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条生理常识（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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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馒头比米饭更益补锌、82、煮粥和烧菜不能放碱、83、粽子的营养全面、84、饭菜不宜”趁热吃”、85、多吃黑色食物可补 肾、86、多吃玉米好处多、87、不宜吃开口的糖炒板粟、88、多食核桃有益心脏、89、花生具有抗衰老作用、90、常吃　花生可预防胆结石.
　　
今 日 看 点：2016-01-20▲◆★●■☆

斯大林为何屡次拒绝毛泽东访苏？★★★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6-01/8406152.html
斯大林为何屡次拒绝毛泽东访苏？★★★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6-01/8406152.html
粟裕为何没攻台：蒋介石招了两万日本雇佣军★★★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6-01/8405946.html
中国探索构建新型“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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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水困局”——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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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取代汪洋与美国财长通电话 习近平开始直接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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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何屡次拒绝毛泽东访苏？★★★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6-01/8406152.html

2016-01-19人民网 本文原载于《京华周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条件，也没有结盟的愿望。毛泽东开始选择的依靠对象是美国，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两次出访苏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经一再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斯大林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斯大林，想和斯大林谈什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共产党领袖，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的访问？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成为“在中国拥有冷战史俄国档案最全的专家”。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的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即将出版。

沈志华认为，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蒋介石，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只有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更需要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

那时候，斯大林的心态如何？

沈志华说：“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成军，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认为，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对此两种说法，沈志华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会插手的。”

沈志华说，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他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希望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互相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沈志华分析，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冲突。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拉开。

在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接待毛泽东时机不适。

“鉴于战局发展和安全，建议推迟动身日期”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中国革命形势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经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一连串的捷报打动了斯大林，他认为有必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1947年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阿洛夫转告毛泽东：“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访问。”

沈志华据此认为：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

阿洛夫回电斯大林说，毛听后“十分满意”，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呆上3个月或半年”。至于动身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

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22日，周恩来通知阿洛夫，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有夫人江青、女儿李讷和翻译师哲。

未等斯大林回电，4月2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6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

为了表达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在电报最后写到：“如果您同意拟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相比1947年，这次毛泽东访苏心情更加急迫。”沈志华说。

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

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这一次，斯大林犹豫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对此分析：当时，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认为，南共领导人铁托是代表农民阶级，而非代表工人阶级，因此把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斯大林在内心深处认为，毛泽东跟铁托一样也是代表农民阶级，这就是“半个铁托”说法的由来。

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发表一项声明，称正是来自苏联的扩张才造成了美苏之间令人痛心的对峙。很显然，美国有主动谋求缓和双方对立的意图，而这也是苏联巴望不得的。

斯大林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较高下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似乎不是那么合适。

“粮食征购工作开始，毛泽东来莫斯科定在11月底”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向全中国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新中国呼之欲出。

1948年7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打电报给斯大林，说自己身体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然而，7月14日，斯大林让阿洛夫转告毛泽东：“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底，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据阿洛夫7月17日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没几年，征购粮食确实是件头等大事。但是，显然，以此为理由推迟毛泽东访苏，实在是一个借口。

沈志华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另一方面，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国内的局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报告，“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没还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

“斯大林一贯谨慎，给自己留了一步。”沈志华分析。

“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攻击中共是莫斯科的附庸”

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对阿洛夫再次表达了急于访苏的意愿。他说，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斯大林，比如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等等。

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

9月2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

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

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主动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派飞机来接毛泽东。

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没有到来。

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提出延期，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

而此时，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蒋介石招架不住中共的军事进攻，被迫下野。南京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递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在沈志华看来，斯大林一而再地推迟毛泽东访问，是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莫斯科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斯大林希望能够调停国共内战。”

在这个背景下，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达了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电报的最后，斯大林再一次推迟了毛泽东访苏计划：“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

“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自己的岗位太远了”

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调停电报，毛泽东很愤怒。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

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出访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当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电报最后，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如果您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您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

毛泽东17日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至此，讨论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终于结束了。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

“米高扬来访，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沈志华表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12月6日，毛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访苏愿望终于实现。 ▲◆★●■☆

 

粟裕为何没攻台：蒋介石招了两万日本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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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9 人民网

本文摘自《八二三金门大炮战》，沈卫平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弦月如钩，河汉无声。

中海侧畔怀仁堂的灯光刚刚熄灭，坐落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幢琉璃瓦绿顶大楼即刻灯火通明。

总参谋部是中国450万军队的大脑。这位身材瘦小、步履急促的四星将军则是这栋古色古香建筑物的大脑。

粟裕大将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径直开到总参谋部办公楼。

交办的第一件事：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立即传达下去。

然后，摊开、挂起一幅幅各种比例尺的东南沿海和太平洋、远东地区作战地图，对福州军区拟定的炮击预案再次进行研究和审定。

一架强大、精确的作战机器正式启动，进入点火程序。

1949年，上海解放，粟裕受命组织攻台战役。

40年过去，大陆方面才将一直视为绝密的攻台计划及未能遂行的情况披露于世。

粟裕领命之初，攻台形势相当有利。此时，“蒋委员长”尚未从偌大一个大陆丢弃殆尽的教训中清醒过来，而把他最后30几万部队分驻海南、台湾、舟山三大岛。战略构想十分完美：以岛屿对抗大陆，三点成一线，海南扼制广东、台湾俯视福厦、舟山锁闭沪浙，退，可互为犄角鼎足依托；攻，可全线同时展开或突出某一重点。自然，粟裕对“委员长”的部署甚感满意，你愈是分兵把口，愈有利于我各个击破。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可考虑暂不攻击较易攻取之舟山，而先攻最难打之台湾，台湾既下，统一中国的最后一道难题必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面对台湾的7个军14万惊弓之旅，粟裕初定以8个军20余万人发起攻击。计划尚在呈报待批过程中，粟裕的攻台军一部已分别在胶东沿海、长江口和天目山开始了模拟越海登陆及在台湾山区作战的训练。

“委员长”很快便觉察到了台湾本岛的防御力量太弱且兵源有限，于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把求助的眼神瞥向了日本，决计以重金招募日本炮灰。不久，一支两万余人的日本雇佣军开赴台湾。日本人再次登临台湾，虽不是重演50年前的鲸吞强占，但用武士刀斩断宝岛与大陆的血脉却如出一辙。

日本兵的顽强、凶悍、团队精神和战术精湛又是举世闻名的，这使得粟裕在评估他们的战斗力时，就不能用1=l，而只能用l≈3的算式来计算：如果两万日本兵约等于6万国民党兵，那么6＋14=20，台湾拥有的国民党守军战力应以相当20万人来看待。如是，原拟8个军参战已不够，粟裕对战役决心第一次做了较大修改，计划投入攻台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50余万人。1950年5月，四野发起海南战役，歼敌3.3万，拿下全国第二大岛。但由于是无海空军条件作战，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致使薛岳率近7万人撤逃台湾。此时此刻，“委员长”作出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许是最为艰难但也最为果断的决策：三天之内，将舟山12万守军悉数秘密撤出，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

从现象上看，三岛已丧其二，辖地仅存台澎金马，但台湾兵力陡增1倍，达40万人，成为一颗名副其实、难以一口咬碎的硬核桃。粟裕迅速向所部发出指示：敌人已集中40万左右的陆军及其海空军全部守备台湾，未来对台作战将更加激烈与残酷，原定以4个军为第一梯队的准备已不够强大，需增加至6个军。这是他对战役决心做第二次较大修改。6月末，情报又侦悉台湾正加紧补充部队，估计其陆军在我未来发动攻击时可达50万人，海空军亦得到加强。粟裕再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我在数量上已无优势，但只要能登陆成功，且能于突入纵深后站稳脚跟，仍可完成预定任务。为了更有把握起见，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3~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至此，粟裕三度修改战役方案，计划参战兵力达16个军以上。

问题是，增兵较易，增船太难。粟裕掐指一算，为确保战役胜利必须在四五小时以内有第一梯队15万人左右登陆，并有相当数量的运送第二梯队船只，而现手中所有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为第一梯队所需的一半，征船造船买船又均需时间。别无良策，再思三思，下决心向军委报告：攻击台湾须进一步准备，此役关系重大，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就在此时，朝鲜战争骤然爆发，粟裕绞尽脑汁几易其稿的攻台方案只好无限期束之高阁，老将军临海嗟叹，将未能登陆台湾视为终生的憾事。

时隔八年，粟裕的一头乌丝，已是黑白参半，他终于又等来了机会，再次编制对台湾实施打击的作战方案。虽然八年前的那一案如今派不上一星半点的用场，但毕竟这是对自己当年未能把胜利之旗帜插上那座岛屿的一种安慰和补偿吧。

作战参谋逐点介绍金门敌军目标的方位、性质、防护力和我军准备打击的手段。粟裕总是聚精会神地听，一般不插话。偶尔会突然发问，提出几个问题，如：不要讲“估计”、“可能”，你能不能肯定回答，胡琏指挥部的确切位置就是这里？能不能再准确一些，金门的补给被切断以后，粮、弹究竟可维持3个月还是4个月？是不是认真计算过，我们到底集中多少火炮，才能对料罗湾实行有效封锁？等等。

炮战，炮战，双方以炮为剑，隔着大海过招格斗，自然，粟裕最关心的还是双方大炮及炮弹的数量和质量。此时，金门拥有美式155毫米加农炮20门、155毫米榴弹炮96门、105毫米榴弹炮192门，共计308门。我军105毫米以上榴弹炮223门、100毫米以上加农炮73门、100毫米海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19门，共计319门。我方的优势是在福建地区库存炮弹甚多，共达89万余发，敞开打，足够打半年以上。但由于远程火炮较少，中程火炮多，钢筋混凝土工事很少，土木结构野战工事多，在大口径火炮和永备工事方面并不占优。粟裕沉吟良久，用铅笔尖狠狠地敲击桌子几下：下决心再调大炮去，从全国调，立即调，火炮数量不超出金门50%，这仗宁肯推迟……

粟大将在对台、对金用兵问题上，再次表现出超常的谨慎。

采访中，许多总参老人都说：对台慎言用兵，不似粟总风格，又恰是他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三年内，能够遍扫六合，靖定天下，将曾经不可摇撼的蒋“委员长”席卷而去，请出大陆，成因多多，从纯军事角度看，毛泽东的韬略筹谋是其一，拥有一大批顶尖拔萃的统兵将才是其二。

解放战争，是粟裕军事才华大放光彩的时期，华东战场无数次生死鏖战，均是由他与陈毅悉心谋划，具体组织实施的。

军事，是粟裕的终身职业。他像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精于本行却拙于其他。他不善言辞，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也不允许别人吹捧自己，他把在华东三野时两让司令的美德保持了始终。因此，他在世时，是属于位尊而并不显赫的类型，直到他1984年辞世后，人们对他的赞誉歌颂才如潮而来，悲恸哀悼缅怀的真情，感人至深。人们纪念他敬重他，一是他的品格，二是他的指挥。他的品格高风亮节，他的指挥如诗如画。

粟裕指挥作战的特点是：不循常规，不拘一格，知险而进，险中求胜。他认为，只要有超出一半胜率的六七分把握，这仗就可以打，就值得打。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以至稍后的淮海大战，莫不如是。当他摘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之后，人们对他心悦诚服了，始知他走出的“险着”恰恰是事关全局的“妙着”。他求险，并非感情上的冲动和直觉上的鲁莽，而是源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精确计算，源于对各种方案反复比较后择取最佳的魄力决心。

但在对台用兵问题上，一向作风果敢泼辣、决策履险犯难的粟总是否过于谨慎了？高级将领中也有人窃议：如果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破釜沉舟、举兵攻台，也可能……

粟裕说：不行！金门失利的教训太深刻。不重视血的教训就要流更多的血。

又说：中原逐鹿，两军对垒，“有把握”通常可理解为比50%再多一点的能够打赢的可能性。而隔着一片大海作战，六七分把握绝对不行，八分九分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又说：大海平平，一览无余，未来的攻金攻台之战，是没有多少“巧”可讨的，就是磨盘碾秤砣，硬碰硬。不但要有数倍于敌的火力、数量优势，而且要有足够的船只，保证第一、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船只。还要懂得潮汐、风向、登陆点的选择。我们攻坚、野战是行家里手，但越海作战是外行，凭老经验想当然不行，要吃大亏。几十万人马上去了，可能一鼓作气一胜到底，也可能上不去，叫人家打下来，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拿破仑说过：懂得战争基本规律的人可以做将军。但也懂得战争特殊规律的人才是聪明的将军。

粟裕，正是一位不仅着眼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时时在注意着越海作战特殊性的将军。

粟裕做指示，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两个字：纪律！

“这次炮击封锁金门岛作战，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海军、空军、炮兵参战部队，都由福州军区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指挥，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令行禁止。不许各行其是擅作主张。

“发现特殊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任何人不得贻误。

“特别是处理美机、美舰问题，一定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既定作战原则，不出公海作战，不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严守自卫。

粟裕用坚强的理智抑制住欲望的诱惑，附加了诸多的限制词“不”。他着眼于炮击金门最大的特殊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一场政治仗。 瞄准那个海岛的弓弦，正在一厘一毫地绷紧。 ▲◆★●■☆

 

中国探索构建新型“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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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９日电 题：中国探索构建新型“水战略”

中国的水安全承受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多方影响，传统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已难以适应当下的发展要求。国家水资源“家底”面临着保障十几亿人口的用水、撑起世界第二经济体前行的艰巨使命，时代呼唤中国构建新型大国“水战略”以应对“水困局”挑战。

“传统的水利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水利部部长陈雷认为，要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转变。

新的“水战略”，是现实发展的必然之需。为摆脱“水困局”，中国各地、各阶层都在探索新型“水战略”。

当前，一些地区存在着河湖水系连通不畅乃至隔绝的状况，造成一些水资源调配能力不足，导致部分地区干旱频发、洪水风险增大、水体污染加重。此外，考虑到中国水资源分布和人口、经济发展不匹配的现实，连通河湖水系有望成为当前中国应对严峻水形势的一项重要举措。

破解“水困局”，连通众多江河湖库打造“活水中国”恰逢其时。陈雷表示，实施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增加水环境容量、改善水安全状况的战略举措。

应对水安全，需要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参与治水。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２０１３年，浙江全省启动“五水共治”行动，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浦阳江成为首个攻坚对象。

浦阳江污水整治是“五水共治”的例证。其中“共”是关键，浦阳江域全境共治，浙江省自上而下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力量共同治水，官方、民间共谋“一盘棋”，浙江由此成为了全国铺开共同部署、系统治水工作的一个缩影。

善用“市场之手”进行调节，将释放水资源管理的内生动力。

２０１５年，北京房山区实施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过去农民浇地只收抽水的电费，现在改按方收水费，而且有用水限额。房山区水务局农水科科长于占成介绍，农灌结束后，对限额内节约的水量进行奖励，限额内的水量每节约一立方米奖励１元，由此大家的节水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

“水战略”的落实，需要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保驾护航”。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办法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和阶段性管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各省区市建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三条红线’能否真的成为‘高压线’，还需要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使考核与地方官员‘官帽子’真正挂钩。”一些地方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有赖于水权制度改革带来的自我完善，中国现阶段水权制度改革的两大任务是水权确权和培育水市场。

而在推进水权制度改革两大任务前，立着亟待破解的“三重门”：水资源这块“蛋糕”怎么切？水权交易平台如何搭建？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水资源“蛋糕”虽诱人，“切刀”却无从下手。水权交易可以让水资源富集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卖出去，这不仅能解决缺水地区之苦，还能给卖方带来经济收益。然而，省际水量分配难以平衡，不同地域水质、水生态的复杂性，分配到基层的水权利益难以全面照顾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水资源这块“蛋糕”的合理分配。

法律法规缺失和交易机制不健全导致水权交易平台搭建困难重重。目前中国涉及水权的法律不多，零星分散在水法、物权法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中，相关涉水行政法规也缺乏可操作性。

水权制度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应当是监督者。政府必须在现有水资源监督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水权制度的监管体系。改革前期，要同步开展水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这些监管制度需要同时有机融入水权交易过程。

完成水权制度改革两大任务，破解“三重门”，需要的是国家系统发力治水。

“水与土地、山林不同，水是流动、循环的，水问题的解决必须遵循其流域性规律，在流域层次上建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朱党生说。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要从局部区域和河段向区域和流域尺度转变，从传统水利工程向生态友好型水利工程转变，从行政推动向立法、技术及标准制约阶段发展。”朱党生表示，要严格水生态空间管制，留足河流、湖泊及河湖滨带的保护范围，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等具体工作，构建一张生态水网体系。（执笔于文静、王宇、熊争艳，参与蔡敏、周楠、郭雅茹、吴锺昊、刘羊旸、张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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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水困局”——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
http://money.163.com/16/0118/11/BDJVTKOM00253B0H.html

2016-01-18 新华网（原标题：直面中国“水困局”——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

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８日电　题：直面中国“水困局”——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上）

新华社记者

编者按：水是文明衍生的生命源泉，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石。在我国开启“十三五”规划的关键阶段、向第一个百年目标冲刺的历史关口，我们的水安全形势究竟怎样？我国又将重塑怎样的“水战略”？新华社记者深入多地调研采访，今天起将连续两天播发稿件，揭开我国水资源“家底”，探究新时期大国治水之道。

水，生存之本、文明之源、生态之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然而，近年来，水荒蔓延、河湖污染、水生态恶化等问题，屡屡呈现在国人面前。

中国正遭遇怎样的“水困”局面？人们面临的水安全形势究竟如何？新华社记者日前组成调研小分队，分赴内蒙古、河北、江西、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实地勘察中国水情。

地下水位下降、大湖喊渴：“水荒”成为南北共同话题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８％、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达５００多亿立方米、近２／３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全国地下水超采面积约３０万平方公里……翻看我国水资源家底，水荒问题触目惊心。

一边是桥下干涸的水渠，除了土和石头，什么都没有，一边是立在桥边的铁牌子，上面写着“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这是记者不久前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看到的景象。

“３０年前，威县的河道开始干涸。７条干渠、１０条支渠基本都没有水了。”威县水务局局长林金颍说，“２０１４年我们从上游买过一次水，这块禁止游泳的牌子就是那时竖的。”

威县赵村乡前寺庄村村民尹金普告诉记者，原来村里设计的水井是１２０米处作为变径，很容易打到水，“现在，很多水井都报废了，打新井要到３６０米。”

威县所在的河北，是华北乃至全国水资源最稀缺的省份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为３０７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５００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大部分河道年平均干涸天数在３００天以上，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长期靠超量开采地下水维持。

在临近河北的北京，同样面临着水荒问题。尽管居民家中的水龙头一打开就能哗哗地流出水来，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身边的缺水危机。

“北京公主坟的地下水已经打到了基岩”“北京年平均降雨５００多毫米，只能承载１２００万人，而２０１１年人口就突破了２０００万，今后用水量还会刚性增加”“ 南水 进京后，目前北京用水依然要靠开采地下水维持”……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建华等水资源专家表达了对首都“水荒”的担忧。

北方缺水，而南方一些省份，尽管守着大河大湖，近年来也频频“喊渴”：

在湖南，史上“十年九涝”、被称为洞庭湖“锅底”的南县，如今屡遭缺水危机。在华阁镇，当地人将水井挖到地下１５０米依然没水；在浪拨湖乡，农民春耕时不得不在河中筑坝拦水。

在江西，鄱阳湖水文局局长王仕刚介绍说，由于上游来水减少等原因，鄱阳湖近年来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延长。

“湖泊水位下降，取水口经常露出来，取水有时需要三级提水才能抽上来，而且常常是泥水。”九江市星子县水利局局长黄清滚说。

“从华北、西北的资源性缺水到西南一些地方工程性缺水，再到东部发达地区和南方水网地区水质性缺水， 水荒 现象从北向南蔓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供需形势越来越严峻。”王建华说。

“活鱼烧好是臭的”、环湖分布养猪大县：生命之源不乐观

一些地方有河皆干，一些地方则有水皆污。水利部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有２７．２％的河流、６７．８％的湖泊水质为三类以下，无法饮用，２３．１％的湖泊处于富营养状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６７．９％。

“达标率６７．９％看似挺高，但是大多在西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东部人口密集的地方，水污染依然严重。”水资源专家王浩院士说，全国废污水排放量居高不下，一些河流的污染物入河量远远超出其纳污能力。

淮河，曾被列为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首，但几十年治理下来，虽然干流水质明显好转，但支流水质仍不容乐观。

“经过多年治理，淮河去年ＣＯＤ（化学需氧量）、氨氮入河排放量分别比２０年前削减了六七成；淮河流域省界水质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２８．６％，下降了４８．４个百分点。但是支流污染、跨界污染现象仍然突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保局副局长程绪水说。

在蚌埠市淮上区淮河支流三浦大沟岸边，记者看到，河面铺满了绿萍和蓝藻，不远处的另一条淮河支流沫冲引河呈深褐色，局部漂着死鱼。

“沫河口工业园区建了以后，水质越来越差，严重的时候有恶臭味，变成 黑水河 。从４０多米深的井打出来的水还是有味道，从河里抓的活鱼，烧完吃起来都是臭的！”农妇蒋德兰告诉记者。

流经四省的淮河流域跨界污染问题突出。在苏皖交界的宿州市埇桥区杨庄乡，记者正碰上跨界河流奎河上游开闸放水，河水发黑，远远就能闻到腥臭味，不远处的支流郎溪河更是布满了蓝藻和浮萍。

“因为污染严重，我们村的稻谷没人愿意收，村民只能种点旱作物。全村人做梦都想吃上放心水！”有村民告诉记者。

和一些江河命运类似，湖泊受到农业面源污染威胁。

记者从环洞庭湖的三个市——岳阳、益阳、常德市畜牧水产部门了解到，洞庭湖区周边密布着２０多个养猪大县，环湖三市规模以上（年出栏５００头）养猪场均有１５００家左右，相应污水处理措施却跟不上。“当地一些养殖业大镇地下水氨氮超过国家标准１００多倍。”益阳市南县水利局人饮办主任蔡鑫铭介绍。

记者采访时发现，在临澧县柏枝乡的湖南湘瑞健农牧有限公司，养猪场的棕黑色污水直接排到污水池塘，尚未靠近就已臭气熏天，周边若干沟渠与外界水系相连，污水最后汇入澧水进入洞庭湖。

“猪场建成后，水库山塘的水受到污染，地下水也没法喝，只能买桶装水，用水库水灌溉的稻米颜色发黑，一到夏天，臭水引来大量蚊子苍蝇，黑压压一大片。”村民沈文兵说。

除了地表水遭遇污染威胁，地下水水质问题日益引起专家关注。

据水资源公报，２０１４年，对主要分布在北方１７个省区市平原区的２０７１眼水质监测井进行了监测评价，地下水水质总体较差。其中，水质优良的测井占评价监测井总数的０．５％、水质良好的占１４．７％、水质较差的占４８．９％、水质极差的占３５．９％。

房子盖３次裂３次、鄱阳湖警示防火：水生态恶化堪忧

“地下水超采严重，一些地方地面沉降”“昔日鱼米之乡，如今鱼虾匮乏”、湖泊萎缩、河流断流……种种话题的背后，凸显出我国部分地区水生态恶化危机。

以洞庭湖为例，近年来，该湖水量减少的警钟频频敲响。

八百里洞庭，得益于南北两股水：“北水”是长江水，“南水”是湖南境内的湘资沅澧四大河流。湖南省水利厅提供的数据显示，长江水入湖量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年均１３３１．６亿立方米减少到如今的５００．２亿立方米，洞庭湖水面面积萎缩了３３５平方公里。

“１５年前，我们监测候鸟要划船出入，浩瀚水面上水鸟起起落落，非常壮观。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人们穿皮鞋就可以出入。”南洞庭湿地保护站站长万献军说，由于湖面锐减，南洞庭湖鸟类活动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鲁马湖逐渐洲滩化，丧失了鱼类产卵场的功能。

洞庭湖水生态受到破坏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鱼米之乡”面临鱼类资源枯竭威胁。“长江四大家鱼苗产量锐减，洞庭湖水系家鱼苗主要来源的重庆以下江段的８个家鱼产卵场几乎全部消失，洞庭湖６０％以上的鱼类品种受到严重影响。”做过长期调研的益阳市政协副主席卜铁洪说。

鄱阳湖与洞庭湖同样，受到水生态破坏的威胁。

“冬季到湖区看草原”，这是近年来鄱阳湖生态湿地兴起的一种旅游项目。隆冬时节，记者在星子县湖域看到，裸露的湖底长满青草，远处有牛群在吃草。“草原”上活跃着游客的身影，在江南之地饱览塞外风光。

“枯水期延长，很多小鱼小蚌死亡，越冬候鸟难以觅食，一些候鸟已经转到周边的坑塘了。”王仕刚说，“这几年冬天草长得太高太密，鄱阳湖还要防火！”

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之殇”，是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水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１０６％、８２％和７６％，远超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警戒线；全国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约３０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江苏省的面积，带来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加上水资源本就紧缺，近年来全国地下水超采问题日益凸显。其中，河北超采量最多，占了全国１７０亿立方米超采量中的６０亿立方米。”　　水利部水资源司管理处处长齐兵强说，一些大中城市地下水都已超采或严重超采，特别是大量超采深层承压水，这种地下水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极难恢复。

“２００６年地面沉降，地上出现了一条１米宽、８公里长的巨大裂缝，农民每年填每年裂，浇地的时候用塑料布盖上，但是一下雨地面又塌了。我们村４２０户人家，２０多户房屋都有裂缝。”河北省柏乡县西汪镇寨里西村党支部书记杨胜春说。

“这些年，因为墙壁裂缝，我家的房子重新盖了两次，但现在厨房、院墙、储藏室、客厅的墙还是裂，根本不敢让小孩独自呆在家里。”看着墙壁上的一道道裂痕，村民路海素脸上写满了无奈。（记者王宇、蔡敏、周楠、郭雅茹、吴锺昊、张炼、林晖）▲◆★●■☆

 

刘鹤取代汪洋与美国财长通电话 习近平开始直接管经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1/18/4888753.html

南早中文网 2016-01-18

中美媒体週一（1月18日）报导指，中财办主任刘鹤与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就中国汇率政策的问题通了电话。

两人通话的具体内容未有太多细节曝光，但观察人士指，刘鹤与雅各布•卢通话，可能意味着习近平更直接地管理中国经济。

此前，一般是中国副总理汪洋与雅各布•卢通电话，双方就两国的经济和政策互通最新信息。据新华社报导，去年8月、9月、11月和12月，汪洋都曾与雅各布卢通电话。

过去三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汪洋也是雅各布•卢的对话对象。

但内地《21世纪经济报导》报导指，週一与雅各布•卢通电话的是刘鹤。

彭博社在引述美国财政部电邮回覆的一份声明称，两人讨论了中国在进行货币改革时，“就其对市场的政策和行动进行清晰沟通的重要性”。 《金融时报》也报导了这次通话。

目前不清楚是美国还是中国主动要求通话。

刘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习近平是该领导小组的组长。

曾在哈佛留学的刘鹤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关键性人物，而他通常都在幕后工作。

汪洋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副手。在中国的政治排名中，汪洋属于副国级，比同时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正部级的刘鹤要高。

本报致电邮到美国财政部查询，但没有得到即时回覆。

去年8月，刘鹤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曾在北京会面，他与雅各布卢通电话也许意味着，他将更多地走向前台。

在伦敦的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Mark Williams说，这也许意味着，习近平更多地参与经济和金融事务，同时李克强在经济决策中被逐渐边缘化。

本週一，新华社报导指，习近平出席了省部级干部在北京的一场学习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谈及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发展，以及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习近平称，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并要求干部努力增加有效供应，以及中高端供应。

他要求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营商成本，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新华社报导指，李克强主持了这次会议。

李克强说，当前国际形势错综複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重申了习近平讲话的要义。

李克强要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腐败已经深深地阻碍了两岸的统一★★
http://bbs.wenxuecity.com/taiwan/463901.html

2016-01-18：上传最后一期《丽文正经话》2015.09.25 视频。

谨防台海三大势力永远分裂中国。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虽不出意料，但仍是“心潮浊浪高”。 尤其关注了一下中国官方的一些反应，更加深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两岸关系的恻隐之顾虑。

纵观中共几十年的对台所作所为，目前可怕的两岸现实是，中共和统，台湾蓝色独台，台湾绿色台独三股势力逐渐合流，主要目标是长期，甚至永远保持中国分裂状态。从而各自从中分得利益。只要中共名义上“努力争取”两岸统一，国家就一定要划拨资源 – 机构，预算，经费，土地，权力，人员。。。支撑这些东西的官员就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小的独立王国。这样，通过对台商的交往获取权利寻租的个人利益。 只要两岸保持分裂，这些尸位素餐者，就永远有饭吃。

要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对台办事机构，研究机构，利益关联方，利益均沾者，不可谓之庞大，而且盘根错节，极其复杂。如果两岸武力统一了，如各种对台事务办公室就算能保留一段时间，但特殊的对台商的政策也不会保留太久。利益的划分方式还得重来，甚至完全丧失。因为以后台商只是地理名词，台商与大陆商人一样一视同仁。都要执行中央统一的经济政策。这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打破利益格局是件很烦的事。从国家的角度看，统一对国家有利，但从个人来讲，包住饭碗才是第一任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南海一直被对台机构洗脑和平统一。“和统”的最大问题是“三无”，无理论基础，无历史史实，无现实条件，三无的结论就是无希望。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从古至今，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一例和平统一的国家。即使有过一些极其短暂的和统的事件，都不足以为借鉴。因为他们都没有留下可长期执行实施，具有法定效率的政策和实践经验。更不要说思想理论。针对香港的港澳办，针对台湾的国台办，与同时出现的香港反中和台独上台的对应， 我们还怎么相信中共的“和平”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呢？

那么为什么中共一直“坚持和统”呢？答案应是两岸的利益集团。其实，三大势力分工明确，中共对台单位负责中共保持“和统”的长期政策。

即“和平统一没有时间表”.极力淡化和阻止“两岸不能长期分裂。

永远强调争取“台湾民心”，完全忽视台湾人各个阶层，年龄，长期的中国人认同度。
彻底掩盖大陆十三亿人的反台独，盼望统一心声。
一再强调美国人的威力会破坏“战略发展机遇期”.

国民党马英九的独台负责压制法理台独，保持与中共对等对话，即保留双方的面子不至于撕破脸。尤其保护台湾大企业在两岸的巨额利益。同时联美反共。

民进党的任务是根植台独思想，强化反中理念，宣传法理台独，树立台独国家观念。

三股势力以美国为中转催化，相互灌输，循环往复，层层套取中共输出金钱，政治利益。还能屡屡使中共限于外交被动。又能没费增加对中共的谈判筹码。 最终使中共丧失民心，永远保持分裂中国。 我不信习近平看不出这些江泽民，胡锦涛留下的这些蛀虫伎俩。希望中南海借民进党上台，不要继承2003年以来“防独“的策略，而是直接完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