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提要：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撰文分析，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坚定官兵为祖国统一而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战的意志。

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赵可铭在最新一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解放军要“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保证全军官兵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赵可铭尤其在文中强调，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是解放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赵可铭上将今年2月间曾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撰文，强调面对新世纪新形势，中国军队要大力建设武德文化、阳刚文化。

赵可铭在《求是》杂志文章中强调，解放军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各项准备工作抓紧抓好，随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捍卫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

文章强调，要增强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密切关注国家安全环境和台海形势变化，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坚持不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各项准备工作抓紧抓好，随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捍卫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要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从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上解决影响制约我军建设发展的问题，真正把切实提高战斗力作为开展工作、使用资源的聚焦点，使军队的一切工作和资源都真正起到促进战斗力增长的实际效用，用战斗力的全面跃升构筑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

文章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根本要求。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是解放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文章指出，要加强经常性战备工作，调整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拓展对外军事交流，积极参与维和、反恐、防核扩散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展联合军演，为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促进和谐世界建设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应对突发事件，加强应急体系建设，提高维护社会稳定、边境安全稳定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解放军四总部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号召全军“响应胡主席的号召”，大力开展军队作风建设。中央军委的三名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和徐才厚悉数到会，要求军队“按照胡主席的要求”，发扬解放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全面落实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0：近日频繁传出泄密事件的台湾军方日前又发现一例，台湾军方一份提交核定的《老化主战装备现状表》经查证，与军方早前公开记者会内容相同，且已公布于网站，任何人均可浏览。近期繁重的演习计划，使得台湾军方乱成一片。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军方于10日举行记者会，说明军队老旧装备问题，民进党立委沈发惠想要深入了解情况，于是要求军方提供资料，军方18日慎重派员亲自送达，然而所谓的“机密”文件却是早已公开的内容。

　　这份“机密”文件由台军参谋本部情报次长室拟定，并层层上报，经情报次长、副参谋总长、谋总长霍守业上将，最后由李杰亲自批示。由于台军近日演练任务繁重，先是玉山兵推，接着又是汉光演习，军方高层相当忙碌，这份保密十年的“机密公文”，在台湾的国防部转了好几天，总算大功告成。

　　台湾军方所送交的文件图表，第一页直接打上一行大字，“机密，本件属国家机密亦属军事机密，保密至民国106年4月13日，解除密等”。文件还有浮水印编号“01”字样，军方慎重其事，以便所谓的“机密文件”一旦泄露，可循线追查泄密者。

　　详细比对这份老旧装备的“机密文件”，与早前记者会公开内容的差别，在于所谓的“妥善率现况”，这项说明是先前没有公开的内容。问题是，机密文件中，一是没有载明各项老旧装备的妥善率数据，仅以“装备具有翻修能量，目前零件获得管道畅通，可维持装备妥善”简略文字，一语带过。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

　　然而一份早已公开的文件何以变为保密十年的“机密文件”？台湾的国防部长李杰如今要确定的是，他亲自批示的原件，是否与立委获得的文件一样。如果一样的话，这种毫无机密的公文，而且早已公开的资料，却被核定为机密，就证明李杰管的实在太繁杂了，这些事情明明是一个少将或上校便能决定。如果李杰批的原件，与送交的立委的“机密文件”内容不同，那问题就更大。它意味着李杰决定把所有老旧装备的妥善率真实数据告诉国会，部属却擅自违令，把李杰批示的公文，自行“改版”，并拿掉一些自认机密的数据，再送到立委手中。台湾军方目前正在对“机密”事件进行调查。 ▲

2007年04月20日：吴德（1913－1995），原名李春华，河北丰润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戌区第一政治
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吴德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50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