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美 海 军 举 行 首 次 联 合 搜 救 演 习 ★

今 日 看 点 :2006-8-24
(01):★毛 泽 东 与 林 彪 的 九 次 分 歧 和 争 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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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毛 泽 东 与 林 彪 的 九 次 分 歧 和 争 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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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毛 泽 东 与 林 彪 的 九 次 分 歧 和 争 论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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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马 英 九 忙 着 查 党 产 /忙 不 该 忙 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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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中 美 海 军 举 行 首 次 联 合 搜 救 演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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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布 什 主 动 透 露 与 胡 锦 涛 通 电 话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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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军事论坛:印度的要害永远掐在我们中国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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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靖 国 神 社 就 是 战 争 动 员 装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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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外 电:《北京成“小联合国”?驻华使领馆迅猛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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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 本 为 争 资 源 咄 咄 逼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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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泽 东 与 林 彪 的 九 次 分 歧 和 争 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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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
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
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毛 泽 东 与 林 彪 的 九 次 分 歧 和 争 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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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
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
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第六次:
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 泽 东 与 林 彪 的 九 次 分 歧 和 争 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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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
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
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
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党史博览
★ 马 英 九 忙 着 查 党 产 /忙 不 该 忙 的 事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880532&typeid=14
  中评社香港8月22日电/《大公报》今天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分析台湾的倒扁局势,批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不把握机会,在“忙不该忙的事”。
  文章指出,八月的台湾,倒扁运动由蓝转绿。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为首的浅绿阵营组成“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正在发起百万人捐款倒扁运动。另外,由于证人李慧芬的返台作证,使台湾高检署的查黑中心首次将陈水扁列为被告,进行司法调查。而本来已在出手打扁的“台联党”精神领袖李登辉却在此时突然剎车,表现出他的“政治精算师”的特质:一方面出面打压苏贞昌的“苏修路线”;另一方面却对外表示,他与陈水扁的关系“平平静静”,一幅风和日丽的景象。
  而深为弊案所缠的陈水扁,却在此时突然打破惯例,提前宣布将于九月出访帛琉,展现出他绝不下台的坚定意志。就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们忙着为保扁或者打扁厮杀时,泛蓝的“共主”马英九却再次向人们展现他的“政治小学生”的特质:马英九正在忙着查国民党的党产。在这种时候来公布国民党党产问题?马英九的政治智慧真让人感到忧虑。
  文章表示,八月十二日,由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动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正式在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宣示启动。不少过去挺扁的学界、医界、律师界、艺文界等代表人物,群聚二二八公园发表演说,并高举倒竖的拇指与民众高喊:“阿扁下台!”在面对前段泛蓝的第一波倒扁运动时,陈水扁还可以将之提升为“蓝绿对决”,以政治族群纷争来转移司法弊案的本质。而这次面对着以施明德为首的昔日绿营战友的第二波倒扁,陈水扁与民进党完全失去了在政治上应对的道德正当性。不过,以陈水扁绝不下台的政客本领,他还是可以再次将对付泛蓝的对策,倒一下再用,反过来以“司法对政治”。几乎同一时间,陈水扁则在凯达格兰学校讲话声称,目前的状况“不是谁下台的问题”,“总统”做不好,“宪法”自有规定,就应遵守。言下之意,陈水扁是以司法制度层面的角度,来化解他所面对的倒扁政治声浪。
  而台湾的另一个“政治精算师”李登辉十三日的记者会却出乎外界预料,没有出手打扁。李登辉以“平平静静”形容扁李关系。他说,自己已经卸任,最好不要影响现任“总统”的行为,应该互相尊重,维持礼貌,不要批评。不过,在谈到是否愿与陈水扁见面?李登辉表示,现在情势复杂,见面对彼此都不好,暂时不需要见面。李登辉的记者座谈会实际上有四大信息透露:一是暂时不打扁;二是猛批“苏修路线”;三是暗教吕秀莲怎么“备位元首”;四是提出“台湾主体”的概念来代替“本土政权’的概念。
  文章分析,在全台笼罩倒扁风暴之时,李登辉与媒体对话时谨慎回避倒扁与“倒阁”等敏感议题,他不随倒扁之风起舞,为进退保持宽敞的回旋空间,不愧为台湾第一的“政治精算师”。在八月十二日的“台联党”党庆上,李登辉重炮抨击民进党的两岸经贸政策错误,他批评“苏修路线”是违反民意,促统路线,不能捍卫台湾的发展。他还把台湾民众的薪资、个人生产毛额及民众所得都已被韩国迎头赶上,全都归咎于当前政府错误的两岸经贸关系。他更暗批由“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主持台湾经济事务,是把台湾的经贸发展让一个“没有到过市场买菜的人”主持,只会更恶化。不过,李登辉却不肯对吕秀莲有所评论,反而大谈自己当副手时经验。李登辉表示,当年有人说他在蒋经国面前,椅子总是坐一半是“假仙”,其实这是礼貌。他还呛了一句:“‘副总统’在‘总统’面前态度应该要客气一点。”台湾政坛流传一张老照片,显示李登辉在副手任内,与蒋经国见面时,椅子只坐三分之一,极其恭谨谦逊的模样。其实,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李登辉在暗中指点吕秀莲应如何做好“备位元首”的本份,为接掌正位做准备。
  这次与媒体的座谈,最重要的信息是李登辉提出了“台湾主体”的概念。表面上他说,由于对于台湾历史经常反省与思考,近来更忧心本土和外来政权严重对立,本土政权很容易出现排他性,尤其“本”土是泛称,定义更不清楚,制造“本土”和“非本土”对立。相较之下,“台湾主体”更容易表达认同台湾的主体,这是一种人文和人本关怀。李登辉忧心本土与非本土的对抗,反而衍生成省籍、族群和社会冲突,才会提出“台湾主体政权”一词,希望重新化解蓝绿和族群对立,寻找台湾共同愿景。而在政治现实层面上,李登辉提出这个“台湾主体”的政治概念,就是为了将来以李登辉为首的深绿“独派”,以吕秀莲为首的民进党中的非主流派,以及以王金平为首的国民党本土派三派的政治联合,以重组台湾的蓝绿政治版图预做舆论准备。
  文章表示,与施明德,陈水扁李登辉等政治人物频频活动,展开生死攻防战的同时,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十四日却表示,为避免民进党恶意将倒扁运动曲解为蓝绿对决或族群对立,减损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倒扁运动的正当性,国民党不宜以党的名义介入,但党中央鼓励党员以个人名义踊跃参加。
  同时,马英九正在忙着在二十三日,向中常会报告党产处理情况。在国民党向中常会报告党产问题的报告中,将详列两蒋时代到李登辉、连战、马英九等历任党主席的党产收支损益,包括重大“不当投资”案也都会列入。国民党的党产在李登辉时期达到巅峰,约为一千五百亿元,但光是负债也逼近八百亿元。两千年李登辉移交给连战的资产只剩约两百多亿元,连战任内因股票涨略有小赚,移交约三百亿元给马英九,但马迅速偿还庞大负债与党工资遣费,国民党净值立刻“大幅缩水”,目前只剩下五十亿净资产。据了解,十余件“不当投资”几乎都集中在前主席李登辉任内,总计亏损约数百亿元,引发媒体解读马要与李“切割”。
  毋庸置疑,李登辉时期把国民党的党产败掉至少五百亿。不过,在全民都集中注意力在倒扁和“国务机要费”等弊案上之时,马英九却自动把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再次搬到大众的眼皮之下曝光,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是否为合宜的明智之举?
  文章批评,这个时候不但不去做集中打扁的事情,却是要做打李登辉、连战甚至马英九的事情,马英九的思考逻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根据台北市政府的资料,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以及台大教授黄光国等人为首的“民主行动联盟”,已向台北市政府取得府前场地的使用权,从八月二十三日一直到九月十四日,似有长期抗争的打算。对于八月底到九月中,“总统府”门前可能出现民众长期静坐,甚至激烈抗争,以要求陈水扁下台的场景。届时,不知马英九市长会如何应对?会否重蹈二○○四年在“总统府”门前,马市长派警察强行驱赶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泛蓝支持者的一幕?▲
★ 中 美 海 军 举 行 首 次 联 合 搜 救 演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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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8月22日电/中国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洪泽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出访编队,昨天上午驶离青岛军港,前往美国、加拿大、菲律宾三国、四个港口进行访问。这个舰艇编队将和美国海军举行联合搜救演习。
  中新网报道,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此次出访舰艇编队将对美国、加拿大、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在历时七十多天的航程中,编队将横穿太平洋,航经三个海峡,总航程一万七千多海里。
  航行期间,出访编队将在夏威夷海域、圣迭戈海域,首次与美国海军进行编队运动通信和以联合搜救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演习。这是中国和美国举行的第一次联合搜救演习。
  这次出访的“青岛”号导弹驱逐舰,是国产新型战舰,曾出访过十七个国家十八个港口,“洪泽湖”号综合补给舰也先后多次执行出访任务。
  八月二十日出访编队指挥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福山率领五百零六名官兵举行誓师大会。海军副司令员赵兴发到码头送行,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苏士亮在送行仪式上讲话,北海舰队政委李光等领导、海军驻青岛部队官兵以及部分家属等六百余人也参加欢送仪式。
   中美联合搜救演习,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今年七月访问美国,和美国军方高层达成的共识。今年十月或十一月,美国海军舰艇编队也将访问中国,在中国的近海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 布 什 主 动 透 露 与 胡 锦 涛 通 电 话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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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美中如何继续合作,共同解决朝鲜问题。
  中评社香港8月22日电/美国总统布什21日表示,他当天上午刚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电话,讨论美中如何继续共同努力,传递一个清楚的讯息给朝鲜,即除了发展核子武器一途外,朝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中央社报道,最近有关朝鲜将进行核子试爆的传闻甚嚣尘上,布什在白宫记者会上,主动透露了他与胡锦涛通电话的消息。
  布什说,胡锦涛在电话中承认六方会谈是对付金正日策略的重要一环。
  布什表示,他与胡锦涛在电话中讨论,美中如何继续合作,共同解决朝鲜问题。
  对于北京官员最近表示,美国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处理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的问题上,而不要本末倒置地追查伪钞和洗钱问题,布什说,伪造美钞是很严重的问题,身为美国总统,必须关切这个问题,当美国发现有人(指朝鲜)伪造美钞,美国当然要采取行动。
  对于北京官员抱怨美国好像把办好六方会谈视为中国的责任,自己并未应积极介入,布什说,美国一向非常积极参与六方会谈,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发挥对朝鲜的强大影响力,促使朝鲜回到谈判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 军事论坛:印度的要害永远掐在我们中国手里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880677&typeid=14
本年度中国外交最大的意外之喜,就是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忽然间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先是两国海军进行了共同演习,曾经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印度海军来到了中国上海。之后是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公开向外界表示,愿意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谈判,甚至:“作出重大让步而在所不惜”。虽然只是个表态,但以曾经力主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度的印度人民党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中印战后,给印度留下了一个比以前简直差一万倍的地缘环境。此战后,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与印度敌对,印度倾全国之力也没能把背后站立着巨人的巴基斯坦重新合⒌接《?br>次大陆内。在与中国长期的怒目相视中,印度更是没有占住任何便宜,反而给本就不宽裕的国力增加了一个永远无法取胜的对手,其中苦楚,只有印度自己最为清楚。而中国因中印关系的交恶,不得不在自己的西南设置重兵,牵扯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更带来了严重的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相当被动。两国交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如果没有当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没有两国的交恶,以印度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的势力就可以轻易地并吞巴基斯坦,直至中东,饮马阿拉伯海,控制全世界的石油战略命脉,那么印度的大国梦想将可以轻易实现,而不用象中国在崛起之初那样要在朝鲜战争等战事中付出巨大的牺牲。也许现在美国要“遏制”的对象就是印度而非中国,也许现在被拉拢的就是中国而非印度。然而历史没有也许,印度为了当年的战略失误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它的有识之士早就想改正当年的错误,找回一个稳定的中印关系,友好的中印关系,于印度有百利无一害,印度现在主动向中国示好的举措,是在弥补当年的错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举措,决不是突然间地心血来潮。
  ▲印度与中国对抗中的地缘劣势/这是由中印边界的现状决定的。
  当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惨败后,虽然中国撤回了传统习惯线,让印度在领土方面占了个大便宜,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高点全部在中国军队占领之下,这些海拔均高达五千米以上的制高点,令印军高山仰止,无可奈何。山地地形复杂,地貌多变,后勤补给困难,山地作战一般比普通的战斗所需时间多至少一倍,向来是兵家难题,只有最果敢的将领,最具进攻精神的部队,而且要有经过高强度的训练的精兵才能在山地战中占上风,而高原作战更是难上加难,各种困难成倍于普通的山地作战。从战术的角度看,中印边界线上尤其是东线,简直是魔鬼才能创造出来的战场。1999年几十个巴基斯坦游击队员占领了印巴之间有争议的锡亚琴冰川上的一座近六千米高的山头,印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什么幻影2000,苏27战机,FH77榴弹炮诸般先进武器都用上了,在后勤保障占优势的情况下付出极其惨重的伤亡才拿下山头。可以想见在战场环境更加恶劣的中印边界线上,面对寸土必争且又以顽强著称的中国军队,实力对比并不太占优地印军又能有多大作为。
  这只是战术上的劣势,如果有果敢的指挥员,有优秀的部队,有充分的后勤保障,高山并不是不能够克服的障碍。但有一个劣势印度永远也无法弥补,那就是中国西藏与印度核心地区之间的距离,打开随便一张地图,用一支普通的尺子量取中印边界线到新德里的距离,是约四百公里,而到北京的距离,是四千公里,约在十倍左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印度在与中国的冲突中,它的导弹武器打到中国的腹心地区,是中国的同类武器打到印度腹心地区的距离的十倍,中国只要在西藏部署一枚射程仅四百公里的战术导弹,印度要想抗衡,就必须部署一枚射程达四千公里以上的导弹,这已经是价格高昂的战略级武器了。中国的战术武器对印度来说就是战略武器,仅此一项不平衡的对比,就可以轻易抵消印度在导弹武器项目上的十年艰辛。所以印度对中国在西藏部署的几百枚战术导弹一直如刺在喉,愤愤不已。而号称强大的印度空军要想空袭中国的战略目标,除非空中加油或者是使用战略轰炸机,更何况中国还有着世界级的防空网,印度空军的战机很难突破。而中国空军要想打击印度目标,战机在西藏起飞后一个俯冲就能到达新德里上空!中国设在西藏的空颜喀拉巨型雷达站,可以俯瞰纵深并不深远的印度全境,与其说是地面雷达,不如说是不上天的超级预警飞机,印度一切举动皆在中方掌握之中,未战即已完全失去了主动权。也就是说,西藏于印度,尤如如来佛祖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的六字真言,中国在西藏的远程威慑力量尤如一根铁链,牢牢地锁住了南亚猛虎的咽喉,使其不敢有任何异动。
  对印度来说,中国占据了西藏,就占据了兵家必争的制高点,等于是紧紧扼住了南亚猛虎的咽喉。虽然印度在中印边界部署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将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和十个山地步兵师中的九个部署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对阵,号称占据了“绝对军事优势”,而且在目前的军力对比下,它的确有能力在边境线上占上风,甚至将中国边防军队赶走。但这种军事优势是纸糊的优势,印军即使凭借部队的数质量优势在战事初起时占些便宜,但中国的边防军只要能坚持一个半月,世界第一的中国陆军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开上高原,印度的所谓军事优势将化为泡影,而谁都不会怀疑中国军队有能力在国境线上坚守一个半月。更危险的是,如果印军攻得太急,中国军队部署在西藏的战术导弹和战术空军情急之下,有能力将印度的中心城市打成一片火海,这对印度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了。印度在中印边境部署了大军,却尤如一群披坚执锐的武士,看似威风,却暴露于坚城之下,无遮无拦,想攻,城上箭如雨下,攻不上去,想守守不踏实,随时都有可能被从城上射下的箭雨射成刺猬。以中印边界线的战场环境,根本展不开印度面向中国的大军,它部署在中印边界上的大军实际上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紧紧守住侵占的中国领土,防止中国军队从西藏冲下来“收复失地”。中印边界的态势,在军事上可以画出这样一幅漫画,一边是披坚执锐的印度骑士威风凛凛的立在印度无遮无拦的大平原上,一边却是手执现代化狙击步枪的中国枪手稳稳的藏身于青藏高原的重重遮蔽中,胜负就是毫无军事常识的人也可想而知。
  也正因为感受到中国的不平等威慑,印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了核武器,以弥补对中国的先天性的劣势,但抗衡了中国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巴基斯坦应声而起也发展了核武器,使印度的周边安全环境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倒事与愿违的更加恶劣了。
  对中国来说,只要西藏还是中国的领土,就等于站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巅峰。西藏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地位,是性命攸关的制高点,如果没有西藏,就没有稳定的大西南,西北也将糜烂,中国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大后方,就根本不会有当年的大三线工程,也谈不上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比现在糟糕十倍。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经略西藏,给后世中国人带来的益处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同时西藏还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设想中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最重要一段就是将雅鲁藏布江引流到长江源头,这不可避免会使印度感到愤怒,但作为优势一方,中国很可能对印度的抗议置之不理。自古弱国无外交,作为边界战争中的失败者和力量的劣势一方,印度对中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使得中国可以毫不顾忌印度的鼓噪,专心经营西藏。在陆地上,中国远比在海上强硬。
  中印两国之间在军事对抗和国家安全方面是不平等的,拥有了西藏的主权,中国即使在边境战事中暂时失利,也无关大局。而印度在与中国的军事对抗中,一个不好,就是灭国之祸。印度并非不想顺应美国的对华围堵政策,对中国在战场上战而胜之,以报1962年,并主动交还俘虏和缴获的武器,有争议的领土大部分在印度手中,哪有这样被侵略的?印度梦想成为世界大国,但一个堂堂的世界大国被另一个大国轻松“侵略”,天天哭哭啼啼声言被欺负了,能叫大国吗?等到印度真正成为大国,它就不会老是叫喊被中国侵略了,这对国家的威信损害太大了。
  1962年印军兵败西藏后,一直心有所不甘,咬牙切齿地要洗雪前耻。上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印军曾向中国公开叫板,口口声声要与当年将印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主力,“中国的第54军”较量较量,当时边界形势已经相当紧张,只是因为中国在边界的严阵以待和国际形势的突变,印度在中印边界线上的所谓“军事优势”已成过去。失去了前苏联这个大靠山,印度气势为之一衰。军事上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最后复仇大计不了了之。前苏联的垮台,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转过头来应付其它的安全问题。在边界居于劣势的印度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学会与强大的中国和平共处,回复到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政策上来。所以印度实际上一直急于与中国修好,尤其是在中国飞速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印方更急于将于自己极为有利的边境线固定下来,防止中国更加强大后收复失地。而美国对印度的笼络,被印度作为一个重要谈判砝码与中国讨价还价。印度领导人也正是把握了这个最好的时机,才顶着国内的压力,主动向中国示好,积极争取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进行谈判。虽然目前谈判对中国未必有利,但实现中印之间的友好,保证稳固的西南大后方,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是几代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的愿望,中国还是会热情回应印度的示好的,甚至在边界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不得不承认,目前的印度领导人非常明智,远比尼赫鲁时代更加务实。
  虽然有识之士都希望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友好,但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于印度一方来说,在边界问题上的哪怕一小点让步,都会被整个印度社会指为卖国,瓦杰帕依政府向中国示好的举动是顶着相当大的压力的,国内仇华反华的声浪使印度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外界目前对实现边界和平有一个设想,那就是中国承认印度对有争议地区九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所有权,印度承认中国对阿克赛钦地区的所有权,但即使是这样有利的交换,也很难被印度国民接受。经过数十年的反华宣传,印度国民对中国存在的仇视心理不是一天两天能抹平的。印度社会精英对中国的 “瑜亮情结”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方面通过强调??对印度在边界的劣势避而不谈,大叫中国是“纸老虎”。印度知识界“精英”天天坐在电视论述节目上夸夸其谈:“印度是民主国家,中国是***社会,印度的发展是能够持久的,而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印度强大,武器先进,中国国内问题多多……。”一味迎合普通民众的心理,讲民众想听的话,谁要是敢于说印度对中国居于劣势,必定遭到群起而攻之。以这种心态同一个足以毁灭自己的强国打交道,正所谓不知已又不知彼。一旦事态有变,中印之间能否维持目前的“和平对峙”状态都成问题。正因为印度社会对中国问题的掩耳盗铃的态度,使得两国之间不仅和平很困难,相反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足以造成战争的心理隔阂。也因为这一点,中印边界成了中国周边最有可能发生战事的边界,可能性甚至大于台湾海峡!
  印度方面对中国的不现实看法,很有可能使印度再一次重蹈上次战争失败的覆辙——-在有超级大国支持,自认为“时机有利”的前提下主动向中国挑衅。而中印边界印度方面的先天劣势,是单靠空谈无法弥补的,如果未来真的如美国所愿发生了中印军事冲突,印度的胜面并不象它自己认为的那样乐观,甚至有亡国的危险。印度这个民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它作为单个国民,是很优秀的,不论是头脑的智慧还是个人品质的善良,都值得一交,但一旦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却是那么的不可理喻。在两国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偏颇的前提下,对中印实现友好相处,很难保持乐观,即使关系有些改善,也绝不会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蜜月期。两国之间不可能会回到蜜月年代那样蝴蝶双飞,翩翩共舞,倒很有可能是彼此充满戒心在以实力为后盾的前提下,虚伪的与蛇共舞,也许这样更符合中印关系的实质。
  同时也很难设想中国方面能接受印度提出的边境土地交换协定,尤其是在占据战略优势的前提下。中国国内的民族意识已经相当强烈,民间的声音日益受到领导人的重视,政府即使想在边界上作一些让步,以换来友好的中印关系,也需要考虑民间的反对声浪。所以能作出的回应也多半只会是口头上的,不会给印度领导人太多的实惠。
  印度人民党政府主动向中国示好,第一是希望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以主动示好换得中国政府的巨大让步,在边境问题上不吃亏反占便宜,从而可以向国民交差。第二是取得中印关系的改善,解除中国在西藏对印度的巨大军事威胁,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并进而实现强国目标。中国政府也并非不想有友好的中印关系,但第一在边境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让步余地,拿不出多少东西满足印度巨大的胃口。第二是中国想除掉寄身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以解决棘手的西藏问题,但印度不可能将自己手中唯一的筹码恭手交出。双方的愿望南辕北辙。中印两国都有实现和平改善关系的愿望,但谈判底线相距太远,恐怕美好的愿望最后还是要落空。
  中印两国能否未达成谅解,解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并实现边界的友好?未来两国之间能否实现完全和解?并不令人乐观。任何美好的政治意愿都是如此,设想极好,一遇到残酷的现实,就彻底让位于利益考虑,要不然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于中国民间而言,应该停止对印度这个大国的讽刺揶揄,从更理性的角度来与这个大国打交道。大国不可轻视,更不可轻辱,虽然印度领导人以前在处理中印关系时有过不明智的举动,但毕竟事情早已过去多年,还保持那种胜利者的心态是浮躁的,也是不明智的。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对印度持友好的态度,支持政府与印度实现关系正常化而非说三道四。认真了解它的国情和灿烂的文化,增进彼此间的感情而非仇视,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印之间必将实现友好相处,这只是时间问题。
  对决策者而言,首先是要看清超级大国的险恶用心,印度的强大是必然的,与中国的强大一样没有任何人能压制地住,水可疏而不可堵,中国没有必要充当美国压制印度的磐石。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交恶,只能是压制了别人也遏制了自己。中国应该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支持印度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发言权,鼓励印度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事务中与印度更多合作而非对抗,并在海洋事务上与印度展开合作,与未来的海军大国印度搞好关系,保证 通畅的海洋交通线。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记住,中印两国的友好,必须建立在有效的威慑的基础上。必须保持并增强对印方的战略威胁能力,打消印度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西藏的主权决不容任何人说三道四。要冷静对待不友好的声音,同时对和平的表示予以积极回应,但不抱持太大的期望。
  想要在南亚与虎共舞,最要紧的是紧紧抓住卡住老虎咽喉的缰绳。这种实力外交的政策,将是今后中印关系的主流。▲
★ 靖 国 神 社 就 是 战 争 动 员 装 置 ★
http://www.topchinesenews.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29417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反感,也在日本国内舆论掀起了讨论的热潮。2005年4月,一本名为《靖国问题》的新书在日本问世,这本书从思想角度剖析靖国神社,引起了轰动,一版再版,发行量超过30万册,成为高居排行榜的畅销书。作者高桥哲哉一夜之间成为日本媒体追访的对象。就在小泉第6次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二天,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在东京大学教哲学的靖国问题专家。
  ▲当心“情感炼金术”
  “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动员国民趋向战争的思想性、宗教性的装置。”高桥首先用一句话概括出了靖国神社的本质。高桥解释:靖国神社主张“为国家捐躯,为天皇战死”,然后将战死的军人当成靖国之神祭祀在这里,再由天皇前往参拜。这样战争就无正邪之分,成了高尚的“圣战”;遗族悲痛的心情也被这种“情感炼金术”转为了自豪和喜悦。
  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高桥分析道:小泉这次参拜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其“公约”,这首先就是违宪的。政府首脑参拜名义上的民间宗教法人,这根本就不该在政治公约中提出。首相的参拜启动了这个装置,他不是在悼念死者,而是在歌颂英灵。中韩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靖国神社不是一国首脑去表达坚持和平、永不再战的地方。
  ▲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这5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不少解决靖国问题的方案,比如分祭甲级战犯、建设新的国立追悼设施、扩建千鸟渊无名战殁者公园、甚至将靖国神社国有化等,高桥认为最危险的就是国有化。他指出,此前日本政府曾经试图将靖国神社国有化,最后因为在野党担心这样会被重新用来发动战争,在国会将其否决了。2003年日本派兵海外,日本国内有些人开始讨论自卫队士兵如果死了是否可以进入靖国神社,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靖国神社国有化,就意味着国家可以重新使用军人神社,“国家神道”会以另一种形式复活,稍有不测就会再把日本推向战争。
  对于建立新的国立追悼设施、扩建千鸟渊等方案,高桥认为作为政治上的选择,这要比参拜靖国神社好一些,但是如果政治家既去追悼设施悼念,又去靖国神社参拜,结果还是一样。而且还要注意国家怎样利用这些设施,以免它成为“第二个靖国神社。”
  谈到甲级战犯分祭问题时,高桥指出,中国主张只有侵略战争的指挥者是加害者,普通士兵和日本国民是受害者,可是日本连这都不情愿接受。如果能够实现甲级战犯分祭,也许可以解决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外交问题,但是这可能会引发首相甚至天皇无所顾忌地参拜,留下更大的隐患。
  当记者问及解决靖国问题有什么更好的提案时,高桥表示只有严守日本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要把靖国神社与政府分离开。政府首脑不能通过参拜等形式导致政教合一;靖国神社也必须做个真正的民间宗教法人,答应不愿祭祀在那里的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以及部分日本遗族迁出亲人牌位的要求,愿意把亲人牌位留在那里的人才去参拜,变成一个“只有信徒的神社”。这样不仅外交问题可以解决,也可以防止国家利用靖国神社作战争动员,这是一石二鸟的办法。
  ▲抛弃帝国时代思维
  高桥被日本媒体称为“行动的学者”,他与朋友于2004年7月成立了一个名为“前夜”的非营利民间组织。谈到“前夜”这个名字时,高桥解释说,日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也许将会再次走向战争,没准哪一天我们早晨醒来时日本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日本正处于战争的前夜。但是如果抵抗足够强大,这一天就不会到来,那么现在的日本也处于解放的前夜,因此采用了“前夜”作为组织和季刊的名字。
  在创刊号上,高桥写了一篇名为《一点灯火》的寄语,其中提到,这个国家的“内核”就要剥落出来了。什么是“内核”?高桥告诉记者:半个世纪前,这个国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在殖民地搞民族歧视、在国内搞阶级歧视和女性歧视,那时的日本是一个帝国。战后日本诞生了民主与和平的宪法,掩盖了帝国的本质,但是帝国时代的思想还存在着,这就是“内核”。当肯定战争和歧视的舆论解禁的时候,这些负面遗产就会泛上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内核”,正如“前夜”的口号说的那样:“反战、反歧视、反殖民主义”,让日本彻底抛弃帝国时代的思维。▲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 外 电:《北京成“小联合国”?驻华使领馆迅猛扩张》★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879613&typeid=14
多维新闻社:负责管理外国在华建使馆的外交部行政司外事房地产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这两年申请在华扩建使馆的国家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量“陡然增加”。
如今,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国驻华正式外交官的人数仅次于它们驻美国的人数。本报估计,把北京的使馆和各地众多的领事馆算在一起,外国向中国派遣的外交官人数肯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很可能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各国不约而同纷纷在华扩建使馆,当然不是巧合,它们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还存在争议,但中国对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却在无可争议地迅速增长。
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郁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早就需要扩大了。“我第一次来中国工作是在1980年。当时我们的使馆里有60个人,现在有200多人。巴黎嫌派来中国的人不够,经常说要给我派新的人员,我也非常希望多来些人干活,但我们没有办公室。
我只好对他们说,‘先等等吧’,‘再等等吧’。我也很着急,所以要尽快建设新的使馆……现在的使馆是租来的,要还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告诉我们,有20多个国家排队想租楼作使馆用,外交部也希望我们的新馆赶紧盖好,快点搬出去。”郁白还说,新使馆有2万平方米,很大。预计新馆建好后,工作人员会达到300多人。
跟法国类似,许多驻华使馆的规模都今非昔比。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在北京设有一个联络处,只有几名工作人员。1979年建交后,该联络处即升格为美国驻华使馆,那时来华的美国外交官也并不多。
如今,美国在北京的外交人员和雇用的当地员工加起来已超过700人,位于建国门外的使馆已不够用,因此美国使馆不得不在北京开设了11个不同的办公地点。美国的驻华新使馆是2004年2月开工建设的,预计2008年奥运会前建成。这是迄今美国在海外建设的规模最大、造价最昂贵的驻外使馆之一,总预算达到了2.75亿美元。
今年是中埃建交50周年。2005年9月,在埃及新大使马哈茂德•阿拉姆的推动下,在北京的埃及大使馆启动了扩建计划,其中签证处的面积将扩大到目前的4倍。据荷兰驻华使馆新闻处的詹森小姐介绍,荷兰新使馆将在2007年建成竣工。
因为在过去4年中,荷兰使馆增设了许多新部门:原来只有政治、经济和农业处,现在,经济处下面又增设了交通和科技组、卫生福利和体育组;政治处下面增加了专门负责文化的工作人员。2006年下半年,还将增设负责安全、武官和海关事务的新部门。韩国使馆总务处的姜先生介绍说,他们准备在10月将新馆建好,尽快搬过去。由于近几年使馆业务增加,工作空间严重不足,现在的韩国使馆也不打算卖掉,将来仍作为使馆的一部分。
德国使馆暂时没有扩建计划,但因为办公室不够用了,使馆里原来被用作外交官公寓的地方,现在正在改造成办公室。不光是北京的大使馆,一些国家在中国的领事馆也在扩建。法国原来在上海、广州、香港、武汉4地设有领事馆,去年又新开了成都领事馆;而上海、广州和武汉的领事馆去年都换了更大的地方。德国“最年轻的”成都领事馆也刚刚搬了家,现在的办公空间比以前大多了。
据说,现在外国使馆要在北京找一块地皮是非常难的。相关人士介绍说,美国最初看中了巴西使馆选中的一块地,劝巴西“割爱”,但被巴西拒绝了,于是美国又经过很多周折才定下了现在位于朝阳区小亮马桥东街6号的这块地方建新使馆。为什么各国都迫不及待地要扩编在中国的使馆?据《环球时报》记者多方了解,发现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
法国驻华使馆介绍说,“我们的政治处现在只有6位外交官,和上世纪80年代一样,而据我所知,美国使馆的政治处有30多名外交官,这样的差距对我们很不利。我们需要加强分析力量,需要了解中国。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在增加,我们国内的政治家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分析报告,德维尔潘总理上个月底开会,决定增加我们使馆的力量。不只是美国发现中国的重要性,我们法国也一样。英国、欧盟代表团都一样。我们每年都在增加人手。”
▲第二,为了满足双方交流的需要。
跟美国一样,法国来中国的代表团也增多了,平均每周有3个代表团。去年法国使馆先后接待了15位政府部长,而且现在至少每年有一次高层访问。德国使馆称,不断增派外交人员来中国,主要原因是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有动力。在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中,有40%是德中贸易,双方对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尤其有兴趣,在银行业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多。因此,德国使馆的经济部人员扩充最为明显,现在这个部门有很多金融政策和银行业的专家,最近,一些交通和通讯专家也加入使馆。
与此同时,想“走出去看看”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记者前去采访时就看到,法国大使馆签证处外面排着很长的队伍。据介绍,去年有50万中国人到巴黎,现在法国大使馆平均每天发放500个签证。埃及大使馆外交官塔和尔也对记者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去埃及的越来越多,据他们统计,去年有5万中国人去了埃及,其中60%是去旅游,而今年人数可能增加一倍达到10万。现在,埃及使馆办理签证的办公室只有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米。很多办理签证的中国人要站在使馆外面等,遇到刮风下雨很不方便,迫切需要扩建。
▲第三,为了在中国展示自己国家的形象。
据塔和尔介绍,新的签证处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成为向中国人展示神秘又现代的埃及的窗口。到时候,新的大厅将用法老像和带有埃及特色的艺术品做装饰,摆放各种介绍埃及的资料、照片,还会播放记录片和风光片,让所有进到这里的人,先在这里体会一下埃及风情。塔和尔说,要让中国人体会到埃及对中国朋友的友好之情。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体会到,各国越来越把使馆当作自己在中国的一个窗口。比如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不仅常年从事法语教学,而且经常举办电影节、画展等各种活动,那里的法文书店在操法语者的圈子里也是非常有名的。荷兰大使馆新建的部分则是由着名的荷兰建筑师德尔克•言•波斯特尔设计的,詹森小姐说,期待这个新使馆和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及首都机场新的候机楼一样,成为北京建筑丛林中又一个荷兰设计师的作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冯仲平认为,外国近两年来纷纷扩充使领馆并不是偶然现象。今年年初,美国国务卿赖斯在题为《转型外交》的演讲中,提到了“塑造历史发展轨迹”的国家,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100年前的世界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如今这个中心逐渐向太平洋转移,而中国又是这一地区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
西方国家的外交战略原本就具有强烈的务实色彩,它们的外交永远是根据力量重心和利益重心而进行调整的。在这种大环境下,在中国扩充外交人员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第二,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扩充上看到这样一个现象,经济、能源和环境这三个方面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也证明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在这三个方面引起的反应最大。
但是,这远远不是对外交流的全部,文化、教育和法制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合作还有很大的拓宽空间和深入潜力,事实上,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动手,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意味着,外国增派外交官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第三,我们可以感觉到各国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影响力的竞争。今天的中国不仅是这个全球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各国比试影响力的竞技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中国的观察分析,拓展与中国的交流往来变得至关重要,谁都不想输在这里,外交人员的扩充无异于调兵遣将。
正如法国公使郁白所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之所以还有很大的潜力,是因为中国的发展还有潜力。他说:“如果我们给中国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确实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把中国拍成录像,当你播放这段录像时,你会发现,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长达2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 ▲ (chinesenewsnet.com)
★ 日 本 为 争 资 源 咄 咄 逼 中 国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8-23/94831.html
我们知道,日本现在已经霸占着钓鱼岛,但是钓鱼岛一直在台湾手里。阿扁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妥协退让,更何况李登辉自认自己是日本人,李登辉的一系列行径都是投降日本。陈水扁也一样,大家都看到了,陈水扁搞“台独”,日本人是怎么支持的。日本人现在对我们是步步紧逼。中日关系如今处于低潮。
▲向日供煤三十年
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稀缺的国家,我国现在不管是原油的用量,还是铁矿石的用量,现在国产的只满足一半,另一半为缺口。日本几乎就没有。日本要想发展,中国要想发展,我们现在唯一能争的铁矿石就是澳大利亚和南美,我们唯一能争的石油就是中东,还有俄罗斯,就只有这些地方。由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日本出口了将近三十年的煤炭,以前煤炭业出口,但不是掠夺性的,而现在是掠夺性的。大家可以到北京这边看看,大秦线(大同至秦皇岛)上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就有一列列车开到秦皇岛,一列空车返回来,一列电气化列车是97节车厢,几乎每一趟都是97节,就这么天天往外运。大同地下都快挖空了,日本买了将近三十年的煤。
▲俄石油管道之争
日本人之所以现在动不动就要对我们发生战争企图,是因为日本的煤(煤既可以作燃料,作能源,又可以做化工原料,煤焦油和化工原料是差不多的)有了如此大的储备,所以他动不动就对我们发动战争企图。比如说,日本国民卫队现在霸占着钓鱼岛,这不是侵略吗?矿藏资源是祖宗、我们和子孙共同拥有的啊。谁用多了都对不起后人呐,又何况我们是把几十代的都给用了,真荒唐啊!我们将来怎么对子孙说呢?如果二百年以后有一天,我活过来了,我孙子就问我:“你们当年怎么把我们的矿藏都给用了呢?我们现在连煤都没有,我们多惨啊。”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回答呢?当然你可以说那不是我,那是什么设计师决定的,但他会问你“那你咋就不抗议一下呢?”我们对子孙叫汗颜呐。
这些问题都搅在里边,所以日本他要是想发展,我们就只好争世界有限的那么点原油,就只好争世界有限那么点铁矿石,他们争去,我们就拿不来,我们拿来,他们就争不去。早在十多年前,中苏就签订了协议,就是苏联把原油卖给我们,就是修中苏运输管道,日本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节外生枝,日本给更高的价钱,于是前苏联人就撕毁合同。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更是这样,我们又签订合同,再用更高的价钱买他原油,而日本又出面又给更高的价钱,合同又撕毁,直到我们现在经过这么长的努力,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经过这么长的努力,现在俄罗斯总算卖给我们1500万吨石油了,总算再次同意修石油管道了。
▲国民要为祖国奋斗
我们现在跟日本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争有限的那么点资源,哪个民族争到了,哪个民族就健康发展,哪个民族争不到,他就要萎缩。这是生存竞争,不可调和呀!因此日本人怎么会不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呢?日本人怎么会不想打破作为战败国所接受的承诺呢?不打破承诺,他没有前途啊。我们搞科学的人,我们要想判断问题准确,绝不要感情用事。我们说在判断的时候不要感情用事,那么在目的问题上当然要感情用事。在目的问题上,我就爱中国,我就要为中国奋斗
我们也不要简单的骂小泉纯一郎,如果小泉纯一郎作为一个日本国的首相,他如果不为日本国服务,那他是个王八蛋。他必须对中国敌对,不对中国敌对就不能够争夺民族的生存空间,要想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他就必须重新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有一系列东西连带在这里的。不要简单的骂好人坏人,谁不为本民族利益着想啊,他不为本民族利益着想,他不成了日奸了吗?所以我们说在分析问题上要非常冷静。▲(作者:俞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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