篇论文并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这理论看着貌似有理有据，但实证研究缺乏定论。”
论文的两位作者分别来自RAND集团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也确实承认自己找出的这种关系并不能证明是因果关系。在论文中他们比较了那些上大学与没上大学孩子的父母寿命，并且在比较时做了统计调整，将那些大致拥有相似家庭背景（包括财产、教育程度），而有不同教育程度孩子的父母放在一起比较，并且得到结果：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父母的死亡率产生主效应，即使是在控制了父母个人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他们还对结果进行了假设——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鼓励他们的父母参与一些对健康有利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寿命更长。
既然没有证明因果关系，那么就不存在何者推出何者的问题，更不要谈什么假设或者解释了。“为什么不能从反面来解释呢？”戴纳斯基教授这样问道，“ 可能健康的父母会更有能力给他们的孩子提供物质与教育，或者会有第三个因素同时影响父母的健康以及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行为呢？比如耐心和财富。或者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父母会更谨慎处事，比如不吸烟、系好安全带之类的这种行为都会导致他们活得更长。同样，这些行为特征也能使他们早早地为孩子上大学做好各种物质准备与学前指导。这可能就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预测，劳动经济学的模型。”
戴纳斯基说，自己不能理解那篇论文中对结果的讨论——“这些结果都符合原假设：受高等教育的子女能直接改善父母的健康”。既然这种经验主义式的结论并不能够证实原假设，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去解释呢？”▲◆★●■☆
“夏都”北戴河将迎中共秘密会议★★★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226
2014-8-7：据中国媒体消息，中共当局惯例中的非正式高层决策会议——北戴河会议拟于近期召开，分析人士称“打老虎”、“保经济增长”等将成此次秘会主题。
8月7日，中国媒体《财经日报》报道透露，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中共高层秘密决策的 北戴河会议将于近期召开，分析人士向该报表示，今年的讨论重点将涉及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话题；他同时指出，中共反腐持续升温之际，中共当局公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消息，加之中共当局早前公开10月份将举行四中全会，其主题为“依法治国”，因此“打老虎”将成为此次秘密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
《财经日报》援引“权威人士”报道说，因为北戴河会议都是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举行，因此北戴河会议达成的共识往往对中共的重大决策有重大影响。据称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如何定性及处理薄熙来案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另外就是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措施等。而今年正值周永康落马，分析人士确信周永康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内容。有意思的是，去年香港港媒体《明报》于2013年8月份初报道，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及一些退任中共领导人陆续抵达北戴河，显示江泽民有份参与这个秘密会议。
北戴河会议始于毛泽东时代的1953年，北戴河拥有不可替代的超然地位，很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决定和人事方案，都是在北戴河作出；1958年 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地点均是北戴河。2003年“非典”之后，胡锦涛曾宣布暂停该会议。此后中国媒体如《南方周末》等在深度报道中，逐渐公众揭开了被称为“夏都”北戴河的神秘面纱。
香港《开放》杂志编金钟今天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中共连续两届北戴河会议，都不得不面对党内高层人士的处理难题，早前很多人士普遍预测在四中全会上中共当局会宣布对周永康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包括开除党籍及对涉嫌犯罪部分移送司法等。从现在到10月份的四中全会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因此北戴河会议会上，中共党内会统一声音和思想，商量如何给周永康案“戴顶帽子”以为四中全会预演；而经济改革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上讨论的重要主题，近期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一手掌控意识形态，一手刺激经济发展为执政手段的中共当局，料将会在此次北戴河会议上，谈及规避中国经济风险等内容。
学者、中国国务院前秘书俞梅荪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北戴河会议已有60年历史，已成为党内议事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说，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形态，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政治决策应该公开化。对于北戴河会议这种形式，金钟认为还将会持续下去：“当然不会公开，你知道他们的决策从来不透明。”来源: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