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条生理常识(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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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肾病不宜食杨桃、102、香蕉是廉价减肥药、103、菠萝可以护胃、104、芒果保健作用大、105、烂水果不烂部分也有毒、106、水果不如蔬菜有营养、107、木瓜可增加胃肠动力、108、芦荟能缓解亚健康、109、胡萝卜有降血压作用、110、胡萝卜下酒会中毒.
今 日 看 点:2013-12-18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8日召开(一)★★★★
http://news.ifeng.com/a/20151217/46719422_0.shtml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8日召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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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副局长朋友圈妄议“一国两制” 造成恶劣影响★★
http://news.ifeng.com/a/20151218/46723302_0.shtml
现在已近年尾,北京有两大重要会议尤为瞩目★★★★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17/4797719.html
陈文英12年来首度公开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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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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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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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8日召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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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7日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人民日报旗下公号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天将在京召开
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12月17日发表任仲平的评论文章。该文将于明天(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文章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将在京召开。
(一)2015年,新的共识正在凝聚。
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联合国发展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整个世界都在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变革的新动力。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在土耳其,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信心。“展望未来,亚洲再次站到了引领历史发展的前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前途命运维系于斯。”在新加坡,习近平主席激荡亚洲力量。中非峰会“将促进南南合作,带动南北对话,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南非,习近平主席建言世界格局。
G20峰会,明年的主场是中国杭州;APEC的领导人,去年相聚于北京雁栖湖。这些年,世界舞台上处处可见中国身影,这个励精图治的发展中大国,不断与世界分享自己爬坡过坎的实践与和平共赢的理念。
而中国前后相续的五年规划,也迎来了交接棒。在经济新常态现实要求之下,在战略机遇期内涵转变之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是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今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凝聚着新中国几代建设者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12月18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这“五大发展理念”融为未来一年的务实举措。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这一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开启的是未来中国的崭新航程,思考的是人类命运的走向。
(二)历史的巧合,往往意味深长。
2015年,中国与世界都迎来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这一年,中国“十二五”规划收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向着全面小康的最后冲刺。10月,“十三五”规划建议审议通过,未来5年中国发展航程划定。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完成一个阶段性任务,打开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大门。9月,多国元首汇聚联合国总部,规划未来15年地球的发展蓝图。
中国的五年愿景,世界的共同目标,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交汇,仿佛隐喻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现在和未来。
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联合国新世纪初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无论是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还是降低儿童死亡率、与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作斗争,中国大多已经实现。按照联合国脱贫标准,中国为全球脱贫贡献率达到90%,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9个来自中国。有人估算,中国的经济发展使1/5的世界人口、1/4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近3/5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
在世界东方耸起的这个“发展极”,对世界发展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承担了拉动增长的重任。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这30多年来最重要的发展成绩。
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描绘世界的方向。美国《世界邮报》曾如此断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对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潜在影响。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日等国崛起,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中国的崛起,人口是10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英国作家乔纳森•沃茨的《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在讲述中国不可思议的发展之路时,也表达了一种担心:“跳起来”的中国究竟会“拯救人类”,还是会“让地球偏离轨道”?如此巨大的体量与规模,中国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对于世界而言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何在历史的脚本里,续写人类永续发展的新篇章?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倡议:我们应该共同走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正是中国为未来构建的“发展话语”,为世界呈现的“中国方案”。
(三)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源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切把握。
在经济学上,对于发展中程的风险,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修昔底德困境,甚至是与现代化转型伴生的“风险社会”。
这些风险挑战,原因何在?不管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金融体系脆弱,根本原因都在于,过往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而对这种发展方式的依赖还难以摆脱。
正如“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说的,中国还“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产业升级阻力重重、传统优势不断削弱……30多年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如果仍然对粗放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后发优势”就会转变为“后发劣势”,错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最佳时间窗口。经济变速换挡、社会深刻转型的中国,探索的正是这样一个迈过陷阱的发展方式。
发展理念源于发展实践,反过来又给发展实践以深刻影响。在这样的历史关口,需要用新思路寻找新出路、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号巨轮涉过险滩、渡过激流标注前行航向。坚持创新发展,才能避免动力衰退、低水平循环的“平庸之路”;坚持协调发展,才能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的“失衡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才能避免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透支之路”;坚持开放发展,才能避免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的“封闭之路”;坚持共享发展,才能避免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风险之路”。
有学者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在鸡蛋上跳舞”,从起步之初的艰难探索到击水中流的豪迈挺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过万重山岳。未来的发展之路,应如何绘就?更深层次的改革,该如何推进?五大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更好地把握中国的现在、创造中国的未来。
(四)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审视当下,我们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路口。
从国际形势看,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复苏仍然缓慢、增长仍然脆弱,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孕育着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
从国内发展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近7%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面对世界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之下,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来而不可失的“时”;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成为蹈而不可失的“机”。经济新常态和战略机遇期,构成了我们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两大现实基点。
经济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大逻辑。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是新常态的基本趋势。但新常态改变了经济运行的轨迹,打破了固有的发展惯性,也亟待以新理念破除新障碍、用新观念催生新状态。在新常态下顺势而为、乘势壮大,才能确保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实现既看速度、也看增量、更看质量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大判断。世界经济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国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这种内外联动的“历史性交汇”,让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两个转变”——由加快速度的机遇变为加快转型的机遇,由扩张规模的机遇变为提高质量的机遇。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让稍纵即逝的机遇为我所用、倒逼变革,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让我国的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统领经济新常态的新要求,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这正是五大发展理念所立足的大势与大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8日召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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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之所以会成为一场“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正在于它针对的是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回答的是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不能走好创新发展之路,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强调“全面”,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谋划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保证“可持续”,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事关全面小康、事关发展全局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坚持开放发展,就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与世界深度互动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要想在下一步发展中扬长避短、乘势而上,必须认真研究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由此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走好开放发展之路。
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着力增进人民福祉,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迈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一方面,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共享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制度设计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才能确保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
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在“挑战—应战”模式中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以现实问题为牵引,体现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市场与政府的统一、对内与对外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让我们在现代化之路上跨越历史的三峡,实现惊人的一跃。
(六)即便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30多年的发展,也可算“奇迹”。有人估算,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为1倍,日本为10倍;而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内,就让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16倍。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说,“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当“中国故事”震撼世界,也引起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对它的认真思索: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成功密码?对于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这段发展历程,曾有很多人试图为之命名,诸如“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等。然而中国这30多年,又是一个很难被简单提炼的复杂实践,就像《纽约时报》所说的,“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
的确,自安徽小岗村村民在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故事,更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嬗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每一次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完善,都推动实现了发展的新跨越。不管是发展体制、发展动力,还是发展路径、发展价值,正是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改革走过千山万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履险如夷。
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直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而在时间之轴上,发展理念更新留下的轨迹,构成了一部不断完善的“中国发展学”,其中堪称规律的结论则是:“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发展学”的精髓所在,也是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
放在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全局中去考察,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五大发展理念是价值层面的思想引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五大发展理念是实践层面的行动指南。尤其是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的风口,拥有了从“体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的机遇,五大发展理念正是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程中去考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越是接近目标的冲刺时刻,越需要临渊履冰的谨慎、越需要放眼长远的胸襟。当此之时,五大发展理念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厚植发展优势,能够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长远观之,五大发展理念不仅为实现全面小康,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从这样的高度才能认识,为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纲领的灵魂。
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发展规律的历史中去考察,无论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无论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还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每一个发展理念,都对应着现实的“发展议程”,也都经历了几代人的长期探索,既有守正出新、矢志创新的时代气息,也有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深厚积淀。作为“集大成者”,五大发展理念已在整体上标定中国发展的路径。从这样的视野才能把握,为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一个充满变革与未知的世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思考,五大发展理念则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借鉴更是超越,有共性更有特性。它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将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半程”,为中国发展方式的变革提供强劲动力。
(七)“这个世界会好吗”,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让人看到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陷阱,这样的追问萦绕人心。对于这个世界,过去的发展之路,似乎已经难以走通。
有经济学家指出,二战之后真正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从低收入跨上中等收入这个台阶相对容易些,而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难度大增,一大批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不前。发展的不平衡,给这个世界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正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系统性挑战。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余波不断,影响远未结束,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军事冲突等重大挑战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相互作用,亟需一种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了一股正能量,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发展经济学早有判断,持续发展的后进大国,往往在发展模式上能实现具有范式变迁意义的创新。而学者们认定20世纪中国的崛起,是改变世界的一件大事,它让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开始领航后发国家的发展潮流。的确,改革开放起步之时,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而在短短3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现代化。这背后,正是新的发展范式、科学的发展理念在引领和支撑。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理念,是一种更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理念。“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显示,对于中国理念,有68%的发展中国家受访者表示认可,认为这是“融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需要的一种创新”。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理念要比发达国家既有的理论和经验,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未来的发展之中,中国经验将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对于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也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另一套设想与行动方案。
经济学家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今天,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助力的不仅是亿万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
(八)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在那样一个饱受屈辱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仅仅意味着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老大帝国,被迫纳入西方开创的“世界体系”。
今天,用同样的视野审视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经历着这样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然而,中国发展的意义已经不再是“让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负上四分之一的责任”,更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这是理念的贡献、思想的贡献、发展道路的贡献。
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这是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的道路,一条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恢弘壮阔的征途在我们面前展开。
统一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五大发展理念必将融入中国道路、续写中国奇迹、贡献中国智慧。(以见报稿为准)
公安副局长朋友圈妄议“一国两制” 造成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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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8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党员能在微信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吗?
【条例原文】第四十六条: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吴某,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党员。一个周六的午后,在家休息的吴某闲来无事,便打开微信浏览朋友圈。其间,他看到一篇关于“一国两制”的文章,觉得“甚好”,便轻点手机屏幕进行分享,并罔顾“一国两制”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实际,发表评论大肆抨击、公然否定。由于吴某社会关系广、朋友杂,其观点被广泛转发,造成恶劣影响。
吴某只是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配发评论,殊不知,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其实违反了政治纪律。山东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王静告诉记者,吴某不仅违反了,而且违反的是很重要的一条政治纪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王静表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构成违纪的关键是妄议。“一国两制”是中央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已经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得到成功运用。吴某身为共产党员,不顾“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意义,大肆抨击、公然否定,显然属于妄议。
另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构成违纪,形式是通过信息网络、广播或者座谈会等公开的,使不特定人或者特定多数人听到、看到的方式发表看法。吴某社会关系广、朋友杂,微信朋友圈并非仅有家人和少数经常交往的好友,不属于私人空间,而是具有相当的公开性。其通过微信朋友圈妄言妄语,被广泛转发,造成了恶劣影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危害后果,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构成违纪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严重后果,则不构成违纪,但可以结合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相应的组织处理。
王静提醒,“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增加的内容。党中央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时,已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听取了有关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建议。党员干部应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也不能心无敬畏,在网络世界里丧失政治立场,随心所欲、妄言妄语。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纪律底线,悔之莫及。(本报记者张磊)
现在已近年尾,北京有两大重要会议尤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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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军委扩大会议已召开 胡锦涛意见受习近平尊重
多维 2015-12-17:从中共军队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再到中共党报《解放军报》连发七篇文章造势,习近平酝酿已久的中国解放军军队改革终于启动。此番军改也被外界分析认为,是经历了几轮挫折之后才正式开始推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近年尾,北京有两大重要会议尤为瞩目。一个是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两个会议都被定为是“攻坚战”的部署会议。
然而,军委扩大会议从会期到内容通常是秘而不宣,因此外界诸多传闻充斥在舆论中央。有消息透露,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已在12月中旬于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也有消息称,由于此次军改的人事安排备受瞩目,其五大战区主将等要职更是竞争激烈。对此中共前军委主席胡锦涛表示关心,并且习近平对胡的意见也非常尊重,而军委扩大会议或将延期。
其实,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属于保密级别很高的会议,媒体通常不会报道。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2012年11月17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 “胡锦涛和习近平于16日下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胡锦涛发表讲话,习近平主持会议。”或许因为官媒罕见的报道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当时也引起了外界诸多猜测,比如海外一些媒体猜测胡锦涛是否会继续担任军委主席。
但习近平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证实,胡锦涛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并和习近平在军权上正常交接,粉碎了“被迫裸退”及“暗箱交易”的传闻。外界有分析认为,如今习近平大力推举军改或许也受到了当年其前任“裸退”的益处。
当然,或许也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军改的意图,是为了避免重蹈胡锦涛被架空的覆辙、不当弱主,然而这样的目标未免太低。有观点认为,习近平还有更高的目标。
回顾北京在11月底召开“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被解读为“标志着军队改革的终极拍板”。这意味着,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方案在会上已和盘托出,改革的领导机构正式组建。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常在12月举行,决定来年军队工作大计。因此不排除今次会议的议题是关于“如何实施军队改革”。虽然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从不对外公布,但是从中共党报《解放军报》连发的评论文章看出此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
有分析认为,由于今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焦点不同于过去,所以连《人民日报》上都发表了有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署名的评论文章。由此从侧面解读,这次军队改革确实意义重大,而且难度极高。分析称,此轮军改要从解放军编制体制、机构人事各个方面,展开大范围深层次的军事变革,也就是说解放军将“脱胎换骨”,一方面通过军改彻底改变军队现状;另一方面则是呼应国家发展大战略的需求。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解放军军队内部病态尽显。从中央军委到基层连队,都存在贪腐问题。军中的反腐先是拿下总后勤部谷俊山,之后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二人相继落马,迄今为止解放军已有近50名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受查落马。平心而论,外界在面对这样的数字时无疑是深感痛心的。
综观而言,习近平当局这次裁军30万的军改方案,是一次重量级的军改动作,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此前3次军改中发挥特殊作用看,军委扩大会议在本次军改中应该不会缺席。但是外界也不必过多解读,还需等待时间静走,日后观察。
陈文英12年来首度公开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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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 2015-12-17:导读:陈文英,(婚前名Chan Wan Yin),曾任美国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会长。长期为联邦调查局(FBI)工作,她现在的先生史密斯(J.J.Smith)即是她当年在联调局的上司。 2003年,陈文英被联邦司法部起诉,指控她同时充当“中国间谍”。然而在诉讼过程中,因检方的失误,2005年1月6日联邦法院法官裁定撤销了司法部对陈文英的起诉。陈于上诉法院还未裁决前,承认两项较轻的罪名。同年12月16日,陈文英被判缓刑三年,两百小时社区服务,与一万美元罚款。过去10年来,陈文英深居简出,远避媒体,直到好友胡顺病逝,她才投书《侨报》表达她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封面上的陈文英。)
我与胡顺
胡顺去世陈文英有话说:没他就没我
谈相识
从来没人那样用力握过我的手
我1978年从芝加哥到洛杉矶来工作,当时胡顺是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分会的会长。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城,胡顺旅行社的办公室。他见到我就说: “你来了就好了,就好了。”他用力握住我的手,很有力,还从来没人那样握过我的手,当然后来也有人那样用力握过我的手,可那是第一次。“我觉得,他那时把心都放在手里了。”
胡顺经历过很大的压力,就是在唐人街的压力。我就在纽约唐人街长大。当年在纽约的唐人街,人们讲的“中国话”就是台山话,讲广东话的都不算是中国人。而当时的那些老侨绝大多数是反共的。
那时,他们当中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国只有台湾,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从未去过台湾,共产党的中国对他们来说不是中国。
可胡顺与他们的想法不同,因为他有远见。他认为,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而且中国人一定要团结。中美之间有误解,可是如果有一天中美能联起手来,成为朋友,大家都会受益,为此他在中美关系上特别用心做工作。
由于胡顺与董必灼支持中国大陆,他们就成了唐人街的极少数人,那时唐人街99%的人不理解他们,指责他们支持共产党。
后来胡顺组建了旅行社,他组织游客到中国去,也接待来访的中国客人。1979年或1981年,美国国务院邀请方毅访问美国,当时是在唐人街的福州饭店接待的方毅,洛杉矶市市长Bradly也来了。
我在许多活动上能请动市长、州长并不是因为我的FBI背景。我的特点是我不会害羞,我与外国人接近,我大方,我一向是共和党。我捐钱大方,我也利用我的大方让那些政客为我做事,当然我不会说得很清楚。而实际上,那些州长、市长参加华人的活动,都是我把他们“买”来的。
当时除了美国总统外,州长、市长都不知道我与FBI的关系,在那些官员选举的时候,我帮他们拿到选票与钞票。当时洛杉矶的雷登市长说我是“地下市长”。我那时请他们这些民选官员过来,是想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的力量。那时候他们还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1997年香港回归,我们组织了两万人,市长来了说,我没有看过这么多人的活动。
后来胡顺把我介绍给了阿曼森夫人。我与阿曼森夫人很投缘,这是我幸运的地方,她那时称我为Little dynamo(小发电机之意)。投缘的原因之一是阿曼森夫人是在旧金山唐人街长大,我通过她后来认识了更多人。
谈为人
见他流过两次泪:一为儿子,一为香港
胡顺40多岁才结婚,太太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日裔。随太太进门的有一个患先天心脏病的儿子。胡顺对这个继子视如己出,用心用力照顾他的病。胡顺是位很节俭的人,可他从未亏待过那位继子,直到他去世。
我看到胡顺流过两次泪:1988年,他亲生儿子因车祸突然去世,当时在洛杉矶靠近韩国城附近的一个大教堂内举行了葬礼。当下葬的时候,他吻了棺材,这时大家都流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顺流泪。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政府邀请20余名美国侨胞出席仪式,洛杉矶有包括胡顺与我在内的7人。当胡顺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大英帝国的旗子下降时他流泪了。
胡顺对员工很好,在他的万珍楼或旅行社干的人,一干就是一辈子,没有一个走的。后来1989年6.4事件后,他的旅行社办公室遭破坏,生意也不行了,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员工还借钱给他,我那时也帮过他。
胡顺后来任广州洛杉矶友协的副主席,曾被广州市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1996年,胡顺为了迎接中国军舰首次访美,曾不顾腿疼,赴圣地牙哥参加欢迎仪式,一站即是几小时。
陈水扁上台后,张富美抛出了“侨分三等”论之后,我们请黄金泉参加了我们的宴会。2001年10月1日,当时是国庆52周年,我陪黄金泉夫妇去北京。我担心胡顺心里不舒服,毕竟他们那么多年都是死对头。可胡顺对我说,你做得好,我支持你。2002年,我们去了以前从未去过的金龙酒家,胡顺还与黄金泉握了手。
谈关系
他若不给我机会,就不会有昨天的陈文英
胡顺是佛,因为他从来不争,这实际上也是他聪明,他知道争也没用。除了我爷爷、我爸爸,胡顺可以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任劳任怨,一心希望中国强大,中国人团结。
胡顺对我来说是很多种关系的组合,有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像是父女,有时又像是兄妹,而有时又像是母子,因为我性格很直,有什么都会说出来。
有人说,文英你的能力很强,其实是胡顺,他知道我可以做事情,是他给了我机会,就像中国人说的,我们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让我能展示自己。我虽然比胡顺小二三十岁,可他没把我当后辈来看,给我机会,以我为傲。他若不给我机会,就不会有我昨天的陈文英。
2003年我官司缠身的时候,胡顺放心不下,我与他都很了解美国的系统,他的腿很不方便,很痛,可他还是在每次开庭时到法庭旁听,他是比较少数知道我做事的目的与原则的人。
他不仅去法庭上看我,他还打电话来说:“我知道你需要钱,你就说吧,不是借,我给你,不用还。”我出事后把每一毛钱都用上了。他那时跟我这么说,真感到是我欠了他的情,这份情,我几辈子都还不掉。
我出来时两手空空,我离婚也没要钱。他知道我困难,便拿了一只高压锅来看我,说也许我会用得着。可实际上我正好还有个高压锅,可我当时无法拒绝他,就把它收下了。我当时在想,只有我爸爸,大概才会这样做。
胡顺与他女儿住得很近,就隔着一道篱笆墙。他晚年最高兴的事就是能看到两个外孙女,他女儿是幼儿园的教师,要上班,他每天中午给她们做面吃,还给她们做晚饭,这两个外孙女给他添了不少寿。
4个月前,胡顺胃出血,很严重,他在医院中接受治疗,医生给他吃药。当时医生断定胡顺活不过一周时间,即让他回家了。回家后,药也不吃了,可没想到身体又恢复了,又可以出门了,也可以给外孙女们做面吃了。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今年的感恩节。我带了一只火鸡去,用火鸡打了粥,可他吃得很少。我坐在他床前,一直握着他的手,可他的手已不再像第一次见我时那样有力,而且是冰冷的。此后5天他就去世了。他离世前的几个月我们不断去看他。
在17日的葬礼上,我不会讲话,我坐在最后,我希望我的出现不会带来什么不便。
(官司中的陈文英,左为她的律师。)
我与官司
谈认罪
案子是美国政府丑闻 我认的不是间谍罪
我的案子突然反转是我遇上了好法官,这是我的幸运。我当时换了几个法官,最后这个法官是从来没有人说她不好的法官。她说,这个案子美国政府不对,做法上不对,就把案子撤销了。
可约两年后我又回来认罪,这是美国政府的丑闻。当时我认的不是间谍罪,而是(1)逃税罪;(2)在与史密斯(我现在的先生)的关系上对联邦探员撒慌罪。
说这是美国政府的丑闻,是因为他们不择手段,向我家人施压找疮疤揭, 逼我认罪,因为他们的案子被撤销了,他们放不下身段。我去法庭认罪,法官说,你的案子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认罪,是受到威胁了吗?可我还是认了两项罪。
主要原因是FBI的人向澳大利亚政府说谎,说我的案子与反恐有关,因此就派了几十个探员到澳大利亚去,在澳大利亚探员的协助下,找到我前夫在澳大利亚的3个亲戚家,凌晨三四点钟破门而入,那时每一家都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邻居都看到了。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老人发了心脏病,那我一辈子都要感到内疚。这些探员把他们家中的电脑等全部拿走了。
他们还说,我们可以把他们(亲戚)都拉到牢里去,那你认不认罪?你儿子还在上中学,我们把你老公也拉到牢里去,所以这样我才认罪,连法官都说,我放你一年多,你干吗要回来认罪。是不是他们威胁你?我说不是他们威胁我,我说我认了。
我想我要负起责任,幸好没有死人呀。我最恨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怎么可以让别的国家政府人员到你的国家去污辱你的国民。实际上,美国政府就是想要个赢了官司的数字,我认罪他们就赢了,不然他们没面子。
谈生活
打官司花了400万 儿子打工买吃的
我坐了100天的牢,那是我最轻松的日子。我在牢里反而什么都不想。他们跟了我两年,录了我4万分钟的电话,都没找到一丝一毫的证据。我每次出门都有8辆车跟着,我觉得很安全。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跟了我这么久,如果有一天有人找他们说,你们用在她身上的费用是多少?卫星、直升机,他们还在我邻居那里买了一幢豪宅监视我,几百万呀。调用了这么多探员,我先生、我儿子,每次进进出出都是8辆车跟着,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多少资源?在狱中我见了很多,英文说You are innocent until you are proven guilty(直到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可这话应当反着说,You are guilty until you are proven innocent(直到被证明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牢里有许多穷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认了罪。他们不管,只要有人认罪就好,所以认罪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罪犯。
如果当年我没有圣马力诺的两百万的房子,我的案子会拖很长时间。为了这个官司我花了400多万元。政府就是想让我一毛钱都没有,希望我根本翻不了身。
我出来后,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政府冻结了,连我的出租屋客人押金的账户都被冻结了,我银行中能拿到的钱仅有2.71元,处境很困难。
我儿子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那年不得已,在他同学父亲的安排下第一次出门打工,每星期挣200多元,除去税,能拿回家170多元,他那年16岁。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把支票拿回来的情景,他说,妈妈有钱了,我们可以买吃的了。我们那时就是靠那些钱生活。人最好不要惹上官司。他们一把我抓起来时就说了,我们是庄家,庄家总是会赢的。
谈计划
若写书会还原真相 如今没有计划回中国
我现在的先生,在我来洛杉矶以前就认识胡顺了,请他“喝咖啡”,他们很熟的,几十年前就注意他了。我们(与我先生)开始是死对头,后来是为了一个朋友才到了一块,一个我要保护的朋友。
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你们完全不知道,后来神出鬼没,我会遇到中国所有的领导人,和所有的美国总统,然后一步步地,然后在这样的地方是个Lonely place(孤独的地方), 你跟谁都不能说的,只能跟他说,他才知道,我才知道,可是都不能说,所以这才走到一块来了,所以命运是很奇怪的。
从出事以后到现在,ABC、NBC、CBS还一直追着要采访,出版社愿花几百万要我写书。我都没接受,如果有一天要写,我要还原真相。 我是与美国政府签过协议的,如果要发表要经过美国政府批准:这些你可以说,这些你不可以说,然后才能发表。我不愿意面对媒体,我不愿意再重新唤起(relive)过去的一些记忆。我儿子与我都希望人们能把我们忘记。如果出书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的生活平平稳稳,很舒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以前可以记住2000人的名字,现在连昨天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胡顺有一个遗憾,他希望我能再回北京。上个月他还说,有一天我要与你一起回北京。3年前他曾说,他们不邀请你,我组个团,我邀请你回去。我说,我不能回去,有些事我说不清楚,而且有许多不方便,在美国人眼里,在中国人眼里都有许多不方便;对国家,对朋友都有许多不方便。
我没有计划回中国,倒是有私人邀请。可我现在的先生说,不安全。只有知道我底细的人知道我为中国做了什么,但也有人不知道,而且还是拿着枪的人。他们不让我回去,除非有高层邀请我。▲◆★●■☆
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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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7: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根源不在于疾病缠绕,不在于和日本天皇撞车,不在于赵四小姐阻挠,也不在于台湾国民党和李登辉的干涉,而完全在于张学良自己。他太想回大陆了,可他又实在不敢回大陆,他怕有些话说不好,对历史无法交代。本文选自2015年12月4日共识网,作者马双有,原题为《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
张学良在1990年恢复自由以后,最想去的地方,恐怕就是中国大陆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陆东北不仅是他的老家,是他的父母亲、老祖宗埋葬之地,为父母扫墓,叶落归根,是炎黄子孙的传统礼仪和难忘的情结。更主要的是,大陆给了他最高的荣誉,最大的声望;“千古功臣”“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一顶顶耀眼的桂冠早就为他准备了;他人在台湾,大陆早就给他树立了一座无人企及的巍峨丰碑!大陆自建国以来,无时不刻不在念叨着张学良的丰功伟绩。报纸、电台、电影、电视、书籍等媒体,歌颂张学良的作品连篇累牍,不可胜数。大陆各届党政领导,无不时时刻刻准备敞开胸怀,伸出双手,以最热烈、最隆重的礼仪,来欢迎这位久别重逢、功德无量的大英雄!
面对大陆的掌声、鲜花和笑脸,受尽苦楚和冷遇的张学良怎能不心驰神往呢?
但是,他获得自由离开台湾的第一个去所,竟然是遥远的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台湾又飞到美国,从此定居美国,直到终老,再也没有回到大陆。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就成了人们怀着极大兴趣急于探究的重大历史疑问。笔者多年来读过不少此类文章,很少有说到点子上,令人信服的:有的观点是瞎子摸象,片面理解;有的观点是主观臆断,强加于人;还有一些观点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为尊者讳,遮遮掩掩,不得要领;尤其是对张学良的内心世界不敢做深入探究和分析,得出了片面的“为我所用”、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结论。
有的说,张学良是身患多种疾病,无法来大陆。这种观点一看便知是违背事实的妄说。张学良有病,能从台湾飞到万里之遥的美国,就不能来到近在咫尺的大陆吗?他在台湾和美国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即便有病,他如果想回大陆,10次大陆也回来了!
我们的一些学者却忘记了这个基本常识,在张学良的疾病问题上予以反复考证:某年某月张得了什么病,已经看好了;在某时某地张得了什么病,现在已经痊愈,可以走路了,云云,以证明张学良不是因疾病而不能回大陆。这种考证毫无必要,他能到美国而不能去大陆,这根本不能用“疾病”来解释。
有的说,张学良是因惧怕日本天皇而不敢回国。说1992年10月张学良准备回大陆的时候,恰好日本天皇此时也在中国大陆访问。为了避免和日本天皇发生冲突,所以取消了回大陆的行程。这个观点更是有点可笑。
人常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日本天皇的访华,怎么会影响到张学良的回国呢?如果不想和日本天皇碰面,等他走了以后咱再回国;天皇在中国访问,最多也就是十天半月,难道非得这几天回国吗?
对于这个可笑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睬。然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考证,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左右,张学良对日本如何仇视,杀父之仇,亡国之恨,刻骨铭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的仇恨淡化了,对日本有好感了,甚至表示要到日本看看。所以,他不可能担心和日本天皇相遇。这种考证也属无聊。这种明显的可笑的观点,小儿常识即可驳倒,大人们却拉开架子认真批驳,不也显得可笑吗?
还有一种观点,说是赵四小姐阻拦张学良,不让其回国。这可能是一种因素,但绝不能作为定论。
据说,赵一荻作为张学良的夫人(原来是秘书兼情人),在台湾和在美国夏威夷期间,都多次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有些话甚至口无遮拦,毫无顾忌。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张学良改变主意和动摇归乡信念的消极作用。有人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举证说,在台湾期间,即便与张学良私交甚密的台湾新闻局处长郭冠英、《联合报》资深记者周玉莞等可以随便接近张学良的人,想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赵一荻的首肯。这就更不要说张学良回大陆的重大事件了。这一切都因为赵一荻从中作梗,才使得张学良的回乡计划始终不能如期实现。
有人对此也进行了反复考证。认为赵一荻并非外界非议的那样,是因为她对家乡和祖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赵一荻对家乡对祖国的感情之深,一点也不逊于少帅。她之所以说出“张学良不想回大陆”的话,很可能是被台湾的政治局势所左右。她的真实情感,是十分思念大陆和故乡的。大陆的亲人给她来信,她在几封回信中,一再表示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的思念,“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团聚”,感叹“我离家已经60年了!”由此可以证明,赵四小姐是思念大陆家乡的,那种所谓赵一荻百般阻拦张学良回祖国大陆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这种考证也是无意义的。赵一荻接到大陆亲人的信,肯定要回信,表示对亲人的怀念,这是很自然的必须说的符合人之常情的话,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不能以此为据,就说赵一荻想回大陆,因而不可能阻拦张学良回大陆。赵一荻如果真的想回大陆,她完全可以独自一人,暂时离开张学良,像无数的台湾老兵一样,在80年代即可回乡探亲,谁也挡不住!
“赵一荻阻拦张学良回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不合常情的论断。张学良如果想回大陆,把一生奉献给了张,对张体贴入微、百依百顺的赵一荻,不可能阻拦,只能顺从。她才不管你什么政治不政治,一切惟张学良马首是瞻。况且,她明明知道,大陆对张学良布满了鲜花和荣耀,而不可能有什么陷阱。一个女人家,跟着丈夫去迎接掌声和鲜花,自己也被戴上荣耀的光环,夫唱妇随,夫贵妻荣,何乐而不为呢?
一些专家在推翻了上述几个观点之后,得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始终不能回大陆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在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李登辉从中制造障碍”“李登辉虽然口头上高叫给张学良自由,然而在事实上利用国民党情治机关时时限制这位与中共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东北军将领的自由”。直言之,就是国民党右派不让张学良回大陆,李登辉不让张学良回大陆!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一些学者也举证了不少事实。早在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病逝前,东北大学旅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等一批旅美学者,就已经在海外策划如何敦促国民党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的自由了。然而在蒋经国当政时,张学良的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改变了蒋介石在世时军统特务严加管束的局面,但张学良在1988年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辉上台后,张捷迁等人过高地估计了李登辉在媒体上鼓吹的“民主”“自由”,从1988年春天,他们就以美国为中心,多次向台湾国民党发起“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自由”的舆论呼吁活动。但是李登辉不予理睬。
1989年,李登辉在海外人士的多次施压下,不得不接见张学良,以示给了张氏以相当的自由。张捷迁等人识破了李登辉的政治伎俩,公开在报纸上向李登辉叫板说:“如果张学良真有自由,就应该允许他到美国来。如果不让他来美国参加东大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费赴台,专为张学良祝寿。”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立即给张捷迁去了一封言辞隐晦的信,暗示了他在台湾的处境:
捷迁弟:
4月15日信收悉。
捷迁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静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我郑重地对你讲,时非其时,你们来不会见到我的。我想起唐伯虎的诗,书于后:“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于台北
看了张学良这封短信,很让人感到奇怪。张学良此时似乎处于白色恐怖的严密高压统治下,类似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的处境,连一直冒着风险为自己帮忙的远道而来的朋友也不敢见。难道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还在门口虎视眈眈吗?在1989年台湾已经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充分民主自由之时,这不可能啊!可张学良此刻竟然有如此胆怯心态,究竟何故?
据说,张捷迁等人并没有向台湾当局的高压屈服,他们仍然不断利用美国传媒,大肆向台湾当局发起进攻。一直到1990年春天,在国民党开明人士张群等人的里应外合下,李登辉才不得不同意在圆山饭店给张学良公开祝寿,同意给张学良包括去美国探亲等自由。但唯独在张学良回大陆的问题上,仍然不肯放松。
1993年,张捷迁等人借东北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向李登辉去信,要求为张学良回大陆开绿灯。他在信中说:
他(张学良)珍爱台北家园,依靠基督,自称浮云野鹤,心灵自由,怡然自得,仙人一般。不过,老年时常念念不忘故乡故园,60多年来从没有祭扫父墓,难免凄然。特别听到他创办的东北大学于1951年被取消名义,分母校和分校两部分,难免耿耿在心······1993年4月26日,是东北大学70年校庆,同时母校校友会筹备在沈阳举行复校典礼,拟请原校创始人张学良校长亲莅现场剪彩······。老校长认为母校夭折42年复活,可算大学教育史上的奇迹,由93高龄的创始人前来剪彩,更为稀有。他老慨然应允此行······。如他老不访故乡,不扫父墓,不为复校剪彩,似乎未尽道义责任,不会甘心,临终将难以瞑目······
张捷迁的信代张学良说话,可谓情真意切,设想美好。但很快就在李登辉冷若冰霜的态度面前化为肥皂泡。台湾当局依然不予理睬。
李登辉阻挠张学良回大陆的证据不仅如此。张学良1991年首次访美时,曾经与他有过三个月接触的贝祖贻夫人蒋士云女士,托记者在台湾《中国日报》发文说:“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准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并说这是他的‘大好时机’,少帅本人亦很想回东北老家瞧瞧。然终未成行。做事一向果断爽快的少帅,为何舍弃良机,未回暌违40余载的故国?少帅向贝夫人解释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难为李登辉。贝夫人对李登辉说,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机会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他对贝夫人说,他回到台湾以后将请示李登辉,批准他回大陆。贝夫人答道:‘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少帅请示的结果,果如贝夫人所料,李劝张学良勿回大陆。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1993年底,少帅离台,定居檀香山。2001年病逝,始终没有赴大陆。据贝夫人说,张夫人赵一荻反对少帅回大陆,也是促成少帅终老海外、怅望神州的原因之一。少帅后来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定很后悔没回大陆。”
这些材料反复在论证一个观点,是国民党右派和李登辉之流阻挠张学良回大陆,似乎煞有其事。但一回想台湾的社会现实,便觉得这种观点似是而非,难以令人信服。
1990年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台湾已经完全是一个民主宪政、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那种特务横行、冤狱遍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种独裁专制、钳制自由的社会早已烟消云散了。统治台湾几十年的蒋介石的神像已经被人民推倒,国民党的残暴罪行已经遭到人民的清算。台湾的反对党如雨后春笋不断诞生,而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正在向国民党的统治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李登辉贵为总统,但是对他不满的老百姓可以向他吐唾沫、扔鸡蛋,可以对他发出愤怒的抗议和谩骂。李登辉和国民党的统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几年后果然被民进党所推翻,陈水扁取而代之)。他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胆量,竟敢限制普通公民张学良的自由呢?李登辉对张学良的所谓“限制”“不肯放松”,只能是一种说法而已;张学良向李请示,李不让他回大陆,只能是老朋友之间一种善意的劝告,类似于“好自为之”之说。他根本阻挡不了张学良!
1989年,张捷迁等人准备到台湾为张学良祝寿,为他筹划去美国回大陆之事,张学良竟回信表示避而不见,有点惊恐不安的样子,绝不是台湾的什么高压政策又恢复了。很显然,是大陆学潮的政治风波遭到西方世界的一致围攻,美国、台湾正在对大陆进行妖魔化宣传,大陆的改革开放陷于停滞,大陆的政治名望进入寒冷的冬季。而这一切与张学良不无干系。张学良此时正处于极度懊恼忏悔和自责之中。这和国民党右派和李登辉恐怕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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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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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学良从1990年获得自由后,不独在美国的张捷迁等人对张学良表示关切。对张学良的去向最为关注、最渴望张学良回大陆的,当属大陆的中共最高领导层。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在登机前与中外记者的谈话中,也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已经退休的邓小平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尽的指示。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马上作了四项重要安排:一是当年6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91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三是派人去沈阳修葺大帅府和大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领导,亲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欢迎之意,此人并具体负责对张学良归来的一切事务性安排。
中央选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学良的老部下吕正操为赴美特使。为了加重联系的分量,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做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某某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即颂春褀!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这是邓颖超给张学良的第二封信。一年前她就给张学良发过祝贺他90寿辰的贺电。此贺电竟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饭店祝寿的礼堂正中,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张学良敢把“共党首领”的贺电高挂在国民党治下的礼堂中,并未遭不测,可见台湾开放自由之程度。
吕正操一行5人,奉中共中央之命,携邓颖超之信,于5月23日从北京启程径飞旧金山后,发现张学良已于几天前到美国东部纽约访亲问友了。于是便率员飞赴纽约,在曼哈顿贝祖贻夫人的住所,终于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
第二天,吕正操避开所有外人,在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里,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信。张学良接信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接着,吕正操又向张学良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意愿。张学良极为感动,非常感谢,却表示拒绝。他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在随即开始的纽约各届人士为张学良举办的祝寿活动中,中共代表吕正操考虑到种种不便,没有出席这类活动。后来,二人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吕正操介绍了中共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张学良深表赞同,并表示愿为统一祖国出力。但就是不愿回大陆。尽管如此,仍然给邓颖超写了回信:
周夫人颖超大姐惠鉴:
某某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达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敬请某某代向中枢诸公致敬。
另转请某某转陈愚见。
肃此
敬颂夏安!
张某某顿首 再拜
6月2日
张学良在纽约出席旅美华人为他举行的寿庆活动不久,即与夫人赵一荻于1991年6月27日经夏威夷飞回了台湾。91高龄的张学良携夫人在台湾和美国之间飞来飞去,万里之遥来回飞,咫尺大陆不愿归,究竟是为什么?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根源不在于疾病缠绕,不在于和日本天皇撞车,不在于赵四小姐阻挠,也不在于台湾国民党和李登辉的干涉,而完全在于张学良自己。他太想回大陆了,极大的诱惑在大陆那边向他频频招手;可他又实在不敢回大陆,他怕有些话说不好,对台湾和美国的朋友无法交代。
更主要的是,张学良是个直性子,快人快语,豪爽仗义,胸无城府,不会做戏。到了大陆,肯定有无数的中外记者要采访他,有无数的亲朋好友要拜访他,还会有无数的好事者。好奇者来叨扰他。他该怎么说话?说假话不是他的性格,说真话又怕得罪好多人,惹出事端来。正如旅美学者张捷迁所说:“如果双方谈判有进一步的结果,三通能够早些解决,张老先生就能早点回家乡看看(后来两岸谈判有了结果,达成了‘九二共识’,实行了‘三通’,张学良依然没有回大陆)。他不想在双方互相斗争的环境下回去。若是在政治还没有明朗的时候回去,肯定有许多人问他对以往历史的看法,他不好回答。这是他为什么总是推辞回大陆的主要原因。”
这才是说到了点子上。张学良恢复自由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回大陆,关键问题就在于此。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张学良如果回到大陆后,有哪些问题不好回答?有哪些问题会让他处于尴尬境地,甚至会出现矛盾纠纷?
第一个问题,也是世人最关注、最感兴趣的问题,当属“九一八事变”。面对这个最主要的当事人,有人会问:“九一八日本进攻时,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大陆都说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那么,你保存有蒋介石的手谕和电报原件吗?”
张学良可能会实话实说:“那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当时误判了形势,错估了敌人的企图,总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避免扩大事端。结果使敌人的阴谋得逞。这个责任在我,与南京政府无关······”
就这一席话,就会似当头一棒,打在好多人的脸上,使好多人惶惶不安,头上冒汗。他的一些老部下就会跑来哭丧着脸对他说:“少帅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呀?我们几十年来异口同声,都说是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是南京政府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无法抵抗,仓皇撤退,丢失了东北。现在的电影、电视、报刊、书籍都这么说。你一说实话,揭穿了我们的谎言,叫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叫这么多影视书刊的口径怎么改?现在全国人民根据我们的说法,把你当成了抗日爱国的英雄,我们都跟着你也沾了光;照你这么一说,你和咱们东北军都成了只会逃跑撤退的狗熊,咱们以后如何混日子啊?”
面对这样的指责,天真率直的张学良情何以堪!该如何回答?
第二个重大问题,当属改变历史命运的“西安事变”了。有人会问:
“你发动西安事变,据说是为了‘逼蒋抗日’,那么,蒋介石后来的一系列抗日决策、抗日部署、抗日战役果真是你逼出来的吗?”
“九一八事变时,30万东北军,面对几百个、几千个日本人仓皇败逃,日本人就在跟前却不敢抵抗;你退守锦州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给你下了5道抵抗的命令,你违抗命令,不战而退,现在却以武力手段‘逼蒋抗日’,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正难以招架,有好事者又戳他的痛处:“张先生啊,你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西安事变言来深为痛心,伤感后悔万分。良志在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误长官,害朋友,毁部署,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共产党把你称为千古功臣、爱国英雄,你却在那里骂共产党。这是真的吗?”
尴尬、羞愧的张学良一定会惶恐地说:“这话是我说的,不过这是在蒋介石的威逼胁迫下写的,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那好,张先生能否在此发表声明:我在台湾写的几部反省西安事变的著作,都是在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不能算数!请吧······”
张学良一定会惶恐无地,满头大汗,不知所措······。
想到此,在美国颐养天年的张学良一定会说:罢罢罢,我就不去大陆,这一切尴尬苦恼不就可以避免了吗?放着这里舒舒服服,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