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角大楼耗资2100万美元打击中国北斗计划 ★

今 日 看 点 : 2006-11-29
(01) ★ 揭密毛泽东对刘伯承为什么一直另有看法 ★
http://www.topyl.com/content.php?id=2547695&PHPSESSID=685166fb0c8752a098963efee52214ca
(02) ★“洋腐败”为祸中国 入乡随俗还是本质使然?★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3812
(03) ★ 发达国家未必比发展中国家清廉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3812
(04) ★ 前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江青“18号案”(一)★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611/1127_335_39357.shtml
(05) ★ 前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江青“18号案”(二)★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611/1127_335_39357.shtml
(06) ★ 国内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令人非常焦虑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5095963.html
(07) ★ 仅具备伞降能力的空15军可能丧师辱国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3441
(08) ★ 五角大楼耗资2100万美元打击中国北斗计划 ★
http://milchina.com/Get/shijiejunqing/193434731.htm
(09) ★“中国智慧”化解中印“刀光剑影”★
http://milchina.com/Get/pinglun/101825157.htm
(10) ★ 日本钟情于“沙漠中的绿洲” ★
http://milchina.com/Get/pinglun/101825157.htm


(01) ★ 揭密毛泽东对刘伯承为什么一直另有看法 ★
http://www.topyl.com/content.php?id=2547695&PHPSESSID=685166fb0c8752a098963efee52214ca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6-11-25:刘伯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被中外称之为“当世孙武”,刘伯承的一生经历曲折,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长达50余年。
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刘伯承则正好相反却是属于最差的一位,毛对刘一直有看法,通过官方许多公开的资料进行一些分析,寻找出其中的缘由。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与左权去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31年离苏回到上海, 但由于刘当时在军界的知名度和声望,好多人都认识他,留在上海中央工作风险太大,于是1932年月1月刘伯承在人护送下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刘伯承最初任红军学校校长,毛当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两人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1932年的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上,在该会上是批评毛泽东“纯粹防御路线”的右倾方针,在对于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上,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毛留下,但以博古为主的临时中央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要毛回后方,刘伯承由于来苏区还不到一年,就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一票造成了他后来一生的沉重负担。
其实对这一错误选择应该不能全怪刘伯承,毕竟他回国还不久,又是刚到苏区,对那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不是太瞧得上眼,刘伯承后来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四军中有“游击主义”,这无疑更加严重剌伤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但也是一个恩怨极其分明的人,甚至对几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难以释怀,谁谁谁曾经反对过他,谁谁又支持过他,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就曾经夺过毛泽东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位置,以至在文革中也是天天惶恐中。宁都会议的这次打击对毛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一次,以至于解放后毛去过无数的地方,江西的井冈山他去过多次,但同在江西的不远的瑞金这块曾经红色的圣地他是一次也没去过,有好几次路过时还要刻意绕道,对于瑞金人民也真是有点不公平,可见此次会议对毛的伤害有多深了,乃至连瑞金这个地方都令他厌恶了,更不说当时投了反对票的刘伯承了。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刘到苏区后发现红军干部文化很低,不识字的竟达百分之六七十,刘就开始分班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和射击原理,并首次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毛对这一套很反感,历史上与毛唱反调的党内大多是留苏派,毛一生对留苏生特别是博古,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是极为痛恨和反感的,刘伯承不是政治家,留学苏联也仅学的是军事,但在毛的眼里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教条主义的。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被中央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朱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反五次围剿时因怒骂了李德而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遵义会议上又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遵义会议后刘一直作为一位专职的军事指挥员出现在各个时期,就是党的七大上,作为二野的司令员刘伯承都无缘出席,邓小平作了代表,刘在这一期间由于毛的掌权实际上政治上已经不得志了,要不是在军事上还要仰仗他独挡一方,早让刘伯承下来休息了。在战争年代,外有强敌,刘在军中又有极高的声望,毛虽对刘有看法,但也不得不先用其。我查过毛对其它九名元帅都有过题诗或是赞言,但对刘伯承却是一个标点符号也找不到,耐人寻味。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正是敌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出于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出发,决定在大行山给刘祝寿,朱德,陈毅,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纷纷提笔作诗赞扬,唯有毛泽东却没了以往写诗的灵感,最终连个字都没留下。
张国焘所著的《我的回忆》第六篇–会师与内争中有一节是这样描写刘伯承与毛泽东的,读来挺有意思,“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的行动计划…..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他的独断一切,径行核阅所有军事文件….人事调动….然后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给我们执行,让朱总司令都成了虚设或成了幕僚人员…..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一九六六年张国焘的回忆录出版后,毛也搞了一本,读完后对周恩来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张的眼里我们这一群人中,只有刘伯承是好人。”毛泽东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以前就曾经听说过四渡赤水其实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的,毛盗用了罢了,虽是传闻,不足为信。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些要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未必是好事。
在中共五大野战军中,彭德怀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更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唯有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是一把手,为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张际春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刘伯承连个第三都没捞上。
后来在重庆组建了西南局,邓也是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刘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政协主席。
1949年淮海战役快结束时,毛泽东召陈毅与刘伯承到中央商议渡江作战,同为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每天都能读到中共秘书处送来的高级文件,而刘却什么也没有,还是陈毅看不过去了,向毛泽东恳请才得以解决。
刘伯承是聪明之人,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西南一解放后就迫不及待交出兵权,辞去身兼各职,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
可叹的是刘伯承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旋涡,远离是非,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这一切无疑又让毛泽东勾起了二十年前在瑞金痛苦的回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在毛泽东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泽东就借彭德怀之手将刘整治,好在邓小平和周恩来为刘力保,刘才勉强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但已无任何职权。
1955年授衔,怀仁堂里只来了七位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不在,当时官方的解释是说林和刘都生病了,但这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新华记者随后赶到两人家中给他们补元帅照时,两人无一例外精神都很好,一点也不象大病的样子,林彪是怎么想的和本文无关,就不去管他了,刘伯承不去受衔,可能不想去出那风头,毛一直就不满意于他,授予他元帅也是迫不得已,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加之授帅又是民主投票所定,不得已而为之,刘当然清楚其中缘由,推病不去,少了一场尴尬。
俗话说祸之福兮,1956年的反教条主义,刘被打倒,无职无权,却反而得从此远离了政治的旋涡,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作蛹者彭德怀自己却成了反党分子,由于刘伯承已成了一条死虎病虎,争权夺利者已不再把他看做一个威胁了,战争年代留下全身伤痕,晚年基本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1972年由于医生的诊断失误,误用药物,病情加剧,1973年后更丧失了思维能力,但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地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毕竟当时十大元帅死得没剩一两个了。
刘伯承重病后,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病情才得以控制,这恐怕是毛泽东和刘伯承关系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次了。▲
(02) ★“洋腐败”为祸中国 入乡随俗还是本质使然?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3812
文章提供 于 2006-11-27: 2006年11月13日,随着张恩照案尘埃落定,与之曾服务的建行有业务往来的跨国IT巨头IBM、安讯、日立等公司,也在华陷入行贿丑闻的巨大漩涡。
  此案仅是近年来跨国公司频涉腐败案的冰山一角,当很多人还在以“入乡随俗”为之开脱的时候,这股来自境外的灰色风潮却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频发的腐败大案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官商勾结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现象,那么今天的某些跨国公司直接将触角伸向高层,为祸中国更甚。
◆外企在中国频玩“变脸”
  在资本逐利的冲动之下,跨国公司的腐败行为正对恶化中国的商业环境起着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昔日加州卵石滩高尔夫球场的灿烂阳光,如今已变成中国前建行董事长张恩照不堪回首的梦魇。
  2006年11月13日,一审以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的张恩照,由于在规定的法律时限内未向法院提出上诉,其判决已自动生效。而与张恩照曾服务的建行有业务往来的跨国IT巨头IBM、安讯、日立等公司,也随着张案的尘埃落定,在华陷入行贿丑闻的巨大漩涡。两天之后的1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就治理商业贿赂做出部署,明确指示要严防“官商勾结”。这一高调举措在中国正重拳整治腐败的大背景下,格外引人关注。
◆22.5万美元的“服务费”
  11月14日,手握数十亿美元合作项目来华访问的IBM公司董事长彭明盛心情复杂。尽管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教育部、卫生部洽谈合作,但面对媒体,他却不得不首先面临一个尴尬的提问,那就是“IBM有没有向张恩照行贿”。
  在那份11天前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判决书中显示:2002年到2003年之间,IBM的高管曾通过中间人邹建华的安排,多次违反建行外事活动工作原则和程序与张恩照会面。作为报酬,此后的两个月内,IBM公司通过北京共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邹建华所属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
  消息甫一传出,即在中国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IBM由此被推上风口浪尖。“由于无法看到审判文件的内容,所以我们对此没有任何评论。”在随后的官方回复中IBM如是表态。
  这一回应多少带有外交色彩。事实上,IBM对张恩照的公关可能始于2002年5月。
  公开的资料显示,2005年3月,一家中国境内的公司在美国起诉另一家名为FIS的公司和邹建华、张恩照等人,指控前者对后者行贿,导致FIS违反与其事先签定的契约。正是那场诉讼,使得张恩照在国内的受贿行为得以曝光。时任美国FIS公司国际部总裁的吉姆威尔逊在给法院的一份声明中,对该公司涉嫌行贿、共谋等指控逐一反驳,其中提到:张恩照和邹建华等人2002年5月的“加州豪华高尔夫之旅”并非应FIS的邀请而来,而是“IBM公司先邀请张恩照到加州半月湾,张在加州停留期间,FIS才邀请他打高尔夫球。”
  对于这些指控,IBM始终保持了沉默。即使是11月14日当天,IBM公司董事长彭明盛仍表示对此不予置评。
◆中国反商业贿赂战全面启动
  IBM并非惟一卷入涉嫌对张恩照行贿的跨国公司。在法院判决中,安讯、日立等跨国IT巨头的名字亦都位列其中。根据邹建华的供述,他曾作为中间人安排IBM、安讯等公司的高管与张恩照见面。其中,安讯公司还与邹所在的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签定了《推广代理协议》。协议包括安排安讯公司人员与原建行高层人员进行对话,以及邹依据协议收取该公司“服务费”等内容。
  一位法院人士分析说,尽管依据属地原则,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涉嫌行贿的行为中国也有管辖权,但实际情况往往非常复杂。即便是国内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最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率都非常小,更何况跨国公司。
  不过,这一情况显然正在引起更高层面的重视。事实上,今年年初,中纪委联合22个部门发起的“反商业贿赂”治理风暴,即源于一起跨国公司在华的商业行贿事件(本报曾于2005年5月对此做过专题报道)。
  从去年的德普案到时下的IBM、安讯等涉嫌行贿案,在华一向以规范面孔示人的跨国公司,近年来似乎开始频频“变脸”。除行贿外,采用各种手段偷漏税款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又一特点。去年年底,北京市统计局对在经济普查中提供虚假普查资料的单位予以曝光,其中索尼(中国)竟然瞒报高达18亿元的销售额。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去年德普案发前,他正在对商业贿赂问题进行系统的调研,德普事件发生后,他迅速写就了《德普案暴露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的七项具体建议》。这些研究成果以报告的形式提交,已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
  自去年7月底,中纪委多次联合有关部门商讨对策,并最终形成了今年年初国务院反商业贿赂的专门通知,一场声势浩大、涵盖22个领域的反商业贿赂战斗随之在2006年打响。此次在张恩照案牵出跨国公司涉嫌行贿案不久,中央即再度布署反商业贿赂,分析人士指出,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恶化商业环境 洋腐败推波助澜
  一家又一家跨国公司的完美形象,正在中国被重新认识。究竟是“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还是资本在天然逐利本性下必然要铤而走险?舆论界一个老生长谈的观点是,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是迫不得已的“入乡随俗”之举。包括一些海外分析也几乎都认为,由于中国的商业环境不规范,跨国公司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和商业准则,根本无法开拓市场。
  但这一说法在今天显然已经很难服众。中国商业环境尚需逐步规范的确是事实,但跨国公司在“适应”中国市场灰色 “潜规则”方面,却早已变被动为主动,在资本的逐利冲动之下,他们将触角直接伸向了更高级别的官员,其行贿或违规的方式也更为隐蔽,如此种种,实际上正对恶化中国的商业环境起着“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位官员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一些跨国公司近年来推陈出新,频频通过海外培训、赞助领导干部子女到国外留学、合办面向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EMBA班等方式,来向中国官员和企业高管行贿,这显然比中国企业通常所采用的通过娱乐活动、人情交往的行贿方式要更“高超”和隐蔽。
  与此同时,通过中间人行贿,并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向中间人支付酬劳的方式也正成为不少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手段。程宝库分析,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所在国往往有着严格的法律体系和海外反腐败法律规则,公司或公司高管如果直接行贿往往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而通过上述方式,则通常能对此进行有效规避。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恩照案中,IBM即存在恶意规避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嫌疑。专门研究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FCPA)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彼得亨宁接受中国《财经》杂志采访时指出,该案肯定会引起美国证监会和美国司法部的注意。他说,美国司法部对于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行为是否规范一直较为注意。
  而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在发现并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纪委常委沈德咏此前曾撰文指出,现行的法律规定使工商部门难找到企业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此外,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导致很多案件难以定性立案。
◆中国盛行的商业贿赂 很大程度是境外输入产物
  从先前的朗讯案、德普案,再到如今的IBM案,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似乎正呈愈演愈烈之势。对此,有关专家认为,现在已不能简单地运用“行贿是跨国公司在华为求生存而必须适应的潜规则”来解释此种现象,“洋腐败”不仅曾经就是“舶来品”之一,而且目前正在多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危害。
◆并非本土特产
  一个曾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且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事件近10年来都在呈上升趋势。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国内盛行的商业贿赂,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初从境外输入的产物。
  据梅新育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银行工作时,曾有一次到某大型国企调研,该厂一位总会计师向他反映:当地一家企业花费数百万美元进口机床设备,结果却由于采购人员接受国外企业的“做工作”,买回了劣质的机床,导致三天两头出问题,根本无法使用,不得不送到他们这里进行大修。
  梅新育称,国内的贿赂双方效仿境外“成熟、先进”的商业贿赂方式非常迅速,而治理者在借鉴别国相对成熟的反商业贿赂制度注定相对滞后,是今天中国商业贿赂问题如此严重的重要原因。日前曝光的IBM在华涉嫌行贿案再次对此提供了佐证。
◆腐败手段“推陈出新”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教授认为,跨国公司在本国由于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惩戒力度比较大,加上对于声誉的考虑,商业贿赂通常能够得到有效遏止。而在国外,基于追逐利润的需求,当风险与利润严重不对等时,它们依然有行贿的动力。“当然,考虑《反海外腐败法》的约束,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避。”程宝库说。
  随着朗讯、德普、IBM等案的曝光,跨国公司的行贿模式也逐渐暴露在国人面前,很显然,相对于国内企业的行贿行为,跨国公司有不少推陈出新的手法。
  典型的如通过海外培训、赞助领导干部子女到国外留学、合办面向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EMBA班,或者通过其他方法逃避税款。而目前还有一种新兴的方式,就是通过在华的商会或协会联合作业。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一位官员介绍,现在一些外国公司已经联合起来,通过在华的商会或协会聘请国内部分行业的党政机关领导担任职务,给予“好处”,从而变相获取利益。这是一种行贿的更为隐蔽的做法。
◆毒瘤侵蚀中国健康肌体
  商业贿赂正像一颗毒瘤侵蚀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肌体,而来自跨国公司的“洋腐败”就在其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它们已通过种种贿赂手段,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政府合同和订单、大工程项目、土地资源的廉价出卖,甚至让地方官员帮助压低中国工人工资等等,一旦出现问题还可利用关系逃避法律监管和惩罚。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行贿将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稳定受到很大的潜在影响。由于他们选择的行贿对象多是高官,这势必反过来影响到中国进一步引进外资的质量,进而更加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去年12月,沃尔玛昆明公司将其10万元礼金送给了云南省经贸厅原党组书记彭木裕,后者因此获刑5年。而在IBM案中,张恩照则系副部级高官。
  梅新育博士认为,外国公司的行贿正在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竞争环境。
  目前在中国,跨国公司已经获得了比民族企业更多的优待,包括税收上的差别待遇、政策上的扶持和关照等。而且,跨国公司本来就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再加上通过非法途径“购得”的特权,在同民族企业的竞争中显然占尽了“先机”。如果放任其以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国内的本土企业就更不是对手了。
  那种认为是中国的“酱缸文化”把西方跨国公司的“好人”给变坏了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国际先驱导报驻柏林记者聂立涛报道 透明国际,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全球性反腐败组织,在其10月4日发布的全球行贿指数排名中,对全球30个经济体的商人境外行贿情况作了披露。日前,《国际先驱导报》就此专访了透明国际大中华地区及南亚区事务专员廖燃。▲
(03) ★ 发达国家未必比发展中国家清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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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透明国际为什么要单独发布“全球行贿指数”这样的有关信息?
  廖燃:根据传统的定义,腐败是指“滥用公权谋取私利”,这样,腐败就仅限于公共部门官员收受贿赂的行为。但是,就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而言,私营部门的规模在很多国家都大于公有部门,而这些部门的腐败问题却从来没被提到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唤起全世界各国对私营领域腐败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是为了打破“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的成见,透明国际自1999年起发布行贿指数,目的即在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从腐败的供给方打击腐败。
  《国际先驱导报》:跨国公司腐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对驻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又有哪些影响?
  廖燃: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其资本规模和年营业额及利润,都超越了部分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生产总额,它们在国际经济生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和造成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越了很多主权国家。可在现实当中,他们的行为却很少受到约束,而这些公司的决策和执行,往往会对驻在国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
  例如上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表面上一些宗主国撤离了非洲大陆,但实际上,这些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却在当地变相发挥着大使馆的作用,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明目张胆从事外交官员不敢从事的活动。他们大肆贿赂当地政府官员,争取有利于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石油开采合同,操纵石油产量,垄断石油价格,从而把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于他们的开采权是用贿赂形式取得,所以,当地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不是从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盘布局角度出发,而是由当地官员根据西方石油公司的战略利益来制定,这样就曲解了驻在国经济发展战略,剥夺了这些国家的财富。
  世界银行网站上有一个“黑名单”,专门公布那些利用行贿来取得当地大型工程合同项目的公司的名字。以上事实说明,跨国公司行贿腐败并非什么秘密,而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共同治理的难题。
◆IBM海外行贿“罪不可赦”
  《国际先驱导报》:怎样看待跨国公司在中国行贿?比如最近IBM涉嫌行贿中国前建行行长张恩照事件?
  廖燃:如上所述,跨国公司在中国行贿并非孤立的现象,这只不过是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行贿策略的一个部分。中国国内一些媒体批评是中国的“酱缸文化”把西方跨国公司的“好人”全都给变坏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仅仅是中国的酱缸文化就能把西方跨国公司的“好人”给变坏了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欧洲经合组织反对在海外行贿公务员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反腐败武器了。
  事实上,人们第一次注意到跨国公司行贿,是在70年代的 “水门事件”当中。当时发现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受了欧洲许多公司的巨额贿赂,由此才促使美国后来制定了《反对海外行贿法案》。但是从那时起到今天已经近30 年,而美国在今年透明国际“行贿指数”排行榜上的排名竟然还落在许多成员国后面,这就说明西方国家反腐败不能光是批判别人而不自我批评。以此来看张恩照的受贿案,张本人固然有问题,但IBM公然违反它本国制定的《反对海外行贿法案》也罪不可赦。
◆跨国合作打击腐败
  《国际先驱导报》:在透明国际看来,该如何打击跨国公司腐败?
  廖燃:事实上,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有关治理腐败的国际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发展,成绩斐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前面提到的两个公约作为有利的武器。虽然这两个公约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们已经为我们打击和治理公司的腐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思考参照。
  在10 月份透明国际发布的行贿指数新闻稿中,我们提出了治理公司腐败的建议,其中包括:各成员必须加强落实公约严禁行贿外国公务员的规定,并拨出资源以落实相互核查程序;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虽然不是欧洲经合组织成员,但也应该自觉采纳《经合组织反对行贿公务员公约》的原则;跨国发展银行必须禁止同从事海外行贿被定罪的公司进行业务来往等等。
  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起诉在他们管辖范围内行贿的公司,这些司法行动必须得到行贿公司母国的法律和财政金融支持。韩国政府认为腐败和商业贿赂是万恶之源,主抓公务员、重典整治和舆论监督是韩国反腐的三大手段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公司卷入腐败案,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顽疾。在韩国,洋腐败也在近年来屡屡兴风作浪,跨国公司从行贿方式到手段都与在中国基本类似,因此,韩国对待洋腐败的处理方式也值得中国借鉴。
◆IBM在韩国早有“前科”
  2004年,IBM韩国公司以及其合资公司的高级职员通过向韩国信息通讯部、国税厅、军队、检察厅、KBS电视台等9个国家机关和公有企业的14名相关人员行贿,帮助一家合作公司从这些机构获取了价值660亿韩元的供货合同。
  事件最后以IBM韩国公司数名高级职员以及接受贿赂的官员分别被判刑和罚款而告终,参与此次行贿事件的企业,则分别被禁止在6至15个月内参与政府电脑采购招标活动。此次行贿事件被媒体公开后,IBM韩国公司发表声明,称行贿事件与公司方面无关,是部分高级职员的个人行为。随后,5名与事件有关的高级职员被IBM韩国公司解雇,公司美国总部派人出任新的韩国分公司经理。
◆韩国反思“贵族经营”弊端
  无独有偶,在IBM东窗事发前不到一个月,另一家跨国企业——微软(韩国)公司向韩国国税厅补缴了320亿韩元的漏税款项及罚金。
  微软(韩国)公司与IBM(韩国)公司事发时年销售额分别高达2360亿韩元和1万亿韩元,韩国企业排着队等待销售这两家跨国大公司的产品,因此韩国业界称微软与IBM在韩国实施着令人眼红的“贵族经营”。而当“贵族经营”陷入自毁形象的腐败事件时,自然也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反思。
  和中国一样,韩国媒体也曾认为,IBM、微软这样在世界各国推崇“伦理经营”的跨国企业,在韩国实行彻底本土化经营以后,韩方管理人员未能摆脱韩国社会盛行的贿赂习惯是主因。但显然,韩国人更开始注重如何行动,而他们的速度则更迅速得多。
◆政府带头誓言“公平透明”
  韩国曾经是一个因政商勾结而腐败问题极其严重的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更是认为腐败和商业贿赂是万恶之源,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
  2001 年,韩国制订了《腐败防治法》,成立了总统直属的腐败防治委员会(后改为国家清廉委员会)。同时,民间商业行贿等不法行为业都被引申为“腐败”,韩国还针对商业贿赂和不法收益等资金通过洗钱变为合法收入的行为制订了《反洗钱法》。需要指出的是,韩国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的重点集中在公职员身上,韩国政府认为,公职人员如能恪尽职守、洁身自好,那么腐败就会失去滋生的土壤。
  跨国企业在韩国接连陷入偷漏税和行贿丑闻事件曝光后,韩国政府加快了反腐行动的进程。一方面,着手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每年检查是否存在引发腐败现象的因素和漏洞,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弥补。国家清廉委员会则在对各部门清廉度进行民意调查后制订一个清廉度指数,问题严重的部门会被勒令整改。另一方面,韩国总统卢武铉带头,政府、政界人士和经济界人士共同签署反腐败公约——《透明社会协约》:政府和公共部门加强监查和审计;经济界实行透明经营和严格会计制度;市民们则可充分利用纳税人诉讼制等权力进行监督和举报。
  在治理腐败和商业贿赂过程中,韩国公众和舆论对实行严格监督起到了重要作用,IBM行贿事件最初就是由媒体披露的。在IBM事件后,韩国政府意识到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是商业贿赂的源头,韩国政府就在网上最大范围地公开政府机关的各类信息,将政府采购转变为电子采购方式,接受民众的在线举报。
  在具体处理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腐败和商业贿赂事件时,韩国政府毫不手软。它们首先对量刑和罚金标准进行了规范,还规定腐败和商业贿赂事件中涉及的非法所得必须全部退回,犯罪人员不得享受赦免。
  虽然媒体和多数韩国人仍认为政府存在严重腐败行为,但经过多方努力,韩国反腐败和防止商业贿赂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透明国际2006年对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腐败指数调查,韩国列第43位,基本脱离了“严重腐败国家”之列。
  如果不采取措施坚决打击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不法行为,那么,中国多年来取得的许多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
  近期查处的一系列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案件,许多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利益输送”问题。有些官员因为收受跨国公司的贿赂,而被判处有期徒刑;有些腐败案件之所以被立案侦查,则是由于国外的反贪机构在调查公司犯罪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官员的犯罪线索后,向中国的反贪机构提供了相关信息。其实,跨国公司在中国贿赂官员的现象并非始于今日。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外的生产厂商在向中国推销高档产品的时候,往往采取小恩小惠的方式提高交易效率。如今,跨国公司的腐败行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不仅“利益输送”规模越来越大(如购置房产等),而且“输送”渠道也越来越复杂,方式越来越“市场化”。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对象正在趋于“高端化”。一些跨国公司已经不满足于与地方官员进行利益交换,近年来我国中央金融机构一些高管人员因此相继落马,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针对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输送”行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制定了有关法律,向跨国公司贿赂别国政要发出了明确的法律禁令。但一些跨国公司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把贿赂政府官员当成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利益的“有效手段”。
  跨国公司的“利益输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目标越来越长期化。一些跨国公司试图通过游说政府的某些官员,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其长远发展争取法律空间。
  尽管从目前来看,跨国公司的游说活动影响有限,但其中的“利益输送”行为却并不鲜见。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通过所谓的“制度考察”,邀请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出国旅游,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经营环境。
  凡此种种的“利益输送”,不仅扭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还破坏了中国的公平竞争环境,给中国的反腐倡廉带来了新的变数。如果不采取措施坚决打击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不法行为,那么,中国多年来取得的许多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
  在中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中,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经济犯罪被截然区分开来,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公司经济犯罪与政府官员贪污贿赂分别处理的现象。如果在查处经济犯罪的过程中,没有核实贪污贿赂犯罪线索,或者虽然发现了贪污贿赂的犯罪线索,但却没有及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那么,贪污犯罪案件就可能不了了之。所以,要想切断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链条,就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反贪污贿赂体制,建立操作透明、程序简化、规则统一的法律制度。
  目前司法体制的现状,导致了多数贪污受贿案件都只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如果能够建立统一的经济犯罪立案侦查制度,制定更加科学的刑罚制度,那么,对付跨国公司十分隐秘的“利益输送”犯罪行为,可能会更加有效。其次,应该建立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将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进行申报,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如果没有财产申报制度,跨国公司只需要在中国境内设立公司,就可巧妙地规避本国的海外贿赂法。最后,必须尽快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报告制度,让政府官员随时接受监督和调查。只有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大型企业高级主管人员报告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行为,防止跨国公司暗中进行“利益输送”。
  中国反贪机构也应建立相应的立案侦查机构,对在中国境内的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和调查,及时查处犯罪案件,堵塞跨国公司向政府官员的“利益输送”渠道。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04) ★ 前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江青“18号案”(一)★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611/1127_335_39357.shtml
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担任过毛主席“大警卫员”;熟知江青不可告人的丑史;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为保存珍贵史料,王芳回首往事,口述了《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文摘自该书。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妻子,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05) ★ 前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江青“18号案”(二)★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611/1127_335_39357.shtml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
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06) ★ 国内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令人非常焦虑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5095963.html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11月20日9时许,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6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温家宝紧接着说出了另两个在心里盘桓已久的问题。
  这是国务院7月以来继教育形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后召开的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展开。华建敏、陈至立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到2005年底,我国高校在校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实现了大众化的历史目标。
  温总理的三个问题,引起了6位校长、专家的共鸣和思考。
  “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认为,德才兼备、学术一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培养和引进并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国外一流大学正教授和终身教授。
  “我同意王校长讲的。”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建议继续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加以实施,在国家科技布局中更好地发挥高校作用;进一步制定政策,建立和完善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共同育人的新机制,共建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研究生资助体系和助学贷款体系。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大学开始,就太晚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说,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研究型大学要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伴随着幻灯片的演示,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杨福家“从国际比较角度谈创新型人才培养”,吸引了国务院领导的目光。
  从入学标准、办学体制、以学生为中心、文化内涵等四方面对比了中外教育的差异后,杨福家提出一系列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高校班级人数是要少一点。”温家宝接过话茬,“导师和学生要经常见面,才能真正发挥指导作用。但现在有的学生读几年书,和教授都说不上几句话。”
  座谈会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教育专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大家纷纷献计献策。
  “1992年前,我到高校去,都愁眉苦脸;现在去,都兴高采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说,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高教战线要聚精会神、理直气壮地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要严格教学秩序和内部管理,加大教学投入,改变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
  “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高校要从外延扩展转移到内涵提高的轨道上来。他建议实行“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宏观入手、微观发力,稳定推进“211工程”和“985工程”,积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形成多样化、分类型、分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 
  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三个小时的座谈会上,面对有备而来的专家,面对一个个精彩发言,主持会议的温家宝从始至终神情专注,认真倾听。
  11时58分,专家发言结束。
  “今天谈高等教育,大家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巩固扩招成果,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温家宝说,高等教育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要稳步发展,合理确定办学规模,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要以学生为本,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要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提高科研和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内部管理,推进校风、学风和制度建设,确保学生健康成长和校园和谐。
  温家宝说,要继续增加投入,进一步加大高校奖学金、助学金制度的实施力度,让城乡困难家庭的孩子能上大学,也能上得起大学。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高校助学贷款制度。
  温家宝说,要总结前一阶段甚至更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要解放思想,鼓励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大胆创新。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应该由学校负责,各有特色。
  座谈会结束时,会议室墙上的电子钟显示:12时09分。《人民日报》 (2006-11-28) 来源:《人民日报》▲
(07) ★ 仅具备伞降能力的空15军可能丧师辱国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3441
◆危言耸听!仅具备伞降能力的空15军必然丧师辱国!
  ◆空降兵15军到底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写作此文就当是给提个醒。
  ◆大规模伞降早就应当是上个世纪的记忆,仅具备伞降能力的空15军尤其在台海攻坚时,必然丧师辱国!

  为了论证这个结论,必须回顾历史上的空降战役。其中有三大战役特别说明问题,这就是诺曼底登陆期间的空降作战、阿纳姆战役和克里特岛战役。
◆中国空降15军野外训练
  先看诺曼底登陆中的空降作战,参战的空降部队是美军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英军第6空降师,计划空降时间为6月6日凌晨一时,而两栖部队登陆时间为6月6日六时三十分。
  美军第82空降师的任务是攻占圣曼伊格里斯,控制梅特勒河上从拉菲埃尔至薛夫杜邦之间桥梁和渡口,保障美第7军通过梅特勒河。至6月6日黄昏,82师共空降8100人,伤亡约500人,失踪约750人,集合起约2000人,占领圣曼伊格里斯和薛夫杜邦渡口,未完成师的全部任务。6月7日十七时与从海上登陆的部队会合。
  美军第101空降师计划在卡朗坦以北着陆,夺取犹他海滩后方的四条通路,控制杜佛河河上的桥梁和渡口。至6月6日黄昏,第101师共空降6800人,阵亡182人,伤557人,失踪501人,集合起2500人,夺取了海滩后面的四条通路和勒波特附近的两座桥梁,完成了师的任务,并在6日下午与美第7军的先头部队会合。
  英军第6空降师突击梯队计划在冈城东北着陆,夺取奥恩河、卡昂运河上的桥梁、渡口,摧毁德军在莫维尔的炮兵阵地。第6师共空降4800人,伤亡约550人,失踪约350人,集合约1800人,完成了师的预定任务,并于6日黄昏与英军第2集团军先头部队会合。
  四通信联络太差,指挥员无法了解部队具体情况及作战进展,只能凭个人的经验去指挥,使得师级战斗实际上成为营级的战斗,降低了空降突击的威力。
  关于诺曼底登陆期间的空降作战,基本评价是,盟军的空降在登陆的最初时间里夺取了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桥梁、海滩通路,摧毁了德军的炮兵阵地,破坏了德军防御的稳定性,牵制了德军的预备队,使德军处于被动局面,为登陆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正是这个结论误导了空降作战的推崇者。诺曼底登陆是一场力量绝对悬殊的战役,德军防线缺乏纵深给盟军的空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个条件掩盖了空降兵的两大弱点:
  ▲1.攻坚能力有限。实际上盟军的空降兵很少能夺取德军坚固防守的据点,原因就是缺乏坦克和重炮;
  ▲2.持续作战能力有限。对空降部队的补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空降部队不具备持久作战能力。这次空降作战,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在1-2天内汇合。
  再看阿纳姆战役,恰恰可以说这两点。
  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后,为尽快击败纳粹德国,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提出了“市场-花园”作战行动计划。二战期间盟军最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市场-花园”行动这一行动旨在夺取跨越莱茵河、瓦尔河等河流上的一系列重要桥梁后,从荷兰直插德国腹地,争取在1944年结束欧洲战场作战。
  1944年9月17日战役开始。美国第101空降师在费赫尔地区空降,当日夺取附近南威廉斯运河大桥并攻占宗镇,18日与地面先头部队会合,日终前攻占艾恩德霍芬。美国第82空降师在赫拉弗地区空降,当日夺取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大桥,19日与地面先头部队会合,20日日终前夺取奈梅亨附近的瓦尔河大桥。
  英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区空降,遭德军装甲兵和步兵猛烈反击,未能夺取下莱茵河大桥,被迫转入防御。该师后续梯队及21日在下莱茵河南岸空降的波兰伞兵第1旅,遭德军大量杀伤。25日夜,该师向下莱茵河南岸撤退;次日拂晓,未渡河的6000余人被俘。此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空降战役,盟军空降兵损失约14700人,德军损失3300人。
从阿纳姆战役中损失的英第1空降师就充分暴露了空降兵的弱点,难以攻坚预有准备之敌、难以维持连续几天的高强度作战!
  前两个战役是一胜一败,第三个战役克里特岛战役就是惨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为夺占希腊的克里特岛于1941年5月20日进行空降作战。具体的战况就不描述了,战役的转折就是德军的伞降部队在激战近1整天后,付出巨大的代价占领了马莱迈机场,从而使的德国运输机群可以冒着炮火向德空降兵运送补给;其后,德空军突击英舰队,击沉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击伤战列舰1艘和巡洋舰2艘,迫其撤回亚历山大港,夺取了制海权,成为战役的关键。此役德军死伤约1.4万人,损失飞机220架和大量舰船;英军损失15743人,其中亡1742人,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其他舰艇29艘被击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10余艘军舰受重创;希军1.4万人被全歼。此役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空降战役,也是迄今唯一以空降兵为主实施的进攻战役。
◆中国新型空降战车
  克里特岛战役,凸现了伞降部队攻坚能力弱、后勤补给的困难和对地面(两栖)部队的高度依赖。其实感觉德军有脱了裤子放屁的味道,如果早点发动空中战役解决英军海军,则选择更多、更从容。
  仔细审视空降兵的伞降,携带装备少,携带重装备就更少,即便是现在有了大型运输机,解决了重装备空投能力,在对手地面空中的猛烈抗击下,其困难是相当的大;现在虽然苦练低空伞降,但显然没有考虑到敌方防空火力的威胁。20世纪的空降作战以伞降为主,只能成为地面战(两栖战)的辅助,只能取巧。
  其实20世纪也不是没有给我们启示,那就是机降作战的强大威力。德军突袭埃马尔要塞、解救墨索里尼,日军偷袭冲绳的“义号作战”,以色列突袭恩培德机场,等等,全是机降作战的典范。包括德军实施的克里特岛战役,最终也是实施机降确保了胜利。
  直升机的出现给垂直打击提供了新的模式。在1982年英阿马岛作战中,英军以8000人击败战胜14000人的阿守军,用直升机实施蛙跳战术对创造这个奇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海湾战争中,美第101空中突击师以300架直升机两次蛙跳,突入伊拉克后方近500公里,实现对40万伊军的合围。这就是美英最精彩的现代垂直打击演示。
  台海之战,核心问题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在夺取两权后,两栖登陆是正兵,垂直打击是奇兵。
  台湾岛地域狭窄,现代防空兵器精度高、机动性强、覆盖区域广,对我实施垂直打击形成的巨大威胁。看着伊尔76、运八挺着大肚子在导弹如织的台海上空穿梭,真是太悬了!
台军地面工事坚固,同时很可能采取坚守要点的策略,在敌兵力、火力配系完善,未达成突然性的前提下,我攻坚难度极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台军拥有三个空骑旅,总兵力6000人,装备直升机300多架,包括60多架AH-1W和约40架OH-58D,可以对我伞降部队实施火力突袭、兵力反机降,是我垂直打击的劲敌。
  而我空15军数万官兵一旦大规模伞降,实际作战能力就和普通步兵无异,必然面临补给困难、缺乏重装备、丧失机动性、兵力无法收放等多种困难。一旦正面两栖登陆受阻,或美军干涉制空权几度易手,数万官兵无水、无粮、无弹,只能是坐以待毙。
  因此,空15军的垂直打击,必须以机降为主。有网友提出组建直升机集团军,思路是对头的。以直升机为主的机降,可以始终赋予机降部队机动能力和火力突击能力,即可独立作战也可配合正面部队。
  目前我军直升机以团的形式分散在个集团军,数量约10个团,估计直升机数量在250架到300架,型号比较杂,其中米171型约100多架,直九型约100多架,还有少量的直11型。可以把这三种机型配属给空15军,组建我们的第一只空突部队;米171可载20名战士,近百架米171可以组建一个旅规模的空突部队。如果武直十能够尽快列装就更好,武直九不仅具备很强对空、对地作战能力,而且还可以搭载4名步兵,可以作为运输和攻击双重用途。还有就是直八,如果实现量产也可以迅速扩大空突部队规模。
  总体来说,空15军面对的是21世纪的战场,20世纪的空降战例,实际上就给出了我们如何在新世纪实施垂直打击的提示,可不能不详察其精髓呀!
  空15军的将士,的确要有破釜沉舟、赴汤蹈火的勇气,而他们的决策层一定要考虑的多一点!还是那句话,不换思想就换人!▲ ( 作者 阿道夫二世 )
(08) ★ 五角大楼耗资2100万美元打击中国北斗计划 ★
http://milchina.com/Get/shijiejunqing/193434731.htm
中国军事网 www.milchina.com 2006-11-26:新近出版的美国《国防与空间技术》报道中国可能在今后与南非政府加强军事合作,建立用来生产“战术无人侦察技术”的系统化合作。
这计划包含了中国目前新近在航空展览上推出的3种小型化无人机计划。一旦中国与南非达成了这种初步的双边军事贸易合作,那么南非政府势必要根据这种无人机的须要的,将首先成为中国自主打造的“北斗”GPS接受系统的首批用户。那么。前期对于打击中国“北斗”计划而耗资2100万美元的CIA与五角大楼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中国“北斗”计划旨在完善建立一个多功能,多层面,多角度的空天联合指挥发送接受导航系统。一旦这个技术得以实施,那么作为华盛顿最后一个可以主力制约中国的技术手段,也就失去了他的意义。
因此CIA不惜动用了多方面资源,从技术树立论点上,国际战略关系上,给予中国这个计划最强大的打击与封堵。使其不能最终实现。但是,就在今天,巴基斯坦军方表示了也十分愿意成为,另外一个亚洲首批用户。那么CIA调动的大批对华内部宣传与动作,华盛顿可能再一次作为“可笑的政治实验了”。
综上所述,南非开始进入对华关系快速发展时期。与以前的南非白人政府不同。以前南非是非洲的最大的一个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长年来它与台湾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是当时台湾当局结识的最大的“外交”国家。而后期随着白人政权倒台。南非重新回到务实的国际交往策略中。
为此出现了今天两国军工扩大合作机会,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台独分裂主义分子,所谓的“国家独立”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了“死水”无谓的拖延,执意的武力的对抗,只能更加加重台湾人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更加会出现杨科利那样的“质问”丑闻。更加会失去民心。▲
(09) ★“中国智慧”化解中印“刀光剑影”★
http://milchina.com/Get/pinglun/101825157.htm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主席11月20日至23日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访印,也是中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中印双方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在访问前夕,在双方特别需要营造友好气氛的时候,印度却不同寻常地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众所周知,中印之间,尽管存在社会制度及意识状态的不同、国家主体战略及发展模式的不同,但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而偏偏就是这个双方最敏感的问题,恰恰就在胡锦涛的到访将为中印关系提高到前所未有水平的历史性时刻,却洪水般地爆发出来并带来了世界外交史上罕有的极不和谐的音符。
这里先回放一下这几只“罕有的极不和谐的音符”。据西方媒体报道,印度在本月初曾提议两国先就边界争议等议题进行一次特别部长级的会谈,原计划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9日会面。但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印方抱怨中方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取消了原定的会谈。由于举行会谈和取消会谈都是印方建议的,本不是很重大的事,但印方却表现出极大的不满。13日,印度一家电视台在采访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时,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孙玉玺再次重申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以我们的立场来看,整个阿鲁纳恰尔邦都是中国的领土,达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对整个阿鲁纳恰尔邦都拥有主权。”可是没想到由此引发了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外长慕克吉随即反驳孙玉玺的言论,声称“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鲁纳恰尔邦首长更是愤怒地要求北京召回孙玉玺,同时印方又以“中方态度强硬”取消一个原定于16日举行的讨论两国边境问题的特别部长级会晤。而印度媒体更是以“中印边界争端”话题的大规模报道推波助澜,一些媒体开始发出很不冷静的声音。据印方外交人士表示,中方拒绝在胡锦涛访印期间讨论边境问题,使印方颇为失望,认为如此一来,胡锦涛之行毫无实质意义可言。
人们不得不为胡锦涛的印度之行捏一把汗,尤其在印度国内政府高层及媒体就“中印边界争端”的争论罕见地愈演愈烈的时候,尤其在加拿大总理哈珀因以人权问题指责中国而在APEC峰会被北京把两国首脑正式会晤降为“仅给15分钟”非正式会晤的时候,尽管我们在11月16日《东亚新的角力》中“自我安慰”的评述: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是为胡锦涛的访问增添了“智慧的花絮”,让印度当面倾听中国领袖的诚意,何尝不妥?
显然,这是某些“聪明”的印度官员抠出的“鬼点子”。这些印度官员十分了解中国人喜欢搞一些喜气洋洋的“面子工程”,以为在胡锦涛访印前夕及期间顺着中国人希望营造之“喜气”,在边境问题上摸中国人“易于让步”之瓜,从而达到渔中国人“友好”之利。
新德里想得确实美妙!总以为北京与俄罗斯、阿富汗、越南等国“三七二十一”就解决了边境问题,中印之间也只是“克隆”而已。其实,新德里对中国确实了解太少了,就好象当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前对中国缺乏了解一样,当今世界最精于“现代拿来主义”的“克隆大师”中国人,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如同北京处理东海问题与处理南海问题截然不同的一样,北京在处理中印边境问题也不会仿效其它边境问题一样“快餐式”。
美国人被迫无奈地拿着“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来给印度送大礼,但也想让中国人拿着领土和主权来给印度作人情,新德里未免也太夜郎自大了。
北京无疑十分重视中印边境问题的彻底解决,但压根就没想过为营造“中印最好时期”以此给新德里“胡萝卜”。北京对印度的战略应该有两套方案:第一个是在平等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在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与印度全面合作共同发展,跟美日血拼经济,抢占印度市场;第二个是在得不到新德里信任和配合的情况下,避开美日锋芒,维持友好关系,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印度周边国家尤其巴基斯坦方向。
正是早已成竹在胸,面对“中印边界争端”这一影响两国互信因素的话题,胡锦涛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智慧”。胡锦涛21日在与印度总理辛格会谈时表示,同印度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和战略决策,绝非权宜之计。中方欢迎印度发展,印度的发展对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方把印度视为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把中印关系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所谓“绝非权宜之计”,就是说北京并不只是为了一个边境问题而忽视了双方更重要的合作与发展战略问题,既然“印度的发展对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那么边境问题就是“好邻居和好伙伴”必然需要相互尊重和耐心解决。
正是通过我们所说的“当面倾听中国领袖的诚意”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辛格为此作出了新的决定。辛格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胡主席和我一致认为,印度和中国共同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辛格说:“要想成为好邻居和好伙伴,从而实现互利,双方必须在互相支持的同时,敏感对待对方所关心的问题和怀有的希望。以这样的态度,两国共同发展就有足够的空间。”中印首脑会谈中还表示,将在2007年10月前成立专门小组,尽快解决边境问题。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继续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显然,两国边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印度希望的“现在”而是中国愿意的“未来”。十分有趣的是,胡锦涛并没有正面提及“中印边界争端”话题,而是以中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这一“智慧的花絮”,从而在辛格认同的友好气氛中,成功地化解了“中印边界争端”话题所带来“刀光剑影”的访问危机。▲
(10) ★ 日本钟情于“沙漠中的绿洲” ★
http://milchina.com/Get/pinglun/101825157.htm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22日在新德里印度科学宫就中印关系和中国发展道路发表重要演讲。胡锦涛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发展。胡锦涛为此提出5项建议。其中:
▲第一,增强政治互信,巩固两国关系基础。双方应该高瞻远瞩,洞察历史潮流,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握两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
▲第二,深化经贸合作,充实两国关系内涵。积极推动贸易多样化,争取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在信息技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培育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
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目前中印两国的贸易额已从1990年的2.6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87.0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达30%左右,预计今年双边贸易额将突破200亿美元,提前两年实现中印政府2005年签署的相关声明中“拟在2008年前实现双边贸易额达200亿美元”的目标。印度已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次胡锦涛提出争取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并促进双向投资,这一贸易前景带来的巨大诱惑确实令新德里难以抗拒。但人们应该注意到,真正获利丰厚和受惠长远的在于投资,而目前中国在印度的投资规模却还不如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资产。据印度政府称,从1991年8月到2005年10月从中国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资总额为203万美元(中国的统计约为4735万美元),但是,考虑到印度同期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为362亿美元,这一数额是微不足道的。而印度对中国的投资相对高了不少,约为13亿美元。
不容忽视的是,人们不时看到诸如华为、和记黄埔等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计划和项目屡屡受阻或受挫,最近印度又以设立禁飞区阻挠所谓“有军方背景”的中国民航企业长城航空公司扩大在印业务。其实这种军民产品兼顾的企业在全球非常普遍,像美国波音、日本三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等都是这种情况。印度政府最近正在制定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中国将首次被列入“外国直接投资存在安全风险的国家”名单。
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胡锦涛在提出的五项建议中把“增强政治互信,巩固两国关系基础”放在第一位。众所周知的边境战争及领土问题等历史原因,中印至今仍然还没解开“政治互信”这个结,因而双方也似乎看不到进入各自都垂涎于对方市场的“绿灯”。对于早已具备海外投资实力尤其是希望进入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的中国企业来说,当然也渴求象西方企业一样在印度畅通无阻。
一直关注我们评论的读者应该没有忘记,我们曾在今年1月7日《中日“恋曲2006”》中这样预言:东海在一定时期内即使“暗流汹涌”,但在小泉的任期内也许掀不起“千重浪”,不一定成为“中日战争”第一个战役可能的爆发点,我们认为“中日战争”第一个战役是没有硝烟的“对决印度”。
现在人们正在看到,印度不但已经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海外援助资金”的最大接收者,而且为日本在投资、金融甚至军事领域大开绿灯,更为甚者,安倍新内阁决意在印度跟中国乃至美国“决一死战”。安倍在其《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表示,“如果在另一个十年日印关系超过日美和日中关系,这并不奇怪。”他认为,“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日本无限钟情的最后一块“沙漠中的绿洲”。只要占据了这块绿洲的半壁江山,把更多的资本投向印度及越南,并为日资撤离中国找到一个绝好的退路,这样日本在经济上就能够减少甚至摆脱对中国的过分依赖,从而在军事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战略。
胸怀“万世谋略”的胡锦涛不能看不透日美的“狼子野心”,此次“南巡”决非“某君到此一游”。当西方分析家认为胡锦涛只是完成了原定访问程序的象征意义而无所新斩获的时候,胡锦涛在“南巡”途中已经勾勒出了下一个“南亚新战役”的路线图,而“印巴调和论”及“争取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只是新战役的两个“新兴奋点”。
中国有人总是强调印度的优势仅仅在于软件信息业,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全球最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龙头产业,给印度带来了连续数年GDP稳定的高速增长,而且印度其它潜力还没完全挖掘出来。当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又有谁预知中国自己到底有多少方面的潜力?当年中国在津津乐道于中越边境战争的时候,可曾预知如今越南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绝不亚于中国和印度,所以我们在3月17日《中日战争“椰风挡不住”》中就曾经为印度“高唱颂歌”: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的“大笨象”已经默默地势不可挡地赶上来了,并且已经成了世界列强(包括自以为是的中国)人气最旺的“大众情人”。
如果中国还在为自己GDP始终高速增长而沾沾自喜却又找不到贫富差距的原因所困惑的话,不出五年,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及“世界市场”的优势将不可避免地让位给后来居上的印度。理由十分简单,世界列强对“东方巨龙”是“敢泡而不敢亲”,但对“南亚大象”绝对是“大众情人”般的肆无忌惮。中国应该成为“大众情人”的最有力的竞争者,胡锦涛此次“南巡”决非走马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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