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条生理常识（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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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萝卜白菜不应混吃、112、人参和萝卜不能一起吃、113、西兰花营养价值高、114、香椿浑身是药是宝、115、香椿需用开水烫、116、多吃番茄可防晒伤、117、泡发干长香菇最好使用温水、118、吃饭应先吃青菜后吃肉、119、常吃大白菜好处多、120、韭菜可补肾助阳.
今 日 看 点：2013-12-19 ▲◆★●■☆
重磅：“史上最牛”军改出台前后（上）★★★★★
http://news.ifeng.com/a/20151218/46729581_0.shtm
重磅：“史上最牛”军改出台前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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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否认晋升宣布退役？军改入“年关之战”★★★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18/4800355.html
中共建政后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北京内幕揭秘★★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18/4801334.html
《人民日报》罕见“声援”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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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裁参与军售的企业只是说说而已★★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18/4801484.html
延迟退休政策调研：地方政府鼓励提前退休★★
http://news.stnn.cc/china/2015/1219/270147.shtml
重磅：“史上最牛”军改出台前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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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8日凤凰周刊
2015年中国军队大改革拉开序幕。（凤凰军事）
“史上最牛”军改出台幕后
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军改的气候与土壤。当下的中国，内部国力快速发展，外部边壤虽有领土争端但无战事。军队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军队改革最好的“窗口期”，过时不候。
记者／钟坚
中共军改并非空穴来风，在军事学术层面，各种军改的思路和方案，军改的专题论证研究已开展数年，有关军改走向，各种论派观点，始终莫衷一是，各表一枝。
军改进入快车道是习近平掌军后第二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改革战略全局，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部署，着重提出“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三大领域的各项具体任务，全面覆盖了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所有重要方面。
由中央军委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刘继贤作序的《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认为，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单独作为一部分列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主要考虑是将军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后，可以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不同于地方自下而上的改革，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其改革走向从来是自上而下推行，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往往决定改革的走向和效果。遍数中共军队60余年来的多次调整精简变革，对军队重构式的变革基本没有过，很多只着眼于裁减员额，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变，因为各种利益固化的坚固性，各种既定的格局无法打破；也因为观念和思想的陈旧，导致中共军队的体制编制至今落后欧美诸国军队足足半个多世纪。
在中共基层和军委领导机关都有任职经历的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有利军改的气候与土壤。当下的中国，内部国力快速发展，外部边壤虽有领土争端但无战事。军队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军队改革最好的“窗口期”，过时不候。
此时，习近平以其大智大勇，将中国军改快速全面推开，也可谓正当其时。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宣布中国裁军30万。（凤凰军事）
军改过去时
1992年10月19日，以江泽民为军委主席的新军委成立。世纪之交，军队学术界普遍将这一阶段称为军队变革跃升阶段，主要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1991年，爆发了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军事变革。
中央军委适时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分三步走”。1995年12月，《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中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开始。“分三步走”，是1997年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时提出的：第一步，到2010年，主要是解决好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加快军队的质量建设，使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军方将“三步走”方案确立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中远期目标，沿用至今。质量建军此时也受到重视，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九五”期间，将军队裁减50万，“十五”期间又裁减20万。
权力过渡到胡锦涛时代的2003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2003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全面展开，中共军队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陆军部队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下降至历史最低点，机关直属单位、院校得到了精简。
据公开数据显示，这次军队整编，团以上机关部门减少3000余个，直属单位减少400余个，全军减少院校15所、训练机构31个。农场、文体单位、军代处、物资机构等较大压缩。陆军撤销部分集团军及师团，增加实行“军旅营”体制集团军的数量。组建一批高新技术装备部队。海、空军撤销部分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师团场站，全军精简干部17万，减少军职以上领导岗位150余个。
胡锦涛任职军委主席之初，军队内部裁撤臃肿机构，加速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同时数次给军队加薪增加福利，安抚军队人心。但郭伯雄、徐才厚两人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大肆贪腐，搞山头主义，阻挡和停滞了整个军队的改革和建设。
过去十几年，世界军事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美各国军队在伊拉克战争等局部冲突中得到长足的锻炼，军队作战样式、指挥模式和战略防卫思想等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外军的发展进步对中共军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催促和紧逼。虽然这十几年中国军费开支逐年增长，武器研发、购买先进武器等方面也付出巨大成本，但郭、徐并未推出多少管理和变革军队举措，身居高位，蝇营狗苟。一手网织了以钱财进贡为标准的用人规则，使得一大批军事人才被耽搁，军事改革断档，直接影响了现在和未来，给现在的军事改革和建设带来巨大灾难。如军队建设“三步走”的第一步：到2010年，主要是解决好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在郭、徐手里，仍原地踏步，给接任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带来极大难度，习面对的是军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猖狂的买官卖官病态时期，军队编制过大、发展无序等沉疴种种。军费迅猛增长，但军队的战斗力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得现在的改革必须要采取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姿态来做，退无可退。
空军某部大校董子峰认为，从阶段性特征上考察，军队虽然搞了十几年信息化，这些年也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但尚未完全摆脱机械化、半机械化模式的束缚。信息作战、远程作战和联合作战多有短板，体系作战能力弱的瓶颈日益显现，战斗力生成模式总体上处于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
各种“信息化”口号喧天的情况下，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的体制编制和指挥链显得很落后和陈旧，发达国家军队早已开始削减和压缩指挥管理层次，普遍实行师营或军旅营的体制编制。中国陆军虽然也推进军旅营体制改革，已经在扁平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但“一刀切”的军旅营体制，也并非最佳选择。
“军队扁平化的空间仍然很大。扁平化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在下层，而在上层。上层过‘厚’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军体制编制和指挥链条将会更加顺畅。”有军事专家直指改革弊端所在。
历次改革反思
《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称，军队改革正是体现检验革命军人责任担当之时，不能只想改别人、不想改自己，只想做加法、不想做减法，只想换新鸟、不想腾旧笼。只有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跳出一时一事、一地一己的局限，甘愿以个体之失换整体之得，以局部之失换全局之得，以一时之失换长远之得，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以往的经验教训是，一谈改革，大家都无比拥护、双手赞成，但改革如果涉及削弱或剥夺自身利益，则会引发各种强烈的利益诉求，强调本部门本系统的特殊和重要性，反而提出增设机构、增加人员和提高编制等级的要求，致使偏离改革初衷，半途而废。”国防大学一位学者表示，面对重重改革阻力，必须要有统一的意志、坚定的决心，各级领导干部、改革设计者要做好表率，敢于向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开刀动手术。
2013年11月，国防大学战略部主任任天佑少将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说，“在部队与机关比例这一块儿，目前我们各级机关规模庞大、人员也比较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这个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任天佑坦承，因为机关是权力部门，每次精简调整，往往不是想着怎么精简优化，而是想怎么保留住现有机构和人员直属，并尽可能有所增加，即使当时增加不了，过后增加的也不少，所以这块已经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高层机关痛下决心，“壮士断腕，自我割肉，确实到了这个时候了”。
以往军改方案的困难重重，或在于标准的模糊。过去的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大，或者毫无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标准没有建立起来。“近30年的和平环境，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挂在口头的战斗力标准，变得没标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到底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全军上下心里无数，缺乏量化标准，缺乏明确具体指标。战斗力标准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常常是：演习更像是在演戏，各项建设更像是走走过场，改革更像是装点门面，而非解决问题。”
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虽然大家都在说改革的重要，都在表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都在讲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但落实到具体单位，不少领导者考虑的不是战斗力的标准，而是本单位的领导职数增加了没有，级别提高了没有，规模扩大了没有。如果哪个单位被裁撤了，被压缩了，被其他单位合并了，哪个单位的领导就会觉得自己是“历史的罪人”。他们宁可当改革的促退派，也不当改革的促进派。
曾经有个单位，在一次编制体制改革调整后，降了一级，单位的领导职数减少了一半多。这个单位的领导直到退下来很多年，都被认为是“历史的罪人”，他自己在人前人后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单位在论证改革方案时，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可以提出与另一个单位合并的方案，但这个单位领导却“非常英明”地指出，与这个单位合并，师以上干部的消化要多少年？老干部的队伍要有多大？你们在座的各位还有提升的空间吗？参与论证的人顿时感到如梦初醒，都说打死也不提合并的方案了。
“这样的场景不是虚构，它真切发生在历史细节中，就是这些历史细节，造成了一些阻碍战斗力生成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始终无法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和发展。”一位军队将领痛心疾首地表示。
中共军队的历次改革，多把军事改革的重点置于减少人员数量，而对优化部队整体机构考虑得不是很多，许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弊端和问题没有得到根除。有的还炒“回锅饭”、“走回头路”：如不断归建又移交的地方人武部、军队前几年的大联勤建设等。对于基层改革者来说，虽有改革的勃勃雄心，但无力对已经落伍的领导管理体制等改变一分。
军队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凤凰军事）
军改之难的根源
如今已在中共军队内密切推进的军队管理体系，在过去很多年来并非没有纳入专家学者和高层的视野，而是众多人士都陷入一个奇妙的观念漩涡不能自拔。
军队建设专家称，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敢不敢在领导指挥体制上“猛切一刀”，把军政军令系统相对分离出来。对于军政军令分离问题，长期以来，中共军队理论学家的认识常常是把它与社会政治体制联系起来的。以为军政、军令分离体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产物。军人不问政治，是这种体制的鲜明特征。
而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和简诺维茨的研究更为这种担忧加了一把火，这两位学者在考察军队与国家关系时，认为实行文官治军是资本主义国家防止军人擅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军人只负责打仗，不过问政治。“军人只是政治家手中那杆长枪上的子弹，扣动扳机的手不在将军们那里。”
但也有中共军内学者认为，文官治军这种制度与军政、军令的分离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文官治军解决的是军队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军政军令分离解决的是军队平时建设和战时指挥互相关系的问题。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回顾我军历次体制编制改革，为什么在政令和军令分离问题上，大家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步？根子就是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似乎一触及这个问题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述学者称，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制绝对不会出现有人担忧的情况。长期的军政军令不分，特别是长期的和平环境条件下，各级党委和军官的注意力大量转移到平时的建设和管理上，指挥权力层层上收、指挥效率越来越低下，部队打仗的功能严重弱化。
这位学者总结称，可以说，目前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指挥效率与管理控制两难取舍，已经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上看，地方推行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虽然尚不够彻底，但确实解决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对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去掉姓社姓资的标签，对军政军令分离我们也需要去掉姓社姓资的标签。适度的军政军令分离，既能提高指挥效率，又能防止军人擅权，还能实现军令系统与军政系统的相互监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央军改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在2013年发表的《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一文曾指出，要按照调整职能、理顺关系、优化机构、提高效能的思路，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
这表明，中央军事最高决策层那时已然采纳了这种革故鼎新式军队变革。尽管中共军队进行的体制编制改革，是面向未来的力量重组，但也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改革往往会触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军地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造成改革困难重重，难以进行到底。
邓小平在1980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军队改革特别是军队体制改革，必须“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与其他改革事项不同的是，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在方法上要采用革命的办法，形成体系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路径。
中共军队现在敢于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得益于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敢下定改革决心，有勇于承受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的魄力和意志。
俄军在推进改革中，普京坚定支持几任文职国防部长推行改革举措，为此不惜将抵制改革的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巴鲁耶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泽林等高级将领撤职。如俄军事专家所指出的，“俄军‘新面貌’改革是在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坚定决心基础上展开的。”相反，如果得不到最高统帅的坚定支持，如果缺乏立断立行的勇气魄力，如果拿不出超出常规的断然举措，那么，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常常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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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正逢良机
纵观历史，破除部队的和平积习，根本出路在于从制度设计出发，形成以实战化为改革指向的军队建设发展新常态，确保部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同时也要看到，相对和平的环境为推进实战化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为军事改革往往涉及体制编制、规模结构、政策制度等根本性的问题，改革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挑战，军队的战斗力可能会因为改革而暂时下降。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大规模、深层次的军事改革往往在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和平环境中进行。这样可以遵循军事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更为从容、长远地筹划设计军事改革。所以说，和平时期往往是推动军队建设获得大发展、大进步的最佳时期，但这种军事改革必须以实战化为基本指向。
如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军事家敏锐地觉察到新型武器装备和新兵种建设面临重大飞跃，苏联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军事改革以追赶这一潮流。当时苏联红军的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向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提出建议，认为应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和最新技术因素的基础上，全面改组武装力量。
1931年，在拟定和修改国家军事建设计划过程中，苏联最高层充分吸收改革派将领的意见，推动旨在赢得战争的军事改革，图被调任中央军事机关，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装备部长，负责主持军队的技术改装和改革工作。一批支持实战化改革的军队领导干部得到提拔重用，苏联的军事改革得以推进。从当时参观苏军演习的西方国家军事专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场军事改革确实给苏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2006年以来，美军对其现行领导指挥进一步调整职能、精简机构，在总部层级，国防部精简约50个将军岗位和150个高级文职岗位。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加强，继网络司令部正式组建后，各军种也组建了相应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国防大学研究外军的一名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美军现在实行全域战略布防，军队编成模式完全按照作战需要，随时转化、变化、更新。
中国国力的发展也给军改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充分的物质条件。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超过14万亿元，这为推进实战化军事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和雄厚的财力支撑。
“不管在何种背景下发起的军事改革运动，都有一个最佳的窗口期，一旦改革窗口期过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全军上下对改革期望很高、呼声很大，实战化的军改具有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中，多位军内专家都持有相同观点。
与以往历次由单一部门牵头的军改不同，目前军内推行的这次军改方案，由中央军委深改组统筹指导，全军全局论证，自上而下，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军委深改组下设改革办，改革办下又分设二十余小组，参与军改论证的是由全军抽调的精兵强将。据参与军改的一位军事专家透露，军改方案全部由各方背靠背编制而成，多个小组不跑风透气，各种编成的方案提交深改组领导小组统筹综合，之后才最终定稿。现定稿的军改方案原本计划2014年草案论证，年底公布方案，但军改千头万绪，事涉多方利益盘整，延宕至今年年初。今年的计划是在6月底拿出方案，完成论证，却也无果，又推迟半年。至国内外诸多大事完美收官，军改综合方案才终于出笼，获领导层面权衡审定。军改方案的插曲，可见其推进之不易，变革之艰难。
“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有相对合适的方案。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不犯颠覆性失误，改革方案就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否则有可能错失改革良机。”上述军事专家表示，要认清根本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方案设计，也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政策制度。“现在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窗口期不是无限的，必须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本文若转载不得更改标题及内文，必须全文刊发。全文详见《凤凰周刊》2015年第35期总第564期《2015大军改启幕》▲◆★●■☆）
刘源否认晋升宣布退役？军改入“年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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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5-12-18：有外界消息传出，曾被视为新军纪委书记热门人选的总后勤政委刘源，在12月16日的总后勤会议上，对自己跻身新的军委委员名单的事情予以否认，这表示，刘源的军旅生涯将划上句号。而若消息属实，刘源将正式退役，他也将无缘众望所归的军纪委书记一职。
消息称，刘源在讲话中首先证实“总后勤部即将并入军委，组建新的“军委后勤保障部”，对自己未来的仕途，65岁的刘源也给出明确的说法，作为总后勤部的“末代政委”，“我个人的军旅生涯也将划上完满句号。”有观点指出，且不论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刘源的仕途走向最终如何，但诸多迹象都显示，军改已到了最后关头。
刘源的仕途走向引发关注
此前，有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解放军七大军区时代即将终结，12月20日全部军区按新“战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体制进行办公。消息人士还表示，原济南军区和成都军区撤销改为临时留守处，这两个军区是此次军改中“裁减”力度最大的军区之一，也是最先进行“战区” 改革的两个军区。其中，济南军区和成都军区机关约6万人全部裁减。另外，五大战区每个战区机关不超3,000人，现有大批干部等待转退。分析认为，12月 20日解放军完成军队编制的改革，进行战区联合办公，由此进入中国军队的“新时代”。
另有港媒爆料，军改方案估计春节前后或将公开，同样指出军队编制改革的进度。称军委、总部至战区、军兵种的人员调整、机构部署已初步到位，合并组合后的新军事机构亦可能在节前挂牌。而被认为夺取军改“攻坚战”的年末军委扩大会议，也已于12月中旬在北京京西宾馆神秘召开，多数观点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是就11月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内容，对军队编制的基本雏形进行深度的细化，完成顶层的编制设计。
无论是12月20日的战区联合办公，还是春节前后完成军队编制改革，或是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都说明中共军改就差最后的临门一脚，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有分析认为，这次军队改革意义重大，而且难度极高。此轮军改要从解放军编制体制、机构人事各个方面，展开大范围深层次的军事变革，也就是说解放军将 “脱胎换骨”，一方面通过军改彻底改变军队现状；另一方面则是呼应国家发展大战略的需求，所以马虎不得。对于改革到了最后关头的军队而言，正如《解放军报》此前所述，“军改是每个军人回避不了的人生大考”，这次“大考”事关当局军队在未来战场的成败，甚至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命运。
另外，通过年底的军队人事调整不难发现，在范围上，此次人事变动较之以往为小范围补充并无延续，呈现戛然而止之势。分析人士指出，当局可能正在全力一搏，力求在军队编制改革的最后关头完成“最后一击”，军队的所有将领和高层人员，几乎全注于精力到最后关头的冲刺。所以在人事变动上出现停滞期，也在情理之中。
军队编制改革进入冲刺阶段
还应注意的是，军队编制改革进入最后关头，不代表军改整体进程的完成。因为军事改革进程包含大量的机构裁减、人事变动、装备更新换代、战区融合训练、联合战术体系定型等诸多改革的先后节点，领域不同改革的难度亦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军队编制改革进入冲刺阶段，说明军改已获得了实质性推进。随后的大批军方人事变动也应即将开启，一改年底军队人事变动的沉闷现状。此前习近平给出的军改时间期限是5年，即2020年基本完成裁军30万的军改任务，当局或将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此番军队编制改革进入最后关头，应成为中国军事改革几个“大步走”中正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习近平在11月26日的顶层军改设计出炉后，第一阶段的改革将正式竣工。▲◆★●■☆
中共建政后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北京内幕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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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015-12-18：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随后中美两国商定，在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双方互设联络处作为事实上的外交机构。而在中美两国联络处的设立过程中，谁也没想到，最棘手的问题，居然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该怎样进入中国。本文摘自《美利坚之矛：美军海军陆战队》，作者周明、李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会面
可能极少有国人知道，在中国领土上居然还有一支外国军队，这就是负责美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安全保卫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这也是在中国境内唯一的一支外国军队。那么，中国又是怎么会同意陆战队驻扎在使馆内呢？
中美双方各退一步
根据国际惯例，各国大使馆、领事馆以大门和围墙为界，外面由所在国负责安全保卫，里面则是使领馆国家的领土，由使领馆自己负责安全保卫。而在中国，全世界各国驻华使馆的安全保卫都是由中国负责，只有美国例外。美国驻华使领馆大门围墙以外由中国负责，以内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警卫。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使领馆门口都是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守卫。只有在中国，负责使领馆警卫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能穿制服，不能佩戴枪械。这两个特例，彰显出中美两国在使领馆安全保卫问题上出于维护各自主权尊严的斗争与妥协。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随后中美两国商定，在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双方互设联络处作为事实上的外交机构。而在中美两国联络处的设立过程中，谁也没想到，最棘手的问题，居然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该怎样进入中国。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驻外机构都是由海军陆战队负责安全保卫，因此，中美互设联络处后，美方立即派出26名海军陆战队员来到北京。按照中美达成的协议，这些美国现役军人到北京后都穿着便装，所以最初并没有引起中方太多注意。但到了1973年7月1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举行开馆仪式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按照美军的规定，海军陆战队员穿着正式的军装出席，甚至还有人佩戴着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获得的勋章。这种举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感，特别是勾起了中国人对当年美国军人开着吉普，搂着吉普女郎，在中国的街道上横冲直撞的屈辱记忆。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
就在紧张交涉时，难耐没有夜生活的枯燥，美国海军修建营竟然在海军陆战队员居住的外交人员公寓内，修建了一个小酒吧，还挂上了“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且陆战队员们居然还印刷、出售“饮酒票”，引得许多驻北京的外国人来此跳舞和饮酒，很快，来这里饮酒作乐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醉酒闹事的情况也日渐增多。在这个情况下，中方向美方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美方立即撤走海军陆战队队员。美方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表示美方人员的行为确有不当，一定严加管束，但是希望中方不要立即驱逐这些陆战队员，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就北京的陆战队问题，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求情”。因为撤走陆战队，将打破美国驻外使馆安全保卫的常规模式，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会遭到美国国内强硬派的激烈反对，可能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所以希望中方体谅美方的难处。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周恩来同意陆战队继续留在北京，但向基辛格提出了3条件：第一，对外活动不能使用海军陆战队的名义；第二，中方视陆战队员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外交人员，他们可以在卧室或者联络处内穿军装，但离开联络处外出时，不得穿军装；第三，随身武器只能在联络处内佩带。基辛格同意了中方的三个条件。此后，陆战队员也老实了一阵，不再穿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早操跑步。
尽管中美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但周恩来却为此遭到极左势力的猛烈抨击。毛泽东闻讯后，也批评周恩来“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还要求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便大肆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与之争辩。但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酒吧事件后老实了一段时间的陆战队员“积习难改”，很快又闹出事端。1974年4月，陆战队员向北京的各国使馆倡议组织垒球联合会。陆战队员的这一举动，很显然是表现为“一支有组织的外国军队”，明显违反了周恩来与基辛格所达成的三项条件中的第一项，这回中方态度坚决，要求撤走海军陆战队员。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势必冒着遭受国内批评以及他国仿效的危险，但美方更多地把此事和1974年中方持续发出的对中美关系不满的种种信号联系起来。为了维持“脆弱的友好关系”，也为了中美建交的大局，美国不得不打破惯例，从北京撤回海军陆战队。此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安全保卫工作，只好改由美国外事安全官员负责，至少后者不穿军服，更没有海军陆战队那种令中国人反感的历史形象。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回到了驻北京的联络处。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负责美国驻华使领馆内部警卫任务的依然是陆战队。
就这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成为了在中国领土上唯一的外国军队，不过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在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都不得穿着军装、携带枪械。这两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破例，也充分体现了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微妙关系。
看家护院的陆战队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以“世界警察”自居，有意无意地招来了众多敌手。作为美国派驻在世界各国的外交机构，便很自然地首当其冲地成为袭击的目标。因此，保护好驻外使领馆安全，便是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根据相关法律，担当这一重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陆战队作战部队由舰队陆战队、安全警卫部队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的安全警卫部队约占陆战队总兵力的8%，分为担任大型军舰警卫的舰上分遣队，负责海军基地、重要岸上设施安全警卫的岸上警卫部队和负责美国驻外机构安全警卫的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3部分。
其中舰上分遣队一般只配属在航母、战列舰、巡洋舰和大型两栖舰艇上，根据舰种的不同，分遣队人数也有不同，航母上约有60人，巡洋舰上则只有40人。他们除保卫军舰上重要舱室和贵重物资、器材的安全外，还担负着军舰上宪兵的职能。
岸上警卫部队除了保卫海军基地外，还负责保卫政府重要机构，以及包括核武器仓库等最要害的单位，还有美国总统的官邸—白宫。很多人都以为负责总统安全的是国土安全部的特勤局（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简称USSS）。没错，特勤局是总统的贴身保镖，而白宫的安全警卫则是由陆战队的岸上警卫部队来负责。形象点来说，特勤局像是御前带刀侍卫，而陆战队岸上警卫部队就像是守卫宫禁的御林军。海军陆战队是最受美国政府信任的部队。
而我们现在要着重介绍的，是负责美国所有驻外机构安全的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Marine Corps Embassy Security Group，简称MCESG），也叫使馆安全部队，以前叫海军陆战队警卫营（Marine Security Guard Battalion），负责美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及美国政府驻外机构，如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美国驻北约代表处、哈瓦那的美国驻古巴代表处等单位的警卫任务。这支警卫部队的成员也有个专门的名称：“海军陆战队安全警卫”（Marine Security Guard）。
从美国建国开始，陆战队就与国务院开始了友好的合作，从第一次巴巴里战争，到美墨战争，陆战队多次保护了冲突地区美国驻外人员与侨民的安全。1946年实施的《外交机构法》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海军陆战队正式、永久地作为驻外使领馆的警卫。
目前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总人数约1,000人，属于陆战队的营级编制，指挥官为中校，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匡提科基地。下辖9个连，分别是德国法兰克福的A连（负责东欧、欧亚大陆）、阿联酋阿布达比的B连（负责印度、中东）、泰国曼谷的C连（负责东亚、太平洋）、美国佛罗里达罗德戴尔堡的D连（负责南美洲）、德国法兰克福的E连（负责西欧、北欧）、南非普勒托利亚的F连（负责东非）、德国法兰克福的G连（负责北非、西非）、德国法兰克福的H连（负责中欧）、美国佛罗里达罗德戴尔堡的I连（负责北美洲、加勒比地区）。每个连又下辖若干个分遣队（Detachments），分遣队则是派驻到各个驻外机构的最基层单位，这些分遣队的派驻地点将近150，遍及全球135国家。
分遣队的主要职责是为驻外机构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保卫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和重要设备的安全，并为来访的美国政要提供人身安全保障，还要协助对驻在国或美国雇用的当地安全部队的外围警卫工作进行监督。分遣队这些工作，在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派驻在驻外机构中的高级执法代表和安全专员—“地区安全官”（Regional Security Officer，简称RSO）的指导监督，在行政上仍由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管理。在大部分情况下，分遣队负责使领馆建筑内部的安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负责建筑外部安全，或者为离开使领馆区外出的高级外交人员提供特别保护。在需要紧急援助或采取行动的紧急情况下，分遣队还为美国公民及使领馆建筑物的内部财产提供保护。在履行公务时，陆战队警卫还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外交豁免权。
每个分遣队至少要在6人以上，由一名士官负责指挥，军衔通常在上士至一等士官长之间，而这个小小的士官，正式的职务竟然大得吓人，叫作“陆战队分遣队司令”（Marine Detachment Commander），是极少数带有“司令”头衔的陆战队士官职务。分遣队司令一般任期为2役期，每个役期为18月。普通队员的军衔通常为一等兵至上士，通常需服满3役期，每期12月。分遣队司令可以是已婚，而他手下的队员则必须是未婚。
任何未婚的海军陆战队员都可以志愿申请加入使馆警卫部队，但是身上有刺青纹身、有违法纪录、没有美国国籍或具双重国籍者以及没能通过安全调查无权接触机密的人是不能申请的。申请获得批准后，就成为使馆警卫部队的后备人员，在正式派遣到驻外机构服役前，还必须在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接受一段时间的上岗培训。
战队安全警卫在完成2役期，每个役期24月后，将被授予海军陆战队安全警卫绶带（MarineCorps Security Guard Ribbon），在完成第3役期后，还将获得“服役之星”勋章（Service star）。
陆战队安全警卫表面看似风光，但危险度也很高，在近年来美国使领馆遭袭事件中，就有多名安全警卫殉职。除了生命危险外，由于安全警卫的岗位非常敏感，经常可以接触到国家机密，因此也成为别国情报机构拉拢的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曾先后在美国驻莫斯科和维也纳大使馆担任安全警卫的克莱顿·罗尼特勒中士就被苏联克格勃精心布置的“美人计”拉下水，为克格勃提供各种情报，包括大使馆的建筑设计图纸，还协助克格勃安装窃听器。调到美国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后，克莱顿又将大使馆联系电话、雇员信息、使馆建筑平面图等情报出卖给了苏联克格勃。罪行暴露后，克莱顿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发现并定罪的间谍。由于克莱顿间谍案，使美国反间谍机构对驻外使馆的陆战队安全警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最终发现至少有10美国驻外使馆的卫兵遭到了别国情报机构渗透。1987年4月，对驻苏联的使领馆警卫分遣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洗牌”，包括整体撤换驻莫斯科大使馆、驻列宁格勒领事馆的警卫分遣队。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历史上的一大丑闻。
也正是此事件之后，美国更加重视对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人员的挑选和监管，以确保驻外机构的安全。在当前反恐形势相对严峻之时，陆战队使馆警卫部队所面临的压力也是空前巨大。毕竟，看家护院的活也不是那么容易干好的。▲◆★●■☆
《人民日报》罕见“声援”三峡工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18/4801250.html
多维 2015-12-18：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亦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的水坝。尽管极富争议，1992年李鹏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期间三峡工程还是获得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但是后期对三峡工程的一些批评如约而至。除了随流而下的泥沙冲积消失外，长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冲刷加剧，对长江口和东海渔业生态系统也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三峡工程的危害屡屡暴露出来，国务院也被迫承认该工程存在诸多弊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8日，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一篇题为《汶川地震、极端恶劣天气与三峡工程无关》的文章，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聚焦于这个饱受争议的工程上，文章罕见的对三峡工程进行“声援”。
文章称，三峡工程于2013年被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评为“百年重大土木工程项目卓越成就奖”。作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伟大工程，三峡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巨大效益是举世公认的。不过，这些年来，对于三峡工程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人把汶川地震、地质灾害以及极端恶劣天气等与三峡工程联系起来，在公众中造成一定影响。
三峡项目再次进入外界视野
文章还称，长江珍稀水生生物面临过度捕捞造成的鱼类资源减少，以及江湖阻隔、采砂和航运等多种人类活动的威胁。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长江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水生动物的监测与保护，特别是要加强对中华鲟等物种的保护。对于三峡工程，决不能采取简单的利弊分析法。三峡工程从论证、决策、兴建到运行，凝结了国家几代领导人的智慧、全国亿万人民的期盼、千万工程建设者的心血、百万移民群众的奉献。三峡工程的建成投运，对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有评论称，《人民日报》此番对三峡工程的功过评价，显然是功大于过。但是，对于为什么选择在此时间节点发声？分析人士称，这或许与刚刚露面不久的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有关。12月9日，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本部再次出现李小琳调研的身影。而且在调研会上，李小琳提到了习近平“一带一路”的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从上不难注意到，李小琳在调研中的每一次讲话，都把习近平的讲话、要求挂在嘴边；而且，大唐公司与法国签署了合作项目文件后，李小琳又去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本部调研，其中所释放的信号被评论认为是配合习近平的步调。
但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根据中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达到失控的地步。随着中国反腐浪潮的到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组建成立了招投标管理整改专项工作组，对以往项目招投标情况进行全面清查，中国高层也表示要坚决惩治招投标领域的腐败行为，但这些仅仅是开始。
有观察人士表示，此前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巡视之后交出“成绩单”，明确指出一些领导人员的亲友插手工程建设、招标暗箱操作等。同时，官媒在报道三峡时也曾指出，三峡集团存在一些官员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工程招标暗箱操作的情况，还有“退休的老领导”介入。
中国制裁参与军售的企业只是说说而已★★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18/4801484.html
世界日报 2015-12-18:美国日前已经宣布了对台军售，中国表示会实施制裁，但是日本媒体认为，中国其实已经服软了，制裁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动真格的。
日本《外交学者》12月18日刊登了题为《对台军售，中国制裁雷声大雨点小》（On Taiwan Arms Sales, China’s Bark May Be Worse Than Its Bite）的文章，作者是该杂志副主编蒂耶兹(Shannon Tiezzi)。
文章称，奥巴马政府日前宣布了对台军售。北京则像以前一样，指责军售时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除了这种司空见惯的外交愤怒，北京还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凯安，警告称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制裁参与军售的企业。
文章还称，北京对美国的威胁包括两个：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公司，停止军事交流。但是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北京在过去是怎样发出警告的呢。
奥巴马政府第一次对台军售时在2010年，价值64亿美元，中国的回应比以往更为强硬，或许是因为，北京认为在奥巴马政府下，它有机会彻底永远地结束美国对台军售。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了时任美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以示抗议。同今天一样，北京当时也威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中断与美国的军事交流。那么那些制裁最终如何了呢？短期看，北京的确是真的切断了军事关系，取消了2010年几乎所有的军事交流和对话。最为显著的效果就是北京拒绝了时任美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访问中国。这也导致盖茨公开批评中国因为一些老旧的事情而中断了两国军事关系。最终，美中关系又回暖了，盖茨也终于访问了中国，这些是因为双方都希望使得胡锦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成功。
文章还称，有意思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制裁也没有到来。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参与对台军售的公司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商业利益，实施制裁会使得本已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
2011年9月，美国宣布出售一些武器及装备，令台湾可以把现役的F16A/B旧型号战机升级，北京的反应减弱了很多。北京的一位副外长张志军再次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以示抗议。张志军警告称，军售将会不可避免地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军事关系。但是，虽然中国军事官员在《人民日报》刊文呼吁报复美国，但是北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报复军售。中美军事交流是推迟了，但是并没有像2010年那样。
或许是因为但是的时间点的问题，北京当时并愿意在中美关系上制造问题，因为几个月后，众所周知的中国(president-in-waiting)接任主席习近平将要访问美国，北京希望访问顺利进行。
在这些背景下，如何看待北京本周的反应呢？首先，有意思的是，中国只是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而不是驻华大使鲍卡斯（Max Baucus）本人，这表明这只是一个温和的反应。军事关系在短期内或许会受挫，但是2010年的破裂再次重演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制裁美国公司也很有趣，但是北京以前也表示过会制裁，但是最终没有跟进。威胁制裁是一个有用的政策工具，但是北京或许会再次决定，警告已经足够了，不用采取行动。
美智库：没这个胆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日前称，中国的举动是意料之中的。
葛来仪还说，军售也不太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她还说，美国上次（胡锦涛时期）宣布对台军售时，中国也威胁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但是并没有跟进。她还说，北京这次也不会采取制裁措施，因为害怕华盛顿会以制裁的方式进行报复。
美国国防分析家弗斯特（Reed Foster）称，美国军事工业与中国方面的商业交易非常少，北京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可能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并且，美国向台湾出售的硬件武器都不是最先进的，也符合台湾现在的能力。
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军事专家费学礼（Richard Fisher）则认为，这次更多地是一个“象征性的军售计划”，即在台湾选举前表示（民主、共和）两党对台湾的持续支持。“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解决台湾在不远将来面对的一些重要需求。▲◆★●■☆
延迟退休政策调研：地方政府鼓励提前退休★★
http://news.stnn.cc/china/2015/1219/270147.shtml
2015-12-19 中国经营报
星岛环球网消息：在人社部多次证实延迟退休政策将推行之后，据了解，在政府机构的调研中，部分国企出现了退休后收入高于退休前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提前退休”。
《中国经营报》报道，因此，相关专家认为，这将阻碍延迟退休展开的“氛围”，因此，应开展与延迟退休相应的制度改革。
调研：地方政府鼓励提前退休
为保证中国充分的劳动力供给，政府实施或计划实施包括放开二孩和延迟退休等一系列政策。不久前，人社部发言人李忠再次确定了适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的规划。他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这是立足我国国情，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
李忠表示，总的考虑是，根据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状况，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小步慢走，渐进到位”，即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同时提前向社会预告，给公众以心理预期。
知情人士透露，按照时间规划，至少在2017年才会有政策出台。
就在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前夜，发改委等部门的调研结果却并不理想。
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改革司人士透露，“我们去调研，有的地方特别是地市一级的人，出现了退休年龄54岁的现象。”
“因为很多人感觉到退休以后收入更有保障，按照国家政策，退休收入每年增长10%左右，而政策对在职的人激励不足，所以肯定不愿意工作。”
“我们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现在养老金的增长，这对在职人员也是一个刺激。”
“这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不是国家政策，肯定也不符合国家的规定。”参与延迟退休相关问题讨论的人社部人士评价。
而就在北京的郊区，两年前还发布了鼓励提前离岗的政策。
“其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公务员，采取自愿的形式，55岁以上该区政府公务员，可以提前退休。”知情人士透露，“与其兑换的条件是，提前离岗人员可以在工资级别和待遇上，上升一个级别。”
而正常的男性公务员退休年龄是60岁。曾有一所大学针对延迟退休在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初步调查问卷，对于延迟退休政策，“很不支持”占到了3/4。
调 查显示，学历比较低的人群，“不支持，很不支持的占比很高。”此外，“包括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人士也达到了将近50%的不支持比例。”同时，“不管是企业还 是事业单位，从不同岗位来看，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般的行政人员和生产服务人员，不支持延迟退休的比例达到85%以上。”
有国企退休后比退休前收入高
前述发改委人士透露，“我了解很多的国企，在职的6000元，退休金7000元，对于国企，本身也不公平。”
据了解，部分国企在建立养老金制度外，还有企业年金，这对退休之后的收入形成了补充。
前述调查内容也包括，“退休以后生活水平较之退休以前是什么样的状况”的调研项目。“其中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这些人在调查里占了大部分，基本保持达到70%。生活水平下降很大将近10%。”
该调查甚至指出，“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甚至提高很多，这两部分达到了将近20%。”
造成退休收入增长的一个因素是提前退休政策。
前述北京某区鼓励提前离岗的政策就指出，“比如，离岗前是科级干部，提前退休后，可以调整为处级干部，并享受处级干部的待遇。”执行该政策人士补充说道，“变为处级后，退休收入自然升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提前退休，享受更高的收入成为了自然之选。
发 改委人士透露，“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下降，劳动力的成本持续上升，对养老制度提出了挑战，有关这个方面已经做出预测，现在大 约3个人养一个老人，2025年的时候大约是2个人养一个，到2050年几乎是1.11养一个人，所以人口的年龄结构对我们养老制度的影响非常明显。”
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将会在2025年达到14.13亿的峰值，而到2050年中国人口数量却会比现在还低。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我国人均寿命已从上世纪50年代的40多岁，提高到现在的75岁左右。现行退休制度未能考虑寿命的变化，致使大批人力资源的浪费。
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并且是第三年连续下降。
但是延迟退休又不会马上实施。
早前，一位人社部高层曾表示：“目前的就业压力非常大，一批批的大学生需要就业，需要更多的就业岗位，延迟退休政策不会马上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