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不道德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尤其是当时的普遍贫穷，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发生了“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更不用说，除非又发生长时间的革命，今天的中国要回到那个时代实际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他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单靠市场也不能建立道德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道德的途径。市场化在通过遏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它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观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的道德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既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道德的转型成为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的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也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毛泽东，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就会解体。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滥用还是权力的滥用，都和政治权力有关。首先是政治权力导致了滥用市场。中国的早期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从而是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私有化运动。当然，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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